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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劍橋


  當查理進入愛丁堡大學兩年后,父親清楚地看到,要儿子在醫學上有所作為的希望已經無法實現。
  查理對醫學根本不感興趣,他不去上課,不參加考試,也不進行外科實習。查理的姐姐們也都告訴父親,說弟弟厭惡醫學。達爾文醫生知道查理對体育運動入了迷,但他激烈反對查理成為一個“游手好閒的運動員”。羅伯特·達爾文嚴肅地同儿子談了一次話,并建議他將來成為一個牧師。查理請求允許他“考慮”一些時候。誠然,他當時已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甚至他也喜歡將來做一名鄉村牧師,但是他決定要重新審查英國教堂的教義,以便确認他是否能把所有的教義都當作真理。他開始閱讀一些神學方面的書籍,并“确信”英國教會的教義是可以完全接受的。于是,他同意了父親的建議。后來他自己承認,要是注意到他的理論受到教徒們的猛烈攻擊的話,那么這是一個他自己“一想起來就覺得可笑”的決定。
  要成為一名牧師,就得畢業于大學神學系。可是查理已把他在別特列爾學校所學到的那些古典語忘得一干二淨。因此在入學之前,他不得不溫習一下這方面的知識。
  根据劍橋學院注冊的記載,他于一八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被錄取為低年級寄宿生,受紹烏老師的指導。不過根据他本人的回憶,他只是在第二年初才最終進入劍橋。
  這位被查理稱之為“人們當中最聰明的人”的達爾文醫生有一點是不理解的,這就是自然科學本身仍是儿子生活中最感興趣的東西,實際上查理沒有能夠使自己認真地去學習神學,正如他未能認真地學習醫學一樣。在愛丁堡如此,在劍橋還是如此。不過這時的查理歲數大了一些,他能夠約束住自己,不想讓父親生气。他不是循序漸進地進行學習,而是長期不上神學課、語文課和數學課。但是一到考期臨近,他就迫不得已地把自己的甲虫放到一邊,著手准備功課,參加考試。考試完后他感到很輕松,便又暫時扔下必修課,轉到他那些心馳神往的興趣上來。
  例如,他在一八二九年七月十八日寫給堂兄福克司的信中敘述了一系列關于向昆虫學進軍的計划,談到了所謂小規模學位考試問題。信的語气發生急劇的變化,他告訴福克司,傳說在即將到來的考試中要對六個人(他是其中之一)特別嚴格,談完這一點后,他大聲疾呼:“鬼才知道等待我們這些懶人和昆虫學家的會是什么!”不難斷定,這些“昆虫學家”(當然暗指他自己)對于應該考試的那些科目是特別懶的。但是,當他順利考完試后,他又是感到多么高興啊!他于一八三○年三月還是給這位福克司寫信說道:“我考試及格了,及格了、及格了!我可以把整張的紙都寫滿這個令人愉快的字眼。……那些主考人是夠嚴格的,他們提了很多的問題”。接著談到他將在何地如何蒐集昆虫的計划,他要在倫敦听一出歌劇,將和朋友們消遣一番。看來他考試完后就再也不去關心神學了。另一方面,他對他所選擇的前途是否正确越來越感到怀疑。他的一位劍橋同學赫伯特在回憶他時寫道:“我們曾經嚴肅地談論過成為一名牧師的計划。達爾文問我,我能否肯定地回答出主教向牧師提出的問題:您是否相信,您的內心受到了圣靈的激勵,等等。我回答說我不能,他說:‘我也不能,所以我不能當牧師’”。
  但是,當達爾文在劍橋的最后一年准備學士學位的考試時,他開始稍微學習了一下數學(他仍象以前一樣對几何感興趣,代數學得很差)和古典作品,并高興地熟悉了柏利的《基督教教義證驗論》、《倫理學》和《自然神學》。那時他并沒有鑽研柏利所根据的前提,就信以為真。但他喜歡那一長串的結論和從這些前提中借以引出后果的邏輯。根据劍橋地方報的報道,達爾文在一八三一年五月通過了學士學位的考試。
