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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戰前整頓


     重整旗鼓振士气,風度魅力令人迷;
     各方工作做得好,成竹在胸迎頑敵。

  蒙巴頓來東南亞戰區就職,至今僅僅几個月。這期間他忙于協調各方面的關系、參加一系列重要會議和制訂一個又一個均未被實施的作戰計划。現在,他總算能騰出手來整飭一下歸他指揮的部隊了。

  這個戰區的重點,實際上就是緬甸戰場。緬甸失陷后,從那里几乎是赤手空拳潰退下來的几十万英、印、中軍隊涌入印度。他們疲憊不堪、士气低落,至今還未從對日本軍隊的恐懼症中擺脫出來。1943年底,蒙巴頓帶著他的几個助手沿著印緬邊界進行了視察,看望了一些部隊,得出的結論是:眼下首要的目標是重振士气。

  兩年來,盟軍方面、特別是在緬甸作戰的印度、南非和英國部隊吃盡了各种苦頭。由于指揮不力和兵力、裝備不占多少优勢,他們被日本人追著打,潰退了几百英里。在此過程中,他們已成了惊弓之鳥,日本人似乎隨時都會從樹叢后或山道旁發起攻擊;疾病和饑餓也無時無刻不在折磨著他們。蒙巴頓聲稱,“他們仍能作為一支部隊生存下來,本身就是一個奇跡。”

  因為每一支部隊都曾不只一次地敗在日本人的手下,至今為止他們還沒有取得過一次有多大意義的胜利。所以他們認為,日本軍人是超人,是叢林戰中的戰神,目前他們能夠在印緬邊界地帶保持下來,僅僅是由于對方進展過快,后勤給養跟不上。蒙巴頓必須盡一切努力來恢复這些部隊的信心,幫助他們認清自己,認清日軍。

  他的方法是個人領導藝術和魅力。只要飛机能著陸或吉普車能駛入的地方,蒙巴頓都要親自去看看。他的技巧是不拘于禮節,而是隨隨便便、气氛寬松的交談。通常的作法是:每到一地,他先要召見軍官們,与他們進行單獨談話。他詳細地詢問每個人的過去和偏好,并且總能夠找出一些彼此之間的相通之處以顯示親近。談話時,暗示隨行副官默默記下對方的詳細情況,下次再見面以前把這些交給自己,使對方常常感到總司令竟如此熟悉他,并佩服蒙巴頓的博聞強記。這套手腕有時并不成功,但大多數情況下都很順利。軍官們為自己和最高司令官之間建立起來的聯系感到又惊又喜。

  与軍官們談完了,他又去看士兵。他認為,士兵与軍官不同,對他們不能裝腔作勢,也不能耍滑頭,一定要真誠地對待他們。通常他總是先選好一塊林間空地,將自己挂著將旗和印有麾下各部隊標志的吉普車開進去,然后跳下車來站在“偶然”放在那里的一只箱子上,大聲吆喝著士兵靠攏過去。很快,在他周圍總是擠滿了各种膚色的來自英國、美國、中國、印度和非洲的士兵。

  “弟兄們,”蒙巴頓底气十足地大聲喊道:“弟兄們!可能你們認為緬甸已被人們忘記了。你們錯了!它不是被人們忘記了,而是這塊戰場就從來沒听人提起過!”

  頓時,叢林空地上一片笑聲,气氛活躍了。這是蒙巴頓每次叢林演講的開場白,听起來似乎有點儿故作一鳴惊人,但效果奇佳,總是引起士兵們听下去的興趣。

  他的講話簡短而隨便,使人感到他把听眾當作知心朋友。他告訴士兵們,日本人也是脆弱的,他們并不是土生土長的叢林居民,而是城市人,并且是目光短淺的城市人。他通常還會提到國王和丘吉爾首相對他說過的話,言下之意是讓士兵們相信他能夠解決問題,是一位握有實權的指揮官和一位有才干的人。

  一般在時間允許的情形下,他還要向士兵們指出在該地區進行戰斗所面臨的哪些特殊困難、叢林作戰的注意事項等等。听了不知多少遍他叢林演講的隨行人員,還忘不了他要在講話的最后來貶低一下日本的种族:

