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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軍暴行鬼神惊，奸淫燒殺無人性； 改善形象稱“愛民”，有所收斂手段精。 說起日本侵略軍的“形象”，曾遭其蹂躪的中國老百姓莫不咬牙切齒，眾口一辭：一群披著人皮的禽獸！ 近代甲午戰爭以來，日本軍隊在中國犯下的一次次暴行令人發指、罄竹難書。遠的不說，就在日軍發動武漢會戰的半年前，華中派遣軍的前身華中方面軍，在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的指揮下于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隨即進行了長達6個星期的燒、殺、搶、奸活動，制造了世界近現代史上罕見的南京大屠殺慘案。 當時，日本列島上至天皇、下至販夫走卒，一片“膺懲中國”的狂囂，松井石根在入城之前，就向所屬部隊下達了“發揚日本武威懾服中國”的命令。我堂堂中華文化曾促進、甚至說哺育過日本社會的進步，中國人民不知為何竟遭致彼等如此喪心病狂的對待！ 就是那個第6師團，是日軍首先進入南京城區的部隊。轉天14日，日軍后續部隊大量擁入城內。他們首先在燕子磯，對正在通過八卦洲渡江的逃离難民10余万人，用机槍狂掃濫射，悉數殺死。然后在中華門、夫子廟、朱雀路、中山路、國府路等，將多年來建設的樓堂館舍縱火焚燒為瓦礫。日軍在難民區內挨戶搜查，凡被認為容貌像軍人者，一律捆綁，每天用大卡車數十輛來回載運，運往雨花台斬首者總計不下四五万人，運往五台山活活燒死者也不下3万之眾。此外，集体槍斃、當肉靶子劈刺、投江、活埋等，每次動輒成百上千。根据松井石根的“不留俘虜”指示，日軍肆意殘殺戰俘。据日軍第16師團長中島今朝吾的日記記述：其佐佐木旅團“處理”俘虜15000人；守備太平門第三中隊“處理”了竟達13000人。仙鶴門附近集結了七八千名俘虜，因為很難找到能容納這么多人尸体的壕溝，于是決定把他們“按一二百人分開，誘到适當地方處理”。 大屠殺中，日本獸軍采用的殺人方法花樣之多，其狀之慘，世所罕見。如砍頭、劈腦、切腹、挖心、水溺、砍去四肢、割生殖器等等，無所不用其极。最令人發指的是，日本獸軍為取樂而進行的殺人比賽。有兩個日本少尉，一個名向井敏明，一個叫野田岩，兩人決定進行一次殺人比賽游戲，看誰在最短的時間內殺中國人最多，多即為胜利者。殺人的辦法是用刀劈，兩人在大街小巷里見人就劈，不分男女老幼，一刀下去，人即兩半。當兩人殺到百人時，相約到紫金山最高峰，面對東方，向他們的圣上舉行“遙拜禮”，并為“寶刀”祝捷。最后細一統計，其中一人共殺106人，另一人殺了105人。因為相差無几，決定這次不分胜負，下次再見輸贏。以上事實，決非妄言，是東京《日日新聞》正式披露并予“夸贊”的。 松井石根所率日本獸軍的另一個令人發指的罪惡是奸淫婦女。南京慘案中，日軍奸淫婦女之多打破世界軍事侵略史上的歷次紀錄，因此有人把南京慘案也稱為“南京大強奸事件”。戰后，在遠東國際法庭上，目擊者作證時說：“日本兵對女人之嗜好，簡直達到無以复加的地步，全城無論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婦人，多數都被強奸了。”