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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月13日下午，眼看就要下班了。阿茲基韋（Azikiwe）還一動不動地在芝加哥辦公室里坐著，審閱面前的一張藍圖，電話鈴聲響了，是妻子維羅妮卡（Veronica）打來的。上班時間妻子极少打電話來。再說估計孩子們都已放了學，一定也到了家。對付6個往往吵得不可開交的孩子，夠維羅妮卡忙的，根本騰不出手來打電話。維羅妮卡的聲音听上去明顯地心慌意亂。 “阿茲基韋，”她說的是一口輕快而有節奏的西非英語，“你媽媽出事了，瓦萊里亞（Valerie）來電話說她的病來得突然，已經去世了。” 一下子他像是腦子里抽空了血似的。他是听錯了？她是這樣講的嗎？他媽媽從來沒有病。事先毫無跡象，一點儿也沒有。阿茲基韋最近還在考慮是不是該把父母接到城里來住一陣于。他們從來沒有見識過美國。真不像話，孫儿孫女們差不多要把爺爺奶奶的模樣忘了。男孩子中的老大老二，奧格比捷勒和奧那克西對奶奶還有點模糊印象，其余四個孩子年齡實在大小了。 阿茲基韋明白自己不能在辦公室里痛哭流涕。也沒有這個時間。他拿起電話，向老板說明情況，要求准予請假。接下來就是訂机票，經紐約飛往尼日利亞拉各斯，第二天下午就動身。說實在的，他真怕出這次門，不僅因為這一路上內心痛楚，而且即使心情很好，旅途的艱難困苦也很夠受。拉各斯的机場他歷來瞧不起，腐敗低效，在全世界不數第一，也數第二。此外，他還得在雙車道的公路上，在發瘋一樣奔逐的車輛群中跑上好遠一段路程。路況太差且不說，警察還層層設卡，全程都是路障。不過，不管怎么說，他還得硬著頭皮回家跑上一趟。 果真如此，一路上吃盡了苦頭，他擔心的全兌現了，好在到達拉各斯机場時，行李一件不缺。他給全家都帶了禮物，原以為多少要少掉几樣，卻全在。接下來就是六個小時駛往貝宁市（Benin Ciiy）的公共汽車行程。從貝宁再往前走兩小時，到埃克波馬（Ekp0ma）也得坐公共汽車。那就差不多到了老家的村子了。按規定講，汽車既然跑的是長途，就應該保證座位，安裝空調。實際情況是擠得不得了，三人一排的座位擠了四個人，通道里還站滿了人，不用說，空調無聲無息無感覺。開車的司机不要命似的，在互相躲讓的來往車輛奔逐中，几乎一路上腳始終沒有离開過油門。整個行程如此折騰，顛簸，惡心嘔吐，好几個乘客真正得病了。但是，個個都出生于非洲鄉下、為生存而掙扎、早就煉就一副吃苦耐勞的本領，沒有人發過一句牢騷。 司空見慣的警察設卡尤其使人煩惱。車輛想繼續前行的話就得塞錢。最后終于到達貝宁市時，阿茲基韋深深感到上帝保佑的恩情，才能身体完整無缺地走下車來。他最后的一段路程是靠一輛日本尼桑車來完成的。車体容量要小得多。乘客多是些從集市上回家的娘儿們．光是人就擠得一點儿空地也沒有，甭說還得把他們帶的東西塞進去：像香蕉葉編織的雞鴨籠于、發酵用的成袋木薯粉、裝著辣椒面和辣椒油的瓶瓶罐罐，還有就是深黃色的棕桐油了。很多婦女帶著睡著了的孩子，都用花花綠綠的布兜兜捆在背上。也只有小娃娃在這樣吵鬧的聲浪中能睡得著。在非洲鄉下旅行，忍受吵鬧嘈雜是必須要學會的本事。在馬達轟鳴聲中，人人總是不斷他講話，不斷打手勢，盡量讓對方懂得自己的意思，還得提高嗓門，壓過嚇得亂蹦亂跳的牲畜的尖叫聲。 阿茲基韋終于來到了埃克波馬，他不斷伸胳臂踢腿，恢复全身平衡。盡管此時他已經筋疲力盡，總還是滿心喜歡，沒想到能夠順利來到家門口。他四處張望，想找到能帶他返村的人。他老家的村子名字叫做伊山（1shan）。