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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粲三和四川聚興誠銀行


  楊粲三(一八八七—一九六二),四川江北人。又名培英。父楊文光為重慶巨富。楊粲三早年當學徒,學習經商之道。一九0八年接任聚興成掌柜。民國成立后,攬辦重慶銅元局和川北鹽稅業務,獲巨利。一九一五年創辦聚興誠銀行,任總經理。抗日戰爭時期,業務獲大發展,形成龐大川幫銀行集團,并向工礦、交通、公用等部門擴展。建國后,參加公私合營,任四川省政協常委,公私合營銀行聯會總管理處副查事長。一九六二年病逝于重慶。

             他有一個經商有道的父親

  重慶簡稱渝,位于長江和嘉陵江的匯合處。重慶三面環江,形如半島,依山建城,有“山城”之稱;又因多霧,也稱“霧都”。

  四川是天府之國,重慶是四川的首府。

  楊氏家族,是重慶的豪門望族。
  据有關資料記載,楊文光的祖父楊清肇于清道光年間,扶妻攜子,從江西老家南城縣經陝西輾轉遷移,來到四川巴縣三品京堂街居住。后又以多年經商賺的錢在重慶江北縣寶蓋廂蓋了房子,購了田產,從此過上了安居樂業的生活。楊文光的父親楊駿臣,覺得經商太辛苦,風險又大,于是選擇了發憤讀書的道路,希望十年寒窗后能金榜題名,升官發財。可事与愿違,楊駿臣在考中凜生后,竟屢次鄉試不中。科舉功名不成,家道漸漸衰落。楊駿臣只好以設立私塾,教几個學生為生。

  清咸丰四年(公元一八五四年),楊家降臨了一件特大喜事:楊駿臣的長子出生了!

  這天,楊家的宅院里,一派喜气洋洋。左鄰右舍的朋友都前來祝賀楊家得貴子。楊清肇、楊駿臣父子更是笑得合不攏嘴。

  楊駿臣的妻子在生下長子前的一個夜晚,做了一個美夢。漆黑的夜里,突然出現一顆斗大的閃閃發亮的星星,不久便落到了楊家的宅院里。楊妻一惊醒來,原來是一個夢。第二天便生下了一個又白又胖的儿子。

  楊駿臣非常高興,認為儿子是文曲星下凡,日后必定大富大貴。遂按字輩給儿子取名煥斗,號文光。希望他將來成為楊家的“玉堂人物”,實現他升官發財的美夢。

  楊文光果然天資聰穎,從小心高气傲,自命不凡。讀起書來起早貪黑,惹人喜愛。

  但事有不幸,清同治三年(公元一八六四年),楊文光十歲時,一場大火燒毀了楊家的住宅。這突來的不幸在楊文光幼小的心靈里打上了一個很深的烙印。家庭的處境更加困難了,楊文光不得不放棄科舉功名,走上了楊家世世代代的經商之路。

  清同治九、十年間(公元一八七0、一八七一年),十六七歲的楊文光經姐夫葉紫卿介紹,開始進聚興祥商號當學徒,拜當時重慶富商劉質堂為師。在商號里,聰明伶俐的楊文光,每天默默苦練打算盤、辨銀子成色等基本功,業務能力提高很快,很得師父師母的好評。三年學徒期滿,楊文光對商務已日漸精通,劉質堂便提升他為掌柜,放手讓他經營。

  這時的楊文光對經商賺錢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科舉功名的理想早已置之腦后。他念念不忘的是如何積蓄資金,創辦自己的商號,成就自己的事業。

  机會終于來了。清光緒十二年(公元一八八六年),由于時局混亂,商業凋敝,聚興祥商號虧損太多,許多股東要求退股而進行改組。改組后的聚興祥商號股本為一万兩。楊文光擁有起會股五百兩,和虛設股五百兩,共一千兩,占總股本的十分之一,成了名副其實的老板,初步實現了他奮斗的目標。

  聚興祥商號苦心經營了十年后,終因社會動蕩而于清光緒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宣告結束。但是,在商戰中奮斗了二十五六年的楊文光卻成熟了,并以“穩重謹慎”聞名于重慶商界。

  信譽就是金錢。聚興祥商號結束后,許多人都仰慕楊文光的聲望,紛紛邀請楊文光入伙。不久楊文光便与人合伙成立了聚興仁商號,資金仍為一万兩,楊文光被公推為掌柜。楊文光大大慶祝了一番,店內店外張燈結彩,鞭炮齊鳴,喜气洋洋。楊文光出出進進招待著各方客人,決心大干一場。

  有關文章是這樣記述商號的第一次股東會的。楊文光激動地向大家宣講了他的經營方略,他說:

  “諸位兄弟,承蒙大家推舉我作掌柜,今后必將竭誠效力,不負諸位重托。”

  楊文光說到這里,稍稍停了一下,環視了一下大家,然后繼續說道:

  “以后我們的業務采取深購遠銷、長途販運的方針。既經營匹頭、棉紗、机器、五金等長江中下游的產品,也經營銀耳、藥材、山貨等四川的產品。同時兼作票號的存、放、匯兌業務……”

  楊文光興奮地講著,恨不得一下子將他的宏偉規划全倒出來。一講到票號,他的眼睛馬上一亮:

  “這方面劉質堂先生很熟,我明天即去請他幫忙!”

  楊文光說到做到,商號開業的第二天,他便雇了一頂大轎子,親自去請劉先生。楊文光拜劉質堂為師,學徒几載,早熟如家人,但這次見面仍客客气气地施以重禮。劉質堂見狀,忙請他坐下,問道;

  “文光,有啥子事?”

  楊文光坐定,開門見山地道出來意。

  劉質堂邊听邊點頭稱贊。為了支持他最得意的門生經營商號,發展事業,他欣然同意了。

  從此,在重慶商界德高望重素有殷實之稱的劉質堂便天天被轎子請到聚興仁商號上來。楊文光更是親自端茶點煙,恭敬得無以复加。

  果然,劉質堂在商號上一坐,便增加了商人們的安全感,資金源源而來。

  楊文光利用這些資金大做生意,賺了不少錢。又先后在省。內外設立分庄,創立分號,大大拓展了業務。一時間,楊文光已成了重慶商界叱吒風云的人物了。楊文光很得意地對人說:

  “利用別人的資金發展自己的事業,這不失為一個生財妙法。”

  聚興仁商號開業后,另一次大發財的机緣是大足縣爆發的余棟臣起義。

  清光緒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四川大足縣爆發了以余棟臣為首的反清滅洋起義運動。其聲勢之大,遍及川東,震撼重慶。市上人心惶惶,准備逃難。各商號皆拋售存貨,換取現金,物价大跌。各票號更是焦急万分,他們一方面要找個可靠的“下家”將手中的現款放出去,另一方面又要找個可靠的人幫助將放出去的錢收回來。誰最可靠呢?大家都把目光瞄准了以“穩重謹慎”聞名的楊文光。

  有關文章這樣記述一個票號掌柜請楊文光幫助的情景:

  “楊掌柜,我已是第四次找你了,看在我們多年交情的份上,就算是幫我這個忙吧!”山西票號李掌柜几乎是在求楊文光了,“我手中的几万兩銀子全放給你,多少利息都可以;我外面的放款,你也幫我收了,收多少算多少!”

  已經有好几個票號的掌柜這樣求楊文光了。楊文光的心里也很矛盾,他想了一下說:

  “李掌柜,不是我不幫你,我也不敢冒這個險啊!你想想,万一余棟臣打進來,遇到不測,我怎么對得起朋友?我用什么錢還你?我确實愛莫能助啊!”

  說完,楊文光繼續吸著水煙袋。

  李掌柜見狀,知道楊文光心里在掂量,又狠了狠心,再次殺价:

  “楊掌柜,我們合作多年,這次的忙請你一定要幫!我的銀子就算是請你代我保管了,不說啥子利息不利息了;如果你幫我代收放款,我再付你手續費。你看這樣如何!”

  楊文光放下煙斗,從椅子上站起來,背著雙手在室內踱著方步,沉思了好一陣子,說道:

  “好吧,就照你說的意思,讓我再想一想,明天給你答复。不過,真遇不測,可与我無關呀!”

  李掌柜走出聚興仁商號,嘴里說的是感謝的話,心里卻直罵娘:

  “你楊文光可真狠心,乘人之危,大大壓价!”

  但除了楊文光,他又能找誰呢!無奈,他只好忍了。

  在室內踱著方步的楊文光,表面十分平靜,內心卻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逃,還是留?”楊文光反复地問著自己,“逃,就必然像其他人那樣,得降价拋售存貨,肯定要大虧血本,于心不甘。留呢?若余棟臣打到重慶,不但財產保不住,可能連命都會搭上;如果余棟臣被清軍消滅了呢?那不是可以大大發財了!”

  楊文光一下子想到洪秀全起義,當時洪秀全已定了都,建了國,稱了王,但最后還是被清軍消滅了,而小小的余棟臣又能成什么气候呢?必敗無疑!想到這里,楊文光緊鎖的眉頭展開了。俗話說“要得富,險中做”,向來穩重謹慎的楊文光決定在別人紛紛外逃時,孤注一擲,“人棄我取”。于是楊文光便和李掌柜等很多商人票號立下字据,簽下協約,幫他們存銀子,收放款,不但不付利息,還有手續費可得;同時又用這筆現款購進大批跌价土特產,裝滿重慶的几個倉庫;在上海也大量進貨,運存于漢口、宜昌、万縣等地,伺机高价出售。

  果然,几個月后,傳來了余棟臣被剿滅的消息,川東局勢逐漸穩定,重慶市場也活躍起來。

  這時的楊文光,手中控制的大量商品,完全可以左右市場的价格。他一方面將价格扶搖直上的川貨運往上海,另方面又將下江貨在重慶高价出售。僅這一年,楊文光便盈利六十万兩,為其投資一万兩的六十倍。由此,楊文光成了重慶商界的殷實大戶,“楊百万”的大名傳遍山城。

  “要得富,險中做”,“人棄我取”,成了楊文光發家的重要秘訣。到清光緒三十年(公元一九0四年),楊文光已開設商號十余處,購置田產數百畝,奠定了楊氏家族財產的基礎。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揚光大的,乃是他的三子楊粲三。

               初掌聚興誠商號

  楊氏家族中的楊文光,在長期的商戰中,深深地体會到要使楊氏家族長盛不衰,“非人力財力相輔而不能成功”。因而他特別注意對楊家子弟的培養,以造就自己的接班人。

  早在一八九八年,楊文光就仿照《朱柏廬治家格言》,制定了《楊依仁堂家規》,將“勤儉謹和、量入為出”八字作為全家人的最高行為准則,其意就在于“愿得忠厚仁慈、讀書明禮之輩,有其人以保吾家,余愿足矣”。到了晚年,他更將培養接班人作為自己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楊文光曾在家中設立私塾,延聘有名望的先生執教。楊家子弟很小即被送進私塾發蒙。先學《三字經》、《百家姓》,后讀《古文觀止》、“四書”、“五經”。楊文光經常到學堂中巡視,態度十分嚴厲,孩子們都很怕他。

  楊文光注意發現子侄們的特長,以便因材施教。

  長子楊壽宇性格隨和,待人誠懇,精于算計,對做生意很有興趣。楊文光對他十分疼愛,經常將他帶在身邊,讓他多見世面,鍛煉其經營管理才干,有意將他培養成楊家基業的接班人。

  次子楊希仲少有大志,發憤苦讀,考入重慶府中學堂后,因品學兼优被選送日本留學,決心發展民族工商業,使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楊文光對次子深寄厚望,視之為楊家的“千里駒”,任其自由馳聘。

  楊粲三爭強好胜,個性剛烈。他對自己“第三子”的地位很不滿,發誓要和老大、老二決一雌雄。小小年紀的楊粲三就很有心計,特別留意商界中的事情,有時他的見解甚至超過了生意場中的老手,被楊文光視為“天生是塊做生意的料”。

  針對子侄們的天賦和愛好,楊文光從小就將長子楊壽宇,三子楊粲三,侄儿楊与九、楊仲暉等送進商號學徒;將抱負不凡而又宜于培養的次子楊希仲、五子楊季謙、侄儿楊芷芬等送往日本、美國留學。