法庭最后認定的數字是2万起左右，而實際上受害者遠不止此數。 特別是日軍官兵的強奸罪惡，是同殺人連在一起的。多數是好后再殺。如12月13日，民婦陶湯氏在中華門東仁厚里5號被日軍輪奸后剖腹焚尸；怀胎9月之孕婦肖余氏、16歲少女黃桂英、陳二姑娘及63歲之鄉婦，亦同在中華門地區慘遭奸殺；鄉女丁小姑娘，在中華門堆草巷被日兵13人輪奸后，因不胜狂虐，厲聲呼救，當即被刺小腹致死；同月13日至17日間，日軍在中華門外，于輪奸少女后，复令過路僧侶續与行奸，僧侶不從，竟被處宮刑致死。在淪陷期間，即使住在“國際安全區”的婦女，也有許多人被抓走，供日軍官兵發泄獸欲之用…… 夠了，這种沾著中華民族血淚和恥辱的文字，令人不忍去過多地書寫。但是，僅僅這些事實就足以證明，日本法西斯軍隊是一伙窮凶极惡、蠻悍無与倫比、實為人類蟊賊的文明公敵。它制造的种种暴行，是當代文明的恥辱。 這就是日本侵略軍給自己樹立的“形象”。 南京大屠殺發生后，引起了國際公正輿論的一致譴責。日本政府一面對外百般抵賴、死不認帳，一面又在侵華部隊內部，進行了所謂“整飭軍紀”和調整人事的活動。松井石根大將、兩個在大屠殺中最凶殘師團的主官——第6師團師團長谷壽夫和第16師團師團長中島今朝吾，被先后調离所在部隊，有的還轉為了預備役。 岡村宁次就任第11軍司令官后，其司令部最初便設在南京。在那里，他看到已被日軍占領半年多時間的這座城市，市容還是那么蕭條和荒涼，從市民的臉上看不到一絲笑容，而且一見了日軍官兵，老百姓便迅速躲藏。根据他多年帶兵的經驗，只要一看當地居民的表情是否惊恐，就可以判斷其軍隊的紀律了。他在北滿駐扎和回東京受命期間，也曾聞知了國際輿論對日軍的譴責。華中派遣軍司令官已由□俊六擔任，第6師團也由稻葉代替了谷壽夫，但是這個師團還是屬于第11軍的序列，而且是他要倚重的主力。他擔心這群來自南九州的官兵給他惹麻煩，對于皇軍征服中國不利。所以，他在正式行使軍司令官職權的第三天，就首先到該師團巡視。 “7月18日，我訪問了第6師團司令部。該師團長稻葉中將到任不久，据他講，該師團官兵作戰英勇無比，但忽視搶掠、強奸等非法行為。團結心強，排他性也強，對其他配屬部隊等缺乏關心。……于是，我向各團隊長和師團司令部職員作了訓示。” 訓示中，他首先夸贊第6師團在皇軍里是有名的精銳師團，在進攻南京的時候，首先攻進城里，立下了首功，一定會載人皇軍輝煌的史冊。然后話題一轉：“我軍要完成圣戰的使命，一定要發揚神武天皇的精神，大力整頓軍風紀。我軍對俘虜的政策也要改變。敵人被俘以后，第一線部隊不能借口給養困難，養成殺俘虜的習慣。最近我看到一個材料，据被俘的敵軍軍官說，被日軍俘虜就要被殺掉，后退就被督戰者殺掉，所以只有頑強抵抗一條路。這對皇軍是不利的。如果繼續殺害俘虜，實際上就是增強敵人的抵抗力。我并不愛敵人，也不喜歡俘虜，但是為了削弱敵人的抵抗力，我軍應該改變對俘虜的態度。同樣的，對于支那老百姓，我也不喜歡他們，特別是敢于反抗我們的老百姓，我也和你們一樣憎恨他們。可僅僅憎恨他們有什么用呢？主要的要使他們不幫助敵人，歸順皇軍，進而幫助皇軍，這才是我們的目的……” 最后，他要求第6師團官兵能自我約束和節制，為了日本帝國的長遠利益，在攻入城市時不要再大量殺戮和好淫搶掠當地居民。 岡村認為，南九州民情蠻勇斗狠，但素無秩序，此地征集來的官兵作風亦然。