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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倫敦的生活，對于習慣在庄園或省城郊區過自由自在生活的達爾文夫婦來說，已經不堪忍受了，特別是由于達爾文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坏。他們已經生了兩個孩子，而埃瑪又怀上了第三個。他們決定從城市搬到農村，并且決定最多每兩三個星期到倫敦去一趟。一八四二年九月，達爾文夫婦買下了唐恩的庄園。這座庄園之所以吸引他們，是由于它是一個很偏僻而又舒适的地方，距倫敦不很遠。唐恩村有几百居民，位于兩條村道的交叉處，离庄園有四份之一英里遠。最近的兩個火車站距庄園有十英里，而到車站去倒成了一件大事。充當馬車夫的老園丁只好經常小心翼翼地駕駛著馬車，一會儿往山上走，一會儿沿著彎曲的鄉間土路往下走。因此達爾文不得不放棄自己原先打算經常去倫敦的想法。買來的庄園一片荒蕪，舊房屋的樣子并不吸引人。為了使房屋有一個比較舒适的樣子，達爾文在最初几年付出了很多勞動，把它粉刷了一遍，開辟了一個花園和一個菜園，圍上篱笆，在房屋的第三層修了一個陽台，上面覆蓋上一層匍匐植物。周圍有一些森林，把白堊的露頭和被小路截成兩半的深壑掩蓋起來，還有河谷中的耕地。 達爾文在唐恩這個地方度過了他整個的一生直到晚年。這种平靜的生活由于偶而去親戚那里作短暫的旅行，或到倫敦去，或到其它城市去參加英國科學協會會議，或到水療机關參加水療“訓練班”而中斷。這种生活同那种要求有很大的活動性和消耗极大体力的環球旅行截然不同。不過，也許只有在這些新的條件下，達爾文才能夠寫出許多使他享有盛名，并在人們對生物界以及人在生物界的地位的看法中，產生巨大變化的博物學方面第一流的著作，因為他長期患病，所以每天工作最多不過兩三個小時。 他后來的傳記實質上只是他的著作史以及他和他的朋友們為生物學中的新思想斗爭的歷史。 我們以前曾指出過，年輕的達爾文怎樣在第一次偶然到了熱帶佛得角群島上的圣地亞哥后，坐在熔岩形成的懸崖下，利用賴爾的新地質學思想分析島的地質史，以及他將撰寫一部他所訪問過的那些國家地質學著作的想法而使他當時欣喜若狂。《珊瑚礁》一書是他實現這一理想的開端，而且是輝煌的開端。眾所周知，賴爾對他的珊瑚礁理論是十分贊揚的，雖然這個理論也駁斥了賴爾自己的環形（珊瑚）島的理論，這些環形島好象一個圓環位于淹沒在水下的火山噴口上，賴爾又盡力促使達爾文盡快地在地質學會會議上報告他所搜集的材料。 《珊瑚礁》一書出版后，達爾文在一八四二年秋著手撰寫他在“貝格爾”號旅行時訪問過的火山島的地質方面的著作。這應該寫成《‘貝格爾’號艦航行地質學》的第二部。它的第三部應該是在南美的地質考察。我已經提到，有一些他在途中寫的有關“地質”的信件，曾經在地質協會一些會議上報告過。他在返回英國后所撰寫的這些簡訊和其他報告，曾以報道的形式刊登出來。而現在他就開始對自己在地質方面的搜集品和筆記進行全面整理，并對他訪問過的各國的地質情況作出詳細的描寫。 新著作的前五章就是描述他訪問過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火山島。當他寫第一章（該章寫的正是關于圣地亞哥島的地質情況）時，他對該島的印象記得多么清楚啊！在他面前出現了該島的地質剖面：最低層是火山岩，他認為是在海底上面流動的；中層几乎是第三紀初期延伸很多海里的石灰石的水平層（古生物學家索爾比在英國為他鑒定了這些岩層中的貝殼）；最上層是晚期形成的熔岩，它是該島從海中上升后由錐形噴火口流出來的，并且稍微把最接近噴火口的一些石灰層變了形。 在第二章里，他簡單地描述了亞速爾群島中的費爾南多德諾羅尼亞特塞腊島的地質情況；描述了塔希提島（他在這個島上找到上升的痕跡）西北部的地質和大西洋中的小島——圣保羅島的地質情況。 在第三章里，他比較詳細地描述了亞森松島的地質情況，在這里，他的地質錘子曾經“胜利地敲過山岩”，因為正是在這里，達爾文得到高興的消息：塞治威克預言他作為一個地質學家，會有遠大的前程。 第四章是對圣赫勒拿島的地質的描寫。所有這些考察，不管它們是怎樣的不連貫而又簡短，但卻都是非常准确的。尼·謝·沙茨基在他的《達爾文是一個地質學家》一文中，引用了岩石學家列納爾的著作里以下的几行話，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列納爾在他對“挑戰者”號的著名考察所搜集的岩漿岩進行了加工整理，并仔細地把自己的結果同達爾文的結論作了比較，說：“我立刻對這位考察家表示由衷的軟佩，他手里只拿一個放大鏡，利用只是以焊接吹管來進行的那些簡單試驗，而且很少用量角儀測量，就能區別最复雜的礦物集合体的性質。不管他對山岩的結构和成分是以多么大的信心和准确性來進行鑒定的，但經過對其他地區的火山情況的對比研究，這些礦物的起源還是弄清楚了，并且得到了證實。不管他對他發現的事實和他的前人在別的地方描述過的事實之間的關系調查得多么清楚，但這种關系沒有證据是不能被人接受的，盡管這些關系破坏了占統治地位的假說，例如上升的噴火口以及火山現象和深成現象的根本區別就是這樣。最后，該書無与倫比的功績就是論證包含在本書之內并且似乎是偶然散見于其中的那些新思想。” 這些新思想中的一些思想組成了他上述著作的第六章。達爾文在這里首先注意到粗面岩和玄武岩之間的差別。划分這些差別的過程是在這些山岩組成部分比重的影響下進行的。達爾文在自己的考察和其他作者部分記載的基礎上證明，由于較重的晶体降到熔岩的下部和較輕的晶体位于熔岩的上部，岩漿就被區分開來。從火山錐体中流出來的熔岩就是這樣區分的，深處的岩漿也是這樣區分的，同時形成相應的岩石。正如沙茨基指出的那樣，這一結論就在過了一百年以后的今天也未失去它的意義。 這一章的第二個總結是論述火山島的分布和火山現象。達爾文強調指出，大多數海洋上的島是火山島。這就向他提出了火山島和火山現象的起源問題。他在這里反對當時的權威列·馮·布赫把所有火山島分成兩類：一類是中心火山島。它周圍几乎在各個方向都有大量的噴溢物；一類是火山島山脈。達爾文認為，那种中心火山島是沒有的，當然，盡管在每一群火山中，總有一個高于其余的一切火山。至于火山島山脈，那么它們在群島上形成一條線就很少能适應于鄰近大陸海岸的外形。大陸上的山脈也很少靠近海岸的情況，迫使他在裂縫和斷裂處（它們是在海床變為陸地的情況下在上升時沿著大陸邊緣形成的），尋找從海深處上升的大陸山脈和火山島山脈出現的共同原因。 這部考察著作的第七章同前六章不是直接聯系在一起的。這只是“貝格爾”號在返回倫敦的路上，在澳大利亞、凡第門地、新西蘭和好望角作的進一步的地質考察。它們曾被加在《‘貝格爾’號地質學》第二版上，大概是為了使專門用來闡述南美洲地質的第三卷更加完整吧。 該書是在一八四四年二月中旬完稿的，同年春末就問世了。 一八四二——一八四四年，達爾文孜孜不倦地從事物种問題的研究。從《一八四二年概要》与他在一八四四年七月前完成的他的理論的概要對比來看，這一點是很清楚的。的确，不管《一八四二年概要》的思想和為了證明理論而指出的事實多么丰富，但還只不過是未來著作最初的提要或草稿。它不應當停留在這种粗糙的、不便于讀者閱讀的樣子上。因此，達爾文考慮到他复雜的理論只能從深入研究它的各個方面獲得成功，認為有條理地和更加全面地陳述自己的理論對他本人來說仍然是必要的。