  這樣,楊氏家族成員中,既有學習中國傳統經商之道的傳統型人才,又有學習西方現代管理經驗的現代型商人。中西文化在楊氏家族中交融、碰撞,既有利于楊氏家族事業的發展,也在楊氏家族內部播下了紛爭的种子。

  楊粲三飽受經商的熏陶,頗具經商的天分。

  据有關文章記述,在楊粲三周歲生日那天,親朋好友都來道喜,楊家照例擺了喜筵,并舉行了“抓周”儀式。

  剛滿周歲的楊粲三穿好新衣被抱到堂屋中的桌子上。他面前的漆盤里,擺著書、筆、剪刀、算盤、點心、水果等,讓他挑選。

  家人和客人們都屏住呼吸,聚精會神地看著小小的楊粲三會抓什么、在眾目睽睽之下,楊粲三一把抓起了算盤,兩只小手還在算盤珠子上來回地撥了几下。

  楊文光見狀大喜,忙將儿子抱起來親了又親。眾人也都嘖嘖稱奇。楊文光想,儿子“天生是塊做生意的料!”是老天使他后繼有人了。

  從此以后,楊文光對楊粲三也著意培養。

  楊粲三很小就被送進尹家私塾,拜重慶名儒楊壽泉為師。由于楊粲三從小就受到正統儒家文化的教育,儒家經世致用,造福社會的思想便在楊粲三幼小的心靈上刻上了深深的印痕。

  但是,楊粲三的興趣并不在讀書上,他的興趣在于如何“保家族商業之不衰,謀家族一己之利益”,也就是如何經商獲利。

  楊粲三十來歲時,就被父親送進商號當學徒。楊粲三放下少爺的架子,狠下功夫,學著打算盤、辨銀子成色,進貨、出貨,苦練經商的基本功,很快就上了道。一九八四年,當楊壽宇開始經營聚興成商號時,為了開闊眼界,鍛煉才干,十八歲的楊粲三被楊文光派往宜昌、漢口、上海坐庄。

  初出夔門的楊粲三對一切都感到新奇,但也只有在上海,楊粲三才真正地体會到了什么叫大都市,什么叫繁華。

  當時的上海,已是一座世界性的大都市,有“東方巴黎”之譽。

  南京路上,高樓林立,鱗次櫛比;黃浦江畔,汽笛長鳴,旗幟飄揚;洋行公司數不胜數,商店酒吧比比皆是。白天,沸騰的人流奔向四方;夜晚,閃爍的霓虹燈千奇万狀。好一座繁忙的城,不夜的城。

  更使楊粲三惊訝的是,上海的貨物真多,簡直使楊粲三眼花繚亂。這里有西南的蜀錦、藥材,東北的人參、貂皮,貴州的茅台,河南的大棗等等;還有美國的洋油,法國的美酒,英國的棉毛織品……做生意的人,也像貨品一樣,來自四面八方。他們雖然語言不同,膚色各异,但都做著大生意,出手大方,一擲千金。

  楊粲三漫步于上海外灘,倘祥于十里洋場,望著高聳入云的和平飯店、上海大廈,撫今追昔,感慨万端。

  原先在重慶,楊粲三覺得很自豪。重慶是水陸碼頭,歷來商貿繁榮,在西南數省是首屈一指的,而楊氏家族又是重慶有名的大戶,他為自己生長在這樣一座城市、這樣一個家庭而自豪。可現在和上海一比,和上海的大亨、洋人一比,他覺得自己原來的那种自豪感很可笑,頗有點井底之蛙的味道。這种對比,對爭強好胜的楊粲三刺激太大了,他暗自下定決心,自己一定要讓楊氏家族資本更加壯大,一定要到大上海來拼搏一番。

  在上海,楊粲三對燈紅酒綠的生活一點也不感興趣,而是一頭扎進商海之中,与不同膚色、不同語言的商人接触,了解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商情,接受現代經營管理知識和技能,從而開闊了眼界,積累了丰富的經驗。

  在上海期間,楊粲三還接受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

  隨著清政府的日趨腐敗、民族危机的加劇,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蓬勃興起,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复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口號。上海作為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也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据點之一。

  這一時間,楊粲三結識了商幫同鄉童子鈞、童斗泉兄弟,并成為好友。童的二哥童文琴是留日學生,也是第一個回四川發展同盟會組織的人。童氏兄弟受二哥的影響,也很有革命思想。他們經常向楊粲三分析國內外形勢,灌輸革命道理,使楊粲三深受啟發,對政治形勢有了清醒的認識,對革命也表示同情和支持。

  一九0八年,楊壽宇病故。楊粲三奉楊文光之召,從上海赶回重慶,接掌聚興成商號的帥印。
  這時的楊粲三。雖然只有二十二歲,但已經是一個有文化、有抱負,既接受了中國傳統經營方式的正規培訓,又飽受西方現代商業經營思想影響,諳熟各地商情的成熟商人了。他對經營已有了自己獨特的見解。

  上任伊始,楊粲三做的第一件事是為商號改名。他將“聚興成”改為“聚興誠”。楊粲三對父親說:

  “商號要發展,要人聚財興,重在一個‘誠’字,要以‘誠’取信于人。”

  楊文光听完,頷首微笑。商號的名字,雖然只有一字之差,卻体現了楊粲三的經營思想。

  楊粲三的第二招是擴大聚興誠的經營范圍。除經營原來的各項業務外,增營獲利較多的生絲、楚鹽兩大類。并陸續在上海、漢口、沙市、宜昌、万縣、自流井、潼川等大小城市設立了分庄,使經營規模擴大數倍。

  一九—一年五月,四川爆發了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七月,“重慶保路協會”成立,同盟會成員開始醞釀武裝起義;九月七日,四川都督趙爾丰制造了死傷數十人的“成都血案”,并大肆逮捕革命党人,保路同志軍武裝起義了。

  十月十三日,端方率湖北陸軍進駐重慶。

  作為革命党人活動中心的重慶,到處彌漫著濃濃的火藥味。

  形勢的急劇變化使重慶商界風聲鶴唳,流言四起。一時人心動搖,紛紛拋貨求現,引起物价大跌,許多商號倒閉。真所謂“辛亥爭路事起,革命軍興,商號業務,竟至折蝕”。

  歷史又一次將楊氏家族推向風口浪尖!

  楊粲三顯得非常鎮靜。由于受童氏兄弟的影響,他堅信清政府必敗,反清革命必胜。

  楊粲三和父親反复分析時局后,決定再次采取“人棄我取”的策略,集中資金,乘物价大跌時大量收購貨物囤積起來,靜待時變。

  等待判決對人來說是一种殘酷的折磨,對初出茅廬的楊粲三來說就更是如此。雖然楊粲三自認為是胜券在握,但畢竟是傾盡了財力、’胜敗在此一舉,所以仍不免有些膽顫心惊,坐立不安。

  經歷過余棟臣之亂考驗的楊文光卻老練得多。他內心雖有點忐忑不安,但卻依然是讀書、寫字,不露聲色。看到坐立不安、不時走進走出的儿子,他又想起他自己當年的情景。有關文章記述,楊文光非常理解儿子此時的心情,他想安慰儿子,于是微微一笑,這樣對儿子說:“培英,《孟子》里說,‘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体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思性,曾益其所不能。’這回也許是老天對你的考驗。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已盡到了努力,順其自然吧!來來來,我們下盤棋,輕松輕松。”

  楊文光說完,擺好棋盤,端出云子,硬拉楊粲三入座。

  時間在焦慮和等待中悄悄流逝。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成功。

  十一月二十二日,蜀軍政府在重慶宣告成立。

  隨著社會的穩定,需求轉旺,物价上揚,楊粲三伺机將低价購進的貨物高价售出。一進一出之間,聚興誠商號賺了十万兩銀子。

  楊粲三很擁護辛亥革命,因為辛亥革命也給他提供了成功的机會,帶來了巨額的財富。所以,當新成立的重慶軍政府號召士紳捐款救濟饑民時,楊粲三慨然捐助一万兩。万縣分號也資助過境部隊餉銀三千兩,以示對新政權的擁護。

  辛亥風潮,使楊氏家族更加殷實,資產達百万兩以上。但對此次發財,楊粲三不僅不張揚,反而极力掩飾。据有關文章記述,當時,他常對人說:

  “我當時在上海進了那么多貨,并不是甘冒風險,有意為之,而是電報局把上海來電翻譯錯了的緣故,純屬巧合。這次是我運气來了,是‘天湊机緣’。”

  楊粲三這种深藏不露的作風頗有其父楊文光之風。楊文光對此當然十分滿意。

  辛亥革命后,聚興誠商號的各項業務都蒸蒸日上,特別是存、放、匯兌等業務有了迅猛的發展。

  楊粲三曾利用其兄楊希仲的留日同學劉桂巨任川北鹽務稽核所所長的關系,取得了代收潼南、遂宁、綿陽、潼川、保宁等地鹽稅的特權。

  楊粲三還乘机在這些地方設立相應的辦事机构,在成都設了分號,開展匯兌業務。

  到了民國初年,聚興誠商號兼營的存、放、匯兌業務的總額近一千万兩,年收益達十多万兩,成為商號最賺錢的一項業務。

  在此之前,楊粲三經楊希仲的介紹,結識了重慶銅元局局長李哲夫,兩人私交甚篤。聚興誠商號借此取得了銅元局的購銷權。為銅元局代購銅料,承銷銅元,也獲得了丰厚的利潤。

  經過几十年的奮斗,楊氏家族已是人聚財興,為創辦銀行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挂起聚興誠銀行的金字牌匾

  楊氏家族成員中,最早提出創辦家族銀行的是被楊文光稱為“千里駒”的楊希仲。楊粲三則是最積极的擁護者。

  楊希仲生于光緒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一九0四年考入重慶府中學堂。入學僅一年,就因品學兼优被選派赴日留學,進日本岩倉大學鐵道交通專業學習。

  在日本,給楊希仲印象最深的是三井株式會社。這個以銀行業為核心的家族財團實力雄厚,生机勃勃。對照自己家族的情形,楊希仲深受啟發。”他決心“步武三井株式會社后塵,集家族之人力財力,創辦銀行,再次第向外發展,建立楊氏家族的遠大事業”。

  楊希仲迫不及待地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父兄。他接二連三地給楊文光、楊粲三寫信,詳細介紹日本三井家族財團的情況,共同研討、勾勒楊氏家族財團未來的藍圖。楊粲三后來回憶說:

  “家書一月數至,皆詳述三井之演進孽划,條陳報告,設慮周詳,先父接閱,私心甚喜。”

  受楊希仲影響最深的數楊粲三,隨著楊希仲的介紹,他對三井財力“傾信之誠,崇拜之篤。与日俱增”。“三井形象已隨時活躍于眼前,唯恐其不能早日實現”。

  將楊氏家族資本發展為“中國的三井家族財團”,已成為楊希仲与楊粲三的共同理想。

  一九一0年,楊希仲在日留學期滿回國,隨即轉赴美國伊里諾文研究院專習商科,為日后回國經營家族事業作准備。

  据有關文章記載,一九一三年,楊希仲從美國回到四川,帶回大批書籍,并將這些書的內容翻譯講解給父兄听,使楊粲三獲益不淺。

  楊希仲、楊粲三多次向楊文光談了創辦銀行的具体設想。一向謹慎的楊文光對兩個儿子的建議沒有十分的把握,他要先听听其他家族成員的意見,再相机行事。

  一九一三年五月的一個晚上,楊文光以家長的身分召集家族成員議事。

  一盞汽燈將楊家詞堂照得雪亮。在牆的正中,挂著楊清肇的遺像。楊文光面色威嚴地坐在几案旁的太師椅上。楊与九、楊希仲、楊芷芬、楊粲三等人分列兩旁。楊文光將各位子侄掃視一番,清了清嗓子,用低沉而威嚴的聲音說:“最近,希仲、粲三多次建議,要創辦銀行,茲系大事,關系到我們楊家的前途。今天,我想听听你們的意見。你們有什么想法,就痛痛快快地說出來。”

  楊文光說到這里,將目光轉向楊希仲,繼續說:

  “希仲,還是你先說吧!”

