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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的排泄物會否是埃波拉病毒的載体呢？如果是，病毒又怎么在蝙蝠体內生存呢？那就得假定病毒相對說來對蝙蝠無害，而對于人類和其他靈長類動物則是致命的。這并不是不可能，因為我們現在知道不同病毒有不同的适應性。但是要證實蝙蝠要對蘇丹或任何其它地方的埃波拉病毒負責就困難了。我們沒听說過蝙蝠与扎伊爾的埃波拉病患者接触的報導，但由于非洲到處都是蝙蝠，這也不能說明什么。 猜想棉紡厂是恩扎拉瘟疫的傳染源并不能說明它一定就是。要解開這個謎，必須進行廣泛的調查以證實蝙幅是否載有病毒。我當時不可能大量取樣測試蝙蝠是否廣泛受病毒感染以致傳播該种疾病，或者是它們沒受過感染。几天后到達的世界衛生組織蘇丹小組收集了几只騙幅，然而樣本不夠，他們不僅沒能分离出埃波拉病毒，也未能說明任何一只蝙蝠与過去曾發生過的瘟疫有關。由于人類很少從自然載体中傳染上疫病，所以不論病毒來自什么動物載体，病例也不會很多。1978年，卡爾·約翰遜一行對非洲的叢林野獸進行廣泛搜尋以發現埃波拉病毒的載体時，曾對各种蝙蝠及其他獸類作過試驗。后來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United State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Infectious Diseases，USAMRIID）的吉恩·約翰遜（Gene Johnson）又曾對一可疑的蝙蝠洞穴進行過一次徹底的閃電式調查，他掌握的原材料比我們多得多，但也毫無成果。 瘟疫能否從蘇丹進入扎伊爾，對此我是有怀疑的。假若病毒是由蝙蝠攜帶的，那絕不會只是一只蝙蝠而已，如我在此之前說過的那樣，人類的交往也不像是傳播的渠道。誰會千里迢迢地從恩扎拉到揚布庫去呢，他在几乎無路可走的漫長道路上跋涉又為了什么呢？那里沒有生意可作。恩扎拉棉紡厂生產的棉紗和布是通過朱巴運往喀士穆或是內羅畢的。無法從扎伊爾出口，扎伊爾也沒人會買。 离開恩扎拉之前，我寫了封信給唐·弗朗西斯（Don Francis），他后來成為暢銷書《樂隊繼續演奏》（And the BandP1av 0n）的已故作者蘭迪·希爾茨（RandyShiltz）關于人類免疫系統不全的主要顧問。唐是我的一個朋友，他曾參与在蘇丹境內的一次天花疫病調查。通過無線電波傳播我得知他現在參加了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個小組，現在仍滯留古巴。我相信，遲早有一天他會來恩扎拉，也愿意知道這里發生的一切。信中我提到埃波拉的第一個病例。告知他死者的埋葬地點。我也詳細地告訴了他瘟疫的發生情況以及如何去尋找醫生和存活者。應該說這是我帶著十分滿意心情寫下的一封信，因為它說明我是進入恩扎拉的第一個調查人。后來他告訴我說，他看到那封信時既惊訝又高興。 在恩扎拉呆了三天之后，我決定离開。雖然調查很有趣，但是再呆下去我也不可能找到蘇丹和揚布庫兩次瘟疫爆發之間的聯系。我唯一可做的是收集樣品和捕捉一些可能攜帶病毒的動物，但是我沒有條件也沒有儀器來進行如此規模的調查，因此我決定回扎伊爾的揚布庫去，然后再北上，去中非共和國。 由于我曾成功地進入蘇丹、我想也許我也可能進入另一國境。但當我抵達离邊界約15英里處，發現有一棵橫躺著的大樹擋住去路，既無法繞著它走，又無法截斷它過去。沒人知道為什么要砍倒那棵樹，但它倒在那里已經好几個月了。就算是大樹被搬走也沒用。人們告訴我說還得渡過一條河。那么說得要條渡船。問題是沒有渡船。 于是我掉過頭來往回走，到別處去尋找埃波拉病毒。大雨下個不停。紅泥漿路越來越泞滑，走起來十分危險。但是司机滿不在乎，途中我們捎帶上的一個乘便車的人也如此。車子不斷地打滑我越來越膽戰心惊。在非洲，于彈和病毒是我甘冒的兩种風險，然而車禍呢？！我不斷要求司机開慢些，每次他都口中咕喀著表示同意，但仍然照開不誤。一路上他都沒有尊重我的意愿，顯然現在他也無意改變他的習慣。經過一個名叫比利（Bili）的小鎮之后，他突然一個急轉彎，速度之快使整個車子打滑起來，橡個陀螺那樣打轉轉。窗上顯出各种色彩：綠色的樹、棕黃色的泥巴，紅色的粘上，就好像快放的影片一般。后座中50加侖的柴油桶瘋狂地碰撞著，沒捆住的東西四處飛舞，我摸索著想抓住什么東西，而吉普車繼續飛速前進，一會左、一會右地激烈擺動，最后終于翻倒在路旁。 當我睜開眼時，我看到的是天空。我發現我栽倒在司机身上，耳中滿是震耳欲聾的叫喊聲，那是出自搭便車的人之口。 我被震得四肢麻木，但幸好并沒受傷，我艱難地爬出車外。几乎站不住腳。司机則花了更大的勁才勉強站起來。