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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蟄伏戰壕的士兵不只身受輪番炮火、毒气和机關槍射擊的恐怖，還有一种奇怪的疾病威脅著他們的生命。主要症狀是腎衰竭和出血，二戰期間，這种疾病再次出現，在挪威和芬蘭兩地服役的德國士兵逃脫厄運的絕無僅有。一直沒人能說清那是什么病。只有一點，它似乎在戰爭期間滋生。有人說是細螺旋体疾病，得名于血液中出現長而細的螺旋体菌，由老鼠傳播。另一种說法怀疑它系某類病毒所致的腎綜合症出血熱，相同的是這類病毒群也由老鼠傳播。現在我們已知道的情況是這類病毒多見于歐洲，尤其多見于兩次大戰時多次戰役發生的地區。那里戰壕中充滿了老鼠。 1915年時，在法國的英軍部隊中，首次爆發這類疾病，統稱之為“腎水腫”。在此前后，東部俄羅斯的港口城市海參威一帶平民中也出現過類似的疾病。此病的下一個攻擊點是侵入滿洲地區的日本軍隊，那是本世紀30年代。當時把它叫作“松花熱”。40年代盛見于中國，統稱流行性出血熱，不可抗拒地繼續往甫蔓延。30年代以來在斯堪的納維亞，也有一种類似的疾病同樣著名，稱之為腎耗損性流行病。同亞洲的疾病有明顯的密切關系，但要輕緩得多。 這种疾病終于在醫學文獻中嶄露頭角。當時約有3000名聯合國軍士兵得病，美國籍軍人也不少，死亡400人。這种疾病每出現一次就換3個名稱。這次也不例外，改名叫“高麗出血熱”。其相同特點，据信還是傳染性質，只是罪魁何在，查無實据而已。 追索腎綜合症出血熱病因的工作可以斷言，至少始自30年代。多半是盲目追擊，其實化驗，實驗，試驗也是瞎撞，談不明白，秘不告人。一种說法是把某种“滲透性媒介”（說大白話，就是病毒）注入“自愿”作試驗的人体中去。說這是蘇聯進行的實驗。日本方面有同樣實驗的記錄，他們作過這類的實驗，把日本占領下的中國人作為罪犯抓來向這些人身上注射病毒。50年代有一個名叫邁爾曼（Myrhman）的斯堪的納維亞人，做了一次更冒險的試驗。他把15毫升受感染的尿一口喝下去，想看看人体的反應如何，結果沒有什么反應。他又把從感染病人身上抽出來的5毫升血液給自己注射了。他之所以沒有因此而得病，是他幸運：他的病人的尿和血清中已經不存在病毒把了。 1978年，卡爾·約翰遜和朝鮮同行賀玉李（Ho Wang Le）（音譯）回到朝鮮實地調查。他們估計傳染禍首該是嚙齒動物老鼠，所以從得過高麗出血熱而已康复的病人身上抽取血清，同島上田鼠体內的腎組織切片配合試驗，以觀反應。看來他的假設是正确的。他們分离出一种病毒，并以當地的江河命名為“漢堂”（音譯Hantaan）。此類病毒見之于一种名為“阿波德漠斯·阿格拉利烏斯”（Apedemusk agrarius）（音澤）的條紋田鼠。其不同体征為沿脊椎兩側長有金色毛皮條紋。卡爾此舉開創了先例，一時間大家都爭相試驗分离病毒，美國馬里蘭州弗雷德里克有一所屬于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軍事實驗室，該室的喬治·弗倫奇（Georgc French）仿用卡爾和李的方法也成功地分离出稀濃度、低含量的該類病毒。但是他沒用田鼠作試驗，而是研制出了另一种价格便宜、做來容易、較為實際的組織培養基。 我對“漢堂”病毒的興趣始于1981年。可是取得的量始終不足以認定它的性質和特點。明确他說，“漢堂”病毒得自老鼠和組織培養基，科研人員只能到此為止。然而要認定這類病毒的類型，形狀，大小、結构和其各類近屬，必需能提取到高濃度的病毒才成。合乎邏輯的后續努力重點，當然是取得足夠應用和認定該類病毒的數量的病毒。有了足夠數量的病毒，我們才有進行常規診斷試驗的可能，才能擺脫當時大家使用的十分繁重的方法。那時候，想要認定一例人体感染，非得抽取患者血清，同取自感染病毒的田鼠腎組織切片一起試驗才行。 這個問題后來是自行解決的。保爾·普賴斯和卡爾·約翰遜兩人在“疾病控制中心”“克隆”出一條組織培養基細胞線，取名為“維洛E6”（Vero E6）。這里說的克隆，就是將一個單細胞不斷分裂，產生出含有完全相同的、作為共同祖先遺傳物質的同樣的單細胞。此舉果真妙极，像拉沙熱和埃波拉病毒等出血熱病患的病毒的提取問題，都可迎刃而解。腎綜合症出血熱自然不妨一試。我們的目標不外乎取得足夠病毒粒子，以供電子顯微鏡下觀察所需。使用電子顯微鏡時，只需把病毒粒子安放在專用格柵上，然后，電子射線就能顯示病毒原形。只要我們摸清了病毒的体形大小和构造，我們也就能分析出這個病毒的屬類來。問題是一定要高濃度，即每立方毫升，也就是20滴液体左右，至少應含100万病毒。這可是一大群病毒啊！為了弄清楚病毒的分子特性，高濃度的病毒是決不可少的。