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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防御系危安，蔣公運籌有定見； 岡村擊敗張發奎，打破武漢外圍線。 話說歷史名城九江，坐落在長江南岸，位于從安慶到武漢這段長江的向南彎曲處，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自不待多言。 還在6月中旬，國民党統帥部就在“對武漢附近作戰之意見”中指出：“武漢已為我抗戰之政治經濟及資源之中樞，故其得失關系至巨。惟武漢三鎮之不易守，而武漢近郊尤以江北方面之無險可守盡人而知，更以中隔大江外雜湖沼，尤非可久戰之地，故欲确保武漢則應東守宿松、鄱陽湖，北扼雙門關、大胜關、武胜關諸險，依大別山脈以拒敵軍，并与平漢北段之積极行動相呼應。若敵懸軍深入則可臨机予以各個擊破，或在大別山預為隱伏待其深入，出奇兵以腰擊之。如此方可制胜，方可以确保武漢。否則据三鎮而守，于近郊而戰，則武漢對我經濟資源上之重要性已失，所保者，僅此一片焦土而已，且受敵之包圍，則勢如瓮中之鱉，固守南京之教訓實殷鑒之不遠，故欲确保武漢并始終保持武漢為我政治經濟資源之中樞，則應戰于武漢之遠方，守武漢而不戰于武漢為上策……” 根据當時的情況，應當說國民党統帥部的作戰意見是正确的。它的主旨就是“應戰于武漢之遠方，守武漢而不戰于武漢”，即在武漢的外圍遠方抗擊日軍。 鄱陽湖畔的九江城，正是武漢以東外圍防線上的一個要點。對此，岡村的心里是清楚的。 九江防區歸中國第9戰區第2兵團總司令張發奎將軍管轄。他深知九江對于武漢會戰的重要性，7月10日他匆匆离開武漢，14日抵達瑞昌，15日到達九江。他的兵團原在鄂東待命，這次繼續東移至江西九江据守，當時部隊雖已經陸續到達指定位置，但陣地构筑，后方設施及地方戰時組織，尚未就緒。張發奎分別召集會議，親自部署并巡視指導，嚴令部下做好迎擊日軍進攻的准備。 張發奎，字向華，1896年生于廣東省始興縣。早年就學于武昌陸軍預備學堂，參加過辛亥革命。1921年，他是孫中山廣州大本營警衛團第3營營長。北伐開始后，他作為師長，率部參加攻打汀泅橋、賀胜橋等重大戰役，有“鐵軍英雄”之譽。當時，葉挺就是他手下的團長。后來發動八一南昌起義的賀龍所部及葉劍英等人，也都曾隸屬于他的部下。 作為粵籍將領，他与蔣介石關系不睦，并參加過武力討蔣，但在“九一八事變”之后，張發奎在南京面見蔣介石，告其“今后中國的出路，唯有抗戰之一途”。蔣當即口頭答應，并許他“日后抗戰充先鋒”。 “七七事變”爆發后，張發奎義憤填膺，表示：“如果這次再不能對日作戰，那么我就入山為僧，今后永不問世事！” “八一三淞滬會戰”開始后，張發奎任右翼軍總司令，1937年9月16日，他指揮部隊与登陸的日軍展開血戰，擊傷日海軍旗艦“出云”號，他的炮兵曾有“神炮”之美稱。在淞滬抗戰最困難的時候，他仍表示：“誓流最后一滴血，盡最后一分力，死守下去！” 如今，日軍又即將進攻他的部隊負責防守的九江，這位當年的“鐵軍英雄”會怎樣表現呢？ 來九江防守之前，張發奎知道岡村宁次從東北調來就任第11軍司令官，指揮的第一仗就是攻九江，肯定要格外地瘋狂。