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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華萊士的事件。《物种起源》的創作 以后几年，達爾文集中精力開始寫物种一書。他把任何一种新出版的著作看成他的進化結論的材料。例如，他在一封信中，分析華拉斯登的《馬德拉群島的昆虫》一書，向虎克指出，該書中所寫的事實是非常有趣的，但是，作者論述的都是“一堆假設”。他補充說，他對島上的昆虫無翼現象有他自己的解釋。 在這之前，他對鴿子這樣的家禽特別感興趣，因為愛好養鴿的人已培育出各种不同的品种。他再次求助于福克司，不過這一次有著奇特的理由，并且很俏皮。他寫道：“我寫信的直接目的是請您作一次觀察，因為我知道您是一個忙人，而要做的事又是那樣多，我完全估計到，您一定會做到我需要的事情，因為這事請求一個無所事事的人１是毫無希望的。因為您有一葉諾亞方舟２，我不怀疑，您也會有鴿子（我希望它們是扇尾鴿）。我要知道的是，雛鴿的尾羽在什么年齡才充分長到可以計數的程度。我并不奢望我將來什么時候能看到一只雛鴿……”達爾文接著向福克司說明，他要搜集有關支持和反對物种不變性的事實來寫一本書。目前，他感興趣的問題是，人培育的品种在什么年齡會出現差异。他繼續寫道：“我必須或者自己培育鴿子（這對于我來說決不是娛樂，而是一种可怕的折磨人的事），或者購買雛鴿；不過在我去找一個賣鴿子的人以前……我很需要知道某些有關鴿子發育的情況，以便使我不致于過分無知，上當受騙”。即使給他寄來一窩普通的鴿子，這也會使他高興的，因為他正打算制作鴿子的骨骼，并對不同品种的骨骼進行比較。信的下文很明顯，他已經把野的形態同他從野的形態中培育出的家養的形態作了比較；例如，家鴨的翅膀比野鴨小，而腳卻比野鴨大。 １達爾文的意見看來是反常的，但在心理上卻是正确而又含蓄的。 ２《圣經》中說：世界發生大洪水時，諾亞為了救他的一家和許多動物而造的大木船。這里指大群動物——譯者注。 從后來的通信中十分清楚，福克司給他送來了一些剛出生一個星期的，兩個星期的小鴿，此外，還送來了供研究用的老鴿。 但是，這并未使達爾文滿意，因為同年五月，他獲得了第一批良种鴿，后來他又成了兩個養鴿學會的會員，結識了如他給自己長子信中所寫的那樣“一伙非常古怪的人”。我們已經說過，在鴿子的身上特別鮮明地表現出亞种和變种的多樣性，而它們的繁殖則是非常迅速的。他在這方面的實踐使他更加相信選配供雜交用的种畜的意義，几乎完全忽視了通過各种類型的雜交來培育新品种的意義，而這一點他准備在自己最初的《理論概要》中作一定的闡述。他在給赫胥黎的信中寫道：“有一次晚上，當有人說，貝爾先生用自己的球胸鴿同羅馬鴿進行了雜交，我正坐在一家小飯館里，處于一些鴿子愛好者之中。要是你听到這种不堪入耳的新聞，看到鄭重其事的、神秘的和可怕的搖頭，那么你會了解，雜交与改善品种關系不大”。 鴿子愛好者使達爾文很感興趣，他經常樂意引證養鴿專家伊頓著作中那些在贊揚鴿子的一個品种時作出如下結論的地方：如果你了解了鴿子的一切奧妙，那么“恐怕沒有一個精明而有教養的人缺少了這一品种還能活得下去！！”。 后來在一八五六年十月，他在給福克司的信中寫道：“在我看來，我對鴿子進行詳細的研究工作是非常寶貴的，因為它向我說明了在家養狀況下變异方面的很多問題。他研究了有關鴿子方面的“大量舊著作”，以便徹底研究它們各种群中的漸變。他還研究了家兔和鴨，不過比起研究鴿子來要少得多。 達爾文同著名的家禽專家捷格特邁耶爾就很多細小問題和瑣事進行了大量通信。凡是使他怀疑的各种各樣的問題，他都跟懂行的專家商量，這是達爾文一貫的工作方法之一，因此他的著作經常援引這個或那個專家、權威在這個或那個問題上的意見。 例如，他認為虎克是植物地理分布問題上的專家，雖然在這些問題上，他并不完全同意虎克的意見。他把自己關于生物地理分布的手稿送給虎克審查，并且在得悉虎克總的好評后才“松了一口气”。有趣的是，鑒于虎克的批評，達爾文在給虎克的信中強調指出，他越來越深信，外部條件的直接作用對進化的意義是极其微小的。他認為，外部條件引起的最大的意義是變化的能力和變异性，但是，新品种或變种的形成不是由它們決定的，而是由于選擇的作用，而且不能因此就把這种形成稱為偶然。 根据這种理解，他開始認為，那些以為動物的毛發越往南就越稀，越往北就越密，深水的貝殼比淺水的貝殼白，山上的昆虫体小色暗，而山上的植物絨毛多，并開出較大而且鮮艷的花的人是不對的。達爾文開始認為，上述差別早已屬于變种，因為物种只是外形變化极為顯著的變种（他這樣給虎克寫道），那也就屬于物种了。換句話說，他在這里也看到了不是外部條件的直接作用，而是選擇作用的結果。 看來，虎克在回信中反駁了達爾文提出的高山上的花一定絨毛多、朵儿大這樣一個論點。根据達爾文的說法，虎克給高山上的植物“剃了發”。達爾文非常珍視虎克這些實際的修改，這些修改有時駁倒了達爾文從某個權威那里得到的觀念。他給虎克寫道：“我有時鄙棄自己做了一個編纂者，雖然我不鄙棄自己的全部工作”。 達爾文還在兩小塊土地上對植物進行統計：一种是長期种植的，另一种是在十五年內自然生長的。正如他在給虎克的信中所寫的那樣，知道什么樣的植物增加了，而什么樣的植物絕滅了，這使他感到非常“愉快”。他對這塊有六平方英尺的小小的土地，即“种子植物園”，進行仔細的觀察，他在這里注視每一根從种子中生出來的幼芽的命運。大量的幼苗對他產生了強烈的印象，而更強烈的印象是大量死亡的幼苗。他感到惊奇的還有，幼芽之死与其說是一部分幼芽壓倒了另一部幼芽，不如說是被蝸牛弄死了。他在后來給虎克的一封信中更加明确了這些材料：三百五十七棵植物死了二百七十七棵，主要是由蝸牛弄死的：他同虎克還詳細談了他在慕爾公園（他在這里療養了一個月）所作的惊人的觀察，并且后來在《物种起源》中作為生存斗爭复雜性最好的例證列舉出來。他在慕爾公園觀察了長有老松的山丘那些被圍起來的和未被圍起來的地段之間的差別。在被圍起來的放牧地段上，在一群松樹周圍，長出了很多小樹，它們好象是被人有意栽到這儿的。而在未被圍起來的地段上，什么都沒有，找不到一棵小樹。但是，當他走到跟前時，他在那里找到了几千棵全都比帚石南要矮的松樹，因為牲畜經常把這些樹尖啃光。研究它們以后，他深信，這些三英寸高的小松，樹干不高于一根火漆棍，根据年輪來判斷卻在二十五年以上。“确定一平方碼草地上的植物的樣子及其數量的捉弄力量有多大啊！……不過，要是某一种老虎或某一种植物要絕滅的話，我們卻經常感到惊訝”。 他專心致志地研究他所搜集的大量事實，并說明這些事實，其中每個說明都要經過檢驗。 他在一八五七年六月五日給虎克的信的末尾說：“最近，我把我的思想統統告訴了您，您是一個最好的朋友和哲學家”。可是二十天之后，他告訴虎克，黃嘗木的葉子隨著子葉的出現，在形態上几乎是三葉草式的，他問虎克，“在這里是否可以同幼獅花紋這樣的特征（看來是從祖先那里傳下來的）相提并論呢？ 虎克還給他寄來了他所需要的植物學書籍。達爾文深信，在占有廣大分布區的很多屬中，變种和物种應當最多，他想根据各國的“植物志”的資料來檢驗這一點。