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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師朱朱


  我和喬出現在拉各斯机場時,由于連續飛了24小時,雙眼連看東西都模糊了。拉各斯机場髒亂嘈雜,世無其二。我們旅行了這么多年,跑過許多地方,還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飛机場會有這樣的無政府狀態。正在我們無可奈何的時候,我們發覺自己被兩部分人攔住了:一部分是我們“疾病控制中心”,在拉各斯的同事的代表,另一部分是兩個尼日利亞人。我們不知道他們是准,但他們肯定清楚我們的身分,都堅持要我們跟他們走。
  他們已給我們買好机票了,他們說我們必須馬上跟他們一起飛往埃努古(Enugu)不可。
  為什么非得去埃努古?這一點我們不清楚,但是我們了解我們之所以最后能搞到尼日利亞政府正式邀請的原因是,有一名与上層有聯系的醫生幫了我們的忙,而這位醫生的所在處所就是埃努古的阿南市拉州醫學院(The Medica1School ofAnambra State),沒有他幫助,我們可能永遠進不了這個國家。阿茲基韋死亡以后,我們足足花了六個星期的時間想法赴尼日利亞一行,找出阿茲基韋受感染的場所,一直沒有下文。所以對這位替我們打通關節的人,我們顯然是感激不盡的。現在弄不清楚的是,我們遇上的這兩位,同我們那位友好醫生有沒有聯系。
  “再說一句,”兩位中的一個說道,“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儿?”
  啊,一下子全明白了。這兩位尼日利亞人志在必得的是雷巴抗病毒素。我們不理他們,徑直向已經停止轉動的行李輸送帶走去。輸送帶坏了,正發愁不知怎樣才能取得行李,他們卻攔住了我們的去路。他們非要我們答應不可。“你們一定跟我們走。”他們堅決說。
  還沒有等我的回答,他們又重复問道,“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儿?說,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儿?”
  他們非要雷巴抗病毒素不可。听著,要是不愿意馬上同他們一起去埃努古,那么,為什么不現在就把雷巴抗病毒素給了他們?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儿?
  我想我們早該預料到會發生這种歡迎我們去尼日利亞的古怪方式。前兩天,這种古怪的要求已經出現了好多次。我們陷入了電話包圍中:有在美國頗有身分的尼日利亞人打來的,也有尼日利亞朋友的朋友打來的,還有重要人物的尼日利亞朋友打來的,總之各式各樣的人都有,要搞清楚簡直不容易。只有一點是肯定的:尼日利亞有人對拉沙熱怕得要死。
  我們思忖,為什么都在這個時候一起來要呢?
  這段時間里,我們同沃爾·托莫里聯系不斷。他肯定了我們最坏的估計:他接到了一例又一例的拉沙熱病例報告。傳說死亡率不小。這樣我們才知道,尼日利亞爆發了拉沙熱,可能還不止一處,就是不知道具体在哪里。雖說我們隨身帶著雷巴抗病毒素,哪能隨便就給了這兩位歡迎我們的尼日利亞人呢?情況究竟如何,我們不清楚。這兩位到底是誰,我們更不清楚。另一方面,為拉沙熱處方這一种藥物尚未經FDA(美國食物与藥品管理局)批准。我們所有的權力不過是應用于臨床實驗。我們決定由我們“疾病控制中心”的同事陪同從這兩個人身邊溜走,應諾說我們明天一定帶著雷巴抗病毒素去埃努古。
