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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弄清這些村子里到底有多少人患有拉沙熱之前，我們必須有一個确切的人口統計數字。在估計某一特定人口中到底有多少人受到感染時，你得知道一開始有多少人。這樣我們才能進行調查研究，發現誰最容易受到感染和為什么會受到感染。通常，只要通過查詢全國人口普查資料你就可以得到這一信息。但在塞拉利昂東部，將近20年前英國人還在那里時曾進行過人口普查，以后就沒有進行了，所以我們必須進行自己的調查。這意味著在我們選定的村子里得挨家挨戶進行調查，以确定有多少人口，他們的年齡和性別。大多數房子都有三、四間房，泥牆泥地，馬口鐵屋頂，這种屋頂取代了傳統的、用蘆葦或棕櫚葉做的屋頂。波紋狀金屬是白人留給非洲的許多令人怀疑的禮物之一。可是，隨著經濟情況的惡化，非洲農民甚至連波紋馬口鐵也買不起了。所以，現在你看傳統的茅草屋頂又回來了。 我們曾想過，在每一個房子里我們一定會看到許多人，但沒有想到會有那么多。在正在開采的鑽石礦附近的村子里，一個房子里竟擠滿40至50人。能擠得下這么多人的唯一原因是礦工們輪流上班。一班人在礦上工作時，另一些人就回來睡覺，擠得滿滿的。礦工們大約每12小時換一次班，而房子則一天24小時都睡著有人。這与大多數收成僅夠自己食用的農民的生活安排很不一樣。這些農民是白天在地里勞動，房子空著，毫不奇怪，就受拉沙熱感染的比例來說，由于起居工作方式不同，其結果也不一樣。在這些礦工居住的村子里，我們看到有些是感染率最高的之一。 到底有多高？那很難說。對這些礦工們往的村子進行調查簡直是一場惡夢。每當一位礦工离開這里回到自己的村子時，他所經歷的嚴酷現實粉碎了他想突然致富的夢想。然后又有一個抱著自己新的夢想的人取代了他。在我們的有些調查中，我們會發現一個村子的人口在几周內增加一倍或減少一半。當塞格布韋馬附近一個小村子里發現了几個大的鑽石礦時，原來的2500人一夜之間增加了一倍。礦工們都拼命想成為第一個發現更多鑽石礦的人，因此他們向松土層挖掘得非常快，結果一個礦井突然倒塌了。也許有15人或20人喪生，确切的死亡人數不詳，因為從未找到過所有人的尸体，此外，由于大多數礦工都是非法移民，沒有家屬詢問他們到底發生了什么事。事故發生后，村子又為之一空。人們認為這是邪惡的魔力籠罩了這個村子。 調查拉沙熱的發病率是一回事，但對已經染上了這种病的人又怎么辦呢？這是我們每天都碰到的問題。當我們登記一個個病人時，他們都懇求我們結予幫助。由于我們几乎無能為力，因此越來越感到沮喪。 就在這時．我們碰見了來自塞格布韋馬的一位受人愛戴的教師約翰·卡馬拉（JohnKamqra）。我們看護他，給予他通常的治療：吃藥退燒，給他輸液以防止脫水。他疼得非常厲害，不能咽東西，找不到一個令他感到舒适一些的睡覺姿式，也無法人睡。這一景象簡直難以令入置信。病人的臉腫了起來，由于体液從受到損坏的血管流進了臉与脖子的軟組織（水腫），因此他的面孔几乎都認不出來了。當他還能夠回答問題時，往往也不切題。我們知道他已經得了腦病，意味著他的腦子正受到感染。我們現在知道這是一個可怕的症兆，預示肯定會發生抽搐，然后死去。可是，當時我們對這一症狀的必然嚴重性還摸不太准。 在他整個患病期間，他的妻子一直在他身旁。雖然我們不能肯定她自己是否也受到了感染，但我們一定要她像我們的工作人員一樣，穿件罩衣，戴上手套。自然，她心煩意亂。我們試圖讓她放心，但我們無法使她安靜下來，因為她看見了她丈夫臉上的表情，她知道什么事情正在發生。她看見了他眼中的恐懼。她懇求我們幫忙，做點什么都行。据我們所知，可能只有一种有效的治療方法，也許它對約翰·卡馬拉能起作用。 為了進行血漿治療，我在“疾病控制中心”搜羅了一些大的离心机，并且不厭其煩地先把它們運到了塞拉利昂，然后沿著很長一段高低不平的道路運到了內地。血漿療法是從拉沙熱病愈者身上采血，將紅血球分离出來，然唇將它們送回獻血者的体內。然后我們把含有抗体的血漿收集起來，將它注入拉沙熱急性病患者的靜脈里。采用這种免疫血清療法是因為血漿療法對另一种病毒性出血熱一一一种來自南美的朱宁（Junin）病患者治療有效。現在只在呵恨庭發現了朱宁病毒，也是由老鼠傳染的。這种病的死亡率高，并且与拉沙熱非常相似，最重要的是，朱宁是一种砂粒病毒，這意味著它与拉沙病毒是近親。