  楊希仲看看父親,又与楊粲三對視一下,便侃侃而談:

  “是的,我們曾多次向父親提出了辦銀行的建議。早在日本,看到三井家族財團的興旺,我就有了這种想法。現在回國實地考察后,更堅定了信心。重慶是一個交通便利的水陸碼頭,既是西南商品的集散地,又是長江下游各省產品向西南銷售的轉運口岸,自古以來商貿繁榮,金融發達。特別是光緒十七年(公元一八九0年)對英、法、美開放,光緒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五年)對日本開放以來,更是万國咸集,成為中國最繁華的六大城市之一。建立民國以后,工商業更加繁榮,流通量更大。据我粗略統計,單是重慶与万縣、宜昌、漢口等地貿易流通資金每年就達几千万兩,加上其他地方,數目就更大。可重慶金融業的現狀又是怎樣的呢?國辦的交通銀行、中國銀行不辦理私人商業業務,地方官辦的浚川源銀行又陷于癱瘓,以前大量存在的山西票號又隨著清政府的垮台而消亡。所以,偌大一個重慶竟沒有一家為商業服務的銀行。這与商業的迅猛發展是何等的不相稱啊!所以可以說,重慶工商業的發展呼喚著商業銀行的誕生!……”

  楊希仲的這番話,說得楊文光捏著胡須不住地點頭,連水煙也忘了吸。心想,儿子畢竟是喝過洋墨水的,說得頭頭是道,真是出息了,他為楊家后繼有人而甚感欣慰。想到這里,不覺向儿子投去贊許的目光。

  楊粲三見父親面露喜色,受到鼓舞,馬上接過楊希仲的話頭說:

  “三哥的建議我舉雙手贊成。但在重慶,誰能承擔創辦銀行的使命呢?我看非我們楊家莫屬。首先,我們資本雄厚,具有創辦銀行的實力;其次,近年來,我們已經在經營銀行業務,每年的存放、匯兌等業務額達千万兩,具有良好的信譽,積累了丰富的經驗;第三,現在我們楊家可以說人才濟濟,兵強馬壯。我們的父親經驗丰富,信譽卓著;与九大哥和仲暉六弟是商場科班出身,都能獨當一面;希仲三哥、芷芬四哥留學國外,見多識廣,有理論知識。只要團結一致,我們楊氏家族也能辦成日本三井式的財團。”

  楊粲三說完,楊与九、楊仲暉、楊芷芬也先后表示支持。

  素以穩重著稱的楊文光,本來對希仲、粲三的想法很支持。他知道,要保楊家基業之不衰,決不能墨守成規,“要得富,險中做”嘛。但是,什么時候做呢?他還要考慮。他知道子侄們正等著他最后的決定,于是緩緩地說;

  “你們的想法都很好。銀行是要辦的,但什么時候辦,怎樣辦等等都要認真考慮,力求万無一失。我看今天就到此為止吧!”

  楊希仲、楊粲三生怕父親要打退堂鼓,連忙站起來說:

  “耳听為虛,眼見為實。我們建議父親最好出去考察一下,探個究竟,再最后定奪,好不好?”

  楊文光等一致表示同意。

  一九一三年秋,五十九歲高齡的楊文光在侄子楊与九的陪同下,乘外國輪船順江而下,第一次离開四川盆地,到漢口、上海等地考察。外面的精采世界令楊文光耳目一新,從而更堅定了他創辦銀行的信心。

  一回到重慶,楊文光立即調兵遣將:楊希仲負責銀行的籌備工作,加強与各界及洋人的聯絡,爭取獲得各方面的支持;楊粲三著重內部事務,負責經營管理,推動聚興誠商號業務的發展……

  分派既定,楊氏兄弟各司其職,各顯神通,都表現出較強的能力。楊希仲曾留學日美,精通日語、英語,在社會上享有“洋翰林”的美譽。他奔走于各政要和洋人之間,為創辦銀行打通關節。

  他首先赶到成都,向留日同學、時任四川省財政廳廳長的龔家瞻面陳開辦銀行的計划。

  龔家瞻非常支持,特以財政廳的名義請重慶地方官予以合作。并特別推荐財政廳駐浚川源銀行監理官肖止真,根据政府有關規定和楊氏家族意見代擬公司章程。又介紹其好友何孟庚律師擔任楊希仲的常年法律顧問。

  在成都期間,楊希仲還先后拜會了四川都督胡文瀾、繼任財政廳長劉瑩澤、民政廳長陳廷杰。并利用与陳廷杰的師生關系,結識了當時四川的各界名人蒲殿俊、羅綸、肖湘等人。

  爾后,楊希仲又偕律師何孟庚轉赴北京,通過留日學鐵道交通專業時的同學、時任北洋政府交通部路政司司長的李景潞,結識了交通部長曾毓雋,再由他們牽線搭橋,与財政部長李思浩接上了關系。他們對楊氏家族創辦銀行都表示支持。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楊希仲將申請成立銀行的文件呈送北京財政、農商二部立案注冊。一九一五年二月即獲批准。

  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六日,四川省最早的私營商業銀行之一——聚興誠銀行隆重開業。

  這天,蹇家橋楊公館和泰來裕巷聚行行址張燈結彩,鼓樂齊鳴,一派喜慶气氛。’

  楊家邀請的党、政、軍、商、紳各界頭面人物以及外國駐渝的各方面的洋人都紛紛前來,參加聚行的開業典禮。

  各商幫同業,平素与楊家就有業務聯系,今后更要仰賴其資金周轉,一聞銀行開業,也爭先恐后地前來道喜。

  一時間,聚興誠銀行熙熙攘攘,賓客如云。再加上前來搶新聞的各報記者和駐足圍觀看熱鬧的群眾,把個泰來裕巷擠得水泄不通。

  楊文光由于年事已高,留在客堂內稍事應酬,出面周旋的乃是楊希仲、楊粲三等几兄弟。

  有關文章這樣記述了聚興城銀行開業盛況,以及楊希仲、楊粲三在開幕典禮中的具体情形。

  楊粲三一身中式打扮:灰色的絲質長袍,外罩黑色隱花馬褂,腳踏圓口布鞋,顯得儒雅庄重。他穿梭于賓客之間,十分地沉著、練達。

  楊希仲則是一身西式裝束:筆挺的銀灰色西裝,上衣口袋里裝著折疊得很漂亮的白色手絹;雪白的襯衣上系著一條花領帶,十分搶眼;腳上的皮鞋擦得透亮,光可鑒人;高高的鼻梁上架一副金邊眼鏡,風流倜儻卻又不失學者風度。

  楊希仲風度翩翩地挽著妻子陳擷芬,周旋于賓客之間。

  陳擷芬是上海《蘇報》主辦人陳范的長女,楊希仲留日、留美的同學。她不但人長得漂亮,思想也很開放,非常支持丈夫的事業,成為丈夫的得力助手。這天,她穿著天藍色絲質旗袍,戴著精美的首飾,舉止落落大方,言談嫵媚動人,而又不失高貴典雅。

  客堂里,茂源綢布店老板王茂源和楊粲三一邊喝茶一邊擺談。王茂源說:

  “楊老板,我們資少號小,以后還望貴行多多支持!”

  “當然!當然!敝行以服務社會、造福商業為宗旨,哪有不為商家效勞的!”

  “那可就十分感謝了!”說罷,王茂源指著客堂正中貼著“貴行開幕,寰府流通,救濟市面,有德有功”十六個斗大金字的大紅彩緞喜樟說,“這喜幛真是气派啊!下面寫的那些人是誰?”

  “王掌柜,這胡文瀾是四川都督。陳廷杰是省民政長,劉瑩澤是四川省財政廳長,蒲殿俊、羅綸、肖湘、李文熙都是很有名的人物。他們得知敝行今天開業的消息后,特地聯名發來這封十六字的電報,以示祝賀。”楊粲三掩飾不住自豪和驕傲地答道。

  “嘖!嘖!嘖!”王茂源听了,惊羡不已。

  這時,楊粲三發現楊希仲和重慶電報局局長高洪恩走了過來,忙對王茂源說了聲“失陪”,迎了上去。

  “粲三兄,恭喜恭喜!”高洪恩抱拳在胸。

  “謝謝,謝謝,局長大駕光臨,有失遠迎,還望恕罪!”

  “哪里!哪里!”高洪恩豪爽地打著哈哈。

  三人正在謙讓著,停泊在重慶的英國梯爾兵船船長也走了過來,見了楊希仲,操著半生不熟的漢語說:

  “希仲兄,恭喜了!”

  “謝船長先生!”楊希仲答道。

  楊希仲將梯爾兵船船長和高洪恩、楊粲三互相作了介紹,并請他們到里面入座,吩咐佣人沏茶、遞煙。楊希仲對高洪恩說:

  “高局長,敝行成立以后,往來電報一定不少,還望高兄多多關照!”

  “那當然,有你希仲兄一句話,我能不照辦嗎?以后保證對貴行特別优待!滿意了吧!”

  兩人大笑起來。

  這時,有人招呼高洪恩。高洪恩說:

  “諸位仁兄,我過去一下,失敬了!”
  楊希仲又拜托梯爾兵船船長代訂英國路透社新聞電稿,英國《泰晤士報》和日本《朝日新聞》等外國報刊,以了解最新經濟動態,兵船船長也爽快地答應了。

  忽然,有人進來向楊希仲報告重慶地方當局張長官到了。

  楊希仲、楊粲三等赶緊出門迎接。

  張長官已跨進門來,見了楊氏兄弟,先拱手道:

  “希仲兄、粲三兄,恭喜你們了!”

  “張長官親臨敞門,令我等非常榮幸!”楊希仲道。

  “哪里!哪里!希仲兄過譽了!”張長官謙遜地說。

  “張長官,請到里面坐!”楊粲三赶快把張長官往里請。

  “張長官,敝行今后還仰仗您這位父母官的大力支持啊!”楊希仲邊走邊說。

  “當然!當然!扶持地方工商業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重慶工商業的發展也需要你們銀行在資金上的支援!”

  “我們一定盡力而為!”

  隨后,楊文光的女婿、富商黃錫滋,好友“湯百万”湯子敬等重慶工商界巨頭和駐軍楊師長、駐重慶的外交使節、洋行大班、教堂神父等陸陸續續都到了。

  楊粲三見時間不早了,人也基本到齊,就吩咐開宴。

  楊希仲走到客堂中央,待眾人安靜下來后,朗聲說道:

  “各位軍政首長,各位來賓,各位朋友們!感謝大家光臨敝行的開業典禮。在過去的几十年里,聚興誠商號得到了大家的關心和支持,在此,我代表我們楊氏家族對大家表示感謝。今天,聚興誠銀行股份兩合公司正式成立了,我們一定本著服務社會、造福商業的宗旨為大家提供方便,也請諸位一如既往地支持聚興誠銀行!”

