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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只猴子抓住我的手并撕破我外面的那只手套。現在我第一次感到害怕了，這只猴子四天前已在扎伊爾染上了埃波拉病毒。 我詛咒，但聲音被防毒面罩捂住了。我怀疑喬夫是否听到了，但即使這樣他也立刻意識到所發生的一切。他能夠辨別出來。1976年在同樣情況下，他自己也偶然受了感染——僥幸死里逃生活了下來，講述他的故事。 他那事故發生在1976年后期一個星期五的下午，喬夫正和我在同一個實驗室工作。當時他正用在扎伊爾分离出的原本埃波拉病毒給老鼠注射。要做這項工作，他必須用大姆指和手指夾著一個极小的老鼠，同時用一支很小的裝滿活的病毒液的針注射在老鼠身上。喬夫進行這种工作已多年，未發生任何問題。我知道沒有別的病毒學家像他這樣能以如此出色的靈巧手法來從事這种試驗。但瘟疫仍在扎伊爾蔓延，對他們都有壓力。注射針滑落，刺進了他的大姆指，針里裝滿高濃度的埃波拉病毒，它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物質之一。 他很快脫去手套并查看是否有滲透。發現沒有滲透，他又查看姆指并擠壓它，看看是否有任何血跡。也沒有。他在氯气消毒劑中洗了手，沒有更多可以采取的措施了。他就和一位和他共同工作的矮而胖的威爾士病毒學家厄尼·鮑恩（ErnieBOwen）討論了可能發生感染的問題。（厄尼就是那個打開戴維·辛普森的匣子發現那六只死蝙蝠的人）他們認為這是一件“可能但未實現的事”。喬夫帶上一付新手套做完了他的工作。 做完這天工作后，他即向行政方面匯報了這次事故。當時正是首次發現埃波拉病毒的時候，因此對這种疾病怀有無可掩飾的惊慌和恐慌。這里還夾雜著通常圍繞著這些傳染病的，有時几乎近于歇斯底里的騷動情緒，蒙蔽了那些缺少經驗時人們的判斷力。科學家們則保持冷靜，但這种騷動氯气影響了在實驗室里組成的處理次要事件的委員會。委員們本人從不做任何有危險的工作，不真正接触病毒，也談不上有任何關于病毒學方面的經驗。盡管如此，他們總是告訴那些研究埃波拉熱的科學家們，應該做些什么。當知道這次事故的情況后，委員們召開了會議并經過什細考慮，得出結論，認為既然手套沒有破裂，皮膚也沒有任何損傷，那么就不需采取任何措施。 因此喬夫回到索爾茲伯里（Salisburv）的家中度周未。星期一他回來工作，感覺良好。星期二傍晚，他帶小儿子去看索爾茲伯里大教堂附近的射箭比賽。那天晚上他不能入睡。他感到劇烈的頭疼并發燒。 星期三早上他拖著病体去上班。他向每個人承認他病了。他這樣一宣布便造成了混亂。那一天大部分時間他都坐著，同時每個人都在想該怎么辦。后來下午他被送到倫敦北部的科佩特·伍德（Coppett wood）熱病醫院并放在隔离罩中。從那時起，喬夫就對自己的病失去了記憶。他告訴我，他的生命中缺掉了那兩個星期。 給他注射免疫淋巴疫苗，就像在金沙薩時給傳染上埃波拉病毒的馬英嘉（mayinga）一樣。還給他服用整個英國所能供應的干扰素一一一种天然抗病毒藥物，但還要看在人類出血熱的疾病中是否有效，雖然從理論上講它應有抗病毒的效果。几天來他在死亡邊緣上徘徊，但終于活下來了。這或許是由于他得到細心護理，或者由于干扰素，或淋巴液或只是由于他自己內在的力量。后來當我們利用他的血小板作試驗對照物時，我們就開玩笑他說，它們的作用是多么強有力。也許這就是他為什么能活下來的原因。