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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貧窮的塞拉里昂共和國，約翰·卡馬拉（John Kamara）是少有的特權者。他今年三十來歲，畢業于該國最古老、最知名的福拉·貝（Forali Bay）大學。畢業后他回到他的老家邊遠又貧困的東方省塞格布韋馬，在圣靈（Ho1v Ghost）學校當一名歷史与法語教員。他受到學生的尊敬，學生把他當成楷模。塞格布韋馬只有很少的知識分子，像他那樣的人不多。人們有事都來找他商量。他不只是老師，更是他們的朋友。他能幫助學生解開法語動詞中的奧秘也能和他們一起踢場足球。 他体格壯健，很少生病，因此當他在1977年2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半夜醒來感到有點不舒服時，還感到奇怪。他的皮膚摸上去有點發燙，頭有點疼。他的肌肉即使在一場緊張的足球賽之后也沒這樣痛過。當然，他剛從附近的一個村探親回來，那里的路很難走，而且天气酷熱，塵土飛揚。所以他認為是由于旅途勞累而引起的不适，于是翻過身來試圖重新入睡。 第二天早上他感到更加不舒服。頭痛得厲害，肌肉也更加酸痛，并且肯定發燒了，但這不是什么新鮮事。約翰生長的地方，瘧疾多得是，因此他認為他是得了瘧疾了。在塞格布韋馬和非洲其他許多地方，人們一旦發燒、頭痛、肌肉酸痛，往往都被診斷為患了瘧疾。成人也如此，盡管他們一生中飽受攜帶瘧疾菌的蚊子的叮咬應該具備了某种免疫力。約翰給校方寫了個便條請假，說明自己病了，然后吃了几片阿司匹林和4片氯奎宁（這是當時治療瘧疾的標准方法），就上床睡覺了。下午，他覺得好了些，但他發現肌肉酸痛轉到后背底下，而且嗓子開始疼痛。 當天晚上，情況更糟了。体溫上升，嗓子痛加劇，肌肉疼痛也更厲害。他開始覺得他患的可能不是瘧疾而是其他的病。第二天，他的体溫持續上升，疼痛也加劇，他于是去塞格布韋馬的尼克松紀念醫院就診。為他接診的伊莎貝爾·金醫生（1sabeile King）立刻知道了他患的是什么病。 拉沙熱！ 1976年11月，對扎伊爾的埃波拉病毒的調查結束之后，我回到我剛在塞拉利昂凱內馬建立的項目現場去完成我的未竟工作，我的主要任務是制定一個研究拉沙熱病的長期規划。兩項主要未完成的工作正待我來做：一是找個住處，二是搞起一個像樣的實驗室。政府撥給我的那所房子，得花些工夫才能把它改裝成一個可用的實驗室。首先我得裝上發電設備，房頂漏雨，得好好油漆一番，還得取回我在亞待蘭大買的設備。設備已經到達塞拉里昂，存放在港口的倉庫里，但愿它完好無損。在塞拉里昂，除了我之外，沒有別人知道怎樣擺弄它。但是在非洲，特別是在塞拉利昂這樣貧窮的國家，什么事情都可能發生。什么東西都可以被“回收”，做法千奇百怪。例如，放置在路旁的一輛報廢汽車，頃刻之間就會像動物園中的野獸尸体一樣，被吞噬一空。因此我必須到港口去指導把設備安全地裝上卡車，以免設備受損或是被“遺忘”在倉庫里。 我到達港口后，沿著一條彎曲小道南行，找到貨運經理，他向我擔保說設備完整無損，但不允許我親自去作檢查。兩天后我收到倉庫的緊急通知，說我租用的卡車后門不夠大，盛儀器的木箱放不進去，因此我還得再找一輛后門開得大些的卡車來搬運這批儀器，任務是完成了，代价是我几晚未能成眠。 有了這批儀器，我得通上電源。我在扎伊爾教書時，有擺弄電線的經驗，但是我現在沒有時間，只能雇用當地的一名電工。我想我在旁邊監督著他干活，一定能保證他把活干好。當他說他已經干完活時，我對插座和纜線檢查了一番，似乎沒什么問題。