虎克還給他寄來了波魯的《法國中部的植物志》和菲恩羅爾的《拉底斯本的植物志》。達爾文非常認真地檢驗了某些論點，拿出了他在一八五七年八月檢驗過的一個“植物志”的統計表。在英國的植物志方面有巴秉頓、漢斯羅、華生的；在法國的植物志方面有波魯的，在荷蘭的植物志方面有米吉爾的，在美國的植物志方面有愛沙·葛雷的，在新西蘭和印度的一部分植物志方面有虎克的。此外，在馬德拉群島的昆虫方面有華拉斯登的。但是，他對此還不滿足，并且在同一封信中還要虎克給他弄到“好的德國的植物志”、“大俄羅斯的植物志”，而且還要那些“把物种分得很細和很粗”的作者的植物志著作。 看來，這部關于在大小屬內部物种的分布和變化情況的著作，需要他非常細心而又要花費很大力气去工作，因此占用了他九個月的時間，以致他在一八五九年五月才把自己關于這個課題的手稿寄給虎克審閱。達爾文當時給自己明确提出的任務是，“事實要充分而且有條理”。他把自己所寫的這本書告訴福克司時寫道，他愈來愈感到興趣的是，怎樣使事實更有條理。他接著寫道：“我象克雷茲１一樣，有過多的丰富的事實，而且我想使該書盡可能臻于完善”。 １大財主，古代呂底亞國王。——譯者注 但是，雖然達爾文擁有大量的事實，但他仍然積极地搜集事實，向与自己有通訊聯系的人提出很多問題。例如，他在思考細小生物身上表現的返祖特征時，請福克司在搜集各种品种的馬、波尼馬、驢等背上的黑條紋和肩上的橫向條紋的事實方面給予幫助。 他在關于大陸在以前的地質時期是聯結在一起的問題上，同虎克發生了深刻的分歧。這种思想，特別是似乎曾一度把美洲同舊大陸聯結起來的大西洲的存在這一思想（為了說明馬德拉群島的昆虫分布），在達爾文看來，是幻想的，而主要的是為時過早的。在研究這种很少有真實性的假說以前，還要解決大海是不是使動植物分遷的真正不可克服的障礙。為了弄清楚這個問題，達爾文決定研究植物的种子和動物的卵在海水里是否會飄流，它們在鹽水里能活多長時間。他認為，海流和海浪可以把种子和卵帶到很遠的地方去。在接受大陸是聯結起來的假說，以便說明在被大海隔開的一些地方上有某些相同的植物存在以前，還必須證明在這些地方不可能發生一般的遷移。 一八五五年五月，達爾文請福克司為他那所學校的學生提出獎勵，使他們去尋找蜥蜴蛋或蛇蛋，并給他往唐恩寄去兩、三打這种蛋。因為蜥蜴住在每個島上，達爾文想在自己住處作試驗，确定蜥蜴蛋是否真能抵抗海水的作用，它們在地窖的海水里放一兩個月是否仍然保持生命力，還要弄清楚，它們在海水里是飄浮的還是下沉的。 達爾文在瓶子裝的鹽水里保存萵苣、蘿卜、白菜、山萵苣、胡蘿卜、芹菜和洋蔥的种子。盡管水發臭了，可是所有這些种子，除了某些品种的白菜子以外，都長得非常好。因為很多海流每小時的速度是一海里，根据達爾文的計算，在一個星期內可能就是一百六十八海里。 雖然許多种子很好地經受住了鹽水的浸泡，但是它們很快就被浸透而下沉，這种情況使達爾文大失所望。達爾文在給虎克寫的信中譏諷自己道：“這件事是令人懊惱的，如果這些中了邪的种子想下沉的話，那么我在用鹽水浸泡這些忘恩負義的小玩藝上白白花費力气，為自己找麻煩……”他接著寫道：“近來不論什么事都和我作對：動物學會的魚吃了許多浸泡過的种子；于是在我的頭腦中幻想著魚和种子已整個地被一只鷺鷥吞下去了，然后被帶到几百海里的地方，排泄在另一個湖岸上，在那里發出极好的芽來。可是突然那條魚使勁把所有的种子連同所有的嘔吐物卻一齊吐了出來”。 但是，失敗并未妨礙達爾文繼續工作，做許多新的試驗。他記得，“貝格爾”號航行到基林島時，有人使他相信，被拋到岸上的种子，曾發過好芽。看來，虎克非常怀疑達爾文的試驗，而維護福勃斯的思想。達爾文給他寫信道：我不能明白，為什么您宁愿采取大陸傳送的方法而不采取海洋傳送的方法……似乎您應該為這么多的傳送方法而高興才是……至于談到我個人的那些得意的結論，海洋傳送還是陸地傳送反正都一樣，既然任何一個比較可信的方法都基本上已得到·證·明（著重號是我加的——作者注）。但如果沒有任何其他的、獨立的證据的話，創造陸地是不符合我的學理的……” 他還在書刊中，例如在高德龍的《尤維納利斯的植物志》中尋找這樣的證据，這本書中有對偶然隨出口木料一起運出去的植物的描述。 最后，“大陸的划分”（為了說明在被大洋和大海分開的地方的生物地理分布）使達爾文勃然大怒，他一向為人彬彬有禮，講客气，可他給賴爾寫了（在一八五○年六月十八日）一封措辭十分激烈的信。我把信的全文引證如下： 我的親愛的賴爾：我想做出世界上最不光彩的行動。但是一想到您的許多門生在地質上的行為無禮，我就万分激動，有時暴跳如雷，有時心灰意冷。 時而可怜的福勃斯要建立一個新大陸（也就是使該大陸延伸）到北美，而另一個延伸到馬尾藻海；時而虎克要建立一個從新西蘭到南美的大陸和環繞世界直到克爾蓋倫陸地；時而華拉斯登說，馬德拉群島和圣港有從前大陸的可靠而又明确的特征。烏德瓦爾德給我描述了那里的情況，又把大陸增加到大洋二百或三百海里深的地方（好象如果再往下去就什么也沒有了）。為什么不使大陸延伸到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每個島呢？可是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現代物种存在時間之內的全部情況。如果您不為這提出一個界限，如果您真的為了懲罰地質學家而給他們提出更深的地域，我想，我的親愛的老師，您也要到那里去。您的門生已經·慢·慢·地·和·秘·密·地·超·過·了·過·去·所·有·老·的·災·變·論·者（著重點是我加的——作者注）。您還會活到您將成為災變論者首腦的時候。好吧，我已經很好地發泄了自己的忿怒。現在請您原諒我，親愛的老師，而且請您相信，我永遠是 您的 查·達爾文 又及：請您不要對此复信。我是為了使自己輕松愉快才寫的”。 達爾文告訴虎克，他在忿怒之下給賴爾寫了一封怎樣的信，然后補充說： “但是，我一定設法使自己不再成為容易發怒的人，而竭力做一個心平气和的人，并且使您象廚師做布丁這樣的點心一樣輕而易舉地創造大陸……” 但是，他不單是用信來“消除自己的忿怒”，而且在另一封寫給賴爾的長信中，語气已經平靜了。詳細地分析了他据以堅決反對蠻橫無禮的大陸創造說的那些論點。他認為，福勃斯的大西洲，也就是被設想的在大西洋那個地方上的一個洲，“對科學起了坏作用，因為它阻止了對生物分布手段作周密的研究”。 在植物問題方面，達爾文不只同虎克一人商議，而且還同其他植物學家商議。例如，從一八五五年起，他開始同美國植物學家愛沙·葛雷通信。愛沙·葛雷出生于紐約州，他比達爾文小兩歲。他父親是一個制革匠，受的教育不多，可是，在校學習非常出色的儿子卻順利地讀完了費爾菲爾德的大學，而后又在同一個地方讀完了（一八三○年畢業）醫務學校。由于熱衷于植物學，他又在大學念完了植物學夏季講習斑。他對植物學的酷愛得到了植物學教科書作者約·托列依的支持。一八三四年，愛沙·葛雷出版了《北美的禾本科和沙草科》一書。由于這本書，他開始同一些歐洲學者通信。他以教授身份到了歐洲，觀看了歐洲的植物園和收集品，并同著名的植物學家建立了私人關系。 一八三八年，他訪問了英國。值得指出的是，對推廣達爾文主義有功的愛沙·葛雷是一個篤信宗教的人。