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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鎮日落


  珍妮可以不記得自己的遭遇,我和喬卻耿耿在心,認為國際醫學界務必引以為戒,不能像珍妮一般喪失記憶。這次事件中可資總結的教訓很多很重要。就是為了這個原因,等到那年夏日來臨,我把當時我正在那里工作的科林代爾中央公共衛生實驗室的几名專家請在一起開個會,也請剛剛再訪塞拉利昂公干完畢、正在飛返亞特蘭大途中的喬留下來一起參加。喬一如既往,做了很好的報告,總結他在拉沙熱研究方面的進展:拉沙熱如何擴展傳播,又因何停止擴展、沒有傳播,如何診斷拉沙熱和對症治療的方法。
  隨后我們又去邀請多多少少、方方面面過問和參与過珍妮病例的人們,甚至有幸之至,得与那位拒絕把珍妮遣送回國的著名顧問見面晤談,也把他請了來了。至于那位空軍醫生,同意現身說法,抱著他那副高科技的呼吸面罩,上台暢舒胸怀。關于珍妮禁銅60天的情況,由當時負責照料她的斯圖爾特·格洛弗(Dr.Stuart Glover)醫生介紹,在我把臨診情況敘述完畢之后,珍妮本人上台接受現場提問。從她回答的神情態度看,我感到芳華重睹,當年干練的護士又回來了!
  我喜歡思考這樣的問題:我們的所作所為,其影響可能延及下一代的傳染性疾病醫生。他們自然會對一切事實證据作出自己的判斷,從而認定在對出血熱采取保護性措施方面英國政府的做法,從最好的角度看,是根本不必要的,而從最坏的角度看,則是具有危險性質的。
  于是我們致力于把這些看法向全世界傳布,同時也決心在非洲一一拉沙熱的核心地區,進行同樣的努力。這是我和喬兩人共同的事。喬和他的好友法哈里·阿薩德蘊釀于1985年間在塞格布韋馬開一次討論大會。法哈里原是全球防治艾滋病研究項目的奠基人、工程師。這樣的討論大會也是史無前例的創舉。從表面看,想在塞拉利昂的農村地區安排一次國際性的聚會几乎沒有可能。所有代表的吃住行全成問題。當地無旅館、無餐廳、甚至無電、無自來水、無飛机場、無車輛,一應全無。要說有的全是塵土飛揚的上路。再就是大量拉沙熱。唯獨喬堅持不變。
  “如果我們真想在拉沙熱方面教會他們一些真正有用的東西的話,”他說道,“就是讓他們見識見識拉沙熱。”
  而法哈里從來都是只鼓勵、不泄气。好吧,那就干吧。
  兩名和平隊隊員蘇珊和安德魯·斯科特,應邀替我們負責后勤工作。這方面的問題可多了。他倆接任伊始,就讓凱內馬的天主教會負責提供与會代表住所和食物。珍妮輸血那會儿,好不容易找到的Rh陰性血型獻血人就是那個教會的傳教士。接下來我們要找的是輛能把全体与會人員每天拉來塞格布韋馬的大巴士和解決他們每天一頓中飯。
  好在蘇珊精明強干,在她手里沒有辦不好的事。她替我們找來了瑪麗。瑪麗在當地是出了名的最好廚娘。由她主灶的小飯館的飯食,家喻戶曉。經她擺弄出來的會議伙食,像當地門德地區特產的最好大米和附近江河沼澤的鮮魚等等,連嘗遍日內瓦和巴黎國際一級烹調美食的代表,也視為珍饈,贊不絕口。
  討論大會會場設在弗里敦的一家多少能保證用得上電的旅館,比如至少在一段時間里不停電。大多數代表來自非洲各地區,也有歐洲人士,還有一個蘇聯人。傳說這蘇聯人是個克格勃特務,官方身分是世界衛生組織工作人員。因為美國大使館人員歷來盡全力支持我們的活動,出于禮貌考慮,与會代表都去那里拜訪作客,等我們從使館出來,大家都覺得我們這位俄羅斯朋友舉止出奇:他突然停住,眼睛直瞪瞪看著遠處海灣。
  他含糊不清他說道,“我得去街那頭看看一一馬上得去!”說完,拔腳就走了。