關鍵的時刻到了，電源是否接通了呢？我把一個110伏特的顯微鏡插上電源，可我卻立刻遭受到110伏特的電擊，肯定電源接錯了。我又把小點的儀器插上電源，結果是一樣。肯定這是根本性的裝接錯誤。電工忙著向我保證說一切都是按我指點的那樣做的，那么我的手指怎么會遭電擊，又那么疼痛？ 我怀疑是地線有問題。我打開保險盒，看見里面的地線都沒有接上，原來是電工把零線和火線接好了，但是地線卻繞成一團，沒把線頭接上。他把我當成地板了。我耐心向他解釋地線是干什么的，怎么個安裝法。他听到后就照辦了。我不知道凱內馬其他的建筑情況會是怎樣。管它呢，幸好現在我可以坐在我的實驗室的椅子上操作儀器而不會遭受電擊了。 要使我的實驗室運作，得找些人來工作。我需要四個方面的人選。鑒于我們的工作條件，我不能只要求專業水平，還得對拉沙病毒免疫。我們的研究對象是一种生活在灌木叢中中等個頭的鼠類，大小在一般老鼠和美國的家鼠之間。它們是拉沙病毒的載体，在胚胎期間就受到病毒感染。它們自己不發病，但是尿液中分泌病毒。病毒在老鼠体內不斷繁殖，然而卻躲過了它的免疫系統，也許是讓免疫系統誤認它是老鼠本身而不是病毒了。疾病的持久性使病毒得以在病人体內不為斷繁殖。病毒就是如此殘暴和聰明，如人体免疫系統缺損病毒就會使無數人終身為它們服務，而我們至今對它仍缺少了解，既不能醫治，也不能預防。 當時，從患過病的人身上取得的抗体是對付疾病的最好方法。抗体不能防止人們再次感染疾病，但至少可以使人們再次患病時，病情不會過于嚴重。不管怎樣，我得盡量防止我的工作人員染上瘟疫。要和分泌大量病毒的老鼠打交道，那是樁十分危險的工作。我對這事有點擔心，但是也沒必要過分憂慮，因為不難找到有拉沙病毒抗体的人。主要問題在于要找到既有抗体而又能胜任此項工作的人。塞拉利昂東方省沒有几個人上過一兩年學，應征者中最高水平的只上過高中，粗通文化和一般計算。在這里除了通過人事關系而獲得少數几個政府職位外，可干的工作就是農業，誰有必要為此而上學呢，因此，我能找到的應征者极為有限。我也需要會說本地方言門德語（Mende）和較通用的克里奧語的人。最后我還需要掌握基本醫學知識的人。很快，我發現很難找到這樣的人。實際上，要為這項工作找到訓練有素的醫生的努力早就失敗了，這不足為奇，塞拉利昂沒有醫科學校。本地的醫生來自兩條系統，或在西方或在蘇聯受過訓練的。在西方上過學的，回來后一般在弗里敦找到較好的崗位，或是為政府工作，這樣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好處，可觀的年金，下午和晚上還能在私人場所兼職。他們很少到農村來。 從蘇聯受訓的人口國后則大多到政府醫療系統工作并立即被派往農村。從理論上說，在蘇聯受過訓的醫生在派往農村前要先在費里敦實習，而實際上，這种所謂實習只不過是從几乎不合格的醫生中把最不合格的淘汰出去而已。地方醫院中充斥著這种不合格的醫生，他們大多是莫斯科盧蒙巴友誼大學（Patrice lumumba Friendship Uuiversity）的畢業生。該學校的課程表中政治理論課要比解剖學來得多。許多在蘇聯受訓的醫生比屠夫強不了多少。他們在毫無戒備的當地居民身上隨心所欲地胡亂操作著。過不了多久，連最無知的村民都懂得對政府醫院要退避三舍。 不幸的是，村民常常是無處求援。垂危的病人要乘一种藍色的小卡車在破爛不堪的道路上顛簸几英里去找一家比較好的教會醫院。這种卡車是作為万能車輛行駛的，通常擠滿人和貨物，牲畜也像沙丁魚似地擠在一起，糞便四流。擠不進車廂的乘客就爬在車頂或懸挂在車箱兩旁和尾部，真是生死攸關。 盡管沒有合适的醫生，我卻獲得許多應征者。用凱內馬的標准來衡量，我快成為大雇主了。