它在埃克波馬的眼里變得同他上次來時不一樣了，顯得出奇地陌生，要說這里他來過上千次也不止。足足有好几分鐘，他沒看到一個熟人。他一時好像不知怎么辦才好，有點儿手忙腳亂，說不准還有點儿恐懼。兜了好几個圈子以后，好不容易才發現一個朋友，同意用摩托車帶他回家。他們把他的大包小包寄存在一個可靠的地方，准備讓他的一個兄弟再跑上一趟來取。 一踏進老家的屋門，悲喜兩种矛盾的心情同時升起。他無意識地要找自己的母親，隨即猛醒過來，心不由得往下一沉：他此生再也見不到他的媽媽了，總算還有全体家人在，可以說一些互相安慰的話。全家又一次團聚是多么好的事啊。跟每個人問好、招呼、寒暄完了以后，一起來到前面門口茅草蓋的乘涼的小涼亭里圍坐。這种涼亭全家人用，全村也用，四面無擋板，透風涼爽，這里習慣叫做“百發”（bafa）。 他只顧看著自己的老父親，阿茲基韋心想爸看上去變了一個人了，上次回家團聚，迄今才不過四年，他老人家老得多了。 第二天，阿茲基韋醒來，才只凌晨三四點鐘。他的時差還未調過來。他坐在床上，心事重重，總覺得有什么不對頭的地方。隔了一會儿才明白過來，大靜了。整個村子靜得隙死去一樣。沒有小汽車聲音、听不見馬達、沒有時鐘的嚙嚙聲，連狗都不叫，万籟俱寂。他從舖著織席的床上坐起身來，輕輕走到戶外。天還沒有大亮，四周漆黑。非洲的夜空是奇美無比的，清澈的夜幕上輟綴著顆顆耀眼的星星，他不敢相信這樣的夜空，他天天在伊利諾伊州上空所見到的夜空是個宇宙蒼穹，晚上的空气沒有白天那么沉悶，吹在皮膚上反到覺得有絲絲涼意。 他在“百發”旁邊找到一個矮登于坐下，沉忠起來。想到自己的家庭和童年的朋友。也想到同他一樣受過教育的朋友，怎樣一個個拿他做榜樣，拋棄了做一天吃一天的農民生活，上了大城市。這些朋友，一個一個挨個數來，找不到一個比他掙錢更多的，大多數只是湊合著過日子。他難以平靜，問自己：像這樣把自己同老根割開值得嗎？他小時候從不愁吃穿，過得也可以。等長大了以后，也見了不少市面。究竟是什么東西讓他离鄉背井出去闖世界的呢？是心里煩嗎？還是想讓日子過得更好點儿？沒錯，他現在在美國生活得舒心愜意，他在一家一流的工程公司工作，他想要的什么也都有了……就算是這樣，他還是心神不宁，就好像他還有什么重要的，說不清道不明的事情沒有完成似的。 又過了一天，星期二，忙著媽媽的葬禮。喪期從這一天開始。他是家中的長子，必要的、重要的殯葬禮數是不是辦得周全，全是他的責任。這就意味著他得逐個拜見全村的長輩、學人、出殯樂師和一位“朱朱”（當地的巫師）。沒有這些人葬禮就不能完美地舉行，而葬禮不完美，就不能确保他母親的亡靈早升天界，這是阿茲基韋的責任。當然，所有的長輩以及那“朱朱”巫師都不能白干，都得對他們所做的貢獻，給予充分的報償。這只是一個方面。阿茲基韋還得安排好足夠的酒飯。喪期要持續好几天，遠道來吊喪的親戚朋友將逗留在此，膳食問題都得由他解決。 第二天出殯，全家人都得參加，孩子們也不例外。整個儀式進程中，遺体由“朱朱”巫師照看。巫師的雙眼片刻不离死者，為整個殯喪隊伍開道，确保過路鬼神不加干扰。非洲的習俗，一個人不管皈依何种宗教，鬼神世界的存在，是無可置疑的。鬼神世界對他們說來是一個實体，就像你能触摸到的件件東西一樣。鼻中聞到的花的芳香和耳中听見的空中風聲也都是具体存在的各种實体。從這個意義上說，阿茲基韋是個真正的非洲人，既能保持他皈依基督教的信仰不變，同時又遵奉靈界的神威。 整個儀式花去了差不多一整天。直到夜深時分，阿茲基韋才找到一段時間詳細詢問母親病故的情況。使他惊訝的是，似乎誰也不急于談論這個問題。