在格拉斯哥，他受到當時住在那里的虎克的父親和他的儿子親切的接待，并研究了植物標本集。在倫敦，他結識了羅伯特·布朗、達爾文、奧溫、植物學家林德雷和其他許多博物學家。他從英國到了大陸，在這里，他訪問了歐洲所有著名的植物學家。他還結識了施列登，并了解了使施列登得出細胞學理論的有關細胞的一些想法。 愛沙·葛雷剛剛返回美國，就被聘為舊哈佛大學的植物學教授，他在該校講課出了名，因為他努力鑽研他所講的課程，而且這些課程內容新穎、丰富。他很容易地成了美國植物學家這一派的首領。達爾文也同這個精力充沛的植物學家開始通信。信是達爾文主動先寫的。他在第一封信里請愛沙·葛雷幫點小忙。達爾文告訴葛雷說，他從事研究生物的變异已經好几年了。他已經對動物得出了一些結論，并且作為一個非植物學家想從專家那里得知，這些結論是否可以适用于植物。此外，有關美國高山植物的材料也使達爾文感興趣。 達爾文向來對提出這樣的請求總是一再表示各种各樣的歉意。 愛沙·葛雷非常樂意地答复了達爾文所提出的要求。除了寫信和郵寄美國高山植物統計表外，他還把自己的新版植物學課本寄給了達爾文。達爾文當時正致力于地理分布和類型的种屬關系問題的研究，他希望愛沙·葛雷在課本再版時，能在他的美國植物統計表里指出，哪些植物是當地的，哪些植物是從歐洲移植進來的，還要指出這些植物的產地在哪里。 這一時期使達爾文感興趣的問題，當然是同物种一書的准備有關系的問題。他向愛沙·葛雷詢問某一科植物的物种占美國植物區系物种的總數的比例。他感興趣的還有各种植物區系“相近的”物种，他請葛雷為他指出這樣的物种，哪怕是在舊的校樣里指出也行。達爾文給他寫道：“我對于一些相近的物种所下的定義是：這是一些可以認為是不同‘物种’的生物，但也可以認為是任何其他优秀的植物學家可能把它們看成亞种或變种；還可以認為它們是与任何其他物种難以區別的一些生物。” 愛沙·葛雷由于受到達爾文詢問的影響，撰寫和刊出了一篇《北美合眾國植物區系的統計》，達爾文在收到這篇論文后，對愛沙·葛雷所作的關于大屬的物种總是有著廣泛的分布范圍的結論非常高興。這個結論同達爾文從分析其他植物區系所得的結論以及他的理論觀點是一致的。 但是，愛沙·葛雷關于聯結高山植物的那條線是通過格陵蘭的論點，同達爾文的理論卻相矛盾。這使他感到不安。他總是努力做到理論不脫离事實，所以北美另一個有威望的學者亞格西的過于自信，他并不贊成。他給愛沙·葛雷寫道：“賴爾告訴我說，建立關于爬虫綱最初是什么時候被創造出來的理論的那位亞格西，當听到同他這一學說相反的一些審慎的觀察時，興奮地說，他還沒有考慮這一點，因為‘大自然從不說謊’。我的處境也正是這樣，而且要您向重复一遍： ‘大自然從不說謊’也就是說，從事理論的人永遠是對的……” 后來，達爾文問葛雷，他是否認為，植物學家們在他們的植物統計表里，會不加區別地把變种列舉出來，而不管它們是否存在于大屬或小屬里，或者他們更傾向于只是在這些情況中的某一种情況下把變种列舉出來。 這几年達爾文的健康狀況是不穩定的。有几次，水療暫時使他精神振作起來，感到非常輕松。例如一八五七年，他從慕爾公園水療机關寫信談了關于水療的“良好的作用”。我能夠象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一樣轉圈子和進食，甚至睡眠也好起來了”。他說，水療“能使一個人的頭腦非常出色地停止活動”。 看來，与數學計算有關的著作，使他大傷腦筋。一八五八年三月，他給虎克寫信道：“今晨，我的工作進展得很不好，并且感到沉悶。天哪，我是多么仇恨物种和變种啊！”有一次，他在計算變种時，同博物學家拉卜克（他同一庄園的鄰居）暢談起來，拉卜克提出了他在計算上的一個大錯誤。兩三個星期的工作看來是不大愉快的。盡管他因此感到失望（“我是全英國最不幸的、最憂郁的、最平凡的一個動物；由于對自己的盲目和幻想感到煩惱而痛哭了一場”），但他馬上又坐下來重新進行計算。他給虎克寫道：“只要我沒有再次審查完這些書，并且沒有看到根据正确原則計算的結果，我就要坐下來，一動也不動”，可是他衷心感謝拉卜克，因為拉卜克使他避免犯錯誤。 堅持不懈地工作，使他的健康狀況惡化了，必須再次進行治療。一八五八年四月，他從慕爾公園寫信給賴爾說，他又到這里進行兩個星期的治療，他同賴爾交談了許多地質方面的問題，并在結尾時突然寫道：“可我不想再寫下去了，因為我到這里來的任務是不思考任何事情，而是多散步，多吃飯，并且還要多讀小說。” 的确，他盡量利用這個時間來休息。他從慕爾公園給妻子寫信道：“昨天我在林間小路那邊作了一個半小時的散步，得到了充分的享受。但是，雄偉壯觀的松樹上新鮮的深綠樹葉，老白樺樹上的深棕柔荑花以及白色樹干，還有落葉松的茂密柔軟而清秀的綠葉，构成了一幅极美好的景色。最后，我熟睡在草地上，后來被我周圍響起的一陣鳥聲所惊醒，松鼠在樹上爬來爬去，兩只啄木鳥發出笑聲，這是我曾經見過的最令人愉快的一幅鄉村景色；于是我絲毫也不考慮鳥獸是怎樣形成的這些問題了……” 早在一八五六年初，賴爾就建議達爾文盡可能完整地闡述自己的進化觀點，因此達爾文也就馬上開始寫他的物种一書。但這并不是眾所周知的《物种起源》。該書本來要更加詳細，它的篇幅要比原來的多二、三倍。但賴爾建議在准備這部內容丰富的書時，立刻發表他的觀點和概要，以便搶先取得理論上的优先權。達爾文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他的學說是由許多論點組成的，而每個論點都需要用事實來證明，忽視這些證明，在他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他不同意賴爾的意見：“我很痛恨為了取得优先權而從事寫作的這种想法，當然，如果有人先于我發表了我的理論觀點，我也會感到懊惱的”。 賴爾的建議使達爾文舉棋不定，煩躁不安。顯然，賴爾列舉有利于這個初步概要的論据是很有說服力的，但是，在几乎沒有任何證明的情況下寫一個教條式的理論概要，這同他的信念和習慣是相矛盾的，這使他感到很不痛快。他把自己的動搖和不安告訴了一貫對他很熱情的朋友虎克。他想起了父親的話，在他所處的那种精神狀態下，需要向別人征求意見。他父親說過：“好的勸告會帶來很大的好處，而坏的勸告很容易使人走上邪道”。達爾文在給虎克的信的末尾寫道：“唉，如果有誰這樣做（即沒有證据來充實就出版一個純理論概要），我想我會嘲笑他的，而我唯一的安慰就是在賴爾建議以前，我的确從未想到過這件事，而且看來，我經過仔細考慮以后，這是明智的（即不出版這樣的概要）”。 虎克的回信使他不夠滿意，他把他有利于寫這樣的概要的論据綜合成這樣：“事實可以證明一切，因此……都是多余的，您的這一觀點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我希望它是一個不很正确的觀點”。 最后，經過了一番痛苦的動搖，寫作所需要的概要意圖也遭到了失敗，他只好按老計划辦：即使要花費很多時間，他也要寫一部有詳細和充分的證据的關于物种的巨著。