當然，他還得到了遠比非洲偏遠角落里茅草屋中能得到的更好的醫療條件。 有時喝啤酒時，我們總要逗他，假模假樣地多方誘使他做“重新挑戰”試驗。我們說，這樣我們可以找出是否有任何人會在受到埃波拉病的第一次襲擊之后產生免疫性。有趣的是，他總是拒絕這种為科學作貢獻的机會。 當喬夫到波登·當重新工作時，委員會決定對此次事故進行調查。喬夫和厄尼被召出席。當喬夫把事件复述之后，被指派的安全事務官員對他說：“如果你知道危險，為什么不將你的姆指切除呢？“ 他說這活是認真的。 即使許多年以后，那個安全官員的態度始終沒有改變，他似乎認為你不可能總是非常小心謹慎的；在他看來，宁可把科學家們同實驗室里的一切全都放進高壓消毒鍋里消毒，也不去冒讓埃波拉病傳播的風險。 因此我現在正處在几年前喬夫的境地。當我把被猴于抓住的手掙脫出來時，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喬夫當年的那番遭遇。是否我也要經受他經歷過的折磨？我扯下外面的手套并察看里面的手套。裂口看來沒有透過第二層。為了徹底弄清這一點，我將里面的一付手套灌滿水。它不漏水，我的皮膚上也沒有受損傷，但是這是否就意味著我是安全的呢？喬夫當時也注意到沒有滲漏。當然，猴子的爪上要遠比刺進喬夫姆指的針頭上所帶的病毒要少。 這一切發生在位于英格蘭南部波登當的第4級病毒實驗室里。這是英國唯一的這類設施。這所實驗室建在索爾茲伯里大平原中部一座小山上，是一座有几幢寬大的水泥和磚結构建筑的，重要的國家綜合研究所的一小部分。它构成一幅居高臨下的景象。第4級病毒實驗室原本屬于英國陸軍，在二戰期間進行化學和生物武器的絕密試驗。其研究工作的重點主要集中在空气生物學——即用某种形式的飛行器散播傳染性生物物質的可能性。 喬夫和我在一個巨大的猴室里工作。戴維和我得到資助購置了一台實驗所需的血液學（血液分析）儀器。真的，我們的工作帶有高度的即興意味：喬夫和我學著每件事都親自動手。 我于1982年來到波登·當。不久即同喬夫一起從事埃波拉病毒方面的工作。因為實驗有時要求我們連續工作六小時，我很幸運能有他在我身旁。猴子抓住我手套的那天，我們兩人正在進行一系列复雜的試驗，目的是要在我們以前發現的病毒損害血小板和內皮細胞的現象的基礎上找出醫治埃波拉病毒的辦法，我們的想法是如果能夠醫治猴子身上的疾病，那么我們也可以將結果應用到人類感染此病的患者。我當時又重新采用扎伊爾的埃波拉病毒菌株，因為這种病毒實際上能在所有感染它的猴子身上引發致命的疾病。這种病毒就是那种在1976年襲擊揚布庫并奪去三百條人命的病毒。死亡率高達90％。喬夫就是感染這种病毒而又僥幸活下來的。 雖然我們不愿這樣利用猴子做試驗，但這是獲得所需的、有關這种病的情況的唯一途徑。事實上，今天所掌握的關于埃波拉疾病的過程的知識大部分得自喬夫和我在波登當工作時進行猴子實驗所得的結果。 我們決定從那只撕破我手套的猴子身上取血液樣品；無論如何，應當進行一次血液試驗。當我們檢驗血清看是否有病毒時，發現它含有四級埃波拉病毒。這相當于每一毫升血液中含有一千個病毒粒子。病毒的數量是很大的。 現在我必須要等待五天，即病毒的潛伏期。這意味著五天的鏡中自我觀察，看是否出現表明病情的皮疹；五天中不斷地吞咽，看喉嚨是否疼痛發炎；五天中一直怀疑太陽穴的一次遲鈍的跳動是否意味著頭痛的開始。這些都是埃波拉症的初期症狀。然而，我更多地是憤怒甚于害怕。喬夫和我都不認為我真的感染了。盡管如此，卻難以原諒我的大意。我怎么也不該讓我的手放在能被猴子抓到的地方。同時，我也知道這并非全是我的過錯。問題主要在于實驗室本身的設計。