他的妹妹語焉不詳，而他的叔伯們也是吞吞吐吐，支支吾吾，就連他的老父親看上去也像是不知說什么才好。老人家為什么如此少言寡語，真叫阿茲基韋捉摸不透，這是怎么回事？歸根結蒂，媽媽也是個老太太了，從尼日利亞鄉下的老齡標准看，她的死亡也不算太意外。 阿茲基韋在家里又過了几天。根据預訂計划他應在月底前返美。可是就在葬禮后的第六天，老父親也叫起怕冷來了。据他說背部酸痛，腦袋也不舒服。阿茲基韋就找到村子里的小藥舖，開了一點儿藥。那是氯奎宁，當地用來治療虐疾的常用藥。因為虐疾流行，非洲大多數地區只要一發燒，首選的治療藥物就是氯奎宁，就像阿斯匹林在西方的作用一樣。 氯奎宁服后未見好轉，反而又開始嚷嚷喉痛得利害，要吐。沒几天，就食不下咽，吞飲困難。發燒的溫度也上去了。 使阿茲基韋覺得雪上加霜、更心神不安的是全家一看到老父親出現的病情，都害怕起來，本來緘默、拎持的態度起了根本變化。這時候，妹妹才告訴他，爸爸現在得病的症狀同媽媽臥床不起、終至撤手人寰的毛病是一樣的。 老父親病倒引起全家恐慌。其實，這种恐慌波及的范圍不僅只在自己家內，而且四鄰都有了反應。阿茲基韋初到時弄不清楚的沉靜現象現在總算有了解釋。与此同時，他也听到了一些傳聞，說“朱朱”巫師正在作法。就是誰都不敢說穿。作法當然是為保全大家。誰多嘴多舌，泄露天机，必然禍及自身。 阿茲基韋本地生、本地長，鄉規村俗是像奶汁一樣滋養他成人的要素。然而他又是個西方教育出來的工程師，有科學的思維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具備一個美國人的頭腦。當然，他決不至于把疾病歸結為得自某种法術，或者詛咒。可是眼前他就處在兩股力量之間，左右力難。一個以科學和理性為依据，而另一個憑借的是不可知論和神靈的境界，以及依附于這個境界的一整套禮數戒律。拿“朱朱”巫師來說，他是阿茲基韋成長的世界中的凡間主宰，負責保佑風調雨順，村泰民安。他無所不能，無所不曉。對什么現象都能說出所以然來。誰家的牲口死了，只有去求“朱朱”巫師，他可以把毒咒，陰損你牲口的主儿找出來，阻止他繼續逞凶。 阿茲基韋的父親是遭受咒語魔法了嗎？ 顯然阿茲基韋的母親并不是村里這段時間里得怪病死去的唯一往死鬼。据當地人說這條街前前后后鬧喉痛而后死亡的很不少。誰也說不出個究竟。不起眼的一點儿喉嚨痛何至于送命，那么既然這么厲害，該怎么辦，也沒人知道。別瞧阿茲基韋受的是西方教育，對他說：沒有辦法好想了，只能求“朱朱”巫師出來解決當前發生的問題了，叫能會管用的。阿茲基韋也會接受。不然。就請你來說說，你能說出個什么道理來嗎？從阿茲基韋記事起，腦子里裝著不知道多少村里妖巫的故事。有的人還自稱知道這些妖巫是誰和准。阿茲基韋心想，可能真有個妖巫在作怪。他強調自己說的只是有可能。 時間一天大過去。父親病情越來越坏。他不再說話，啞巴似地躺在床上，忍受痛苦的煎熬。阿茲基韋也捉摸過他爸這個情況是老年喪偶的相應表現，是想同生共死死而同穴的愿望。 l月28日，老父親真的跟老伴走了。 阿茲基韋當然得留下料理第二件喪事。此次他只等喪事完畢，立刻离開尼日利亞，他在美國的工作和自己家里一大攤子事情使他耽擱不下去了。那怕哀愁尚烈，更主要的是疑團未解，也只能打點行裝、辭別鄉親家人，重登旅途。 2月1日，維羅妮卡上芝加哥奧里爾机場接阿茲基韋回家。親人見親人，兩眼淚汪汪。他就這樣莫明其妙地送走了自己的雙親。不論是作為基督教徒從教會里得到的信仰的支持，還是作為當地土著孩子前些年受到的關于神靈世界的熏陶，兩方面都無法給予他滿意的開導和慰藉。回到城里，什么鬼啊、神啊、還有咒語等等全部不去想它們了。