他寫了新的概要，其份量比《一八四二年概要》大約增加了三倍，并且仔細地進行了謄正。特別是擴大了有關自然選擇和生物的地理分布那几節。在寫完這部著作以后，他明白了這個問題是多么重要，雖然他的理論面臨各种困難，但他越來越相信它的正确性。他認為，有威望的博物學家接受這個理論是科學上的巨大進步。但他同時也感覺到，他的結論与大多數學者的意見和看法相距甚遠，他的進化思想同他們是格格不入的，如果現在出版自己的概要，他就會孤立無援。他記得，賴爾曾無情地譏笑拉馬克說，學術界傲慢地對待老的進化論者和生物變化論者，認為他們是幻想家。要全副武裝地投入戰斗。面臨大量的工作，可是他的健康情況總是在惡化。假若他突然死去怎么辦？到那時候，他的理論，他的整個思想，大量的准備工作——已有大約十來個紙夾組成的全部札記和摘錄，在各种著作中所標出的重點，從各种學術著作和專門刊物上摘錄的作為資料的那些他所必需的全部文章，不是也全完了嗎？難道所有這些要同他一起毀掉嗎？ 達爾文在心里逐一回憶了他所熟悉的博物學家，以便确定他們之中誰能夠擔當起他的事業（他意識到他的事業在多大程度上還未完成），批判地研究他所搜集的全部材料，用确鑿的事實充實他的每一個論點，分析研究理論上的各种難點，總之，替他寫出他的未來的著作。在他看來，這個問題會使每個真正的和誠實的博物學家感興趣，只要他深入研究對象，熟悉材料。但是，他知道，這項工作需要大量時間。因此，還必須在物質上給這樣的博物學家以鼓勵。 在我們面前有他思考和怀疑的結果，那就是他寫給他是親近的人和朋友——妻子的遺書。這封信几乎全部值得引證。這是他用文字記錄下來的意愿，是后繼者必需照辦的字据。 “我剛寫完我的物种理論的概要。如我所想的，如果將來即使只有一個有資格的裁判者接受我的理論，那也將是科學上的一個相當大的進步。 “如果我驟然死去的話，這封信就算是我最庄嚴的和最后的遺愿。我确信，你會認為這同依法寫在我的遺囑上是一樣的。我請求你撥出四百英鎊來作出版的費用，請你自己或者通過漢斯羅（喬·韋季武德先生）來努力實現我的遺愿。我希望你把我的概要同那筆錢一起交給一個有資格的人，以便促使他去努力修改和擴充概要。我將把我在博物學方面的全部書籍交給他，這些書或者畫上了著重線，或者在書的頁底指出了請著意檢查和注意的頁碼。這些地方或者与題目實際上有關，或者可能有關。我希望，你把所有這些書編一個目錄作為吸引任何編者的一個手段。我還希望你把用咖啡色紙寫的全部筆記交給他。這些從各种著作上摘錄下來的筆記會幫助我的編者。我還希望，你或者任何一個同事，在編者選擇他多少有點用的筆記時要給予幫助。我讓編者來确定，這些事實是否應放進正文或者把它們作為腳注、注釋和補充。因為檢查腳注和札記是一件枯燥的工作，而且因為修改、增加和改變我的概要需要花相當多的時間，我把四百英鎊以及著作可能得到的收入作為獎勵，但是作為交換，我認為，編者必須做到由圖書出版商或者自費把概要發表出來。紙夾里的許多札記只是包含著一些膚淺的看法和現在來看是無用的舊觀點；很多事實看來對我的理論也沒有關系。 “至于編者，最好是賴爾先生，如果他愿意承擔的話；我想，他會認為這件工作是一种愉快的工作，并且會了解到某些對他來說是新的事實。編者必須是一個地質學家兼博物學家，因此倫敦的福勃斯教授是第二個最好的編者。漢斯羅教授是一個最親近的人和最好的人（一般來說，他在很多方面都是最好的）。虎克博士也很好。司卻克蘭先生是一個最親近的人。如果上述人中沒有一個愿意承擔，我就請你就編者—— 地質學家兼博物學家一事同賴爾或者其他任何合适的人商量。如果還要一百英鎊才對吸引好的編者有作用，那就一定請你把數目提高到五百英鎊……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于唐恩。” 還保存著一個簡短的記載，看來是上述信件的草稿的一部分：“特別是在虎克的幫助下（也可能在有任何一個好的動物學家的幫助下），賴爾是所有人當中最好的一個。但是如果編者不愿承擔把時間花費在這上面的義務，那么支付這樣的數目會是毫無用處的。” 要找到一個對所研究的東西能作出有根据的考證并對各本書和筆記中划有著重線抄出的地方的關系作出周密思考的編者，如果在尋找這樣的編者方面出現什么困難，那么就可以按原樣發表我的概要，加上一個注釋，說明概要是數年前寫成的，而且是憑記憶寫成的，未作過訂正，也無意按現在的這個樣子出版它。” 當然，信中很清楚，達爾文沒有同上述指定的編者候選人中任何一個人談過任何東西。而且這在當時也未必有什么意義。可能，大家會譏笑他，說他對寫遺囑一事考慮過早（他當時才三十五歲），他將比他們所有的人要活得久。 他确定的人究竟是誰呢！有關賴爾我們談得夠多了。看來，賴爾當時是最接近達爾文的學者，而且達爾文仍然對他給予很高的評价。達爾文決不怀疑，在某些方面，舊的思想基礎還頑固地盤踞在賴爾心里，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賴爾會承認人是起源于動物的，雖然這對他來說是异常的困難。 福勃斯是确定的第二個人，達爾文同他好象從來沒有特別接近過，可是福勃斯經常去唐恩；正如達爾文強調指出的，福勃斯一身數任，既是地質學專家，又是動物地理學專家。他曾是地質學會博物館保管員，后來是實踐地質學博物館博物學教授，在去世前不久（一八五四年）被聘為愛丁堡大學博物學（動物學）教授。達爾文在自傳中曾提到過他，說他是一位先知，他論證以冰河時期解釋在彼此相距甚遠的高山地帶和北极地帶也有同种植物和一些同种動物存在。但是，福勃斯最著名的著作是關于海生動物在地中海不同深度的傳播的論文和《關于不列顛群島的現代植物區系和動物區系在分布中的關系和在洪積世期間群島上的地質變化》的論文（他把生活在大不列顛類型构成中古代各個不同時期——從中新世到現在五個依次更替的植物區系和動物區系，即從大陸的各种不同地方沿著一些“陸地橋”進行滲入的植物區系和動物區系的遺跡加以區分）。不管怎樣，他給當代人留下的印象是一個頭腦非常靈活，精明能干的人。他比達爾文小六歲。 關于達爾文的老朋友漢斯羅教授，前面已經談得夠多的了。虎克博士和司卻克蘭先生是兩個新人物。因為前者大概從這個時期開始就在達爾文的生活中起重要作用，所以對于他我們要詳細地談一談。 約·達·虎克比達爾文小八歲。他是植物學家、基由皇家植物園園長的儿子，他同達爾文的兩個老朋友很親密。他同漢斯羅教授的女儿結了婚，而他的父親同賴爾的父親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在青年時期，約·虎克參加過詹姆斯·羅斯乘“鬼門關號”和“恐怖號”前往南冰洋的著名探險工作。老賴爾得悉他朋友之子准備參加上述探險，就從儿子那里借來一本達爾文的《‘貝格爾’號一個博物學家的日記》的校樣送給他。這本日記對虎克產生了強烈的印象，他當時感覺到，較之于達爾文作為博物學家在環球旅行時所表現出來的多方面的知識和才能，他還相距很遠。而在他去旅行之前，賴爾把剛剛出版的一本日記贈給了他。 關于他同達爾文的第一次會見，虎克是這么說的：“我第一次會見達爾文先生是在一八三九年特拉法加街心小公園（在倫敦）。我是同一位軍官去的，七年以前，這位軍官是達爾文在‘貝格爾’號艦上為時不久的同事，但是此后，這位軍官大概沒有再遇到過達爾文先生。我被介紹給達爾文先生。