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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提交“岔路口”備忘錄后的六個月是美國介入印度支那的三十年中最嚴峻的一個階段。從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二十八日，林登·Ｂ·約翰遜總統遇到了我們在備忘錄中提出的問題，做出了最終抉擇，使美國走上了大規模軍事干預越南事務的道路，這次干預最后使他失去了總統寶座，并使美國陷入了內戰以來從未有過的分化狀態。 在此重要時期，林登·Ｂ·約翰遜發動了對北越的轟炸，向南越增派了地面部隊，使美軍人數從二万三千名增加到十七万五千名，一九六六年還有可能增加十万名，以后甚至更多。這些決定都是在未向外界充分披露和未經充分辯論的情況下做出的，這埋下了日后發生信任危机的种子。 這是怎么發生的？為什么威廉·約翰遜總統未能使美國人民把他當作知心人？為什么林登·Ｂ·威斯特摩蘭將軍的軍事策略未經充分辯論？為什么在形勢急劇惡化的情況下我們擴大了戰爭而不是抽身而退？為什么我們沒有預見到我們的行動的內在意義？國內的政治勢力——特別是總統建設“偉大社會”的抱負和兩党中的极端保守派的壓力——對越南政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是什么樣的希望、憂慮、感覺和判斷——准确的和不准确的——促成了我們的想法和決定？ 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在收到我們的備忘錄的同一天，派遣麥喬治·邦迪去西貢評估有無出現穩定的政府的前景，并商討美國是否應該對北越采取軍事行動。傾向于支持采取行動的人（包括麥喬治·邦迪、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我）認定，此舉會增加南越的信心，使他們相信美國愿意為南越而戰，這樣就可使其道德和政治基礎得以加強。 西貢的形勢證實了麥喬治·邦迪最大的擔心：南越的將領們在繼續內訌和迫害佛教徒；政客們依舊沒有實權；教徒們堅持在街頭示威和抗議，麥喬治·邦迪致電總統：“非共產党軍隊目前的情況就像在進行內戰中的內戰。” 麥喬治·邦迪訪越的第三天，越共使用炸藥和迫擊炮襲擊了南越陸軍司令部和西貢以北二百四十英里處的波來古附近的一個美國空軍基地。八名美軍死亡，一百多名受傷。在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的支持下，麥喬治·邦迪立即建議給予北越報复性的空中打擊，這是華盛頓數月以來一直在考慮的。 越共對波來古的進攻和我們做出的反應導致了戰爭的升級。 總統一收到麥喬治·邦迪的建議，即在內閣會議室召集了有國會領袖出席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雖然對北越的空襲會增加額外的風險，因為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當時正在河內訪問，但几乎每一個出席會議的人（包括蘇聯問題專家湯米·湯普森和喬治·鮑爾）都要求對越共的進攻予以還擊。只有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堅決反對。他隔著會議桌直視著總統說，即使河內沒有直接指揮這次進攻，它也“了解事情的整個過程。”他說，“南越的老百姓不支持我們”，否則的話，“越共不可能發動這次突然襲擊”。他呼吁林登·Ｂ·約翰遜慎重考慮這個事實，因為報复性的空襲意味著美國將不再“只說不練了”。總統听完邁克·曼斯菲爾德的發言后，依据“東京灣決議”賦予他的權力下達了空襲命令。 第二天晚上，麥喬治·邦迪帶著一份報告返回華盛頓，報告稱：越南的形勢每況愈下，如果美國不采取新的行動，失敗不可避免……在越南的利害關系非常之大……美國的國際聲譽和實際影響力在越南受到了直接威脅。現在沒有辦法解除越南人身上的負擔，也不能通過談判做出任何重大承諾而使我們退出越南……目前，任何形式的和談撤退都意味著投降。 