  年青的達爾文是一伙十分快樂的年青人中的一個,他們組成了一個俱樂部,俱樂部的成員每周聚餐一次。達爾文在回憶這些聚餐的情形時說:“我們時常飲酒過度,隨后還興高彩烈地唱歌和玩牌……我知道我應當對這樣地消磨光陰感到慚愧,但是,因為我的一些朋友們都是些非常可愛的小伙子,所以我們大家也就盡情地玩樂,直到現在一想起這段時光就感到高興。”這些朋友中有許多人都是体育愛好者,所以對射擊、打獵和騎馬旅行的愛好,便使達爾文和他們更加接近起來。
  約翰·毛里斯·赫伯特是這伙人中一個,后來他在威爾士當了一名法官,在他年事已高的時候,他還十分親切地把查理稱為同學。他說:“這是一位极其親切、熱情和寬宏大量的朋友,人們都用最親熱的態度對待他。他同情一切美好和公正的行為;他從內心里憎恨一切虛假的、卑鄙的、殘酷的、庸俗的和不誠實的行為。”
  達爾文性格開朗,象在愛丁堡時一樣,在這里他也結交了許多同年朋友。例如,他同自己同學中的一位优秀的數學家維特萊非常要好。劍橋有個習慣,就是把數學考試的优等生造出一份專門的花名冊。花名冊叫作“榮譽學位考試”名單,列入花名冊者被叫作“數學學位考試一等及格者”,而花名冊中的第一名,即优等生,則被叫作“优等數學學位考試一等及格者”。維特萊榮獲了這個榮譽稱號。
  他使達爾文對精美的版畫和油畫產生了愛好,因此達爾文常去倫敦繪畫陳列館參觀。茲茨威廉博物館中,替善畫的維納斯、拉菲爾、莫爾根、繆勒的蝕刻畫,以及倫敦國立美術館中謝巴斯季安·德爾·皮奧姆波的彩色畫,都使他贊歎不已。一般來說,他最喜歡寫生畫,他甚至還購買了一些彩色畫。他同維特萊常在一起長時間的散步。
  維特萊居住在圣約翰學院(施魯斯伯里來的學生通常都住在這里),達爾文在他那里認識了他的表兄赫伯特(這在上面已經提到),他是一位“心地十分善良”的人。他介紹達爾文參加了一個音樂小組,在那里查理可以進一步發展他從前就十分熱愛的音樂愛好。他常說,他一听到美好的音樂就心曠神怡。但他的樂感很差,所以他的朋友們用另一种拍子演奏英國國歌,達爾文就辨別不出這首人所共知的旋律了。
  他在假期中同赫伯特特別接近,他們偶爾一起到巴爾穆特去度假。在這里達爾文馬上吸引赫伯特“為科學服務”(當時他把收集甲虫稱之為“為科學服務”)。他們每天不是乘船去旅行,就是到巴爾穆特前面的山里去游玩。在那里,在坡度不太陡的山上,達爾文經常收集昆虫,特別是甲虫。他交給赫伯特一個裝有酒精的瓶子,要赫伯特給他收集各种他認為是罕見的甲虫。熱心腸的赫伯特就极其認真地往瓶子里塞甲虫。可是收集來的他本人認為是罕見的甲虫,在達爾文這位甲虫行家看來,卻并不特別重要。所以每當查理看完瓶子以后,總是感歎地說:“喂,老切爾比尤里(達爾文常這樣稱呼他),這些全沒用!”不過達爾文對昆虫學孜孜不倦的鑽研精神,顯然感染了赫伯特。他离開巴爾穆特后,常在信中委托赫伯特給他收集昆虫。在巴爾穆特所收集的捕獲物中發現了一些特別罕見的昆虫類型。達爾文對這些昆虫作了极其詳細的記述,并指出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可以給他找到這些昆虫。他在信中還常問候巴爾穆特的另一位居民,即他深信一定是同赫伯特一起去旅行的別特列爾。達爾文使別特列爾對植物學產生了愛好,而這种愛好別特列爾畢生都保持著。
  但是,看來查理在劍橋時期同他的堂兄威廉·福克司·達爾文更加親近。据他在《自傳》中說,他是多虧了堂兄才得以熟悉昆虫學的。由于他們倆同過學1,由于他們倆都對自然科學非常愛好(直到福克司已成為鄉村牧師的時候還保持著這种愛好)這就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們倆后來更加親密。達爾文于一八二九年一月在劍橋時期給福克司的一封信中,怀著愉快的心情希望劍橋時期的生活能夠恢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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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福克司比查理大,比他早几年畢業于劍橋。福克司是查理的爺爺伊拉司馬斯的哥哥威廉·阿利溫·達爾文的孫子。福克司和查理在劍橋同學的時間只有一年。——作者注