這部著作一直持續到一八五八年六月，賴爾認為有人會搶在達爾文的前面的這一預見應驗了：航海家和動物標本搜集家華萊士，把自己的手稿恰恰寄給達爾文，這部手稿發展了這一理論……而在最近這兩年，達爾文已經寫完了十章，即打算要寫的書的一半左右。 華萊士一八二三年生于布里斯特耳運河附近小城鎮埃斯克的一個貧苦家庭里，這座小城鎮位于達爾文的故鄉施魯斯伯里以南七十五海里外，他從十四歲起就不得不為自己的衣食操勞。他在鐵路工地上，有時做土地測量員，有時做承包人，有時做國民學校教師。他閱讀了植物學方面的書，并迷上了這些書，從十八歲起便開始做植物標本。他在累斯特學校任教師后，同另一個年輕教師亨利·貝茲過從甚密，這位教師對自然科學和游覽也很感興趣，并且使自己的這位新友愛上甲虫的搜集。 達爾文的《一個博物學家的航行日記》，也是這位年輕的博物學家愛讀的一本書。正如華萊士給貝茲的信中寫的那樣，他喜歡這本書的一切內容：無論是敘述的內容也好，還是敘述本身那种“沒有任何累贅、沒有裝腔作勢和利己主義”的風格。他還閱讀了《創造的痕跡》，物种起源問題也使他感興趣。他也熟知賴爾的著作。但是，讀了達爾文的《航海日記》和對洪保德旅行的描寫，他強烈向往能親自看看熱帶的大自然。 他同貝茲一起，開始幻想去巴西的亞馬遜河搜集昆虫、植物、鳥類以及其它東西的標本。他們積蓄了些錢，于一八四八年乘帆船出發到巴西去，在這里開始了從亞馬遜河河口到里奧內格羅河匯流點的游覽，并在一起工作了兩年。當時在英國可以毫不費勁地銷售一些國外的蝴碟和鳥類的搜集品。兩位朋友把搜集品賣給一個經紀人，該人把這些搜集品運往英國，而他們用賣得的錢繼續旅行。后來，兩位朋友分了手。貝茲沿亞馬遜河上游旅行，而華萊士則沿著亞馬遜河的大支流里奧內格羅河的上游游覽。 華萊士和貝茲把自己的旅行不只是看作謀生的手段。他們對調查熱帶自然的興趣是完全出自內心的。華萊士在當時給貝茲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很想得到并詳細研究任何一個科，主要是從貨种起源的角度進行研究”。華萊士同九個當地的向導沿著里奧內格羅河溯河而上，而后順著里奧內格羅河的支流沃佩斯河來到了哥倫比亞。他沿著亞馬遜河河谷往上游走比任何英國人都走得遠，一直走到亞馬遜河的河谷所在地。他甚至還看到了沒有開化的野人。沿著亞馬遜河河谷及其支流旅行四年以后，他決定帶著丰富的搜集品回國。他打算把部分搜集品賣掉，而把其余的當作美洲各种動植物机体具有科學意義的搜集品展覽出來。不幸的是，華萊士所乘的那艘返回英國的船失了火，把他的全部搜集品，素描畫和珍貴的旅行日記都燒了。船上的人員和旅客，包括華萊士在內，都被救上小艇，并在大洋里漂泊七百海里，直到迎面來的船把他們收留，然后送回英國為止。 然而這些挫折并沒有使華萊士屈服。在對他抱著同情的赫胥黎教授的幫助下，他順利地得到另一次去馬來群島作長途旅行的政府津貼，華萊士在一八五四年從英國啟程前往該島。他在那里度過了八年時光，把大量的搜集品運往英國。他走遍了全島，對大自然進行了多年的考察，這既為他很好地描寫馬來群島的博物學（“馬來群島，一個擁有猩猩和极樂鳥的地方”）提供了材料，又為他的其它一系列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兩卷本的《動物的地理分布》）提供了材料。 當華萊士還在馬來群島工作對，就同達爾文有過信件關往，這是由華萊士在倫敦一家博物學雜志上發表的一編文章引起的。關于這編文章，雖然人們不大知道，但是，它是值得注意的，因為它說明了所謂達爾文“同華萊士的事件”的真相。這篇文章叫作《控制新物种出現的規律》，并于一八五五年在《博物學年鑒和雜志》上發表了。 文章所涉及的問題非常接近達爾文當時也在進行研究的問題。華萊士試圖解決物种是從哪里以及怎樣產生的問題。華萊士根据自己當時已有的丰富的個人經驗和文獻史料（其中占顯著地位的是達爾文的《航海日記》得出結論：同种的大批動物居住在同一個地方或鄰近的地方，也就是“相近性是同地理分布密切相連的”。他在古生生物方面也得出結論：同一個地質時期或相鄰的地質時期的生物，以及在同一個地區遇到的生物彼此非常接近。他把總的結論表述為下列不太清楚的規律：“每個物种的出現在地理上和年代上是同非常接近它的物种和先于它存在的物种的出現相一致的”。第二個結論說：“物种是按照先前的物种的結构形成的”。由此可見，華萊士很明顯非常接近生物進化的思想，但他害怕更為明确地把它表達出來。他認為，在地質上可以細心觀察到生物的直線發展的情況，也可以觀察到來源于同一本原（不是祖先）兩三個分支起源情況。他接著寫道：“這樣絕滅的生物被新生物所代替，而這种遺傳性就這樣繼續到現代地質時代，地球博物學最困難的同時也是最有意義的任務正在于此”。 他認為，在生物的地質序列中，只有最一般的特征才能得到完善，并且指出，軟体動物門的最高綱——頭足綱，以前占优勢，而現在則讓位于机能不太高的腹足綱和雙殼綱，古時的魚比起現代的魚來，其完善程度要差。為了說明這些事實，他用樹木作了一番比較：老橡樹上一根長得很好的樹枝可以干枯爛掉，而一根新枝可能很小，并且達不到老樹那樣完善的程度。值得指出的是，他把未得到充分發育的（即發育不全的）器官看作是后繼的親緣物种將繼續發展的原始器官。 華萊士論文的內容大体就是這樣，關于論文的命運，他曾在一八五六年十月從蘇拉威西寫信問過達爾文。使華萊士感到不快的是，報刊上對論文卻毫無反映。 達爾文給他寫了一封非常親切的回信，信中指出，他對華萊士在《年鑒》上發表的那篇論文，几乎每一個字都同意，并且補充說，他已經對怎樣區別物种和變种的問題研究了二十年，但是這個題目太大了，在信中不便詳談。 一八五八年一月四日，華萊士從安波拿島給自己的朋友貝茲寫信說：“我非常高興收到達爾文的來信，他在信中寫道，他對我那篇論文几乎每一個字都表示同意。他現在正准備他的關于物种和變种的巨著，他用二十年的時間為這一巨著搜集了資料。既然他證明了自然界中在物种和變种起源之間沒有任何差別，他就可以使我不再關心把自己的假說寫下去，或者可能使我得出另一個結論，但是，在任何情況下，他的事實都將供我使用，我也可以對這些事實進行研究”。 達爾文在下一封信（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就報刊對華萊士的論文毫無反映一事對華萊士說：“對稍微超出物种簡單描述的框框的東西表現關心的博物學家是為數不多的”。達爾文接著指出，有兩位最优秀的博物學家——賴爾和加爾各答的勃萊特，要他注意華萊士的這篇論文。接著，他一再重复說，他的觀點非常接近華萊士的觀點，不過，這一次他補充說，他比華萊士研究得要深刻得多。 至于另一個問題——關于用來說明生物的共同性的海岸下沉問題，達爾文認為，華萊士比他進展要快些。的确，達爾文曾經用陸地下沉解釋過環形島的起源，但是我們看到，他是多么激烈地反對把所有各洲“下沉”到很深的深度，多么激烈地抨擊得到賴爾和虎克贊同的福勃斯的思想。看來，華萊士在給達爾文的信中，對馬來群島上的動物的地理分布，他提出過類似的解釋，而達爾文在信的末尾寫了以下的話：“祝您的理論獲得成功，不過除了關于海洋島的問題以外；在這個問題上我准備斗爭到底……” 達爾文和華萊士的通信之所以有意義，原因就在這里。