所以，他曾向蔣介石報過一個方案，內稱：為免早期被敵突破登陸成功，影響以后作戰，我兵團擬以第4軍、第70軍及第60師為預備隊，分置于馬回岭、瑞昌、妙智舖等九江側后地帶，以便支援第一線作戰，并預定以黃老門東西之線為第二線預備陣地，以便狀況不利時行逐次抵抗。 蔣介石見報怒目：“張向華未戰已有輕棄九江之念，此斷然有悖全線防御計划。”當即否決了此案，并交待張發奎：九江必須死守，決不能讓日軍攻陷。 張發奎感到壓力很大。作為一名戰將，他非常清楚九江乃武漢門戶，九江不守，全線影響极大。可外界輿論眾口一辭：九江外圍地形對守軍有利，守住九江應無太大問題。外界輿論越這么說，他越覺得壓力大，心里越有气。老實說，他對守住九江沒什么把握。九江外圍雖說江、湖地障對防御者有利，但這只是對舊式戰爭而言。如今他既無炮艦，又無戰机支援，江、湖只能限制自己。而岡村的部隊沿江、湖可以隨意登陸，他為此還得處處設防、分散兵力。外界輿論的樂觀估計和自己使命的艱難使他坐臥不安，戰斗還未打響，他的心就有些發虛了。 對張發奎的名字，岡村并不陌生；對九江，他也是熟悉的。1926年秋，北伐軍的張發奎部隊在九江、南昌一帶与軍閥孫傳芳作戰，他當時正以軍事顧問的身分呆在孫傳芳的九江前線司令部里。那次，孫傳芳讓張發奎部隊打得節節敗退，岡村見勢不妙帶著偷到的華中地區軍用地形圖，化裝坐小木船登上日本軍艦，才撿回了性命。這次會戰他要打的首仗，就又碰上了張發奎，心想此人不可小瞧。 岡村預定進攻九江的先頭部隊為波田支隊、后續部隊為松浦淳六郎中將率領的第106師團，進攻時間為6月23日。 波田支隊的實力相當于日軍的一個旅團，但支隊長波田重一的軍銜卻比一般旅團長的少將銜高一級，是個中將。該支隊的官兵多為台灣青年，适應亞熱帶气候，日軍大本營把它從台灣調來，旨在讓它在酷熱條件下進行武漢會戰發揮作用。而該支隊也沒有辜負日軍頭目的希望，連連攻下了安慶、馬場等要點，其強悍、拼死精神毫不亞于日本的本土官兵。甲午戰爭后，中國戰敗被迫將寶島台灣割給日本，台灣成了日本的“領土”，台灣人成了天皇的“臣民”，許多台灣人在日本當局推行的“日本化”過程中還起了日本名字，侵華戰爭中的日本軍隊有不少台灣籍官兵。 7月20日，岡村將自己的戰斗指揮所設在彭澤。22日，為了更靠前抵近指揮作戰，他又將戰斗指揮所向前推進到湖口。“結果，我這軍司令官的位置，竟處于最前線的步哨線上——湖口的石鐘山下，這是很特殊的情況。當天曾有一位舊識海軍軍官來找我，他根据常識判斷軍司令官的所在地不在安慶就在彭澤，但找來找去一直找到最前線才得相見，甚為惊訝。石鐘山是鄱陽湖水人長江處的小山，山上有座幽雅的寺院，据稱此處風光甲長江，由這里觀察敵情、地形甚為爽快。” 7月22日晚，長江及鄱陽湖水面上，天空陰沉昏暗，雨前的勁風刮起來了。九江城內第2兵團指揮部里，張發奎將軍有些心神不宁。他總有种預感，這樣的天气，也正是日軍偷襲的時机。他吩咐部下：“今天天气不好，馬上通知九江各岸口，尤其姑塘守軍預11師加強戒備，決不能疏忽。” 23日零時，半夜的風更大了。鄱陽湖面，狂風掠過，掀起陣陣巨浪。大風的呼嘯聲、湖水的拍打聲，淹沒了數十艘正向姑塘扑來的日軍登陸艇的馬達聲。