第11軍戰斗指揮所設在九江后，“在九江我的宿舍后面，有一片丘陵草地，這是替換進攻部隊的臨時宿營地，与我的住處相隔三四百米，從室內即可大致看到在軍容風紀方面，各部隊有很大差异。由南九州兵构成的第6師團，攜帶的帳篷被當作背袋使用，以致破爛不堪，難以遮風擋雨，因此宿營時以侵占民房為主。与此相反，來自北陸地區的第9師團，自參加上海戰斗以來，轉戰各地，出征時日亦不短，但來到此地便支起修理完好的帳篷露營，營中秩序井然、肅靜，早晨士兵肩負背囊，成四路縱隊威風凜凜地出發，与前者出發時的混亂隊伍形成鮮明對照∼但是，來自南九州的這群烏合之眾打起仗來玩命儿，因此還是深得岡村的喜愛，贊他們是日本第一精銳師團，是日軍的代表和象征。 确實，日本武士們最崇尚的豈不就是殺人擄掠嗎？ 武漢會戰過程中，岡村宁次給日軍提出了一個非常新鮮的口號：“討蔣愛民”。這個別出心裁的口號，此前上至東京大本營，下至任何一個侵華高級指揮官，均沒有提出過。這個口號蘊藏的涵義，正像他的部下所吹噓：“也只有將軍那樣熟悉中國和中國人，才能有這樣深切的感覺。” “討蔣愛民”的口號居心險惡。首先，它与侵華全面戰爭爆發以來，日本舉國一致“膺懲中國”的狂囂不同，它把中國、乃至中國政府与蔣介石區分開，把蔣与中國內部各反蔣、倒蔣勢力區分開，以達到分化和瓦解中國抗日力量、引誘妥協派的目的。二是這個口號既可令他的侵略軍改善“形象”，又可安撫占領區居民、欺騙外界輿論。慣于舞文弄墨、雕琢辭章的岡村宁次，的确与一般蠻勇武夫有异，政略上也有過人之處。 口號提出后，他以之為基調親自撰寫布告，以第11軍司令部的名義大量印發給各部隊，每攻占一城一地，即令士兵上街粘貼，宣傳日軍的所謂“討蔣愛民”方針。 攻占武漢前夕，日本各新聞社派遣大批記者來前線。為了拉籠他們，岡村常邀記者們在九江指揮所的屋前庭院里聚餐，請他們除了宣傳報道日軍官兵的“勇武精神”外，尤其要通過各种宣傳工具向外界散布其部隊所謂的“愛民”方針和事例。當時，來第11軍采訪的記者總計達260多人，作為繁忙的軍司令官，他一有空就与記者們廣泛接触，其部下宮崎回憶時吹噓說：“岡村將軍視野寬廣，交友遍及國內外，健談善听，記憶力非凡。因而与隨軍作家、記者交談的話題似乎無所不包。在司令官室內，常可看到他翻閱高級綜合雜志。他對人心動向，洞察人微，或許就出于這种淵博的習性。像我這樣一介武夫，既不善于和文人們交談，且有嫌棄之感，自覺心胸狹窄，因此，我更增強了對將軍性格的崇敬。” 別出心裁的口號提出了，宣傳也在大肆進行，總要有點儿實際行動吧？ 岡村宁次認為，“性道德下降（其實是壓根儿就不講此道德——作者注）是對華作戰部隊的第一大問題”。他看到的一份憲兵報告中提到，一位曾住在蚌埠已嫁給中國人的日本婦女說，中國兵擄掠而不奸淫，日本兵卻奸淫而不擄掠。此婦人之見雖片面，卻道出了遠在國外征戰的日本獸兵作惡的側重點。 當時，一位《讀賣新聞》的戰地記者在對日軍部隊進行了大量調查之后，發表了自己的見解：“……造成上述紀律失控的原因很多，我認為主要有兩個，一是軍事當局對士兵的身心健康關心甚少；二是下級軍官有意縱容和包庇士兵，我接触的許多軍官都這樣認為：作戰越勇猛的士兵，就越是激烈地侵犯被占領地的婦女。反之，越是激烈侵犯女性，就證明該官兵越是生性勇猛。他們說，這樣的士兵都是最优秀的戰斗骨干……”記者顯然不敢把此歸結到侵略戰爭的最高決策者，以及高級軍官的頭上。 