可是喪親之痛，刻骨鉻心，絲毫未減。 阿茲基韋不在家的日子，維羅妮卡的日子也不好過，她和兩個孩子都躺下了，得的是流行性感冒。事實上，當地有半數居民都染上了這場流行性疾病，到阿茲基韋回來時，尚未稍減。但愿現在能有所好轉。阿茲基韋到家頭天晚上也沒有能休息好，一早起來就去上班了。 回過來說我在亞特蘭大的情況，時間是從阿茲基序回來算起的兩個星期以后。我正在整理一份流行病疫情方面的調查報告。文件的內容是“疾病控制中心”同意承擔調查疫病的情況，也作為“疾病控制中心”派遣現場調查人員的根据。這份流行性疫病調查：號報告中列舉派遣原因和調查目的，連疫病爆發中的受害人員也都要列出。 1989年2月15日的這份流行性疫情調查報告，全文如下： 我“疾病控制中心”傳染性疾病中心，病毒性疾病部特殊病原体分部主任約瑟夫·B·麥克科密克醫學博士（Joseph B。McCormick，M。D。）于1989年2月15日接獲伊利諾斯州溫菲爾德傳染性疾病執業醫生羅伯特·蔡斯醫學博士（Robert Chau，M。D。）電話通報稱，發現一例疑為拉沙熱病人，系尼日利亞人，現年43歲，近日由尼日利亞伊山老家訪親歸來。經查患者歷史、身体情況，參照實驗室化驗結果，認定极有可能為拉沙熱。 阿茲基韋剛上班工作就開始覺得有發燒症狀。這時是2月3日。他覺得自己勞累過度，過分傷心，有點不舒服，不足為怪。也有可能他自己也染上下維羅尼卡和孩子們上一周得的同樣的流行性感冒。他的心思還挂在尼日利亞那里發生的那些不幸事情上。他決定早一點下班回家。可能就是流行性感冒鬧的。 誰知這一下這場病就纏上他了，也把他弄糊涂了。 他妻子和孩子才不過發了兩三天燒，以后一天比一天好轉。阿茲基韋不是這樣。一天天過去，發燒也一天比一天高，還增加了折磨死人的頭痛，阿斯匹林對發燒一點不起作用。他的咽喉也開始疼痛起來，能喝下一勺湯去，他得高興上好一陣子。到了晚上，孩子們都在家。他既然坐不上桌子吃飯，大家只能勸他躺著吃一點。孩子們守在他床邊，甚至在同一個盤于里吃東西。 維羅妮卡和几個大孩子知道尼日利亞那邊發生的那檔子事，阿茲基韋這一病，心里自然都不安宁。又過了几天，到了2月7日，阿茲基韋開始嚷嚷雙眼后部痛得無法忍受，而且溫度持高不下。維羅妮卡認為該等的都等得可以了，現在不該再等了，得看醫生去。這才馬上把他抱進汽車，去了保健醫院門診部。醫生檢查認為扁桃腺和淋巴腺都見腫大，肚腹部有一定程度壓痛，白血球過低，都是符合流行性感冒的症狀。開了一張流行性感冒診斷書，給了些退燒和止痛藥物，就把兩夫婦打發回家了。 到第8天早晨，阿茲基韋振足精神、支撐著上班，還勉勉強強熬足了一整天。第二天連著早早又去了。好不容易在辦公桌上干了一個多小時，他自己覺得，說是流行性感冒，怕只能是一廂情愿的奢望。看來，實際病情要糟糕得多，糟糕得多得多。 他第二次找去保健醫院門診部，告訴醫生說自己除了發燒和喉痛外，嘴巴里總有一股苦味。 問題是第一次和這一次兩次去醫院，阿茲基韋都沒有向醫生提起尼日利亞的事，醫生也沒有問他近期是否出過國的問題。主要的當時正是流行性感冒發病期間，既然接踵擁來門診部的一批批都是流行性感冒病人，又何必東扯西拉、節外生枝呢？ 不過，醫生對阿茲基韋的病狀也覺得是個不一般的難題。一般流行性感冒沒有拖這么久的，對像阿茲基韋這樣一個健康男子來說，病情也不可能這樣重的。 除此之外，這一次門診，醫生還發現了一個上次看病時沒有注意到的現象，阿茲基韋喉頭有膿，所以又診斷為濃毒性咽喉炎，處方中開了盤尼西林后，又讓阿茲基韋回家了。 病況卻還是不斷惡化。