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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蘇在波登當（Porfon Down）与埃波拉病毒斗爭時，我開始對人体免疫缺損病毒／艾滋病毒（HIV／AIDS）發生興趣。1983年初，安特衛普的一位同事——簡·德斯邁特（Jan Desmyter）告訴我，他曾看到一群來自扎伊爾的病人患了一种類似愛滋病的疾病。1983年3月，他和其他在比利時的同事曾治療過30多個患這類疾病的人。這是一個給人深刻印象的數字。雖然比利時在20多年前已經放棄了對扎伊爾的控制，但兩國之間仍保持著密切的關氛，任何扎伊爾人如果真的得了重病，只要負擔得起治療費，總要想方設法到比利時去醫治。我曾在扎伊爾呆過，知道只有遠遠低于該國人口百分之一的人能負擔這种醫療所需的旅費。因此很清楚，在扎伊爾一定還有很多患艾滋病的人。 感覺到可能有一場瘟疫正在醞釀中，我曾和“疾病控制中心”的艾滋病研究小組領導人吉姆·柯淪（Jim Curran）對這种情況進行過討論。他也認為在扎伊爾一定還有非常多尚未發現的艾滋病患者。他同意應當對簡所作的報告繼續采取行動，并向我保證“疾病控制中心”將給予支持。于是，1983年7月，我給美國駐金沙薩大使館發了一個電報，該電報轉給了住美國商務處的科學參贊塞斯·溫已克（Seth Winnick），我請他与衛生部首席顧問卡利薩·魯蒂（Kolisa Rufi）聯系。利用大使館作中間人，我可以使魯蒂了解在比利時發生的最新情況。然后，我請他考慮能否由政府批准讓我們到扎伊爾去進行一次調查，9月份，我們獲得了他的同意。 1983年艾滋病病毒尚未分离出來，因此我們沒有任何特殊的試驗來證明一名患者真正得了艾滋病。我們僅有的是艱巨的，高度技術性的T4／T8比例試驗，它測量感染免疫系統中T細胞的損失一一能揭示艾滋病感染的一种症狀。事實上，那時我們甚至不能确定艾滋病是一种病毒性感染，而沒有病毒也就無所謂抗体試驗。對于T4／T8試驗，我必須找一位技師，不僅能做這种复雜的試驗，而且也能將所需的材料運到非洲，并在那里跟在“疾病控制中心”試驗室一樣，進行試驗。我挑選了希拉·米契爾，她已和我一同在試驗室工作了兩年。雖然這可能是她第一次非洲之行，我感到她是最能胜任這項艱巨任務的人。我很高興他說我作了正确選擇。她不僅為我做了极為出色的工作，后來又繼續發展了一項獨特的職業，為發展中國家建立檢驗人体免疫缺損病毒的實驗室机构。 在我們准備出發去扎伊爾的前十天，我接到以前在細菌疾病部特殊病原体分部的領導約翰·貝內特（John Bennet）的電話。他現在是傳染病中心的副主任。約翰告訴我，除了我的小組以外，還有另外一個由美國衛生研究所（NIH）的湯姆·奎因（Tom 0uinn）率領的艾滋病考察組已進入扎伊爾。他的助手是一位年輕的昆虫學家兼流行病學家名叫費雷德·費因素德（Fred FeinsOd）。費雷德正在埃及從事裂谷（Rift Vallev）熱病毒的研究。另有一位助手是來自安特衛普的利奧波德親王熱帶醫學（Prince leopoldInstitute of Tropical medicine）研究所的彼得·派奧特（Peter Piot）。雖然我從未見過湯姆，但我和彼得很熟，1976年曾一同在扎伊爾考察埃波拉病毒。他是流行病學家。他聰明地拒絕乘坐由兩名喝醉酒的飛行員駕駛的倒霉的直升机。我曾和那兩名駕駛員的棺材及他們悲痛的家屬同机飛回金沙薩。這些事是無法忘怀的。 約翰為我們所有的人一起工作做出了很好的范例。我把我的計划告訴湯姆時，他也同意把“疾病控制中心”和“全國衛生研究所”雙方的力量合并起來，互為補充。