日本民族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和文化淵源，因而具有許多其他民族所不具有的特殊气質。例如他們既愛美（菊花）又尚武（刀），既禮儀周全又野蠻殘忍，既信仰科學又崇拜皇權，既民主又專制，既守舊又縱欲，等等。總之，這是一個奇特和充滿矛盾的民族，而且這一切相互矛盾的性情，又無一不是以最高沖突的形式表現出來的。連岡村在其回憶錄里也不得不承認，“這可能是几千年來閉居島國的日本民族自然形成的天性”。如果這樣一种民族“天性”，放在一個經濟和軍事實力均落后、羸弱的國家，或許還沒有什么，偏偏日本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個強大起來的東方國家，再加上明治以來定下的對外侵略擴張的國策，愈加蔑視它周圍的國家和民族，將其极端矛盾之民族性格的另一面，一股腦儿地宣泄在被侵略國家的人民頭上。 在文明歷史悠久的中國，強暴婦女比搶掠財產更令人痛恨，自詡“中國通”的岡村宁次深知這一點。如何節制官兵們的獸欲呢？岡村采取了三招，首先是滿足官兵的“生理需要”，增加慰安婦；其次，對已經發生的強奸行為，通過對受害人付“慰問金”的辦法進行所謂“調解解決”；最后來了點儿硬的，建議陸軍省制定所謂“戰地強奸罪法”。 慰安婦，即隨軍妓女。18世紀以來的世界軍事史上，大規模征集和使用隨軍妓女的做法，日軍獨此一家。德、意法西斯軍隊也沒有這樣干過。誰發明的呢？有的戰史書里認為慰安婦起源于《麻生意見書》。1937年，一個叫麻生徹男的少尉軍醫在對日本陸軍進行了兩年多調查之后，寫出了一份詳細的調查報告，即《麻生意見書》。麻生軍醫首次在報告中提出建立“隨軍慰安所”的設想，以消除官兵性欲旺盛帶來的种种不安穩因素。他將這种“隨軍慰安所”的職能明确規定為“軍隊衛生性公共廁所”。意見書呈遞到軍部后被采納，所以日軍從此有了這种專以滿足官兵性欲的机构。 這种說法并不屬實，也未經過詳實的考證。一個小少尉的報告能否呈遞到軍部并引起重視值得怀疑。在《岡村宁次回憶錄》中，岡村恬不知恥地明确承認：“昔日的戰爭時代不存在‘慰安婦’問題，談起此事，深感內疚，因為我是‘慰安婦’計划的創始人。”起因是“1932年上海事變時，曾發生二三起強奸案，我作為派遣軍參謀副長曾仿效當地海軍，請求長崎縣知事召募‘慰安婦團’，其后強奸案未再出現，令人感到欣慰”。這段自供，一方面大大縮小了日軍獸行的數字，另一方面表白他是仿效海軍才這樣做的。其實，隨船妓女在帝國主義國家海軍中均存在，日本也不例外，但那不是大規模征集的，也并未專門組成一個“團”，成為一种專職組織。所以，盡管解釋和遮掩一番，他總歸承認了自己是日軍這項計划的創始人。 日本軍人認為，打仗前如能玩玩女人，就會交好運，不會受傷。性生活對日本軍人來說是絕對的需要，越是第一線部隊越需要。日本軍事當局正式將隨軍慰安所作為軍隊編制配屬部隊是在1939年，但是在岡村的建議和爭取下，第11軍在武漢會戰中便提前列編了，“現在我麾下的几乎各個兵團都有‘慰安婦團’隨行，已形成兵站的一個分隊”。慰安婦們在第互互軍里享受允許著軍裝的“待遇”，隨各單位后勤机關行動，每到一地立即設營以肉体“慰勞”作戰部隊官兵。 效果怎樣呢？一些部隊有所收斂。岡村承認：“但像第6師團那樣的部隊，雖有‘慰安婦’同行，奸淫仍未絕跡。” 