  “弟兄們,你們知道日本人為什么擅長于叢林戰嗎?因為他們還是正在進化的低等种族!他們鑽叢林就是明證。現在我們既然也掌握了在叢林山地作戰的技巧,那么打敗他們就是不成問題的,因為我們是比日本人更高等的人類。”

  蒙巴頓樂于到部隊去講話,其間,也發生過一些軼聞趣事。在庫米拉,一群飛來的烏鴉使他不得不中斷講話。人們向烏鴉扔石塊,但烏鴉們很快又飛了回來。“最后,包括兩位海軍陸戰隊中將,一位空軍中將,一位海軍陸戰隊少將,一位空軍准將和三位隨從參謀在內的一群人向大樹發起了持續的進攻,我則在這种干扰下繼續講話。”在訪問第607飛行中隊時,來往不斷的飛机時時使講話受到干扰。最后,蒙巴頓只得作罷。“我只是想告訴大家,我們最終將有足夠的物資基礎來保證取得胜利,”他抬起手臂指著天空上飛翔的机群說,“我們今天在這里見到的情況比我的任何講話都更能證明這一點。”

  有一次,一支前線部隊剛剛從陣地上撤換回營地,士兵們個個髒亂而疲憊,蒙巴頓又來到他們中間要講話了。米歇爾·愛德華滋回憶說:“當時,最高司令官衣著整洁,上裝輟著將星和作為英王助手標志的特种符號。但是他給我們的印象是,他似乎并不是剛剛從舒适的總司令部來到這里的,相反,我們感到他是來清洗我們的汗污的。他把軍官們揮到一邊,也沒有像指揮官那樣地說一通大話。他讓士兵們稍息,然后開始把自己的想法和希望向他們娓娓而談。這次講話真是好极了。至少有一位當初持有疑慮的士兵……在离開的時候已經相信,跟著總司令官干是會出現奇跡的。”

  為了便于接近印度籍士兵,蒙巴頓還學會了一些烏爾都日常用語,然后就和印度士兵試著說一說,希望他們能听懂。這一作法在多數場合獲得了成功,聯絡了相互間的感情,但有時也會出岔子。有一次,他用烏爾都語問一位看上去很老的印度士兵:“你在部隊服役多少年了?”對方感到不知所云。蒙巴頓又重复了一遍。那位士兵終于听明白了總司令那不規范的問話,反而用流利熟練的英語回答他,“我已經服役12年了。”令蒙巴頓和在場的其他軍官感到一陣尷尬,覺得這個老兵的語言能力比自己強。不過,印度士兵們見總司令肯于說一些自己民族的語言,還是很受感動的。特別是他們得知蒙巴頓是英王的侄子,也就是說,身上帶著王室的血液,能夠放下架子做其他英國軍官做不到也不肯做的事,就更對他留有深刻的印象了。

  在印緬地區的美軍部隊并不多,但蒙巴頓也得要去看望一下。美國人發現,來到他們這里訪問的這位貴族出身的英國上將跟他們想象的大不一樣。1943年歲末,剛剛過完圣誕節的蒙巴頓去印緬邊境慰問一支美軍的偵察分隊。美國人對能夠親眼看到這位“据說是迷人的小伙子”感到好奇。他們想,既然蒙巴頓要留下過夜,“這位高貴而听說愛挑剔的總司令一定會需要洗澡的”。前方條件很差,他們費了很大的勁才從一個野戰救護所里借來一個白色的澡盆,然后把它安置在一頂帳篷里。蒙巴頓慰問完部隊后,晚上到那里滿意地洗了個澡,并連連夸贊他們想得周到,說自己洗得很痛快。使美國士兵們感覺,蒙巴頓既不放作高貴態,對生活也不過分講究和挑剔。“我們發現他友好,懂得戰地軍人的生活,敏感,對我們提出的問題顯得寬厚而体貼,對我們這支部隊的士气鼓舞很大。”

