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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攻南昌費思量，使用弱兵挑大梁； 國軍素質忒低下，才使岡村逞凶狂。 話說江西省省會南昌，位于鄱陽湖以西、修水以南，這座贛江畔的城市在南潯鐵路的最南端，乃水陸交通之要道。當時，中國第9戰區基本兵力集中在長沙地區，該戰區是岡村在武漢會戰時的老對手，日軍占領了南昌，就可使長沙正面和側翼完全暴露，為他再与陳誠、薛岳等較量一番開辟通道。再說，南昌是中國空軍的主要基地。武漢會戰時，空襲日本海、陸軍的飛机，多是從這里起飛；蔣介石決定撤守武漢后，武漢机場的中國飛机也多轉移到了南昌基地。占領了它，無异于打斷了原本就可怜的中國空軍的一只翅膀。 自1939年衛月中旬開始，岡村帶領司令部幕僚著手擬定詳細進攻計划。被幕僚們稱頌為“善于抓大綱”的岡村宁次，提綱挈領地告誡部下：“此次作戰需要考慮的重點事項大体如下：（1）占領南昌必須渡過3條河流。第一條是修水。河寬約30。米，河水很深，其右岸有敵軍在半年前修筑的長約8公里极為堅固的陣地。其右翼是鄱陽湖，其左翼是險峻的山地，因此，只有以軍之主力強渡修水突破其堅固陣地，別無他策。（2）第二條河流雖無重大障礙，但敵軍陣地重疊，然而，以突破修水堅固陣地之勢，此陣地也不難突破。（3）南昌城前之贛江是寬1000米以上的大河，敵軍如頑強抵抗，則難以渡河。（4）根据綜合情報，防守這一地區之敵軍，是第一流的地方部隊。我判斷其戰斗力遠低于中央軍，因此，有必胜之信心。” 每次制定作戰計划，岡村通常向參謀人員提示几項需要把握的問題，其余的事讓他們放手大干，他本人則愛到下面的部隊去四處轉轉、看看。可是“這次在大約兩個月的期間里，因參謀們過于忙碌，抽不出隨行人員陪同我去視察，所以我這個最喜外出視察的人，也不得不呆在司令部里”。 當然，他并非無所事事，而必須要考慮和決定由哪些部隊擔任這次進攻南昌的任務。 在著手擬定作戰計划之初，他的司令部內部就哪些師團作主攻部隊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討論。軍參謀長吉本中將認為，這次作戰還應以第6師團為主攻，把握性大。吉本已被告知提升到華中派遣軍當參謀長，希望离開第11軍之前再漂漂亮亮地打上一仗。他還提出，即使考慮到該師團在以往戰斗中已過于疲勞，也應由第9、第27師團作主攻，這樣才能穩操胜券。作戰主任參謀宮崎則主張使用第101、106師團，稱：“他們在武漢作戰中始終處于不利地位，因而蒙受弱兵的污名，除本身應負一半責任外，軍司令部對特設師團的使用不當也應負責任。因此，如有机會就應使其打一次胜仗，以便挽回名譽。攻占南昌，正是不可多得的良机。”雙方各執己見，爭論了10余天，于2月初上報軍司令官，請岡村宁次最后定奪。 岡村在南潯線受挫，就是這兩個師團沒有打好，讓他也跟著丟了面子，挨了大本營中某些人的譏諷和攻詰。他不服輸，一直想讓屬下的這兩支部隊打個翻身仗，但要是再次失敗怎么辦？吉本和宮崎的主張各有道理；他一時難以抉擇。事后，岡村談起了當時的苦惱心情：“在戰場上，大小指揮官不是站在這一方就是站在那一方……如果被夾在兩個正當的要求之間，則常為決定取舍而苦惱。即為所謂‘義務上的矛盾’而煩惱。