  我們人雖然离開了机場,“雷巴抗病毒素,雷巴抗病毒素,請給我們雷巴抗病毒素”的央求聲仍在耳邊回響。
  在我們正式著手調查疾病爆發的情況之前,先得坐下來同尼日利亞政府的代表討論一下情況。同政府方面打交通是件難纏和折磨人的事。想談成一件事,恐怕全世界都難不過這儿。我們從同衛生部打交道開始,繞圈子。基本上是兩种情況:我們想找的人不在;好不容易在了,非得先听他的,說我們該這樣做那樣做,沒完沒了。好不容易等他講完了,他會加一句說,對不起,他剛想起,我們該找的人根本不是他,我們得到另外一個部門去找另外一個人,但是別忘了,先得与那人約好。約好真管用嗎?約了也不算數,約好的人不一定按時露面。
  有時候,我們也會碰上几個保證同我們合作的官員,口气之堅決,態度之張揚,反而使我怀疑他是否可靠。
  當然,什么也沒兌現。我們等啊等,等不到一個結果。他們的借口和托辭多得是,似乎頗有道理。過不了多久,我們終于明白了,這么說,那么說,都一樣。他們真正要說的是:要錢。
  有一位政府官員答應為我們提供一輛車子,并由他們支付現場費用。我們不相信他,后來我再一想,說不定也真有可能。最后我們決定离開拉各斯去內地,自己去看一個究竟。但是,我們首先感興趣的是找一找同阿茲基韋接触過的人,他的朋友,他的家屬,看看有沒有感染上拉沙熱病的。我們可以從名叫納西迪的醫生、拉各斯首席病毒學專家的實驗室里找到這方面的答案。沃爾也在接到我的電話后去找了阿茲基韋的家屬打听了一些情況,還采集了若干血樣。他把血樣帶回拉各斯交給了他的好友納西迪的手里。納西邊原來是個蘇聯留學生,回國時,不但取得了學位,還帶回了一個俄羅斯妻子。他是一個講求實際的穆斯林,對宗教和生活的態度奉行的是實用主義方針。有強烈的幽默感。他現在所缺乏的是做沃爾所提供的血樣試驗所需的試劑。一時間動不了手。他得等我們到了他那里以后再說。
  我們顧不得時差勞頓,打開行李,取出試劑,立刻開始試驗。大家滿怀期望,站在周圍等待結論。動手做試驗的首先是納西邊。我們站在他旁邊做記錄,按照阿茲基韋家屬成員和朋友的名單的前后順序逐個記下結果。最后,納西迪一聲不吭,站了起來,也讓喬看上一眼,誰也沒有比喬見識拉沙熱的試驗多。此時,納西迪開始蹦跳起來,興奮,高興。
  “就是它!”他大喊道。“凡是同沃爾談到有得過類似拉沙熱一類疾病病史的人全都是陽性。”
  納西迪高興的是科學論据上的一致,當然不是有這么多的受苦受難的同胞。
  “這個結果證明,凡是你抽取了血樣的都是,”喬說道,連看了我一眼,“因為名單上的人几乎都是陽性。”
  第二天,我們又上路了,把納西迪也帶上,一起去伊巴丹(lbadan),离這里兩小時的路程。我們希望能找到沃爾,想當面听听疾病爆發的情況。卡車后備箱里還裝著一個液氮容器,好采集我們需要的樣本,當然也准備了采血時需要的手套和器材。所有的東西都在這儿了。可是,按照納西迪的說法,政府答應提供的物資該有一大串。這些話到底算不算數,難說。
  至少我們算有了一輛車子,還挂著外交牌照。車子是約翰·納爾遜(John Nelson)借給我們的,他是儿童生存規划項目的主任。實際上,我們來到這個國家之后,在當地的一切活動全靠他了。沒有他和美國大使館的幫助,我們休想取得任何進展。又一次,美國國務院工作的高效率,得到了證實。當地警察的陋規是每隔一段路面就設置路障,任意阻斷交通,從而索取錢財。他們全副武裝,誰也不敢与之抗爭。我們汽車的外交牌照相當起作用,每到一處,揮手放行,他們絲毫不敢滋生事端。