  楊希仲的講話贏得了一片掌聲。

  隨后,張長官等人也先后致辭。

  各位中外賓客魚貫進入宴會廳。席間,觥籌交錯,笑語不斷。楊氏兄弟穿梭于各桌賓客之間敬酒、祝酒,大施外交手腕。气氛之熱烈,為重慶商界中所僅見。

  一九一七年,楊希仲特意請留日工程師余子杰完全仿照日本“三井銀行”建筑樣式設計建造的聚興誠銀行大廈在重慶新丰街(今解放東路一一二號)隆重落成后,又在新行址舉行開業典禮,大擺筵宴,邀請賓客之多,胜過開業時的規模。飲宴活動持續了半個月之久。

  這一系列規模盛大的公關活動,使聚興誠銀行名聲大振,對以后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板斧”和全面開花

  銀行成立后,楊粲三擔任協理。

  聚行開辦初期,時值民國初建,南京政府和北洋政府又先后制定頒發了一些鼓勵興辦實業、保護工商業的政策法令,加之此時四川軍閥混戰的規模較小,因此,重慶暫時出現了市場繁榮、貿易額大增的可喜局面。

  主管經營的協理楊粲三緊緊抓住這一有利時机,利用聚行是重慶最早的一家民營商業銀行,且在全國分支机构多的优勢,确立了“匯兌第一,存放次之”的方針,大力承攬匯兌業務,顯赫于重慶金融界。匯兌,成了聚行早期最主要的業務。

  楊粲三經營匯兌業務的招數是有名的“三板爺”:翻碼頭、賺平水、做關頭。

  “翻碼頭”又叫套匯,即由直匯改為轉匯以賺取高額匯費(匯水)的一种獲利方式。當時,重慶与各地之間,基于交通的便利与否,道路的安全与否,社會的穩定与否,銀根的松与緊等等因素,同樣的銀兩匯往不同的地方,匯价也相去甚遠。“翻碼頭”的作法,主要是以重慶、上海間的匯率為依准,比較各地對重慶、上海兩地的匯率,确定是由重慶直匯上海,還是翻碼頭轉匯上海更為有利。

  例如,重慶直匯上海每千元收匯費八十元,重慶匯漢口每千元收匯費三十元,而漢口匯上海每千元匯費僅五元。如此,重慶聚行便改直匯上海為先匯到漢口,再由漢口分行轉匯上海的辦法,從中每千元匯款可賺取匯差四十五元。

  聚行由于机构多、信息靈、資金由總行統一調撥,因此,匯兌業務做得非常靈活。只需楊粲三几個電報,全行在同一時間統一行動,一買一賣之間,各分支行處只辦個收交手續,并不需要墊出資金,就可獲得丰厚的利潤。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五年間,聚行的匯費收益在全國二十家重要公私銀行中,僅次于中央、中國、交通三行,名列第四名。

  楊粲三的這手絕招,得益于早年當學徒時期。當時,年少的楊粲三常常看見山西票號老板從事這种經營。老板們躺在煙榻上吞云吐霧,常常靈机一動,叫司帳先生站在旁邊,用算盤一筆筆計算,看一筆匯款多翻几個碼頭,可以多賺多少錢。這件事給楊粲三留下了极為深刻的印象,使他從小對翻碼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長期鑽研,使他特別精于此道,并以此取胜于同業。

  “賺平水”,是楊粲三在匯兌業務中賺錢的另一個秘訣。

  由于當時各地使用的銀元、銀錠成色和重量各有差异,各地匯兌往來時,就要通過換算“補水”(或稱平水),才能使价值相等。

  楊粲三抓住“平水”之机,大賺其利潤,就叫做“賺平水”。

  聚行賺平水有兩种手段:

  一是“賺色”。當聚行与貨幫辦理匯兌收交時,貨幫的每一籮銀子進銀行之前,都要“嘩”的一聲將銀子倒在地上。銀行收銀人便蹲在地上,在銀堆里三撥兩撥,再一敲二敲,便挑選出一部分他們認為成色不好的銀子放在一邊。

  交款人兩眼緊盯著收銀人的手,每剔出一塊,就像剜一下他們的心頭肉似的,一陣揪心。末了,兩眼直勾勾地看著收銀人的嘴唇,心“扑通,扑通”地跳著,恐懼地等待著收銀人的“判決”。

  而收銀人則面無表情,冷酷地拋出一句話:“這些成色不夠,要另外計算!”

  此時,無論交款人怎樣低三下四地求情,或者勃然大怒地跳腳質問、大罵,均無濟于事。收銀人仿佛兩耳塞住了棉花,絲毫沒听見,也絲毫不讓步。最后,還是按收銀人的“判決”交款。這种有意抬高收銀成色的作法,叫做“飽進”。

  但當聚行付給貨幫銀子時,都要搭配一些成色低的散碎銀子,因這是聚行匯兌收交的“規矩”,對方只好收下。這叫“餓出”。

  如此這般“飽進”、“餓出”一番,大筆的錢又賺到了。

  二是“賺秤”。即“大秤進,小秤出”。吊秤時秤抬一點或稍抑一點,輕重差异便很大。

  据統計,聚興誠銀行在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第一屆決算中,平水純效益達五十一万多元。但以后革除陋習,鹽稅停止代收,這項業務便停止了。

  第三“板斧”是“做關頭”。這是匯兌業務中的一种賭博行為,又稱“賭關頭”。

  經營匯兌業務者,預測某一關期(如春關、秋關、年關等)甲地与乙地間的匯兌現款即期交易的行情可能上漲或下跌,于是,每天市場上都針對這一關期可能出現的漲跌情況,來進行買進或者賣出。期日一到,行盤開出,就可以根据自己手里的多少加以吞吐,然后軋算盈虧。

  由于重慶特殊的地理位置,絕大部分出口貨是由上海溯長江而上運來的,俗稱上貨;當地土特產則由重慶沿江而下,運轉各地,俗稱下貨。重慶和上海均為貨物往來的集散地,資金調動頻繁且數額巨大。

  重慶對省外的貿易以上海為大宗,故匯出匯入款均以申匯占多數;對于其他各地的匯价均以申匯為標准折算,因此,中匯的漲跌對重慶金融市場的影響甚大。

  當然,引起申匯漲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上貨多、下貨少時,中匯趨漲,反之則跌。其他如水位、戰爭、季節、年關、謠言等等都可能引起申匯漲跌。

  楊粲三是一位特別善于捕捉机遇的人,每每預測到某關期申匯的漲跌,他便利用聚行資金丰裕、分支机构多、信息靈的优勢,以貨幫為主要對象,指揮各行號統一動作,放手賣買,做遠期(三月)匯兌,常常大獲其利。

  一九二五年,聚行重慶分行經理廖瑞庭預測申匯看跌,楊粲三當即指揮聚行以一千零七十兩的匯价一下賣出申匯期匯一百万余兩,果然,到期申匯大跌,聚行賺了一大筆錢。

  楊粲三除了以翻碼頭、賺平水、做關頭等方法賺取匯水外,其他的經營方式也十分靈活,從不放過任何賺錢的机會。

  一九二一年前后,湘、黔、鄂邊界和川東一帶上土匪橫行,殺人越貨不擇手段。前往這些地方采購土產的商販都不敢攜帶現洋,而當時的四川軍閥劉湘又禁止現洋出川,以至于重慶至宜昌間的匯价暴漲。楊粲三了解到這一情況后,立即發行了一种可异地支取的不記名的“即期匯票”,大受商販所歡迎。這种大面額的“即期匯票”最高發行額達十余万兩。既方便了商販、搞活了流通,自身也獲得了可觀的效益。

  在聚行內部,楊粲三對各分支行處和各經理實行了目標管理。他親自下達匯兌指標,并將其業績作為升降獎懲的主要指標。

  一九二五年,楊粲三派得力學徒李麟閣前往老河口設碼頭時,他提出通過翻江業務全年要做足一百五十万兩銀子,每千兩平均毛利不小于三十兩的指標。李麟閣到任后,努力尋找客戶,承攬匯兌,不僅做足了匯額,而且每千兩的平均毛利竟達到三十六兩。楊粲三對此十分高興,特地發給李一筆特別獎金,以資鼓勵。

  在楊粲三的親自指揮下,聚行匯兌業務迅速發展,在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聚行第一屆決算中,匯水收益高達一百八十多万元,為各項收益之冠。所以金融界稱楊粲三是“靠匯兌起家的”,也并非空穴來風。

  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一天,楊粲三和親信學徒張茂芹一起從宜昌搭輪船回重慶。北洋軍閥曹錕的直屬旅旅長李彪臣也率部同船西上。

  船在江中緩緩而行,太陽懶洋洋地挂在天空。楊粲三和張茂芹在甲板上喝茶。鄰桌坐的是李彪臣部下几個軍官模樣的人。

  楊粲三躺在椅子上,閉著雙眼。他無心欣賞眼前雄偉壯麗的三峽風光,也無意看一看高聳入云的神女峰。他對這一切都太熟悉了,連他自己也數不清已從三峽經過多少次了。他的腦子里被銀行的事務裝滿了。

  他感到,隨著銀行規模不斷擴大,所需營運資金与日俱增,單憑銀行的資本和匯兌收入已不敷運轉。由于前兩年重匯兌輕存款,吸收的存款僅有一百多万,大大低于同業的水平。雖說從今年以來開始重視存款,但至今收效甚微,資金短缺的現象更為嚴重,想點什么辦法呢?他陷入冥思苦想之中。

  有關文章,這樣記述了這次旅行的奇遇,從中亦可看出楊粲三异常善于謀營契机。

  忽然,鄰桌軍官的對話飄進了他的耳朵。只听一位軍官說:

  “這回咱們西進重慶雖然辛苦,曹大帥還真体諒咱們,給了一百万餉銀,也夠咱兄弟們快活快活的了。”

  “真有那么多?”另一位不相信地問。

  “那還有假?一百万現洋就在船上呢!”剛才說話的那位軍官又說道。

  听到這里,楊粲三心頭一震,閉著的眼睛立即睜大了。只見剛才說話的是一位胖胖的軍官。

  一百万現洋,這可不是個小數目,正好是聚行全部資本的總和。他們的一百万餉銀一時半刻也用不完,如果讓他們將這筆錢存入聚行……想到這里,楊粲三的心不禁一陣狂跳,接著又仔細地看了看那位胖軍官,打定了主意。

  楊粲三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張茂芹。張茂芹也直夸是個好主意。

  晚上吃飯的時候,他們有意同胖軍官坐到一桌。楊粲三主動搭話:

  “長官,你們這是往哪里開?”

  “重慶。”胖軍官隨口答道,仍埋頭吃飯。

  楊粲三裝出很意外的樣子:

  “這么說我們是同路了,我也回重慶!”

  胖軍官這時才抬起頭,將楊粲三和張茂芹打量了一番。只見楊粲三身穿長袍馬褂,腳蹬圓口布鞋,一副重慶人的打扮,便漫不經心地說:

  “你們是重慶人?”

  “這是我們聚興誠銀行的楊協理。”張茂芹在一旁介紹道。

  “噢!幸會,幸會!卑職是直屬旅的軍需官。”胖軍官見眼前這位不起眼的年輕人竟是大名鼎鼎的聚興誠銀行的協理,立即站了起來,滿臉堆笑地与楊粲三緊緊握手。

  軍需官說;

  “到了重慶,還求楊協理多多關照!”

  “敝行愿為貴軍效犬馬之勞!”楊粲三很熱情地說。

  隨后,張茂芹叫來一桌酒菜,三人一邊喝酒,一邊談笑。酒酣耳熱之際,楊粲三對軍需官說;

  “老兄,你覺得我們聚興誠銀行怎么樣?你們那些餉銀放著也是白放著,還不如存入我們銀行,隨用隨取,既安全可靠,而且還有利息。另外,你老兄有什么需要,只管說就是,一切都包在我身上!”

  軍需官見楊粲三如此爽快,而且存入銀行還有利息,自然是滿口答應。

  楊粲三見事已辦成,十分高興,當即擬定電報,讓張茂芹發給重慶的楊希仲。電文稱:李彪臣旅長率部進駐重慶,答應將百万餉銀存入我行,請作好准備。

  善于交際應酬的楊希仲接電后,自然是心領神會,立即著手准備。

  兩天后的重慶朝天門碼頭上,一派熱鬧的气氛。楊希仲親自出馬,忙上忙下,指揮安排著几十名挑夫,每人的扁擔上都扎著大紅綢子,分兩行排列在道路的兩旁。看熱鬧的群眾圍了一層又一層。他們都踮著腳向前張望著,互相打听著:

  “這么多人,迎接啥子人呢?”

  一艘米黃色的客輪終于靠上了碼頭。楊粲三一眼便望見了楊希仲与夾道的挑夫,高興得忙領著軍需官及其部下上了碼頭。

  熱烈的歡迎儀式后,挑夫們便上船去裝銀子,然后在荷槍實彈的士兵們的保護下,一路吆喝著向聚興城銀行走去。

  沿街的市民們听說几十名挑夫挑的都是銀元,紛紛惊訝地跑出來看。場面之大,派頭之足,轟動山城,成了重慶的一大新聞。人們紛紛傳言:

  “曹大帥的餉銀都存在聚興誠銀行了!”