實驗室主要是為了檢測可能對生物戰爭有用的空降藥劑而建造的，我們不需戴上生物面具。包裹在這一种東西里，你滿臉大汗，呼吸困難。更槽的是，它使你無法說話。譬如你不能和同事交流，告訴他，“注意，我要給這只猴子的手臂上打一針，請你務必把手拿開。”更有甚者，面具是如此沉重，以至一天戴下來，你的脖子疼得要命。我能理解為什么喬1979年在蘇丹工作時不用面具。從化妝的角度看，面具對臉也是一個災難，因為皮膚要經常同一個不透气的密封墊磨擦，并且，由于有兩個眼罩，你完全看不見周圍的事物，除非你轉過身子，否則你只能憑感覺來發現身旁和身后的事物，比如一個手里拿著一支受感染的針頭的人，或一只想要抓你的猴子。 但是除了手套，這副面具是我們所能得到的唯一真正的保護。手套一直延伸到袖口，可是缺乏同袖子連接的密封口。這樣皮膚就暴露在外。手套也非常不方便，太過笨重，不适用于對動物和樣本作細致的操作。實際上它們不過是一般的黃色洗滌用手套而已，至于對身体的其余部分則沒有任何保護。進入實驗室前，你必須把衣服脫光然后穿上實際就像是劇場擦洗工作穿的工作服。因為他們以為假設只有男人在實驗室工作，因此所有這种工作服要比我的身材大到四個尺碼。這些工作服統統必須适合厄尼·鮑恩的身材。我必須把它圍著腰部裹上兩圈。不只一次在工作時衣服要從身上滑下來。但是，因為尺寸不合身而滑下衣服，是我最不屑于關心的事。 這一切最后歸結為一點，即整個系統從建立時起就是不安全的。之所以沒有發生更多的事故，那是由于研究人員具有高，水平的技能。要是沒有喬夫的耐心和技能以及我自己想要弄清病毒感染机理的強烈愿望的話，我不敢肯定我能經受住這一切。 倒計時開始了。不管我對事件的客觀估計如何，我仍注視著日子，注視著我自己。每天，我從溫布爾頓的家驅車七十英里由M3號汽車道來到波登當。我有充分時間思考。五天……四天……是不是在我手臂上開始長出皮疹了，或是原來就有的污點？是因為干躁的緣故所以喉嚨有點疼痛，或是真的得了什么病？是否需要多几個小時的睡眠？腦后的刺痛莫非就是頭痛的開始？幻想成了我自己最大的敵人。我必須小心地分清真正發生的事情和驅之不去的恐慌在我頭腦里造成的幻覺。三天……二天……。 我集中注意力于工作和我必須在家里完成的任務。我估計著，我覺得我會沒事的。在此整個期間，喬夫保持著一貫高興的態度。不再提起這件事。我們一如既往地同猴子們一起工作就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 只剩一天了。 那天晚上我上床后下定決心要馬上人睡。我仍然感覺良好，但我不能肯定。几小時以后，我才迷迷糊糊地睡著。第二天清晨，我從床上起來走進浴室，我猶豫了一會儿，然后開燈照鏡子。什么事也沒有。沒有皮疹，也沒有頭疼或發燒，也沒有喉嚨疼。我脫离危險了。 但我仍然感到憤怒，不再針對我自己，而是針對波登當的整個体系，是它把每一個工作人員置于危險之中。然而直到1984年的后期，我有机會在和它相似的“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了三個月之后，才意識到波登當的條件是何等悲慘。當我看到一個有套間的實驗室是什么樣子，它的保護設施那么好，在那里工作是何等舒适時，我對我所經受過的一切更加感到震惊。因此，1984年，當我從“疾病控制中心”回來后，我要求見波登當的主任。他是一位中年科學家，態度十分生硬。他沒有同第4級病毒打交道的經歷，也不想從事這方面的工作。當然，他對我所說的不感興趣。我還是告訴了他：他的体系不安全。 他臉色鐵青，我怎么敢頂撞他呢？