這次會見當然是短促的，但我記得達爾文先生是一個体高肩寬的人，背有點駝，談話時有令人愉快而活潑的面部表情，眉象鬃一樣，說話低沉而柔和；他象一個水兵一樣异常爽直而誠懇地歡迎這位舊相識。”虎克仔細地觀察了達爾文，因為他已經知道了使他感到高興的達爾文的航海日記。 達爾文也關心作為博物學家去南极探險的虎克的命運；毫無疑問，他認為虎克的命運同自己的命運是相似的，并饒有興趣地閱讀了虎克寄給賴爾的信件。從探險歸來以后不久，大約在一八四三年，虎克收到了達爾文下面的一封信： “尊敬的先生：我曾希望更早點榮幸地和您會面，并祝賀您從那長途而光榮的航行平安歸來。但是我不常到倫敦去，要是您沒有理由參加地質學會會議的話，我們還要相當長的時間不得相見。 我急于知道，您將怎樣處理您的全部材料。我從閱讀您的一些信件中得到了很多東西，以致于作為讀者之一，如果沒有机會讀到更多東西的話，我會感到遺憾的。我想您現在很忙，并且十分快樂；我多么清楚地記得我回到英國后最初几個月的快樂心情：這補償了海上風暴給我帶來的一切痛苦。但是我已离開了這個促使我給您寫信和向您表明我的愉快心境的主題，因為漢斯羅（他在几天前來信告訴我）已把我那少數植物搜集品寄給了您。您不可能相信我為此而感到的快樂，因為我恐怕把那些搜集品丟失了，搜集品的數量雖小，但搜集起來卻花費了我很多的勞動。有几段筆記我想還在漢斯羅那里，這几段筆記敘述了几种非常好的植物的產地和其他的東西。我特別注意火地島山地的花卉，并竭力保存了當時我們所到之地每种正在開花的植物。我早就認為，這一伸入南海极遠的陸地盡頭的植物區系的概貌會是很优美的。但是請您把同歐洲物种近似的那些物种，為我這樣一個對于植物學一無所知的人作出比較并提出見解吧。我常想，在火地島上是否有很多歐洲屬植物，它們在科迪列拉山脈是找不到的，确定這一點准是一件极好的事情。雖然兩處相距太遠，但是，您是否在您寫的任何概要中提出對無知者有重要意義的問題：什么屬是美洲的？什么屬是歐洲的？如果屬是歐洲的，物种的差异有多大？ 我希望漢斯羅會寄給您我搜集的加拉帕戈斯群島的植物（洪保德對我表示過這些植物引起了他的強烈的好奇心）；我費了很大力气采集了所能采集到的植物。這個群島的植物區系，象有些人所猜想的那樣，應當提供一個与久已令人感到興趣的圣赫勒拿島植物區系几乎相似的情況……”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達爾文同這位年輕的植物學家在事業上是怎樣建立聯系的，他又怎樣立刻把自己的聰明才智用來研究使他本人感興趣的生物地理學這些問題的。 共同的利益和工作使他同虎克的關系非常密切，以致達爾文敢于承認，正是他（虎克）首先“大膽”嘗試解決關于物种起源問題的。 一八四四年一月，達爾文在致虎克的信中寫道：“……自從我回來以后（從環球旅行回來以后），我就忙于一种非常自恃但（沒有一個人不這樣說）很愚蠢的工作。加拉帕戈斯群島上的生物的分布以及其他東西使我感到非常惊訝，于是我決定胡亂搜集一些對什么是物种這一問題哪怕有一點關系的事實。我已閱讀了大批農藝和園藝方面的書，并且不斷地搜集事實。最后終于閃現出微光，而且我几乎已相信了（同我開始研究時的意見完全相反）物种（這全象承認謀殺罪）不是不變的。愿上天保佑我不去相信拉馬克的進步的傾向，由動物遲緩起作用的意愿所引起的适應等等的荒謬說法吧。可是我所得到的結論卻和他的結論相差無几，雖然變化的原因是迥然不同的。我想，我已找到了（這里也是自恃！）物种借以對于不同目的能作完美适應的那個簡單途徑。您現在就會唉聲歎气并且會這樣思忖，我怎么把時間浪費到這樣一個人身上并且寫了一些信給他！”。 我們先簡單地談談他當時埋頭寫的《一八四四年概要》，然后再談談虎克以及他同達爾文后來接近的情況。 《一八四四年概要》大大增加了闡述自然選擇的那一章的篇幅。達爾文在這里指出，雖然遺傳性廣泛地傳開了，但是它的問題是复雜的；并不是生物在一生中所獲得的一切都能遺傳下來。例如，由于疾病影響而造成的殘廢和結构上的突然變化是不會遺傳的。有一些類型，遺傳傾向在加劇（垂紫杉），另一些類型在減弱（垂柳）。他接著指出了由人類選擇种畜的重要性和隔离的意義，即防上同不良的個体和品种進行交配的作用。他還指出了采用選擇的實際操作者在工作中的困難和細微之處，指出了在很多代期間進行育种的必要性。他比《一八四二年概要》更為詳細地指出了對各种動物進行有步驟的選擇的成績。他強調指出，人不會創造出各种變化，只會把“自然界恩賜的禮品”合并和聯合在一起。除了達爾文生活的那個時代（由于當時工厂生產需要大批經過改善的原料）所特有的系統選擇以外，他還詳細地敘述了人類在成千上万年間進行的“不自覺的選擇”。他在這方面引證了對野蠻人部族的觀察，包括對火地島人的觀察，他利用了圣經里的一些傳說，老普里尼的著作，英國古代史和十六、十七世紀近代史的資料。在《概要》中，他把對“物种起源”起的某种作用也歸之于雜交過程的本身。 有趣的是，他在了解大量實用文獻以后，能夠很准确地把當時實踐家所共知的兩個外形截然不同的种族或品种在第一代和以后各代雜交的結果總結為一定的公式：“如果使兩個外形截然不同的种族彼此進行雜交，那么其后代的第一代多少有點象雙親中的某一個，或者完全具有介乎二者之間的外貌，或者有時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新的性狀。第二代和以后几代，在一些個体同另一些個体相比較時，其外形往往發生急劇的變化，其中很多代几乎又回到它們的始祖的形態”。 令人惊訝的是，這一句話如何准确地總結出經過五十多年后才由遺傳學建立起來的那些規律性。遺傳學是從許多有系統地進行的實驗中發展起來的，而孟德爾便是進行這些實驗的鼻祖。 我們不談《一八四四年概要》同《一八四二年概要》的其他不同之處，我們只指出，除了關于“自然選擇”這一節外，專門敘述動物地理學的那一章在《一八四四年概要》中得到了特別的發揮。它的篇幅之大同一八四三年的相比增加了十倍，它全部是重寫的。這章分為三個基本部分：生物的現今分布情況，生物在過去的分布情況（古生物形態的分布情況）和列舉出來的地理分布事實同他的理論相一致的程度。把整個陸地分成兩個，三個和四個動物地理區是相當出色的，達爾文在這個《概要》中是根据哺乳動物的現今分布情況進行這种划分的。“如果把整個陸地分成兩個區，那么澳大利亞同新几內亞組成一個區，其它地方就組成另一個區；如果把陸地分成三個區，那就是澳在利亞區，南美洲區和其他地區。如果分成四個區，這就是澳大利亞同新几內亞區、南美洲區、馬達加斯加區以及一切其他地區”。人們不禁產生這樣一种想法：如果他的朋友赫胥黎在很晚以后提出把整個陸地分成三個動物地理區——大南陸區、新熱帶區和北界區，那么他在這里就是用新的形式重复屬于達爾文的想法。如果需要把世界分成四個區的話，那么把有著典型的始新世動物區系的馬達加斯加划分進去，這在邏輯上也完全成立。 達爾文正是在《一八四四年概要》中說出了与眾不同的思想，這就是冰川時期對于說明各個不同山峰上的高山植物區系斷斷續續的分布情況，對于說明它們同北极植物區系有相似之處，具有很大的意義。這一想法如上面我們所指出的那樣，后來才第一次出現在刊物上，它与達爾文無關，是由伊·福勃斯公之于世的。 所有這些例子表明，《一八四四年概要》的作者具有遠見卓識和高度的洞察力。《概要》中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達爾文總的特點是把他對待科學的審慎態度，同他的勇往直前、敢攀高峰、丰富而又嚴謹的科學想象力結合在一起。