也許我們“疾病控制中心“的最大有利條件是得到扎伊爾衛生部的正式邀請而湯姆則沒有。另一方面，湯姆掌握了一批用于T4／T8試驗的試劑，這點比“疾病控制中心”优越，同時彼得已和扎伊爾的醫院建立了個人接触，而別人都沒有。我們決定去扎伊爾前，所有人員在安特衛普“利奧波德親王熱帶醫學研究所”集合。我期望和彼得及湯姆認真討論工作方針，但是未能實現。 還有几個人參加這項活動。除彼得和湯姆外，美國全國變態反應与傳染病研究所（NIAID）主任狄克·克勞斯（DickKrause），利奧波德親王研究所主任盧克·凡·艾克曼（1uc Van Eyckmens），以及來自約翰·霍布金斯（Johns H0pkins）醫學院的一位流行病學家，他也是全美衛生研究所的成員。這些人不和我們一同去扎伊爾，但是組織似乎有些龐大。我可以理解克勞斯和艾克曼為何能在這里，因為他們的組織向湯姆和彼得提供了基金。但其他人呢？我猜想這种集會的規模是另一种跡象，表明科學界開始對艾滋病高度發生興趣——這种興趣既是幸事又是禍害。說是幸事，是因為大量的有价值的科學試驗得以進行；說是禍害，則是因為它會引起某些爭權的矛盾斗爭，以及隨之而來的爭吵和嫉妒。那位來自約翰·霍布金斯醫學院的流行病學家的作用是不清楚的。當他發表了有關如何選擇對照控制組的完全無用的迂腐的演講后，他的作用顯得更小了。我想我又回到流行病情報所開辦的流行病學初級班來了。然而會議的其它方面證明是更有价值的。至少當我們分開時，大家都感到能夠在一起工作到今日仍是朋友，這一點足以證明當時的判斷是正确的。 第二天我們一同乘薩貝納（Sabena）航空公司的班机飛往金沙薩。我們組又吸收了兩位新成員：一位是來自安特衛普的試驗室技術員，另一位是亨利·台爾曼（HenriThaelman），他是利奧波德親王研究所的臨床醫生。組里唯一未和我們同行的是希拉·米切爾，她直接從美國飛抵金沙薩与我們會合。在她的行李中有力我們項目建立T4／T8比例試驗用的工具。比利時人曾安排我們住在福美特羅，那正是我們在埃波拉病毒爆發時期曾經住過的机构。7年中該地沒有發生什么變化，但彼得和我個人有些不安；它令人想起過去的死者。顯然，中非及其与病毒的關系總有點特殊之處，這次將面臨什么，且拭目以待。 為解除旅途中的疲勞，我們很早入睡。第二天早上我們計划去會見美國大使館的科學參贊塞思·溫尼克（Seih Winnick）。他出奇地年輕，約30歲出頭，留著修剪得很好的小胡子，還有一頭蓬亂的棕紅色頭發。他的主要職務完全和科學無關——他實際的工作是在扎伊爾收集有關商業活動的情況——“科學參贊”只是他一長串頭銜中的一個。塞思承認他來沒有認為要做任何与科學有關的工作，現在他意識到這种情況將要有變化了。他為我們安排下午會見卡利薩·魯蒂，為第二天他自己會見衛生部長舖路。作為一個初學者，他做得很好。 我和卡利薩曾在日內瓦和內羅畢的世界衛生組織會議上見過面。他穿著大多數扎伊爾官員在工作日所穿的陸地旅行套服接見了我們。西方的習俗在此間上層社會的時尚中占統治地位，但也存在一些有趣的与之背离的情況。如總統下令：正式服裝中取消領帶和短袖上衣。這是在一個熱帶國家里的一項有重大意義的動議。還有基督教的教名，也通過總統命令，在几年前禁止使用，以鼓勵使用傳統的非洲人名字。 卡利薩顯然不知道我們訪問的含義。他表現了高度合作的態度，并向我們保證，不管明早會議上部長可能會對我們說什么，政府將允許我們進行第一階段的艾滋病研究，在扎伊爾，你不可能猜測政府將作如何反應，那里總是有社會政治危机在醞釀之中。最近一次是經濟的。我們到達時，正好扎伊爾國家貨幣制單位——扎伊爾市發生戲劇性貶值。