  中國在印度蘭加駐訓的部隊,名義上也歸東南亞戰區司令部管轄。蒙巴頓清楚緬甸對中國抗戰的价值,也知道它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那里作戰的主力將主要依靠他們,而他們也樂于充當主力。他需要去看望他們,特別是他們与英國人還存有很深的矛盾和芥蒂。

  1942年5月,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失敗后,新編第38師和第22師先后退到了印度。在他們入印之初,倫敦生怕中國軍隊的到來會對興起的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產生影響,指示韋維爾對退到印度英帕爾和迫不魯加爾的這兩個中國師實行繳械,聲稱:“不列顛王國准許中國在緬甸的軍隊及其裝備到印度避難。但有一點需要說明:按照國際慣例,中國軍隊入境前須申報難民身分,由英國軍隊予以收容,并在指定地點集中管理。”韋維爾起初打算這樣做,遂引起了中國方面的強烈抗議。韋維爾只是考慮到這兩個中國師援救英軍曾有過功勞,若對其繳械,恐引起英國和印度士兵的不滿,才經請示倫敦,免了這一不義之舉。現在中國軍隊已經進入印度境內,一切都成了既成事實,在美國的推動下,美英首先達成一項協議:作為實施租借法,由英國為中國軍隊提供駐地和糧食,而美國則提供軍餉和裝備、訓練。

  由于擬議中的反攻緬甸計划的需要,美國人答應大規模訓練和裝備中國軍隊。從1942年10月開始,每天近20架飛机裝載中國士兵入印,有時再搭載一些受訓完畢的部隊回來。至1943年底,將近10万名中國官兵先后在印度接受過訓練,其中大部分暫時駐留在那里,以待今后從西路反攻緬甸。

  中國軍隊在印度的蘭加駐地,是韋維爾上將掌權時選定的。從地圖上看,英國人選擇把蘭加(一譯蘭姆伽)作為中國駐印軍營地是頗費了一番心机的。蘭加位于印度北部的比哈爾邦,恒河流域以北,与西藏和尼泊爾毗鄰,滿目荒涼,人煙稀少。高高的喜馬拉雅山脈和滾滾恒河恰好把這片不毛之地夾持在中間。以前在這里設戰俘營能夠有效地防止俘虜逃跑,現在將大量中國部隊擱在此地,也能防止他們覬覦印度內地,起到良好的天然絕緣作用。蒙巴頓對此也曾佩服過韋維爾的老謀深算。

  駐印軍的薪餉由美國人支付,上等兵每月津貼12個盧比,約合3美元;而一名美軍上等兵每月薪餉則高達110美元,約為中國人的37倍。但在當時,一名印度工人的月薪通常不超過4盧比,1盧比可買到30磅大米。對于習慣節儉和精打細算的中國士兵來說,3美元的月津貼已經是一筆相當可觀的財富,不僅与國內不可同日而語,即使在印度也可算得高薪階層。再說,由美國軍需人員直接掌管財物供給,免去了某些中國官員的克扣和貪污,飲食、被裝也都還不錯,盡管按西方人的標准還是很低的。

  “在這個囚徒般的兵營里,對中國人來說,看來唯一缺少的僅僅是娛樂。”蒙巴頓是這樣認為的。所以他每次去蘭加營地訪問,都讓副官們帶一些諸如卓別林、蓋博、嘉寶、費雯麗等大明星主演的電影膠片。有了電影看,中國士兵自然非常高興,軍營里放電影,銀幕豎在山坡上,正面反面都坐滿了人,并不影響效果。蒙巴頓讓隨從的參謀們,也跟大家擠在一起共同分享藝術的魅力,以示對中國士兵的親近。

  他還与中國駐印部隊的羅卓英、孫立人、鄭洞國和廖耀湘等高級軍官,建立了比較良好的個人關系。其中,有些人在他与史迪威發生爭吵和沖突時,站在他這一邊。自蒙巴頓就任東南亞戰區總司令以來,英印當局与中國駐印軍的關系,比起韋維爾時代是改善了。