2月12日，小便出血，肋骨和背部也痛，維羅妮卡還發現他咳嗽起來有濃痰，給他喝水都沒法咽，嗓子口堵上了，咽什么都痛。她真的不知道該怎么辦才好。 這次再去門診部量体溫時，高燒已達華氏103度，從頭算起，一共是9天，只上不下，連續不退。量他的血壓，心髒收縮時，剛過100，太低。脖頸部位粗，是腫脹的緣故。扁桃腺濃水未消。触壓肚腹部還是叫痛，同一開頭一樣。維羅妮卡向醫生把阿茲基韋大便帶血的現象也說清楚了。雖說她惊慌失措，阿茲基韋給她交待過的，她全記住。美國的醫生當然同尼日利亞的醫生不一樣。美國醫生知道該做什么，她應該相信他們不會查不出病因的，可是，來保健醫院已經三趟。她難免疑惑起來，心里直哺咕。 一而再、再而三，夫婦兩人還是沒有想起該把阿茲基韋雙親上一個月雙雙去世的情況提提。醫生診斷說是咽炎和痔瘡，仍然開了些盤尼西林。 驗了血，要查的內容就多了，包括肝□指數在內。查出的結果，雖說高得嚇人，卻誰也沒有把它當作一回事。 從阿茲基韋出現的每一個症狀看，現在完全可以确診是拉沙熱的問題。再認定他得的是咽喉炎或是什么特別重的流行性感冒，都站不住腳了。 實在沒法耽誤下去，維羅妮卡帶阿茲基韋找另外一個門診所。也沒有高明到哪儿去。耳、鼻、咽喉各科的專家都瞧了，還是說是扁桃腺發炎，提高劑量，把處方上的抗生素加了一信。但是，還是沒有人想起問問他是否出過門或者去過什么別的地方的問題。 夫妻兩人一無所獲，只得回家。已經陷入心神錯亂狀態的維羅妮卡陪坐在丈夫病床邊，不時替丈夫抹額擦汗，取這拿那。好在她不是獨自為戰、孤軍奮斗。所屬教會里的牧師幫了大忙，一個牧區的朋友，來做做飯、帶帶孩子，盡量搭把手。維羅妮卡心想，阿茲基韋既然已經由四個大夫診斷過，時至今日毫無起色，也只能去找教會，靠上帝幫忙。 現在阿茲基韋開始出現間歇性的昏睡狀態，不時說糊話，都是些尼日利亞家鄉話。維羅妮卡多次想法同他搭話，他卻充耳，不聞，好嫁听不見似的。這時，維羅妮卡再也承受不注這樣的傷痛了，扑倒在床上，嚎陶大哭。 到了2月14日晚上，維羅妮卡決定必須送丈夫上急診室。找到杜佩奇縣醫院。急診室接待阿茲基韋的醫生說不出阿茲基韋得的是什么病。躺在他面前的是一個男性患者，高燒已經兩周，体重減輕15磅，這是据他妻子說的。現在這個病人病得非常嚴重，顯然已經神志糊涂。各种各樣的抗生素對他的咽喉疼痛都無濟干事。這兩天除了尿血以外，又出現了鼻子流血。 雖說阿茲基韋顛三倒四，語無倫次，活不成句，醫生查不出他有黃疽和肝炎的記錄。而只有這兩种疾病才能引起糊言亂語和痴呆。那時已是深夜，醫生同意留下病人。首先進行點滴，補充体液，然后安排各种試驗，立刻檢查。几個小時以后結果都有了。看到肝□指數如此之高，醫生惊訝之余，感到實在出奇，一般來說，這樣高的肝□指數，病人早就該确診為肝炎，但是同樣很清楚，病人并無黃疽，連一點跡象都沒有。 就這樣延續到第二天早晨，來了另一位名叫羅伯特·蔡斯（Robert Chase）的醫生，他是杜佩奇縣醫院的傳染性疾病顧問。他是從阿茲基韋得病以來，維羅妮卡陪他找過的所有醫生中第一個想到要問問阿茲基韋出門去過什么地方的人，等問明白以后，知道阿茲基韋剛從尼日利亞回來，他立刻斷言，需要轉院，馬上請“疾病控制中心”協助。 這天是星期二，我正坐在辦公室里寫材料，蔡斯大夫打來電話，開始跟我講述病人的症狀。 “尼日利亞那儿有沒有可能引起這樣毛病的原因？”他間道。 “絕對有”我答道。“拉沙熱唄。照你所說法，是很典型的一例。” 整整熬過了14天痛苦難忍的日子，總算給阿茲基韋的毛病找到了一個答案。但是我得承認，這种狀況的預后是很不好的。