在我們到達的前一天，扎市對美元的比例從原先的5：1暴跌到30：1。貶值帶來的第一個問題是由于扎市最大的面值是一元扎伊爾市，所以，人們如要去商店，就不得不帶著裝滿現款的提包和箱子。在金沙薩的第二天晚上，我們必須把公文包塞滿半元面值和一元面值的扎伊爾鈔票，以便在一家希腊餐館吃飯。我們感到就像黑手党党徒在進行分贓，但結果是不管我們有多少錢，只能點那么有限的几道菜。由于通貨膨脹并缺少外匯，菜單上很多菜是不供應的。此外，某些商品買下到，因為用來運輸這些商品的燃料价格急劇上漲。我們感到极為不便，但是在這种情況下，真正受害的總是窮人。扎伊爾大多數人民是靠吃木薯為生，那是一种主要成份為淀粉的、很容易生長的薯類作物，看上去像帶樹皮的大甘薯，但非洲的木薯都含有有毒的生物鹼，要溶解這种毒素，必須把它在流動的水中浸泡兩天。在這過程中，由于吸收了大量水份，使木薯的重量大增，——因此，運輸費用要貴得多。由于貨幣貶值和燃料价格猛漲，木薯的運輸价格高得使人不敢購買。因此城市貧民陷入饑餓狀態。 在希腊餐館用餐時，我開始進一步詢問湯姆和彼得有關艾滋病在美國的危險因素情況。我們對于這种傳染病的研究還處于旱期階段，對它們的情況所知不多。他們极為高興地告訴了我。當他們談到有關日金山浴室中的事以及關于大量同性戀者和几百個毫不相識的伴侶發生性關系的嗜好時，我不知道想什么好。我從來沒有听過這樣的事情，而且不只是我一個人如此。我從眼角望出去，可以看到鄰桌的每一個人似乎都在認真地傾听著每一句話，這不僅是因為湯姆和彼得极為生動的描述。倘若你是專門研究通過性傳播的疾病（STDS）的，你必然會听到一些惊人的信息。 在我的經歷中，沒有同70年代同性戀者生活有關的部分。即使我有在扎伊爾的經歷——那里的性習俗實行的完全是一夫多妻制，是西方所厭惡的，也使我對像彼得和湯姆在吃肉未燒前片和填滿葡萄葉餡以后所提供的那信息感到意外。因為在扎伊爾的性行為和湯姆及彼得所描述的舊金山的情況是那樣不同，我很難相信這种病竟在兩地以同樣方式傳播。确實，扎伊爾大多數病人去比利時求治艾滋病的都是男性，他們似乎是异性戀者。我還怀疑這种病是否專門為男性所感染。我猜想這僅僅是經濟因素造成的，因為男人控制了大部分金錢，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一路旅行到比利時并能擔負醫療費用。 第二天我們在衛生部長奇巴蘇博士（Dr.Tshibasu）的辦公室集合。他高大強壯，頭發灰白。他說著流利法語，態度和藹可親，表現出一种老于世故的風度。我十分了解扎伊爾的政治形勢，知道他一定是蒙博托親自挑選的人。他在位已六個多月，這樣長的任期在蒙博托政權下是不尋常的長了。一般他講，那些官員們任期都不到一年，這期間他們有足夠時間在被解雇或必須回到國會之前中飽他們的私囊，而在國會里則較難（但并非不可能）致富。因此我估計奇巴蘇博士即將結束他的部長生涯了。如果他處于失去官位的險境，我的朋友卡里薩·魯蒂也會如此。這意味著我們只有极少時間根据所發現情況來進行初步研究和制訂未來行動的議程。 會見是從一個非常有趣的情調開始的。奇巴蘇博士有些生硬但不失熱誠地向我們致意。他并不掩飾他的怀疑態度。他告訴我們他要處理的問題已經超越他的能力，如瘧疾、營養不良、痢疾、結核病、嗜睡病、天花等。他用漂亮的法語說：“不要期望你們所感興趣的問題能引起我們的興趣或支持。我們甚至不能對付我剛剛講過的那些問題。“我馬上看出艾滋病對他是一個未知數，對于這种病將對他的國家和人民构成怎樣的威協，他心中無數。 因此，我開始告訴他有關這种病的情況。我告訴他，他的几位有錢的同胞患有艾滋病，目前正在比利時的醫院里淹淹一息；其中包括一位陸軍上校、一位銀行家和一位本地大釀酒厂的副總經理。