  蒙巴頓頻頻去看望散駐于各地的部隊,是要冒一定風險的。當然,有的風險也是因他逞強好胜而造成的。有一次,美國空軍的科克倫中校駕駛一架輕型飛机從印度的瓜利奧爾送蒙巴頓前往外地。起飛以后,蒙巴頓說他以前曾駕駛過飛机,要求科克倫允許他開一會儿。科克倫只好把操縱杆交給他。“他接過去以后的第一次事就是朝地面扎下去。他的腳整個踩在踏板上,飛机轉起圈來。我朝他喊道:‘腳离開制動器!’他卻問:‘哪個是制動器?’我赶緊向他指出,飛机才恢复了正常。他駕著飛机在天空盤旋了1個半小時,還不停地轉過臉得意洋洋地朝我點頭微笑,而我卻一直在提心吊膽他怎么把飛机降落?”著陸時一場災難險些發生,最后還是在科克倫的費力幫助下,使飛机一只翅膀擦著地面降落了。后來,蒙巴頓親自寫信給科克倫中校,對几乎毀掉了他的飛机表示道歉。其實,那位中校當時最擔心的是總司令的生命安全。

  盡管蒙巴頓不可能与散布于印度和印緬前線和數十万官兵都見上面,他每到一群士兵中間時,也不可能跟每位士兵都聊一聊,然而,听過他講話、見到過他的官兵們,會以各种渠道把蒙巴頓其人其事告訴自己的戰友們,結果整個部隊的官兵都知道了他們的頭儿是蒙巴頓,是有信心帶領他們打胜仗的人物。

  蒙巴頓知道自己很擅于鼓舞士气,并為此而自嗚得意。除此之外,他也樂于把自己和他的東南亞司令部向外界宣揚。他在請專欄作家怀爾德曼·勒欣頓幫助一位戰地記者撰寫自己的個人傳記時,曾經這樣說:“您應當記得,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我一直堅定地認為不能宣揚個人,或者說應當盡可能地把它減少到最低程度。但是,目前的形勢很危急,某些崇高目的的宣傳個人,也許是必要的。”因為東南亞司令部急需要建立自己的威望,而令公眾覺得領導它的是一位耀眼奪目的英雄這一事實,將會有助于此。

  雖然不無理由,但愛出風頭确是他的老毛病。盟軍的几位戰區一級的司令官中,艾森豪威爾和麥克阿瑟是兩种截然不同類型的人。前者處事謹慎,討厭突出個人,在負責指揮英美軍隊的北非作戰時,艾森豪威爾對外發表的戰報均以“發自阿爾及爾的非洲最高司令部”的名義,自己從不署名;“而西南太平洋地區的公報則是發自麥克阿瑟將軍的司令部”。蒙巴頓雖聲稱不喜歡麥克阿瑟的這种做法,并指示過助手們不准在新聞公報或通報中提到他個人的名字,但實際上他還是默認了下面人的奉迎,他的司令部發表的新聞公報,通常署名是“發自海軍上將蒙巴頓的司令部”。對此,遠在倫敦的一些英軍老將十分不滿,認為這表現出“蒙巴頓對宣揚個人的貪欲”。安德魯·坎宁安將軍后來在一次觀看英軍重新占領緬甸的紀錄影片——《緬甸胜利》時,對該片雖表示了肯定和贊賞,“但是,看上去那個總司令官(指蒙巴頓)和他的參謀人員以及斯利姆和他的參謀人員成了影片中的主角,這使我感到惡心。”

  總的來說,盡管某些人不喜歡蒙巴頓,或不那么欣賞他的軍事作戰才能,但是,凡是与東南亞戰區的老兵們接触過的人都不得不承認,蒙巴頓在接近士兵、籠絡士兵、進而激發他們的士气和戰斗熱情方面是成功的。