如果組織培養基使用的方法高明，也有助于我們方便易行地取得新的病毒。如果一切進行順利的話，最終我們一定能找到我們想找到的更好的診斷試驗方法。 我找卡爾想听听他對我做的實驗的看法。此時卡爾正准備辭去“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調去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供職。 “喬，”他答道，“我不想浪費自己的時間。”“我們想讓‘漢堂’在普通‘維洛’細胞里繁殖，可是它不。所以很難相信它能在‘E6’細胞里生長。” 盡管他悲觀，我想我們仍應繼續試試。同我們前一陣子一起在塞拉利昂搞拉沙熱項目的唐娜·薩索負責安排可供我們試驗用的培養基，我們要眼見為實、非看看病毒究竟能不能像我們預期的那樣繁殖起來不可。我們准備使用的病毒就是卡爾和賀王李從嚙齒類運動材料中分离出來的。一開始，進展极其緩慢，我几乎有點沉不住气了。接下去又過了一兩天，卡爾來實驗室串門。 “關于實驗的問題，我說得不對，”他自我檢討說。“當然，你應當試試。不能因為‘維洛’沒搞成而把試試‘E6’的門也關死。兩者可能不一樣。” 他這儿句話給我鼓了大勁。同誰比，卡爾都是個精明而十分實事求事的人，在知識面前從來不弄虛作假，對事業，始終精益求精、鍥而不舍。責人自責，真是最好的良師益友。 我們花盡心血，病毒堅決不同我們合作。堅持不承認我們的細胞線的存在。后來實驗只得中止，因為出了細菌沾染。這一下我們被迫另起爐灶，打開冷凍箱，再找嚙齒類組織材料。這次使用的組織塊含病毒量特小。說實在的，我有點儿泄气。唐娜每次在培養基里加入一份新的病毒，每次像變戲法似的，一眨眼就沒有了，更別說指望病毒老老實實繁殖了，連留它呆上一會儿它都不干。按正常程序，我們隔兩三天換一次細胞營養液。唐娜卻認為讓液体留在那里，留多久也不至于有什么損失，看看會出現什么情況。也許數量一大，病毒會出現也未可知。再就是病毒的存量也應比一開始時增多，希望能加快事情的發展。但是往組織培養基里添加病毒是非常細致的工作，多了少了都不合适，要恰到好處才是。少了不會產生什么。多了，病毒自身干扰，反而破坏繁殖。 這就像果農知道摘苹果的量該怎樣掌握好，才能每次運往市場時，保證都是帶粉含露剛下樹的鮮貨。一個科研人員也應該知道病毒成熟該采集的恰當時机。時机是一切。整個操作過程全仗擺弄自如的熟練能力。好在唐娜是個大能人。不但如此，她比誰都沉得住气，堅持心之強，沒得說的。 大多數織培養基只能支撐上五六天，否則后繼乏力。“維洛E6”有反彈力，恢复性強。我們決定冒一次風險，等上兩星期，不去理它。正常的做法，隔不上几天，得搬動一次，更換新細胞，照行話的說法是轉种或移位。我們自作主張不是沒有理由的。說起來很簡單，我們認為對這种病毒有個掌握火侯問題，不到時間是抓不住它的。又何必吃力不討好地多次換液，反而把它沖刷掉呢？實驗的時間無妨長些，甚至几周也可，關鍵是把繁殖病毒必須具備的環境條件盡量保持好。唐娜一心扑在上面，想得周全。現在卻仍是誰也說不好。什么都長不出來，是完全可能的事。 每次我們檢查那些感染了的細胞，總能發現細胞上多了一些黃晶晶的物質，粘得牢牢的。我們等待的就是這個，這說明确确實實有了更多的病毒粒子了。我們當然精神倍增，勁道十足。我們用新細胞轉种，不斷移位，深恐再發生沾染上什么之類的意外。 病毒在發展，我們心中的期望同樣在發展。离我們設想的該把這些細胞請到電子顯微鏡台面上讓病毒亮相的時刻不遠了吧。要是幸運的話，從此得識病毒的真相，我們就成了歷史上首先發現它的人物了。 一直挨到快半年了，終于這一天來到了。我們覺得全過程該告結束了，于是決定從培養基的容器里取出感染物体，放到一种叫做脫水鼓胺的固寇劑中，讓病毒死去，确保進行下一步試驗的安全。固定劑的第二個作用是穩住病毒的原有結构，在電子顯微鏡觀察時，不至于變形或失真。一切就緒，我們的電子顯微鏡專家厄斯金·帕爾默（Erskine Falmer）把我們珍貴的樣本接了過去。 厄斯金個子不大，活語不多。連說話也細聲細气。他在研究病毒結构方面，成績极為可觀。幫我們進行本項目自是最佳人選。只有把足足化了半年心血的實驗初期收獲，交在他手中幫我們查清究竟是否成功，才能睡得著覺。終于把材料交到厄斯金的手中了。此時我的心情說是混身顫抖也不為過，面對最后裁決，怎不緊張，万一病毒不露面，半年工夫豈不白干？ 從准備材料上鏡到能上鏡觀察，這是一個需時兩三天的過程。先得用特殊化學品加以固定，再涂上重金屬，作為病毒的保護層，否則經不住電子轟擊，沒法清晰顯示材料面貌，最后嵌入硬塑料中，等硬塑料成型。這份材料還得切割成极薄的薄片。上顯微鏡平台供觀察的就是這些薄片。觀察人員最后看到的并不是病毒本身，而是由重金屬涂層映射出的病毒結构。 