麥喬治·邦迪建議采取漸進而持久地轟炸北越的政策。 他提出兩個目標：就長期而言，他希望轟炸對北越的意志產生影響，迫使他們減少對越共的支援并進行談判；就短期而言，他認為轟炸能“立即在南越增加樂觀情緒”。 這种策略能改變長期的趨勢嗎？麥喬治·邦迪說他不能保證。他說，“越南的前景很不妙”，“有許多事情需要越南人做得更好”。但是，“我們在越南的立場存在嚴重弱點，人們普遍認為，我們沒有熱情、實力、耐心和決心采取必要行動并堅持下去”。 他在最后一段中強調了一個重要問題：“即使從最樂觀的方面來看，在越南的斗爭將是長期的。認清這一基本事實對我們來說似乎很重要，讓我國人民了解這一點，也很重要。” 我認為我們當時沒有做到這一點。 麥喬治·邦迪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八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提交了他的報告，國會領袖出席了這次會議。總統贊同他提出的轟炸計划，但認為這是打敗侵略而“不使戰爭升級”的一個步驟。實際上，轟炸計划意味著美國的軍事行動將發生重大變化。總統所言是完全無視這种重大變化的不實之詞。林登·Ｂ·約翰遜深知此點，但考慮到對外界的影響，他發表意見時做了變通和夸張，并希望其他人也照此辦理。參議員埃弗雷特·德克森詢問能向新聞界講些什么時，林登·Ｂ·約翰遜要求他不要講美國在謀求“擴大戰爭”。 雖然總統向公眾隱瞞了政策的這一變化，但他咨詢了政府外的許多有經驗的資深人士，尤其是前總統艾森豪威爾。他讓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安德魯·古德帕斯特中將（曾擔任過艾森豪威爾的軍事助手）向艾森豪威爾介紹基本情況。他還邀請艾森豪威爾到白宮与他和他的高級顧問們會面。 我參加了二月十七日的會議。那天下午，麥喬治·邦迪、厄爾·Ｇ·“巴斯”·惠勒、安德魯·古德帕斯特和我（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是下級軍官）圍坐在內閣會議桌邊兩個半小時，聆听艾森豪威爾將軍對轟炸決策和越南問題的看法。將軍一開始就說，林登·Ｂ·約翰遜的首要任務是在東南亞遏制共產主義。他說，轟炸有助于實現這個目標。轟炸不會完全杜絕滲透，但有助于削弱河內繼續作戰的決心。所以，他認為總統把報复性打擊改為“施壓戰役”的時机來臨了。當時在場的某人（我忘了是誰）說，阻止共產党接管南越需要大量美軍——八個師，艾森豪威爾听后說，他希望不需要那么多，但如果真需要，“就那么辦吧”。他說，如果中國人或蘇聯人威脅要進行干涉，“我們應該回話讓他們小心，以防災難（如核打擊）降臨到他們頭上。” 迪安·腊斯克致總統的一份优秀的個人備忘錄附和了艾森豪威爾的強硬言論。他在備忘錄中指出：“我堅信，如果允許共產党北越統治東南亞，必將給美國和自由世界帶來災難性后果。”他說，“我還認為，應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回擊河內和越共的侵略”，甚至不惜“冒大規模擴大戰爭的風險”。關于撤退之策，迪安·腊斯克寫道：“以談判為掩護把東南亞拱手讓給共產党北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于二月十九日最終決定對北越開始正常的空中打擊，但他再次拒絕了麥喬治·邦迪提出的公開宣布這項決定的建議。此舉使他最終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九六五年二月，民意測驗顯示，美國人民非常支持他的越南政策。當被問及“美國應該繼續目前在南越的行動還是應該撤出軍隊”時，百分之六十四的人說“繼續”，只有百分之十八的人說“撤出”。但是，這些數字在以后三年中發生了巨大變化，因為林登·Ｂ·約翰遜缺乏坦率和公平，使人們對他的信用和領導能力逐漸失去了信任。 為什么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不讓美國人民把他當作知心人呢？