在所有的職業中，沒有哪一种職業比得上軍人那樣容易受‘義務上的矛盾’的苦惱。回憶我本身的戰場体驗，才領悟到了這個道理。這特別使我想起南昌作戰之際使用上述兩師團時的苦惱和決斷。”以上兩師團都是特設師團，如前所述，与其他現役師團相比，其戰斗力顯著低劣。但是，我想這兩師團也是日本人，在這里恢复他們的名譽，是為了全体日本人。第101師團從上海戰役以來歷經多次戰斗，軍部如果給予大力支援，可能更大地發揮戰斗力量。第106師團雖然前次受到全軍覆滅性嚴重打擊，但這次卻補充了大量的年輕士兵，因此，是塞翁失馬還是得馬，尚不得而知。然而，南昌作戰終究是极為艱巨的戰斗。我也了解到有不少人對這兩個師團缺乏信心。如何是好？我陷入必須使作戰成功的職業倫理上的義務，与同是日本人就要挽回其弱兵污名的社會倫理的義務的矛盾之中，感到非常苦惱。但是，我也考慮了當面敵軍的素質，堅定了必胜信念，因而作出了由該兩師團擔任主攻的決定。” 2月底，岡村正式下達了第101、106師團為主攻部隊的命令，并上報通知了東京大本營。 參謀總長閒院宮載仁和作戰部長橋本聞知岡村的決定，覺得甚為冒險，專門派青木誠一大佐赴武漢第11軍司令部，要岡村改變決定。青木臨行前，橋本代表大本營指示說：岡村要在南昌作戰中使用那兩個戰斗力薄弱的特設師團，我們很不放心，這次你去直接任他的軍參謀副長，無論如何也要設法改變他的決定。 他們知道，岡村拿定了的主意輕易不會改變，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對此人干涉過多，他會做出辭職撂挑子的事情來。 可是，青木來到武漢后，“見到軍司令部按計划全力進行作戰前准備，連插嘴的余地都沒有”，索性也就沒有再為難岡村。 在這次兵力使用問題上，岡村。許逆了閒院宮載仁，跟他后來一度被調回國內擔任軍事參議官閒職，是不無關系的。多年以后，岡村對閒院宮載仁亦發過不滿言論：“伊藤正德所著《軍閥興亡史》第3卷載有‘修水渡河作戰和攻占南昌，使弱兵轉為強兵的統帥’一段文字，其中，除去對我的過獎部分外，大体是接近事實的。但是，此文中提到參謀本部曾給予大力支援一點，卻不是事實。” 讓弱兵挑大梁，就要加強戰前訓練。這兩個師團在南河線作戰結束后，已進行了較大的人事調整，第101師團長由齋藤彌平太中將擔任，第106師團長換上了中井良太郎。大量補充該兩師團的兵員，雖然“聞撥人之初，皆以為進交口鄙薄之師團為奇恥大厚，相率痛哭”，但在岡村多次親自講話激勵下，“師團官兵因而發奮自強，緊張地進行基本訓練、渡河訓練、中小分隊長等下級干部訓練、步炮和煙幕實彈演習等”。一時間。修水河北岸刀光劍影、殺气騰騰。 同時，岡村要求其他師團“為恢复兄弟部隊名譽而作出努力”。他計划把全軍各師團總計約250門大口徑火炮，攻擊時配署給第101、106師團使用，加強它們的火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岡村在戰前准備中制訂了運用坦克集群的方案。這在當時是超前的。那時在歐美和日本各國陸軍中，坦克是作為支援步兵的武器被分散使用的，沒有單獨編成集群去實施快速進攻。二戰初期最早運用坦克集群進攻戰術的，是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之時，但它比同年3月南昌作戰中岡村實際運用這种戰術晚了半年多。 第11軍南昌攻堅戰的一線指揮所設在德安。