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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了海關，三十分鐘后我乘車穿過金沙薩擁擠的街道。自上次离開以來，此地竟破落到這等模樣，使我惊愕不已。我沒有發現明顯的恐慌跡象，但是我确信我身邊走過的每一個人都知道發生了什么。他們也許還不知道馬英嘉這個名字，但他們一定全都听說過有關“揚布庫一位護士”死亡的傳說，它一定令人毛骨惊然。因為如果他們相信實際上市內任何人都能被愈染，那就會自然地怀疑每一個外來的陌生人有罪，直到這陌生人被證明為無辜。麻煩的是無法證明某人無辜。今天金沙薩有一個人死于這种病毒，而明天死的人數可能是十五到二十。沒有人能搞清任何事，人人害怕。 世界衛生組織的小組人員住在比利時政府派住金沙薩的合作代表團的駐地，名叫福梅特羅（Fometro），也即熱帶醫學研究所（Fonds Medical Tropical）的所在地。這地方有點像賓館、倉庫、汽車停車場之類的，也是合作代表團的醫學研究項目規划中心所在地，瑪瑪那模醫院便是該中心經辦的。迄今，瑪瑪那模醫院沒有檢驗出這种新病毒的任何病例。比爾·克洛斯及其全体醫務人員并未冒險一試，這所醫院有兩千張病床，有兩千病人住院，每天還有一百個嬰儿在這里出生，万一有這种病毒感染爆發，對這里便是极大災難。比爾組織了一個隔离体系，旨在确保任何感染疫病的人都能收容。凡新住院病人都要經過仔細甄別，檢查有無這种疾病的任何症狀，一經發現，便立即轉移到一個特殊病房，以便進一步仔細監護檢查。 瑪瑪那模醫院迄未檢驗确認出這种病毒的案例，恩格利馬醫院則不能這么說。一個病人感染了，另一個病人死了，于是隔离格外嚴密。有一個病房，叫做“1號病樓”，被指定為病人隔离區，但是，醫院內部行動并不禁止；第二個病房，“5號病樓”，划為接触過病毒患者的本院醫護人員隔离專用。不下37人被官員們驗明曾接触過馬英嘉。一位名叫瑪格麗塔·艾薩克森（Margarita lsaacson）的南非醫生負責隔离檢疫工作。她是個身材不高，精力充沛的婦女，戴著大眼鏡，遮住了半個臉。据說她曾經是一名以色列傘兵，善于發號施令并要求絕對遵從。她在高度負責的气氛中進行了檢查。醫院里的恐慌气氛是明顯的。病人的眼神中就帶著問題：你有嗎？我有嗎？我已經快要死了嗎？ 在這樣環境下，意志堅強的艾薩克森醫生做出了非凡的工作，控制了恐慌。在像金沙薩那樣的城市里，要做成任何一件事都是很困難的。要保持隔离，自然是很可怕的事。除嚴格注視被隔离起來的病人之外．她還要保證病人有吃的，讓他們的家人知道他們的狀況。使艾薩克森醫生顯得更突出的是她決心确保那些家屬不得進入隔离區。這在非洲是前所未有的。病人住進醫院后，其家屬實際都隨病人一起住進醫院。住院病人畢竟不能依靠醫院供給飲食。通常連基本的看護也指望不上。這一切都習慣地落在家屬身上。因此，艾薩克森醫生禁止家屬探視是空前的舉措。 每天早晨，家屬們總是等候在醫院人口處外面，直到某位負責人出來，于是就詢問了：醫院為什么不讓他們探視住院的親屬、誰管病人有足夠的東西吃？如果万一病人情況惡化，沒有親人在旁慰藉，后果怎么辦？艾薩克森醫生親自會見那些家屬，她向他們懇切說明她非常同情，“但是我無能為力，在不再存在感染危險之前，你們決不能見他們，難道你們也要染上這病嗎？” 