有些人認為是他天生的內向性格造成的，但實際原因非常复雜。有兩個因素對他影響特別大。一是他致力于确保國會批准他的“偉大社會”計划，并提供資金；他不想讓任何事情改變他珍視的國內改革計划的進程。二是他特別擔心兩党保守派要求采取更大——也更危險——的軍事行動的壓力，因為這可能會導致中國或蘇聯做出反應，特別是核反應。總統以遮遮掩掩的手法應付這种兩難困境，這是一种很不明智的手法，最終導致了他的失敗。 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擔心在越南遭受失敗，所以做出了轟炸的決定，而把他因南越局勢的不穩定而產生的猶豫不決拋到了一邊。 結果，美國對北越持久的轟炸于三月二日終于開始了，而這是對美國公眾保密的。那天，從南中國海的航空母艦和南越的空軍基地起飛的一百多架飛机轟炸了北越的一個彈藥庫。聞名的霹靂計划拉開了帷幕。這項計划持續了三年，投到越南土地上的炸彈將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投到整個歐洲的炸彈。 戰爭有其自身的發展趨向，其結局總是難以預料。越南戰爭也不例外。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下令實施霹靂計划，不僅發起了空中作戰，而且出乎意料地把美國拖入了地面作戰。 二月份，當美軍正在加緊進行空襲准備工作時，威廉·威斯特摩蘭即在爭取地面部隊保衛承擔任務的空軍基地。他要求派兩個營的海軍陸戰隊到峴港。這個要求使馬克斯威爾·泰勒頗為吃惊。雖然他力主實施空襲，但他堅決反對動用地面部隊。他立即致電華盛頓，呼吁拒絕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要求。正如馬克斯威爾·泰勒后來指出的，“一旦你把第一名士兵送上岸，就不知道還會有多少人得步其后塵了。” 但是，對地面部隊的需求顯然很急迫，其承擔的任務又輕，況且，總統怎能拒絕戰地指揮官要地面部隊保護美國空軍生命的請求呢？林登·Ｂ·約翰遜批准了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請求。 有些人認為，威廉·威斯特摩蘭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在初次要求派美國海軍陸戰隊保衛承擔霹靂計划任務的南越各飛机場時，即有動用更多軍隊的念頭——有位學者稱之為“一步一步擴大”的策略。也就是說，他們認為威廉·威斯特摩蘭和參謀長們向總統和我隱瞞了動用小股部隊的真實意圖，因為他們知道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更多部隊的介入。 我不這么認為。當第一架戰斗机飛往南越時，我們所有人本應預料到需要派遣美國地面部隊，但我們沒有預料到。派地面部隊之事并不存在任何欺瞞的企圖，而是沒有預料到我們的行動后果的一种重大失敗。如果我們預料到了，我們可能會采取不同的行動。 還應該注意的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當時對在越南采取什么策略也存在嚴重分歧。雖然他們在二月十一日呈送我的備忘錄中一致贊同空襲計划，但當時任陸軍副參謀長的小布魯斯·Ｂ·帕爾默將軍后來說：陸軍不認為轟炸北越會取得預期的結果，海軍也覺得沒有把握。堅決支持空襲的是空軍和海軍陸戰隊。是厄爾·Ｇ·“巴斯”·惠勒將軍說服其他參謀長呈交了一份意見一致的文件，理由是，如果我們的備忘錄意見不一，就是把基本的軍事判斷任務推給了國防部長，把他和總統推到了不得不做出決定的境地。 小布魯斯·帕爾默在提到軍隊政策的決策者時說：“我認為我們的錯誤在于同意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決定——先進行嘗試……‘看看’是否行得通。” 威廉·威斯特摩蘭后來說，他也反對在動用美國地面部隊之前進行持久的轟炸。“從原則上講，我不支持轟炸行動，直到一九六六年我得到……足夠的軍隊保護我們以后，我才改變初衷。”