  第二天,重慶的几家報紙都在醒目的位置上刊出了“李彪臣率部進駐重慶,百万餉銀存入聚興誠”的特大新聞。聚興誠銀行的威望和信譽更大大提高了。

  各机關、厂礦、學校、商店、部隊見狀,也紛紛將錢存入聚行。

  一九一八年,黔軍朱紹良部入駐重慶,楊粲三也將其餉銀攬存聚行。

  軍閥楊森駐扎万縣時,其手下有個名叫白駒的師長在防區內橫征暴斂,侵吞公私財產,發了大財,鬧得沸沸揚揚。

  楊粲三在一個偶然的机會听說這事后,乃通過楊森的關系,結識了白駒。兩人很快成了朋友。楊粲三不失時机地向白駒提出了將其財產存入聚行的建議。

  白駒當時也正為錢財的事煩惱。他對社會上的傳說已有所聞。樹大招風,他正想找一個万全之策,以解決其麻煩。見楊粲三提出存入聚行的建議,馬上就答應了。

  于是,白駒便把他從駐防的四川大竹、鄰水兩縣搜刮來的大批銀錠以武裝士兵押送,用騾馬運到万縣,交聚行匯往上海、天津、漢口等地生息,即使發生擠兌也不來提取。

  楊粲三和楊希仲還利用各种關系,結識了王陵基、楊森、郭勳祺大小軍閥和前清官吏,并將他們的公私財產攬存銀行。

  至一九一八年底,聚興誠銀行的存款總額達到四百五十八万兩,資金緊張的情況大大緩解。

  一九一九年后,聚興城銀行的大額定存來源不繼,存款總額由一九一八年底的四百五十八万逐月下降,而銀行所需營運資金卻不斷增大。為了緩解這一矛盾,楊粲三不得不開始尋求新的辦法。一天,某刊物上一篇介紹上海開辦儲蓄業務成功的文章,使楊粲三深受啟發。他發現推行儲蓄業務比辦理一般定期、活期存款更為有利,因為這种存款積少成多,長期穩定,利息低,便于銀行的資金營運。但是,四川尚無開辦儲蓄業務的先例,沒有經驗可循,四川人能接受嗎?他決心開墾這片潛力巨大的處女地。

  一九一九年,楊粲三首先在四川開辦儲蓄業務。

  一九二0年,楊粲三果斷地撥款四十万元,成立儲蓄部,并決定將游資丰富的成都作為開辦儲蓄業務的試點。

  楊粲三明白,在四川開辦儲蓄業務的最大障礙就是人們的觀念。深處內地的四川由于軍閥混戰,兵匪橫行,向來就有“財不露白”、“窖藏金銀”的風習。一般有錢人家都是裝窮隱富,生怕樹大招風,由錢財引來殺身之禍。要讓普通百姓將藏在場中、埋在地下的錢財存入銀行,不打破舊的思想觀念是不可能的。所以,楊粲三決心不惜血本,發動聲勢浩大的宣傳攻勢,讓每一個人都明白:將金錢存入銀行比窖藏起來更為保險、更為有利可圖。讓儲蓄的觀念深入人心。

  為此,楊粲三坐鎮成都,研究儲蓄的种類,親自策划宣傳方式。

  經過周密的准備,一個強大的宣傳儲蓄的攻勢在成都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首先,楊粲三不惜巨資,在成都各主要報刊登出大幅廣告,在成都各街道書寫巨幅標語,在成都交通路口豎立起很多廣告招牌,到處宣傳的都是一個響亮的口號;儲蓄保險,儲蓄生財!

  同時,楊粲三還印制了大量宣傳儲蓄的精美日歷、傳單,由郵局送到各存戶及有關人士手中,反复宣傳儲蓄的好處和窖藏金銀的危害,啟發人們將金銀存入聚興誠銀行。

  楊粲三還組織編印了宣傳節約、儲蓄的小冊子,搜集古今中外有關節約、儲蓄的諺語、名言五六百條,取名《致富錦囊》、《傳家寶》,在街頭廣為散發。書中的“集腋成裘”、“一文逼死英雄漢”、“床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古人致富也,琤捅堇、儲蓄,無僥幸得財之野心”等等,頗能煽動人心。

  在儲蓄的种類上,楊粲三也別出心裁,開辦有零儲零付、零儲整付、整儲零付、整儲整付、整儲支息、特种整儲整付、特种零儲整付、通訊儲蓄等十余种。其中“特种整存整付”和“特种零存整付”最具吸引力。前者規定:一次存入銀元一百七十四點一一元,十五年到期支取本息一千元;一次存入銀元二十七點五元,十年到期支取本息一百元。后者規定:一年里,每月存入兩元,十五年到期支取本息一千元。

  在強大的宣傳攻勢之下,各种儲蓄致富的信息舖天蓋地而來。儲蓄成了成都市民街頭巷尾、茶余飯后的熱門話題。

  有關文章這樣描述過楊粲三這場儲蓄宣傳在市民中的深入影響。

  炎夏的一天晚上,在成都少城公園的斗邊橋街上,几個人坐在街沿上一邊歇涼一邊擺龍門陣,擺著擺著就擺到了儲蓄。

  一個老太太問:

  “這几天街上都在說啥子儲蓄,究竟儲蓄是個啥子東西?”

  “儲蓄就是叫你不要把錢藏到罐罐頭,埋到地底下,而是叫你存到他們聚興誠銀行里頭,說是又保險又能生利息。”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在一旁解釋道。

  “說的比唱的還好听,有那种好事嗎?”老太太根本就不相信。
  另一位中年婦女接口說:

  “你莫說,錢擱在屋里也硬是不安逸,既怕土匪搶,又怕賊娃子偷,東藏西藏的,時間久了就搞忘了,找都找不到。還不如把它存到銀行里頭,用不著提心吊膽,還有賺頭,存銀行硬是划得著哩!”

  “可不是嗎!”男子也說道,“那個儲蓄硬是有搞頭,每個月存兩元錢,十五年嘛也才存三百六十元,可他到時候給你一千元,淨賺六百四十元。我儿子現在三歲,到時候用這一千元娶媳婦,用都用不完,你們說是不是划得著!”

  “說得倒安逸,你把銀子拿給他,他給你個紙條,到時候他不認,你找誰?我說你們這些年輕人,不要想發那些歪財,錢還是擱在自己家里才保險!”老太太提醒著年輕人。

  男子卻并不領情,反駁道:

  “我不信還黃了!那么多人存錢,他敢咋個?未必硬是無法無天,官府都管不倒?我看沒問題,不管你們咋說,我都要去存!”

  “我也去。”中年婦女隨聲附和。“我也去存個一百七十多元錢的那种,十五年領一千元,用這一千元,也可以養老。看到錢不揀,把錢窖起來生個啥!”

  就這樣,人們紛紛將手中的私房錢、養老金、婚嫁費、子女教育費、喪葬費都存入了聚興誠銀行。儲蓄的嘗試在成都成功后,楊粲三又在其他城市推廣,都取得了顯著效果。

  儲蓄使聚行得到了巨額資金。一九一九年,聚行的儲蓄總額僅五六千万元。一九二0年以后,儲蓄成百倍地增長。至一九四三年,甚至達到四千三百多万元。這不僅為聚行提供了巨額資金,也使人們的消費觀念發生了重大轉變。

  在楊希仲、楊粲三等兄弟的通力合作下,聚行的業務欣欣向榮,蒸蒸日上。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0年,純效益共達一百三十多万元,股東、職工均分得一筆可觀的紅利,真是“人聚財興”。楊氏兄弟稱這段時期為“春花怒放之時”。

  有了充裕的資金,楊希仲實現其“三井規模”的愿望更加熾烈。

  此時,楊家原來經營的聚興誠商號仍保留下來;由楊家投資控制的至誠明、謙吉祥、同福隆等聯號也繼續經營。但所經營的貨物只限于楊家擅長的綿紗、匹頭、鹽、蚕絲、山貨等產品的國內運銷業務。楊希仲感到僅在國內運銷,范圍狹窄,所獲有限;而一般經營出口貨物,又要經過洋行轉手運銷國外,遭受中間剝削,損失巨大。因此,楊氏兄弟要想實現自己更大的理想,必須多方開拓業務,建立起日本三井株式會社式的壟斷企業。

  楊希仲早在留美期間,便与其同學楊伯樂、林步隨在芝加哥組織了“中華物產會社”,對中國土特產品進行化驗、研究,并陳列展銷,為楊氏家族日后從事國際貿易作過准備。

  一九一三年,楊希仲回國后,首次將二百簍(二十余吨)桐油直運美國。由于包裝不善,途中滲漏大半,污染了艙內的其他貨物,輪船老板提出必須賠償,結果這批桐油全部損失。但它卻開創了桐油直接運銷美國的先河,為楊氏家族從事國際貿易走出了第一步。

  一九一八年,楊希仲撥款二万元,在聚行大樓的二樓上,成立了聚興誠國外貿易部。并在樓下銀行營業大廳的右側設立門市部,專門經營國際進口貨物,特別注重四川土產——桐油和豬鬃,直接運美銷售。同時,也為各國外商攬銷商品。不久,外貿部取得了美商通用、奇异、慎昌、棕欖等公司,英商茂成、德商西門子、禮和等十多家洋行的區域委托代理、經銷專權,挂起了許多代銷招牌。

  當時,四川對外貿易主要靠川江水運,為了方便外貿部的運輸,必須自己掌握運輸力量,解決水上交通工具問題。因此,楊氏弟兄于一九二二年,又從聚興誠商號撥款二万元,成立了“聚興城航業部”,交給長房大哥楊与九管理。航業部先后購置了“吉慶”號汽輪、“長慶”號拖輪,懸挂法國旗幟航行于重慶——上海間,裝運桐油、豬鬃等商品出口。

  同時,楊粲三將聚興城商號交与其弟楊乃慶負責經營。

  隨著聚興誠銀行業務的迅猛發展,楊粲三除在省內宜賓、新都、滬州、樂山等地先后開設了分支行處外,又在漢口、上海、天津、哈爾濱、北京增設分行。同時,雄心勃勃地擬定了兩條國際商貿路線:天津——哈爾濱,通向俄國;上海——香港,通向南洋,以准備角逐國際經濟大舞台。

  這樣,楊氏家族的企業,便初步形成了一個以銀行業為中心,擁有銀行、商號、外貿、航業四大部門的日本三井式家族財團的雛形。

  日本報紙曾以《出現于中國西部的三井式家族銀行》為題,作了專題報道。

  一九二0年,楊粲三在聚行的股東會上提出,重慶偏處西南一隅,交通不便,信息不靈,加之軍閥混戰日劇,派系繁多,建議將聚興誠總行遷到漢口,以便居中指揮,調度全國。建議被通過。

  一九二一年,聚興誠銀行總行遷往漢口,從而開始了聚行的新時代。

              新招迭出的總經理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楊粲三正式登上聚興誠銀行總經理的寶座,開始了他長達二十二年的總經理生涯。

  楊粲三上任后,立即堅定不移、大刀闊斧地執行他的“逐步收斂以固行基”的方針。

  首先,他調整人事部署,將优秀的人才分別安置在北京、天津、上海、漢口、成都、重慶、宜昌、万縣等分行,加以重用。

  隨之,逐步將商號、航業部、外貿部等机构由收縮而結業,使之不干扰銀行業務的發展。

  至一九二六年,楊与九主持的航業部已將十万元資本虧損殆盡。楊粲三果斷地結束了航業部,賣船抵債。

  一九二七年,楊乃慶因生活放蕩,僅吃喝嫖賭就花了二十七万兩銀子。是年楊乃慶病死,誠記商號宣告停業。

  如果說上述收縮對聚行的發展不無好處的話,那么楊粲三對正處于蓬勃發展中的外貿部的草率處理,便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策!