  我們全都望著他离去,望著他走進挂著有鐮刀錘子圖樣的鮮艷紅旗的門洞。
  “哦,我的天!”法哈里叫道,“他可是大大的有失檢點。他沒去覲見蘇聯大使,倒是先踏進了美國大使館。要是叫他們看見他從這里出去的話,他可要麻煩了。”
  我們全部大笑。
  在弗里敦听了兩天大會發言。我們准備好去鄉下現場了。清晨5點鐘就把大家全叫了起來,上街候車。大巴士是塞拉利昂政府提供的。我們原作了兩手准備,怕說好了的車万一來不了。然而這一次,真該感謝,我們提出討什么就有什么。
  上車往北開,路太不好走,車身晃晃蕩蕩。一路上的景象連東非來的同行都感到意想不到。同是窮苦的非洲,盡管見慣了自己國內的落后窮相,卻沒有料到塞拉利昂竟會窘迫到如此地步。本國雖窮,也不像這樣。
  車抵塞格布韋馬,我們把代表們分作三組,各有分工。第一撥巡查病房,同拉沙熱注院患者見面。第二撥去民戶田間,見識一番鄉村居住條件,同時抓些老鼠試試。最后一組留在實驗室听講診斷拉沙熱的技術。
  當晚,大家在憑臨凱內馬市區之小坡上集合。一面享用野炊的飯菜,同時介紹一下活動情況。
  就在這几次大小會議上,代表們湊齊了作為世界衛生組織指導的非洲出血熱處理辦法,多簡單!省事省錢,又管用,都是以我們在塞拉利昂行之有效的、我們大家都熟悉的技術為基礎的。就這類討論大會本身而言,這次會議獨出心裁,异乎尋常,极有收獲!
  珍妮·桑德斯的情況如何?不用說,珍妮是這次大會上眾人矚目的主題人物,珍妮恢复健康后下久,就返回護士崗位工作。我同喬在6個月后訂了一次机會人探訪珍妮和多米尼克。兩人已結婚,庄在倫敦南鄧水晶宮附近的一套公寓里。故友重逢,共享外賣的比薩餅,邊吃邊敘別情,珍妮說起往啊,總覺得給大家添了麻煩。其實,她靜思當年往事,總也想不起那段苦痛的經歷。我想,忘掉那一切倒是件好事,何必時常挂念,多受難忘的折磨?珍妮兩口子現已遷居倫敦西區,已有三個子女。
  塞拉利昂標志著我個人一生的重要轉折點。我從事拉沙熱項目研究是1985年到1990年間的事。對這個國家產生了很深的感情。嗣后每年都去那儿一兩次,住上一段時間。有時与喬同去。每去一次,都發現當地又發生了同上次不同的變化,變好的不多。1990年去的那次,剛到就看出塞格布韋馬變了模樣。但是,對它的變化規模和程度,都是直到當天晚上回到鎮內時才知道些眉目。
  那天傍晚,我正在臨街的一家小酒吧里坐著,不是埃迪酒吧。埃迪早已离去了。一般說來,街上應該是熙熙攘攘,鄉親們從田間歸來,忙著采購。當地的孩子喜歡擁在酒吧周圍,圍觀我們這些老外。他們叫我們“pumwe(白人佬)”。爹娘不來赶,是不舍得离開的。坐在酒吧里,望哪儿,哪儿都是悠悠晃晃、蹈蹈跳跳的牲口,無主的太多,雞羊更成群。還有勉勉強強湊乎著上街跑上几趟的車輛。所有這些构成塞格布韋馬上下班高峰段的交通風景線。精彩的是司机們的真功夫,瞧他們:個個左轉右拐,前后騰挪,在這一堆活物縫隙中前進的大好身手。別忘了還有路面數不清的坑坑洼洼。然而,具体到這天傍晚,街上靜得叫人寒戰。連狗羊也無蹤影,孩子們全都消失。僅有的望得著的不多几個也是一臉緊張神色。即使偶而看我們一眼,眼神也緊張。看來就是要出事。空气凝重、沉重,全然不是因為要下雨的緣故。
  突然,一輛軍用卡車竄上山坡,開過坐落在一棵大樹蔭里的警察局面前,惊起在樹上營案的一群黃肚皮傳巢鳥。等它們再次落下來護寞時,嗽耿聲響成一片。軍車就在我和朋友們坐著的酒吧面前停住,打車上跳下一名軍官向警察局奔去,像是有什么必需解決的急事。軍車上守著几個穿著完全不合身的迷彩服的新兵,一臉惊恐地望著我們,個個沖鋒槍在手,長彈盒上膛。頓時,整個街面上一片惴惴不安的寂靜。大家集中目光,等著看軍車那儿的動靜。過了几分鐘,軍官回到車邊,鑽進連廂。軍車起動,下坡,加速,走了。