波田支隊冒著瓢潑大雨，已經偷偷抵進到距姑塘登陸地千余米處。 就在中國守軍發現這一意外敵情的那一刻，湖中鞋山小島上日軍炮火扑天蓋地地向姑塘守軍陣地飛來。團團火球映紅了姑塘黑漆漆的夜空。 日登陸艇向岸邊沖來。預11師官兵竭力抵抗，擊沉敵艇10余艘，激戰3小時后，波田支隊登陸成功。張發奎得到報告后，急令預11師預備隊向登陸之敵反擊，同時馬上命令第15師、第118師增援，務必于拂曉前將登陸的波田支隊赶下湖去。 天漸漸發亮，張發奎戰前的憂慮這時成了現實擺在他面前。日軍几十架次的戰机在天空盤旋，轟炸掃射。地面和水面上，鞋山島日軍炮陣地及長江上日軍艦炮把成千上万的炮彈射向中國援軍。這是一次真正的立体進攻戰，增援的第15師和第118師被壓在通往姑塘坑坑洼洼的道路上，根本靠不了前。預11師的預備隊雖靠近灘頭，但兵少力孤、裝備又差，几次反擊逆襲都被波田支隊打了回來。盡管張發奎在九江城跳腳大罵，但增援部隊就是上不去。23日激戰一天，24日，岡村令第106師團進入站塘，協助波田支隊，使占領姑塘的日軍兵力更加充實。 25日白天一整天，張發奎又調集了4個師的兵力向姑塘方向反擊，但血肉之軀還是沒能頂住日軍的飛机、大炮，4個師損失慘重，反擊失敗。 武漢，最高統帥部。蔣介石聞知姑塘的情況后，生怕張發奎自作主張，放棄第一線陣地，當下給張發奎和第2兵團所隸屬的9戰區司令長官陳誠上將各去一電，再次明示：九江一線陣地必須固守。 還是在25日這一天，姑塘之急未解，九江又被日軍突破。日第106師團和波田支隊趁挫敗中國軍隊反擊姑塘之胜勢，立即會攻九江。攻擊前，日轟炸机先對九江城防陣地濫炸，九江街市一片火海。駐守九江城內的李玉堂部頑強阻敵，但仍未擋住。25日晚，日軍蜂擁入城，敵我雙方展開激烈巷戰，遺尸累累。 張發奎這時只有兩條路可走，要么拼著全部兵力孤注一擲与敵死戰，要么退守第二線陣地逐次抵抗。以他的想法，明智些早就撤至第二線陣地了，可最高統帥要他堅決固守，不惜全員王碎。蔣介石從武漢會戰的戰略全局考慮，守住九江城是對的，但具体到九江一地的仗怎么打法，卻不甚高明。中共領導人周恩來曾這樣評价蔣：他在戰略方面的指導才能，优于他對一個具体戰役上的指揮、指導。可這位最高統帥的一貫作風，偏偏又總是愛插手下面的事，有時甚至要過問一個師的作戰部署，實在太累，還總是适得其反。張發奎与蔣打過多年交道，深知他的脾气，撤退還是固守死戰？決心難下。他擔心這時撤走，蔣委員長會怎么說？尤其他手下號稱“鐵軍”的第4軍還沒使用，而這個軍又与他從北伐戰爭時就有長久的歷史關系，是他的起家老本。不撤吧，部隊打光了，九江恐怕還是個丟。思前想后，他咬著牙，一拳砸向桌子：“撤他媽的，天大的事老子頂著！” 26日晚，張發奎率第2兵團全線后撤，向牛頭山、金官橋、十里山等陣地轉進。九江陷落，同時，長江對岸的江防要地小池口也被日軍占領。 不管怎么說，張發奎打的這一仗是失敗了。九江被岡村宁次拿下，標志著日軍沖開了武漢外圍中國軍隊的一線防御。 再說坐陣武漢的蔣介石，听說九江失守，气得在軍委會上痛罵張發奎：“張向華緊要關頭心存私心。他把第4軍藏在后面為什么不用？為什么不用？什么‘鐵軍英雄’、什么‘抗戰先鋒’，統統是假的。這是他公然抗命，目無軍紀！