3月15日，岡村從武漢抵達這里，“再次視察了第一線的兩個師團，見到他們還在緊張訓練、士气大振的情況，大為安心”。當日，他在指揮所內向各部隊聯隊長以上軍官，下達了20日下午4時30分開始進攻的命令。 再說中國方面，日軍占領武漢后，蔣介石已預料到它下一個進攻對象將是長沙或南昌。1939年2月以后，岡村進攻南昌的意圖已日漸明顯，中國方面決定确保南昌，試圖以強有力的兵團從西向南潯線之敵主動發起攻勢，破坏日軍的進攻部署。從2月26日至3月8日，蔣介石曾3次指定第9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岳“先發制敵，轉取攻勢，以摧破敵之企圖”。薛岳均以本戰區准備不周，推托過去。 誰都有失算的時候。由于情報不准，薛岳誤以為岡村第11軍所轄的7個師團全都在他第9戰區內，所以不敢輕舉妄動。他還錯誤地判斷：“本戰區當面之敵調動頻繁，除仍積极加強工事一面整頓外，目下似無若何企圖。” 負責守備南昌地區的，是第9戰區前敵總司令兼第19集團軍司令羅卓英。此人与薛岳一樣，也是粵籍將領。 第9戰區第一線主戰場夾在中國兩個最大的淡水湖鄱陽湖与洞庭湖之間，戰線綿亙400余公里，配置有25個半師，其中以湖南的汨羅江地區与南昌以北的修水南岸陣地密度最大，每15公里即配備有1個師。羅卓英第19集團軍的11個師擔任南昌及南昌以北地區的防御。該集團主力布防在修水南岸，西自箬溪，東達鄱陽湖西岸，呈一線展開，從西向東依次是第70軍、第49軍、第79軍、第32軍；在第一線陣地后方尚有3個師的預備隊：第98師駐灘溪、第139師駐樂化、第118師駐万家埠。 岡村為了万無一失地選准突破口，進攻前再次派幕僚進行空中偵察。“宮崎和次級參謀天野正一中佐，乘飛机往返几次觀察中國軍陣地。沿著接連修水河岸的斜坡构筑起來的對方陣地，縱深達數公里。攻擊的正面限制在被鄱陽湖和險峻山地包圍著的10几公里的寬度。因此，必須集中力量攻擊這一狹窄的正面地區。幸運的是我軍除擁有重炮、坦克及煙幕噴射器等戰斗力量以外，華中派遣軍還給予了陸、海航空隊強有力的支持”。恰巧，3月上旬連日暴雨，修水河水面漲了3米多，中國軍隊在此河南岸构筑的工事陣地大部被水浸沒，破坏嚴重，老天爺又助了岡村一臂之力。 3月20日午后3時，岡村由幕僚陪同登上進攻部隊后方一個名叫軍山的小山，開始指揮戰斗。16時30分日軍炮群按預定時間開炮。200多門火炮連續3小時進行轟擊。炮火轟擊后，第101、106兩個師團和石井坦克聯隊傾巢出動，向對岸發起攻擊。 本來就遭水浸的中國軍陣地，在日軍強大炮火轟擊下基本上被摧毀，守軍犧牲慘重。數万日軍從永修、虯津、白搓間強渡修水，經過一夜激戰，一舉突破由第79軍、第49軍防守的縱深約2公里的3道重疊設防的陣地。守軍在強大的炮火打擊后處于慌張混亂之中，尤其是日軍施放毒气，引起軍中恐懼，部隊聯系失靈，各自向后潰退。 軍山上，岡村呆在臨時搭設的帳篷內等待著進攻部隊的消息。說實話，他內心也對第101、106師團能否順利突破對方防御捏著一把汗。“翌晨，觀察到我一線部隊及坦克群等向敵陣縱深發展。10時接電話報告，敵軍陣線崩潰開始退卻的消息。11時下達了追擊命令。至此，心神才真正安頓下來。” 21日下午，羅卓英調預9師和第118師向南昌右翼增援，以圖堵住決口。但大雨滂淪，兩部進展緩慢，未能穩住戰局。