  達爾文經常把自己在昆虫學方面的最新發現告訴福克司。他告訴福克司說,在倫敦,他在牛津大學的第一個動物學教授霍普先生那里整整呆了兩天,其目的完全是為了“同他談論和觀察昆虫”。達爾文特別喜歡霍普的昆虫蒐集品。此外,霍普給了他將近一百六十個新品种,并且還十分慷慨地要把自己最稀有的昆虫標本(這种標本每种只有兩個)送給他。看來,霍普對達爾文很感興趣,對達爾文拿給他看的那些達爾文和福克司的蒐集品贊揚了一番,達爾文接著告訴福克司說,他還認識一位研究甲虫的大專家斯捷芬斯,他把斯捷芬斯的蒐集品捧上了天,并說他常在斯捷芬斯那里喝茶。總之,達爾文充分利用了他這次到倫敦去的机會。他結識了許多博物學家,參觀了各种自然史机构,訪問了皇家學院、林納學會和動物園,參觀了其它許多“博物學家集聚”的地方。
  他還告訴福克司,他讀了哪些書(關于長臂猿的書),獵獲了什么鳥,他曾為甲虫問題而同一位昆虫學家發生了爭吵,并威協說要把這位昆虫學家從樓梯上推下去;他也把自己不順利的事告訴福克司。例如,他曾同霍普到北威爾士去作了一次采集昆虫的旅行;頭兩天還順利,可是后來卻突然病倒了,以至于不得不返回施魯斯伯里。他把他對劍橋音樂會的印象也告訴了福克司。他還寫信把考試的情況告訴福克司,說在准備考試期間他發過牢騷,為了准備考試他沒有抓過一只昆虫。
  總之,他當時對收集甲虫的興趣大得很。例如,達爾文在最后所寫的一封信中談到了下面一件事(他在《自傳》中也扼要地提到了這件事):“有一次我剝開了一塊樹皮,看到兩只罕見的甲虫,于是我兩手各捉了一只;就在這時我又瞧見了第三只新品种的甲虫,腹部帶有大十字花紋,我不忍把它放走,于是我把右手里的那只用牙齒輕輕咬住,好騰出手來。可是狡猾的甲虫排出了一种极辛辣的液体,使我感到非常惡心,我不得不把這只甲虫吐出,這樣一來,捉到的兩只跑了,而第三只也沒有捉到。”
  大概,查理·達爾文不止一次地向劍橋的同學們講述了這次捉第三只新品种甲虫的故事。因為在后來同他們的通信中他時常提到“大十字”的事。看來,這是他對昆虫學的愛好一次清晰的回憶。
  當時達爾文想出了(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一些收集昆虫的新方法:專門雇用一個人給他從老樹上刮蘚苔,然后把刮下來的蘚苔裝進一只口袋里,或者是把運蘆葦的駁船船底上的垃圾掃在一起,這樣達爾文便找到了一些罕見的新品种。當他在斯捷芬斯寫的關于不列顛甲虫的書中看到“查理·達爾文捕獲”這几個字時,他感到無比榮幸。
  劍橋大學除了必修課外,還開設公共課。例如,塞治威克教授就講授很有興趣的地質課。可是由于以前愛丁堡大學的地質課使達爾文大失所望,所以他根本不去听塞治威克的講課。然而他卻去听漢斯羅的植物學課;他對漢斯羅在講課中清楚的敘述和美妙的圖解尤其喜歡。早在劍橋大學之前,達爾文的哥哥就評論過當時才三十二歲的漢斯歲,說他是一位知識淵博的博物學家,而另一位年青人在向達爾文評論漢斯羅時說得很簡單:“他什么都知道”。漢斯羅有時帶著學生和同事們一塊去徒步旅行。如果确定的旅行目的地距离遠的話,他們就乘車或坐船順流而下。達爾文認為這樣的旅行是令人神往的。漢斯羅象孩子一樣常同他們逗樂,他對那些怎么也扑捉不住金鳳蝶的人,或對那些陷進沼澤地的泥泞里的人由衷地感到好笑。有時候他會停下來,就一些比較罕見的植物或動物接連講好几節課。看來他對于任何一种植物、動物或化石都能夠做到這一點。不久,達爾文通過福克司接到漢斯羅的邀請。