目無軍令！” 參加會議的總參謀長何應欽想替張發奎圓通：“委員長，張向華放置第4軍不用，也許是見大局難以挽回，怕被日軍纏住脫不開身。如今全軍安然撤至第二陣地，結局也還說得過去。不如給他個机會，讓他在金官橋一線阻滯敵人，挽回影響。” 蔣介石對兩廣將領素無好感，對其中有私心之嫌者更不能容忍，他不同意何應欽的處理意見：“失去九江，不啻給進攻武漢之敵一個立足點，對此目無統帥固守命令的將領，決不能再放在前線。”不久，岡村宁次籌划南潯攻勢，蔣介石今薛岳、吳奇偉主持南3尋線戰事，讓張發奎坐了冷板凳。 其實，九江丟失，張發奎也十分痛心。1938年8月7日，他在總結九江失利的原因時說道：“一是交通線破坏太早，陣地未能預先完成；二是運輸不良，兵站設施欠缺，在九江附近我軍部隊將近10万，因糧彈之補給，傷兵之后送，均無法實施，士兵枵腹應戰，傷兵呻吟道左，作戰精神，頓形頹喪；三是軍紀不良，民眾逃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時，因運輸困難，沿途鳴槍拉夫，搜尋給養，不肖者且強奸擄掠，軍行所至，村舍為墟，滿目荒涼，殆絕人跡，民眾既失同情之心，軍隊且無亂愾之气。如此而欲其奮勇殺敵，自不可能；四是聯絡不确，未能協同；五是警戒疏忽；六是將領間缺乏自信心，中下級干部多無掌握部下之能力……” 但是，他對蔣介石的處罰也一直耿耿于怀。很久以后，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變相撤職對我來說，是一件可恥的事情，也是8年抗戰中一件最悲痛而遺憾的事。……九江附近之撤退，我當時乃根据當面敵情，我軍狀況所下達之決心，不幸為蔣先生誤以為我有保存第4軍實力之嫌。實則我不僅對九江之戰役毫無私見，即全抗日期間所有大小戰役之過程中，莫不兢兢業業地為國家全民利益著想，從未將私人利益的意念夾雜其間。固然，第4軍与我有悠久的歷史關系，遠在北伐時，我首任該軍軍長，在指導作戰時，任何配署我指揮之部隊只尋求如何去部署完成任務，絕無衡量自己与其他部隊之深淺關系，以保存自己實力之行為。假如有這种自私行為，第4軍番號早就淘汰，哪有‘鐵軍’之輝煌綽號見稱于國人呢？九江戰役后，未詳細調查，即以‘張總司令發奎即行調回’的命令變相撤職。我對職位視同敝屣，毫不足惜，但我是高級指揮官，有辱我的尊嚴，至為難堪。……退一步說，蔣先生當時越級處分，實欠考慮。如我有錯，應由我的上級陳辭修（誠）將軍處理，但蔣先生并未查明亦未接到我的上級呈報，就徑自越級干涉，這是他常犯的毛病……” 武漢會戰結束后，張發奎才被調到別的戰場指揮戰斗，他打過胜仗，也打過敗仗，總的來說在抗日戰爭中，他是盡了力的。后話不提。 7月26日，日軍完全占領了九江城，岡村宁次如愿以償，首仗成功。不過，岡村部隊入城后，正赶上當地流行霍亂，他派防疫人員即刻調查，“調查結果，此次霍亂起源于市內東南部的井水，雖不能斷定是否有人把霍亂菌投入井中，但据當時傳說很可能是敵軍撤退戰術的一環”。 他的這种捕風捉影的“調查結果”，當然是對中國軍隊的栽贓誣陷。實際上，在整個武漢會戰過程中，倒是日方違反1925年日內瓦協議書和國際法，多次悍然使用過毒气武器。