不安的三天熬過去了。厄斯金已把電子顯微鏡准備妥當。大家都來到暗室。包括唐娜、厄斯金和我自己在內，一共5個人。有的電子顯微鏡專家生怕分神，往往高挂免進牌，不許旁人入室。厄斯金了解我們的心情，破例了。我們都站在他椅子后面，從他肩膀上方望過去，盯住綠色螢屏。螢屏上出現什么也就是電子顯微鏡能向我們揭示的什么。 電子顯微鏡兩側各有一個很大的黑色旋鈕，厄斯金抓著轉動了好凡分鐘才把縱向寬幅和橫向寬幅調整合适。 我們瞪圓一雙雙不懂行的眼睛，只希望能看出一兩個結果來：要未是一顆病毒粒子的真相畢露的對稱圖像，要未是密密麻麻布滿微小凸狀抗原的病毒全身的外廓。我們知道病毒外殼的輪廓千變万化，吃不准它會是個什么形狀。螢屏上出現任何圓乎乎模樣的東西還得仔細研究它的細微未節。否則只能說它大致上是何种病毒。也許它只是一种砂狀病毒，如同拉沙熱病毒一樣，都是生存于嚙齒動物之中。我們始終同厄斯金一起目不轉睛地盯住電子顯微鏡的螢屏看，直到把眼睛都看花了。此時，大家都默不作聲，太明白了，看不到什么病毒之類的東西了。小小的一間房里塞滿5副汗流俠背的身軀，像是開始冒蒸气了。我們緊張得要命，讓我們能看到點什么吧。 什么也沒有。 還是細胞。沒勁！就是沒有病毒粒子，一顆也沒有！ 灰溜溜回轉實驗室。怎么辦？ 不過，我們肯定那里面一定有東西。 用螢光染料，看照明顯微鏡，可以看見病毒性物質閃亮得像新英格蘭大霧中的燈塔似的。現在，我們得提醒自己：對別的病毒來說，濃度只要每毫升液量含1000到1個病毒粒子，就能看見堂堂的螢光，但是，在電子顯微鏡下想看到一個病毒的話，每毫升液量的病毒粒子數決不能少于一万！ 別無它途。還要提高濃度，取得更大的病毒粒子量。可以使用超速离心器使試管里的病毒粒子快轉到沉底。超速离心器可以達到一分鐘十万轉的轉速。我們一般實驗室的离心器的轉速概念不過一分鐘5000到1 轉而已。超速离心器可以使病毒量的濃度提高十到百倍之多。也許，靠這种辦法可以提供足夠的數量。 是走下坡路嗎？應該這樣看：解決這樣的問題本來就是件曠日持久的事。其次，還有別的方面也得考慮進去：避免危險，确保安全！對高濃度的病毒進行高速度的离心處理，要冒很大的風險，第一，全是十足的純病毒粒子，二是离心作用的能量太大。万一玻璃碎裂，外泄的將是充滿感染物質的煙霧气体。為了小心起見，非得在第四級病毒實驗室里試驗才可靠。唐娜的保護措施一是宇航服，二是她的老到經驗。雖說是風險，只要考慮周全，心中有數，她心甘情愿地覺得值得一冒。 平時常說的一線希望的一線兩字用在這時，太确切了。事到如今，怎么說也不甘心就此罷休。又過了好几個星期，這才出現我們想得到的小小“屎粒”，小得几乎肉眼難以看見，就在試管底部粘著。看來這就是超速离心器發揮功能作出的貢獻了。取出來的微型“屎粒”放入脫水敖胺中精心保存。下一步又得看厄斯金的了！ 給小屎粒作好上鏡准備，共花三天時間。待到万事齊備，他仍請我們現場觀察。 我們再度來到厄斯金的電子顯微鏡的小小暗房。當時剛過晌午不久。大家睜大眼睛向厄斯金在螢屏上掃描出來的圖像張望。他先后有序地把加工好了的材料切片，依次放上鏡台，不斷旋動顯微鏡旋扭，搜索圖像。一個針尖大小的病毒足以以十億、百億計數，何況我們的針頭太小了。只要少掉一點點，就完全可能失之交臂，錯過相逢相識的机會。厄斯金的工作是審視每一平方毫微米（即纖，等于10億分之一）的品樣。無論如何要設法找到哪怕只是一個病毒的外罩（外殼）。哪怕只是病毒膜片上突出的一丁點尖端也行。病毒的直徑大致在20到250毫微米之間。一個毫微米即10-9米，可想而知掃描搜索花工費時，我們几個，只能瞎捉摸厄斯金可能看到什么了。 厄斯金辦事向來按部就班，細致認真。說好吧，也真叫好。可是，有時拘泥細節，一絲不苟，嚴格得讓人實在受不了。但是，他的這些方面，卻正是一個電子顯微鏡專業人員必需具備的基本素質。要知道，一次放像就會出現千千万万、五花八門的大小形狀，而其中大部分与搜索主題無關或關系甚少。然而對每一個線條彎彎曲曲得難以名狀、甚至簡直一團糟的形狀，都不能放過，一定要捉摸、細查、深究，認准确非我們苦苦找尋的病毒之后，才能放行。有時候可能只出現病毒粒子的一部分，因為另外部分已遭破坏。即使真正的病毒完完全全站在面前，也需要真正懂行的專家才能識別。我們雖在黑暗中站著，而厄斯金正在忙著把所有排列成都像是病毒一家子的那些魔幻形象、七扭八歪的細胞模樣和細胞碎塊逐一清理剔除。 又過了一會儿，大家發現厄斯金盯著我們其余這些人都茫然不知的什么東西。我緊張得連大气都不敢出，因為我能感覺到厄斯金這次真是見到了我們朝思暮想的光輝圣杯了，他集中注意力，正在接近它，准備好，只等遠近一合适，就照相。這時，他抬起頭來。 “這里肯定有些病毒的模樣。”他說道，說得很慢。“興許有門儿。” 我像是听到了大家的脈膊齊步砰砰猛跳，也許都是我自己一個人的。 “幫幫忙，厄斯金，”我懇求道。“讓我們大家都見見。”我真成了熱鍋上的螞蟻，站不住了。 我忘了厄斯金不是肯隨便被催促的人。他先得自己認准了，然后才向我們大家公開。 又過去了几分鐘，他喀咯扭開了螢辟，讓我們看圖像，自己親眼看。 “花生米。”我脫口喊道。 我們都是第一次看到病毒的這副模樣。 厄斯金望我一眼，顯得心情并不輕松。 “說實在的。我認為這是班尼亞病毒，我不能絕對肯定。此時我且把它放在那一家族里” 班尼亞病毒屬包膜類病毒。其外膜并非自生，而是來自擄掠。當它感染細胞時，同時割占部分細胞体質，用以裹作外衣。包住核心周邊。病毒本身所有，僅此而已。包膜通常呈圓形，在為上鏡加工切片過程中多次拉扯移動，最后在電子顯微鏡中顯像時，外形變化多端，包括此時此刻出現在我們面前的花生殼模樣。 照理說，按圖索驥指的是一定的模樣，說明一定的种類。病毒的形狀自然是病毒類型的標志。如果厄斯金估計沒錯，确是班尼亞病毒，那也可以說是我們找到并親眼得見的屬嚙齒類所有班尼亞病毒的首例。從此“漢堂”有了可以歸屬的自己的病毒群（類）。 腎綜合症出血熱患者的血樣，以前都拿我們已掌握的班尼亞病毒類試過，卻未發現有任何反應，這說明厄斯金現在抓住的這一种班尼亞病毒的結构和化學成分同我們迄今為止已經掌握的种种班尼亞病毒都不一樣，當然，班尼亞病毒种類很多，新的還在不斷冒出來。但是，都屬于動物病毒這一點是肯定的。 這樣說來，我們解開了部分疑團，又把握住了一种在世界許多地區導致嚴重疾病并造成死亡的感染。同時我們也證明了唐娜研制的、經她長期反复實驗改善了的組織培養基确實可靠有效，即使在今天，仍無愧為采集“漢堂”病毒和繁殖診斷用抗原的標准方法。這類新的病毒也因此得以以朝鮮江河命名。賀王李和卡爾就是在那儿附近捕得當時終于分离出這類原始病毒的鼠類的，正是有了唐娜的這一套培養方法，全世界才得以分离出和采集到成千上万种病毒。“漢堂”類病毒逐步揭秘，對它們基因构成的了解越來越多，研究人員因此而得以研究出一种又一种的接种疫苗。 從小小暗室中的初次會面起。連續几個月，我們忙于給同行們通報，把洁淨的病毒和細胞線分發給在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和比利時、法國、英國和日本的同事，他們那里也在進行這方面的類似研究。 說句帶諷刺意味的話，要是這些科研成果晚發生十年的話，我們肯定不會如此慷慨大方。我們會申報專利，把分离病毒的方法据為已有。即使這些方法同美國政府實驗室又經改進的新措施相比顯得過時，也總還是版權所有、仿用必究。 1982年仍然是另一個年代。科學方面共同合作和互相協助的精神在全世界許多實驗室之間仍然閃耀著光輝，至于夠不夠應有的亮度，那就不去說它了。 埃里克·杜爾倫（Eric Dournon）是一位傳染病醫生，自己在巴黎設置了一個小規模的實驗室。雖說經費短礎，人手不足，成果卻不少。埃里克是第一位研究并發現退伍軍人病——肺炎的科學家。1980年時他曾到“疾病控制中心”訪問。我建議他更上一層樓，一定在法國范圍內找一找腎綜合症出血熱。我感興趣的是第一次世界大間在皮卡第（Picardy）戰壕里出現過的腎水腫疾病，想找一找如今還有沒有類似的這种疾病。 埃里克同我成了摯友。他是法國人，個子不高，深色頭發，深色皮膚，天生一副高盧人的英姿。他做事敢闖，天不怕，地不怕。拿他后來教我在科西嘉水域戴著氧气面罩潛游一事來說吧，方法簡單得出格，但很得要領。他先給我說說要點，大概前后花了10分鐘吧。接著就一下子把我推進水里。他說他也是用這种方法學會的，他性格多面，智力极高。他可以邊坐著釣魚，邊一支接一支地抽煙。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意在引魚上鉤，而是借此机會動腦筋思考他的問題。所以，他基本上是空手而返，一魚不獲。不管怎么說，這一點我們兩人有共識！釣魚是一門哲學，不是運動。 經過一番意見交換，雙方同意，由埃里克在法國找找症狀較為輕緩的這類病症，比方類似斯堪的納維亞出現過的那些流行性腎病。据已知情況，俄羅斯大部分地區也多有這類疾病，致病恨源是嚙齒類一族，叫肝的一种大田鼠，有個學名叫Clethrionomys，讀起來是克里斯里奧諾密（音譯）。其狀紅色体小，頗有逗人喜愛之處，其所以得名河岸田鼠，因舉凡歐洲各處河岸和樹篱所在，必有這些者鼠的蹤跡。 埃里克的條件是暫不敲定，由他尋找起來再說，只要是差不多的就成，并不一定要同朝鮮和中國的完全相同。后兩种的症狀要厲害得多。 埃里克离開亞特蘭大后，對這個新問題十分熱心。他本來愛東張西望，捉摸各類新的疾病，我提出的腎綜合症出血熱對他正是很有意義的挑戰。 大約過了4個月，埃里克給我送來一組血樣，說是從他在巴黎護理的病人身上采集的。病人得的是急性腎衰竭。