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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布庫(Yambuku)的一位護士之死


  揚布庫,一個可能在全世界引起恐怖的名字。接到卡爾的電報之前,我從來沒有听說過它,卡爾在電報里描述說,一种不明的出血熱病在扎伊爾爆發了,已經有几個人死亡,新的病案正在繼續出現。因為卡爾此時仍在亞特蘭大,對他多少有些不利,他只能猜測那是一种什么病:“可能是拉沙熱、或黃熱病,或克里米亞岡果熱(crimeanCongo),或者也可能是瑪爾伯格病毒(Marburg)。
  不管是哪种病,有一點很清楚:它傳染迅速,致人死命。患者鼻子、牙齦出血,有時身体其他部位大量出血。嚴重下痢,使病人脫水,皮膚干薄如紙,眼眶下陷。大多數染患者數日內便死亡。一切治療方法都試過,全無效。各种抗生素,都無濟于事。維生素也不起作用。用輸液的辦法來補充患者体內的水分流失,也無效,這种疾病使患者血管內膜滲透,輸入体內的液体實際上在体內就把病人淹死了。還有很多病人住在很難通往的偏遠地區,根本不可能得到治療。
  我為拉沙熱特地赶來塞拉利昂。拉沙熱是一种病毒性出血熱,1969年首次在尼日利亞被鑒定。后來傳播到利比亞,接著又傳到塞拉利昂。在西非以外則從未發現過。譬如,在扎伊爾,它可以產生像卡爾描述過的那些症狀:發燒、出血、浮腫、休克和痙攣等。另一种比較明顯的可能是瑪爾伯格病毒。瑪爾伯格病毒也叫綠猴病(Green MonkeyDisease),其特征是高燒、出疹、吐血、嚴重下痢。它得名的由來是它在德國的瑪爾伯格(后來屬南斯拉夫的貝爾格萊德(Be1grade),使好几位實驗室工作人員喪失了生命。在電子顯微鏡下,瑪爾伯格病毒一點也不像其他人類或動物的病毒。人類的病毒通常是小而圓,或顯橢圓形的微生物,而瑪爾伯格病毒則是長長的蛇形,帶著奇怪的環圈和卷曲。由于它的外形如此恃异,有些人便推測說它是外星球上來的。31位感染病人中,有7位已經死亡。
  不過,到現在為止,瑪爾伯格僅僅在1967年發生過一次,已經快十年了。后來就消失了。出現得神秘,消失得也神秘。据信,該疾病起源于從烏干達進口的綠色猴子,凡感染此病的患者都直接接触過那些猴子的血液和組織。后來“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位研究人員曾到烏干達去調查,要找出這种病毒的可能來源,以及是否确實是猴子傳播的。那次調查未能得出任何确定性的結論。
  瑪爾伯格病毒和拉沙熱兩者的死亡率都很高,但仍不及這次在扎伊爾爆發的那么高,通常只有大約15一30%的染患者死亡。現在,在揚布庫出現的不明病毒仍然有可能是瑪爾伯格病毒。但是,假定它根本不是瑪爾伯格或其他卡爾提到的任何病毒,假定這是全世界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一种疾病。
  那未,怎么辦?
  卡爾在電報中寫道:“如果我們被授權前去調查,你愿意參加嗎?”