部長開始表現出一些興趣，但我們還不能說服他重新考慮他的立場。那要等到將來我們收集到一些令人吃惊的情況之后。 嗣后几年，在其它國家中也听到官員們同樣的論點。對一些人特別是當權者，很難讓他們理解艾滋病的沖擊力，直到這种病已橫掃他們的國家時。几年后在巴基斯但，我敦促一些衛生部官員到一個艾滋病感染的非洲城市去親自看看，要是他們對一种傳染病不采取措施，將會發生怎樣的后果。至少奇巴蘇博士很明智地允許我們進行初步階段的調查。他正像卡利薩所預計的那樣做了。 我們首先的任務是在金沙薩找一處能夠建立一個實驗室的場所。它必須讓我們能夠方便地得到清淨的水和充足的電力。我們也必須決定為我們的研究將去考察哪几家醫院。該城兩家主要醫院是瑪瑪·那模醫院（紀念蒙博托母親的），和地處郊區的大學醫院（UniversityHospital）。大學醫院主要為比較富有的人服務，而瑪瑪·那模醫院則是為金沙薩絕大多數窮人服務的。在發生埃波拉瘟疫時，我的朋友比爾·克洛斯（BillC1ose）正在該院任院長。比爾已于1977年离開扎伊爾并和他的可愛的妻子定居在美國怀俄明州的大派尼（BigPiney）城。他現在是一名家庭醫生，并已是社區人們崇拜的對象。 瑪瑪·那模醫院是一所散亂的醫院。它是殖民時代設計的典型醫院。病房寬大，高高的馬口鐵天花板因銹蝕而變得不牢固了。水泥地板帶著無數受苦人的污跡而發暗。空气流通就靠老式頭頂扇和沒有玻璃的窗。每間病房大約有30張金屬床，基本都住滿了病人。床墊是用棉花或草做的，被單很難得到。伙食由病人家屬提供。由于醫務人員短缺，家屬還要擔負更多的護理。浴室很少，而且難得用上。發出難聞的臭气朝你扑面而來，并尾隨你直至你离開。病房普遍地塞滿了受重病折磨的人。他們之中有黃疽病、腫漲病、极度瘦弱症、昏迷症和嘔吐症。許多人還得了痢疾。帶著傷口進了瑪瑪·那模醫院的患者，他們的傷面上有痴皮并已化濃，散發著可怕的臭气。他們無窮無盡地來到醫院。整個陰濕的走廊里都回蕩著尖叫和呻吟的聲音。這就是世界上窮苦人面臨的疾病和死亡。 我們就是在地獄般的環境中尋找艾滋病的病人。我們從疾病所表現出來的症狀和T4／T8比例來評定病人是否患了艾滋病。人体免疫缺損病毒（HIV）有選擇地殺死T4淋巴体細胞而剩下T8細胞。T4淋巴体細胞是人体殺死入侵的微生物的机制的關鍵細胞。如果T4細胞對比T8細胞相對減少，我們便知道病人要患艾滋病或已經患了艾滋病。由于我們知道只有艾滋病才能這樣，因此，T4／T8比例為我們提供了一种診斷試驗。為了進行T4／T8試驗，希拉開始在大學醫院建立試驗室。瑪瑪·那模醫院的試驗室設施條件不足。 我們的辦法很簡單，連續三個星期，我們按計划調查了瑪瑪·那摸和大學醫院的男、女病房。每當接收一位新病人時，我們將對他或她進行檢查并作了病歷，然后抽血佯，以便作T4／T8的試驗。同時我們對已發現的病人進行檢查以便了解他們的病情。我們立即被所看到的情況所震惊。倒不是因為有很多類似艾滋病的病人，那已經夠糟的了，而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病人總是疾病的晚期。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美國和歐洲的艾滋病病例和1983年在金沙薩所看到的情況之間的主要區別。這里的病人都因未得到及時醫療而感染，其症狀都是晚期的，真慘。例如，有人整個一只腳腫到正常尺寸的三倍，因為被黃色霉菌所感染。在西方，會對這樣的感染迅速進行消毒處理，而在這里，病人等待著直到病情進一步發展到更嚴重的階段。在任何情況下，有效的抗菌藥在像扎伊爾這樣的國家是負擔不起的。