  一九三0年冬,楊粲三將聚興誠銀行總管理處又從漢口遷回了重慶,從而使聚行步入了一個新的歷程。

  遷渝后,楊粲三本著立足西南、植根西南、面向全國的輕營戰略,腳踏實地,穩妥經營。先后在四川富庶地區如長壽、閬中、內江、大足、樂山等地設立代理處;在忠縣、石住、宣漢等地設立介紹處。使四川省內業務進一步發展,根基更為穩固。

  另一方面,他又積极向云、貴、湘、桂發展,設立長沙、常德等處匯兌所。從而使聚行以四川為中心,其触角伸向西南乃至全國。

  退守西南后,楊粲三吸取過去的教訓,穩妥經營。這在放款方面尤為突出。

  楊粲三吸收了歐美銀行的經驗,盡量收縮信用放款。他曾明确通知各分支行處:

  “信用放款宜少做,信用透支限定額,側重抵押放款。”

  至一九三五年,聚行辦理的抵押放款,已占放款總額的百分之四十。

  但辦理抵押放款也有漏洞。一次上海商家抵押的銀耳,木桶中間塞的全是麻袋。漢口押進的洋酒也有假貨。楊粲三為此立即修訂了《押放條例》,保證了押放的穩妥。

  楊粲三的“穩妥”,有時甚至到了古板的地步。一次,和成銀行董事長吳晉航登門拜訪楊粲三,請他放款支持一座大厂渡過難關。吳与他交誼頗深,又同是銀行界有名望的同業。吳晉航以為他定會慨然相助,沒想到楊粲三卻說:

  “任你是蘇秦、張儀,我對這家工厂不放心,我的錢是不出堂的。”

  气得吳晉航直跳腳。

  楊粲三在向聚行職員傳授放款經驗時,得意洋洋地說:

  “晴天借雨傘,落雨赶快收。”

  這形象地道出了他的放款秘訣,被稱為“放款十字訣”。

  由于楊粲三在放款投資中行事穩妥,就像石匠打石頭那樣實打實著,所以,重慶工商界稱他為“石匠”。在聚行后期的放款中,也基本上未再出現“呆帳”現象。

  此外,聚行還先后擴大儲蓄業務,創設信托部,經營黃金、白銀等項目,獲得不少收益。

  楊粲三退守西南數年間,本著穩妥經營的方針,逐步扭虧為盈,擺脫了困境。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利潤為二十七點四万元;一九三三年利潤為十五點六万元;一九三四年更達到了三十五万元。

  實踐證明:“置根西南”的方針是成功的。

  當外地資本認識到四川獨特的經濟條件而紛紛向內發展時,聚行在西南已有相當堅實的基礎了。特別是在抗戰中,當各大銀行涌入西南時,聚行不但有足夠的實力与外來資本抗衡,且大大發展,成為“西南第一金融机构”。

  金融界人士無不盛贊楊粲三遷聚行總管理處回重慶之舉是高瞻遠矚的“明智之舉”。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一九三八年,國民党政府由南京西遷,重慶成為陪都。戰區的金融、商業、工礦企業紛紛內遷,大后方人口驟增,物資輻輳,市場繁榮,帶來了西南經濟的大發展。重慶更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聚興城銀行自一九三0年將總管理處遷回重慶后,在楊粲三“經營西南”方針的指導下,經過多年經營,此時已有相當實力。盡管北方財團和江浙財團相繼涌入四川,紛紛在重慶設立銀行,也難以与基礎深厚的聚行相抗衡。

  八年抗戰中,在楊粲三的統一調度下,聚興誠銀行廣設分支机构大力開展存放、匯兌、信托等業務,并對五十多個工商、企業投資一千二百多万元。對于調劑市場金融,促進商品流通,扶持和發展民族工業,起到了積极作用。

  抗戰時期,是聚行的“鼎盛時期”,也是楊粲三經營銀行生涯中的一個頂峰。

  聚行改組后,為适應新的体制,楊粲三對于聚行的組織机构,進行了大膽的調整,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總行(處)、區行、分支行處“三級管理,總處集權”的金字塔式的組織机构。

  聚興誠銀行先后在國內重要的工商業城市,如渝、漢、申、京、津、昆明、成都、万縣、宜昌等地設立分行。一九三七年夏,還在香港開設了辦事處。至一九四三年,聚行在全國各地的分支机构已達三十三個。

  各分支行處的建立,使聚行的触角伸向廣大的城市和鄉村。

  聚行各分支机构在楊粲三的指揮下,銳意進取,開拓創新,使聚行的存儲、公債、信托、金銀、保險等業務突飛猛進,開創了聚行發展史上的新時代。

  存儲,一直是聚行聚集資金的重要途徑。

  一九三五年統一使用法幣后,各軍公款均為國家銀行壟斷。各民營銀行紛紛增息攬存,以求獲利。唯有楊粲三的聚行卻不以為然,照舊我行我素,執行楊粲三的“低息吸存”政策,結果使存款金額下降百分之十五。

  面對這种情況,楊粲三不得不改變老框框,亦加息攬存,以适應新的形勢。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驟起。楊粲三針對商運阻斷、大后方游資出路減少的情況,趁机大力攬存,使聚行存款額增長百分之五十以上。

  但一九四0年,由于法幣貶值,存戶紛紛提現,聚行存款猛降。為了增加資金,楊粲三特地將一九四三年定為“存款中心年”,提出攬存法幣三億元的總目標。他將總目標具体下放到各分支行處,允許各地在總行所定最高利息的限額內自行掌握,并提出“攬辦收支,收現付現”、大力吸收商業活存、給巨款存戶以优惠利息等一系列措施,調動了各分支行處的攬存積极性。至該年十一月份,便提前完成了攬存三億元的任務。

  同時,楊粲三又絞盡腦汁想出了一個新招,“以匯款養存款,以放款辟存款”。

  “以匯款養存款”,即同商幫做“結約匯款”。約据上訂明由商號隨時將收進的貨款送存聚行,積累到一定數額時,由聚行自動管商號匯往用款之地。這樣,有利于商幫積零成整与貨款調動,十分方便。加之聚行素以匯兌見長,聲譽极好,商號們紛紛与聚行簽約。而商號陸續存入的款項在尚未達到起匯點時,也就成了聚行的活期存款。

  “以放款辟存款”,即用“結臨時透支約”的优惠吸引存款。楊粲三指示各分支行處,“對每天有現金收入的門市商,要廣為攬其与我開戶”,“有現鈔收入的交通及公用事業机關如公路局、公共汽車公司、劇院、醫院等,也應多方面向其羅致”。

  由于各商家、部門按日向聚行交存款項,到了需要用整筆款項時,便可以得到聚行一定數額內的透支。許多門市商和机關單位很樂意到聚行開戶,一時往來增多,收交活躍,存款額大增。

  到一九四四年底,聚行存款額達法幣六點五億元,是一九四三年的三倍。

  楊粲三為了聚行的發展,可謂殫精竭慮。單此吸存一項,就用盡了招數,且招招獨特,招招奇妙,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即使在今天,也頗有借鑒意義。

  一九三0年,楊粲三買賣公債慘敗后,曾一度收手。

  一九三六年二月,國民党政府將以往發行的三十几种舊債券進行清理,換發為甲、乙、丙、丁、戊五种“統一公債”。并規定商業銀行可以債券的四成為保證向中央銀行領鈔,從而大大提高了債券信譽。

  抗日戰爭爆發后,上海“統一公債”陡跌,由八五折跌至六九折。這時,楊粲三又躍躍欲試了。

  經過對形勢的周密分析研究后,楊粲三得出了“政府財政將臻穩固”的結論,乃乘跌購進統一公債三百九十万元。后來,公債市价果然上漲,他即以公債搭配領鈔,繳存儲蓄准備金,獲得了厚利。

  鋒芒小試即大獲全胜,楊粲三對公債的興趣又濃起來了。一九四二年,自貢鹽場公會愿以所攤購的“美金節約建國儲蓄券”折价換現。聚行即以月息五分預扣一年利息方式,只先付現法幣二百元,等儲券一年期滿即按牌价兌領法幣二千元,獲利不少。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聚行買賣“同盟胜利國幣公債”也賺了大錢。

  聚行同時還經營購買了不少外幣公債。

  國民党政府為平衡收支,鞏固幣信,在英美貸款支持下,先后發行“美金公債”(一九三八)、“建設公債”(一九四0)、“同盟胜利美金公債”(一九四二)、“美金節約建國儲蓄券”(一九四二),總計英幣三千万鎊,美金三億元。

  這些公債,聚行除按攤派數認購外,楊粲三還命令在市場上大量收購。昆明分行以國家行局在云南發行的“美金購糧儲蓄券”的市价低于美金儲蓄券二成左右,也曾大量購進。一九四二年七月,重慶盛傳美金儲蓄券即將停售,聚行以“美儲券”既可保值,其增值部分又不表現在帳面上,可不付巨額利得稅,相繼購進二十五万美元。八月,財政部果然宣布停售“美儲券”,黑市美鈔上漲,“美儲券”一元漲到法幣五十五万元。九月,銀根告緊,差款行庄被迫拋售“美儲券”,聚行乘机又購一批。

  至抗戰胜利前夕,聚行擁有“美儲券”一百四十多万美元、“美金公債”九万美元、“建設公債”,二万美元。

  在通貨膨脹加劇、法幣急劇貶值的情況下,聚行握有的大批外幣公債,對保值發揮了极為重要的作用。

  早在一九二三年,聚行就在重慶、万縣、沙市、宜昌等地收購赤金,轉運申、漢牟利。一九二六年以后,經營擴大,每年從川南峨邊及金沙江流域收購沙金,運往成都煉制后出售。后因金价平穩,無利可圖而一度停做。

  一九三0年起,聚行再度經營黃金,由成都分行設爐,將沙金和首飾用金煉成十兩重的金條,打上“誠記”的牌號運銷上海。一九三八年,國內金价漸有起色,成都分行經營黃金達一千多兩。

  一九三九年一月,財政部規定非受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四行之委托,一律不得私收金銀。當時,聚行在成都、重慶、滬州購有黃金一万二千三百兩。按每兩二百五十元和中央銀行交兌。漢口分行也購有黃金二千七百兩,向中央銀行交兌。僅此兩筆,聚行即獲毛利五十三万余元。同年九月,成都分行又以每兩四百五十元和四百二十七元的价格向中央銀行交兌六千多兩黃金,得利不少。

  一九四四年七月,中央銀行出售黃金期票,引起金价上漲,期貨与現貨間出現巨大差額。當時一塊重四百兩的現貨可兌期貨數塊。望著飛漲的金价,楊粲三想起聚行暗帳上曾購有期貨金塊兩塊,一塊已兌成現貨。一九四五年六月德國戰敗,市場金价暴漲,現貨每兩漲到八万元,七月更漲到二十二万元,這時現貨一塊可換期貨四塊。楊粲三認為,日本戰敗指日可待,金价必將大跌,決定將庫存金磚拋售。但找來找去卻怎么也找不到庫存金磚。負責保管的代理出納主任張南輝承認自己失職,并愿意賠償,卻始終不愿說出金磚的去向。

  楊粲三大為惱火,卻又不敢聲張。因為那時買賣黃金為非法,怕張揚出去被官方敲詐,反而引來大禍,只好忍气吞聲,自認倒霉。

  抗戰胜利后,聚行基本上不再買賣黃金。

  我國早年實行銀本位制,兩、元并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改元廢兩后,銀錠成為商品。

  一九三四年,聚行乃將重慶、万縣庫存的銀塊、銀錠二十余万兩賣給四川省銀行,獲利一万多元。

  一九三五年法幣出籠后,銀元又成了商品。當時規定商業銀行可以公債四成、銀元六成向中央銀行領鈔。為此,聚行成都分行歷年購存的生銀七万九千兩;漢口分行庫存銀錠七千五百兩,送交中央銀行折合銀元,或運去上海鑄幣厂等地,用以領鈔。

  一九三八年,日軍占領武漢,群眾紛紛逃難,乃將窖藏金銀挖出求售,聚行又乘机大量收購。

  直到一九三九年,政府明令民間銀元由中、中、交、農田聯總處統一收購后,聚行這一業務才告結束。

  聚行歷年收購黃金不下二万兩,生銀三十万兩,銀元一千七百万枚,為聚行帶來了巨額利潤。

  信托是楊粲三順應時代需要、沖破重重阻力開辦的一項新興業務。經商出身的楊粲三深知:商家不僅需要銀行提供資金周轉,還需要在商品流通過程中為他們作報關、運輸、保險、堆放等方面的服務。楊粲三審時度勢,于一九三一年首先開辦代理業務,一九三二年設立代辦部,將原外貿部人員全部轉入該部工作。一九三三年,為加強對代辦業務的領導,特任命留美專學保險業務的次子楊錫遠為總代辦主任。一九三七年,正式成立信托部,計划四十万元為基金,以擴大業務。