我告訴蔡斯大夫說，本來我們專治這种疾病的特效藥，也就是在西非曾經治愈過許多拉沙熱患者的雷巴抗病毒素可以對症治療，但是阿茲基韋的現況已經遠遠超過使用該藥的有效階段，要救他的命恐怕不容易。但是，我又說，還有一個机會：盡可能給他以延續生命的護理，以期靠這种護理幫他渡過他所得感染的急性高潮期。同時也可使雷巴抗病毒素重新獲得對付病毒的時效。如果在西非，一個拉沙熱患者已經到了阿茲基韋這樣的后期，必死無疑。但是西非沒有像我們這里這樣現代化的高強度的維持生命的護理設備，所以病人少了一個机會。現在也許還能管用。 “如果用斯旺·甘氏導管給他做插管式通气術是否安全？”他問道。 在美國，我們改進并實施新的處理法搶救這一類病例才不過一年，是根据我們在塞拉利昂治療拉沙熱患者的經驗和參照有關出血熱已知數据總結出來的辦法。這一新的病例給我們提供了再一次試驗的机會。我對他說可以插管、用導管通气，保證平安無事。我還詳詳細細地囑咐了他對阿茲基韋應護理的項目和措施，特別是要留意醫務人員的安全。 蔡斯醫生同意說，也許為時已晚，他仍將努力取得靜脈注射的雷巴抗病毒素，針藥一到手，他就立刻給病人使用。 我對他說，別擔心，不會由他單獨一人處理的。當天晚上我會帶“疾病控制中心”的人員前去協助。 我接著給雷巴抗病毒素生產厂家打電話。他們答應在人力辦得到的條件下，盡快把藥物送來芝加哥。此時蘇在塞內加爾。我只能打電話找庫卡·佩雷斯（Cuca Perez），他是協助蘇工作的技術員。 “把實驗室准備好，庫卡，”我說道。“我們今天下午一起去。” 把我們的小型流動實驗室准備好，赶回家去整理必要的行裝，同杜佩奇縣衛生局聯絡上，作好必要的准備，然后是作好去机場的包括安排交通在內的一切必要准備，前后大約需要5小時，這才能起飛。 還有几個重大問題。現在這一樁完全可能引起大喊大叫的拉沙熱病例，就發生在芝加哥近郊，必然會有很多人對此發生興趣，其中大多數人想知道的是這种疾病會不會擴大，造成更大的感染。從另一方面說，我們還算運气好，由于艾滋病的流行，醫務界人士普遍提高了對傳染性疾病的警覺性。這种條件几年前是絕對沒有的。大多數醫生和其他方面的保健工作者都知道糞便和血液有感染的危險。在處理病人的時候，他們的態度和做法都有了徹底的改變，只要是接触血液和分泌物都會自動戴上手套，尤其十分小心，提防出現針刺這類事故。這种警覺性甚至擴大到處理并未确診為艾滋病的患者。他們說起來也有相當的理由，既然沒有可靠的檢疫手段，誰也不能絕對肯定不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實際情況也證實了我的看法。醫院里的所有醫生，包括保健醫院門診所一開始給阿茲基韋做檢查的也在內都沒有感染上拉沙熱，就是因為他們在提高了警覺的前提下，都嚴格遵循規定的預防措施了。 正當阿茲基韋的醫生們准備給他提供維持生命的護理時，他開始出現常見于嚴重拉沙熱患者的后期現象：成人呼吸困難綜合症。珍妮·桑德斯在塞拉里昂經歷的就是同樣情況。簡單說，阿茲基韋的血液得不到足夠的氧分，因為他的肺葉已經無法通過循環系統供氧。拉沙熱病毒出血熱造成毛細管嚴重損傷，破坏了整個向气管和組織供氧的細密网絡。肺葉部分情況尤為嚴重，所有微小血管出現滲漏，肺部積液。几乎就像把人漫在水底下一樣。為了幫助呼吸，阿茲基韋用上了呼吸器。同時也插上了斯旺·甘氏導管，既監視也幫助他已衰竭的心髒。 由我一個從未与阿茲基韋見過面的醫生作出建議，麻醉師給他施行了插管術。醫生們也給他做了維持生命的護理，裝上了呼吸器。都服從于一個共同的目的，證實我們這些服務于“疾病控制中心”人員的信念。 看來我所提出的措施對阿茲基韋是不夠的。