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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扎伊爾的艾滋病新項目要物色一個負責人。這項任務既然落在我的頭上，我想起一個時不時打過交道的人物來。此人姓曼，名叫喬納森。盡管那時候，雙方相識不相知，我對他干的那一行還是清楚的，可以說對他的專業和人品都很器重。其實喬納森生得五短身材，一頭黝黑卷發，小胡子修得整整齊齊。還架了一副細框眼鏡，秀气得叫人難以想象是個精力如此充沛、攻關十分投入的人。好几次“疾病控制中心”會議上我听過他的發言，每次的印象都是簡明扼要，不但邏輯性強、而且深思熟慮。當時他是新墨西哥州的州級流行病學者，在圣菲（SantaFe）居住。因為我听說過他對自己的工作感到吃不飽，很有動一動的意思。這就使我覺得我要交托的項目，非他莫屬了。 1984年7月底，我打電話給喬納森，問他對非洲之行是否感興趣。 “我可是從來沒有去過非洲，”他說道。他有好多顧慮。比如說，他有三個孩子，對他們的教育問題怎么解決？我向他保證說，扎伊爾有一所很好的美國學校，确是如此。此點不足慮，不應該妨礙他作出決定。我一直緊抓著他不放，磨到后來他終于答應至少考慮一下我的建議。 隔了一周，他的回音來了，說決心已下，他去。 3月，喬納森与我一同踏上了奔赴扎伊爾的第一次征程。艾滋病項目就此上馬。這里說明一下，在扎伊爾，艾滋病另有名稱。當地流行的法語縮略語字母拼音是“SIDA”（西達）。所以這里說“西達”項目。 到達扎伊爾，同几位主管流行性疾病的扎伊爾衛生部門官員見了面。這些人，大多數是支持“西達”項目的。但是，也有明顯的例外。盧休馬醫生即為其一。在扎伊爾，他稱得上是資深醫生了。他的態度很明确，雖然扎伊爾政府人才短缺、物力唯艱，哪怕最小規模的這類工程項目，沒有外援是決無上馬的可能的，他對我們計划進行的工作仍然毫無興趣。此人体格壯實。40開外年紀，一望而知是個免疫學家。就是不清楚他的來歷背景。不管怎么說，說他是個開業醫師、是個科學家，我看，還不如說他是個政客的好。從他的气勢和別人對他的唯唯諾諾態度看，他像是個在政府部門里路子很廣的人物。姑且撇開民族自尊話題不談，盧休馬醫生肚子里其實有他自己一副小算盤。他是那些首先聲稱治艾滋病有“方”的眾多非洲人之一。然而，他從沒有拿出什么有力的根据來，他的走紅，全靠新聞界炒得熱鬧。像扎伊爾這樣的國家里，這就足夠了。他的自吹轟動一時。為了酬答他對扎伊爾醫學衛生事業作出的像他自己說的那些貢獻，据說蒙博托總統還批撥了大筆款項和分配金沙薩高級住宅區一座住宅給他。就我們所知（而且相當准确），他的所謂靈丹妙藥只不過是一种說不明道不白的流汁，合成成分誰也不摸底。 此后數年，肯尼亞也有過類似的情況。肯尼亞醫學研究所的所長戴維·科契（DnvidCooch），大講特講他發明了一种對付艾滋病的有效治療方法。他總算不全是空口說白話，好像是掌握著一些數据，只是從未說出來而已。估計他進行過細胞培殖，從中提煉出某類物質，用于治療。顯然這類物質含有少量干扰素是人類自身具有的，在某种情況下足以阻止病毒繁殖擴散的物質。有人拿這類物質做過試驗。結果不能證實它有什么療效。有些原應該懂得的科學家竟然也對他這种治艾滋病有方的自我吹噓隨聲附和。因此，名聲越來越大，連世界衛生組織也收到了立項試驗研究的要求，不過卻迄今仍無下文。 以上是迫切要求醫治和預防艾滋病的有效良方的大致情況。而那些所謂的“回天良方”正是許多使這么些耗日費時，想方設法遏止席卷而來的艾滋病勢頭的非洲人的苦藥。科契大言不慚之日，正是非洲老百姓和醫務工作者開始感受這股勢頭的全面壓力之時。他們就是要讓西方人看看他們不愿意沒完沒了充當需要照顧、需要仰仗他人扶持和發明的孩提角色，他們能夠培養出可以對醫藥科學作出重大貢獻的人物來的。然而，結果卻是一個接一個的江湖騙子。艾滋病的出現招來了許多冒充良醫的騙于。