  大學里一些年青的學生和年長的職員每周要在漢斯羅那里聚會一次。團結博物學家的這种聚會,在劍橋起了倫敦的那些科學協會所起的作用,這些集會的特點是無拘無束,它們真正成了后來在劍橋建立雷耶夫協會的核心。
  達爾文身上有著某种特點,不僅使許多同齡人,而且也使那些比他的年齡大好多的人對他產生好感。也許,這就是他熱愛自然史的那种特別真誠的心和他那活潑而又反映靈敏的大腦吧。漢斯羅很快就和達爾文親近起來,以至于達爾文在劍橋的最后几年中,他們几年每天都要一道散步,無怪乎人們都這樣來談論達爾文:“這是常同漢斯羅一道散步的那個人。”這种友誼對達爾文以后的整個生涯起了難以估計的影響,因為它導致了達爾文后來的環球旅行。
  漢斯羅不僅樂意告訴大家那些植物學、昆虫學、地質學、礦物學和化學方面的淵博學識,而且他待人特別親切1,他性格溫和、為人善良,毫不利己,毫無虛榮心,這一切都在精神上給達爾文以良好的影響,而他們那一伙人多次在漢斯羅那儿舉行的有趣的聚會對達爾文的成長起了促進作用。在這一伙人之中,達爾文提到的有威韋利,他“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比任何人都健談”,還有漢斯羅的一個親戚詹宁斯,后來他同詹宁斯經常通信,詹宁斯后來曾出版了几部自然史方面的著作和其他一些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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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達爾文舉出下面一件事來說明漢斯羅特別親切:“有一次我在觀察潮濕的地面上的花粉粒。我看到其中有一些伸出了花粉管,于是拚命跑去向他報告我的發現。我相信,任何一位植物學教授看到我這种表現都會忍不住要哈哈大笑的。但是他卻完全贊同我的發現,他說,這种現象是极其有趣的,并向我解釋了這种現象的意義,而且很親切地讓我知道,這是一种眾所周知的現象。我离開他時一點也不感到難堪,反而為自己發現了這樣一件非同尋常的事而沾沾自喜,不過我當然要告誡自己以后再有什么發現就不要那樣急急忙忙地去報告了”。

  還應該提到的是,在這個時期對達爾文發生了重大影響的有兩本書:一本是天文學家約翰·赫瑟爾的《自然哲學的初步研究》,這本書激起了達爾文的一种愿望,就是要“用自己菲薄的力量為建立自然科學的大廈作一點貢獻”。另一本書是亞·洪保德的《美洲旅行記》。
  亞歷山大·洪保德出生的時間比達爾文早四十年,法國革命開始的那一年,他才二十歲,剛剛進入格廷根大學。他在那里結識了喬治·福爾斯特。喬治·福爾斯特和父親都是虎克艦長在他最長的第二次環球旅行中的旅伴。喬治·福爾斯特十五歲就同虎克一起旅行,他后來出版了這次旅行的游記。由于他的才能,由于他對旅行各國的大自然和風土人情作了生動的描寫,因此他的這部游記遠遠超過了其它一些游記。他是一個知識淵博、仁慈、愛好自由和富有敏銳美感的人,他善于對旅行(在旅行中他在地理上有不少新的發現)中所遇到的那些難以描述的然而卻印象新穎的事物作一系列細膩的藝術描寫。
  洪保德從小就向往到遙遠的國家去旅行,從小就酷愛植物學和礦物學。他同福爾斯特結識后,便隨他沿著萊茵河到荷蘭,然后到英國和法國去旅行。福爾斯特對藝術、歷史、工業和自然的廣泛興趣,使參加這次旅行的人看到沿途能看到的一切:各种礦場、工厂、科學机构、天文台、植物園、船塢等。無怪乎洪保德在几乎過了十年之后還能實現自己的愿望,在五年之中旅行了拉丁美洲各國。他心目中的理想旅行家就是福爾斯特,時常呈現在他的腦海里的是福爾斯特對旅行所作的那些藝術性的描寫,他把這些描寫當作某种典范。但是自然科學在這個期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所以洪保德去旅行時与福爾斯特在虎克第二次旅行前的情況大不相同,這時他已經是一位很有造詣和很有學識的博物學家,一位富有學識的植物學家、礦物學家和地質學家了。