  疾病,尤其是可怕的瘧疾,是蒙巴頓必須要解決的第二個難題。

  印緬地區,凶惡的瘧蚊往往不分白天黑夜地向官兵們發起進攻,把病毒和瘧原虫散播在他們的血液中。官兵們一旦染上,便被高熱和高寒輪番折磨,時而如熬炎夏,時而如墜冰窟。特別是在叢林里的部隊,“發高燒的人一經昏迷不醒而躺倒,加上螞蟥吸血,螞蟻啃嚙,大雨侵蝕沖洗,數小時內即變為白骨,令人膽顫心涼”。僥幸活下來者,也被消耗盡了体力,磨蝕盡了意志,而不能再去行軍打仗。

  在蒙巴頓抵達東南亞的時候,斯利姆中將的新編第14集團軍是戰區掌握的主要陸軍部隊,而它的官兵們的身体狀況簡直糟糕透頂。蒙巴頓的陸軍副官長羅納德·亞當在一份報告說,瘧疾“在東部戰區是比日本人更重大的敵人”。而實際上,亞當的措詞還遠非准确,蒙巴頓經過親自了解發現:“小小的瘧虫,現在竟是我們最主要的敵人。”因為在1943年的夏秋季節里,野戰醫院里病員和傷員的比例是120:1。除了一些痢疾和其他熱帶疾病以外,大多數病員都是患了瘧疾。

  同在聯合作戰總部時成立專門技術机构的作法一樣,蒙巴頓在戰區司令部內設立了研究和防治熱帶疾病的專家小組,并在經費和器材方面予以充足的保障。很快,新的防治藥品被研制出來,改進醫療制度和治理傳播瘧疾的蚊子等措施已經開始收到成效,但是更緊迫的是需要上層給士兵們重新注入活力,蒙巴頓親自擔當了這項工作。在對著開前線的第一次視察中,那里醫療所條件的簡陋使他感到震惊。他隨即強烈要求印度殖民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設備。此外,他還致電倫敦要求從國內增派醫護人員,并希望白廳盡快安排運輸工具把他們連同設備一起送來。他視察了所有能夠前去的戰地醫院,對值得贊揚的大力表彰,對懶惰和衛生惡劣的狀況提出批評。

  在瘧虫最猖撅的地區,蒙巴頓要求駐在那里的部隊每個營都要建立一座衛生清洁站,給官兵定期嚴格地搞搞衛生:洗澡、理發、清除污垢,打預防針等。肮髒的被裝堆在一起,潑上汽油燒掉。士兵過長的頭發胡子一律不許保留,統統剃短以防傳播寄生虫。他的努力取得了成果,僅僅數月病員和傷員的比例便下降到20:1,到戰爭結束時進一步下降為6:1。整個所轄部隊中的瘧疾發病率在1943年時為84%,到1945年已下降為13%。

  對在軍中嬉戲成性、玩忽職守的軍官,他也堅決予以懲罰。有一次,一位加拿大籍少將指揮官在前線附近和蒙巴頓相遇。當遇到一群非洲士兵時,這位少將把自己的帽子拋上天空,然后掏出腰間的手槍對著帽子射擊。非洲士兵們一陣喝采。這位加拿大軍官洋洋得意地對蒙巴頓說:“指揮士兵就應當這樣,對不對?”“不對!先生。”蒙巴頓對這种在士兵們面前全然不知自重的行為很反感,冷冷地回答。几分鐘以后,那位少將的吉普車駛到距离日軍陣地的不遠處,車上的人都跳下來,躲進壕溝。蒙巴頓對他忘記自己的職責刻意顯示個人冒險的舉動并不欣賞,几個星期以后,那位加拿大將軍就被解除了職務。

  惡劣的雨季天气,也是一個令人談虎色變的難題。每年從5月份開始,在印度洋高空積聚了整個一冬的暖濕气流被強勁的西南季風攪動著,像千艘軍艦組成的浩浩蕩蕩的無敵艦隊,气勢洶洶地闖入南亞次大陸的万里晴空。太陽頃刻消失了,翻滾的濃云就如一座座沉重的大山低低地擠壓著地面。凶猛的暴雨像呼嘯的長鞭不停地抽打大地和河流,道路被沖斷,橋梁常常被卷走,低洼地變成一片汪洋。面對這樣惡劣的天气,無論是英軍還是日軍都認為在雨季季風時期是很難作戰的。因此,這里在每年5月至10月期間,除了一些小規模的戰斗之外,戰爭基本處于停止狀態。