不，他們并不要。問題似乎解決了，似乎達成一定的理解。但是第二天那些家屬又來了，還是那些老間題。艾薩克森醫生再一次跟他們談話，讓他們知道決不能去見住院的親人。隔离是絕對的。 我抵達金沙薩還不到24小時，就奉命出席世界衛生組織小組成員和扎伊爾政府衛生部官員們的會議。衛生部的那些官員全部听卡爾指揮。卡爾領導全体，指揮有方。他在傳染病學方面的造詣比小組中任何人都高。他在拉丁美洲領導進行的流行病調查的經驗使他對外國文化特別敏感。如果沒有這樣的敏感性，他就不可能那么和諧協調地安排處理在揚布庫爆發的那場疫情。 卡爾雖是大家公認的領導，但小組會議通常總由衛生部長恩格韋特·基克赫拉博士（Dr.Ngwete Kikhela）主持。基克赫拉博士身材矮小，圓臉孔，善于辭令，曾在比利時和加拿大留學，攻讀公共衛生學。他也能說一點英語，但還不能跟外國同事用英語自由交談，每當談到傳染疫病或處理复雜的疫情爆發時，他就完全不知所云。雖然熱心合作，他顯然是期望世界衛生組織派來的這個小組幫助找出解決他國內危机的辦法。這畢竟也是我們份內的工作。 但是小組其他成員，特別是那些比利時人。經常鬧些爭權的角逐。他們雖是前殖民統治者，自以為一一也許是正确的一一對扎伊爾的政治和文化比我們這些人知道得多。因而自封為扎伊爾的保護人。問題是他們根本沒有能力來指揮這樣的調查工作。于是他們就變而發泄他們的不滿，對他們不同意的決定，就跟他們的德國甚至少數美國同事在背地里滴哺咕咕。無論怎樣那病毒并未潛藏、不露聲色、讓我們有時問去解決我們之間的細微分歧。我們畢竟處于戰斗狀態中，要消化吸收能夠獲得的每一則信息，來了解內地發生的情況。我們知道這种病毒的新病案仍在繼續出現。但是次數多少？多少人已經隔离？是否已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防止疫情傳播的措施？ 我們還有另一問題需要解決：喬爾·布雷曼率領的前往疫情現場的先遣小組出了什么事了？按理說，他們早已該來到揚布庫了，他們到達金沙薩几小時后就被送上飛机前來此地了。我們很擔心他們。那地區什么事都可能發生。我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离開金沙薩后，該小組飛進本巴（Bumba），揚布庫南邊大約八十英里的一個港市。但那是五天以前。迄今沒有他們的信息。考慮了一下，我党得可能有一個相對簡單的解決辦法。根据我在扎伊爾的經驗，跟這個國家的任何人接触，最好的辦法是通過傳教士。傳教士們在非洲有他們自己經營的高效率的“叢林電訊”，在扎伊爾也不例外。在金沙薩調查了一下，我獲悉北美教會組織在离揚布庫不太遠的地方設立了一個野外工作站，他們有一台無線電用來跟金沙薩的同事每天聯系。第二天早晨我便來到金沙薩教會組織的辦公室，守在無線電旁等待揚布庫方面來話。跟那邊的傳教士一接上話，我就向對方說明我們遇到的問題，詢問傳教士中能否派人搜尋喬爾·布雷曼和他的小組其他人員，或者把他們找到無線電前來，如果辦不到這些，能否查出喬爾·布雷曼那些人出了什么事了？ 對方向我保證，當晚一定有人用無線電給我回話。 12個小時后，我回到傳教士組織中心。有了好消息。已經找到喬爾一行人了。每個人都很好。喬爾明晨將親自來話。