顯然，華萊士在未研究出自然選擇理論以前就已經知道，達爾文試圖在不了解物种和變种之間的區別的情況下解決物种起源問題。的确，達爾文曾借口說他在信中不可能敘述自己的觀點，因此對選擇理論只字不提，而我們在字里行間處處可以讀到，華萊士是脫离達爾文而獨立得出了選擇的思想的；無論達爾文本人，還是他的朋友賴爾和虎克，都竭力支持這种說法。但是，為了准确起見，應該完全清楚地說明這种獨立的限度到底有多大。 正如華萊士自己所講述的那樣，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他到達了安波那島以北的一個小島——特爾納特島，在這里，他患了嚴重的瘧疾，在瘧疾發作時，他無法工作，他考慮了各种問題，特別是他早已從事的物种起源問題。他此時想起了他在十二年前讀過的馬爾薩斯的著作和馬爾薩斯這樣的想法：不幸、饑餓、疾病和戰爭妨礙著人的繁殖；他把這种解釋用于動物。于是就明白了，動物中适應性好的就有活下去的可能，适應性不好的就要絕滅。他立刻感覺到，這种想法解決了物种起源問題和生物的适應問題。他把這种解釋同拉馬克和《創造的痕跡》的解釋加以比較之后，看到他的這种解釋比其他那些解釋更合乎情理。當天晚上，瘧疾發作以后，他把自己的思想大致寫了出來，他還把它謄寫了兩個晚上；從而得到了《論變种無限地离開其原始類型的傾向》這篇論文。華萊士把它寄給達爾文，希望把“生存斗爭”原則用于物种起源問題，這對達爾文和他本人來說，都是新鮮事。 毫無疑問，達爾文在他所有的信中，無論對于生存斗爭原則，還是對于最适者保存下來的原則，都只字未提。而華萊士是在脫离達爾文的情況下獨立得出這些原則的。但是，生存斗爭原則在生物學著作中不是什么新鮮的東西，因為德坎多爾、賴爾和其他人都談到過它。物种自然絕滅也是賴爾創立的。可是，重要的是把這個原則運用于新物种的形成。只有相信在變种和物种間沒有原則性差別，變种能夠變成物种，才能做到這一點。但是，關于這一點，華萊士在第一篇論文中只字未提。而達爾文給予華萊士的正是這一思想，華萊士在給貝茲的信中提到的達爾文那封信里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我認為，華萊士在第一篇論文里論述的只是物种，而在第二篇論文里，就明确地論述到能夠轉變成更高級的個体的變种，從這一點來看就十分清楚。這种思想對我們來說顯然是很重要的。要是我們認為，不愿接受進化的主要原因是由宁普遍相信物种只是在一定的狹小范圍內才發生變异。可見，一般認為自然選擇（這一名稱是屬于達爾文的）的思想是華萊士完全脫离達爾文獨立得出來的，這种看法必須在某种限度內說，因為關于物种和變种之間沒有原則性差別的思想，則是達爾文提供給華萊士的。 但是，華萊士的思想同達爾文的思想的兩相吻合當然令人惊訝。達爾文對此感到十分吃惊的心情可以從他給賴爾的信里看出來。 “我親愛的賴爾： ……您的那些威嚇的話語——別人會搶在我的前頭——已經得到證實。當我很簡略地向您解釋我們的自然選擇和它依存于生存斗爭這一觀點的時候，您曾說過這句話。我從未看到過比這更為惊人的巧合了：即使華萊士手中有過我在一八四二年寫出的那個草稿，他也不會寫出一個較此更好的簡明的摘要來。甚至他用的那些術語都可以成為我那些章節的標題。請把草稿還給我，因為他沒有請我發表，當然我要寫信給他，建議他把草稿寄給任何一家雜志去發表。因此，我的原著，不管它的內容怎樣，將被毀掉，雖然我的書如果將來某個時候能有一點儿价值的話，也不會因此而大為遜色的，因為我把一切精力都用在這一理論的應用上了。我希望您能贊成華萊士先生的草稿，好使我可以告訴他您對他的看法”。 但是，不管多么巧合，卻有一個根本差別，這個差別好象是達爾文自己在很久以后致賴爾的信中指出來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達爾文從家養動物的人工選擇中得出自己的觀點，并把選擇的原則用到自然界。而華萊士所寫的論文，則從斷定在家養狀況下得到的變种或多或少是不穩定的，并且是自然地經常地表現出要返回到原始物种的正常形態這一點開始的。在毫無保留地和不加分析地接受了這种論點后，華萊士竭力表明，這种論點不能應用于自然界中的野生動物，因而他在自然界中指出了生存斗爭的作用。他舉出一個非常好的例子，說明生物的數量与其說取決于它們的繁殖力強弱和凶猛的禽獸的多少，不如說取決于一個地方（往往同其它有限制作用的條件一起）在固定狀態下能保證維持這一或那一生物的個体數目的食物的多少。他接著證明，這樣的變种不可能回到原來的那种狀態，因為原來的狀態不可能完全經受住或不可能經受住同變种的競爭。他斷言，這樣的競爭可以在各种相近的物种之間進行。他沒有看到這种變异的界限。最后，他斷言，可以出現几個變种，其中有些變种可以成為性狀分歧的開端。 至于說到家養動物，那么華萊士認為，它們所出現的一切變异保存下來的可能性是一樣的，因為動物的食物是由人提供的。如果家養動物野化了，它就會絕滅。“跑得快但耐力差的賽馬和能拉重物但行動笨拙的馬就是在野生條件下也同樣是毫無用處的。如把這樣的馬放到判帕斯草原而不予照顧的話，那么它們很快就會絕滅，或者在有利的情況下，如果不再發揮使用它們特有的品質，這些品質就會失去，經過几代以后，它們就會返回到通常的類型上去，即這种動物的各种不同能力在更好地獲取食物方面是處于彼此完全勢均力敵的狀態。”我強調指出的這一論點，正象從《物种起源》中所清楚地看到的那樣，達爾文是絕對不同意的，特別是在這种類型里。例如，大家都知道這种情況：野化動物在自由狀態中不是絕滅了，而是增多了。華萊士得出結論說：“可見，從對家養動物的變种觀察中，絕不能得出任何有關在野生狀態下的動物變种的結論”。 這樣一來，華萊士就不怀疑，家養動物的各個亞种正是由于那种選擇過程的結果，但這一選擇是由人來進行的，而不是由于生存斗爭所產生的，因此他就使選擇原則本身也失去了說服力和鮮明性，這种說服力和鮮明性是他在實際研究家養動物中所得到的。 不管怎樣，要是達爾文在華萊士發表他的論文后出版自己的著作的話，那就會形成這樣的印象，即達爾文抄襲了華萊士通過選擇和生存斗爭而進化的思想。顯然，為了避免這一點，需要在發表華萊士的論文的同時發表達爾文已經有了的東西，以便證明他在理論形成方面的獨立性和优先權。在這方面，賴爾大概是在同虎克商議后寫信告訴達爾文的。 這件事損害了達爾文的健康。更何況這件事正和他的家庭不幸一起發生：他的儿女患了白喉症和猩紅熱，其中有一個因患猩紅熱死了。他要不要接受朋友們的勸告呢？僅僅為了保持他從前堅決拒絕的优先權，現在就把理論的概要出版，這是否誠實呢！他在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給賴爾的一封信里清楚地描繪了他的心境。下面就是這封信。 在華萊士的那篇草稿里沒有任何內容在我謄清的《一八四四年概要》中是沒有的，十二年多以前，虎克曾看過它。約在一年以前，我給愛沙·葛雷寫了一個草稿，我有一份草稿的副本（由于我們通信討論几個問題），因此，我可以完全公正地說并且證明，我沒有抄襲華萊士任何東西。