  經營代辦業務,阻力重重。

  在聚行內部,因為當時代辦部的主要業務是堆棧、保險、保管、報關轉運及代客買賣貨物等,業務繁雜而收入低微,所以許多人把報關行員視為低賤無能,不屑与之為伍;把上門兜攬業務說成是楊粲三要“銀行職員當窯姐儿(妓女),到處拉客”。針對這些錯誤的言論,楊粲三首先為代辦員正名,認為這是社會化大生產后分工越來越細的必然結果,是大勢所趨;然后要求營業員放下大銀行的架子,上門招攬業務。為大張旗鼓地宣傳信托業務,推動信托業務的發展,楊粲三特地將一九三六年定為“信托營業年”,將代辦業務列為銀行的主要業務。

  在聚行外部,代辦部開辦的代買代賣貨物業務也遭到了商幫行會的抵制。重慶分行替上海商家代銷棉布,万縣分行替裕華、沙市兩厂代銷棉紗,均遭到匹頭商和紗幫的拒買,認為聚行是搶了他們的生意,砸了他們的飯碗。楊粲三听說后,并不气餒,乃鼓勵聚行人員不計勞累,抱著貨物到商店推銷,讓利于商家,廣結購銷合同,終于打破了壟斷,打開了代買代賣的局面。

  頂著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壓力,楊粲三一手倡辦的信托業務顯示出勃勃生机。在一九三六年“信托營業年”中,代買代賣業務達四千四百一十七筆,報運進出口貨物十二万多件,貨值一千二百四十三万元,全年純益十四万元,占當年全行純益的三分之二。

  “信托營業年”使楊粲三嘗到了甜頭,更堅定了他經營信托業務的決心和信心。一九三七年信托部成立時,他指示各分支行處“要像儲蓄業務那樣,力謀代辦業務之發展,將來未可限量”。他甚至斷言:

  “將來商業銀行勢必以此為中心。”

  抗戰的爆發更成為聚行信托部興旺的契机。當時,上游各匹紗、百貨商家爭相委托聚行在上海搶購;下游各厂商也紛紛委托聚行將貨運川代賣。聚行乘勢將報運、保險、堆放等業務一并攬來,一時門庭若市,應接不暇。

  正當聚行信托業務蓬勃發展之時,一九四0年,國民党政府明令取締商業銀行代客買賣貨物的業務。聚行信托業務受到扼制,由盛而衰,以致不起。

  雖然楊粲三的信托業務受到限制而衰敗,但他在四川頂著阻力首開信托業務,与他早年首創儲蓄業務一樣,被譽為楊粲三開辦銀行的兩大成功范例,在四川乃至全國的金融史上都是有重要意義的。

  經過以上各种業務的大發展,到了一九四三年,聚行的資本總額已由一九三七年的二百万元法幣增至一千万元法幣;全行的資產總額已達四點五九億元法幣,為資本總額的四十五倍多;國內的分支机构發展到三十三個,員工一千三百多人,成為首屈一指的川幫銀行,在全國金融界也有一定的地位。一九四六年,又被國民党政府指定為少數几家經營外匯的民營銀行之一,蜚聲于國際金融界。

  “扶助農工商業”是楊粲三為聚行制定的方針之一。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七年里,聚行在重慶、成都、內江、天津、上海、南京、昆明等地興辦或与人合辦了五十九個農工商企業,共投資一千二百多万元,其總額超過了聚行一千万元的注冊資本、從而為促進民族工商業的發展,起了積极作用。

  楊粲三投資最多的方面,是社會公用事業,占其投資總額的百分之六十五。

  其中,對重慶自來水公司投資最多,高達五百四十六點六五万元,占該企業資本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二。

  另外,一九三七年,對重慶電力公司投資一百三十万元;一九三0年對成都啟明電燈公司投資八十三點七六万元。

  當時投資社會公用事業,見效慢、收益少,但楊粲三仍然投資,這既是他對社會公益事業的關心和支持,也提高了聚行的社會知名度,贏得了更多的客戶。

  楊粲三對工礦企業投資不大,在五十九個投資企業中,僅有少數几家,它們是:川康毛紡厂、四川水泥公司、四川絲業公司、川康興業公司。

  另外,為溝通各种社會關系,而搞了一些應酬性投資,如向國民政府參軍長四川同鄉呂超發起組織的“中國抗建墾殖社”投資七十六點六万元;向《商務日報》、《國民公報》、《新蜀報》等新聞報刊投資等。

  聚行投資的企業雖多,但大都只是參与資助,在企業中不負什么實際責任,更無掌握控制之權。由楊粲工出任董事長、負企業實際責任的只有兩個“重點投資”企業:興華保險公司和川康毛紡厂。

  興華保險公司是楊粲三專門為他在美國學習保險業務畢業歸來的次子楊錫遠創辦的。在楊粲三的几個儿子中,他最喜歡的是次子錫遠。

  錫遠從小聰穎伶俐,虛心好學,十分招人喜愛。稍長,即被送往美國,專攻保險業務。學成歸來后,通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楊粲三發現錫遠思維敏捷,智勇雙全,是极為難得的金融人才,心里非常高興,暗中將錫遠定為自己的接班人,著意栽培。

  一九三四年,楊粲三赴英与揚子公司簽約,為了鍛煉錫遠的才干,特地讓他隨行,并讓其代表自己全權与英商談判。楊錫遠果然不辱父命,使談判獲得圓滿成功。對此楊粲三十分滿意。

  為了發揮楊錫遠的特長,一九三五年,楊粲三又特地撥款創立興華保險公司。

  楊錫遠對父親的一片苦心也心領神會,果然發揮所長,勉力經營,一年就獲利五万多元。

  一九三七年,省財政廳長劉航琛想把几家川幫銀行聯合起來。為投石問路,擬先讓各家銀行聯合投資創辦一家保險公司。劉同楊粲三商量時,楊也正想將興華保險公司擴大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由各銀行共同出資合辦,讓儿子跳出池塘,在大海中遨游。所以兩人一拍即合。

  那時,各銀行承接的水火保險業務,全是代辦性質,只收佣金,唯有川鹽銀行的鹽載運輸水險是自負盈虧,一向獲利較厚。經劉航琛出面說合,除川鹽銀行外,其他各行都愿投資合辦,其中包括川康、平民、商業、建設、美丰、重慶等七家銀行及義本錢庄、民生公司、華懋公司等。

  增資后的興華保險公司資本總額為一百万,其中聚行投資二十八万,其他各家均為六點五万元。由楊粲三出任董事長,周見三任總經理,楊錫遠為上海分公司經理。聘有美國顧問克魯倫駐上海,主要業務都由以楊錫遠為首的上海公司承辦。

  一九三六年。山清水秀,素有小西湖之稱的四川樂山五通橋區,一個由楊粲三投資創辦的大型毛紡厂川康毛編厂誕生了。

  抗戰爆發前夕,華北形勢緊張,各厂商紛紛尋找退路。

  山西太原毛紡厂的工程師王達甫和留學英國、專攻紡織的盛紹章專程赴四川考察。他們發現:四川西部一帶盛產羊毛,卻無厂就地加工,如果在當地投資設厂,生產毛紡織品,不僅能就地解決原料、節省費用,還能适應戰爭的需要。他們便通過聚行成都分行經理陳梓材邀請楊粲三投資。
  楊粲三對投資辦工礦企業素來興趣不大。但當他一邊吸著葉子煙,一邊默默地听完了陳梓材的匯報后,也有點心動了。他仔細地盤算了一下;四川的毛紡織品向來仰仗上海、漢口供應,如果日本侵華的戰事一旦擴大,波及上海、武漢,四川的毛紡織品市場必然會貨緊价揚。如果聚行能投資辦厂,將來一定有市場。想當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趁英美等國無力東顧之時,國內的毛紡織業迅速發展,都獲得了厚利。就是聚行經營的名牌毛絨線,銷路都好,利潤也高。再說聚行資金不成問題,又有王達甫和盛紹章相助,辦毛紡厂正當其時。想到這里,他將煙鍋里的葉子煙灰在鞋底上磕了磕,從躺椅上站起來,果斷地對陳梓材說:

  “就按王、盛二人的意思辦吧!你具体經辦,需要多少款子盡管說就是,只要能把毛紡厂辦好就行!”

  經過仔細研究,他決定投資四十万元興辦川康毛紡厂。除王、盛等人占股四万元外,聚行投資三十六万元。由楊粲三親任董事長(指定陳梓材以常務董事資格代理),由盛紹章任總經理,王達甫任工程師。厂址設在犍為縣店子場(今屬樂山市五通橋區)。

  楊粲三對川康毛紡厂傾注了极大的熱情,對毛紡厂的未來充滿了信心。

  但是,創業的道路卻并不平坦。當時抗日烽煙四起,長江水路阻隔,紡織厂所購全套英制机器只得通過越南海防港經陸路車運來川。不僅浪費了時間,還枉費了大量資金。原來的四十万元資金還沒等毛紡厂開工就已耗盡,工厂遲遲無法開工,几乎夭折。

  正當楊粲三左右為難之際,恰逢漢口裕華紗厂老板蘇汰余為避戰亂,遷厂來川。楊粲三素知裕華股東資金雄厚,經驗丰富,乃通過与蘇汰余有儿女親家關系的陳梓材,邀請蘇汰余向聚行及毛紡厂投資。

  引入了裕華的資金、人才和技術,川康毛紡厂才起死回生,至一九四一年終于投產。

                最后的選擇

  一九四九年十月。

  一天早晨,霧都重慶大霧彌漫,如同黑夜。楊粲三仍照往日的習慣,五點多鐘便起身了。

  洗漱畢,走進書房,但他沒有抄寫《十三經》,練習毛筆字,而是雙眉緊皺,手捧著九弟楊季謙的急電,呆呆地出神。

  自從大儿子楊受百將此電交給他后,他已經几個晝夜寢食難安了。

  在楊季謙的急電中,明确提出了形勢危殆,請速調款百万美元,到香港注冊銀行,以逐步向南洋及歐美發展,以确保聚行基業之不衰的主張。面對這重大的決策,楊粲三已苦苦思索了几天几夜了。

  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庄嚴地宣告成立了,至此全國几乎就只剩下四川這個最后的反共据點了!

  据悉,解放軍正兵分几路向大西南挺進,看來重慶的解放也是指日可待了。

  面對這嚴峻的局勢,國民党的官員們,地主、商人們,紛紛賣田賣地,兌換黃金、美鈔,准備逃跑。去台灣、去香港、去歐美!

  而楊粲三呢!在這歷史的轉折關頭,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將作出如何的選擇呢?

  按照老九的意思,撥一百万美元,在香港注冊銀行,然后再向南洋及歐美發展。這樣聚行的未來或許還能前程似錦。不是很多銀行同仁都已去了香港嗎!

  可是,一想到出國,一想到洋人,楊粲三心里就特別不是滋味。他總忘不了一九三四年在倫敦街頭因身穿長袍馬褂、腳踩尖角皮鞋而被人圍觀、嘲弄的情景。難道從此就要遠离故土,去當外國人嗎?故土難离呀!父輩開創的基業在四川,聚行得以蓬勃發展的基地在四川;多少年的商場搏殺,多少次的闖過難關,都得益于這塊寶地呀!自己已年過花甲,難道要出去做异鄉孤魂嗎?他不由得一陣悲傖,涌出點點淚花。他暗暗下定決心:

  “不,我不走!”