衛生部向我推荐了几名候選人。我面談的第一批人竟都是衛生部某個人的親戚，根本不符合條件。我很快發現我必須接受他們推荐的任何人，這些人被錄用后得付錢給他們的推荐人。我需要衛生部的合作，否則我沒法實行我的方案。因此，我的處境相當微妙。 于是我采取超額雇用人員的辦法，錄取了包括衛生部推荐的人和真正符合條件的人。我告訴大家我現在只是試用，之后要根据他們的表現擇优錄用。這种作法，不管最后誰被錄用，大家都不丟臉。落榜的人只好責怪自己不夠條件。 于是我在凱內馬開始培訓新雇員。訓練開始，我讓他們實際操作并接受書面考試以了解他們的水平，最后我留下了一批我認為可以培訓成為合格技術人員的年輕人。大多數高中畢業，沒多少工作經驗。這也不錯，他們還沒來得及養成不良的工作習慣。我從最基本的要求作起，告訴他們必須每天准時上班，在實驗室里，我告訴他們要完成哪几件事：不幸的是，那時，這些簡單的要求對塞拉利昂的許多資深的政府雇員來說也是新鮮事。 錄用和培訓雇員是樁艱苦差事，但是高興的是我找到几個很不錯的人，其中有些人和我們共事了13年以上。特別運气的是我們找到約翰·坎迪（John Kande）。坎迪個子不高，稍胖，隨著年齡的增長和他對棕櫚酒嗜好的發展，他變得愈來愈胖。圓圓的臉上留著小胡子，黑眼珠上老戴著一副墨鏡。他性格開朗，頗受婦女喜愛。 棕櫚酒是非洲名酒，由棕櫚樹液發酵而成。制酒工人用一條細竹圈把自己縛住，光腳爬上棕擱樹頂，把樹液吸人葫蘆瓢內（這樣做是有一定危險的）。樹液呈白色，甘醇可口，多飲能夠醉人。 坎迪能說好几种方言，他對林巴語（Limba）的掌握尤其使他備受歡迎。林巴語是制酒工人的語言，坎迪能說這种方言，使我們這支隊伍每天晚餐時都能喝到新鮮的棕櫚酒。棕櫚酒最講究新鮮，怎樣才算新鮮呢？晚上喝的酒必須是當天早上采集的。一整天的發酵時間最合适，到第二天喝就成汽油味了。 坎迪還有本事与當地的頭頭及其他主要人物交往，而使這些人了解我們項目的重要性是十分必要的。有些人可能輕易地得到棕櫚酒，有些人擅于獲得頭頭們的歡心，坎迪則兼而有之。他性格中的唯一缺點是，在整天工作和整晚喝酒之后容易与人打架。不時的，坎迪會因酗酒和行為不檢點而被關進監獄。這時他交友的才干就起作用了。他會把村里的頭頭或長者請來，他們立刻就會想辦法把他保釋出獄。負責拉沙熱病項目的官員常常為此奔走。 与拉沙熱病項目打了多年交道之后，坎迪成了一名動物專家。他開辦了一個老鼠繁殖厂，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樣品。他的成就的頂峰是在1989年為要拍攝記錄片的一支攝影隊架設了一個“攝影棚”。要想在鼠穴中拍攝老鼠是很困難的，于是他挑選了几只不帶病毒的老鼠，給它們注射了微量麻醉劑，然后放進他的“攝影棚”里。老鼠的表現十分精彩，攝影隊拍出了一些漂亮的鏡頭。但坎迪對其中几只老鼠麻醉過量，以至當它們在我們為加強戲劇效果而特地布置的一些殘余食品中間跌跌憧撞地爬過時，就像真喝過棕櫚酒一樣，竟從桌上一頭栽下來，還得把它們檢回桌上去。 雇用工作人員之后，我當然得給他們找住處。這是個問題，因為對外來者存在各种偏見。這里沒有房子出租，因為習慣上不允許陌生人寄宿過夜，更不要說長期居住了。凡不在本村出生的人都算是外來者。村民對陌生人怀有疑懼，怕他們會帶來不祥。他們認為一個人若不是存有某种不良動机，怎么會离開自己的家呢？當然這是發生在農村居民大量流入城市之前。近來，隨著勞工的轉移和貿易進入非洲的邊遠地區，人們對陌生人的態度大大改觀了。 然而，1976年，凱內馬北部的鑽石礦區是個例外。那里有許多陌生人，他們是來尋找世界上最优質的鑽石的。