我們想，如果這种療法能對朱宁病毒有效，那么，對拉沙熱也該能起作用了。 可是，在分离血漿時，我們碰到了一個難題。我們有离心机，但當我門試驗這些机器時，我們發現電線裝得不對。我踢了自已一腳。离開亞特蘭大之前，我沒有時間險查那些線路一一為什么會這樣？——自那以后我還設有抽出時間來做這件事。現在在塞拉利昂，我到哪里去找一個懂得分离血漿离心机的人，更不用說找一個會修理它的人了。我設想到我們在醫院進行檢查的第一個月就會碰到如此多的病人。我們僅想先試一試看，卻沒想到一下子全卷進去了。 所以，我發現自己的處境非常尷尬：沒有血漿，沒有為我們病人進行治療的藥物。難道我只有束手無策地站在那里，眼看著約翰·卡馬拉死去嗎？ 這個人的悲劇激勵我要采取行動。如果我要起點作用，我不僅得做點什么事，而且在做這些事時得与病人有更多的接触。我在凱內馬設立這一項目的原因，是因為它正好位于兩個大醫院的當中，与來自弗里敦的公路相通，而不是因為我想那里會有很多拉沙熱病患者。所以我得想法使潘古瑪和尼克松兩所醫院的實驗室也用作醫治拉沙熱的實驗室。這樣，我就有把握至少能在現場進行一些基本的實驗室工作。但是，在我對潘古瑪或尼克松醫院能做點什么之前，我得先使這些离心机啟動起來才行。 我拆開离心机進行檢查，立即發現當工人將离心机改裝成220伏特時，他忘了在線路里放進定時器。這种机器的設計是不開動定時器，它就不旋轉。要改變這一狀況，我只得對离心机進行拆修，使主要線路通過定時器，然后進入發動饑。我花了一天時間才找出它的問題，然后又花了一天將机器修好。那里沒有電工可尋，我就是電工。 下一個難題是將這兩台老式過時的但現在很起作用的离心譏運到這兩所醫院去。每一台重約600磅，在凱內馬我們沒有能夠運載它們的車輛。此外，它們是有冷藏設備的离心机，所以，我們得肯定，壓縮机要盡量固定在下面，以防止它們与冷卻盤管相連接的銅管被壓破。如果管子破了，碳氟化合物就會漏出來，這不僅會污染大气，而且會使冷卻設備失去功能。所以我們到處尋找交通工具。后來找到了兩部很結實的卡車可以把我們寶貴的物資運上搓板似的道路。費了很大勁以后，我們總算把离心机搬上了卡車。然后我們用繩子將它們綁牢，盡量將壓縮机固定好，開車將它們運往潘古瑪和尼克松醫院。希望能夠成功。 終于，我們將机器運到了目的地，但我們的問題仍沒有完。我們安裝在潘古瑪醫院的离心机運轉很好，但是在尼克松醫院的那一台不能制冷。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在塞格布韋馬周圍沒有可以信賴的制冷方面的技術人員，即使有，他們對离心机制冷也無經驗。 我只得再動動腦筋。在我离開“疾病控制中心”時，一位制冷專家曾教過我如何修理冰箱和如何再向里面裝滿冷卻劑。我希望這一程序能与修理离心机的制冷器相似。我又拆開了离心机，發現壓縮机的銅管在進入冷卻盤管的地方折斷了。我只有把它割斷，使它再次成為凸緣形，將它放在盤管中恰當的位置。然后我得用鉤鉤住我們在實驗室使用的真空泵，用它將壓縮机里的空气排除，造成真空。几小時后，我使机器里的壓力降得很低，以便將盛冷卻劑的容器連起來，重新向盤管充電。一切似乎都正常，但真正的考驗是要看溫度能否降得很低，使离心机能冷卻下來。我等待著。當我看見缸里面形成了一層霜時，我高興极了。現在我可以開始了。下一個問題是：血漿能行嗎？ 即使我使离心机運轉起來，我還要克服其他一些困難。我們還需要一條供應線和通訊設備。我們沒有可以工作的電話系統，電气系統也很不穩寇，所以我們不得不依賴一台備用發動机，如果我們需要電，我們就發電。如果我們要通訊，我們就用曲柄啟動我們的單旁帶無線電設備。醫院的發動机每天早上只能向潘古瑪和塞格布韋馬醫院的實驗室供應几小時的電。供電是有限的，手術室要优先，所以實驗室往往得不到最起碼的電力供應。而且，發動机還容易出故障，零件也不易找到。我到處想方設法，最后總算湊夠了錢為我們的每一個實驗室購置了一台當地可以買到的本田小發動机。有自己的電力了！真是大棒了。 要建立一條供應線則更加困難。通常，我們依靠弗里敦美國大使館的幫助，能便捷地運送“疾病控制中心”的供應品和器材。并保證它能通過海關，安全地運到內地。最重要的物品是用于診斷拉沙熱的試劑。就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真的碰到了困難。“疾病控制中心”的首批物資是通過泛美航空公司經塞內加爾的達喀爾運來的。但它們在達喀爾附近消失了。真見鬼！