  我們一到伊巴丹,立刻去找沃爾。他气色不錯,神采飛揚。他說他過的日子可要比在尼日利亞好得多。
  “這個國家算是完了,”他說道。“多美麗的一個國家,一個富庶的國家,可是那些管事的人非把它全毀了不可。”
  尼日利亞部落紛爭。部落主義山頭林立。腐敗成了生活方式。石油資源不知哪里去了,据說都進了瑞士和開曼群島(Cavman island)上銀行的秘密帳戶。許多尼日利亞人在全世界名聲很不好,販毒和兜售假藝術品,事態确實不佳。
  回想沃爾當年同我們一起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的日子里,他身穿宇航服,盡情放聲歌唱,歌聲充滿活力,而我們有些人恰恰有時需要能做好工作的安靜環境,因此他在我們的印象里成了一個忘不掉的有名人物。雖說實驗室的工藝流程不允許吵鬧,既然同處在一個空气通道中,不管愿意与否,誰都听慣了沃爾的尼日利亞歌聲。
  沃爾沒有馬上向我們透底,不說清我們真正的目的地,而是先向我們介紹他第一次去訪問埃克波馬的情況。那就在伊山附近,也就是阿茲基韋的老家。
  “我一听到喬給我說了死在芝加哥的工程師的情況。我就想去埃克波馬跑一趟,就地查一查,”他說道。“到那里一看,一片敗落的景象慘不忍睹。兩位老人家死了不說,好多親屬也相繼去世。情況糟糕得令人可怕。所以我就盡可能的多找几位家庭成員,采集血樣。看來他們都在喪葬前后受到感染,也許就在葬禮的當天。這一陣爆發現在似乎已經過去。有一部分親屬害怕得逃往南邊海岸哈科特港(Port Harconrt)去了。我一想,我也得跟過去看看,可能他們也會出什么問題。不過我們還得先去埃努古。”
  埃努古。就是飛机場兩個尼日利亞人想把我們帶去的地方。為什么要去埃努古?我們想要知道。“依我看,”沃爾說道,“那就是拉沙熱疫病傳出來的地方。”
  他憑什么這樣有把握?我們向他詢問。沃爾于是給我們說開了。在他進行鄉村調查期間,他正好參加過一次在毗鄰阿南布拉州的埃努古大學里的一次會議。會議主題是艾滋病病毒。當時艾滋病在尼日利亞尚未形成聲勢。估計今后會蔓延擴展,是不無理由的。艾滋病病例已經露頭,阿南市拉州當地就有。与會的一位醫生告訴沃爾說,本地醫院就收容了兩名艾滋病患者。那位醫生說,要是沃爾有意,不妨去看看。
  兩個病人,一個男的,是伊克基醫生(Dr Ikeji),還有一個女的,是阿南巴醫生(DrAnamba)。兩人都發著高燒,病情嚴重,既出血又休克。那位醫生告訴沃爾說,兩位患者同在一個醫院工作,都是外科醫生。沃爾學的是獸醫,但還是仔細查看了兩位垂死的外科醫生。得出了自己的診斷結論。
  “我毫無辦法,”他說道。“他們是死定了。可是我一眼就發現了問題。他們不是得了艾滋病。艾滋病不是這樣的。我看,像是拉沙熱。”
  他就去找醫院人員對他們說,他們診斷有誤,還告訴他們必須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證自己不受任何感染。接著他從兩個病人身上抽取血樣,帶著它們開車直奔拉各斯。
  “我把血樣放在車底板上。我不想發生意外,譬如從車座椅上滾下去,摔破了。這就是我放在底板上的原因。一共是滿滿的兩小瓶。一路上我不住地察看它們,怕它們滾來滾去碰碎了。”
  我們化驗了這些血樣。每毫升里分离出10億個拉沙熱病毒粒子。這些血樣病毒濃度之高是我們歷來見過的人血之最。