  我非常樂意,別無他求了,我在扎伊爾教過書。我在听起來很像揚布庫的一些村庄里度過好些年。我懂法文(此地人廣泛使用法語)和几种地方方言,我從來沒做過這樣陌生、對之一無所知的工作。迄今我的經驗主要在于細菌學性的疾病如鏈球菌炭疽病、麻風病和腦膜炎。只是最近才參与出血熱的調查。幸運的是時間問題在塞拉利昂并不那么緊迫。拉沙熱在那里總是有的。如果對扎伊爾的探索開始進行的話,我可以暫停眼下工作站的工作。
  目前,無事可做,唯有等待。扎伊爾政府尚需研究一番才能決定是否准許我們此行。這是很平常的。各國政府很少迅速承認其國內人民陷于政府無能控制的疫病危害之中。一旦承認,便會使其國內旅游業蒙受嚴重損害,經常陷入混亂。只是,以扎伊爾的情況來說,國民經濟由于政府推行私人工業國有化的誤導,業已調敝不堪。至于旅游業,扎伊爾沒有什么可以損失的,几乎沒有什么旅游者前來旅游觀光了。旅游者對貧困的人民,破爛的道路,和商店空空的貨架,一般都不感興趣。叛變士兵殺害學校教師和其他受過教育的國民、以及傳教士等等的故事也已不能吸引旅游者。扎伊爾現在是和平安靜了,但卻是死者和正在死亡中的人們的和平安靜罷了。
  卡爾許諾讓我及時了解揚布庫的最新情況。与此同時,假定扎伊爾政府最終同意我們前去調查,我便离開塞拉利昂前往那里繼續我做的准備工作。現場調查是一种即時的隨机應變的事。像碰上在非洲心髒地區出現奇特疫情這樣的情況,肯定可以得到無限的基金來源。美國人民夜里不能入睡,擔心他們是否將被拉沙熱的噩耗惊起。向“疾病控制中心”這樣的机构提供基金,往往直接与某种特殊疾病在美國人口中引起惊恐的程度成正比。疫情出現的地方愈靠近美國本土,你就越發可以相信美國國會將撥款去進行調查。當埃波拉病毒對弗吉尼亞州的費爾法克斯縣形成威脅時,國會就真的撥款了。就我們眼下要去調查的病毒來說,那還是遙遠將來的事。
  在缺乏足夠基金的情況下,我啟程往塞拉利昂之前,卡爾和我构建了一個第四級病毒“現場隔离室”(輕便的實驗室)。我們設計的這個實驗室是一個密閉的小屋,能夠在里面處理易傳染的物質而沒有感染的危險。它只是一個小間,四壁開了孔口,里面放有黑色乳膠大手套,可以伸進雙手和兩臂。雖不能确切地稱這是高科技,然而跟我們一起工作的那位工程師确實做得非常精巧。實驗室就架在一張4X8的膠合板上,這塊膠合板的作用是支承每個棱角上的鋼杆。實驗室置于塑料气囊內,一拉就折疊起來,易于搬運。塑料气囊跟外面鼓風机裝在一起,鼓風机將气囊內空气抽出,囊內呈負壓狀態,這樣就确保即使塑料气囊出現漏躥,傳染性物質也不會泄漏出來。囊內抽出的空气經過高效粒子過濾器過濾,可以濾出像病毒一樣小的粒子。麻煩在于那些手套用起來很不稱手。后來我們認識到最大的危險并非通過空气意外地將那些病毒吸人体內,而是由于手指被污染過的針頭或其他鋒利的器械刺破所致。又過了一些時候,我們明白了真正危險所在,就改為在敞開的工作台上處理從塞拉利昂拉沙熱患者身上取來的樣品,這樣就能比較容易地保護我們的雙手。然而,直到這時,我們還不清楚我們將要處理的是什么類型的病毒,它是怎樣傳染的。真正的可能是空气傳播的細菌。
  10月19日,當我仍在做前往扎伊爾的准備工作時,“疾病控制中心”的卡爾·約翰遜(Karl Johnson)和帕特里夏·韋布(Patricia Webb),在英國波登當(PortonDown)的厄尼·鮑恩(Erie Bowen)以及在安特衛普(Antwerp)的斯蒂芬·帕廷(stefan pattyn)和吉多·格朗(Guido Vander Grocn)都從死在揚布庫的一個病人的血液中成功地分离出了一种病毒。他們說,這种沒有命名的病毒,跟瑪爾伯格病毒外觀很相似,細絲狀的曲屈成奇怪的環圈,但是對瑪爾伯格病毒的診斷試劑卻無反應,它似乎應是瑪爾伯格的親屬,但是卻更加致命。比瑪爾伯格更加致命,几乎比人類所知的任何其他感染都更加致命,來自扎伊爾的這种病毒在實驗室內裂破組織培養細胞,增長速度惊人。