他也同意霹靂計划，不僅是因為他相信，它能對北越的意志及其支援南方越共的能力產生嚴重影響，更重要的是因為它能鼓舞南越人的士气。 總統一直在怀疑空襲能取得成效。他希望在南越看到更多地面上的推進。三月二日，他命令陸軍參謀長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前往西貢了解情況，并向他匯報還需要做些什么。 他派出了最佳人眩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哈羅德·Ｋ·約翰遜是“巴丹死亡行軍”的幸存者，曾作為日軍俘虜經歷過三年的艱辛歲月。那些經歷練就了他鋼鐵般的意志，特別是剛毅的精神和正直的個性。” 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到西貢后听到的是對形勢的冷峻估計。馬克斯威爾·泰勒對他說，“未獲解決的根本問題”仍然是南越人民缺乏足夠的安全；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是我方未能在數量上以絕對优勢壓倒越共，甚至連五比一的比例都未達到，而最近几次成功的鎮壓暴動的軍事行動（如在菲律賓和馬來亞）都在人數上占有十比一甚至二十比一的优勢。 威廉·威斯特摩蘭建議美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盡可能推遲垮台的日子”。 所以，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在報告中建議派遣更多的地面部隊，是不令人惊奇的。他還建議擴大對北越的空襲；在非軍事區組建一支反滲透的多國部隊；在西貢附近或西貢以北的中部高原部署一個師的美軍（約一万六千人）。 三月十五日，總統和我在白宮會見了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和其他參謀長，專門討論他的報告。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在會上估計，贏得這場戰爭需要五十万美軍和五年時間。 他的估計不僅使我和總統大為吃惊，也使其它參謀長感到惊訝。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這么想過。 此時發生了另外一件大事。這件事雖然与戰爭無關，但卻說明了一個极重要的問題，即我們這些為越南而奮斗的人——首先是總統，每天還面臨著許許多多的其它難題。三月十七日，黑人牧師馬釘路德·金和他的追隨者獲得聯邦法院的裁決，允許他們不受干扰和阻擋地從亞拉巴馬州的塞爾馬進軍到蒙哥馬利，以抗議南部各州剝奪黑人公民選舉權的做法。我們得到情報說，他們將受到白人种族主義者的暴力阻截。亞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也得到了同樣的情報，但他拒絕為進軍者提供保護。 我對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說，他必須行使三軍總司令的權力把亞拉巴馬州的國民警衛隊置于聯邦政府的權利之下，使之擺脫“什么也不做”的州長喬治·華萊士的控制。但總統斷然拒絕了這項建議。 當我堅持此議時，總統說：“鮑勃，這就是你的錯了。你根本不懂政治。因為喬治·華萊士無所事事而造成的任何暴力事件都將激怒大多數亞拉巴馬人，他們將在下次選舉中拋棄喬治·華萊士，這正是我所希望的。” “我和你一樣希望喬治·華萊士倒台，”我對他說，“但我不想看到成百上千的人在進軍中受傷或死亡。” 林登·Ｂ·約翰遜不情愿地听從了我的建議。 從塞爾馬到蒙哥馬利的歷史性進軍發生在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到二十四日。沿途部署的聯邦軍隊和警察使暴力事件大為減少，雖然參与進軍的維奧拉·柳佐在她的汽車中被槍擊身亡了。 進軍結束后的第二天晚上九點鐘左右，我從五角大樓回到家里，又累又餓，看到大女儿馬爾吉在等我。