  沃爾現在給我們實話實說,埃努古盼著我們去。不僅僅是去,那里地方當局還自作主張給我們安排了一次大型會議。那就對頭了,我想,我現在總算明白了飛机場那兩個人的真正目的。
  我們決定先去埃努古,設法從那儿開始對拉沙熱患者的感染根源跟蹤追索。而后還可以返回埃克波馬,那座城市离阿茲基韋老家的村子最近。
  于是我們來到埃努古醫院,沃爾見到的兩名外科醫生已經死去。努科洛教授(Prof.Nwokolo)接待我們。在死者入院之前,他作為私人診所的醫生,一直為他們治療。現在他十分擔心。其實,醫院里又有哪個醫生不擔心呢?准都以為不知道什么時候自己也會突然倒下,因拉沙熱而喪命。同努科洛教授剛談上不多几句話,我心中豁然一亮,正是此人同當權派有交情,正是此人幫我們解決了入境邀請書的問題,也正是此人派出兩名禮賓特使去飛机場攔截我們,纏著我們給他們雷巴抗病毒素。
  他原來是為自己要的。
  我們盡量同每個人都談了話,仔細記錄前后經過,或者已得病的病史,當然也采集了血樣。接著就迫不及待地給每個人做思想工作,解釋說,拉沙熱病的潛伏期早已過去,誰要是真的感染上了病毒,該發病的早就躺下了。我們能這樣作出結論說:埃努克醫院里不會再出現拉沙熱病例了。
  大家都如釋重負。誰知不久又傳來了第三位外科醫生死亡的消息。
  他是哪里人?有人說是南方,是伊莫州(Imo State)的伊博(Ibo)地區。兩位先死的外科醫生也是同一個州的人,不過不是同一地區。搞到了他的血樣了沒有?沒有。但是有人知道他和另外兩個外科醫生工作的醫院。事情曲折了些,得多費工夫。我們既然想多弄到些情況和信息,那怕多跑上一趟。就往南去伊莫看看。
  伊莫州的首府是奧韋里(Owerri)。我們在那儿拜訪了州的衛生廳長。在非洲不能隨便進入政府辦公樓,隨便問問題。先得來上一大套迎近問候寒暄致意等等,還得事事按規定,處處守禮節。像我們這种衛生部和“疾病控制中心”的高規格聯合代表團,拜訪節目中必有盛大儀式。
  在伊博地區,凡有盛大儀式必有可樂果。可樂果含大量咖啡因,在過去年代里,驛站信使和遠途旅客正因為可樂果提神有力,有益于他們長途跋涉,消除舟馬勞頓,為此特加青睞。今天,可樂果尤為重要的一方面是人們通過它來表達友誼、交流情感。伊博地區老百姓敬重可樂果,是重大儀式上為表示雙方友好關系而奉獻的貴重物品。既然敬重,因而有了對著可樂果說心里話的習慣。但凡有關可樂果的規定和禮儀,都屬男性特權,婦女既無享用它的資格,也不允許同它對話,這對我說來,根本無所謂。
  因此,只有等男人們對著可樂果致詞欣賞贊美吹食享用以后,我們才能向廳長先生請問是否听說有過拉沙熱病例。
  不錯,他說道,他听說過有個名叫埃茲立克(Ezirike)的醫生病故于埃努古。他老家在奧韋里附近地區,地名為阿博姆巴依斯(Aboh Mbaise)。這第三位醫生的死因,疑團重重,傳說紛壇。有人說,他如果不是死于鄰近醫院同行相好的謀殺,就是死于妖巫的巫法。据說他的确有個在一英里外也開了一所醫院的對手,同他搶生意。我們不管人家怎么解釋,還是想親自前去查看打探一番。苦于出租車司机一听去處后,全部拒載。他們把腳始終踩住油門,連一下都不放松地把車駛出醫院所在村落后才敢放慢下來。我們后來開了自己的車去。原來醫院已經廢棄,人去樓空。
  醫院是新建的。不,條件也差。兩間陰暗的屋子算是病房,總共擺了12張床位。說是手術室,只是一間混凝土房間,什么也沒有,談不到設備。想象它在兩三星期以前該會是怎樣一幅光景。比方說,不多几個病人躺在鐵床上。有少數几個姑娘,算是護士,器械、藥物有那么一點儿,少得可怜。良好醫務常識和安全護理,沒那回事。外科手術全在最簡陋的條件下進行。一片死靜中,能動而且在動的就是蒼蠅、蚊子和牆上爬著追逐它們的壁虎了。