艾滋病患者每日服用一片抗菌藥目前是15美元，這是金沙薩人兩周的工資，而他還必須有固定的工作。患有艾滋病的人沒有希望得到這种治療。 在和衛生部長會見后的那一天，我們首先去瑪瑪·那模醫院參觀。他們讓我去找病房主任貝拉·卡皮塔醫生。我向一位護士詢問：“我是“疫病控制中心”的麥克科密克醫生，我帶了一組人員來幫助研究艾滋病問題，我能和這里的卡皮塔醫生見面嗎？但得到的回答卻是卡皮塔醫生不在。在這里，主管人員總是离開工作崗位去辦自己的私事，這也是一樁常見的事情，這意味著，每件事都將花极長時間才能辦成。我從經驗中了解到像這類事情，沒有上級同意，其他工作人員是不愿去插手的。如果領導不在，你就運气不好。 但是事實是卡皮塔醫生第二天來了。昨天他是去看望他生病的父親去了，住在不太遠的村庄里。卡皮塔大夫是在比利時受過訓的心髒病學家。他常常去看望他的父親并為其父治療充血性心髒衰弱，沒有任何人可以治療這种病。事實上，我了解了他以后，我認識到以前對他的看法是极其錯誤的。卡皮塔醫生原來是個圣人。有一次我隨他去當地郵局時，有一個小女孩走來向我們乞討，卡皮塔顯然感到很慚愧，眼淚流了下來。他說：“以前不總是這樣的，現在情況不同了，生活更為困難，現在我們的孩子被迫去乞討。我不知道該怎么辦？” 卡皮塔醫生是一個矮瘦的人，腦袋大而圓，目光尖銳。他极為聰明，渴望同我們合作，特別是在我們來到之前，他早就敏銳地意識到在他的病房中有艾滋病病例。他歡迎我們能夠給他任何援助，但他同樣也為我們提供很多幫助，因此我推荐他為我們小組的成員，我們需要一個像卡皮塔這樣的扎伊爾的同事。他有人道主義精神，深刻理解我們來是為了幫助扎伊爾苦難的人民的。 正當我們在瑪瑪·那模和大學醫院病房真正開始工作時，我們組減少了一個人。湯姆·奎恩被召參加在丹麥舉行的會議，在我們完成調查工作前不能再回到扎伊爾。（然而在以后的几年中他仍是組里重要的成員）。因此，組里只有我，彼得，亨利·台爾曼和費雷德·費恩索德。希拉負責試驗室工作。我們的調查工作是緊張的。每天我們必須對病人進行体檢并收集樣本，在下午前將材料送到試驗室。我們能給希拉的時間越多越好，她的試驗程序需几個小時。我們用一個臨時裝配的設備將細胞和樣本置于合理的條件下加以冷凍和保存以備將來使用。這套裝置包括一個液体氮气罐，一般溫度是-200C（-328F）。但是如果將細胞直接放進這樣溫度的液化氮中，他們冷凍得太快，會膨漲并爆裂開來——這將使我們不能用冷凍的方法達到保存的目的。因此我們將裝細胞的小瓶侵入一种特殊介質中，然后裝進厚紙袋中慢慢地不是浸人液化氮而是浸入它的蒸汽，真的溫度是-80C（-112F），蒸气要暖和的多。這就像我們跳進游泳池之前先把腳弄濕一樣。但是液氮蒸气要遠遠比這個來得更冷。倘若把腳浸入氮气中就會凍坏。我們將細胞暴露在液氮蒸气中几小時直到它們緩慢地、均勻地凍結。程序是費時的，我們很少在晚上八九點鐘前完成。試驗室的工作既費時又乏味，但希拉都承擔了下來。雖然她對研究T4／T8細胞有相當技能，但每天晚上要坐在顯微鏡下兩三個小時，使她的眼睛和背部受到傷害。我們所做的工作是一項艱苦的工作——精密、細致的工作，但也是艱苦的。 在我們調查的第五天，一位20歲的婦女昏迷不醒地被送進卡皮塔醫生的醫務室。她的家屬告訴我們她已病了几個月，發高燒，体重明顯減輕并劇烈咳嗽。他們說過去兩周里，這些症狀繼續發展，她開始感到劇烈的頭痛并昏昏欲睡。當他們實在不能把她喚醒時，才決定送到瑪瑪·那模醫院。就這樣我們和那瑪（Yema）相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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