那時，我對喬爾還不太了解，后來彼此都很熟悉。喬爾身高六英尺以上，講話嗓音甜美，典型的男中音，使你聯想到廣播電台的深夜節目播音員。為人老實，不搞圓滑作風。他渴望的莫過于攻克咄咄逼人的威脅性的挑戰，所以他放棄在密執安州任公共衛生官員的職應來參与這偏遠貧困地區的調查。他的法語講得很流利，盡管明顯地拖著腔。他曾在前法屬西非多年，試圖制止天花流行。他對非洲文化有很好的理解：當我們終于能夠直接通話時，喬爾向我講述了他的小組离開金沙薩以后的遭遇。 “扎伊爾空軍把我們甩下了——真是這樣”，他說，這事是到達本巴之后。“飛机在机場跑道上降落后，駕駛員不肯關机，一個像自行車打气筒的東西就能使它伸高四十英尺。此外，天線頂端還裝了兩條電線，可接收微弱的無線電信號。無線電本身插入吉普車的電池。它運作了，真叫我高興。至少，我在金沙薩試用它時，它确實運作了。我到達目地后：——無論是哪里，它能否同樣很好地運作，就難預料了。 當我們做好准備，即將离開金沙薩的前兩天，消息傳來，揚布庫的疫情已顯得減弱了，但是沒有人能肯定危險是否已經過去。就我們所知，這种疾病可能仍在叢林中蔓延。這個消息使得我們更有必要在疫情傳播的蹤跡沒有消失或在農村廣為傳播發展到不可收拾之前，盡快在金沙薩再有一個調查小組。 終于，出發北行的日子到了。那是10月30日，正是我到達金沙薩一周之后。一大早，三個小組的成員一一揚布庫小組和另兩個人數較少，一個由西蒙帶領，一個由我帶領的小組——都來到了恩吉利（N’djili）軍用机場，等在那里看著机場工作人員將三輛吉普車，四十桶內燃机燃料，几箱軍用品糧食和其他所需物資裝上C一130飛机。我看著看著，突然一种熟悉的不安的思緒——焦急与興奮的期待相交織——涌上心頭。在這以前，我從來沒有做過現在這樣的事。很難料前景如何。不能等待，就要啟程了。 不幸，我們卻必須等待。 我們坐到飛机一側折迭式小座位上后，滿怀信心地等著飛机馬上起飛。毫無動靜。 引擎沒有發動。机身紋絲未動。我們又等待了好久。還是沒有動靜。終于，耽擱的原因清楚了。外邊柏油路上，空軍司令員正在同本机飛行員談話，必須等他的上級朋友——也許，他打開C一130的后門，叫我們帶著自己的東西赶快离開，我們一走下飛机，他們馬上就飛走了。” 他們在前往揚布庫的途中，喬爾繼續說，遇到村庄便停下來詢問有沒有人病了。雖然他們沿途沒有發現新的病例，但是村民們卻顯然知道疫情的危險。人們紛紛跑來，擠在他們車子周圍，被這种疾病嚇呆了。許多村庄自己搞起了隔离檢疫。陌生人不得進村，本村居民出外時間長了，回來后也要檢查有無疾病症狀。過去多年防治天花的經驗，村民懂得了這种強制檢疫的必要。 喬爾一行人抵達揚布庫以后，發現那里已陷入一片混亂之中。醫院里的人已經逃空了，醫務人員中不少人已死于這种病毒。自以為接触過這种病的扎伊爾人全都跑回自己村里去了。留下來的人在恐懼中等待著弄清自己是否受了感染。比爾·克洛思在他后來寫的小說《埃波拉》中對這番情景作了很好的描述。雖然是小說，它對揚布庫那場疫情爆發的記敘，事實上是對1976年那地方發生的一切事件的最佳研究与最准确的記敘。喬爾告訴我，他怀疑揚布庫醫院不但遠非病人的庇護所，實際上還助長了這种疫病的傳播。滅菌技術——尤其是反复使用同一皮下注射的針頭一一無疑是傳染的主要媒介之一。