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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前，當那瑪全家從卡南加（Kanange）遷往金沙薩時，他們很自然地被吸引到這“城里”來。（卡南加有一百多万人口，有著世界上最大的無電城市的不光彩的名聲）。“城里”位于金沙薩的中心，是個破亂不堪的貧民窟。由木材、水泥、泥上、鐵皮和破紙板搭成的一排排房屋組成。實際上，任何材料都行，只要能擋雨、防止害虫和侵犯者，以及惡鬼。這里是金沙薩的一部分，有很多小商店，人們可以買到便宜的中國或泰國制造的玩具，可以修理汽車和自行車。或用廢輪胎修補鞋跟。“城里”是沒錢人定居的地方。他們相信一旦找到工作便可以遷到好一點的地方去住，但是這种美夢很少成真。 在“城里”，婦女掙錢的辦法之一是出賣自己。所謂的“femmeslibres”（“自由婦女”）并非必須是未婚女子，更常見的是寡婦、离了婚的、分居的，或者索性就是被拋棄的婦女。她們沒有其它的供養來源，亟需金錢來養活自己和孩子們。說她們是“自由”的，是從這樣的意義來說的，就是她們可以提供隨意的“性”來換取金錢或禮物，而不是職業意義上的“妓女”。這种區別很重要，“職業的”是指經常的工作，而“自由婦女”只是偶而為之。由于人口增長，經濟衰落，城里的情況日益惡化，“自由婦女”現象越來越普遍。這只是又一個例子，說明婦女低下的社會地位加劇了對健康的危害。 那瑪是七個孩子中的老二，雖然她的父親是文盲，卻在啤酒厂找到一份扛啤酒箱的工作。步行或乘公共汽車上工，每天來回要几小時。有時他几天不回家，結果那瑪的母親只好擔負起養活她自己和一家的重任，盡管她竭盡一個母親所能做到的一切，但常常入不敷出，她的微薄工資無濟于事。她被生活的重擔壓垮了，以至不能照顧到所有的孩子，當然不能指望他們能夠上學。而且也沒有足夠數量的學校能容納那么多需要入學的儿童。因此，不可避免地他們在很小的年紀就要懂得怎樣靠自己掙錢糊口。那瑪仿效“城里”其他年輕的、處于青春期的女孩那樣，起初偶而和當地男人發生性關系去賺錢。在扎伊爾農村，這种行為是不允許的，而在此地，則或許是缺乏教養而被容忍。當她20歲時，她已經兩次墮胎。1982年末和1983年初，她的体重開始下降，同時經期不正常，最后在1983年5月完全停經。由于体重下降，她日益感到疲乏。她常常打寒戰，食欲下降，并有干咳。由于無力工作，她完全依賴家庭過活。由于無錢請醫生，那瑪得不到醫治。遲至9月，當她的母親不再能叫醒她時，在絕望中，家里人才把她送到瑪瑪那模醫院。 那瑪是我們所看到的第一個當時認為有不尋常艾滋病症狀的病例。我們一位同事，在金沙薩工作的比利時醫生奈斯特博士（Dr.Nyst）稱，他曾遇到過類似的病例。他告訴我們，去年以來，得囊球菌腦膜炎的病人不斷增加。那瑪可能也感染了這种腦膜炎，這是一种在正常人中很少發現、由酵母狀微生物侵入腦部所致的疾病，有時發生在免疫系統被放射和化學療法所抑止的晚期癌症病人身上。 奈斯特醫生給那瑪進行了脊椎抽液并將脊髓液体樣本送到試驗室。在顯微鏡下，在黑色印度墨水的背景下顯現出成百上千個圓形半透明的微生物——一個明顯的標志，證明那瑪确實患了囊球菌腦膜炎。這种微生物從字義上說就是糖衣裹著的霉菌，它生長在病人的脊髓中。對我們來說，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沒有必需的藥品來醫治這种病，在任何情況下，在扎伊爾，沒有人能買得起這种藥品。注射劑的毒性很高，而片劑則一片藥就需十五美元以上。我們無能為力地看著那瑪走向死亡。 從外表看，由于她陷入長期的昏迷狀態而似乎死得安詳。然而，這是假象。事實是，在她体內進行著一場猛烈的戰斗。那是在糖衣包裹的囊球菌和希拉測量的少數幸存的T4細胞——她的消耗殆盡的免疫細胞——之間的斗爭。 這种酵母完全不同于普通的烤面包用的酵母，或者假酵母，即一种引起常見的皮膚和粘膜的真菌感染的酵母。囊球菌自然滋生的地方是在土壤，在鳥糞，特別是鴿糞中繁殖。我們能為那瑪做的事那么少，我們對她的照顧甚至還不及醫院的工友所做的事情有意義。至少，事后他們可以打掃干淨，得到完成一件工作后的滿足感。而我們則只能站在一旁，眼睜睜地看著我們所受過的一切高深的訓練毫無用武之地。 那瑪的家屬對那瑪的死，比我們想像的更為淡漠。我有一种感覺，就是因為她們很久以前就明白她注定要死，她們根本無能為力，或許只是抱著一線希望能夠出現奇跡，才求助于瑪瑪那模醫院。我們提不出任何幫助。 在三周考察中，我們發現那瑪是几個類似情況中唯一的一個病例，而腦膜炎只是該病的一种症狀。