這些騙子在發達國家中可能比發展中國家還多。他們大多是富有的投机取巧分子，利用患者急于求生的心理，進行盤剝。他們搞的這場騙取名利的買賣，對于艾滋病的防治和患者毫無益處。 我和喬納森遭遇到的諸如此類的對立，并不能阻礙我們在扎伊爾開展長期艾滋病研究項目的工作取得進展。在這方面，多虧一位名叫穆那姆比（Muyemhe）的醫生的支持。穆那姆比是1976年和我們一起工作過的一個朋友。后來1995年基奎特（Kikwit）地方埃波拉病毒猖撅時，他深獲眾望，公認是扎伊爾當局的首席發言人。他歷經人類苦難，總能保持樂觀開朗的性情。他斗爭的矛頭所向遠不止傳染性疾病本身。迫于環境，他得施展混身解數，對付种种派系鬧事、政府糾葛、暴力事件和解決日益腐化的基礎組織問題。他作為一名傳染性疾病專家出任金沙薩唯一的一所醫學院的校長。實際上，扎伊爾有些重要的醫藥方面的職務，穆那姆比并沒有擔任過。他擔任校長期間，正是“西達”項目初創階段，他的財政十分桔据，連辦公用紙也買不起，更不用說滿足學生的需要了。無論困難多大，他從不畏縮。1976年埃波拉病毒泛濫，他堅守崗位；7年后艾滋病蔓延扎伊爾全境，他仍堅定崗位。后來基奎特又爆發埃波拉病毒，他還是堅持在那里。他所作的奉獻是一座座丰碑。他艱苦卓絕，堅忍不拔，堪与超人毗美。穆那姆比熱心竭盡所能為他的人民作出奉獻。他曾花數月時間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實驗室里學習出血熱血清診斷技術。他希望返回金沙薩后能在自己的實驗室里進行試驗。可悲的是，從來沒有足夠的經費使他的實驗室保持運作。說來傷心，連穩定供電都保證不了。沒有了電，試劑等于廢品一堆。也許可以這么說，如果有錢的話，1995年6月埃波拉病毒襲來時，扎伊爾基奎特地區300人喪生的局面完全可以避免。 我和喬納森需要馬上著手解決好几個問題。至關重要的一項是為“西達”項目主要基地擇扯。可是眾說紛壇，各有看法，都想擠進艾滋病研究項目中來。大家知道這意味著有撥款，培訓和晉升的可能。這些机會制造了強列競爭環境，毫不足怪。因為這些籌碼是實實在在的。許多國家一一比利時、法國、英國、加拿大，還有美國等國家的科學家都正動員起來投身于該疾病的研究。人人誓拔頭籌的精神狀態，主宰了一切，管它是為了獻身的事業、還是為了個人的名利得失，都一樣，喝采捧場也好，一筆筆到位的款子也好，反正，五花八門，好不熱鬧。而我們從中确确實實增長了惊人的見識，像病毒是如何构成的，人又是怎樣能具備變色龍一般的本領，千變万化，避免察覺，頂住打擊，從而達到玩弄人類免疫系統以及免疫學者們的目的等等，等等。而這种競爭雖說發動了全世界眾多的研究人員一致對付艾滋病、尋求治療方劑，卻也破坏了同行之間的友誼，滋生了對立積怨、互相攻仟、爭論不休的弊端。法國的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ePasteur）和美國的全國衛生研究所苦苦爭吵，就是為了要爭個明白，究竟是哪一家發現艾滋病病毒的。艾滋病成為公共注意力焦點后科學家之間四分五裂，臭名昭彰，莫此為甚。 喬納森全家在金沙薩定居下來以后，喬納森本人覺得他在逐項落實“西達”項目方面所体會到的興奮激情遠遠超過對當地生活艱苦而感到的不稱心。 我先是幫助他安頓下來，工作上馬，而后每年來兩三次同他繼續合作。項目形成一定規模后，同“疾病控制中心”，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和利奧波德親王熱帶醫學研究所合作，由從安特衛普過來的鮑勃·科爾邦德斯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的斯基普·弗朗西斯參与，進行一項合作項目。由于有喬納森的先驅研究，我們對當地的城市環境在傳布艾滋病方面的作用，就清楚得多了。他還就孕婦對胎儿傳染疾病作了最早的研究。