達爾文向虎克承認的那种“非常自恃的”工作本身就是這樣，而共同的工作使他倆更加接近。 達爾文把在加拉帕戈斯群島上搜集的植物交給虎克后，告訴他關于獨立的島上一些鳥种和海貝的情況，同時還告訴他這些鳥种和海貝同美洲大陸的這些鳥种和海貝有相似之處，請他特別注意這些事實并加以研究，對加拉帕戈斯群島的植物物种是否也可以作出這樣的結論。他接著向虎克指出了同研究各群島的動物區系有關系的各個作者，并請虎克注意，關于植物，是否可以認為在世界各地极為普遍的物种數目已經很多了。達爾文對所有這些問題都已經深思熟慮過。 可見，年輕的虎克受他的青年朋友的影響，在學術上邁出了最初几步，因為他的這位朋友要把他“培養”成為一個學者。這种影響由于虎克同達爾文的私人會見（起初在倫敦伊拉司馬斯·達爾文的住所，后來又在唐恩，約·虎克曾同其他博物學家一起被邀請到這里來）而更加增強。虎克在回憶這段時間時說：“在他的健康狀況有了短暫的好轉后（接著就是長時間的患病時期，這些時期經常使他的生活變成負擔），也就是在一八四四年和一八四七年間，我收到很多令人非常高興的邀請。不能想象有哪一家比這一家更好客和在各方面更招人喜歡的了。常來聚會的人中，有醫生法更納、伊·福勃斯、貝爾教授和華德豪斯先生；當時一起長時間地散步，逗抱著的或坐在膝上的孩子們玩，听音樂，這音樂如今仍在我耳邊回響。我不能忘記達爾文本人的誠摯態度，他爽朗的笑聲，他家庭生活的快樂，跟他一起圍繞著他的庄園到處看看，在他工作室內漫無邊際的個別談話，對生物和物理知識領域各分科存在的問題的討論，我們已經著手研究這些問題，而且在研究這些問題后，我至少感到，我絲毫沒有什么貢獻，可我得到的比我所能容納下的要多得多……” 在達爾文的健康狀況惡化后，虎克是唯一的在唐恩一呆就是几天，而有時一呆就是几個星期的客人。他善于使達爾文感到毫無拘束。虎克經常帶著自己的著作來，并獨立地從事研究。吃完早飯，達爾文把他請到自己的工作室里，和他呆上半個小時，從他那里“吸收”一些有關植物學和植物地理學方面的問題的資料，這些問題都是達爾文在鑽研“物种”時積累和記錄下來的，目的是征求一下虎克這個專家的意見。他還把自己的工作進程告訴虎克。然后他們就分手，直到每天沿著沙徑散步的那個時間再見面；這种散步是達爾文站在虎克住的房間的窗戶下專門邀請他去的。他們向前穿過花園，在那里看一看達爾文進行的某項試驗的情況，以后又走上沙徑，沿著沙徑走完規定的圈數。他們在這里回憶各自航行中的經歷，談起老朋友們，交談那些把他們的想象力帶到遠方的書籍和事物。 如果達爾文感覺身体很好，那么在散步后，他就同全家共進午餐；有時他索性坐在餐室里，同家人談天或听音樂。 正如達爾文在給他劍橋大學的老同學赫伯特的信中所說，在唐恩過的生活真象“鐘表的机器”，信中他邀請赫伯特偕同夫人到唐恩來做客，并听一听貝多芬的音樂。 我們不要忘記，在青年時期，達爾文和赫伯特曾迷戀于音樂，并且屬于一個音樂小組，而埃瑪是一個頂好的女音樂家。達爾文曾說過，他起初不愿意變成一只“肯特豬”，他打算每個月訪問倫敦一、二次，以便出席一些學術協會會議或者同朋友們見見面。但是，由于這些旅行而引起的激動不安和健康的惡化，迫使他越來越少地進行這种旅行，他妻子在唐恩安排的舒适和安逸生活，也促使他不愿去旅行，宁愿邀請親屬和朋友到唐恩來做客。 當然，某些拜訪，特別是不很認識的人的來訪，使他很不安和緊張，以致他不能從事工作。但是，如果客人們來的時間比較長，他就比較平靜。這就很少改變他的正常日程，他就能在一定的時間內會見客人。這個制度使他能完成自己真正的科學巨著，特別還要注意的是，他每天用在這項工作上的時間不能多于三個小時。除了虎克以外，當時最常去的客人當中還有賴爾和漢斯羅。訪問唐恩的親戚中有韋季武德一家和查理的姐妹——凱瑟琳和蘇桑娜。甚至對農村和自然界沒有好感的哥哥伊拉司馬斯，有一回在他這里也做客兩個月。查理的父親此時已年近八旬，一次也沒有到過唐恩，他只是在倫敦或施魯斯伯里同查理見面，可儿子查理很少到那里去看他。舅父喬斯已在一八四九年去世，而他的妻子——查理的舅母伊麗莎白精神已嚴重失常。她由一個女儿來供養，而對查·達爾文和他的妻子有著最美好回憶的梅爾，在他們的生活中再也不會起什么作用了。 繼《‘貝格爾’號地質學》第二卷之后，達爾文著手寫第三卷。該卷的頭兩章——《關于南美洲東岸的上升》和《關于南美洲西岸的上升》——寫得特別出色。在這里，對南美大陸海洋地質的詳細研究合成一個邏輯性嚴密的整体。達爾文從東岸陸地在最新紀首先在上升度較小的內格羅河邊上升的證据談起，繼而向南，從南緯33°40′到53°21′（即在一千多地理里的距离上）不斷增高。沿著大陸的整個海岸，在几英尺到四百一十英尺的高度上，達爾文找到了現在仍然生活在鄰海的軟体動物的外殼。十分有趣的是，這些外殼分散在同一高度上走向很遠的平地和階地上。但是，在有現代軟体動物生存的整個期間，陸地上升時期大概是相當長的，因為達爾文在布蘭卡港和圣胡立安海灣找到的与這些軟体動物同時生存的哺乳動物化石屬于絕滅的物种。 “貝格爾”號考察隊對圍繞在圣克魯斯河上游河谷周圍的階地所作的一些斷面剖析研究，表明階地或者平地曾存在于大陸的深處。這證明了大陸的普遍上升占有很大的空間，并且在海岸受到經常的剝蝕，海深入陸地時，這种上升時常被長期的靜止狀態所中斷。階地的跡象和階地的峭壁，和現代海岸的峭壁有著同樣的性質。 關于靜止期間海岸的上升是不是突然的，災變的，或者是緩慢的、逐漸的問題，被達爾文出色地解決了，這對第二种假設有利。他對沿著圣克魯斯河入海處及在此以南到福克蘭群島的海岸的各种深度和海底的研究清楚地表明，海底的卵石隨著深度和离海岸距离的增加，在數量上迅速而有規律地在減少。如果上升是突然的，我們就會看到斜坡上出現礫石的情景；但是，在那里沒有發現卵石的數量有任何減少。這是同陸地逐漸地，不大明顯地上升的理論比較一致的。 這樣，達爾文就駁斥了著名的災變論者道比尼所竭力證明的美洲各海岸是突然上升的觀點。達爾文在《關于東海岸的上升》這一章中寫道：“假如道比尼曾知道在烏拉圭附近低海岸上存在著含有無數蛤蜊和帘蛤貝殼的兩列相互平行的沙丘地帶，假如他在布蘭卡港看到過有帶有被滾磨得很光滑的浮岩卵石（這种卵石一個挨一個排列成許多平行的行列，其高度至少有一百二十英尺）的巨大沙丘；假如他在該地堡壘附近的低平地上看到含有無數沙丘和在六十英尺高的硝壁邊緣上的這條長線；假如他穿過八海里寬的由一些平引沙丘所形成的長大地帶（這些沙丘要比現在已不能再積聚沙子的科羅拉多高出四十——五十英尺），那么我就不認為，他能夠設想，這個地區的上升是突然的。毫無疑問，為了把位于各种不同水平上的一排排沙丘積聚起來（特別是沙丘含有大量貝殼時），就需要用很多時間；因此我毫不怀疑，拉普拉塔和北巴塔哥尼亞高地上升的最后一百英尺，速度是极為緩慢的”。 在“關于南美洲西岸的上升”這一章里，達爾文几乎按照航行的順序從南到北描繪了他的地質考察。在這里，他還指出了在更長的距离內、等于沿子午線二千多地理里的陸地的上升，在現代軟体動物類和蔓足類的貝殼的上升方面，西岸從瓦爾帕來索（一千三百英尺）開始与東岸就不同，發現了很多不同的品种。在康塞普西翁，這种不同的品种在六百二十五——一千英尺處，在奇洛埃島，是在三百五十英尺處，在科金博以及更北一些地方是在二百五十二——三百英尺處，在利馬是在不超過八十五英尺處。他認為，這种不平衡性也是由于沖動力的大小和次數的不同以及地震的影響而出現的。 