鑽石是塞拉利昂僅有的少數資源之一。鑽石礦多屬國有，然而這一行業也吸引了許多想發財致富的人。不僅是塞拉利昂，四面八方都有人來。一夜之間，所有的村庄都沸騰開來，只是由于听說某某人走過樹叢時找到一顆鑽石……于是整個叢林的樹木就會被砍光，剩下來的只是大坑和紅土堆。人們裹著纏腰布，站在齊腰深的泥水中，大汗淋漓地掘著，篩著，做著發財夢。有些人發財了，但更多的鑽石落入黎巴嫩人手中，他們控制著該地區的貿易，搶購鑽石，大量的寶貴鑽石都被走私出去了。 這些村落轉眼間繁榮起來，也瞬即衰敗下去。只要听說另一個村子發現了鑽石，居民會一跑而空。人口的突然轉移給我們對拉沙病毒傳播情況的調查帶來很大困難。這种淘金熱差不多就像當年加利福尼亞和阿拉斯加發現金礦時的情況。幸而我們面對的居民并非一味單指望靠鑽石致富，他們是只要能擺脫赤貧狀態就行。一點錢就能起作用。它奇跡般地改變了村民拒絕出租房屋給陌生人的偏見。一說出我們愿付房租時，要多少房間都能做到。 當我的雇員們一切准備停當時，我打算正式開始對拉沙熱病毒的監視規划。當時是1977年2月初，我從扎伊爾回來整4個月。我的工作人員受訓兩個月之后，現在要動真格的了——要對付真正的拉沙熱病毒患者。 病人是不缺的，周圍有許多拉沙熱病毒患者。 我事先想到我們的工作會相當繁忙，但沒料到會忙到現在這种程度。第一個月我們就見到近30個病人。當時我并不知道，不久得知一、二月旱季是拉沙熱病盛行的高峰季節。30個病人中后來死了9個，這對我的新雇員來說，是一次艱難的、但十分有效的受教育机會。 我們的計划有二：一是測試我們新安裝好的實驗室能否正常運行。二是我們的數据收集系統是否有效。我選擇了我和卡爾·約翰遜一起參觀過的兩所醫院：塞格布韋馬的尼克松紀念醫院和潘古瑪的教會醫院，以這兩所醫院的拉沙熱病患者作為檢查對象。這兩所都是教會醫院，也是當地最好的醫院，又都位于拉沙熱病高發區。我們想更好地了拉沙熱病的不同症狀。我們的員工已經接受過要對病人的病史作詳細了解的訓練，我告訴他們要記錄頭痛、肌肉痛、嗓子痛等各种症狀。一定要保證醫生為病人量体溫、檢查眼球、牙床是否血，尿中是否有蛋白質或帶血。工作人員把血樣帶回我的新油漆過的、接通了電源的實驗室，我用從“疾病控制中心”帶來的試劑測試血樣中是否存有抗体。我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一過程，用离心器把黃色血清分离，然后混入試劑，放在顯微鏡下觀察。 陽性反應、陽性反應、陽性反應！ 我們好像中了頭彩似的。每個員工都听從指揮。他們想干好工作不僅是意識到這項研究計划和自己的前途有關，而且對工作本身也產生了興趣。再則，他們理解到自己是在于一樁有意義的工作。當我們深入發掘与拉沙熱病有關的事物時，我們接触到一個又一個的悲慘故事。失去母親、失去父親、失去儿女，我們要干的事大多了。 潘古瑪醫院的大多數病人來自鑽石礦區，醫院里的修女和員工是有奉獻精神的，但是，對付拉沙熱病，僅有奉獻精神是不夠的。他們把傳染性病人和非傳染性病人放在同一病房。廢棄針頭到處亂扔，醫院里找不到消毒劑，沒有人戴手套，即便在處理感染了的樣品時也如此。所有病房都住上了拉沙熱病患者。我們向醫院員工建議，為了增加病人信心，他們如果再配備些漂白劑就更好了。 在修女們的合作下，我們建立了隔离護理制度。在這樣的非洲邊遠地區是談不上空調設施和防毒面罩的。談到空調就是打開窗戶，而在習慣于舉行儀式時佩戴各种面具的國土上，戴上防毒面罩無异于把自己標明是惡魔，那將導致難以想象的惡果。即使是愛爾蘭修女也難以理解我們的建議。她們被痢疾、瀕臨死亡的嬰儿、傷寒和貧血病等搞得疲憊不堪，認為拉沙熱病不過如此。