現在我很想把我的一般觀點的概要用十几頁（或大約這么多頁）的篇幅發表出來；但我不能夠使自己相信，我能誠心誠意地這樣做。華萊士絲毫沒有談到發表這件事，而我把他的信附去。但是，因為我不想發表任何概要，只是由于華萊士把他的理論的概要寄給了我，我才這樣做，這是否誠實呢？我宁愿把自己的那本書全部燒掉，也不愿使他或別人認為，我的行為是卑鄙的。您不認為，他把這個概要寄給我是捆住了我的手腳嗎？……如果我能以誠實的態度發表我的概要，我就要補充說，我現在之所以發表這個概要（如果可以說，我是遵循您給我的勸告的，那我就很高興了），是因為華萊士把他的一般結論的概要寄給了我。我們之間的分歧只是在于，我的觀點是在對家養動物進行人工選擇的基礎上形成的。我要把致愛沙·葛雷的那封信的副本寄給華萊士，以便向他說明，我沒有剽竊他的理論。可是我不曉得，如果我現在發表什么東西，這是不是膽怯或卑鄙的行為。這是我最初的想法，如果我接不到您的回信，我當然會依照這种想法去做。 我麻煩您的是一些沒有价值的事情，但是您不能想象，我會多么感激您的意見啊。 順便指出，要是您不贊成把這封信和您給虎克的回信還給我，使我再來利用的話，那么這樣做會使我得到我的兩個最好的和最熱心的朋友的意見的。這封信寫得非常不好，因為我寫它是為了忘卻這件事，哪怕一時也好；我已完全疲于思考了……請寬恕我，我善良的，親愛的朋友。這是一封傾訴衷腸的苦信，是由許多難言的苦衷所引起的。 您的最誠摯的 查·達爾文 又及：我以后絕不再為這一事件打扰您和虎克了”。 看來，達爾文的朋友們勸他不要再寫新的概要，而只是向林納學會提出（同華萊士的論文一起）能證明自己优先權那一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概要。這就是，第一，《一八四四年概要》中的“自然選擇”這一章，第二，一八五七年九月五日達爾文致愛沙·葛雷的那封信。這封信對表明達爾文的觀點從一八四四年到一八五七年依然未變這一事實是必要的。在這封信中，達爾文用六點闡述了自己的自然選擇理論。他在六條提綱中，闡明了在華萊士論文中也有的所謂“性狀的分歧”原則。正如達爾文在自傳中回憶的那樣，他來到唐恩許多年以后，即在一八四二年以后，才忽然發現了這個原則。正如他在這里指出的那樣，來自共同祖先的所有生物，隨著自己的特征起了變化，其“傾向”也就逐漸有所不同，為了說明這一點而提出來的這一原則的基礎，在于自然界中興旺發達的生物的變异后代，在自然經濟中竭力占据盡可能多的地方。這個說明現代分類法的原則，在他看來，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他還記得途中坐在轎式馬車上最初揭示出這個原則的謎底的那個地方…… 所有三個文件（達爾文從《一八四四年概要》中摘錄的關于自然選擇的筆記片斷，上面提到的達爾文給愛沙·葛雷的信和華萊士的《論變种的傾向》，出乎達爾文的朋友們的意料之外，比他們所估計的可以提交林納學會的時間要早得多：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召開了協會會員全會緊急會議，選舉協會副主席，以接替逝世的植物學家羅伯特·布朗。六月二十九日，達爾文派人把全部材料送給虎克，第二天，賴爾和虎克把材料連同他們的一封信一起交給了書記賓尼。 這封信最确切、是接近實情地講述了華萊士事件的整個經過。讓我們引證信中几段最重要的文字吧。“這兩位先生（達爾文和華萊士）在互相獨立和彼此不知道（著作）的情況下，創立了同樣一個非常巧妙的學說，它可以解釋我們大陸上的變种和物种的出現与保存，他倆都有權被人認為是在這個重要的方面有獨創見解的思想家；但是，因為他倆沒有一個人在刊物上發表自己的觀點，雖然我們在許多年內不止一次地促使達爾文先生這樣做，因為兩個作者現在都把他們的作品交給我們全權處理（賴爾也有權就華萊士的作品說，華萊士把自己的作品交給他處理，因為華萊士在附給達爾文的信中問過達爾文，他（達爾文）是否認為只要他（華萊士）的想法重要而把論文轉交給賴爾），那么我們認為，要是我們把他們的著作摘要提交林納學會的話，我們就算為了科學的利益效了最大的勞”。 按著按年代順序一一列舉了所提出的論文。最后在談到華萊士的論文時，几個發起人作出結論說：“一八五八年二月在特爾納特島寫的這個概要，也是專供他的朋友和通信人達爾文先生用的，這個概要他也曾寄給達爾文，并明确表示希望，如果達爾文先生認為它是嶄新的和有意義的話，那就請把它轉交給查理·賴爾爵士。達爾文先生高度評价這個概要中發揮了的觀點的內容，以致他在給查理·賴爾爵士的信中，建議征得華萊士先生的同意，盡快出版這一概要。我們完全贊成這一步驟，但是有一個條件，正如達爾文先生所決意要做的那樣（為了有利于華萊士先生），就是要達爾文先生不阻撓發表他就同樣題目寫的回憶錄，我們當中有一個人，曾在一八四四年讀過這個回憶錄，其內容我們兩人多年來都早已熟知。當我們把這一點告訴達爾文先生時，他允許我們按照我們的決定處理他的回憶錄以及其他東西，并且在決定把它們提交林納學會后，由我們再向達爾文先生說明，我們不僅遵循他建立他的朋友的相對优先權的愿望，而且遵循科學的共同利益，因為我們認為最合乎愿望的是，要使建筑在從事實得出的廣泛結論的基礎上的觀點，經過多年深思熟慮而驗證的觀點，能馬上成為其他研究者的出發點，而且要使學術界在等待達爾文先生的全部著作問世以前，使達爾文的著作及其天才的通信人的著作當中一些帶指導性的成果，能成為公眾的財富”。 當然，達爾文沒有出席七月一日召開的林納學會會議。他被華萊士這一事件以及家庭中的煩惱弄得心緒不佳。更何況他的身体又很不好。達爾文和華萊士的論文是由學會書記按照慣例宣讀的。出席會議的只有賴爾和虎克，他們強調指出報告中提出的問題的重大意義。虎克回憶道：“報告引起了強烈的興趣。不過這個題目過于新奇，對于舊學派是個不祥之兆，使得‘舊學派’的人在沒有武裝以前不敢挑戰。”虎克繼續寫道，“會后很多人私下議論：在這次論戰中作為達爾文的代理人的賴爾，他表示贊同，還有我表示贊同（雖然程度不大），可能使學會會員們感到了敬畏，不然的話他們會猛烈地攻擊這种學說的。除此而外，我們對于作者和他們的論題都很接近，這也使我們站在有利的地位上”。多么有趣的細節啊！在會議的議事日程上，列有學會會員之一，大植物學家邊沁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他本來要根据舊觀點證明，在分析不列顛的植物區系時，他具有一系列的觀察，這些觀察能證實物种的永恒性，并表明，偏离常規的和由于培植或者通過其他某些途徑形成的生物自然地返回到它最初的狀態。但是，邊沁听了達爾文和華萊士的報告后，他對新的觀點感到如此吃惊，以致他立即撤消了自己的報告，決定重新審查他表示怀疑的那些觀點。 虎克在他的回憶里提到的那個博物學家的“舊學派”是什么意思呢？索博利在他關于英美在這個時期內的情況饒有興趣的論文１中說道：“可以十分清楚地想象到，絕大多數普通的大學‘骨干’生物學家和其他專業的博物學家，直到達爾文的書發表以前，他們的思想趨向是什么。