達爾文在引證歷史上海岸的高度發生巨大變化的證据時，也指出了陸地在上升中長期停頓的可能性，甚至下沉的可能性。 《南美地質考察》的其他几章包括以下材料：一、關于含有表面沉積物的智利的地質；二、關于判帕斯層系；三、關于巴塔哥尼亞和智利第三紀層系；四、關于深成岩和變態岩；五、關于智利中部和科迪列拉山脈的构造；六、關于智利北部。這里不談這几章的內容。因為其中很多東西都已非常陳舊了，我們只是提一提几個重要的基本傾向，這些傾向能使我們弄清楚他著述中的大量實際材料，這些材料是他非常細心地、有時甚至是他在航行時經過英勇斗爭才搜集到的。 首先，我們指出達爾文為建立賴爾的新思想而進行的斗爭。遵循賴爾的思想，他仔細地估計現代地質因素的作用，并且表明，地殼的形成過程是很長的，很复雜的。他證明，甚至陸地上升（和陸地下沉）基本的持續階段有時也不是一個樣的，而經常發生過程的局部延緩，有時過程停止，而有時也出現暫時相反的運動。他指出，應當如何尋找這些不同形式運動的遺跡，應當如何根据這些遺跡建立反映這個考察資料全貌的地質史。例如，他既考察了在第三紀時陸地廣大地區非常緩慢的下沉，也考察了在中生代极端复雜的運動。 該書另一個特點是對岩石進行詳細的考查，對礦物的產生和岩石的形成（例如在關于劈理和片理的兩章）經常進行頗有創見的分析。 最后，該書第三個特點是，達爾文堅決摒棄任何具有引用圣經和宗教觀念的形式的說明。例如，道比尼對各种不同高度上的和占有很大地區的判帕斯層系的形成，提出一种用洪水說明沉積層產生的理論。達爾文在對它進行細心而又詳細的分析后說：“如果這种洪水理論不是道比尼這樣著名的博物學家提出的，我是不會提起它的”。 可見，隨著《南美地質考察》在一八四六年的出版，《‘貝格爾’號地質學》也完成了。《‘貝格爾’號動物學》完成得更早一些。第一部（《古生物哺乳類動物》，奧溫編）在一八四○年出版，上面有查·達爾文寫的序言；第二部（《現代哺乳類動物》，華德豪斯編，有達爾文關于現代哺乳類生態學的札記）更早一些，在一八三九年出版；第三部（《鳥類》，約·古爾德和葛瑞編）在一八四一年出版；第四部（《魚類》，列奧納爾德·詹宁斯編）在一八四二年出版；第五部（《爬行類動物》，托馬斯·貝爾編）在一八四三年出版。 在達爾文孤獨的生活中，他的通信（他竭力同他所有的通信人認真地保持通信聯系）起了不小的作用。在整個研究時期，他同賴爾和虎克這兩個最親近的朋友通信最多。在老朋友當中，他同表兄弟福克司（如上所述，該人致力于家禽業）的通信比其他人要多些。福克司從事家禽業，這使達爾文不止一次地向他這個專家詢問，委托他進行達爾文所需要的觀察，而有時也讓他出出主意。 在同福克司這樣的青年時代的朋友的通信中，達爾文很愉快地回憶起他們很久以前一起散步或參觀的情形。他有時也不忘記以感激的心情指出，他多么感激這些朋友，不忘記強調指出，他們對他特別明顯地表現出來的友好關系，在給他的老同事和前“貝格爾”號艦長菲茨·羅伊的信中，我們發現下述几行熱忱的話：“您好，親愛的菲茨·羅伊，我時常想到您對我表示關心的許多事實，使我常常想到的是這么件事（無疑，您把它忘記了）：在我們駛向馬德拉群島以前，您來到我的艙房，并且親手整理了我的吊床，后來我得悉，這件事使我父親感動得熱淚盈眶”。 在同虎克和賴爾的通信中，主要談的是他們自己的著作，著作進展情況（他們時常交換清樣并相互檢查）的消息和在刊物上發表著作后對著作的討論情況。在評价自己朋友的著作時，達爾文竭力稱贊。但是，他不改變自己對科學的誠實態度，如果他不同意自己通信人某些論點，就提出不同意見，經常堅持自己的意見。對自然科學上的各种爭論問題也可以這樣說。例如，虎克斷言，孕婦的感受看來會影響她的嬰儿。一般來說，當時這個相當流行的意見（例如，達爾文的祖父伊拉司馬斯就支持這個意見）受到達爾文嚴厲的駁斥。他在致虎克的信中說：“我仔細地研究了有關這個問題的零散事實，但我認為，這里無非是些偶然的巧合。亨特在產房里告訴我父親，他曾在很多情況下，在產婦分娩前，問她們什么使她們產生了強烈的感受，而后把她們的回答記下來。他絕對一次也沒有發現有什么正确的東西，即使產婦在嬰儿身上發覺某种特別的東西，但后來也就認為這是由于某种感受所致”。 達爾文對他的朋友們的命運的各种變化都給予莫大的關心。例如，在虎克被提為愛丁堡大學教授候選人時，達爾文雖然表示惋惜，因為他們再不能經常見面了，但他在給虎克的一封信中展示了廣闊的前程：虎克在愛丁堡將“造就”很好的植物學家，將成為受年輕學者特別敬仰的朋友和指導者，即成為對達爾文本人來說就是漢斯羅當時在劍橋時那樣的人。他認為，在這种教育工作方面，虎克在科學上的事業不會遇到困難，達爾文一定會看到虎克將在“植物地理分布這非常宏偉、几乎是創造規律的主要基石的課題方面，成為歐洲首屈一指的權威”。但是，虎克沒有當選為教授，他不久便成為他父親基由植物園的助手，父親死后，他便代替他父親管理植物園。 達爾文得知虎克決定去參加著名的考察喜馬拉雅山脈（虎克于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啟程））后，极為關注此事。他勸虎克研究印度的煤炭區，這會成為取得英國政府的“實利主義首腦人物們”大筆政府津貼的借口。他自己想委托虎克搜集關于馴化的動物种族的資料。在虎克獻給達爾文的《喜馬拉雅山日記》出版后（已經是一八五四年了），達爾文非常激動，并給虎克寫了一封熱情的信，答謝他的獻禮，對他的書大加贊揚，并稱它是“第一流”的書。 一八四五年，達爾文修改后的《考察日記》第二版以穆瑞的普及本形式出版了。達爾文為他修改了《日記》，刪掉了各种累贅的東西，把“關于气候，冰川等冗長的論述”壓縮了一半。 另一方面，由于在這期間出版了他在“貝格爾”號旅行時寫的生物著作和地質著作，因此很自然就對日記中相應地方作了一些增加，并使之更加准确。例如，在第二版中，增加了對珊瑚礁起源理論的闡述，奧溫整理的關于南美古生哺乳動物形態資料更加准确了，巴塔哥尼亞高地的地質更加准确了，補充了關于火地島人的某些內容，增補了關于按几何級數增長的論斷，根据已經發現的絕滅的哺乳動物的尸体，對動物絕滅原因的論斷也增補進去了。 他在這里反對用一种突然的災禍來解釋動物毀滅的“災變說”。他認為，正象在人類消滅任何一种動物時，這种動物在沒有完全消失前就愈來愈少一樣，自然界中的一個物种逐漸地絕滅，可能也是由于它們的天敵在增加。一些物种經常見到，而另一些物种卻很少見到，對此誰也不會惊奇。那么為什么不能設想，很少見到的某种動物就總是預示著這种動物要完全絕滅呢？達爾文的論述是用下面有代表性的話結束的：“假定說，一個物种的逐漸減少總是預示著它的絕滅，同時對于一個物种比其它物种很少見到也不感到惊奇，而仍然用某种超自然的東西來解釋這一點，并在一個物种最終不再存生時才感到惊訝，在我看來，也就是這樣一种假定：一個人的病預示著他的死亡，對病本身毫不感到惊奇，可是病人一死，才開始困惑不解，并且揣測，他是死于暴力。” 可是對加拉帕戈斯群島的生物性質及其公布情況的結論卻特別增加了篇幅——原因是使他在《航行日記》里作的必須承認物种變异的重要筆記是一些還不十分清楚的印象，而這些結論就是為了說明這些印象的。 在第一版《航行日記》里，達爾文只提出了少量的意見，說加拉帕戈斯群島的生物几乎全是只有在這個群島才有，而且同時還具有明顯的美洲的性質，這“可以用創造力按同一個規律曾在廣闊的空間里起作用的說法來解釋”。 在第二版里，他首先利用了虎克整理的加拉帕戈斯群島的植物標本集的成果，因為虎克詳細證實了最初的結論。