由于通往南昌的公路慌張中未能徹底破坏，22日，日軍沿公路大道疾馳南下，南昌方面此時僅有第139師在城北的樂化布防，城內只有非正規的保安隊，猶如一座空城，危如累卵。 第9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岳見情形不對，令高蔭槐第1集團軍（轄第58、60軍）及俞濟時第74軍火速增援南昌方面，并令羅卓英堅守灘溪市東西地區最低7天，俟等候援軍到達樂化、安義之線。但是，劉多荃第49軍、夏楚中第79軍已不能組織起有效抵抗，事實是，灘溪于21日就已棄守。劉軍節節向安義以西撤退，夏軍則向潦河東岸退走。軍委會桂林行營令第3戰區，將所轄鄱陽湖東岸的守備部隊以及駐守東鄉、進賢地區的第102師、16師撥歸羅卓英指令。令第1集團軍、第70軍、第74軍迅速展開于南昌西北側的高安、奉新、靖安之線。羅卓英遵命調部隊至万家埠、安義、靖安一帶布防，但增援的主力尚在行軍途中，日軍的坦克聯隊就一鼓作气地沖垮了守軍在靖安、万家埠、安義尚未建成的防線，于23日占領了安義，24日占領了万家埠和奉新。 看來岡村組編坦克集群單獨進攻的這一超前戰術，确實奏效。岡村在部隊開始攻擊的半個月之前，曾交給石井大佐一個緊急課題：“坦克聯隊不依靠后方的補充供應，采取特殊措施，一气能前進多遠？”二三天后得到的答复是：“如果在坦克的外面綁上小汽油桶，大体上能前進120公里。”于是，岡村下達了明确的命令：“坦克聯隊第一次目標為奉新（到南昌250公里正中間的主要道路交叉點）中國軍陣地”。石井占領奉新后，坦克的燃料用完了，岡村又命令用運輸机低空投擲小汽油桶，及時為石井的近百輛坦克和裝甲車補充了燃料。 石井坦克聯隊得到補給后，又從奉新向高安方向進發，阻擊前來增援的第1集團軍等部西進。而第101、106師團的主力則由安義左旋向南昌突進，繞過中方在樂化等地构筑好的強固國防工事，沖向南昌腹部，僅留下部分人阻擊牽制尚未從混亂中恢复過來并已被日軍拋在后面的中國軍隊。本來易守難攻的南昌城，一下子裸露在日軍刀鋒之下。 羅卓英見南昌城防空虛，而第32軍及預5師一直与日軍相持于涂家埠至吳城鎮一線，已成孤立之勢。24日，急令該軍即刻回調南昌。第32軍軍部奉命星夜遷至南昌城內，而下邊的部隊尚未開到，只好緊急動員城內的保安隊、憲兵和警察布防。 26日晨，日軍進抵大城，与剛剛抵達的第32軍一部遭遇，展開激戰。當日上午，日軍騎兵百余、坦克一隊沖入牛行，兵臨南昌城下，与第102師交戰于贛江邊，并向中正橋沖擊。當此危机之急，第32軍所部不顧一切將中正橋炸毀，阻止了日軍渡江。但第32軍僅有兩營官兵渡過贛江，其余均被隔在西岸与日軍背水苦戰。 此時，奉命由第3戰區來援的第16師、第79師還停留在東鄉、進賢，离南昌尚有數日之遙。而第1集團軍和第74軍強行軍東進也無濟于事。3月27日，第74軍的先頭部隊才到達大城附近的祥符觀，第1集團軍的前鋒則在高安以南的灰埠。 3月26日傍晚，日軍主力陸續乘搶奪來的民船，由生米街等處渡過寬達1000米的贛江。次日晨，日軍從北、西、南三面會攻南昌城，守城部隊約兩團在狹窄的街道上逐層巷戰，直至深夜始撤离南昌。南昌城的重要建筑及民房大部被炮火夷為廢墟。同日，日軍一部南下切斷浙贛鐵路。 話說兩邊。在南昌攻防戰激烈進行的同時，在南昌西北、修水上游的武宁地區也發生激烈戰斗。就在3月20日那一天，日軍第6師團為配合第101、第106兩個特設師團主攻南昌方面，由箬溪進犯武宁，實行牽制作戰。