  “一切太平,沒事了,”我們說道。
  就這樣,靜靜地過了一小會儿,大家好像是約好了似的,一起呼出了一口气,又都活躍起來。我們把杯里的啤酒喝干,起身走了,沒說話。當天晚上,我還按以前的老習慣,一個人蹲坐在奧斯汀住宅外面那塊高聳的岩石上。太陽余熱尚在,暖乎乎的,最讓我感到稱心愜意了。极目遠眺,望得到潘古瑪山巒起伏處的一輪紅球似的落日,在暮覆里仍然金光閃閃。棕櫚樹上百鳥唱和,白鴛展翅飛過一片稻田,歸巢在望了。
  天色已黑,只有伸向凱內馬方向的山坡公路上,一輛顛簸前行的卡車燈光映入眼帘。我只能進屋,蚊子大多。
  塞格布韋馬的老百姓哪能不害怕。事情真相我們事后方知。頭几天中午時分,一股反叛武裝從利比里亞方向越界入境。他們大多是十多歲的毛頭小伙子。一到凱拉亨和科因杜兩處市集,端起沖鋒槍就任意掃射。這兩處同塞格布韋馬挨得特近。所以鎮上才顯得空蕩蕩的。實際上,塞格布韋馬人人都躲到叢林里去了。一直躲到消息肯定,說是危險過去了,叛軍已被擊退,至少眼前是走了。
  既然出了事,我們這些洋人心情就不太平了。該地區的全部英國醫務工作人員奉命撤离。這就是說把這里唯一的一所醫院、也就是唯一的求藥問醫的來源關閉了。臨走之前,英國外科大夫進行的最后一例手術是截肢,傷者就是那一天在凱拉亨市集上胳臂挨的槍子儿,大夫沒法保全。大夫人在手術室,心在手術外,比如說能不能走得成啊。因為邊境雖說關了,緊鄰利比亞既然已是一片混戰,塞拉利昂想控制局勢,制止內亂,成嗎?
  喬同我在塞拉利昂小住期間,原已听說過叛軍頭頭出于該國本國的一些情況,已向政府送交最后通碟。但是真情實況究竟如何,那幫叛軍究竟是何等樣人,我們自己不清楚,問別人,別人也說不清楚。所以我們只能焦慮地等待奧斯汀·登比從達魯聯絡站給我們帶回些消息來。因為達魯那儿有駐軍,是個基地。奧斯汀在軍隊里有朋友,他去到哪儿,哪儿就有朋友。不論是誰,這個人若是有消息可說的活,奧斯汀就肯定能把消息從他那儿挖出來。
  總算把奧斯汀盼回來了,他神情很緊張。据他說,目前事態雖然平靜下來,看來不像能維持多久。他的意思我們還是中斷我們塞格布韋馬的日程,提前离開的好。
  我們同意他的看法,這里不可能還像以前那樣太平了。不過,我們還得舉行一次大型晚會,就在主樓里。這是傳統啊!人們期望著呢,我們欠他們的情多了。
  于是我們抬掇了平房。把從園子四周采摘來的花草同棕櫥樹寬大复葉拼合起來擺滿四周。啤酒當然得買足。隨后是烤山羊,無羊不成宴。買了兩大頭山羊,就拴在樹下。我來來回回都看見它們,頓生怜憫之情。想到它們即將被宰,實在不忍,更別說下刀叉吃它們的肉了。
  這次宴會宣告我們在塞拉利昂的日子的結束。喬也好,我也好,今后怕難再來了。塞拉利昂整個東方省已落入叛軍之手,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慘遭屠殺。一小半人口被迫逃亡,流离失所。我們只能憑想象,遙望塞格布韋馬遭叛軍踐踏的慘象。項目中心在劫難逃,恐怕已被擄掠一空。喬苦心孤詣制定的捕鼠滅鼠計划全完了,鼠族將卷土重來,隨鼠而來的必定是拉沙熱病毒。加上房破人擠,難民成堆,情況必定更為糟糕。但是,再想要找拉沙熱病房、拉沙熱醫生,拉沙熱靈藥,不會有了。下會再看到我們的大卡車跳跳蹦蹦開來開去,也不會听到“拉沙熱、大坏蛋”的歌聲響徹大街小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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