例如，在二十一种頭狀花序植物中，有二十种只有在這個群島上才能見到；除此之外，加拉帕戈斯群島上的植物區系，還明顯地表現出美洲的性質。對軟体動物門類和其他動物的准确研究也清楚地指出，雖然該群島也位于太平洋中，但它是美洲的一部分。令人吃惊的是：“加拉帕戈斯群島各個島相距只有五十海里或六十海里，遙遙相望，由同樣的岩石組成，處于同樣的气候里，并達到同樣的高度，但可能住有不同的生物”。例如，在不同島上可以見到不同的烏龜，不同种的□——反舌鳥，花雞中的Geospiza屬的分布是不一樣的。虎克也觀察了植物的這种類似的情景。達爾文用大量例子說明了所有這些結論。在這方面值得指出的是，觀察到的差异并不大：同一個屬的不同物种有著同樣的習慣，生活在同樣的地方，并在該群島的自然經濟中占有同樣的地位。 達爾文在結尾時寫道：“在一一查閱了這里引證的事實后，使人感到非常吃惊的是，在這些光禿禿的、岩石累累的小島上，表現出來的創造力的數量，·如·果·可·以·使·用·這·一·說·法·的·話（著重點是我加的——作者注），但是，更使人感到吃惊的是，這一力量的作用卻是多种多樣的，雖然這些作用是在完全相同的情況下，在彼此相距很近的地方表現出來的。我說過，加拉帕戈斯群島堪稱為美洲的衛星，更正确地說，可以叫作美洲的衛星群，在体形方面是一樣的，而在器官方面卻是不同的，但彼此之間以及同美洲大陸之間卻有近緣關系，不過同美洲大陸的近緣關系要少得多罷了……”。 但是，如果不把很久以前該群島的博物學的總導言中的暗示算在內，那么達爾文在這里沒有提出當時（他在一八四四年已經寫好了他的選擇理論的擴充概要）已經准備好了的說明。他說：“這個群島完全是一個与世隔絕的地方；确切些說，它是美洲的一個衛星，它從美洲偶然得到几個移民，它用的是自己有的最普通的物產。如果你注意到這些島嶼的不大的地面，你就會不由地對島上有很多（但分布的地區卻很小）土著人感到吃惊。如果看到每個高地都有一個噴火口，并且熔岩流的界限迄今為止還清晰可辨，那么我們應當認為，在距今不遠的地質時期，這個地方還被大洋覆蓋著。從這里，就時間和空間而論，我們正在接近秘密中的秘密——·地·球·上·第·一·次·出·現·新·的·生·物”（著重點是我加的——作者注） 顯然，達爾文認為，為了不使自己的理論過早地受到影響，在任何程度上公布自己的理論的時刻還沒有到來。因此，上述的所有修改，只是對過去被各种事實和論斷駁倒了的觀點表示怀疑而已，達爾文在第二版里還認為，甚至象“創造”和“創造力”的說法都是不能触動的。 達爾文把他的《一個博物學家的日記》第二版獻給了賴爾，承認他的《航海日記》以及其他著作的主要科學成果的取得，應歸功于對眾所周知的惊人的《地質學原理》的研究１。但是，這并不妨礙達爾文在那封告訴賴爾關于這個獻禮的信以后，立刻在后來的一封信里提到，賴爾在他剛出版的美國旅行記一書中，對奴隸制的論斷使他万分憤慨，以致他在极不愉快的數小時內不能入眠。顯然，賴爾當時就急忙向達爾文證明自己對奴隸制的看法是正确的，因為達爾文在后來的一封信中寫道，他對賴爾的回信感到非常高興，但是他又做了一些溫和的補充，他希望，賴爾對奴隸制所表述的厭惡情感，也在上面我們提到的他出版的那部著作中表現出來。 -------- １在出版他的《南美地質考察》時，他早就想這樣做，但他确信，這些專著得不到大量發行，于是他只好把非常普及的第二版《航海日記》獻給賴爾。 在英國同時出版了匿名作者標題為《創造的痕跡》一書，引起了達爾文极大的注意，這本書以新形式闡述了進化的思想。該書的第一卷在一八四三年出版，第二卷在一八四五年出版。作者在第一卷里綜合了他按地質時期分別整理出來的古生物化石的大量資料，在第二卷里竭力提出有机界的自然發展，并根据《創造的痕跡》和古生物學、解剖學以及其他自然科學的事實的對比，來确定這一發展的規律。顯然，作者感到，宗教界人士會多么仇視這本書，而他也不愿意讓他們起來反對自己。他強調指出，他的書不反對上帝和上帝的意志，僅僅反對上帝“一切都是注定的”這一說法專門參与新物种的出現，“例如，在貝殼上多長了一個結節或一個溝的頭足綱動物出現的情況下就是這樣”。作者在承認上帝是第一個推動力時，捍衛了科學應把規律作為上帝提出來的主張而加以研究的權利。他說：“對我們來說，越來越清楚，有机界的發展（即在現有各綱中的各种變化和一些新的更高的綱的出現）……主要取決于時間”。 同拉馬克一樣，《創造的痕跡》的作者承認“事物普通的自然進程”。某一個動物區系越古老，它的各形態之間的差异就越顯著。“現在的目在遠古時代是科，更早是屬和种”。可見，現在的分類法同從前的分類法是相聯系的，兩者都是“自然的”。作者反對那种舊的“用創造者的通盤計划”來解釋過去形態的現在形態之間的相似。他試圖提出自己的進化的解釋。首先，他建立有机界和無机界的聯系和相互依附關系。他還設想，這种聯系是“按年代的”，即植物机体曾經是由無机物晶体演化而來的，因為晶体在電的幫助下，會成為象樹一樣的形狀。正電所形成的圖像象有枝葉的灌木一樣，而負電形成的圖像就象一束樹根一樣。如果地球充的是負電，而大气層充的是正電，那么“我們可以想象，植物就會是一种象電刷子一樣的東西”。于是，作者認為，試驗正在指出“万能者借以使各种形態的植物出現的那些手段的痕跡”。 作者的其他一些論斷，同樣也是不科學的和空想的。但是，為了證明動物界的發展，他也象現在任何一個進化論者一樣，引證了胚胎學和古生物學的資料，引證了發育不全的器官；敘述了一种類似生物遺傳學規律的東西：人經過了鞭毛虫、蠕虫、魚、兩栖動物、鳥（原文如此！）和低等哺乳動物等階段。他認為，發展的情況是這樣的：在蛋白質內借助于電就形成了（現在也可能形成）一個有核的小泡（小細胞），而這個小泡繼續發展，產生許多動物的形態。這些形態是兩种因素的結果：一、發展的愿望或動机，二、适應的動机。靈長目和人的始祖是……蛙，因為它的兩只腿有小腿肚。 這就是對拉馬克和他的理論采取鄙視態度的關于進化的新書，然而內容較膚淺（因為不是由博物學家寫出的）。該書的作者詹博斯，是一個頗愛歡迎的蘇格蘭政論家。達爾文在地質學會會議上見過他，他在會上就達爾文研究的羅埃河谷的“平行階地”發了言，這使他們建立了通信聯系：《創造的痕跡》一書究竟出于誰手，這件事只是在四十年以后，達爾文的學說已經取得胜利時，才真相大白。但是達爾文當時已猜到該書的作者是誰。收到詹博斯寄來的一本新版《創造的痕跡》后，他給虎克寫信道：“我确信詹博斯是作者”。這本書一方面引起了讀者极大的興趣（需要再版），另一方面又受到博物學家一致譴責。由此可見，進化思想的聲譽在博物學家中間，被《痕跡》作者這樣的維護者敗坏了。使人以為，要真正成為“演變論者”，即成為物种變化、進化的擁護者，就要沉湎于荒誕怪离的空想，任何關于形態進化的思想都是不嚴肅的。同詹博斯搞在一起是不可能愉快的。達爾文當時應該提防學者們對他的學說進行最嚴厲的批評。他“怀著恐懼和顫抖的心情”讀了几位學者的評論，例如象地質學家塞治威克對詹博斯這本書的評論，雖然他不認為塞治威克的評論是高水平的。所有這一切使他不再忙于寫他的關于物种的書，并且推遲了最后付排和出版的准備工作。正如他給虎克信中所寫的那樣，“當時他正處于思維清醒的博物學家的輿論中，弄不好會聲譽掃地”。況且，當時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新的著作上。 達爾文寫完南美地質學以后，正如給虎克寫的信中說的那樣，“出版一些動物學，以后就歡呼胜利！