我們看到，病人症狀的范圍之大是惊人的，像扎伊爾這樣貧窮的國家，艾滋病患者根据權利期望得到的那种醫藥方面的幫助是享受不起的，這些窮苦的人們得病后直到病情發展到十分危險的地步，才來到公立醫院。這些是我們眼前發生的人間悲劇，有些人嘴和舌頭劇痛，以至不能進食。那些能吃几口食物的人則會突然得急性腹痛，吐出大量腹液。他們的皮膚出現大面積的皮疹。在他們身体的內部和外部都出現大面積的感染的真菌團塊。即使感染不包含貪婪的酵母細胞，還會有其它寄生虫准備吞噬活人的腦子。該有一個患者明白他們身上發生了什么事？或為什么會發生？而我們呢？我們能夠做的只是在恐怖中注視。我們作為醫生的作用降為顧慮重重的觀察者和文件的精确的記錄者。我們希望，倘若我們能夠理解所觀察到的過程，那么，或許有朝一日有人會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工作之余的交談是我們從每天的痛苦中發泄感情的唯一方式。我們的朋友——性傳播疾病專家們繼續為我們講述在西方和HIV （人類免疫缺損病毒）有關的、過度的和希奇古怪的性習俗。而我們這些具有廣泛旅行經驗的人，如果說不是很老于世故的人，則以講述有關烹任非洲獨有的美味佳肴的故事來回報他們。向他們生動地描繪餐前的小吃，如生白蟻，大的含汁的飛蟻和油炸毛虫（當然只限于某些品种）。我們甚至更進一大步，組織了一次包括這些地方菜的宴會。但當他們真正面對這些真實的東西時，這些新手們卻畏縮不前了。我想，這類非洲佳肴要出現在西方高級餐館的菜單上之前，恐怕仍有一段路要走。 我們在調查中有兩點重要發現。一是我們記錄了更多的婦女患艾滋病的病例，它們要遠遠多于美國或歐洲，在那里，男性同性戀者得病的數字与此是不相稱的。另一是我們開始發現，性伴侶的多少和傳染率之間有直接的相互關系。這個發現和醫生們在艾滋病早期流行時在舊金山看到的男性同性戀者的情況相似。當我們承認這种疾病是由于性傳染而擴散時，令我們惊訝的是，在扎伊爾，這种病几乎全由正常的异性性交的擴散。但這并不意味著沒有同性傳染。我們的調查所揭示的只不過是金沙薩男人的傳染比例相對少些。看來同樣的情況出現在非洲大部分地區。當然，在扎伊爾還沒有像在西方國家那樣成立有組織的，或公開的同性戀團体。另一方面，對比西方國家，异性接触在非洲是常見的，并相對地不受社會約束，至少對男人是這樣。 我們在金沙薩的發現得到整個在非洲進行的類似調查所得結果的支持，特別是在盧旺達。現在世界必須面臨一個令人不安和吃惊的現實。我們對我們發現的結果進行思考，并加以仔細討論。有一切理由相信，在金沙薩發現了异性傳染的艾滋病，那么就完全有可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發現它。直到這個時候，特別在美國，艾滋病几乎完全只和同性戀者、吸毒者以及其他邊緣地區的人群有關。它被認為不會影響到“主流”人群。 1984年，我們的調查和一個由范·德·皮爾（Van der Peer）率領的比利時調查組在盧旺達出版了我們所作的結論。它登載在美國歷史悠久的醫學雜志《刺胳針》上。這篇文章將改變人們對艾滋病的看法。回顧非洲情況之后，我們提出一個問題：“下一個10年中，西方國家艾滋病的情況會不會也是這樣的呢？” 當時對有些人來說，這樣一個問題的本身就是侮辱性的。但是今天我們知道，對西方許多國家而言，回答是：“對的”。1996年，艾滋病是年齡在25至40歲的婦女中主要的死亡原因。 我給“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的報告中，認為艾滋病是扎伊爾的地方性流行病，70年代中期以來可能便已存在。我的結論是，根据醫生曾經遇到很多未能确診的体重下降和痢疾病例，結果患者無例外地在10年以后死亡。雖然他們把這种病歸因于結核病，但是回想起來，死因或許和艾滋病有關。在報告中最為引起爭論的部分里，我把這种疾病在扎伊爾的特征說成是由异性接触傳播。并且還說，沒有證据說明同性性關系或吸毒在傳播上起任何重要作用。我建議“疾病控制中心”和扎伊爾衛生部進行長期合作，在該國建立監測系統。最后，我向世界衛生組織呼吁在金沙薩或鄰近的剛果希拉柴維爾就這個問題召開一次研究會。這些建議后來都被采納了。 11月8日，我回到亞特蘭大并立即向我的主任加里·諾布爾（Gary Noble）及傳染病中心主任沃爾特·多德爾（Wa1ierDowdle）作了報告。听我說完后，他們兩人都同意我應會見“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比爾·福奇（BiII F0ege）。就在這一年，福奇博士作為該机构的領導人，已經宣布离任。