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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人提出要達爾文寫一份自傳時，達爾文作了一個著名的答复，他說：“我先是學習，爾后是環球旅行，然后又是學習，這就是我的自傳。”查理·達爾文這本傳記內容的安排就沒有超出這樣一個非常簡略的綱要范圍。所以，在傳記中敘述到達爾文乘“貝格爾”號旅行前生活的那一部分，就是要特別著重表現那些培養達爾文能去最有效地利用環球旅行的性格特點。 乘“貝格爾”號作環球旅行（達爾文本人認為，這是達爾文傳的核心）應當予以特別詳細的反映。蘇聯讀者能從屢次翻譯過來的以及用通俗讀物形式寫出來的達爾文的《考察日記》中了解這次旅行，但在傳記中這次旅行不應只是《日記》的簡單的縮寫或复述。這本書的有關章節，首先向讀者表明達爾文在長期的旅行中，孤身奮斗，進行了艱苦卓絕的緊張勞動，而這种勞動同時又深深地滿足了他本人的志愿。所以，對旅行不應從（象《日記》所提出的那樣）地理方面，而應從年代順序方面來加以描寫，并追溯他是如何從一個獵人，一個大自然的愛好者以及甲虫和其他標本的收集者，逐漸培養成為一個世界聞名的學者和深刻的觀察家的，旅行中有哪些觀察和印象對于他的著名理論的創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這個任務就應确定：究竟從“貝格爾”號旅行中選擇哪些事實來作為寫傳記的材料。 至于談到旅行后這段時期，那么在傳記的這一部分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他的科學著作，即達爾文本人認為的“他一生中主要的樂趣和唯一的事業”。為此，本書作者當然應盡可能親自來分析達爾文的主要著作，以便把這些主要著作的基本內容和特點表達出來，哪怕是扼要地表達也好。 首先，這是一些在旅行中直接考察得到的最重要的科學成果：達爾文本人所寫的著名的《考察日記》和《貝格爾號地質學》；然后就是《貝格爾號的動物學》，因為他參加了組織專家們對旅行材料進行整理的工作，并且對專家們的著作增補了一些動物學和生態學的注釋；最后就是他的關于蔓足目的專題巨著。 當然，在他的著作中，具有特別重大歷史意義的是《物种起源》。所以應當表明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和自然選擇理論的逐步發展過程。本文作者在專門著作中，力求用最好的表達形式提供達爾文研究有關《物种起源》和他的有關進化論思想的成長過程的重要事實与結論。如果在傳記中一定用另外某种形式表述這些事實和結論的話，那么就意味著時常要舍棄最好的東西：把從自己的著作中引來的話加上引號是不合适的。所以不得不寫相應的章節，部分引文要大加壓縮，而且常常還要增補一些新的資料，因為這些新的資料在達爾文的詳細傳記中是很适宜的。 《物种起源》的出版是一件具有世界意義的大事，因為《物种起源》的出版標志著十九世紀絕大多數有學問的人對生物界和人類在生物界中的地位的看法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物种起源》一出版，立即引起造化論者和具有目的論情緒的科學家們（而這些人卻是占絕大多數）對達爾文學說的猛烈攻擊，也引起維護達爾文主義的相應斗爭，積极參加這一斗爭的除達爾文本人外還有進步的博物學家；他們到處都成為達爾文學說的熱烈擁護者。我也為這一斗爭專門寫了一本篇幅不大的通俗小冊子《為捍衛達爾文主義而斗爭》。而且在這本書中把以上談到的關于在該傳記中利用自己舊作的一切東西都附上了。不過在這里應當補充的是，我在所提到的達爾文傳中稍微改變了自己的立場，因為對偉大的自然科學家的書信進行更為深刻的研究之后，我明白了我以前低估了達爾文作為這場斗爭的積极領導者和組織者的作用。我樂意認為，作為一個為達爾文主義而積极奮斗的戰士的達爾文，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關于這一想法斯·爾·索博利在科學院出版的《達爾文全集》第三卷發表的那篇文章里已經作了扼要的表達。而這一想法列·什·達維塔施維里在引人入胜的弗·奧·科瓦列夫斯基傳中也說出來了。我在這本傳記中力圖表明，達爾文對斗爭的某些突變是如何反應的，又是如何密切注視它們的，他怎樣對待他的學說的新擁護者，他采取了哪些措施來竭力挽回由自己的擁護者的錯誤行為所造成的影響，他的新的著作的選題是由什么來決定的，他的最初計划怎樣發生變化，他的新作（特別是《人類的起源》）具有怎樣的性質和意義，以及達爾文的學說在他在世時是怎樣得到傳播和取得胜利，并且獲得公認的。 我用了專門一章來論述查理的祖父伊拉司馬斯·達爾文。鑒于達爾文只是在晚年才關心祖父的傳記，并在克勞斯的《伊拉司馬斯·達爾文》一文發表后而為該文的英文譯本寫了前言。我就把這一章作為倒數第二章收在書尾。我覺得，這樣讀者在祖孫二人的思想和著作的基礎上了解了一些具体材料之后，就會比較容易地作出判斷：祖父的思想和著作可能影響孫子。 在編寫這部達爾文傳時，我很少利用現有的俄文和外文 的達爾文傳。除了達爾文本人的著作和篇幅較短的《達爾文自傳》外，我利用來寫傳記的最主要材料無疑是達爾文書信集，這本書信集是由他本人的回憶來加以注釋、闡明和補充，并由他的儿子弗朗西斯·達爾文出版的。最初，弗朗西斯·達爾文出版了《達爾文生平及其書信集》三卷本，然后又增補了兩卷《書信續集》。所有這五卷為詳細了解偉大的博物學家的生平打下了基礎，而弗朗西斯所寫的評述的語气十分平靜而又令人喜愛，這种語气就使這些《生平及其書信集》的讀物成為達爾文一生的生動的編年史。他的遺孀埃瑪·達爾文滿意地重复了她的哥哥弗朗西斯·韋季武德的話：“好象听到了查理的聲音和又看到他的面部表情”，她認為這是對這本書的高度的贊揚。當然，任何傳記都代替不了這些卷次，而特別珍視達爾文這個名字的蘇聯讀者，在盼望已久的包括書信在內的《達爾文全集》終于出版的時候，有可能看到達爾文的有血有肉的令人喜愛的形象，好象听到他的聲音和看到他的面部表情。從另一方面來看，我當然注意到，達爾文的書信集出版者本人，即弗朗西斯·達爾文的見解和信念，有時不知不覺地損害了達爾文在學術上的形象。我确信，這种“分出莠草和麥子”的工作將由科學院出版的《達爾文生平及其書信集》評述者來完成。 其他史料的意義就并不那么大了。例如，達爾文的女儿亨里埃塔出版的兩卷對達爾文的妻子、家庭和親屬的生平的敘述要比直接論及達爾文本人多得多。我之所以利用這本書，僅僅是為了研究有關他結婚、患病和逝世的情況。 當然，我還利用了達爾文在“貝格爾”號上所寫的、并由他的孫女諾拉·巴爾勞在一九三三年發表的《航海日記》，同時也利用了由諾拉·巴爾勞在一九三五年發表的達爾文出色的筆記（關于加拉帕戈斯群島的動物學）。 阿·德·涅克拉索夫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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