武漢作戰初期，日軍慰安婦粥少僧多，還滿足不了官兵們的需要，強暴中國婦女的事件屢屢發生。由于岡村斷言“在戰場上，奸污婦女似乎是難以避免的罪行”，所以經他的默許，“有不少事例用調解的形式加以處理，而且調解金各地統一為15日元”。在他看來，其部下的禽獸們施暴于中國良家婦女，似乎是花錢逛妓院。不過，比起日軍在南京作惡時先奸后殺的通常做法，還算是對受害者“開恩”了。 舊中國經濟落后，人民赤貧。日軍一般官兵在中國老百姓家里掠不走什么值錢的物件，即使搶到點細軟，從戰地寄送回國內家中也頗費周折，所以唯有對人下手，肆意殺人強奸。武漢會戰后期，岡村愈來愈意識到日軍的暴行已直接影響了軍事行動，便想用點儿硬的手段來約束一下官兵。 1938年10月10日，南潯線戰事未了，岡村接到廬山南側星子兵站司令官友清大佐報告，該地村長聯名提出請愿書，稱如果禁止殺戮、強奸、放火、掠奪宰吃耕牛四件事，則對日軍提出的一切要求均遵照辦理。根据這一情況急派憲兵調查時，僅強奸暴行即已發生20件，而未檢舉犯人。偶爾抓到現行強奸犯，也被其所屬隊長以該犯屢立戰功為名強行要走。當時到處盛行這种借口。岡村接的另一份報告稱“我軍為攻占武漢緊急修筑的陸軍飛行基地跑道工程，由長江對岸小池口附近的一位村長承包。因士兵輪奸了該村長的妻子、女儿，致使施工停頓，煞費苦心征集的當地民工一哄而散，一人未剩”。 他對部屬官兵如此不知大局“大失所望，因為這類事件直接給作戰帶來重大損害”。 由于小池口机場跑道能否盡快修筑，与攻入武漢關系甚大，岡村便派軍司令部人員“直接過江視察現場，對居民進行安撫慰問”，并親自參与對事件的處理： “當時，五十嵐憲兵隊長前來報告，他以平淡口吻講了以下意見：調查小池口上等兵等3名輪奸事件時，得知少女既未极力反抗，也未親自告發，不能构成強奸罪，所以最好不予起訴。在座的軍法務部長也陳述了相同意見。” 岡村宁次似乎倒比兩個“執法者”明白些：“對他們的意見，我嚴厲斥責說：我也知道強奸罪要親自控告才成立，但那是以日本國內為前提制定的法律，對此不能不深加考慮。我們出兵不是稱圣戰嗎？！神武精神是在法律以前就有的。另外，應當理解被害良民在刀槍面前誰敢來親自控告？憲兵須讓被害者都來親自控告，而后嚴懲所有罪犯。” 那几個獸兵在作戰的節骨眼儿上妨礙了大局，惹惱了軍司令官，自然沒得好果子吃。這件事過后，岡村稱“我痛感必須設立戰區強奸罪法。當時陸軍刑法規定，強奸案訴訟程序和普通刑法同樣，必須受害人親自告發方予受理，我認為這是根本性錯誤，應予修改。1940年我返回國內時，向阿南陸軍次官提出我的意見，正義的阿南次官當即同意修改。其后歷時兩年，終于在1942年制定了戰地強奸罪法”。 一紙律令在多大程度上約束了日本侵略軍官兵的禽獸行為呢？中國人民和其他遭受過日軍蹂躪的國家人民心里最清楚。 不過，岡村率領下的部隊進入武漢城，倒的确沒有再現一次南京慘案那樣的暴行。由于這次還是那個第6師團打先鋒，入城前他找師團長稻葉研究方案，決定讓該師團軍風紀“最好的”都城聯隊進入市區，其余全部不許入城。接著，他召集各部隊長會議，訓示道：“……部隊宿營地區，避免設于市內，應選在郊外大建筑內，以便于維持軍紀、風紀；在武昌的糧道街、漢口的大五廟至下碼頭、漢陽的朝宗門，設置難民區；須保護漢陽、漢口、武昌的建筑物、廟宇、大學、圖書館等；武漢有各國租界及使館，本軍一舉一動，世界矚目，因此是以實際行動宣揚皇威，使其理解皇軍真姿的絕好時机，所以每人對此務須慎戒，且鑒于過去之教訓，防止因日久而松懈。