她是從大學回家來与她媽媽和我一同度假期的。看到她我非常高興。我問她回家的旅途是否愉快。 “噢，爸爸，太可怕了！”她說：“我在公共汽車上顛簸了三十三個小時。” “你為什么那么做？”我問。 “我參加了馬釘路德·金從塞爾馬到蒙哥馬利的進軍。”我立即打電話給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說：“總統先生，我知道你對關于把亞拉巴馬的國民警衛隊置于聯邦政府權力之下的決定感到十分痛苦。不過，由于你非常喜愛馬爾吉，我敢肯定你現在會認識到你做得對，她也參加了這次進軍！” 關于越南問題依然存在很深的意見分歧。有些人繼續主張轟炸北越。有些人認為解決沖突需要在南越打胜仗。還有人認為我們贏不了這場戰爭，所以美國必須謀求談判。把立場變來變去的人進行歸類可能會使敘述過于簡單化，但是，說我們那屆政府未能處理好根本性的問題，并無不妥之處。 一九六五年春季和夏季我們對一再要求增派軍隊一事的處理就證明了這一點。三月十七日，威廉·威斯特摩蘭要求再派一個營海軍陸戰隊保衛峴港的安全。三月十九日，小格蘭特·夏普又請求再派一個營。第二天，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了他們的計划。由于擔心輸掉戰爭，他們迫切要求調一個師的海軍陸戰隊到北方各省和一個師的陸軍到中部高原，以發起進攻。一項動用更多軍隊的決定又提上了議事日程。 四月一日，我們在白宮開會。迪安·腊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對參謀長們的建議是否明智提出質疑。南越人的內心深處存在反美情緒，大量動用美國軍隊有激發這种情緒的危險。總統接受了我們的判斷。他否決了參謀長們的建議，但同意了威廉·威斯特摩蘭和小格蘭特·夏普提出的增派兩個營的請求，更重要的是，他同意海軍陸戰隊的使命由保衛基地安全改為積极參戰。雖然我們控制了調用軍隊的規模，但我們擴大了軍隊任務的范圍。美國地面部隊現在要直接參戰了。 總統同意調更多美軍到南越并改變美軍的使命——而不同時加強對北越的空襲，使約翰·Ａ·麥科恩感到憂慮。在第二天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以及在給迪安·腊斯克、麥喬治·邦迪、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我的一份備忘錄中），約翰·Ａ·麥科恩強烈呼吁擴大轟炸計划，認為目前的計划不會迫使河內改變政策。 我也認為，僅靠目前的轟炸計划，我們不可能迫使越共和北越改變政策。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有一兩個除外）也認為轟炸本身不會迫使其改變政策。他們認為，只有同時在南越采取行動使越共和北越人相信他們贏不了，轟炸才會產生效果。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增加美軍地面部隊以支援日趨衰敗的南越軍隊。 約翰·Ａ·麥科恩不同意這种觀點。他認為我們能夠通過轟炸帶來變化。我認為我們不能，因為我們不能搞种族大屠殺，他和其他任何人都未這么提過。 當麥喬治·邦迪就總統四月一日的決定起草發給政府各有關部門的指令時，總統指示他寫上如下內容：“應采取一切預防措施避免過早公開此事。采取行動時應盡最大可能避免給人們造成政策發生了突然變化的印象……總統希望讓公眾認為這些調動和變化是漸進的，完全符合現行政策的。” 在以后几天的國會上，迪安·腊克斯、喬治·鮑爾、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我都發了言。我們向議員們保證，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用喬治·鮑爾的話來說——“非常愿意与國會就此類行動進行最密切的協商”。但是，這樣的聲明只能增大政府的信用差距。 在美國的軍事行動加強之際，我們仍在考慮政治解決越南戰爭。