  我們在醫院外牆廊檐下的長椅上坐下。埃茲立克的的遺孀從近處一幢房子里走出來。搭拉著臉,一副生气的模樣。她拒絕開口。總算死者的老父親露面了,接著又來了個弟弟。這兩人還算健談。可是談來談去全是些陰謀、暗算,耍法術、弄鬼把戲的事,更多的是說起“朱朱”巫師。他們一口咬定說他們一家子是被惡毒之极的邪气給罩住了。
  我們開始分工,喬和納西迪勘察村子周圍,找找有沒有病毒爆發的證据。那伯是一例拉沙熱也好。我同沃爾重返醫院,檢查醫生的辦公室,也找找有沒有有用的內容,室外已經是又悶又潮。屋里更其糟糕。只能開窗透气。只見蚊子成群,所以是虐疾滋生的最佳環境。我一忙起來,一切都顧不得了,甘心為蚊虫作奉獻吧。我們想找病人登記冊,查查記錄在案的名單,沒找到。門診記錄,沒有;住院記錄,沒有;手術記錄,也沒有。每個病人卻都有一套單据,那是用藥記錄。我們開始從頭翻起,确是病人何年何月何日用什么藥的詳細清單。等我們仔仔細細全部查完,這才恍然大悟。這些單据所以得以妥為保存,而別的方面,全無記錄的原因,是這些收款憑證。藥單開得越多,醫院可以向病人收取的費用也越大。
  不管怎么說,這些總還是一种記錄。其中自有可供收集的信息。我們決定以它們為根据,為每個病人重新編組出一套門診醫案來。出入院的日期全有,死亡的日期也有。從記錄上看,埃茲立克備藥品种不全,抗生素總共才四五种。很清楚,他有一套對付病人的所謂搭配治療法。一個發燒病人先服用一組藥物,如果發燒不退,換用第二組抗生素藥物,或者,在偶然染上虐疾的時候,添加氯奎宁。病人嘔吐,給止吐藥;疼痛,給止痛藥。他手上存藥雖不多,但處方量卻大得惊人,搭配也多。一次多到6种針劑,6种內服藥,包括維生素及各种可有可無,起不了實際作用的藥物。可以說是賺錢的好辦法。
  我們還發現處方中有補鐵質的藥物,也有輸血項目。這就是說病人從一開始就出血。這就值得我們琢磨了。藥物中還有用于解痙攣和抗惊厥的种類,這是拉沙熱晚期選用的對症藥,因為那時病人定會出現這類現象。在以上种种藥物都不管用的情況下,埃茲立克會用類固醇最后一搏,企圖使休克和掙扎在死亡線上的病人血壓回升。
  我們這些估計并非虛妄,從他在處方中注明的病情看,他處理的就是拉沙熱病毒,如“直腸出血”之類,或者干脆只“抽搐”一詞。
  我們邊查邊覺得自己在進行一种翻譯羅塞塔·斯通(Rosetta Stone)的文學工作,想通過破譯這种古代文學,達到弄清另外一些難解之謎的目的。
  這些病情注腳后來逐漸就沒了。而帳單卻是越積越厚。基本情況如此。
  另外有些紙邊記錄是表明帳目未清。顯然,病人本人已故,欠帳由家屬償還。
  在這間小小的屋子里,我們一坐就是兩天,腳都叫蚊虫叮腫了。我們一心扑在查這些單据上。等全部翻過一遍,這家小醫院的廬山真面目已是一覽無遺了。
  死于休克、痙攣、出血等急性症狀的病人一共17名。好多病人都有嚴重喉痛症狀。對從這一個病人傳染給另一個病人的線索,尚能理出頭緒。大概在阿茲基韋在芝加哥臨終前后的那個2月份中,有一次疾病發作得特別歷害,几小時內會出現好几個病人相繼死亡的慘狀。就是在這時候,這些清單上的筆跡像是換了別人。決非一直負責管藥的那個護士的筆跡,埃茲立克拿起筆來自己動手了。按我們根据所發生的情況推想,埃茲立克想必是慌亂了,急于挽回頹勢,無奈實在回天無力。從藥單上看,他把剩下的那點藥全部拿出來了胡亂搭配一起,好似買彩券、撞大運,祈求能出現一個奇跡!