  盡管當時還沒人知道它,這种病毒已向南方扎伊爾的首都進軍了。比利時一位修女的血液中帶有這种病毒。曾經在揚布庫一家醫院工作的邁里安(Myriam)修女住入金沙薩的恩加利馬醫院(Ngaliema Hospital),看護她的是一位名叫馬英嘉(Mayinga)的護士,非洲人。不久,馬英嘉也開始出現了早期症狀:發燒、頭疼、精神欠爽。她曾經看見過這种疾病,又听說過內地有關該病的可怕故事,她惊恐万狀,這是我們大家都能理解的。她心神錯亂,惶惶不安,在金沙薩市內到處亂走,尋找醫生,又到急診室去求醫,卻不敢面對可怕的現實,只盼望醫生告訴她沒事,不過是瘧疾,別擔心。由于她出入于候診室和門診部,她就冒著將此病毒傳染給周圍人們的危險。對此她很少懂得。身上的症候使她坐臥不安。她的情況越來越糟。
  人們不知道她首先注意到的是什么,頭疼?發燒?吞咽越來越困難?咽候后部劇烈疼痛?她被這一現實嚇坏了,繼續對自己否認得了這种病毒,但是又拼命地尋求得到确證,一個普通的解釋。瘧疾,一定是瘧疾。人們總是害瘧疾的。漸漸就痊愈了。
  可是馬英嘉得的并不是瘧疾。
  終于,她不能再走動了,住進恩加利馬醫院。她正是在這所醫院里染上了這种病毒的。住院以后,她馬上就成了醫院工作忙亂的中心。醫生們赶忙為她注入從得過瑪爾伯格病、康复后病人身上取來的血漿,抱著一線希望,但愿能有一點療效。凡在醫院或市內任何地方与她接触過的人一律隔离起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從她血液中分离出的病毒后來竟成了她對人類的遺贈。我們后來對此前所不明的病毒及其對人体影響的一切實際知識,都來源于她的血液。10月19日那天,當科學家們在亞特蘭大和歐洲鑒定出這种病毒時,我正走出我在塞拉利昂鄉間的往處,看見一輛貨車停在附近,司机向我走來,問我知不知道約瑟夫·麥克科密克醫生。我說我就是。
  他遞給我一封美國大使館的信,說:“這是給你的。”正是我一直盼待的信息:WHO(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衛生組織)已得到扎伊爾政府准許去進行調查。給我的指令是立即前往金沙薩。我請司机把我給大使館的回信帶去,要求幫助安排一張机票。惊險的經歷就要開始了。
  卡爾,當然比我先走一步。他同“疾病控制中心”新近聘請的流行病學家喬爾·布雷門(Joel Breman)一起已經到了扎伊爾了。他們在亞特蘭大飛往金沙薩的班机上遇到一位后來在調查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比爾·克洛斯(Bill Close),他是扎伊爾的,也可能是全非洲的,最大一所公立醫院院長瑪瑪·那摸(Mama yemo)醫院的院長,身高大約五英尺半,腦袋又大又圓,身軀比較肥胖,精力旺盛,是個理想主義者,又富人道主義精神。我第一次遇見他時,他不停地抽煙。工作認真,從不懈怠。他講法語像巴黎人,在某些場合他的用詞帶有一种急躁而又尖酸的語气,他是個空想家,60年代早期,扎伊爾獨立之后不久掀起的道德振興運動鼓舞他來到扎伊爾。很少有人會把自己的家庭遷人并定居于一個戰爭中的第三世界國家。比爾不像絕大多數其他人那樣。在他看來,扎伊爾正是空前的大好時机去實現他的理想,做一些令人鼓舞的事。直到今天他還是抱著這樣的信念和目標生活著工作著。比爾的激昂愿望是到一個戰區中心地帶旅行,看看自己能提供哪些幫助。當時礦藏丰富的加丹加省已經是個戰區中心地了。他不卷人戰事中的任何一邊。這對于他是個精明的決策。他只對醫療受傷人員發生興趣。在危險面前,比爾無畏地繼續為病者和傷員做手術,有時在槍口下替士兵動手術,一般說來,我想他可能獲得了比預期要多得多的興奮和激勵。那場沖突的确使他有机會遇到一位后來成為有用的朋友的人,就是雄心勃勃的蒙博托·塞思·塞科(Mobutu hse Seko)上校。蒙博托后來掌握了扎伊爾政權(迄今仍掌握著),起初是精明地、后來又結合殘忍与貪婪來統治這個國家。然而后來事件證明,与蒙博托的結識不僅對比爾有利,世界衛生組織也獲益良多。卡爾和喬爾認識到他們要把工作做好,有比爾的幫助情況就好得多。在那個文犢主義嚴重,任何事都難很快辦成——或根本辦不成——的國家,只要蒙博托一句后馬上就成了,如果不順從他的心意,就要付出巨大代价。
  到了金沙薩后,卡爾率領世界衛生組織的一些成員留了下來,由喬爾帶一個先遣小組前往北方几百英里以外的揚布庫地區。長時間高速飛行后的疲勞尚未恢复,喬爾同他的從法國和扎伊爾來的同事們便立即登上另一架航机飛往內地去了。