我們說，情況不是她們想象的那樣。醫院收容的成年病人中30％患的是拉沙熱病，而那是死亡的主要原因。此外，潘古瑪醫院曾流行過這种病，導致若干員工死亡。但是人們是善忘的，何況很多員工已經調离。現在這里沒有可能為拉沙熱病患者開辟專門的病房，只能把他們放在大病房中，同時又要保證其他病人和醫護人員的安全。做法很簡單：在拉沙熱病患者和其他病人之間設置一個裝有輪子的布制屏風，它可以隨意推動。這种屏風當然不能阻擋病毒，但至少可以提醒病人和醫護人員這种病是具傳染性的，跨過屏風后，要小心。 我們還進一步在每個拉沙熱病患者的床頭擺上一張小桌，上面放上外科手術用的口罩，几副干淨的橡膠或聚乙稀基手套以及一些漂白溶液。漂白液是用來消毒手套和口罩的，從本地市場只能買到家用漂白粉和其他极少物品。我們把漂白粉稀釋成10％的溶腋，成為絕妙的消毒劑。手套在漂白液中浸泡過后，放到太陽光下晒干后再用。在這种醫院中，豪華的一次性的手套是談不上的，但勞動力很便宜。可以雇一個人專門洗手套。手套可以反复使用8至10次，到破損為止。只要看到晾衣繩上的無數副手套，就能辨認出我們項目的所在地。多年來，在許多不同的情況下，我們都安全地采用了這种簡易作法。它后來被寫進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書。對于非洲的病毒性出血症，后來甚至對人体免疫系統不全症，都适用。 潘古瑪醫院的病房寬敞，光線充足，而塞格布韋馬的較老的尼克松紀念醫院則顯得陰森，令人感到壓抑。照明差、牆壁清一色的暗灰，廁所抽水不好，經常缺水。糞尿的臭气充斥整個醫院。和潘古瑪醫院一樣，病房按性別和內、外科划分，還有一個婦產科和一個小儿科病房。盡管沒有專家，這也算得上是本地區的最重要的醫療單位，它為方圓20英里的所有村落服務。像潘古瑪的醫院一樣，尼克松紀念醫院的男女病房都有一小問隔离病房与之相連，為的是安放傳染病人。然而由于傳染病人大多，一間小房間放不下，因而簡單的隔离手段再一次被采用。 我們的項目不只限于監測拉沙熱病的疫情和采取預防措施。我們還試圖消除病毒的來原：老鼠。為此我們募集了一支老鼠巡查隊。除了約翰·坎迪外，還有一位哺乳動物學者約翰·克雷布斯（John Krebs）。他來自美國，享有美國衛生研究所（NIH）的獎學金，在亞當·謝林頓（Adam Sherrington）的手下工作。据說亞當的妻子几年前和一個嘻皮士私奔了，也許是由于這個原因，他很不喜歡約翰。約翰是個叭叭叫的嘻皮士，禿頂，滿臉大胡須。他好冒險，急于發現鮮為人知的各种鼠類的秘密。他平日在地里辛勤勞動，然后跑到森林里呆上几天捕捉老鼠，測試它們是否帶有病毒。約翰全然接受當地的文化和習俗，特別喜歡吃本地的食品，配上辣椒。捕捉了一天老鼠之后，晚餐他多半是吃米飯、棕櫚油、花生米和魚沙司。加上本地的紅辣椒。盡管菜里已經放了不少紅辣椒，他還嫌不夠，邊吃菜還要邊嚼辣椒。約翰是個放任不羈的家伙，總是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冒犯了亞當。但是他的工作對于了解鼠類的活動，特別是在判斷鼠類与人類的接触方式上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的研究使我們對拉沙病毒在本地居民中的擴散情況有了較清晰的了解。他變得如此知名，以至后來被人們稱作“老鼠博士”。 然而不論約翰取得什么成就，他總不能讓亞當——他的上司，相信他的數据的真實性。亞當對約翰的仇視与日俱增。他每天都寫備忘錄，指責約翰無能和不誠實。由于我与約翰成天共事，我知道這些指責全然站不住腳。實際上，我了解約翰對于數字的准确性的要求遠比任何人都要嚴格。