再，武漢為本軍今后常駐和作戰之基地，一切建筑、設施，嚴禁破坏”云云。 為了減輕中國民眾的激憤情緒，岡村又向各部隊提出了“不要大事慶祝武漢入城式”的意見。 相比較而言，日軍這次打入武漢比攻占南京花費的時間長得多、傷亡也大得多，因為在南京及其周圍雙方并未進行過多大的戰斗。而中國軍隊在武漢會戰中是真下了本錢的，4個多月令日軍死傷數万人，它要大規模報复一下似乎比占南京時更有“理由”。岡村稱，“當時中國人和外國人根据我軍攻占南京時的行為，似乎已想到攻占武漢后可能發生暴行。但是，意外地我軍紀律嚴明，因此，民心大体安定”。岡村明白：松井石根之流的劣跡使世人將日本皇軍与“禽獸”二字連在了一起，如果日軍一再制造大案，南京的后遺症恐怕永無消除之日。另外，從軍事上說，對武漢也不能破坏太甚。外圍戰的极大消耗和國內調兵的捉襟見肘早已明白無誤地告訴他，日軍在中國戰場的兵力調用已達极限。武漢也許將是日軍今后卡住西南出口，与中國軍周旋的基地。他自然不能自己先毀了這塊基地。 但是，侵略軍官兵為非作歹已形成習慣，武漢城內外日軍制造的大小暴行仍不斷發生。還以日軍“第一大軍紀問題”奸淫來說，据《日本在中國淪陷區》一書載：“日軍到了武漢，便將‘隨營娼妓’集合起來，指定區域居住，名為‘陸軍公娼區’、‘海軍公娼區’，如老聯保里、新聯保里、生成里，以及特一區和已燒成二分之一的六合里，現在都是公娼區。日軍在武漢搶掠的我國女同胞，奸淫以后便送到公娼區，在這些淫窩中慘遭蹂躪……” 岡村在其日記里也承認，“愛民方針實現起來頗感困難”。但他不認為這是日本軍隊的那种禽獸般的氛圍造成的，他說現在大部分部隊因隨時傷亡、隨時補充，都換了几茬人，多數官兵并非現役，一般都是應征后立刻上陣。他們來軍隊的時間很短暫，而在社會上生活了几十年，是社會沒有教育好的結果，“因此，与其說是軍隊之罪，莫若說是社會之罪、國民之罪”。岡村還居然感歎近年來“滿洲事變特別是中國事變后，隨著國家財政的龐大化，資本主義弊端到處泛濫，黑市盛行，社會上好人受難。在這樣的社會里要想得到优秀的士兵，無异于緣木求魚，因為好兵只能由良民來培育”。他把日本軍方的責任推得一干二淨，言外之意他也与一般官兵的行為無關。 岡村還為自己開脫罪責稱，由于進城20天后“再次頒布了軍的宣撫規定，又重新下達訓令嚴禁非法行為，因此，各兵團、各部隊未至發生大的事件。……停戰后，從重慶到南京來的中國老朋友都异口同聲說，中國方面絕對不能容忍攻陷南京時的暴行、徐州會戰時在某地的暴行以及第三次長沙作戰時的暴行等三大暴行事件。我雖然專門在中國戰線活動，但与此三大事件均無牽連，特別是進入漢口未發生事故，使人欣慰”。他還吹噓稱：“漢口的大商人關門閉戶逃到郊外避難，漢口陷落二三周后陸續歸來。11月25日，武漢三鎮成立了治安維持會，市內恢复了繁榮。” 他自以為武漢的秩序恢复了，屁股坐穩了，憑借這個重鎮為后方，又可以發動新的作戰攻勢了。“大本營及我第11軍，對攻占武漢以后的下次作戰，都基本定為攻占南昌”。這正是：標榜“愛民”收人心，安穩營寨再開釁。欲知南昌之役情形，且看下章分解。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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