三月六日，麥喬治·邦迪向總統報告了前一天晚上与迪安·腊斯克和我討論的情況：三人中有兩人（指他自己和我）認為，越南形勢突然好轉的可能性依然不大……我們仍在考慮一個實際問題，即我們應該把“談判”之門開啟多大。 這是迪安·腊斯克和鮑勃非常關心的問題。出于不同的理由，他們兩人都認為，通過适當的國際渠道表示我們愿意談判越南問題（按我們自己的條件）是很重要的……但是鮑勃走得更遠一些。他認為我們應該想辦法召開國際會議進行真正的談判（我覺得他的意思是，如果形勢像他預料的那樣嚴重惡化，我們就需要一張談判桌）。 麥喬治·邦迪准确地表述了我的想法。當時我認為我們應該盡一切努力進行談判以結束沖突。三年后我离開五角大樓時仍持此立常四月初，有兩個方面提出了談判的建議。聯合國秘書長吳丹建議在北越和南越交界地區停火三個月，十七個不結盟國家呼吁“無條件進行談判”。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未理會前者，但在四月七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一次重要演說中對后者作出了反應。 他在這次演說中聲明，他准備進行無條件談判。但他同時強調，“我們不會被打敗。我們不會厭倦。我們既不會公開撤退，也不會以毫無意義的協議為借口而撤退……我們必須做好應付長期沖突的准備”。為了誘使越共和北越進行和談，他制定了一次提供十億美元開發東南亞的計划，他說，這一點“通過合作和積极努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河內很快對演說進行了譴責，并提出“四項”和平條件，它們成為北越在整個沖突過程中的和談基矗河內建議我們承認越南人民的基本權利，包括在沒有外國軍隊的情況下的生存權利；越南的兩個“地區”在重新統一之前不与任何外國結成軍事同盟；重新統一問題由兩個地區的越南人民自行解決。這几條我們都能接受。但最后一條成為爭議焦點，其內容是，“南越的內部事務必須由南越人民按照南越民族解放陣線的方案予以解決”。接受這一條就意味著接受共產党對南越的控制。 与此同時，參謀長聯席會議、美軍太平洋總司令、威廉·威斯特摩蘭和我繼續每天分析各种情況，因為我們——特別是作為國防部長的我——迫切需要制定一項軍事戰略及推行這項戰略的長期派軍計划。 四月六日，中央情報局向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報告，河內已派兩個營的北越軍隊進入中部高原，另外一批軍隊到了峴港附近。對此，參謀長們要求再調兩個旅（約八千人）到南越。威廉·威斯特摩蘭贊成他們的建議，但馬克斯威爾·泰勒不贊成。馬克斯威爾·泰勒得知此事后，怒气沖沖地致電華盛頓說，“与我最近在華盛頓時看到的情況相比，這個建議顯示他們現在更加愿意介入地面戰爭”。 隨著形勢的惡化，總統認為必須采取更多行動，他傾向于批准參謀長們的建議。然而，由于馬克斯威爾·泰勒表示擔憂，總統叫我前往火奴魯魯會見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其他高級官員，討論調動軍隊的建議。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日，我們會了面。我們圍坐在太平洋司令部一排時鐘下的一張大會議桌邊，開始討論轟炸北越的計划。几天之前，馬克斯威爾·泰勒在致迪安·腊斯克的電報中表示過他的看法：“任何規模的轟炸……都不會迫使河內取消其行動……如果在南越鎮壓越共的行動沒有實際進展的話。必須得讓河內相信越共在這儿贏不了。” 他直接了當地指出，單純轟炸不可能達到這個目的。當時我就同意這個結論，在我任國防部長的后几年中，我一直持這种看法，我看到、讀到和听到的任何事情都未能使我改變觀點（后面還將述及）。雖然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一兩個成員不贊同我的看法（我的立場后來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但与會的每一個人——馬克斯威爾·泰勒、威廉·威斯特摩蘭、厄爾·Ｇ·“巴斯”·惠勒、小格蘭特·夏普、威廉·Ｐ·邦迪和約翰·Ｔ·麥克諾頓——均同意，單純轟炸不是辦法。 