我一直未能了解亞當的問題出在哪里，后來我才知道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一直沒能發表。我終于懂得了亞當之所以极端仇視約翰的原因，這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原諒，畢竟，人類的生命處于危險之中。 老鼠巡查隊除了內部問題要處理外，還得尊重當地的刁俗。每次安放捕鼠器前，我們都得和村民商量，講明我們的動机。做說客的任務往往落在約翰的頭上，他則往往帶上另一個約翰——約翰·坎迪作幫手。后者有能力說服當地居民：也許捕捉老鼠的人是有點神經病，但是應該歡迎他們這樣。 通過這次調查要弄清三件事：村里哪种鼠類最多，每戶有少老鼠，有多少老鼠攜帶拉沙病毒。巡查隊把村子里的房屋逐個編號，然后繪制了一份詳圖。約翰根据圖上的標志，選擇某些農戶作抽樣調查。進行調查的當日．巡查隊乘坐一輛顯眼的黃色捕鼠車。車身上畫著拉沙標志。即一個拉沙病毒圓圈中間有只老鼠，還有一張微縮的非洲地圖。后來方圓多少里的居民都認識了這個標志。多少年后，我們途經這些村落時，人們還會唱著“拉沙不是好東西”的歌。調子是我們的公眾教育小組組員從塞拉利昂排行前十名的流行歌曲中選來的。 捕鼠隊進村后就在村邊設營，營區包括一輛卡車和兩頂帳蓬。一頂帳蓬住人，另一頂放置捕捉來的老鼠。然后組員就進入選定的住戶中去放置捕鼠器。捕鼠器有兩种：一种是會殺死老鼠的，另一种是捉活的，以便作試驗。根据房間多少放置捕鼠器，一般是每戶放十個捕鼠器。第二天早上，組員去收回。把被殺死的老鼠數字記錄下來，尸体放入袋中焚化。存活的老鼠則經過一种巧妙的制作方法被回收。當打開捕鼠器的開關時，老鼠以為可以逃跑了，實則是鑽進了一個塑料袋中，袋中放置了浸有麻醉劑的棉花。我們對昏睡過去的老鼠逐個抽血以便檢驗拉沙病毒并測定是否存在抗体。老鼠的類別确定后就殺死并作解剖，器官保留下來以備分离病毒用。通過試驗取得的信息全部輸入電腦。 要了解老鼠是如何傳播病毒的，需要進行另一項研究，要在曾患拉沙熱病的住戶中捕捉老鼠并与沒患病的住戶中的老鼠作比較。我們還想了解的是捕捉老鼠之后，新的疫情是否減弱了。這項專門研究由迪克·金利賽德（Dick Keenleyside）負責。迪克是個英國醫生，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他是個能干的研究人員，只有一個弱點，即极端害怕會得上拉沙病。每天晚上回到實驗室，他都會嚷嚷嗓子痛。這种恐懼也不是完全沒道理。畢竟，他每天都与捕鼠隊緊密合作。但是，恐怖症對于不論是捕鼠人或是病毒追獵者都是很不利的。他乘坐倫敦班机飛回美國時還真遇到一次可怕的經歷。 在飛机上，他無意中和人談起他曾在塞拉利昂參与一起拉沙熱病研究項目。顯然他錯找了一個談話對象。一進海關，他就被一些警惕性高、緊張過度的英國移民官員盤問并決定要把他送去科佩特·伍德（C0ppett's Wood）醫院檢疫。位處倫敦北部的這所古老的熱病醫院有一具塑料制成的隔离器，凡是被認為患有外來的傳染病病人要放入隔离器中進行隔离。這是一個巨大的塑料袋，不透气，可以罩在床上。對于迪克來說，這种隔离器沒有必要，因為拉沙熱病毒如同大多數其他出血熱病一樣并不通過空气傳染。然而英國人費了大力，化了很多錢安裝上這樣一個隔离器，他們急于要使用它。一些來自非洲的乘客，到達倫敦時，只要有點頭痛腦熱，都會遭到這樣的待遇。 迪克強烈抗議并要求移民官員与“疾病控制中心”取得聯系，他說他根本沒病。然而就是搬出“人身保護令”來也沒用。