阿茲基韋開始接受維持生命護理才不過兩三小時就出現心率衰竭，宣告死亡。此時雷巴抗病毒素尚未從加利福尼亞運到。 我离開辦公室正打算隨隊去机場，蔡斯醫生跑來告訴我阿茲基韋的死訊。這支隊伍已經不再需要，庫卡開始拆卸他的移動性實驗室。除非再發生二個病例，暫時是用不上它了。如果病例多，我們會作好充分准備的。毫無疑問，這一次病例牽扯了很多人，再出現后續病例肯定有可能。我只帶了一個人同行，他就是年輕的醫務官加里·霍姆斯（GaryHolmes）。對加里說來，這次去芝加哥是他第一次處理出血熱，确實是一個相當激動人心的開頭。 我們此行的目的是為后續病例建立偵察网。完事之后還有另外一個問題要處理。 “我們怎樣處理尸体？”蔡斯醫生打電話問我。 我建議他做一個肝髒生理解剖和血樣分析。人雖死去，我們也應該予以确診。我還對他強調說，凡是接触尸体的人都要戴上手套，穿上外衣，配備一定的隔离用具，确保安全。千万千万注意，避免鋒利器械意外事故。我還進一步提議對尸体進行防腐處理，因為尼日利亞人与我們習俗不同，不會接受火化。防腐處理有可能殺死殘存的病毒。對此，我仍然不放心。究竟該怎么樣處理遺体，反正只能是他們家屬的事。我只想再提一條建議，請他們喪禮中不要敞開棺蓋。 到達芝加哥以后，我同加里找遍了接触過這一病例的所有的人。阿茲基韋得病前后的完整過程終于拼湊了出來。問題越來越明顯，事情應該出在尼日利亞。這方面的問題我們放在后面再說，就眼前來說，我們急于要辦的事，一定要把接触過的人都找齊，并詳細了解每個人接触的程度。凡是与阿茲基韋有過密切接触的人心須置于觀察之下，非長達三周不可，如果确有病毒存在，此時必會發作。我們認為感染危險性最大的人應該是他的妻子和孩子。所以，全家都服用了口服雷巴抗病毒素。 兩天以后，我們正在阿茲基韋家同他全家談話時，維羅妮卡接到了阿茲基韋妹妹瓦萊利亞從尼日利亞打來的電話。她已經接到了阿茲基韋的死訊，但是這個電話是說別的情況的：阿茲基韋离開尼日利亞以后，家里又有別的人也傳染上了同樣的疾病。28歲的另外一個妹妹和一個只有8歲的叔伯兄弟也得了病。這兩個好不容易逃脫了厄運，而阿茲基韋另一個36歲的弟弟，本人也是個醫生，卻因此送了命。死亡的時間差不多也在芝加哥的阿茲基韋病逝前后。瓦萊利亞還告訴維羅妮卡說，全家都在想方設法同每個參加過葬禮的親戚朋友聯系，打听他們是不是也出了問題。此事做起來并不容易。有些人住得太遠，一時半會儿也不一定找得到他們。對全家來說，這真是一場惡夢。 就我而言，應該了解的情況還要多得多。比如說，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尼日利亞當地人，還得是一位有經驗的專家。碰巧我想起了一個合适的人選。他就是大家稱作沃爾（Wule）的奧那沃爾·托莫里（Oyewale Tomori）。沃爾也曾經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過。現在是尼日利亞伊巴丹大學病毒學教授。尼日利亞的電訊設備要比塞拉利昂強得多，能保證通話。用電話同他聯系，很方便，也不會耽誤事。他听我給他講了阿茲基韋的情況后，一口答應馬上親自去埃克波馬一趟，在現場好好摸摸情況，看能否發現些什么。這就引起了下面一次對我們說來真可以說是沒有先例的、十分錯綜复雜的調查。那一部分的故事得由蘇來講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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