据埃里克說，病人原是個辦公室職員，在號稱香擯之鄉的中心地區蘭斯（Rheims），自己置了一所別墅。這是個小村落。這次是他去那儿過周未得的病。問他時，病人答稱在那儿曾劈過木柴。地點是在谷倉里。那谷倉關閉了有一段時間了。回來后三個星期左右，他開始發熱，發冷，肌肉痛得特別利害，尤其是后背部。于是看醫生，住院。接著出現尿儲留，正好那位腎病專家是埃里克的好友，他早就由埃里克打過招呼，注意一下法國有沒有腎綜合症出血熱這類疾病。所以他馬上找了埃里克，還采集了血樣。看來病人得病的唯一原因就是去鄉下過了一個周未，一下子成了法國首例由實驗室确證的腎綜合症出血熱患者，一种不受歡迎的盛名。（幸好沒有付出生命的代价。最后他還是完全康复了。） 血樣一到亞特蘭大，唐娜就用我們新的抗原作了試驗，等結果出來，她跑來找我讓我看。 “抓住了。那位法國人是陽性，”她說道。 埃里克果然又一次獲得世界第一。 其實此事剛剛開頭。埃里克和他另一位同行朋友想查個究意，專門跑到那個致病的谷倉去打探。他們的意思是要抓几只老鼠回來好弄清楚有沒有感染源存在。他們進谷倉時沒有穿上防護衣罩。他們小瞧了這個問題的凶猛程度，一定以為：晦，不過是個破爛谷倉罷了。再說，這里是法國。要是戴上什么面罩之類，豈不讓左鄰右舍笑掉大牙，笑我們全是瘋子。 但是跑這一趟該做些什么，他們倆是懂得的，至少他們自以為是懂得的。他們准備了5副捕鼠器，是專門為了捉活的設計的，目的是為采集活体材料。安裝妥當以后開始搜索鼠類出沒的證据。前后停留的時間在20到30分鐘之間，第二天為了看捕鼠結果又回去了一次。運气不好，5副夾子都空空如也，不一定是倉內無鼠的原因，而是老鼠拒不上鉤。剛返回巴黎，埃里克和他的朋友都沒有事。雖說白跑一趟，也沒有惹事，問題出在三星期以后，正好21大，一天不差。埃里克的朋友犯病了：發燒，极其厲害的肌肉疼痛，還有頭痛，特別明顯的是眼睛后部，尤其痛得受不了。他自以為或許是感冒，一种流行性感冒。過几天，症狀還這樣，他就找埃里克來了。 兩人一見面，不用多說就認為朋友有可能感染上了“漢堂”病毒。結果确實是腎綜合症出血熱沒錯，好在病勢輕緩，他后來全好了。我和埃里克由此認為法國的這類疾病并沒有同北歐的流行性腎病不同，后者的病勢來得也緩，也不重，通常較為平和，极少因得病而死亡的。 1982年春，我在西非跑了一圈，打算束裝回國。西非同美國之間直飛的航班大少，沒有辦法，只能繞道歐洲回來，于是有了在巴黎同埃里克小聚一兩天的机會，重點談談谷倉事件的過程。我們決心胜過這些嚙齒小家伙。既然埃里克的朋友有此遭遇在先，我們二度進倉時心中豁亮，免不了有點儿緊張。得病的原因除了進倉走動揚起的塵土之外，還能有什么？從俄羅斯和遠東方面的證据看，“漢堂”感染的天然途徑可能是煙塵霧气。也就是空气感染。這一條同其它類病毒出血熱确是鮮明的區別。 這次有了上次的教訓，不能再蹈覆轍，決定戴上防護性呼吸面罩。為了捕捉和處理這些嚙齒家伙，我們搜羅捕鼠器和別的一些必要材料。 我們知道非得倍加小心不可。可以肯定說，如果兩人戴了防毒這類面罩，一進村就會引起周圍鄰居警覺，連馬上報警的可能也不是沒有。我們正大光明，心中無鬼，別人看在眼里難免瞎想我們行動詭秘、不怀好意。所以我們想，還是應該盡量不招搖、盡量放低姿態的好。 頭天晚上，我們從巴黎駛抵該村，找了一家小得可愛的旅舍住下，隨后是土釀香擯伴食法國飯，真正鄉村風味。為實地查訪需要，也該來上點這一類的色彩吧！ 一宿無話，等天剛破曉，我們就駛往谷倉，停好車。像執行絕頂机密任務的間諜似的，把行頭該戴的戴上，該穿的穿，行動迅速，悄無產息，拎起盛捕鼠器材的盒子就往谷倉里溜。偵查和放籠工作開始，沒有發現有誰在埃里克兩人之行后來過的跡象。 那就更好了，我們想。 在谷倉里我們大概忙乎了40分鐘。 事畢，出門前，埃里克還探頭出去，先察看一下四周動靜，沒有人。我們原本估計不會有什么人。因那時才不過6點半，而且是星期六早晨。我們把換下的保護服裝塞在一個口袋里，打算燒化處理。手套都經過特殊的消毒處理放人另一個容器另行處置。這些事情辦完后，開車回旅館吃早飯。我們裝出一副講究保養的鍛練迷模樣，讓其他的寄宿旅客相信我們是晨練歸來。說也是，這一趟秘密活動圓滿結束，精神反而更顯煥發，乘興又去拜訪了當地若干官員和醫生。當然，三句話不离本行，我們感興趣的還是希望他們提供疫情和病例。有几位認為他們見過這种病的患者，就是不能肯定而已。后來在我們建立了普查网和開展抗体調查活動后，才肯定本地的腎綜合症出血熱病情也是很普遍的。 當天晚上，天色暗下來以后，我們又去谷倉跑了一趟。這次，埃里克在外面望風，我鑽進去回收鼠籠。我剛進門就感到真棒。至少逮住了一只活的。這等于說我非當場動手不可，而已就在這個谷倉里。但是，我還得溜出去把必要的裝備和家什取來，才能開始工作。等我把必要的采集材料弄好，就用帶來的干冰容器裝好。 