雖然這是我們唯一一次丟失的物資，但它給了我們一個教訓。我們需要一條更加可靠的運輸線，特別是如果我們要檢查病毒的話。我們与荷蘭航空公司進行了聯系，它每星期四晚上都有班机飛到隆吉（1oingi）机場。机場就在弗里敦的海岸上游，位于紅樹科沼澤地中間的空地，在弗里敦港灣的對面。荷蘭航空公司同意直接從亞特蘭大經阿姆斯特丹（它們之間每天有航班）將物資運來，然后經過同一航線從弗里敦將我們在這里做好的樣品運回亞特蘭大。我們無法在當地將病毒分离出來。這一程序需要組織培養，而這又要有無菌的工作條件。在敞開的工作台上用病毒處理臨床抽樣是一回事，但在組織培養時使其形成高濃度則完全是另一回事。總之，這种病毒是第四級病毒，只有在适宜的實驗室里才能安全處理。只有在疾病控制中心才能處理。 在研究病毒時，最后的化驗或試驗都是分离病毒。化驗不僅告訴你在血液或組織的樣品里是否有病毒，而且還能告訴你有多少病毒。如果我們要繪制和記錄疾病的傳播，然后對它進行治療，我們必須要分离病毒，并且不僅是對每個病人的一次抽樣，而是對他的几次抽樣進行病毒分离。事情還要更加复雜。我們不能就在一般的冰箱里將抽樣冷凍起來，用一般的冰袋將它們運走。如果要保存好抽樣，將它一直送到亞特蘭大，我們需要干冰。在凱內馬根本沒有干冰，即使在費里敦也沒有。最近的來源是象牙海岸的阿比讓。我們設法与阿比讓的美國大使館建立了聯系，它也試圖幫助我們擺脫困境。但是他們送來的頭兩盒干冰，到達時卻是空的。干冰已全部揮發了，剩下的只有一點二氧化碳。顯然，阿比讓這條路線行不通。 所以我們又找到效率總是很高的荷蘭航空公司里的荷蘭朋友，他們告訴我們，如果我們事先預訂好，他們可以每星期四傍晚從阿姆斯特丹將干冰送來。這就使我們有時間包裝好抽樣，當飛机第二天早晨返回隆吉時，就能把抽樣運回亞特蘭大（途經阿姆斯特丹和芝加哥），剩下的工作就是要想出一個辦法，在使館的幫助下，使包裹內裝物在融化之前經過渡船運到弗里敦，再送回去。我們得确保我們能按時到達弗里敦，這樣我們就不會誤了飛机。因此我們毒星期四晚上總是非常忙亂。最后，我們在大使館的地下室里放了一些大冰箱。在這里，我們可以儲存我們寶貴的抽樣。使人放心的是冰箱已和大使館的大發電机連接起來了。用這种方法儲存拉沙病毒似乎沒有使我們國務院的朋友感到擔心。星期五下午，當荷蘭航空公司的班机帶著我們的盒子起飛后，我們都精疲力竭地癱倒在非洲大陸最美麗之一的弗里敦海灘上。 沒有美國國務院的斡旋，我們的許多工作都做不成。我至少与四大洲15個國家的美國大使館和領事館里有過工作關系，我總能指望得到他們的合作。記得有一次，一位比利時朋友陪我去金沙薩的美國大使館兌現支票，他很惊奇我竟然能辦成這种事。他說他從他的使館無論如何也得不到這种服務。 無論我們作出多少努力，無論我們最后克服了多少困難，但對約翰·卡馬拉來說，效率仍不夠快。他的高燒和全身劇烈疼痛有增無減。我們仍抱著希望一一這希望來自我們對拉沙熱的一點點了解。但到了他得病的第8天，他一度明亮和銳利的眼睛變得遲鈍了，（在我看來）充滿了無可奈何的神情。當我靠近一點再看時，可以看見他眼白里有火焰似的紅點。 現在他的眼睛出血。 約翰的妻子再也受不了了，她不時站起來，但几分鐘后又跑回去握著他的手，試圖緩解他的痛苦。 到了他得病的第9天，約翰·卡馬拉時而有些迷惑，時而神志失常。雖然我們對這种疾病沒有很多經驗，但恐怕許多人都過不了這一關。我們得承認我們正在失去他，他的妻子似乎也有与我們相同的預感。她開始變得令人惊奇地安靜，因為她已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實。在醫學上，這是令所有醫生感到卑微的一刻。它提醒我們：眾神也是虛弱的。 約翰完全陷入了昏迷。當病毒宣布戰胜了他的腦子時，一系列的發作摧毀了他的身体。然后他陷入完全休克，已測不到血壓。他的心肺衰竭了。 為了證明他給人們留下的精神財富，塞格布韋馬所有的人都出來哀悼他一一他們非常尊敬的老師和行為的榜樣。他們想要知道，這是什么世道，竟要奪走這樣一位好人。帶看兩個要撫養的孩子，他的妻子一個人如何過下去？誰來照料他年邁的雙親？誰來教育他的學生？准給予他們勸告和幫助他們為自己的國家創建未來？我的四周，沉寂是唯一的回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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