最糟的要算那個搭車人了。他痛苦地嚎叫著：“我的脖子斷了！”。但是即便我還處于頭暈目眩的狀態，我也看得出他是夸大其詞。脖子斷了的人，一般是叫不出來的。我試著搬動一下他的四肢，還好，四肢能動彈，但他實在痛得夠嗆。我把他放倒，給他作檢查，看他的神經是否嚴重受傷。看來他是肌肉痙孿很可能是由于受到劇烈震動所致。他自以為是快要死了，陷于歇斯底里的狀態。我再三勸慰都沒用。然而假如我們不能開車上路，也無法送他上醫院。附近的居民跑過來看發生了什么事。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們把吉普車翻轉過來。現在我有可能對它作一次檢查。車子損坏得還不算太嚴重，車頭有一部分凹陷進去，兩塊車窗被甩了出去，但并沒破碎，我再轉向搭車人，他仍在嚎叫不止。我想我得想辦法把他的脖頸固定住，然后再找個地方讓他躺平休息。但在目前狀況下，我沒法搬動他。由于他并未喪失知覺，我認為他的傷勢不至于太嚴重，也可能是碰傷了脊髓。我翻了翻我隨身帶的醫藥箱，你猜怎的，居然還有安定針劑。我給他打了一針。他逐漸緩解下來并睡著了。這時我就用襯衫墊著碎布給他做了一個頸箍。我把頸箍給他拴在脖子上，固定在手臂下，這樣我們就能把他搬上吉普車的后座。后來我們得知這個人的近親就住在离此20英里遠的地方，幸而吉普車還能勉強開動，總算運气，終于把此人送到了那里。接著又用了將近兩天的時間修理車子。 后來我們到達一個名為阿布蒙博茲（Abumombozi）的小鎮，位于揚布庫疫區中心以北80英里處。傳說扎伊爾的疫病第一例病人、一位小學教師，就曾乘車通過這里北上，因此我很想知道這里是否也有瘟疫的跡象。有位醫生告訴我，他沒听說附近曾發生瘟疫，但他不時見過帶有傷寒症狀的病人。他見到的真是傷寒病人嗎？揚布庫的醫生在未能對病情作出确切診斷之前也常說病人患的是傷寒。醫生是否把兩种疾病混淆了呢？我無法得知，因為現在沒有病例，而過去的病人又沒有留下化驗結果。 當我到達揚布庫后，我們的小組還在村里作調查，詢問村民，采取血樣，以便了解有多少人受到感染。我的同事們當然十分想知道我曾否發現揚布庫和恩扎拉兩處瘟疫之間的聯系，我只能使他們失望了。“從一處到另一處需要穿過4個不同的部落地區，而且人們也沒有任何理由要到另一處去。”我這樣告訴他們。他們對我的說法抱有怀疑。兩個地方同時發生瘟疫，不能不使人們怀疑兩者之間有聯系，但我對自己的調查結果深信無疑。三年之后才證實我的看法是對的。 旅途的下一站是本巴（Bumba）。我們在當地的天空教布道處過夜，打算搭乘第二天的軍用机回金沙薩。上午十點左右，我赶到机場，原只說按計划有飛机到，并沒說明一定有。因此當我到達机場看到有架飛机停在那里，還真有點惊訝。更使我惊奇的是看到有群人圍在飛机周圍。大多數是婦女，臉上涂沫著白灰，悲傷地大哭大叫，捶胸頓足。好橡机艙尾部發生了什么災禍，是什么災禍說不准。走近些時，我看見有人把几個木箱抬進机艙。天啊！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些棺材！我得与飛机上滿載的死人一同飛回金沙薩。 我問旁邊的一個人，那些人是埃波拉病人嗎？ “他們是飛行員，先生，”他回答說，“他們開的直升飛机從天上掉下來了。”這人看著我，似乎在考慮要不要把真象更多地告訴我。“天气很坏”，他好像認為這點解釋不夠，又接著說：“飛机沒有油了。” “謝謝你”，我說，并准備走開。 但這人又加上一句：“他們喝酒了，喝得大醉。” 后來我听說，我的一個同事彼得皮奧特（Peier Piot），揚布庫小組的成員，本來打算乘那架出事的飛机回金沙薩的。當他看出這些飛行員的醉態，就明智地沒上飛机，我們同在扎爾伊作過關于愛滋病的調查，相處很好，他現在是聯合國艾滋病項目的負責人。我猜想他會常常想起那樁事件的。 找到飛机殘骸和那几具尸体，曾花了几天時間，因此尸体已經腐朽發臭了。机艙內的惡臭可怕之至，我當然愿意与另一伙人同行，但我又有什么辦法。我從哭喊著、臉上涂著白粉的婦女中間穿過，走上飛机。在空中要呆整整兩個小時，無法擺脫令人作嘔的惡臭，怎么受得了，然而也只能如此。我系好安全帶，坐在死人堆中。 几個星期之后，另一批物品被運往金沙薩，轉運亞特蘭大。這批物品實際是從揚布庫及其附近居民中采集的600瓶血清一一送往疾病控制中心實驗室去作埃波拉病毒抗体化驗的。我們無從了解的是這些小瓶裝著一個和埃波拉病毒無關的秘密。它和其它几千种樣品一起，像是神話故事中的惡魔一樣，被緊鎖在“疾病控制中心”的一個冰箱內。十年過后，我們才掌握了打開這把鎖的知識，然而一一切都太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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