  當然不會有奇跡,也不像會出現什么奇跡。他一個病人也沒救活。最后,甚至連他自己也未能保全。
  我們循著線索往上推,推到1月份。埃茲立克一個在埃努古大學里上學的本家侄子回老家呆過几天。小伙子大約19歲。不知怎的得了鐮狀細胞貧血症。此症在西非十分普遍。他的老家也就是埃茲立克死亡的地方,也就是我們正在查訪的城鎮。
  鐮狀細胞貧血症得名于患者紅血球的外形。紅血球在顯微鏡下的常態形狀是一頂頂紅邊小圓帽似的,一旦得了病,卻變成鐮刀或者新月模樣。就近求醫,孩子住進了叔叔的醫院。跟每個其他病人一樣,叔叔給侄子打了好多針。跟大多數別的病人不同,孩子很快痊愈出了院。
  然而出院剛一周,又病倒了,發燒,嗓子痛。只能再次住進醫院,這次注射的針劑還要多,而且多得多。其他的病友,不管是不是得的一樣的病,也同樣是拼命打針。從這里的所有具体情況看,像針筒,甚至可能還有點滴用的針頭,都是給大家共用。畢竟這些都是价格很昂貴的。
  小伙子這一次可沒有上一次走運了,情況越來越糟。在他的帳單上寫著,干巴巴的,硬繃繃的,別的啥也沒有,一大堆一大堆全是各种抗生素的藥名。劑量越多,欠的藥款也越多,讓死人在墳墓里也不得安宁。從這些單子里可以看出痛苦越來越大的程度和所作的一切徒然努力的程度。為了阻止這一种病毒的進展,已經竭盡所能,也到了走投無路的程度。一种藥物用之無效,埃茲立克再試另外一种,之后又是一种,又是一种。病毒從未停止攻擊。小伙子先是開始嘔吐,后是出血,然后是休克。后來又是一次一次地痙攣。最后,死亡。
  大約過了一周,同那個送了命的小伙子同時住院的另一個病人,在全愈出院以后,也是因為發燒,再次住了進來。同樣的發病過程就這樣一遍一遍地重复著。究竟是怎么會事,雖然說不好,想必埃茲立克總以為自有力量控制事態。也許是驕做,也許是害怕,更可能是無知。他就是不明白,這一股邪惡凶猛的力量現在正在他這小小的醫院里爆發出來。不管他是出于哪种動机,他猶豫不決,拖延了三個星期,沒有向外界求援。17個病人在他這种做法下,必然死亡。而他本人終于也感染上了致命的病毒,在他自己助長的、控制不了的危机之中倒下了。
  查閱了所有這些資料之后,我們有了結論。這個倒霉的侄子本來得的不是致命的拉沙熱,拉沙熱是在后來住院期間感染上的。感染的渠道可能是注射,也可能是點滴。這些在他第一次注院期間都有過。至于第一病例究竟是誰,我們永遠說不清了。手頭的材料不足,參与其事的每個人都害怕得不能把整個病情完整地記清楚。
  在這所倒運的醫院之外,別的地方也可能存在同樣的感染,為了進一步弄清這個問題,我們轉遍了附近的醫療和保健單位,同所有的醫生護士談了話,查看了病案、表格、記錄和處方等等,還想進一步查出同樣病例的證据來。我們打听最近去世的病人,翻閱了他們的病歷,想明确肯定他們最后的死因。我們對醫務人員進行了抽血檢驗,就是為了查明他們是否受到了感染。
  然而,這所小醫院里的病毒在殺害了大部分的患者并嚇跑了其余可能的染患者慚之后,竟然自己也滅絕了。
  線索斷了,改弦更張,我們決定到奧韋里地區中其他一些地方的醫院里繼續調查。我們去過一家規模不大、管理良好的私人診所。醫生就是老板。他曾在美國中西部行醫多年。听說我們的來意后,立刻坐直了身子。“好啊,”他說道,“我想我知道你們要找什么。跟我來吧。你們應該看看我樓上的一個病人。”