這一天的收獲真不坏！我們還是貪心不足，又架起鼠夾，決定下一天早晨再來一次，看能否多帶些成果回城。 這時候，又該我們美餐一頓了。同在非洲灌木林里搞流行病學相比，這里就多了這些优越性。 第三天一早我們照老規矩重新來上一遍。只不過兩人倒換角色，我把門，他進去。這次的捕獲比前多了兩只。在其中一只的身上，后來終于找到了“漢堂”病毒的抗体，現在我們可以肯寶它們确是病毒攜帶者了，雖說我們未能在這些鼠身上分离出病毒，別人成功了，也是科學家研究的共同成果。芬蘭的同行分离出歐洲病毒，根据第一次分离成功所在地附近城鎮名字命名，現在稱它為普馬拉（Puumala）。找到這种病毒的過程同“漢堂”相比還要細致复雜，在組織營養基中繁殖的難度也大多了。 什么東西使我們對我們現在工作中著眼的地區具有如此之大的興趣呢？原來法國這部分地區有著早期人類在歐洲的若干定居地的殘留。我不禁聯想起在這种病毒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壕前兩千年，那時是不是也對羅馬軍團產生過感染？感染的情況又是怎樣的？我們現在的自信心大多了，認為20世紀初那些醫生們高談闊論的肺水腫，想必定是腎綜合症出血熱。沒有出問題，很清楚，我們的謹慎預防措施起了作用，或者我們運气好吧。 埃里克在以后的几年中又成了發現法國賴姆（音譯）（Lym disease）病的第一人。再后來就逐步逐步轉到治療和研究艾滋病病人方面。后來他就去世了。去世得太早，太突然。离我們谷倉之行，才短短十年。對法國科學，對埃里克全家，對我都是极大損失。 四年后，我又回頭來追索攜帶病毒的老鼠的問題。這次是在中國境內。中國出現兩類腎綜合症出血熱病毒。一种稱為漢城病毒（SeouI Virus），相對來說，熱緩病輕，由家鼠傳播，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區。另一种專門襲擊鄉村地區，病情嚴重得多，死亡率在5％一15％之間。己知這种疾病比起其它出血熱來，發病不是很急，而且造成出血的情況也不經常。然而，只要一出血，就會滲流入腦。而且用不了多久，對神經細胞的損傷是無可救藥的，最后，必死無疑，這种病毒同我的實驗室第一次分离成功的“漢堂”病毒是相同的。 傳播“漢堂”病毒的罪魁禍首、學名叫作阿波德漠斯一阿格拉留烏斯（ApOdemusagrarins）的小小田鼠，脊柱兩側有著金黃毛皮的淡色條紋，是半水生動物，多繁殖于河溪岸畔。灌溉溝渠近處也多。尤喜稻田。在感染幼鼠這個特點上，“漢堂”病毒和拉沙病毒一樣。幼鼠攜帶病毒終生不受其害。 中國多的是生活得美好、長得肥肥的田鼠。這個人口最多的國家里的水稻田里全有帶感染病毒的田鼠尿液。 我听說，感染發展的結果是腎綜合症出血熱，已經官方列為中國第二重要的病毒性疾病。情況更糟糕的是肝炎。 1985年后期，蘇同几名中國同行共事。她們在腎綜合症出血熱已發展成大問題的浙江山區調查過一段時間。但是我們還要保證原來手上的研究工作仍然得以繼續進行。所以1986年秋，我們再來中國。秋春兩季是腎綜合症出血熱高峰期。正是兩季稻熟收割后的時間。我們怀疑稻收和發病有關聯是不無道理的。然而，奇怪的是，發病的症狀和嚴重程度，春秋兩季卻各不相同。對這种差异還未能提出一個圓滿的解釋。 我和蘇在進行調查過程中有第一醫科大學的壓（音譯）教授和流行病學專家葉偉堂（音譯）作伴。葉以前曾同蘇共過事。我們對老鼠的追查始于上海，我們是坐船順江南下的。 由蘇來講以下的故事。 碼頭一側鬧轟轟的。我們由人領著穿過亂糟糟的人群，進入“頭等”艙。我上下望了一眼心想：這算是頭等艙的話，二等艙和三等艙又會是什么模樣呢？兩張上下舖擠在大約10平方英尺的一個空間里。床上舖的一套臥具看來在過去三個月里從來沒有換洗過一次。床之外只有一樣擺設：一張小桌子。之外，就連放我們兩個捍起來的盒子的地方都沒有了。有一只盒子里放了一台血小板凝聚儀，還有一只盒子里的小型自動血液學机器是要給天台醫院的。 我到過世界好多地方，從來沒有見過像這里這樣完全無法使用的廁所。第一是男女不分。按我的想法，男也好，女也好，誰也不會愿意挨近這种廁所：惡臭沖天，令人作嘔。甚至你得躲開廁所所在的這一部份船區才行。從廁所門道里竟然還會向外直冒叫我難以說出口的髒物。我當時就決定停止流体入口。到晚上，我剛爬上床躺下，馬上感到有什么東西向我身上爬來，床上不只是我一個人，別外還有很多蟑螂！我怎能安然入睡呢？怕我調整不過來時差，臨行前“疾病控制中心”為我准備好一片安眠藥。 讓自己昏睡！我拿定主意，要想熬過這一晚，只能出此下策了。 第二天一早，船抵浙江省東部沿海一個港口小城。我正處于催眠初醒后稀里糊涂、神志恍餾的狀態之中，一直未能弄清自己所在方位，甚至當地叫什么名稱也沒有記住。