“我們仍听到新的病例發生，”喬爾說，“問題在于我們不能斷定它們肯定就是這一特殊的病毒。由于醫院倒閉了，人們不再來揚布庫了。他們躲在他們的村子里，因此對形勢很難作到全面的了解。” 結束這次通話時，我對喬爾說我們將同扎伊爾軍方聯系，試圖請他們派机到本巴去把他們接回來。但是，想找人飛往本巴，可不容易。就扎伊爾軍方官員來說，以為這种病毒是空气傳播的，他們只要在本巴吸口气，就得死亡。更糟的是我無法使他們确信喬爾一行人中沒有一個人受感染。于是我們就轉向比爾求援。 雖然我剛認識比爾不久，我卻很信任他，我覺得在組織管理方面他是一個天才，否則怎么說明他主辦瑪瑪那摸醫院的功效呢？在一個到處貪污腐化的國家里，他拒絕容忍懶散与低效率的作風。此外，他還是個樂觀主義者。當初激勵他首先志愿到血腥的叛亂中心行醫的理想主義熱情，至今仍在。如果換了別人，在如此緊張和挫折下碑就會放棄努力了，所以，當比爾會見蒙博托后回來告訴我們說將派一架飛机去接回我們的調查人員時，我并不惊訝。即使如此，駕駛員飛抵本巴時仍拒絕走出飛机，布雷曼一行人登上飛机后，飛行人員堅持要他們盡可能地离座艙遠些。 我到達金沙薩的第四天，就傳來更多的坏消息。這次，不是金沙薩，也不是揚布庫來的消息。這种病毒在揚布庫爆發之前就已明顯地沖擊了蘇丹南方地區，在揚布庫東北大約五百英里。那里爆發的疫情跟導致揚布庫數人死亡的疫情完全一樣。這兩個疫情是親屬關系嗎？由于蘇丹爆發的疫情早于扎伊爾的疫情，我們的結論只能是：如果兩者有關聯的活，那未，這种傳染一定起源于蘇丹。如果那樣，它一定經由西南，越過邊界，沿著利文斯頓博（Dr.Livingstone）于18世紀70年代勘探出來、至今很少變動的那條路線進入扎伊爾的。應當有人去那邊（盡可能接近蘇丹邊界）看看這兩种疫情之間是否存在聯系。接著我又想：我何不親自去一趟呢？ 卡爾不反對我的決定，小組其他人也不反對。可能是因為沒有別人愿去。我要去旅行的那地力跟地球表面任何偏遠地方一樣偏遠。在那地區之外很少有儿個人能想得出那里會有些什么。我找到一份米什林繪制出版的該地區地圖（Michelin map）帶在身邊，估計會有幫助。后來我認以到那一定是卓越的樂觀主義者繪制的。這份地圖更多的是憑信心而不是依照制圖法繪制的。地圖上寫的建議并不令入鼓舞：“凡是沒有清楚路線的地方，向導和導航器材是必要的。單車走這條路最不明智。”這說的很好。接著是這樣引人興趣的話：“本圖中描繪的國際邊界不能認作可靠。”作為有聲譽的地圖制作人，寫出這樣的話，無疑是承認繪制的不幸失敗。 我正在邊界勘探時，小組大部分人員部集中在揚布庫，研究后來的病例。如果一切順利，調查人員也可能會成功地限制傳染的擴大。与此同時，世界衛生組織小組另一成員，比利時嗜眠病專家西蒙·紐文霍夫博士（Dr.Sinlon Van Nieuwenhove）也計划沿豪特扎伊爾省（tlie Prorince of Haute Zaire）境內更靠南邊的一條路線出發，去那些有鐵路等公共運輸服務較好的地區。在那里，埃波拉病毒可能傳播得更快。但是該病毒將遇到很大阻礙。第一，要到達那地區，就必須先通過我現在正要去的那個偏遠地區；第二，鐵路的速度跟蝸牛爬行一樣緩慢。它的出名的遲緩簡直成了傳奇。有一次我們托鐵路上運送一桶柴油補充我們的燃料供應，竟始終沒有送到。 我們出發往北方進軍的日子越來越近，福梅特羅天天開會，情況越來越緊急。