當時的科學在他們看來是十分牢固地建立在林納和居維葉所确立的不可動搖的理論基礎上的。這种科學同宗教毫無矛盾。相反，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相當多的人員之中（我們主要指的是英國，當時那里的很多博物學家都是牧師，都具有‘圣’的稱號），官方的科學和教會都相互支持，好象是溶為一体似的”。正因為如此，達爾文在朋友告訴他學會會議“進行得非常順利”時，他感到十分高興。對達爾文來說，极為重要的是，“英國最偉大的地質學家和植物學家”（即賴爾和虎克），向輿論界介紹了他的著作是十分重要的著作。此外，以素來批判拉馬克本人并反對拉馬克進化學說而聞名四方的賴爾發言表明，達爾文的思想和觀點是拉馬克無与倫比的。 １斯·爾·索博利。1858年7月1日——1859年11月24日。《普通生物雜志》1940年第1期第75——104頁。 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林納學會會議的全部記錄，賴爾和虎克給學會的信，以及達爾文和華萊士的整個報告，在八月份的學會雜志上發表了。 達爾文感到不安的是，整個事件的發起者華萊士，將怎樣對待林納學會上發生的一切，因為在英國發生的事情的消息傳到華萊士那里去是很慢的，當然華萊士就不可能干預此事以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在這种情況下，虎克前來幫助達爾文。他以自己的名義給華萊士寫了一封非常客气而明确的信，說明他們怎樣安排，為什么這樣安排把達爾文的片斷和信同華萊干的論文一起提交林納學會。達爾文在虎克的信上還附上了自己的几句話，并把信寄給華萊士。使他感到高興的是，正如他開玩笑說的那樣，自然選擇學說“象一劑瀉藥一樣對虎克的不可變化的腸子發生了作用”，也就是說，虎克在他的影響下，堅定地拋棄了“不可變性”和物种不變的信念，而轉向他這一邊。 由于林納學會報告而引起的激動和家中各种不安使達爾文非常痛苦，于是他出發到怀特島的海邊上去休息。 現在，當生活本身向他表明，絕不能無止境地搜集材料而拖延書的寫作，他決定在休息后著手寫關于物种這部巨著的《摘要》，也就是做賴爾很早就堅決主張做的事情。這個《摘要》根据最初提綱應是扼要地敘述學說的基本思想；用二、三個實例來說明某個論點，有些細節則應該略去。達爾文打算把《摘要》交給林納學會，并在它的雜志上發表。根据筆記本上的標記，達爾文還是在怀特島上的三塘開始這一工作的。從七月二十日到八月十二日，他每天工作几小時。但是，他很快就感覺到，《摘要》比他起初預計的要長得多。甚至他可以把說明某些論點的根据限制在最低限度內，但為了不徹底貶低自己的思想，他也不能完全拋棄這些證据不用。僅自然選擇的第一章，在他的手稿中就占了大開本四十四頁。 虎克當時建議他把書分成許多要在林納學會單獨作的報告。達爾文同意了，他寫的《在家養下的變异》，足夠整個一次會議用。但是，如果不能馬上全部發表，他會感到遺憾，因為這一部分同其他部分是十分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 在海濱休息期間，達爾文為自己書中闡述的思想不能不作些觀察。例如，他在給虎克的信中轉述了自己對海浪傳播生物的札記。他复活了漲潮沖到岸上的十三個甲虫种，他還觀察了飛帘的种子是怎樣被風刮到海里去的。 九月中旬，在休息一個月以后，達爾文又著手寫《摘要》。他在十月六日給虎克的信中寫道：“《摘要》寫得太長”，“他不能把它寫得短一點”，并且“預料，《摘要》是一小卷，因此不得不單獨出版”。十一月，他已經在寫關于本能和雜交這兩章；每章都要占他十四天的時間。他在給虎克的信中還寫道：“我任何地方都沒有超過二、三個例子，對所有難點也只簡略地敘述一下，但我實在無法把《摘要》寫和更短了”。 在這期間，達爾文的孩子們開始收集甲虫，眾所周知，這种事情在童年也吸引了他本人。他多次參加了孩子們的收集工作。他給拉卜克寫道：“當我听到捕獲稀有甲虫的消息時，我的感覺好象是一匹老戰馬听到了號角一樣。對于一個嗜好成癖的昆虫學家來說，這難道不是一個高尚的比喻嗎？” 就在十一月，達爾文還收到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的一卷《試驗》。赫·斯賓塞象達爾文一樣，在《實驗》中轉載了《發展的假說》（一八五二年）和《進步、進步的規律和原因》（一八五七年）的論文，堅持生物的進化學說，并抨擊關于“創造”生物的一般觀念。的确，他認為，生物只不過是能直接“适應周圍環境”，而重要的是，他引用了“一般的想法”來證明生物的進化。達爾文在給斯賓塞的回信中也對一般的想法加以贊揚。達爾文還把自己對物种的研究告訴斯賓塞，并指出，他与哲學家不同，他是作為博物學家而不是從一般觀點出發來研究對象的。 到十二月底，達爾文已經寫了三百頁手稿；根据他的計算，還要寫一百五十頁至兩百頁。在向虎克（達爾文由于不相信自己而經常把各章的手稿寄給自己的朋友去修改和提意見）談到這一點時，達爾文給虎克寫道，他最終“認為用單行本出版《摘要》在各方面都要好一些”。他繼續寫道：“這個課題實在太大了，不能在任何學會中對它加以討論，并且我知道，人們會把宗教問題扯進來的”。 達爾文有各种根据這樣想。還在一八五八年九月，在利茲召開的英國科學協會代表大會開幕式上，古生物學這理查德·奧溫，在長篇大論的開幕詞里，分析了“物种的創造或形成”的問題。敘述了達爾文和華萊士的觀點之后，他竭力把他們的觀點，同通過“創造力不斷起作用或預先規定的生物形成的原理”這种形式表達出來的他個人的觀點硬扯到一起。根据這個原理，生物的目和种應該一個接一個繁衍下去。因此“創造出來的東西不斷地彌補已絕滅的東西”。他認為，達爾文和華萊士只是把他的“原理”推廣到用變种代替典型生物。因此，達爾文就是通過這個實例明顯地看到，有些人會把宗教問題“拉扯”進來。 然而，正如斯·爾·索博利公正指出的那樣，這位著名的古生物學家，在他的發言里，想以非常混亂的言語（見索博利上述引證的論文的細節），調和兩個對立的觀點——一部分擁護者認為，物种起源是通過創造活動，另一部分擁護者則認為，物种起源是進化的“自然”進程，這次發言對達爾文的事業幫了大忙，因為奧溫的發言是在代表大會廣大听眾中講的，英國最著名的學者和技術專家都出席了大會。斯·爾·索博利寫道：“造化說的最大代表（通過創造活動‘創造’物种的擁護者）——‘英國的居維葉’（正如人們經常稱呼他那樣），敘述了象享有廣泛聲譽的達爾文這樣嚴肅的研究家提出的學說，即同報告人和大多數出席者歷來觀點明顯對立的學說，他不僅不批評這种學說。相反，他好象接受了這种學說……在英國科學協會這次會議以后，人們一定是在急不可耐地等待達爾文著作的發表。 一八五九年一月，達爾文終于接到了華萊士對他和虎克合寫的信的答复。而且复信的口吻使他感到非常高興。看來。華萊士贊成達爾文的朋友們所采取的一切行動，他絲毫不追求优先權。在林納學會這一歷史性會議之后，五十年過去了，華萊士在把自己當時的行為同達爾文的行為作比較時說道：“正象達爾文一樣，我突然明确地產生了一种想法：我一連几小時把它透徹地想了，并把它迅速地寫出來，把它的各种運用和發展寫成一個簡短的東西，我當時是怎樣想到這一點的，然后用几頁信紙加以謄清寄給了達爾文，——所有這些都是在一個星期內做的。