他從未見過如此“不禮貌”的人。 這位主任對我的談話反應十分無禮。而更令人惊訝的是，他和那位安全官員在我們進行病毒工作的整個期間從未進入過實驗室內部。對于我們究竟在于什么一無所知，一點也不關心我們面臨的問題。我從未見他們戴過覆蓋整個面部的呼吸器。他接著說我向專家挑戰是不“恰當”的，即使這些專家所做的工作大部分是在二戰期間進行的。他還說，美國人在管理實驗室方面沒有什么足以教導英國人的。后來，他的一位“專家”訪問“疾病控制中心”時還告訴喬說我是一個惹是生非的人。 “好极了，”喬答道。“這种人是能把事情辦成的人。如能夠的話，我愿意把她留在我這里。” 即使在我同喬夫一起進行的實驗結束以后，我仍繼續為建造一所合适的第4級病毒實驗室（帶有套間設備）而努力。戴維·辛普森放下了出血熱病毒研究，轉到貝爾法斯特皇后大學（Queen's University of Belfast）任微生物學系主任。我寄希望于一所正在倫敦北部科林代爾（Colindele）建造的中央公共衛生實驗室，希望它將能滿足我們的部分要求，并在适當時期將有空間和財力來建造一座帶套間的實驗室。但是我對這兩方面的打算都失望了。新實驗室按照一排小間的形式來安排，是一种“雙層殼体”体系。實驗室牆壁构成一層不透气的外殼，而內殼則包括一個相互連接的小間的密閉体系，它類似“疾病控制中心”早就如釋重負地放棄了的那种体系。在這种實驗室里，需要將雙手插入一系列小洞口內的手套里進行工作。雖然這种布置將我們從必須使用覆蓋整個臉部的呼吸器的狀態中解脫出來，我們仍然必須戴手套。這种手套又大又笨，實際上使我們無法進行任何科學工作。花了那么多經費和進行了那么复雜的工程，科林代爾的新實驗室結果不過是一系列非常昂貴的，連接在一起的大柜子。它沒有運作就過時了。負責設計的人們少有在第4級病毒設施中工作過的經驗，他們被安全的需要所迷惑，既看不到真正的危險，同時也使重大的研究工作難以取得成就。 因為科林代爾是我在英國所能期望的最佳去處，于是我提出辭職于1985年到那里去工作。我勸說公共衛生實驗室服務部買了一台伽瑪射線輻照器用來使病毒失去活性。但我能做的也僅止于此。到了1985年底，喬向我建議，到目前我已經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了三個月，又在塞拉利昂工作了三個月。我正在寫論文准備發表，我是否愿意在“疾病控制中心”擔任職務。他認為，鑒于我在非常局限的條件下工作，特別是在受。約束的環境中工作，我在英國不可能取得重大進展。他請我到他在亞特蘭大的實驗室去設立一個病理生理學研究項目，從事病毒性出血熱症机理的研究。他同時還提出讓我在一個野外現場研究項目工作，特別在塞拉利昂。我們在英國是沒有這類項目的。 那是艱難的選擇。一是因為盡管有那么多問題，我仍然有同事們的支持，他們理解我的工作，并試著幫助我創造條件。二是由于戴維·辛普森离去，在英國再沒有另外一個人具有足以領導英國出血性熱病研究的醫學和科學方面的經驗。我同那些曾經幫助我在英國有所建樹的人們商量。令我惊訝的是他們的意見完全一致。他們告訴我，假使我拒絕這次机會那將是我的大錯，并提醒我，如果我留下來，我將繼續面對更多的挫折和無窮無盡的障礙。我認識到他們是對的。我下定了決心。1986年1月4日我啟程奔赴亞特蘭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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