防守武宁一帶的中國軍隊是彭位仁第73軍、李玉堂第8軍和第30集團的第78、第72軍，總共有4個軍，由第30集團軍司令王陵基統一指揮。當日拂曉，日第6師團攻擊第73、第8軍的上灘頭、麥家王等陣地（均在修水北岸、武宁東北方），21日另以一部渡過修水河攻打第78軍陣地。薛岳令王陵基進行反擊，一時戰斗進入白熱化狀態。但中國軍隊穩住了陣腳，第15師、第3師還擊退了日軍兩個大隊，克服了加白老山南麓的棺材山、望人腦陣地。王陵基并令第8軍分成若干支隊向南潯線日軍的后背扰襲游擊。 24日，日第6師團全力反扑，第73軍因傷亡過重，奉命調到后方整補，由第72軍接替該軍的防御陣地。交防中，第73軍撤离過早，陣地出現缺口，稻葉師團長乘机揮兵猛進，并拼命打擊第78軍的側翼陣地，迫使這兩軍向西后撤。接著，又經過几日苦戰，日第6師團擊敗了王陵基指揮的4個軍中國部隊，于29日拂曉占領了武宁。從而保障了第101、第106師團在南下進攻南昌時，西北側后方的安全。 從3月20日傍晚日軍強渡修水至27日晚占領南昌城，日軍總共僅用了7天的時間。在作戰的天數上，恰如岡村戰前的估計。 岡村經常訓戒部下：“戰爭是一种气勢。通過急襲成功地突破敵陣，必然發展成疾風般的猛烈追擊。使敵人先在心理上喪失抵抗意志，才會減少作戰的天數和犧牲。”南昌作戰中中國軍隊的傷亡，据國民政府軍令部檔案記錄為：戰死14354人，傷17033人，失蹤被俘10566人。總計損失了4万余名官兵。日方宣布日軍戰死約500名，負傷約1700多名。雙方損失的比例為20：1。 但是，對這個讓人覺得日軍的傷亡率似乎已被其官方縮小了的數字，岡村還認為統計有誤，据他說：“我第11軍各進攻部隊，此役死傷共960名，其中戰死者約為1／4。”在其戰后寫的回憶錄中，又記載了這樣一段事：“南昌作戰開始前，軍經理部長岡本主計少將（經常給予我們積极的協助）親切地對我說：‘去年武漢作戰之初，因收容傷病員的設備不足，發生了不少麻煩。這次，在德安的兵站醫院按收容1万人左右，建筑了臨時病房，請放心吧！’我說：‘那可太感謝了，可是這次最多也到不了1000人。’网本少將不相信地說：‘我可不愿人家哄我，不過我真希望那樣啊。’我的話不是完全沒有根据的，但有一半也是我的愿望。至于完全言中，不過是巧合罷了。其中也可能包括我多年研究戰史以及從武漢作戰中体會到的‘靈感’的因素。” 不論岡村是否縮小了自己的損失，但每次交戰中，中國軍隊的傷亡率總是遠遠高于日軍，無疑是令人悲痛的不爭之事實。武漢會戰中方投入了一百几十個師，日軍有多少？這次南昌作戰，中國第9、第3戰區先后投入30多個師，而日軍主攻和擔任牽制任務的無非是3個多師團，其中兩個是在日軍中戰力相對較弱的特設師團。 國民党嫡系及雜牌等中國軍隊，是在國內戰爭中起家和發展起來的。打內戰，畢竟只是低水平人海戰術的一次次重复。當日軍以重炮、坦克和飛机隆隆開進這塊古老的大地，以立体的、協同的戰術進行攻防時，中國軍隊才發現真正的戰爭是怎么一回事。那時，即使是嫡系的一個中國師，也不敢保證有与日軍一個聯隊打成平手的把握；雜牌軍二三個師打不過日軍一個聯隊的例子，更是尋常可見。蔣介石也曾多次說過：我們的高級將領，平日普遍不注意研究戰略戰術，戰時畏敵如虎且心存保持實力之卑劣心理，是打不過敵人的主要原因。 在并不富裕的舊中國，經常保持著數百万大軍，雖官兵物質保障微薄，但也畢竟耗掉了相當多的民脂民膏。