此外，他在同來自亞特蘭大州的艾倫·格林伯格共同研究的過程中，在儿童身上發現了瘧疾同艾滋病之間的關連。這种關連并非直接。瘧疾并不導致艾滋病，但是瘧疾會使儿童出現貧血症狀，并因貧血而需要輸血，因輸血而极有可能讓病儿接受艾滋病毒污染了的血液。因為當地屬于缺乏測驗獻血血源中是否存在艾滋病病毒手段的地區。喬納森的研究還包括：非洲地區的艾滋病和西方出現的艾滋病，在症狀方面有重大的不同，感染后艾滋病的潛伏期，在非洲要短得多。我們相信其原因首先應該是非洲人容易罹致該項疾病。因為他們感染的机會多得多。尤其是寄生虫感染。可以說他們的軀体對艾滋病病毒是敞開的，成了病毒的肥沃土壤。最后一點，喬納森的研究，表明他也是較早發現肺結核同艾滋病病毒有關的一批人中間的一個。 喬納森的這些研究成果固然重要，同樣重要的是，他在扎伊爾深入基層的体驗，使他有机會懂得艾滋病的嚴重影響。正是這些第一手的知識使他成為全球艾滋病研究項目的卓有成效的領導人物。該項目后來納入世界衛生組織的工作計划之內。目前，喬納森在哈佛成立了一個新机构，取名為衛生与人權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Health andHuman Rights）。該所處于探索問題的尖端，旨在了解世界上為什么就是有一些人甘冒感染諸如艾滋病病毒造成的疾患的風險，他們的社會基礎是什么？ 1984年或1985年前后，大家對非洲出現的艾滋病，潛伏期究竟多久這個問題，都心中無數。在美國，情況就不同了。病例證明，潛伏期一般在兩到五年之間，甚至更長。（今天已經估計可以長達10年以上。）這种情況有助于病毒恣意肆虐。當病毒為所欲為、把免疫系統破坏殆盡到掩蓋不住它的猙獰面目的時候，患者這條命，不用說，早晚斷送無疑。嚴重的是到這個時候病毒早已擴散到其他許多人身上了。拿埃波拉和拉沙熱兩种病毒來對比，這兩种病毒的潛伏期短得惊人。如果感染了，至少會知道：或存或亡，兩周之內便見分曉。如能活過來，今后就永不再得了。 艾滋病則是另一碼事。蘇堅持：如果有人用槍口對著她，要她在分別裝著埃波拉病毒和艾滋病毒的兩只注射器之間任選一种時，她宁可選擇埃波拉。回想1979年我被針扎破的那次，當時在蘇丹，自己不小心扎的。真的應該額手稱幸，沒有染上埃波拉，然而，后來卻又顧慮起來。因為針刺事故后，我和羅伊·巴倫在我臂部注射過血漿。這些血漿從哪里來的？我怀疑。可以肯定說，這些血漿都沒有經過艾滋病病毒檢測。我很可能已經染上了遠比埃波拉病毒更為可怕的疾病。后來檢測艾滋病病毒的手段具備了，我立刻送檢血樣。等待結果的過程等于經受蘇丹事件的重演。結果出來是陰性，那份高興，像中了頭彩，不，像連中了兩次頭彩！ 多年來文滋病肆虐，困惑我們，簡直不可思議！為什么在非洲？為什么發生于當代？為了弄清楚艾滋病生成的年代和淵源，我們對金沙薩醫院中積貯多年的血液樣本逐一進行了是否攜帶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清檢驗。儲存多年的血樣是先前比利時同行為別的用途抽取的，抽自參加胎儿護理班的婦女。檢測結果表明本地的艾滋病感染出現于本世紀70年代后期，可能還要早些。當然，光憑這一點，不足以构成該症的歷史全貌。雖說异性性行為也有傳布艾滋病的風險，在艾滋病患者群中，孕婦患者的比例并不最高。現在我們明白了，像這樣的血液血清檢驗，還得繼續進行。取血對象包括娼妓、癮君子、卡車司机等等。只有這樣才能弄清真相。 如上所述，既然70年代后期的孕婦，已經感染了這种疾病，可見艾滋病不可能是新生事物。但是目前這場艾滋病毒的流行，卻是新近的事，那么，它從哪里來的？它何以能如此猖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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