此外,他還在意大利旅游過不少地方。因此,在他用法文寫成的美洲旅行記中,他對各地風景、大自然、人物、事件所進行的藝術性描寫,同他對許多科學問題的闡述,同其他許多國家和人民相比較,同對許多事物的闡明和概括等等,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年青的達爾文讀了洪保德這部藝術性的旅行記的第一卷之后(他讀的是英文版三卷本),感到非常高興。人們閱讀洪保德關于介紹加那利群島的自然條件的描寫,閱讀他關于攀登高度超過維蘇威火山兩倍的火山特納里夫峰的描寫,的确是入迷的。
  關于對特納里夫峰的初步觀感(在這個觀感中混雜著幸免于難的念頭)的描述是引人入胜的。洪保德乘坐的那艘西班牙船是在早晨的濃霧中駛向加那利群島的,什么也看不見,即使距离很近。但是霧很快就消散了,于是在濃云上面立即展現出壯觀的山峰和它那被第一線曙光照得光怪陸离的山巔。大家都奔向船頭,觀看現出的景色。這時在离船尾不遠的地方出現了四艘游弋的英國軍艦,正在追赶西班牙的船只(當時西班牙正同英國作戰)。如果洪保德乘坐的船只被俘,并被押送到英國去的話,那他的旅行一開始就可能遭到夭折。但是濃霧很快又遮住了山峰,遮住了很快就置身于港口炮火的保護之下的那只船。下面接著描述了他們登上東海岸那晒得极熱的不毛之地,東海岸邊圣克魯斯市的那些白色小房子緊靠在黑色的峭壁邊。然后洪保德描述了旅行家們曾經航行到的西海岸的景色,他們之所以航行到這里,是因為只有從這里才能登上山峰。据洪保德說,這個位于“熱帶入口”附近的特納里夫島1的西岸有許許多多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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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特納里夫島在大西洋。——譯者注。

  洪保德說:“植物在那里增加了一些熱帶自然界的种類,如芭蕉和棕櫚。對大自然的美最敏感的人在這個島上能夠找到比气候更強的藥物。這里的每個地方都使我覺得比特納里夫和馬德拉群島更能解除煩悶……。這些愉快的感覺絕不僅只是优美的地理位置和清新的空气引起的,之所以產生這种感覺還由于在這里不存在奴隸制度,因為奴隸制度的形式,無論在印度,還是在一切地方(歐洲殖民者在這些地方引進了所謂的光明和工業),都使人感到极其憤慨”。
  我之所以引用這段話是由于達爾文特別喜愛它,因為,正如他的劍橋朋友們一致指出的,他的突出特點之一是仇視奴隸制度。這种高尚的人道主義的特點在他的先驅者洪保德和喬治·福爾斯特的一些記述中也曾表現出來(喬治·福爾斯特在晚年曾參加了法國革命,后來由于同自己的同胞和親友發生意見分歧而离開了他們,最后過早地逝世于巴黎)。
  但是達爾文這位“對大自然的美最敏感的人”也一定怀著非常高興的心情來閱讀對西岸景色的精采記述的。西岸的岸邊長滿了海棗樹和椰子樹;稍微高一些的地方是一些龍血樹种。洪保德用了好几頁篇幅描寫了其中的一株大樹。這棵龍血樹又高又粗:樹干的圓圍達十三米。樹齡很長。它把它那長著一束束樹葉的象燭台一樣的樹枝往上揚起,它真正“象征著大自然的青春永不消逝”,因為盡管它樹齡很長,但它每年都開花結果。
  這里的仙人掌和龍舌蘭長得比較高,遠處便是栽有北歐果樹以及南方橙子樹和海棗樹的奧羅塔沃市。
  在描述房屋和花園布局很美的西岸美景時,洪保德補充說:“不幸得是,這里居民的富裕程度,無論与他們的勤奮程度,還是与工業情況以及大自然向該地所提供的效益相比,都是不相适應的。農民一般都不是財產所有者。他們的勞動果實都歸貴族所有,而那些長期使整個歐洲陷于貧困的封建机构,則阻礙著加那利群島的人民過富裕的生活。”
  達爾文跳過几行又談到:“這座山的風景不僅以其巍巍壯觀而引人注目,它還很快使人產生一個想法:登上那神秘莫測的火山爆發地。”
