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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文肩負的任務是回到這世界上最僻遠的地區去調查擱了10年之久的老問題。茫茫十載，遙遙非洲，艾滋病病毒的情況怎樣了？我們也想知道當年病毒攜帶者的近況，特別是那個20來歲的女子，我們就是從她的血液中分离出上溯最早年代的病毒。她的近況如何？ 凱文·德科克那時是流行病情報所的官員，我的部下。他曾在肯尼亞工作，渴望重返非洲。他年近40歲，從体格看，一身肌肉，像個典型的長跑運動員。從身分上說，凱文屬于世界公民一類，上一次我見到他時，他拿的是比利時護照、美國綠卡，說一口什么毛病都挑不出來的地道英語。他的妻子可愛的索皮亞圖（S0piatu）是肯尼亞人。凱文出生于比利時，父親是比利時人，母親卻是美國人。父母的結合是二戰期間羅曼史的結晶。凱文拿到的是英國布里斯托爾醫學院（PrisioI Medica1School）醫學博士學位。隨后移居美國，進修成為肝髒病專家。他之所以來“疾病控制中心”，而且是在我這個部門工作，就因為他愿意同非洲的病毒打交道。 凱文出發赴扎伊爾之前，我把全部600份血樣的捐獻者姓名清單交給了他。自然其中最重要的是艾滋病病毒試驗呈陽性的5人。他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弄清楚他們目前的情況。 10年悠悠，此地情況并無好轉。凱文在第一線所需要的一切還得由我們替他充當后勤。現在我已經靠不上喬納森·曼了。喬納森已去日內瓦就任世界衛生組織委派的新工作了。接替喬納森遺缺的是羅賓·賴德（Robin Rvder）。他是“疾病控制中心”多年的老人，后來調去大學供職。他身材細長，精力充沛，是個理所當然的長跑迷，迷到早跑夜跑，日日長跑的程度。他在岡比亞搞過肝炎感染的研究項目。所以對非洲有相當的了解。困難的是他不通法語。但對新工作，熱情洋溢，精力之充沛，決不亞于他日日穿公園而過的長跑勁頭。一俟羅賓接過金沙薩的攤子，諸事就緒，我們也就開始了艾滋病病毒的日常研究，現在我們又得再三叮囑凱文：該做的重要工作千頭万緒，當前的病毒研究，必須优先。我們只能這樣安排。 金沙薩的飛机航班說有就有、說無就無，凱文總算運气好，弄到一個內地飛机的座位。此行讓凱文有机會看到一般旅行者很少看到的扎伊爾部分地區的風光。飛机飛往利薩拉（Lisala）途中。要在坐落在扎伊爾北部烏班吉河沿岸的一個名叫加杜萊特（Ghadolite）的北方小村庄降落。原來蒙博托總統就是在這里出生的。凱文說，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地方，別說在扎伊爾，就是在全世界，也沒見過這樣的地方。有多少机場有金子拱頂的候机大廳呢？我去北方處理猴痘問題時，也領略過那里的气派。該村孤零零的，同哪里也不挨著，沒有一條主要公路与它相聯。其本身不起任何重要作用。然而街上卻是燈火通明，24時不熄。店舖貨架上滿滿當當的擺著由扎伊爾航空公司飛机運送來的各种商品。一句話，整個扎伊爾都難以找到的賞心樂事、舒适享受，這里一應俱全，什么是奢侈排場？什么是腐敗浪費？看看這儿，就全明白了。這些都是蒙博托長期統治的標志。 回到亞特蘭大之后，我總是焦慮不安。凱文此行能搞出名堂來嗎？能查出艾滋病曾否一度泛濫？我坐不安席，像這樣悶在辦公室里呆等消息，還不如親自跑上一趟的好。凱文臨行之前，在亞特蘭大剛簽了一份買房契約。我還得分身替他出面料理這方面的后續事宜，像保險之類，都得按規定逐一完成。凱文出差公干，我理當擔當后勤支援。但盡干這些，難道不差點勁嗎？ 事隔10載，重新覓跡尋蹤，要說凱文的任務太費心費力，也真夠他嗆的。但他百折不回，真的把艾滋病病毒試驗呈陽性的人找出來了，5個一個不缺。這成績一方面果然得歸功于凱文的聰明才智，但也不能抹殺非洲鄉村社會的穩定体制。5個中死了3個。為了查明死因，看是否同艾滋病有關，凱文跟与死者熟悉的人都見面談了話。按親朋好友介紹的情況看，這些人死前都有消瘦減重等等足以使凱文确信艾滋病正是死因的种种症狀。凱文隨即采集了兩位迄今存活的陽性病毒攜帶者的淋巴細胞樣本，攜回“疾病控制中心”。