再出版關于物种的書。”當年在智利海岸時，他找到了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蔓足目類型的蟹，它鑽進另一個蔓足目蟹的甲殼里。后來達爾文為這個被他稱作Concholepas的新形態專門立了一個亞目，這個形態是很獨特的。 蔓足類，或蔓足目蟹，是极為特殊的。這些大海生形態的幼虫，對于低級的甲殼綱來說，是所謂無節幼虫典型的六條腿浮游形態。這個無節幼虫后面長了很多小腿，后來變為蔓足目更為复雜的幼虫，幼虫增加了兩片鱗，好象一個介形目的小蟹（“腺介”幼虫），這個幼虫用它的触須固定在任何一個培養基上，并再次蛻變為成年的“固定”動物，也就是牢牢地固定在培養基上的動物。軀体上的小腿長成触須一般（該類的名稱“蔓足目”就是由此而來），并用這些小腿的划動把食物送進口里。鱗上覆蓋几塊甲殼，而有的類型則好象被小塔一般的石灰質薄片圍繞起來。在激浪地帶，被大量膠狀物質固定在陡峭的海岸上的海中橡實就是這樣。為了弄清他所發現的新蔓足動物的构造，為了作出比較，達爾文開始解剖和研究其它常見的蔓足目形態，這不知不覺地使他有必要重新去研究整個的一類。這部著作花費的時間不是預計的几個月，而是八年細致而頑強的勞動。 達爾文的孩子們當時習慣把父親看作忙于制造海生橡實的人，以致有一個孩子問庄園的一位鄰居：“您在哪里制造您的海生橡實呢？”因為他天真地認為，不僅他父親，而且任何其他人都要研究這一類。 這部著作的結果表明，這是一部有充分根据的著作，達爾文占有許多詳細的資料。兩卷蔓足目著作，單是正文部分，用排得很密的鉛字印刷就有一千多頁，還沒把關于蔓足目各种古生形態的補卷計算在內。在二十個表上都附有插圖，每個表都有大量圖象。索引有十四頁。校對同物异名這一工作使達爾文有時感到苦惱，這一工作使他同動物學家司卻克蘭（為确立“命名規則”他作出了很多貢獻，并主張“优先權法則”）進行了有趣的通信１。 -------- １在上面引證的遺囑中提到的司卻克蘭几乎是達爾文的同齡人（比達爾文小兩歲）。在三十年代，他同漢密頓作為地質學家曾做了穿過歐洲到東方的環行，并在小亞細亞過冬。他的名聲是同動物的命名問題相聯系的，他竭力制定了命名規則和法則，他是雷伊學會的創始人之一，該學會曾出版過達爾文關于蔓足目的專題研究。 達爾文給司卻克蘭寫道：“我發現，蔓足目的每個屬有六個名稱，任何一個种，一個屬都沒有被人著意描寫過”。達爾文認為，分類學家的虛榮心導致了這种結果，他們關心的只是自己的名字能隨著新的名稱而流芳百世。“只有在完美而又仔細對一個物种進行描述的情況下，才應該提到名字，可优先權規則（根据這個規則，把第一個描述者所給的名稱固定于動物，再把這個作者的姓也加到該名稱的后面）會使好虛榮的人，關心的只是能把自己的名字，同兩行沒有价值的，其中只有兩點引人注目的外部性狀的文字一起披露出來”。 達爾文指出，得到新物質的化學家，或者描述新礦物的礦物學家，不象生物學家那樣，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新名稱后面。誠然，最后他也不再鼓動人們起來反對在起新名稱時加上作者名字這一作法和优先權規則了，也許，這是部分相信了司卻克蘭提出的理由的原故。司卻克蘭并不否認達爾文意見是合理的，加上作者的名字往往會鼓勵虛榮心，助長浮在表面上的工作作風。但是，他認為，必須采取其它手段——通過對這樣的著作的批評來進行斗爭。司卻克蘭給達爾文的信中寫道：“把一個人的名字附加在物种名稱上，目的并不是要滿足那個人的虛榮心，而是要更准确地指出這個物种。有時，兩個人湊巧會把同一個名稱給予（互不相讓）同一個屬的兩個物种。更常見的是，后來的作者誤用了以前作者的种名”。他在舉出這种情況的例子后作結論說：“所以，如果不提第一個作者的名字，我怕（至少是最終解決我們的命名法以前）以合乎科學的准确方式來指明物种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樣，從事蔓足目的寫作使達爾文覺得非常疲倦，雖然這部著作也使他感到特殊的高興。例如，他在致虎克的一封信中寫道：“正如您說的一樣，觀察的本身就含有一种不尋常的巨大的愉快。但是，我把什么當作愉快呢？這就是我們在自己的頭腦中把相近的事實進行對比。當我長期從事我以前所做的地質考察的寫作之后，再度使用我的眼睛和手指，卻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是，對物种的描寫，确是一件比他的想象還要厭煩得多、困難得多的事情。有時為了找到兩個特征之間是否有過渡形態，換句話說，在他面前是否有兩個不同的物种或兩個變种，不得不花費一個星期或兩個星期的時間。他特別抱怨，為了給物种命名，就要尋找有無前人已优先命名，因而浪費了時間。他給虎克寫道：“我剛剛整理好了兩個物种，它們有七個屬名和二十四個种名”。 除了几乎是重新加以整理的一大批有趣的蔓足目動物外，還弄清了蔓足目動物异常复雜的饒有興趣的多型性。 蔓足目中的絕大多數是真正的兩性動物，也就是說，同一种動物既有雌性生殖器官，又有雄性生殖器官，而這些動物可以一會儿發揮雄性的作用，一會儿發揮雌性的作用。但是，象顯花植物那樣的自花受粉只是一种例外，而經常觀察到的是靠昆虫把花粉從一朵花傳到另一朵花的异花受粉，或者靠風力傳粉，動物雌雄同体也經常是异体受精。蔓足目的固定形態异体受精之所以容易，是由于浮動的幼虫固定在培養基上，一個挨著一個，這樣，由固定的幼虫形成的成年形態，例如海生橡實，象一層厚厚的白色覆蓋物一樣，也用自身覆蓋著岩石，而所謂“海鴨”則是成群地坐在飄浮的木片或其他東西的上面。 當達爾文發現一些微小的生物体，它們位于套膜腔里，經常固定在成年動物上因而很容易把它們看作寄生物，原來就是退化了的雄体時，他感到多么惊奇。有些蔓足目已長成動物，其中那些异常矮小的雄体，卻原來是雌体，也就是經常出現具有嚴重退化的雄体的兩性异形現象。其它物种的固定形態（其中有矮小的雄体），仍然是雌雄同体（達爾文第一個發現動物界中的這种現象）。他稱這些形態具有的矮小的雄体，是“附加的”雄体，因為這樣的物种，象其他雌雄同体物种一樣，也可以通過异体受精（沒有雄体參加）而得到繁殖，而雄体的作用，顯然在于使雌雄同体形態，在正常的异体受精時，由于某种原因而遇到困難，才用來受精。 原來，蔓足目其他形態和雄性退化，在程度上也是不同的。但是，不管雄性如何退化，可還是有雄性，几乎常常可以看到同一物种的雌性，或同一物种的雌雄同体動物的個体，有相似的特征。例如，達爾文發現同一种“蛹（他稱蔓足目幼虫的最后的“腺介”階段為“蛹”）的触角，不管雌的和雄的，全都一個樣，而不象其他种的触角。此外，易勃拉（Ibla）屬的“寄生虫”的嘴，很象雌的易勃拉的嘴，所以雄体屬于這個屬是毫無疑問的。其次，長有軟毛的Icalpellum，無論是雄体還是雌体，都沒有該屬其他种所具有的典型的尾垂体，而且兩性的身体象供觀賞的襄荷介一樣，都被鬃毛厚厚地覆蓋著，無論是雄体還是雌体，全都非常光滑。最后，達爾文對蔓足動物的雄体和雌体，從卵到蛹以及長成動物在相同階段的情況下進行了研究。 達爾文在列舉上述事實和其他大量的事實時說道：“……是否有人會相信，在蔓足目的寄生虫和蔓足目（寄生虫固定在它們身上的蔓足目）之間各种各樣類似的差別是偶然的，并且已失去了意義呢？但是，要是我對寄生虫的看法就象對雄体的看法一樣不被人接受的話，那么這一點就應當允許”。 