  洪保德非常輕松地由發表美感的見解轉到政治的和科學的結論,加上他那生動的語言和明确的思想,這一切都吸引住了達爾文。
  洪保德在描述奧羅塔沃港附近的那個植物園時,以不贊成的口吻評論了林納的植物人為分類法(接兩性來分類),因為這個植物園的植物都是按這种方法來分類的。早在林納時期,巴黎植物園就采用了“自然分類法”,這种分類法的創始人是別爾納德·求修,他的繼承者是他的侄儿安東尼·芬蘭·求修。
  達爾文大概是怀著很大的興趣閱讀了洪保德關于登上特納里夫峰的記述和對那些不斷變化的風景的描述(在描述過程中夾雜著各种各樣的評語)。
  他們登上海拔一千五百米高的地方時,天已黑了。他們就到山洞里避寒。透過蒸汽可以看見月亮,而山峰的影子卻倒映在他們下面的云彩上。特納里夫峰和其他鄰近島嶼的頂峰在晨曦中就象一群島嶼似地突兀在把海洋和島嶼底部遮蓋住的毛茸茸的白云之上。
  “特納里夫峰以其陡峭和地形而集各种高峰之大成。從其山巔之上不僅可以俯瞰比鄰近島嶼的最高山還要高的遼闊海面的天際線,而且也能看得見特納里夫島的森林和有人煙的地方的景色,它們同附近的形狀和顏色形成了极美妙的對比。火山好象要用自己的岩漿把作為自己根基的小島壓平。火山從水面逐漸往上升高,一直升到比夏天白云繚繞的地方還要高上兩倍的高度”。
  据達爾文說,無論是單獨一本書,或者是几十本書加在一起,都沒有象這兩本書(即洪保德的《旅行記》和我上面提到的赫瑟爾的那本書)對他產生了如此大的影響。此外,他從洪保德的描寫中抄下了關于特納里夫島的很長一段話,并且在一次游覽時,似乎給漢斯羅、拉姆塞和道茲讀過,洪保德之所以對特納里夫島的奇跡作了描寫,是因為較早的時候“有一些人……曾表示要到那里去一趟”。据達爾文說,他們的這种愿望也不過是說說而已。“而我卻是十分認真地一心一意要到那里去的,因此我曾請求介紹我同一位倫敦商人認識,以便向他打听什么船開往那里”。
  達爾文知道了到那里去的代价之后,便專攻西班牙文,用西班牙文稱自己的朋友福克司為“最偉大的博物學家”,并寫信告訴漢斯羅說他希望很快就能看到洪保德所描述的龍血樹了。
  但這次旅行未能實現,先是受地質學參觀的干扰,后來則是為一項完全新的和意料不到的提議而改變了一切計划。
  洪保德對巴西熱帶森林的描述也是使達爾文贊歎不已的。根据他在劍橋大學同一學院的一位同學沃特金斯回憶,達爾文同他就巴西風景和熱帶植物曾進行過長時間的、非常有趣的談話。沃特金斯回憶說,達爾文當時是多么激動地摸著下巴,滔滔不絕地談論藤本植物和蘭科植物以及其它植物。
  達爾文在暑假中仍然酷愛在梅爾和武德高茲,有時在埃通的新住處打獵。
  雖然達爾文在一八三一年初就進行了畢業考試,但是由于他是在圣誕節前進入劍橋大學的,所以還必須在那里再呆上兩個學期。
  達爾文在漢斯羅的影響下決定研究地質學。他甚至繪制了一張施魯斯伯里周圍涂上各种顏色的各地的地質圖,這并非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他研究了英國地質學方面的書籍之后得出了一些很有趣的結論。他在一封信中寫道:“使我感到惊訝的是,我們對于我們地球結构的整個認識,很象一只老母雞對于它在一個地角上用爪子刨的那塊一百公頃的田野的認識……”漢斯羅請求地質學家塞治威克到北威爾士去旅行時把達爾文也帶上。
  塞治威克也象漢斯羅一樣,是一位优秀的“野外”考察家。他同自己的朋友,即后來以俄羅斯地質學方面的著作而出名的麥啟孫,一起在英國和歐洲大陸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查明了各個時期沉積物的序列。當時他們正好轉到在不列顛群島研究他們稱之為志留紀和寒武紀的古生代的沉積物。塞治威克和麥啟孫對英國古生代所作的這些研究,后來(1839年)使他們又划分出了一個体系,即泥盆系。