我當時（而且后來也不止一次地）是‘一個性急的年輕人’，他是一個勤奮的和有耐心的學者，他一直在尋求他所發現的真理的全面證明，而不是急于獲得個人的成就”。 《摘要》堅持不懈地在進展，然而進展相當緩慢。到一八五九年三月，他才寫好關于地理分布的一章，并把它寄給虎克審閱。三月十六日，達爾文寫完了關于分類法、形態學、胚胎學等的最后一章。 達爾文在寫作期間有好几次到慕爾公園去進行水療，因為水療暫時可以使他振作精神并保持他的体力。正如他給福克司的信中寫的那樣，在三月二十四日，他的工作已“接近完成”并“對出版的那几章作了最后修改”。他泰然地、但堅決地反對福克司硬說他達爾文那樣工作是為了名譽。他寫道：“在某种程度上說，我是重視名譽的，但是我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所以我是由于一种試圖說明真理的本能而工作的”。 賴爾大概從虎克那里知道了達爾文不反對按他的《地質學原理》的形式出版書時，開始同自己的出版者穆瑞洽談，他是否准備出版達爾文的書。達爾文在三月底听到這一消息，并且看到，他的書愈來愈處于有利于出版的地位，非常高興地接受了在穆瑞那里出版書的想法。他向賴爾提出了很多問題，并請他提出建議。十分有趣的是，從他給賴爾的信中可以看到，一個自由的思想家是怎樣違心地重視出版者的宗教偏風的。他給賴爾寫道：“您要給我出個什么主意呢？我是否應該告訴穆瑞，我的書會与正統的觀點相矛盾，但就研究的對象的實質來說，比必然發生的矛盾要少，我是否應該告訴他，·我·不·談·人·類·的·起·源（著重點是我加的——作者注），也不對《創世紀》等等進行爭論，我只列舉事實以及由這些事實得出的那些我認為公平的結論呢？”他擔心使出版者“上當”，所以堅持在簽訂合同以前，讓出版者哪怕讀完前三章也好。据說穆瑞讀完手稿的片斷后，稱這個學說是胡說八道，如同某個人假定一只兔子同一個老太婆很順利地結了婚一樣。但是，穆瑞大概感覺到，這本書將會銷路很廣，這一點對于他的商業活動來說則是主要的。 書的標題引起了一些分歧。達爾文建議把書叫作《關于通過自然選擇的物种和變种的起源一書的摘要》。穆瑞堅持該書不能叫作《摘要》。賴爾反對“自然選擇”這個術語。但是達爾文在這方面沒有對他讓步。他認為，這個術語是畜牧家們普遍而又廣泛使用的術語，對于表明家養動物和野生動物的選擇或育种原則的共同性是很合适的術語。他只限于說明“或者在生存斗爭中保存那些得天得厚的品种”這一術語。 四月初，書開始印刷，六月，書的校樣出來了。達爾文毫不留情地修改了“可惡的”校樣。他逐字逐句地把校樣抹掉，再貼補上几張紙條——他認為文体是十分差勁的。据穆瑞說，他“几乎是全部重新寫”。他力求使文体清楚和事實准确，除此之外，他還把校樣寄給自己的朋友賴爾和虎克檢查。 他期待他們倆還能夠在事實上和證据上改正一些錯誤。 十月一日，最后的清樣終于校完，被工作弄得疲憊不堪的達爾文，健康狀況本來就不佳，現在可以到約克郡的艾克雷水療机關全休了。在這里，頭三個星期，不大習慣的閒散生活使他重新恢复了体力，并促使他繼續為虎克審閱《澳洲植物志》的《緒論》。 《依据自然選擇的物种起源》一書，于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版，一千二百五十冊書全部在當天銷售一空。可是這一數字，在達爾文看來，作為第一次出版的印數好象太多（見九月三十日他給賴爾的信）。 第一版為什么能如此成功地銷售一空呢？毫無疑問，正如穆瑞表明的那樣，這是由于在林納學會會議進行期間，大博物學家達爾文正在准備寫一部出色的物种起源的書的消息，引起了越來越大的興趣。我們已經指出了古生物學家奧溫在利茲會議上的發言。 這一時期反對達爾文的其他人的發言中，有都柏林的地質學家霍頓教授在都柏林地質學會年會上的發言。“圣”霍頓在愛爾蘭首都的這個發言的主要思想是，在達爾文和華萊士的思想中，凡屬正确的都不是新鮮的，而凡屬新鮮的都是不正确的。得知這個發言后，達爾文稱它是“未來批評的典范”。這個發言就是來自虎克稱之為“舊學派”的那些博物學家的發言。 然而，賴爾的發言具有极其重大的決義，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不管賴爾多么熱愛達爾文，但在物种起源問題上，他很久不能放棄習慣的觀點。實際上，正如他同達爾文在這個時期的通信所表明的那樣，他仍然贊同關于“創造力量的干預”是必然的這樣一种意見，達爾文認為，這會使“自然選擇學說失去任何价值”。他在物种起源問題上，仍然堅持象“改善原則”和“适應的初級才能”這些抽象的概念，如果接受自然選擇學說，這些概念就失去了任何意義。 但是，這种搖擺不定并沒有妨礙賴爾在英國科學協會（他是地質分會主席）第二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發言，他在專門談《人類的古遠性》的發言中，對達爾文怀著极大的同情提到達爾文剛出版的那本書。 他在發言的結束語中說道：“在具有高度的理論興趣并且由于地質學和博物學的現代成就而引起人們注意的問題當中，沒有一個象物种起源問題這樣引人注目但同時又含混不清的問題了。在這個難度大而又神秘的問題方面，很快就要出版查理·達爾文先生的著作——這是在動物學、植物學和地質學方面二十年觀察和試驗的成果，這些觀察和試驗使他得出結論：引起動植物形成亞种和經常的變种的自然界的力量，也是在較長的時期內產生物种，在更長的時期內使同屬產生差別的那种力量。我認為，他會通過自己的研究和用自己的論据來清楚說明很多与生物的相似性、地理分布和地質層次有聯系的現象的，而這些現象是任何其它假說都不能夠解釋，甚至不打算解釋的。 索博利在引證賴爾發言中的這一處時正确地指出，演說中特別有趣的是兩點：“賴爾在介紹達爾文學說時，賦予了‘等速變說的’色彩，而這种介紹又是在專門談人類的古遠性問題的發言時作的。的确，所有這些學說之間有深刻的內在的聯系。等速變說證實了舊的宗教學校關于地球是在不久前通過創造才產生的這种武斷說法是不正确的。《人類的古遠性》把人類的存在也推到很久以前的時期，人類至少是与□猛同時代的動物。達爾文的學說也把生物起源推到許多世紀以前，并把它歸之為現在還在起作用的自然界的力量。所有這些學說都是針對“造化論者”和創造說的擁護者的，而人類的古遠性說就引起了同生物起源問題密不可分的人類起源問題。 由此可見，我們看到，達爾文由于華萊士事件的影響，不得不拋棄本已開始撰寫的關于物种的大部頭著作，這部著作他已构思好了，并且不得不改變最初的計划。推遲了“巨著”，大大壓縮了敘述內容，縮減了引用的證据的數目。結果，《物种起源》一書終于問世了。當時達爾文年已五旬。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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