  我們沿著狹窄的樓梯上去。醫生領我們走進獨間病房,房里床上躺著一個年近40歲模樣的男子。身上裹得嚴嚴實實。看來十分虛弱,据說還沒出血。他的咽喉十分疼痛。我們在檢查中發現扁桃体已經化膿。全是拉沙熱的症狀。他還埋怨說肚腹部和背部疼得非常厲害。這又和拉沙熱的症狀吻合。病人自述他是跑運輸的,來往于各地,也許因此而受到感染。我們給他抽了血。离開之前,還給醫務人員講述了安全護理方法,以免自己受了感染。他的血樣經我們帶回亞特蘭大放入培植營養基后才得出這人确實是感染了拉沙熱的結論。幸運的是,此人平安康复,護理他的人也沒有一個因此而得病。
  我們在奧韋里總醫院還發現過另外一例病情。一位年輕婦女剛流產了一個死胎。怀孕婦女染上了拉沙熱,病情尤其嚴重,通常保不住孩子。未出生就成死胎。孕婦本人如果怀孕不足6個月,或者流產胎儿,尚有存活的机會。如果是孕期最后三個月,胎儿尚在腹中,母体的死亡率就會猛增。
  我們探視的那位婦女病得很重,顯得十分孤獨、恐懼,不愿同我們講話。
  護士們知道我們的來意后,頓時一片慌亂。現在他們明白過來了,少婦可能得的是什么病,准也不愿意繼續護理她,甚至連走近她都感到害怕。病人家屬想必已經拋棄了她,跑得連一個人影都不見。她在這個世界上成了孤獨的棄儿。她就在地板上的床墊上躺著。我們建議把她移入大病房,以便得到較好的護理,誰也不想動手。我和喬自告奮勇把她送了過去。但是想找護士照顧她,就是找不到。
  我們費盡力气說服護士們,只要他們注意采取保護措施,十分簡單易行,譬如說不要直接接触病人的血液等等,就可以确保安全,決不會有任何危險。他們仔細听了,總算表示說听明白了。但是我仍然怀疑他們是否真心誠意、心悅誠服地愿意繼續承擔任務,恐怕我們剛一走,他們又撒手不管,把少婦孤零零地扔在那儿,听之任之。
  我們也采集了血樣,也把它送往亞特蘭大,放入營養基試驗。
  我們正忙著進行這些工作的時候,好事情來了。我們在拉各斯時政府曾經答應撥給的汽車真個在我們面前出現了。我們有點得寸進尺,還想問問答應給我們的活動經費是不是也同時撥下來了。錢卻是沒有的。
  錢在哪儿呢?
  誰也不知道。
  開車的司机發誓說沒听說過。
  沃爾一再追問,逼他也無用。只得讓他回拉各斯去。
  下一步我們把注意力轉到兩位喪了命的外科醫生身上,伊克基和阿南巴醫生。要弄清楚他們是怎樣受了感染的。他們都來自本州南部一個繁忙的集散地城市,阿巴(Aba)。我們驅車前往阿巴,找到了當地衛生部門的領導。他一看見我們,顯得特別高興,但是听說我們要去醫院的來意之后,馬上表示說,那不行。据他說,我們還得首先找他的上級。雖說我們并沒興趣去見那上級,也只好同意了。我們被引見給那位上級時,他同他的醫務官員熱烈討論著怎樣歡迎我們,決定這個中午一定要大大宴請我們一頓。我們推辭再三,強烈表示我們決不吃這一頓午飯,只想直接就去醫院。為此,雙方又熱烈地邀請和辭謝了一番。我們終于推卻了。我們實在辜負了這位醫藥官員的好意。他對我們此行任務的唯一興趣,似乎盡在這一頓用不著他自己花錢的盛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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