下船以后，有人領著我們上了一輛小車，在高高低低的公路上，開了好多英里。后來越走越進入山區。第一個目的地是天台，位于浙江群山之巔。1987年那時，這個城市里，小汽車還是很希罕的。擠在狹窄的街面上，小汽車同自行車、大車、拖拉机，主要是与行人爭道。人真多：我們只能慢慢挪動，人們就擠過來，把鼻子壓在車窗玻璃上，滿臉惊奇地向我們張望。在天台，人們几乎沒有見過白人。所以，我想，那种感覺真像自己是動物園里剛進籠子任人觀賞的新展品。 我們被帶進醫院。發給我們帽套、口罩、罩衣等，穿戴好了，然后由醫院的醫務人員領著，一行來到病房。 “一層樓的病人害的都是腎綜合症出血熱。”我們的向導解釋道。“兩位想看看哪一期的病況？” 按規定，出血熱性質的腎綜合症分作5個階段。我自然表示想從頭——初期的看起，我們剛要開始舉步，突然都讓靠邊站。原來是一個病人過來了。她全身扭曲得不像樣子，卻又是一段段僵挺筆直。兩腋下由一個醫護人員雙手托住，從過道上一路急沖沖在我們身邊擠了過去。這就是中國：連輪椅也是奢侈品，不置備。 我們來到第一間病房。 “這是初期，”有個領著我們的人說道。 這間房里的每個病人果然都有這种疾病初起階段的典型性症狀：發熱、雙頰潮紅，雙眼窩四周腫脹。讓張開嘴和上舉雙臂，口腔和腋窩都可以看到瘀斑，也就是輕微出血引起這儿那儿都是的微小的紅色斑點，那就是血小板受到損害的結果。 緊挨著的一間病房里住著二期病人：全都處于休克狀態，我們剛才看到被匆匆忙忙攙扶著送進來的那個男人，也在這里。謝天謝地，他現在躺下了。第三間屋里是三個病人，屬于第三期，喪失了腎功能。 我們最后進去的是四期和五期病室。那里的病人屬于恢复期。比如說，有些四期病人的腎功能不全，尚未完全恢复。運气好的話，能進入第五期，病況開始穩定，健康轉好。 像這樣的情況我從來沒有想象到：整個一層醫院樓面，事實上全部作為一种傳染疾病的病房。我對中國醫生所進行的努力，表示极大的敬意。他們對這個疾病十分懂行，迅速診斷、采取措施，減少了死亡人數。 那天晚上，他們招待我們吃了一頓丰盛的晚宴，宴會設在一座古廟里，是佛教徒准備的飯菜，他們都是吃素的人，每道菜都取了飛禽走獸的菜名，卻都是用素的材料，藝術加工而成，作出豬肉塊、雞腿、鴨胸脯肉，諸如此類的模樣。我們都嘗了，而且靜靜的盡興地吃。喬也算得上是一個美食家，那天晚上他什么都嘗了。走回我們往處的時候要穿過一個同廚房連接的院子。廚房開著。我剛張望一眼，就看見有兩只老鼠從地板上跑過。 啊，對了。念佛的人是不殺生的，老鼠也不例外。我們心里稍感安慰的是這里不像西非，我們知道我們不會被喂食老鼠肉。我們只希望我們剛才所吃的所有食品都烹煮充分，不至于還有什么“漢堂”病毒存在，讓我們得到感染。 從天台出發，折向西行。下一站去江都（音譯）。這座城市座落在江邊，靠著為新建大型水力發電站而筑起的大壩。大壩攔住的就是有名的的千島湖。實際上，這些哪是島，都是小山坡的山頂而已。在本地區遭洪水的時候，這些山坡部被淹沒了。 第二天，我們去附近的村子轉了轉。那里有好多人得了腎綜合症出血熱，這一次陪同我們的向導是徐志毅（音譯）。他是一名病毒性疾病專家，特別專長肝炎和腎功能出血熱。他曾經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多年，發表過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徐是一個心情開朗、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說得一口地道的英語，然而他完全是在國內學的。可惜他和許多我們的中國同行一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吃了不少苦頭。 剛收割完畢的景象，触目畢是，都在面上擺著呢。眼睛望到哪儿，哪儿地上都舖著待晾干的稻谷。地里，路上舖不下了，干脆就把稻谷晾到公路上去，故意迫使小汽車從上面駛過，省了他們脫粒的力气。連你走進屋里，看到的也是從地面高高棵起的稻谷。要是你湊近仔細看的話，就會發現淺淺的老鼠腳印。又是老鼠！我們沿著河面走下去，過了一座搖搖晃晃的橋，河那邊有几座緊挨著的房子。据說那里有好多腎綜合症出血熱的病例。 我們繼續沿河走去，走過几個正在樂呵呵地把人畜糞便舀進簍里、運往田間作為肥料的人。河的盡頭是最后一個居民群落，一共是二所宅院和几間破屋。我們向房主人作了自我介紹。能夠同我們對話的只有一個老人和兩個剛成年的小孫子。他們自己說已經成了親，但是我們沒有看到有女人和孩子的影子。 “我們家有五個人得了腎綜合症出血熱住院了，”老爺爺一臉實話實說的樣子。腎出血熱綜合症在本地區是十分普遍的現象，一戶人家即使有這么多人得病，在眾人眼里看來，顯然還并不是出奇的大事。