“人身保護令”是12世紀的一种文件，它和大憲章一樣可以保護公民不受國王或其代理人的隨意拘捕。那是英國神圣的立法之一，但它對于英國的檢疫官員顯然無效。直到“疾病控制中心”檢驗處的代表來到，說明他對英國沒有危險，英國的儉疫官員才被說服，把迪克放行。迪克還算是幸運的。在病毒面前非洲人的表現不是唯一的迷信和“不可理喻”。 我們的問題不只來自拉沙病毒。無論我們到哪里，我們的生活和工作都會遇到政局的干扰。塞拉利昂的政治動蕩大多起源于兩大种族之間長期存在的宿怨。一是生活在東部和南部的門德族（Mende），一是北部和西部的騰內族（Temne）。兩個主要政党都以這兩個部族作為權力基礎，因而表面上看來是政治紛爭，實際上往往是种族沖突。据說，1976年底到1977年初之間曾舉行過一次自由選舉，但全民大會党（All Peop1e'sCongress）（騰內族的党）的領袖賽厄卡·史蒂文斯（Siaka Stevens）操縱選舉，自稱是胜利者，然后把在位的總統赶下台。這就導致全國各地發生了一系列的沖突，有些地方甚至形成陣地戰。有些沖突發生在東方省的首府凱內馬和南方省首府博城。 凱內馬當時有人口25000人，一次戰役下來死去12人。凱內馬位于門德部族地區，在東方省施行的一次宵禁大大影響了我們的工作。下午6時就不允許出入城，顯然，宵禁只能引起人們，特別是忠于反對党的省份對騰內族統治下的政府的仇視，而對我們來說則造成很大困難。實行宵禁時，我們的項目才剛起步，宵禁持續了四、五個月。那時省里的人還不太認識我們，我們經常會在臨時設置的檢查站前被一些穿制服的人攔住。他們有的是軍人，有的是准軍隊人員，有的什么也不是。常常會碰到一個全副武裝但又滿口酒臭的士兵，他對司机勒索錢財比對法律或政治問題要感興趣得多。當地的法律与秩序已不复存在，任何持槍的人都乘机為個人撈取好處。 宵禁意味著不論我去尼克松或是潘古瑪醫院，都得在下午六時前赶回凱內馬。由于兩個醫院都在25英里以外，而往往到最后一刻我才辦完事．從而下得不在滿路廢物，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飛快開車回家。即便這樣不遠的路程，汽車也得1至2小時。我們時常擔心有個喝了過多棕櫚酒的士兵會朝我們開槍。幸好我們的員工還沒遭到過襲擊，僅有几個人被拘留過，而他們并沒有什么過錯，借口一些無足稱道的小事，甚或沒有任何理由也可以逮捕你。也許是把你錯認為別人了，也許是因為你擋了路而怒气沖沖，總之，在什么情況下都有遭逮捕的可能。每當此時，我們就得尋找适當人士出面請求釋放他們。 政治僵局最后總算解決，那是騰內与凱內馬的兩股勢力在博城的一場激烈戰斗之后，通過協商解決的。那場戰斗中有300人死亡，多數是門德族人。由于總統來自与騰內族結盟的一個少數民族，兩名副總統就由一名騰內族和一名門德族人充任。達成協議后。宵禁就取消了。然而政治危机的結束并不等于路障就不存在了。實際上，路障在我們的項目執行過程始終是個麻煩。你永遠無法知道路障會在哪里出現，它已經成為地方習俗的一部分，隨時隨地可見。某個地方指揮官可以下令設置一個，某個人的心血來潮也可以設置一個，他不認為需要征求任何人的同意。設立路障已經成為一項全民運動、老少皆精干此行。你常會遇見几個小流氓圍著一個所謂路障，其實那只不過是在馬路中心挖掘的一個窟窿，挖出來的土堆在兩旁，你一停下來，孩子們就會跑到車前來要錢，說是去修路。塞拉利昂就是這樣教育他們的年輕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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