一大堆困難亟待克服。如何捕捉那些可能變為傳播病毒的動物和小虫？對揚布庫爆發的疫情究竟應該如何調查？現場實驗室應采用何种工作方法？另外，還有一個問題總在我們腦子里素回著：如果我們小組中有人染上了這种病毒，那該怎么辦？ 日子在緊張地准備生活用品和必需的裝備中消磨了。我們需要小玻璃瓶、注射器、橡膠手套，和其他用品；還需要吉普車和燃料。北方會沒有燃料，我們必須帶足自己需用的燃料。經濟上，扎伊爾已陷于困境。過去，她是比利時的殖民地，稱為比利時剛果。自1960年贏得獨立以來，一直努力爭取自力更生。到了1976年情況變得更糟，主要原因是三年前政府將私人企業全部沒收，改為國營，以致整個國家經濟趨于崩潰。像大部分非洲農村一樣，內地沒有電，1976年間實際上連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如蜡燭，也買不到。情況如此之凄慘，農村很多地方連啤酒也沒有。啤酒成了非洲經濟盛衰的晴雨表。啤酒沒有了，表明國家經濟景況一躡到底。 金沙薩的情況略微好些。但我們仍難找到我們需要的供應物品。比爾和他的瑪瑪那模醫院的同事一一夫婦倆人，原來是英國軍隊里的獸醫——很有辦法，幫助我們買到了所需的一切。另外，美國大使館又提供我們真空罐裝軍用口糧。那些罐頭必須用鑰匙才能打開，實際上是過時的物資了。我得到的一份，其上標注的日期是1945年或更早一些。我想，也許1945年是制造軍用口糧最好的一年吧。 我們另一主要關切的問題是在我們小組成員之間建立某些聯系的方法，以免重蹈喬爾·布雷曼的覆轍。傳教士組織中心再一次幫了大忙。金沙薩的比利時天空教傳教士有一种專門聯絡的裝置愿意供我使用。那是一台只用一個單邊帶的收發机，只需一節12瓦的電池就可操作，天線就裝在我的吉普車后面，用 們是親戚一一到來跟我同乘這趟飛机，飛机才能起飛。他還堅持讓我們替他帶些供應物資一一他要發給本巴的。沒有人會反對。這類事情已經成了慣例了。在扎伊爾，任何人手里掌點權，干這种勾當，极少感到內疚的。如果手里有權不利用，就等于失去了權力一樣。 我們終于起飛了，兩小時后便到達本巴。飛机在紅土跑道上剛停穩，人群便跑了出來察看發生了什么事。大多是儿童。他們大張著嘴看著飛机上卸下的物資，這在本巴是罕見的。一架運輸机的到來，确是一件大事。 我們飛行的第二站是基桑加尼（Kisangani）。到達時已是下午很晚了。這個城市离赤道很近，剛下午六點，夜幕就降臨了。這意味著時間很短了，只能卸下兩輛吉普車和那些物資，還得要找過夜的地方。當地天主教會提供給我一個住處。我一走進里面，看見一張長方形大照片，照片中人物是以前在該教會工作過的傳教士們。他們都是十年前被扎伊爾的叛變士兵殺害的。這張照片提醒人們：使這一地區變成這么危險的不僅是疾病。 這种病毒不能長期無名，給它命名的榮譽落在了卡爾身上。盡管揚布庫似乎可以為名，卡爾不以為它是個響亮的名字，也許他不想給這個小鎮再增添任何污名了。他研究了一地區的地圖，注意到楊布庫附近有一條河流，于是便決定以該河的名字命名這种新病毒一一埃波拉（Ebol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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