我們向房子周圍看了一眼，果然，老鼠洞到處都是。 我們問老爺爺，有沒有想個辦法把這些老鼠搞掉。他用當地方言講了一大串話。我們等著徐給我們翻譯。 “他說他想過”，徐說道。“他下過藥，但是反而把豬和貓毒死了。” 徐完全知道老人說話的意思。 “問題就在這儿，”他解釋道。“几年前，我在安徽省工作。那時爆發了一場腎綜合症出血熱疫情。政府正決心用毒藥滅鼠。只有一种辦法可行。凡有老鼠的地方，都堆放拌了毒藥的稻米。這些稻米都染上了桔紅色以資識別，每堆稻米旁邊都有民兵守著。他的任務是把孩子、豬、鴨、狗、兔子、貓，一句話，凡不是老鼠的活物全赶開。中國有的是人，所以不怕沒人應差當民兵。” 回到當地的防疫站，這是中國的叫法，也就是我們國家的保健部門，我們就怎樣才能抓到活的嚙齒動物進行了一番討論。之所以要抓活的，一是可以育种，二是可以采集病毒。如果我們想要弄清楚春秋兩季發病的原因，唯此一途可循。而且還可以同時弄清楚為什么每個病例情況都不同的原因。 討論還在進行，忽然講話的聲音提高。對于我們不講中國話的人來說，中國話的聲音在大多數場合里听來，都好像喊叫似的，而且一說話就會熱烈爭論起來。我要求為我進行翻譯，結果剛才這么長的一番爭論，實際內容竟然簡單得令人惊訝。 “想把老鼠抓住看來是不可能的，”有人說道。“馬大夫說他沒有辦法。” 馬秋榮（音譯）是個胖墩墩的圓臉漢子，是個下現場的調查員，專職捕鼠和捕后處理加工。 問題在哪儿呢？是抓老鼠太難了嗎？ 不。問題并不在這儿。 是老鼠不多，抓不了多少嗎？ 不。也不是這個問題。老鼠多的是。大家剛才都親眼看見了。 能活捉嗎？ 能。沒問題。 “老鼠夾子夠不夠？”喬問道，他越听越弄不懂了。 “夠，”馬大夫說道。 老鼠夾子也不成問題。得，那是你們認為抓不抓老鼠無所謂？我們問道。 不是，他們認為抓老鼠非常重要。 這一場沒有結果的對話持續了相當一段時間。馬大夫通常說話不多，現在卻滔滔不絕說個沒完。突然他從椅子上跳起來，進了另一間屋子。回來的時候手里提了一個老鼠籠。這是抓活老鼠的捕鼠器，是個鐵絲寵子。從模樣上看，挺管用。實際情況也是。 這個時候，我們的中國同行開始計算：每隔五米放一個鼠籠，要放的地方這么多，有這么多夜晚需要放鼠籠，等等等等。看來擺放鼠籠也得有一個像樣的計划。 這樣能辦得到嗎？鼠籠夠不夠？我們問道，我們仍然糊涂著呢。 能，當然夠他們說道。沒問題。 是啊，那么問題在哪儿呢？ 用心算，很快算一算。我們就明白了。在我們大多數的調查中，我們一般使用滅殺性的鼠夾子。這一類滅殺性的鼠夾子，一卡車可以裝好多。然而在中國，這种鐵絲鼠籠体積大，只能一個一個地架起來，要防止它們傾倒。可是，它們做得相當歪歪扭扭，往往擦不穩，即使螺起來了也搖搖晃晃。要完成捕鼠任務的活，就得一車一車地連著運這樣的鼠籠。費用之大和后勤的困難，使得這种做法完全不實際。我們對自己能夠幫得上忙感到很愉快。我們報告了“疾病控制中心”，他們听到我們的報告后，能夠承擔提供滅殺性鼠夾，數量之多怎么用也用不完。 捕鼠器看來是個關鍵。第二年春，田野里擺滿了捕鼠器，捕獲惊人，棕色大家鼠和田鼠都有。田鼠多于家鼠。經過實驗以后證明只有野鼠的尿內含有病毒。十月和十一月兩個月內又放了一次捕鼠器。這次實驗的結果，卻是家鼠成了主犯，而不是野鼠。這就是為什么春秋兩季發病情況不同的原因。如果中國人希望能夠研制出一种有效的疫苗，他們就得對付兩种不同的鼠种。這一點弄明白以后，中國的科研人員開始動起手來。臨床實驗正在進行之中。 在美國，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康尼·施馬爾約翰（Connie Schn1aljchn）研制出一种疫苗，證實用之有效。他用的是遺傳工程的辦法，在解開“漢堂”病毒分子結构之謎方面，康尼是個先進人物，公認為這方面的學科領頭人。康尼在工作中同一位病毒學家喬爾·達林波爾（JoeI Dalrymple），也是他的導師，密切配合。喬爾也是一位這類病毒的獵捕人，可惜也是因為抽煙過多，于1990年過早地去世了。死得很突然。煙草無疑比出血性熱病毒危險更大。 疫苗的研制還會發展下去，像雷巴抗病毒素作為一种治療手段的出現大大減少了這類疾病的死亡率一樣，也會給腎綜合症出血熱以重大的打擊。我們已經讓這類病毒暴露于光大比日之下，一直跟蹤追擊到法國香擯之鄉，后來又圍剿于中國的浙江。它已經不再是當年我們非得繞半個世界才能抓住的第一种病毒了。然而并不是每一种病毒都會輕易地暴露出它的秘密的。這一點，喬比准都知道得清楚。下面喬將說說拉沙熱侵入芝加哥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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