  但是,蒙巴頓不同意這樣做。他認為,只要掌握足夠的工程部隊來開辟道路和加固橋梁,就能夠保持作戰的不間斷性。同時認為,恰恰是要利用敵我雙方對雨季不宜進行作戰的一般估計,使進攻能夠具有突然性,而這种突然性則又會彌補雨季作戰給己方造成的麻煩。早在离開倫敦之前,他已經要求專家們研制适合這种策略需要的特別裝備了。從開羅回來以后,蒙巴頓視察了斯利姆的指揮部,坦率地告訴他們,希望他們今后無論在任何气候下都能作戰。斯利姆對此感到振奮,其他軍官們則感到根本不可能。斯利姆的直接上級——地面部隊總指揮官吉法德將軍在听到這些話之后認為,蒙巴頓只不過是一通吹牛而已,因為他還沒有親身体驗過印緬地區雨季的可怕。然而,蒙巴頓還是堅持讓部隊做好雨季作戰的精神和物資上的准備。結果,在8個月以后的1944年的雨季里,斯利姆在印度的英帕爾無情地重創了日軍,從而證明了吉法德的看法并不正确。在東南亞盟軍司令部中擔任計划部門負責人的布賴恩·基明斯評論道:蒙巴頓在雨季作戰的決定“迄今為止一直被認為是不可能的,但是,盡管遇到了許多相反的意見,它卻是在這一地區擊敗日本軍隊的一個主要原因。”

  緩和与印度人的緊張關系,是蒙巴頓這段時間需要解決的最后一個主要課題。

  早在1921年蒙巴頓与威爾士親王訪問印度時,印度人民要求獨立的迫切愿望就給他留有深刻的印象:民眾群情激昂,學生紛紛造反,當地警察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如臨大敵。戰爭爆發以后,印度人不管是否愿意,都卷了進來,但是又不想為任務一方發揮作用。印度的主要政党——國大党譴責“一切帝國主義戰爭”,主張印度對于“英國的戰爭”不予合作,并深受日本關于“驅逐白种人,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之宣傳的蠱惑。1942年8月,國大党在孟買召開大會,通過“要求英國撤出印度的決議”,全面展開了不服從運動。英國殖民當局立即宣布國大党為非法,逮捕國大党全部領袖和積极分子4万多人,印度陷入一片混亂局面。与此同時,原國大党中的激進分子蘇布拉斯·錢德拉·鮑斯組織的印度國民軍,公開与日本駐緬軍合作,共同對付英國軍隊。鮑斯所屬的“自由印度臨時政府”還与日本達成協議,日方答應今后由日軍攻占的印度領土,將交由他的“解放地區行政委員”來掌管。

  蒙巴頓清楚,他的戰區在人力和物資方面要依賴于南亞次大陸,這里是他的后方。印度,作為大英帝國國王王冠上的“珍珠”,在是否允許它獨立的重大問題上,他無權決定。再說,戰爭期間提出這個問題也不适宜。但是,他現時能做的是,至少要緩和与印度人的緊張關系。在這方面他需要中國人的幫助。蒙巴頓在政治上是精明的,他知道在安撫印度人的反英情緒時,中國人說話的地位要比英國人自己有利的多,因為這兩個國家的境況几乎差不多。他請中國駐印机构的人員在各城市散發宣傳品,宣傳品中稱:“為了打倒人類公敵日本強盜,為了爭取各民族共同胜利起見,我們必須并肩作戰。要對世界各民族的安危禍福,視為一体;對世界正義自由之保障,更引為己任。現在,全世界陣線分明,一為德意日侵略集團,一為中英美蘇聯和全世界各族的反侵略集團,所以這一次戰爭為光明与黑暗之戰,自由与奴役之戰,正義与殘暴之戰!”并指出:“我們必須粉碎日寇一切無恥宣傳,日本已發動了這妄欲奴役人類的不義之戰,卻還公然欺騙我們說‘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南進是為了驅逐白种人,解放亞洲各民族’。這是何等卑劣無恥之班語,中國人不是亞洲人嗎?他們何以要處心積慮以侵略中國?要知道,在日本的心目中,亞洲根本不是亞洲人的亞洲,而是它所獨有私占的亞洲,不僅白种人應退出,非日本的亞洲人,都應該做它的奴隸牛馬!日本為了實現它那大亞洲新秩序,竭盡方法,挑撥离間我們各民族間的感情和意志,望欲拆散我們反侵略陣線的偉大集團,因此,在這場戰爭中,我們必須徹底粉碎日本的一切無恥宣傳,勿受其愚弄而為虎作悵,鞏固我們嚴整的抗戰陣容。”