据日方記錄，會戰中日軍使用毒气達375次，發射毒气炮彈4万發以上。 日軍拿下九江后，就計划將這座長江上的重要港口城市作為它的集結根据地，江南日軍主力溯江西上，人員、物資都要在此上陸，往南進攻也需以此為后勤補給基地，如果霍亂蔓延，日第11軍作戰就可能受挫。因此，岡村党得對這一情況不可掉以輕心。所以，“我軍占領九江后，我下達的第一項命令，就是‘全軍定要消滅九江霍亂’，并立即派出以軍參謀長為首的有關參謀、各部部員攜帶所需物資前往現場。按照常規，這种命令應由后勤課幕僚負責發布，但這次是在作戰課由我起草，并在命令編號上冠以‘作（戰）命（令）’字樣。日后听說此事傳到國內，被軍醫學校和軍需學校當作教材示例，廣為宣傳”。 在岡村的“全軍定要消滅九江霍亂”命令的實施過程中，九江城內大批染病或被日本軍醫指定認為有染病嫌疑的中國老百姓，再遭涂炭，被日軍屠殺、焚尸。 占領九江后不久，竄到江北的第6師團又于8月2日占領了黃梅。不過，事后卻引發了岡村与該師團一次不大不小的風波。 第6師團原屬華中派遣軍直轄，該師團自恃曾首先攻入中國首都南京城，并在那里大量屠殺中國軍民“弘揚皇軍威力”有功，驕橫不可一世。隸屬于第11軍序列后，它又是該軍的主力師團，對誰也不怎么買帳。本來在8月2日晚，岡村收到該師團占領黃梅的電報后，立即以軍司令官名義用急電向其師團長稻葉中將拍去了“賀電”，豈料“數天后，通過聯絡飛机的吊筒（与無机場的司令部相互傳遞信件用的權宜辦法）收到該師團作戰主任參謀秋永的信函。信中大意為：‘歷盡艱辛，不惜犧牲，完成占領黃梅使命，軍司令部竟無任何反應，是何道理？’以尖銳詞句發泄了憤懣情緒”。矛頭自然是指向軍司令官岡村宁次。 一貫注意籠絡部屬的岡村，“感到好像挨了當頭一棒。我雖然想盡力使部屬滿意，但初臨戰場就犯如此大錯，深感慚愧”。于是，他立即叫來兩名報務軍官詢問，查明了此次失誤的原因：“原來是進軍九江以后，無線電報劇增，其中大部分是‘特急電’，盡管譯電員徹夜不眠，酷暑之下努力工作，但總也處理不完，直到現在仍積壓近70份待譯電文。這樣，發給第6師團長的電文還需等待數日。据說，報務軍官按輕重緩急先處理的，大部分是兵器部与上級司令部之間，關于將發來的物資分存后方各地的照會和答复收到武器、零件件數的電報。結果給組建不久的軍司令部的協調及監督指導造成困難，我的祝賀電，也被認為是不甚緊急而稍候處理。”盡管查清了原因，岡村覺得對下級發泄憤懣情緒，要有虛怀若谷的風度，大將肚里能撐船不必与之斤斤計較，然后，“我复函秋永參謀，避免采用辯解之詞（盡管不無原因），對軍司令部的過失，再三表示歉意。此事雖与作戰無關，但為汲取教訓，將經過情況告之軍參謀長，他完全同意我的處理，并表示今后要密切調整司令部的報務与各部的業務”。 岡村這次攻取九江，得到了海、空軍的密切配合。這兩個軍种須協助第11軍作戰，雖是大本營的命令，但具体運作起來也要有融洽的關系。他“鑒于中國事變爆發后陸海軍曾因占領青島問題發生丑惡爭執，或爭先搶占城鎮，以及因空軍誤炸友軍引起抗議和憤懣等事例，時常教導部下：‘應以武士道精神對待友鄰部隊及配合作戰的空軍、海軍’”。當他的部隊為占領九江，越過鄱陽湖進行登陸作戰時，也曾遭到海軍航空隊飛机的誤炸，死傷70余人。