  他們一去就沒有音信了,跟他們的一切聯系全斷了。
  就在這時候,正當卡爾即將在金沙薩進行業務活動時,消息傳來,說馬英嘉已經死了。現在,無可諱言:那無名的疾病已經來到。很少人相信馬英嘉只是唯一的一個遭難者。
  所有這些,我全然不知,還在努力想法要從塞拉利昂前往金沙薩。這并不是簡單容易辦到的事。我冒險乘坐一架塞拉利昂的航机,避免坐那顛簸難受的八小時旅程的汽車,來到弗里敦。接著的問題是弗里敦還有沒有飛机可乘。往來非洲,向最好的情況說,也是一种碰運气的游戲,航班時間沒有保證,常有意外情況。現在,我們如要從非洲這一國家到非洲另一國家,我們常常先繞道飛回歐洲,然后再從歐洲飛往,既方便,又舒服,且安全。我那次之行,則無此條件,時間太緊了。非洲客机的時間表,出名的不可靠。尼日利尼和加納的兩條航線被公認為非洲最可靠的了,也只是在适合他們的時候起飛,极少注意按時間表行事。在某机場肮髒的候机室里等上一整天,是稀松平常的事。使事情變得更复雜的是很少几個非洲國家跟塞拉利昂建立了外交關系,這就使獲得必需的簽證絕無可能。
  即使直飛金沙薩的航班沒有問題,我中途還得先在象牙海岸的阿比讓(Abidjan),然后在喀麥隆(Cameroon)的杜阿拉(Douala)兩地逗留。我沒有這兩個國家的簽證。此外,還得在上述某一地方尋找過夜的住處,要當心我的輕便實驗室的安全。這要靠我的机智以及海關官員的高興。
  阿比讓的海關官員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到象牙海岸來有什么事?他問我。我試著說明:我只需為我自己和我的實驗室找一個地方過夜。他又間:那么為什么沒有簽證呢?我編了一個表面上說得通的故事,告訴他在弗里敦無法搞到簽證,因為象牙海岸在那里沒有大使館。我接著說明扎伊爾爆發了疫病,需要我馬上到那里。這難道不好理解嗎。原來他要小費,故意刁難。這是個原則問題。我不打算給他小費,盡管他的要求是在他的合法權利范圍之內。我怀疑象牙海岸是否有人指望能這樣通過美國移民局官員的檢查。作為美國政府的官員,我從未想過采取賄賂這樣容易而且慣例的辦法來解決問題。我想這里是非洲,如果我不斷地磨他,終歸能使他讓步,至少可以讓我有張床過夜。最后他不再堅持了,但并不完全情愿。
  “把你的護照交給我保管,”他堅決要求。
  我不愿交出我的護照。美國護照是有价值的商品,非常值錢,如果交出了,那就做了一件极愚蠢的事。于是我拿出世界衛生組織發的疫菌往射黃卡代替護照遞給了他。他仔細看了會儿,似乎考慮怎樣處理它,最后拿定主意,認為這卡看起來真是正式官方的了,并且知道我在西非進一步旅行還會需要它,就聳聳肩、揮手讓我過關了。
  在喀麥隆我不得不重复了在阿比讓經歷的那一套。等我終于到達扎伊爾的首都時,已是10月23日了。那里的机場,跟我年輕時記憶的完全一樣:貪污盛行,喧鬧混亂,旅客像逃亡者似地在裝備良好、訓練很差的士兵造成的黑暗恐怖气氛中移動。雖然我沒有到扎伊爾來的簽證,但有一份世界衛生組織邀請我參加這里疫情調查的證明文件。但那不關緊要,我一說明此行的目的,便毫無阻攔。机場里人人都熟悉這里爆發的疫情,馬英嘉之死人人更加知道。他們都不愿在辦理手續上糾纏。唯一的障礙在于我帶著輕便實驗室通過海關。
  海關官員見到我攜帶的東西,便對我說道:“Qu,est一ce一que vous pouvezfairepour moi aujourd'hui?”(“今天能替我做點什么嗎?”)
  他的暗示非常明白。我對他說,我的實驗室對他沒有用處,如果他要保存它過夜,等我從世界衛生組織找一位代表來取出它時,他的飯碗就要丟掉了。他有點垂頭喪气,可是他知道他今天要特別發財的好夢和兩杯特好的Simba啤酒全完了。只得放棄。
  從海關出來,困乏,等待。卡爾派小組里的一個人來接我。我一坐進車內,他便說道,“坏消息。”
  “疫情已在這里傳播開來了,人們陷于一片惊慌,恩加利馬醫院已成了隔离醫院。”接著他轉過身來朝我慘然一笑。“歡迎您來到金沙薩,麥克科密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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