他的繼任人詹姆斯·悔森（James Mason）恰好那天來訪問“疾病控制中心”，所以也被請參加會議。此外，人体免疫缺損病毒艾滋病（HIV／AIDS）分部主任吉姆·古倫（Jim Curran）和“病毒性疾病”分部主任費雷德·墨菲（Fred Murphy）也參加了會議。運气使那些和“疾病控制中心”有聯系的、研究艾滋病的主要角色在同一地點和時間相聚一堂。 比爾·福奇曾在非洲生活和工作過，因此立即意識到我們所面臨的形勢是多么嚴重。他決定我們應給衛生部助理部長愛德華·希蘭特（Edward Brandt）打電話。我于是和他拉上了對講机。我不知道他是何許人——只知道他是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任命的——我也不知道他會怎樣答复我。我向他描述我們的數据，概括我們得出的主要結論。我盡量把一切說得簡單明了。 電話的另一頭出現了長時間的沉默。 希蘭特開始說，我一定完全都弄錯了。 他說：“你們的發現一定有另外的解釋。你們是否考慮過其它疾病媒介？比如蚊虫？” 對他來說，講蚊虫比講性的問題顯然更容易些。 “我不認為我們取得的證据支持關于蚊虫的說法，先生。”我說道，“至今為止，我們在儿童中很少發現有這种病。儿童受蚊虫叮咬的次數和成年人一樣，可能還多些。這就是為什么儿童患瘧疾要比成人多得多。如果艾滋病是蚊虫傳播的，我們不會在人群中看到這种有規則的分布，至于瘧疾，你可以看到一個無規則的分布。我們知道，任何人都可以患瘧疾；只是取決于誰被蚊虫咬過。但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种疾病具有明顯的感染鏈，并且是圍繞著性接触。在儿童或老年人中沒有發生任何這种情況。 我認為我的解釋是充分說理的，卻未能動搖希蘭特。他似乎決心要提出另外的理論，只要讓异性患者擺脫与艾滋病的關系就行。我們的談話約20分鐘，但可以說沒有給他留下任何印象。我被華盛頓方面那樣深度的不信任——或者，還不如說是否定——弄得不知所措。當然，當時在場的每個人和我都理解我們提出的證据具有使人不得不信的本質，并認識到迫切需要采取行動。 明顯地，行政當局的結論是很不同的。這是里根的時代。如果需要對艾滋病作出解釋的話，那么這种解釋似乎必須是政治的和社會的要比我們所提供的更能被接受。選民們將會不喜歡我們的信息。他們較為樂意接受“同性戀瘟疫”的概念；公眾開始了解這种疾病時，他們就是這樣給定名的，這個概念帶有自我滿足和丑惡的道德主義的味道。我們所建議的是，告訴他們，艾滋病的确是一种瘟疫，對于它無人能夠免疫。 由于堅決拒絕承認艾滋病危机的真正范圍，里根當局使它自己成為病毒的同盟者。又過了一年，華盛頓方面的政策才開始轉變，任命C·埃弗里特·庫普（C·EverettKoop）為公共衛生局醫務長官。庫普，一位政治上的保守派，對正确和錯誤有強烈的愛憎感，是一位偉大的醫生和客觀的科學家。他拒絕以思想意識來殆污公共衛生事業。 兩年后的1987年，我參加了后來很有名的“波托馬克河會議”（Meetng onthePotomac）。那是在河邊的漂亮的帳蓬里舉行的。我是几名被邀請的、幸運的——或者上當的——來賓之一。不是說集會的發起人沒有好的意圖。值得贊揚的是，伊麗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擔負起整個會議的組織工作。當庫普進入帳蓬時，他受到雷鳴般掌聲的歡迎，以表示贊賞他所做的一切。但當里根總統站起來致辭，并第一次在公共場合承認艾滋病是美國公共衛生的主要問題時，卻受到敷衍的掌聲，夾雜著發自內心的呸聲和噓聲。應當承認，觀眾中，包括很多學術界人士，可能有党派觀念強的人，但很多出席會議的醫生并不真正以其對民主党的支持而出名。他們對里根當局在處理艾滋病危机問題上所犯的不可饒恕的疏忽感到吃惊。當然，還有几個更為鮮明的政治戰胜真理的例子。可能的例外是衛生部部長瑪格麗待·赫克勒（Margaret Hcckler）于1985年作出的大膽的，雖然是魯莽的宣言，聲稱將于兩年內提供艾滋病疫苗。 對我來說，波托烏克河會議是個轉折點。我已經在病毒性出血熱方面有所建樹；我已在從事一項我所喜愛的項目，對所做的研究工作感到激動。我無意放棄我感興趣的領域去從事艾滋病的研究。然而，我曾經建議在扎伊爾對這种病進行長期研究。我決定或許我應該是將這項研究工作搞起來的人一——這樣決定也許并非不合情理。我很不安。我該怎么辦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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