在判明事件責任真象之前，岡村認為宜冷靜、不向對方妄提交涉和抗議。不久，他派人查清原來是波田支隊的步兵擺弄繳獲的小炮時，擊發了裝在炮膛里的炮彈飛向了第106師團，巡航的日机見地面火光，以為是中國炮兵在射擊，便進行一通俯沖轟炸。知此情況后，岡村立即复電海軍航空隊：“事故原因在我方，感謝航空戰士勇敢行動。” 看來，此人确實能夠注意与上下左右搞好關系，這也是他在日軍中不斷獲得擢升、晉級的因素之一。前面提到的那個不知深淺責怪上司的秋水，說來也有意思，他竟是岡村宁次在陸軍士官學校第16期學習時的同期同學！到參加這次武漢會戰的1938年，秋永才是岡村屬下一個師團的作戰課中佐銜主任參謀，而岡村已是指揮好几個師團10來万人的中將軍司令官了，兩人的仕途差距竟如此之大。只是到日本投降的前几個月，大本營遍施恩惠、突擊加官晉銜，弄得日本的將軍滿街走，秋永才終于撈到了個少將的肩章戴一戴。不過，這時“皇軍”已快要投降、散伙了。閒話不提。 奪取了九江，沖破了中國軍隊的外圍防線，下一步先打哪里？岡村不愧是日軍中一張唱大戲的頭牌角色，他盤算：占据九江后，直接向西猛攻，取捷徑進攻武漢，雖然可能會很快拿下這座城市，但殲滅不了多少中國軍隊，打仗的主要目的在于消滅對方的有生力量，這也是大本營交給他的任務。再說，在他側后方有中國重兵集團，他前面的部隊能否穩穩當當地攻下武漢是個疑問，暫時攻下了也不一定能站得穩。根据蔣介石“守武漢而不戰于武漢”的方針，中國軍隊的主力大都部署于距武漢城一二百公里之外，岡村要尋殲中國軍隊，還得要先在外圍打。 先拿誰開刀呢？岡村盯住了薛岳。他計划，自湖口、九江南下，攻占德安、南昌，得手后再西趨長沙，截斷粵漢鐵路，對武漢形成戰略大包圍。此舉不但能消除日軍側后方左翼薛岳數十個師的威脅，而且從戰略上先求截斷武漢退路，徹底動搖中國守軍意志，求得最終奪取武漢、殲滅中國重兵集團的目的。 這一戰略惡招果然還未實施就起了作用。蔣介石看出了岡村的陰險，為避免南京慘案在武漢重演，也減輕軍委會負擔，蔣介石定下了疏散撤退的決心。8月3日，武漢衛戍總司令部政治部發表文告，勸導武漢民眾疏散。次日，國民党湖北省党部發表《為疏散武漢人口勸告民眾書》，要求市民百姓和除軍委會外的政府其他机關從速撤离。一時間，武漢三鎮人心惶惶，一股新的潰潮泛起。 得知把武漢鬧得人慌馬亂，岡村宁次猙獰一笑：這正是本軍發動南3尋線作戰的大好時机。 此時，南潯線中國軍隊的總指揮是薛岳將軍。張發奎是他的老上司，張被變相撤職卸任后，使長江南岸的戰事更多地落在了他的肩上，他所指揮調動的部隊，也陡然增加了好几個軍，這使他一時信心大增。數月前徐州會戰時，薛岳教訓了土肥原師團，可最后還是沒能生擒活捉住這個侵華凶鸞，他心里一直憋著一口气，決心要在南潯線上与日軍大干一番。 南潯線上，日軍先后投入第106師團、101師團和第人第27等師團的部分兵力；中國軍隊總計有7個軍的20多個師參戰。一場廝殺惡戰就要拉開帷幕，岡村宁次這出戲唱的到底怎樣？請看下章文字。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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