當然，一個物种內部同一性的形態如此強烈的變异，自然能作為一個机体發生巨大變异的證明。如果把近緣形態的性發生各种變异的事實加以對比的話，也可以指出這些形態所完成的“進化”，雖然在這些形態中被達爾文發現的關系尚未确定下來，當然，這一點對于确立他的物种起源學說是极端重要的。 在這里，我要引用達爾文在分析各屬的性的關系時在他論蔓足目專著中所作的結論：“可見，在易勃拉（Ibla）和蘘荷介（Scalpellum）兩個屬內觀察到的性關系兩重性這一簡單事實是非常有趣的；我們有：一、一個雌体同一個（很少有兩個）雄体在一起，該雄体一直固定在該雌体上，并用由該雌体保護和用掉進該雌体的套膜腔中的小動物來養活；二、雌体同一前一后的、成雙成對的、生命短暫的一些雄体在一起，這些雄体失去了嘴和胃，并居住在由雌体最下邊的鱗片构成的兩個囊里；三、雌雄同体同類似的生命短暫的雄体在一起，雄体的數目從一兩個到五六個，它們都固定在頭上的孔洞每個邊上一定的地方；四、雌雄同体有時候同一個，或者兩個，或者三個雄体在一起，這些雄体能夠用蔓足目通常用的辦法捕捉和吞掉獵獲物。這些雄体固定在頭的兩個不同的部分，并且這些在兩個不同部分的雄体，都被胸部用封閉方式保護起來。 在給這里描寫的特殊現象作總結時，我想談談在四价易卜拉的套膜腔里觀察到的生物惊人的會聚情況；第一，這里有老的雄体和幼小的雄体，兩者都是很小的、擬軟体動物的、失去頭狀花序的雄体，都長著一個大嘴，一個發育不全的乳頭和一些腿腳，彼此相互依附并固定在一個在构造和外形方面同它們截然不同的雌雄同体動物上；第二，這里有四五個自由的小船式的、沒有嘴巴的幼虫，它們都長有一些奇特的捕捉食物的触角，兩個复雜的大眼睛和六只游水用的腿；最后，這里還有處在發展第一階段的几百個球形的幼虫，這些幼虫都有一些甲殼的角形凸出物，一些單個的小眼睛，一些線狀的触角，尖長形的嘴和只有三對游水用的腿；這真是各种各樣彼此未必有什么共同之處的然而仍屬于同一物种的生物的會聚啊！ 此外，正如我們已經指出過的那樣，蔓足目的材料向達爾文清楚地證明了，确定各個物种和各個變种之間的差別是多么困難。難怪他后來稱變种是“開始發展的變种”，而稱物种是“發展完成了的變种”。 例如，他在一八五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給虎克的信中寫道：“……對我本人來說，唯一的疑問就是，類型究竟是今天正在變异呢，還是昨天已變异了……在把一定數量的類型作為不同物种而加以描述以后，我撕毀了手稿，并把這些類型合為一個物种；然后又撕毀了手稿，把這些類型又分成為一些單個的物种；然后再把它們合為一個物种（這种事經常發生）。我于是把牙齒咬得咯吱咯吱地響，詛咒物种，并且問自己：為什么我要受到這樣的懲罰呢……” 關于蔓足目的著作曾被分散為几部分出版。例如，在一八五一年，曾出版了關于現代海鴨的專題研究和關于古生海鴨的專題研究；在一八五四年出版了關于現代海橡實的專題研究和關于古生海橡實的專題研究。 專心致力于蔓足目的研究，其意義首先在于它證實了達爾文的進化觀點。這部著作對達爾文有莫大的好處，正如赫胥黎當時指出的那樣，給他提供了深刻的實踐知識，對于研究解剖學和動物發展史同動物的分類法的聯系，提供了一處极好的場所。這使達爾文后來無論是在細節上，還是在批判地利用各种材料作理論結論方面，避免犯大錯誤。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達爾文榮獲倫敦皇家學會的皇家獎章。他的許多朋友，包括虎克在內，赶忙向他祝賀。在賀信中，達爾文最先拆開了撒賓上校寄來的一封親切的信，可他起初對這一榮譽很冷淡。但是虎克就獎章一事所寫的信對他的影響卻不一樣。達爾文在給虎克的回信中寫道：“被人們喜愛的那個人所表現出來的溫暖、友誼和美意，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所以同一個事實，如果象您那樣說出來，就使我充滿了异常喜悅的感情，使我心跳起來。請您相信，我不會很快忘記您的信給我帶來的愉快。這种誠摯的、充滿友愛的同情，比已頒發的和將要頒發的一切獎章更有价值”。 他仍然在患病。疾病給他帶來了极大的痛苦。一八四五年他在給虎克的信中寫道：“我的健康几乎總是老樣子，時好時坏。我想，在最近三年內，我沒有一天或者一夜不感到胃疼，而且在大多數日子里，我的体力也無時不在急劇下降”。 在他病情加劇的時候，因為學術爭論，而要付出力气，并引起激動，因為即將出外旅行而感到不安，只要有這些因素，他就感到身体不适，就使得他一連要躺几個小時，有時要躺上几天。他在這個時期的工作每星期只限兩天，而一天僅工作一兩個小時。 只是到了一八四九年，才有人勸他去進行水療。在這一年，他在莫爾文的一個水療机關度過了十六個星期（從四月至七月），并在那里持續了一段時間的水療。毫無疑問，水療有一定的效果。例如，他在一八四九年給虎克的信中寫道：“這种療法有很大的健身作用，在這個月中，我連續不生病的天數比以前任何一個月都增多了。現在我被准許每天工作兩個半小時……” 在這個時期，達爾文有時去參加英國科學協會會議。例如，在一八四六年，他偕同妻子到了當時在召開協會會議的索斯安普敦，他認為這次旅行十分成功。雖然宣讀的一切報告全都枯燥無味，但達爾文在這里見到了不少老朋友，并且又結識了許多博物學家，特別是一些愛爾蘭博物學家。他還同法更納１以及其他熟人一起到溫切斯特作了一次旅行。 -------- １休·法更納与達爾文同歲，他主要是以一個古生物學家而著名。在他的發現中，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印度錫瓦利克山脈發現的上新世的哺乳動物。 在一八四九年，他到伯明翰去參加英國科學協會會議是非常不成功的。他由于身体不适沒有去沃里克旅行，在會議上，“由于長時間的朗誦而精疲力竭”。 在這几年里，達爾文遭到了兩件家庭不幸的事。一八四九年，他衷心愛戴的老父親去世了。但是對他來說，更大的不幸是在一八五一年他最心愛的年僅十歲的女儿安妮死了。他的其余子女（共有七個：五個儿子和兩個女儿）都比父親活得久。達爾文向青年時代的朋友、表兄弟福克司傾訴了自己的不幸。 子女以及子女的志向和教育常使達爾文非常操心。他向福克司承認，盡管他強烈憎恨刻板式的古典教育，但他沒有勇气在家里教育孩子，仍然把他的大儿子送進一所古典學校，雖然也是一所最好的學校（在魯格比）。他為几個年幼的孩子尋找這樣的學校：學校里要有很多不同的課程，古典主義不能比其它課程太占优勢。 總之，唐恩開始了達爾文一生的第二個時期，在這個時期內，時間象鐘表一樣有節奏地過去，使他（盡管長期患病）創作了許多有价值的、重要的、有時是天才的博物學方面的著作。我們看到，在唐恩生活的最初十二年內，他已經寫完了《‘貝格爾’號動物學》，出版了非常重要的最后兩卷《‘貝格爾’號地質學》，修改了《考察日記》，并出版了它的第二版。在這個時期，他通過《一八四四年概要》這部有條理的手稿，形成了自己的理論，并且終于出版了關于甲殼綱蔓足目的專著，這部著作占用了他很多時間，為他提供了不少有利于他的理論的實際材料。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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