  這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不僅口頭上托人轉告楊粲三邀請他進京共商金融大計,而且還寫專函輾轉交給楊粲三,請他進京。

  楊粲三覺得很高興,決定親赴北京,為他的聚興誠爭得一席之地。

  經過了周密的聯絡和安排后,楊粲三繞道香港、上海、天津去北京。

  出發前一周的一個上午,楊粲三召集在渝的各董、監事及高級行員開會,向他們宣布了聚行將不逃資、不出國,并抽調部分資金維持銀行業務,保障員工生活,等候解放的決定。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是個星期天,待孩子們從南開中學回到家中,楊粲三又立刻召開了家庭會議。他說:

  “新中國已經成立了,解放軍很快要來了,重慶很快就要解放了。這段時間,外面很亂,孩子們必須留在學校里,家里人必須留在家中,不能离開重慶。我要到北京去,為聚行尋找出路……”

  楊粲三平素不苟言笑,對孩子十分嚴厲,這時想到北京之行不測的前途和自己走后親人們的安危,不覺淚光閃閃,有點動情。

  朱夫人見狀,也落下了淚水。

  已過不惑之年的大儿子受百忙安慰道:

  “爸,你放心地去好了,家里的事我會照料的!”

  几天后,在解放軍步步逼近重慶,重慶街頭不時傳出槍炮聲的嚴峻時刻里,楊粲三毅然离開了重慶。

  有關文章這樣記述了楊粲三這次北京之行。

  十二月初,楊粲三順利到達天津。

  中國人民銀行派曾凌和李維誠前往天津迎接楊粲三。楊粲三感到十分快慰,認為共產党看得起他,對他禮儀有加。

  到達北京后,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親自會見了他。南漢宸對他說:

  “楊老板,對您堅持不出國、不逃資的愛國行為我們非常欽佩。今年五月,上海解放前夕,您作出的撥二十至五十万美金維持銀行的決定也是積极的,順應了時代潮流。您能留下來,并來到北京,表明你對新中國的信任和支持。對此,我們表示歡迎和感謝!”

  楊粲三見南漢宸對他的所作所為如此了解,感到惊訝,又听到他一片贊揚之詞,也非常激動,忙說:

  “行長先生過獎了。我想,共產党總比國民党好,在國內總比漂泊國外好,以錢維持聚行總比讓它垮掉好。我這樣做,于國家于聚行于我們楊氏家族都有利,也是份內之事,何足挂齒!”

  “您的功績,人民是不會忘記的。”南漢宸誠懇地說,“現在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楊老板經營金融業數十年,聲望卓著,請問您對新中國的金融大業有何高見?”

  楊粲三正想談談聚行的事,听南漢宸向他提問,態度又十分誠懇,沉吟良久,字斟句酌地說:

  “實在抱歉,老朽對共產党的金融大業知之甚少,實在談不出什么意見。不過,依老朽之見,當務之急是整頓金融秩序,穩定幣值,穩定物价。對聚行這樣的私營銀行亦特別要予以扶持。我們聚行有三十五年的歷史,我們聚行……”

  說著說著就扯到聚行上去了。

  南漢宸見楊粲三滔滔不絕地談的全是聚行,与全國金融大計毫不相干,但也不好打斷,只是靜靜地听著。

  楊粲三則越講越來勁了,他從聚行的歷史講到聚行的現在,從聚行的現在講到聚行的未來:

  “我希望在共產党的新社會里,聚行能保持它原有的性質,能允許我們自主經營;我希望將李世璋調回聚行任總經理……你看行嗎!”

  南漢宸想了想,委婉地答道:“楊老板,李世璋現在監察部任職,是否回聚行,得政府和他本人同意。至于保持聚行原有的性質,恐怕難以實現!”

  “為什么?”楊粲三急切地問。

  “銀行是國民經濟的命脈,必須實行國有制,聚行也不能例外!”南漢宸的話,語气雖然平和,態度卻十分堅決。

  听了南漢高的這些話,楊粲三雖悵然若失,但他并不死心。

  次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秘書長林伯渠設家宴款待楊粲三。

  一九四四年秋,林伯渠代表中共和陝甘宁邊區政府同國民党代表談判期間,結識了楊粲三,彼此十分熟絡。

  席間,楊粲三又滿怀希望地重提舊話。

  林伯渠答道:

  “粲三兄,根据《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了保證國家經濟建設按計划進行,對金融業必須實行全民所有制管理,由國家統一調配資金,聚行自然不能獨异……”

  听了林伯渠耐心細致的解釋和說服后,楊粲三才如夢初醒,認識到自己原來的想法是不合時宜的,不現實的,于是他非常失望,頹然返回重慶。

  楊粲三從北京回到重慶時,重慶已經解放,到處一派喜慶景象,但他卻高興不起來。他一點也想不通,聚行是自己一手搞起來的,是楊氏家族的私有財產,怎么可以實行全民所有制呢?既然共產党一再聲明保護民族工商業,為什么又要限制私營銀行的發展?他悵然不已。

  一九五0年初,南漢宸和胡子昂在上海与楊粲三談了三次,一再向他闡明新中國的金融政策,希望他能順應形勢,顧全大局,早日加入國家統一的銀行組織中去。可楊粲三依然固執地要求保持聚行的純商業性和私營性,雙方不歡而散。

  解放后,由于中國人民銀行在各地相繼開業,群眾對私營銀行信心不足,致使聚行的兩大支柱業務——匯兌和存款額度急劇下降,收益大減。另一方面,聚行的開支都一切照舊,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

  面對這种局面,楊粲三感到力不從心,他不知道用什么辦法才能讓聚行在公有制的大气候中很好地發展。一想到聚行未卜的前途,他就心灰意懶。他索性閒散起來,撒手讓侄儿楊曉波、儿子楊受百去應付。

  一九五0年八月,重慶又是酷熱難當。楊粲三顧不得汗流浹背,焦急地等著每天的報紙。報紙一到就一個人關在書房里仔細地研究。全國金融業聯席會議開幕了,會有些什么新的政策嗎?

  一天上午,在重慶致誠巷十二號(現為自力巷)楊粲三的寓所里,楊粲三坐立不安地在一樓的客廳里踱著步;他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南漢宸行長在聯席會議上的報告。這個報告的精神,可是事關聚行的前途与命運的了!

  一大早,他就派保姆到門口守候報紙。

  報紙終于送來了。保姆一邊匆匆地走著,一邊大聲地喊著:

  “五老爺,五老爺,報紙來了!”

  楊粲三沒有回應,一手拿過報紙,急急地翻開,低頭看了起來:

  私營行庄由聯營、合并而進一步靠攏國家銀行,“是金融業集中化的傾向,是應該允許的方向。金融業為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事業之一,根据《共同綱領》,應由國家銀行領導,以實現資金的有計划分配,保證經濟建設的有計划進行。”(南漢宸《在全國金融業聯席會議上的報告》)

  看到這里,楊粲三頹然跌坐在椅子上,一臉痛苦的表情。

  朱夫人見丈夫如此難過,生怕丈夫支撐不住,忙關切地問道:

  “先生,要不要請醫生來!?”

  楊粲三無力地揮了揮手,示意夫人出去。他想安靜一會。

  這時,窗外雷聲滾滾,暴雨隨之傾盆而下。楊粲三走到窗前,無語地對著滂沱大雨,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几天后,楊粲三在楊受百起草的申請上簽了字,參加了上海、浙江興業、國華、金城、大陸、中南、和成、源長等八家銀行的聯營組織。

  聚行參加聯營后,在人民銀行重慶分行的幫助下,改革經營方針,轉變經營作風,合并机构,裁減冗員,修訂制度,從而使部分業務有了起色。但是聯營只不過是在某些業務上進行合作,并不能統一指揮業務,調配人員,運用資金。加之聚行的經營范圍被划在經濟落后的青海等地,聚行從總体上仍未能扭轉虧損,達到收支平衡。

  楊粲三不愿將尚存于美國的數十万美金調回國內以彌補虧損。他覺得,這筆資金一旦調回,楊氏家族的資本將全部蝕空。他只是日坐愁城,消极應付。

  這時,聚行職工和楊曉波、楊受百等楊氏家族的“錫”字輩成員,都竭力主張順應時代潮流,參加公私合營,依靠國家的力量扭轉聚行的虧損局面。楊粲三卻仍念念不忘“保持本行為純粹之商業銀行”的原則,堅持反對走公私合營之路,拒絕在公私合營的協議書上簽字。

  据有關文章描述,楊粲三在公私合營問題上思想不通,經楊曉波和楊受百多次工作,才最后同意的。對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這樣記述的。

  一九五一年七月的一天,楊曉波和楊受百又來勸說楊粲三。

  楊受百解放前就与共產党的地下組織有過接触,他對共產党的政策是擁護的。他時常為父親的頑固不化、死守聚行為楊氏家族的私有財產而頭痛。但父親畢竟是一家之長,是楊氏家族的最高決策者,他也不敢當面頂撞父親,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去勸說。

  楊受百見父親并無歡迎的表示,只好硬著頭皮說:

  “爸,你看共產党領導下的新中國,國泰民安,一物价穩定,市場繁榮,擁護共產党是民心所向啊,我們應該認清形勢……”

  “難道我就不擁戴共產党?要不,當初我留下來干什么?”楊粲三頗不耐煩地打斷了儿子的話。“說來說去,你們不就是想勸我參加公私合營嗎?我也想好了,要參加也可以,但必須答應我三個條件……”

  “什么條件?”楊受百迫不及待地問。

  “第一,不要國家投資,保持聚行現有資產結构;第二,不要政府派人;第三,銀行業務仍由我主持!”楊粲三不緊不慢地說。

  楊曉波開始听楊粲三說可以參加公私合營,不由一陣高興。待听完他的三個條件,心里馬上就涼了半截。沉吟良久,緩緩說道:

  “五爸,您這三個條件,實質上還是想繼續保持聚行的私營性質,党和政府肯定是不會答應的!”

  “是啊,我就是想保持聚行的私營性質。你們想想,官方如果投入大量資金,安插大量人員,這不是要將我們楊家擠出聚行嗎?想當年,我和劉航琛、徐堪明槍暗箭,斗得那么凶,不就是想保持聚行純商業銀行的性質,保住咱們楊家的地位嗎?聚行是我們楊家一手創辦的,我怎么能看著它落入他人之手呢!”

  楊曉波見五爸越說越激動,赶忙說:

  “五爸,我們知道聚行是您一生的心血。可是現在聚行每況愈下,照此下去,只有倒閉。未必您愿意看著聚行破產吧?”

  楊粲三長歎一口气,沉默不語。

  楊受百乘机赶緊又說:

  “爸,共產党的公私合營与劉航琛、徐堪想搞垮你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新中國實行公有制,搞計划經濟,這是大的時代環境。聚行作為私營銀行肯定難以生存。古人云:識時務者為俊杰。我們還是應當顧全大局,順應時勢,拋棄一己之念。”

  “五爸,現在上海、金城等許多私營銀行都已參加了公私合營,行員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我們行由于連年虧損,行員生活受到影響,全行上下人心惶惶,怨聲載道,都希望早日參加公私合營呢!看來,參加公私合營,依靠政府力量改變聚行目前的局面是我們唯一的出路了。”楊曉波進一步勸道。

  听著兩兄弟的輪番勸說,楊粲三心亂如麻。他見楊受百還想說什么,忙說道:

  “你們別說了,你們的意思我明白,還是讓我再仔細想一想。你們走吧!”

  楊曉波、楊受百見楊粲三下了逐客令,也不好再說什么,只好退了出去。

  楊粲三裹好一棵葉子煙,裝在煙斗里,用火柴點燃,一口一口地吸了起來……

  為了打消楊粲三的顧慮,動員他早日參加公私合營,中共西南局統戰部、人民銀行西南區、重慶市委統戰部的負責同志都主動上門,給他分析新的形勢,講解党的金融政策,對比解放前官僚資本入侵和解放后公私合營的不同性質,幫助他認清國家二集体、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和前途,對他表示了殷切的希望和耐心的等待。

  在內外的壓力之下,楊粲三終于拋棄了“保持本行為純粹之商業銀行”的幻想,改變了固執的態度,同意申請公私合營。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人民銀行西南行根据聚行的申請,報請人民銀行總行批准,聚行實現了公私合營。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楊粲三因心髒病醫治無效,在重慶市第三人民醫院逝世,亨年七十六歲。
                              (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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