  相同內容的話,由中國人說出來效果很大,印度人相信:同樣遭受過西方列強長期侵略和壓迫的中國人不會欺騙他們。因而蒙巴頓多次感謝中國駐印机构的宣傳工作,并承諾在資金和物資上提供保障。另一方面,蒙巴頓還覺得應當辦些實事使印度人感到滿意,起碼要改善一下英國人長期以來形成的掠奪者形象。1943年下半年印度自然災害頻繁,蒙巴頓認為,大規模的救援計划對于這里迫在眉睫的賑災工作是非常必需的。可是,他卻感到由于丘吉爾首相的頑固態度,難于把這种緊迫感傳達給白廳。因為丘吉爾認為給印度提供糧食,只不過表明了某些英國人對印度民族主義分子的“綏靖伎倆”而已,是對那些人鬧獨立的鼓勵。至1944年初,印度的饑荒已發展到危急程度。蒙巴頓致電倫敦:“除非立即制訂進口小麥計划,否則,他將被迫把軍用船只用于運送小麥。”這一威脅果然奏效,倫敦的決策者們只好同意派船搶運來自美國和加拿大的小麥,去援救印度的災民。他在這件事上贏得了當地人的好感,戰后不久蒙巴頓之所以能出任印度總督,也与這一好感不無關系。

  蒙巴頓緩和英國与印度人的緊張關系,目的是為了他的作戰需要。盡管總的說來他基本上實現了這一目的,但有時也遇到過麻煩。例如,當他提出要印度企業界把每月的降落傘產量從3.5万個增加到20万個時,得到的回答卻是這樣做將會占用民用市場的布匹。有人甚至怀疑說:“在這一切的背后是一种未曾表達的或隱或暗的想法,即在戰后使印度成為英國產品的市場。”蒙巴頓生怕引起新的糾紛,只好作罷。

  在阿薩姆鐵路問題上,蒙巴頓也遇到過聲稱代表印度人利益的當地殖民政府的抵制,但是這一次他取得了胜利。通往印度利多的鐵路是以前駐緬英軍及通過喜馬拉雅山向中國運送物資的重要通道。這條鐵路原本是為制茶業設計的,每天可以運送600吨茶葉,到1943年底時,它在印度的路段已每天提高到2800吨運量,但蒙巴頓需要它在此基礎上再提高3倍。當地政府反對如此大規模地提高運量,理由是一旦戰爭結束后,這條鐵路這樣大的運輸量會引起本地區的通貨膨脹。蒙巴頓請求倫敦直接干預,首相這次幫了他的忙,以軍事需要的名義命令當地殖民政府接受蒙巴頓的要求。于是在美國工程師的協助改造下,這條鐵路的“每日運輸量很快達到8000吨,即使在最惡劣的天气下,也不會低于6000吨”。

  到了1944年的初春,蒙巴頓和他屬下的部隊已經做好了和日軍作戰的准備。但是,由于他此前制定的几個主動進攻的作戰計划被拋棄,只好排兵布陣等待著對方首先進攻,這也正是蒙巴頓所期待的。恰好此時,1944年2月上旬日軍向著開發起了進攻,蒙巴頓數月的辛勞終于有了一顯身手的机會。欲知英軍能否抵擋得住日軍的這次攻擊,且看下章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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