等試驗結果出來一看，兩人都有艾滋病病毒的抗体。我們最后僅剩的一絲疑云消失了。 這肯定無疑就是艾滋病。 接下來凱文著手解決他的主要任務。具体的做法是在當初提取血樣的、原來村子里采集隨机性的群体調查所需的樣本。我們想把1976年調查的樣本同現在的結果進行對照。 凱文采集了300份新血樣，妥加保存，要全都攜回國內，交“疾病控制中心”研究。這一段過程花了凱文6周時間。艾滋病病毒實驗室負責試驗，使用与1976年化驗前一批血樣時完全相同的方法手段。于是，我們再一次在懸念中等待著。 結果一出來，大家急于核對數据，好一場及時雨！揚布庫地區1986年時的感染普遍率同同一地區1976年的數字完全一致，也就是說，艾滋病病毒攜帶者的人口比例為0．8％。現在可以說證据确鑿。艾滋病病毒藏身之處，昭然若揭。同時也掌握了了解非洲現代艾滋病流行的來源的方法手段了。我們這樣說的意思不是指揚布庫一帶就一定是該疫病的根源，而是想表明我們認為艾滋病病毒來自中非洲農村地區的某個部分，這部分地區的人群里藏著艾滋病病毒，時不時地感染几個人，卻從不嚴重威脅大多數居民。可以說是与人長期共存吧。艾滋病不是什么新東西。不是從叢林里突然冒出來的。我們長時間內的假設終于得到了認定。后來弗朗索斯·布倫·韋齊內特把她在1979年時從蘇丹南部偏遠地區采集來的几百份血樣進行化驗分析后得出的艾滋病病毒流行比例數0．9％提供給我們，使我們的假設又一次得到肯定的驗證。 農村社會中艾滋病擴散程度相對穩定，這一點是肯定了。城市的情況則不然，其發展之快速符合流行性疫病的比例。這一點成了新情況，我們的假設在這一點上是否說對了呢？快速發展的城市化是否是艾滋病在如此短暫期間一躍而成危机的原因呢？自由婦女和市區其它一些現象，鄉村里是沒有的。所謂城市化始自何處？為了研究這個問題，凱文靈机一動，想摸一摸諸如利薩拉這些沿河城市的疫病流行程度。因為它們离農村近，不過一百英里左右。凱文從利薩拉采集了更多血樣。經“疾病控制中心”化驗分析結果是單身婦女中，艾滋病病毒攜帶率上升到11％。于是下一個問題是查查這個城市有什么与眾不同的特殊地方。原來，金沙薩的運輸船只沿河而下，就在這里沿岸停泊。近几年人口猛增，主要是來自農村的外流人口。于是城里自然而然有了許多自由婦女。這部分人的病毒感染率因此比農村婦女高得多，自然也不足為怪。因為農村婦女是不賣淫的。我們的第二個假設也得到了肯定：人口流動和遷移。急劇的社會變動、兩性關系混亂等等都是城市化的綜合性內容，可以說是非洲流行性疫病的驅動力。金沙薩的艾滋病病毒攜帶率為8％一10％，但是在自由婦女之間要高得多，徘徊于30％一40％上下。 一幅艾滋病病毒攜帶率由低向高的級數升長圖呈現在我們面前：偏遠地區歷經十載仍得以保持低比例，接触風險的人群，像較大城市中的自由婦女之類，感染比例就高，而在金沙薩這樣的大城市中則更高。由此可見，在過去的10年中，艾滋病病毒從鄉下沿著河道悄悄溜進了城市。 我還需要弄清一個問題。我想知道那個年輕女子的下文，那個向我們提供來自活生生人体中的存活最最久長的艾滋病病毒的婦女的現狀。 我已經無需等待凱文作出回答。凱文的臉部表情說明了一切。原來，死去的三個感染者中有一個就是她。 這位婦女的悲劇只不過是一場要大得多的悲劇的一星半點而已。那場悲劇，連“西達”項目都逃不脫。我們說的不是病毒性疾患，而是扎伊爾的混亂政治紛爭。該國政局進入90年代初瀕臨爆炸邊緣。蒙博托樹敵越來越多。由于拖欠月晌過多，軍隊鬧事，到處一片危机气氛。艾滋病項目在這种氛圍下實在難以為繼。當時羅賓·賴特的項目負責人職務已由比爾·海華德（Bill Hevward）接替。比爾是“疾病控制中心”的老人了。但他同羅賓一樣，不遺余力攻讀法語以便開展工作。不久，他就明白了，不管他法語講得多么流利，還是逾越不了重重難關。最后當地政治動蕩局勢危險到實在呆不下去了，只好在就任一年之后，被迫束裝回國。“西達”項目名存實亡，只剩下一紙計划。盡管如此，它總是非洲地區同類項目中最早的一個。它在向扎伊爾地區以及世界各地的艾滋病所作的斗爭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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