可是，裁掉誰，誰都能找出震天的“理由”叫喚，軍隊成了一些人升官晉位、討生活的場所，而御敵的職能何在呢？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實際上那一時也往往是扔下老百姓棄地撤走。 再者說，中國軍隊戰斗力不強，僅僅是蔣介石所說的將領無能的原因嗎？顯然還有經濟的、政治的諸方面原因，尤其不能忽略民族精神、性格方面的深層次原因。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勇敢的民族，這一點毋庸置疑。但在另一方面，漫長的封建社會所形成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其中糟粕部分的積淀，以及統治者長期的順民教育和蔑視人的尊嚴、人的權力，結果是順民有了，人卻麻木了。魯迅留學日本時，看到電影銀幕上日兵砍中國人的頭，圍觀的中國人竟無動于衷，憤言漢民族精神狀態之麻木，從此棄醫從文，立志改造國民的精神。無獨有偶，翻閱南京大屠殺等多宗慘案的資料和照片，常發現百十個日本兵竟能很快“處理”掉上万名中國戰俘。那么多青壯年漢子明知難逃一死，居然能看著同伴們分批被投進坑內活埋或劈刺、砍頭；他們一隊隊地輪候著，竟還能抱著听天由命的心態讓那些日本兵殺得如此麻利、順當。在歐洲，希特勒大批量“處理”猶太人，還須在圍著電网、戒備森嚴的集中營里靠不直接面對面的誘騙投毒方式來實施，而日本兵屠殺眾多的中國戰俘、平民，往往只簡單地找個可容下尸体的凹地、山谷便可面對面地下手。凄慘啊，悲哀！然而這卻是當時的事實。如今，我們在揭露和譴責日本法西斯軍隊殘忍暴行的同時，是否應再深入尋找和思考一下那時我們民族精神与性格方面的缺憾呢？ 一個民族只有戰胜了自身的弱點，才會騰飛。 邁向新世紀的中華民族，也不會讓歷史的悲劇和悲哀重演。 書歸正傳。日軍在南昌作戰得手后，各級官佐、士卒一片欣喜若狂，岡村也洋洋得意。接著，他又在德安戰斗指揮所里，部署其第101師團留守南昌及近郊，第106師團駐扎于城西遠郊。逗留几天部署完畢后，“軍司令官等人便分乘3架輕型運輸机于3月31日返回武漢。在軍司令部匆匆慶賀了一下，立即著手考慮下期作戰方案”。岡村宁次以為，南昌方面已大功告成。 豈料，蔣介石震怒于30余個師的人馬，竟擋不住日軍3個多師團的進攻，丟了南昌城。于是下令由第9戰區的第四集團軍、第19集團軍和第30集團軍以及第3戰區的第32集團軍，再統一由羅卓英指揮重新奪回南昌。從4月22日反攻全面展開，至5月9日蔣介石下令停止，打了半個多月，除使第32集團軍所屬的第29軍軍長陳寶安將軍喪生于南昌城下和攻城部隊遭受重大損失外，中國軍隊的4個集團軍轄下的10余個軍，始終沒能奪回南昌城。 日軍第101、第106師團這次徹底地給岡村爭回了面子，攻得凶猛、守的頑強，岡村事后報請華中派遣軍對這兩個師團“傳令嘉獎”。 其實，對中國軍隊這次反攻南昌，岡村并未怎么放在心上。自返回武漢后，他的注意力就一直集中在長江以北地區，又開始策划一輪新的進攻行動。欲知內中詳情，請听下章分說。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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