  塞治威克在帶查理去旅行以前,于一八三一年八月三日來到芒特,并住在那里。這天晚上查理同塞治威克進行了一次簡短的談話,給查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談話的內容是:根据查理說,當地一個工人在附近一個沙坑里找到了一個古生熱帶貝殼。塞治威克听了達爾文告訴他的這件事后,想用這种發現使他吃惊,于是不假思索回答說,這個貝殼是有人扔進那個坑里的(這樣的貝殼常常用來點綴英國小別墅的壁爐),可是馬上又補充說,如果它真是屬于冰河時期的表面地層,那將是地質學的真正不幸,因為這會推翻人們當時所不知道的關于中部各州表層沉積物的一切認識。這樣的回答使達爾文感到惊訝。他在《自傳》中寫道:“在這以前,我雖然讀了不少書,但我從來還沒有這樣清楚地認識到科學是由這么多的可以從中得出一般規律或結論的事實构成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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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有趣的是,一些美國和英國的達爾文傳的作者對這次談話作了不同的評价。根尚·華爾德在這里認為年青的達爾文是一位對他所遇到的事實毫無偏見地加以研究的真正科學家,而認為塞治威克則是一位敢于推翻大家都不怀疑的事實的人,因為這樣的事實并不真正符合原則。華爾德當然錯了。第一,達爾文本人在“自傳”中提到,這樣的熱帶貝殼常常用來點綴壁爐,塞治威克的假設可能是對的;第二,達爾文后來在冰川層只是找到過北极地帶的貝殼:第三;當時決不指責塞治威克頭腦特別保守,因為他是一位优秀的野外考察家,他曾根据親自觀察到的事實作出了自己的結論,其中許多都是新的結論。

  塞治威克在旅行中經常讓達爾文去采集岩石標本,并讓另一位達爾文傳的作者吉夫里·威斯特在駁斥華爾德的見解時卻
  走到了另一個极端。他說:“經過這一剎那間,查理從前的整個科學觀點完全改變了。在此之前他只不過是一位收集家。現在,即在八月份的這天晚上科學家(著重號是我加的——作者注)查理·達爾文才真正誕生了”。
  這當然是過分夸大的說法。不應把達爾文的一個明确的思想弄到荒謬絕倫的地步。科學家“是不能剎那間誕生的”,而是逐漸造就成的。我所寫的達爾文傳是試圖徹底研究一下,是哪些新的影響、學術著作和思考造就了查理·達爾文這樣一位天才的博物學家的。——作者注。他在地圖上標出這些岩石標本的層理。這樣,達爾文就學會了分析全國的地質情況。后來,他离開了塞治威克,穿過几座山,直接到了巴爾穆特,在那里他有几位劍橋朋友,然后從那里到了施魯斯伯里,又到梅爾去打獵。他在日記中寫道:“七月份我象一只貪婪的老虎似地鑽研地質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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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正文中所引用《自傳》中的話十分明确地說明了這次同塞治威克的談話對達爾文所起的作用。——作者注。

  總之,我們看到,達爾文在劍橋時期過著雙重生活:一方面,他并沒有什么特殊興趣地參加了必修課的考試和學士學位的考試,另一方面,他一心扑在自然科學上和体育運動上。同漢斯羅等人的結識,同昆虫學家們的交往,讀書和旅行,同塞治威克一起進行的地質考察旅行,打獵和騎馬旅行,這一切都日益把他鍛煉成一個被自然科學家們稱之為“野外工作者”式的博物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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