因而，我們轉而討論在南越能做些什么。大家普遍認為，需要動用更多美軍以防止西貢政權垮台。那么需要多少呢？采取何种戰略呢？這些方面出現了重大的意見分歧。厄爾·Ｇ·“巴斯”·惠勒、小格蘭特·夏普和威廉·威斯特摩蘭重新提出派遣兩個師的要求，加上馬克斯威爾·泰勒反對派遣的兩個旅，他們還要求派遣后勤供應部隊，總人數達到六万人。在馬克斯威爾·泰勒的支持下，我反對派遣兩個師——如何使用這些軍隊，沒有明确說明。但我同意支持其它要求。這意味著在南越的美軍人數將大為增加，由原來的三万三千名增至八万二千名。 我在四月二十一日的內閣會議上向總統呈交了建議書。 我請求他批准立即增調軍隊，以支援南越抗擊共產党的進攻，防止“南越軍隊或美軍遭受重大失敗”。我知道，增派軍隊和賦予軍隊戰斗使命必然會造成更大傷亡，使公眾更加關注這場戰爭。所以，我請求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向國會領袖通報“調軍計划”和“在越美軍使命的變化情況”。 但是總統不想 這么做，他說：“我們不打算現在宣布整個計划，而將在适當時机分別公布軍隊調動情況。”五月初，他向國會提出撥款要求。他說：“這不是一項普通撥款……支持這個要求的每個國會議員實際上是在投票支持我們在南越遏止共產党侵略的行動。”這項議案分別在眾議院（列為第４０８—７號）和參議院（列為第８８—３號）獲得了通過。 喬治·鮑爾也出席了四月二十一日的會議。關于火奴魯魯建議，他的意見是，我們“不應在未探索是否有和解可能的情況下就采取這种危險的措施”。總統回答說：“好吧，喬治·鮑爾，我讓你明天給我拿出一項和解計划。如果你能變戲法似的找到解決辦法，我會支持的。” 喬治·鮑爾當天夜里就向總統提交了一份和解計划。我在計划書的開頭指出：“我們必須准備接受這樣的和解方案：達不到我們公開聲明的目標，但仍符合我們的基本目標（如南越保持獨立，不受共產党控制等）。”總統、迪安·腊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都同意這一立場，但是，喬治·鮑爾的計划也沒有指明我們怎樣才能實現這些目標。 喬治·鮑爾說，我們不應接受一個老撾式的聯合政府，但我們可以允許越共成員參加自由競眩他指出：“我們當然不能輕易同意以這些條件達成的任何安排而不堅持解散南方越共和讓越共融入國民生活的要求。”總統、迪安·腊斯克、麥喬治·邦迪和也都同意此點。但是，喬治·鮑爾沒有指明，在北越要求“按照南越民族解放陣線所提方案”解決問題的情況下，如何進行“自由選舉”。他也沒有指明，怎樣才能實現他提出的其它目標。” 喬治·鮑爾提出來而我們沒有很好去做的一項建議是，請求調解者（如瑞典、蘇聯或十七個不結盟國家）明确告訴河內，我們將接受他們提出的立常我們曾与在巴黎的一名北越代表進行過數星期接触。在此后三年中，我們嘗試過許多其它形式的接触，但我們沒有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沒有把我們的立場表達清楚。 几天后，我請約翰·Ｔ·麥克諾頓起草一項停止轟炸一星期的建議。我希望此舉能引出一系列相關行動，致使河內進行談判或者減少其對暴動者的支援，同時提高國際國內對本屆政府政策的支持率。和我后來提出的許多暫時停戰的建議一樣，這項建議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軍方許多高級領導人反對這項建議，因為他們擔心北越會乘此机會加強滲透。總統的某些顧問擔心，如果停火持續下去，河內會提出談判以誘使我們入圈套，這樣一來，北越就可以借轟炸停止之机維持甚至加強對越共的支援。還有些人擔心美國右翼勢力會視此舉為怯懦行為，如果不能產生立竿見影的成效，他們會要求擴大轟炸規模。 最近几個星期，自由派知識分子和國會議員中對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越南政策的批評越來越多。林登·Ｂ·約翰遜對此頗感惱火，他想做出答复，如有可能，平息這些批評。正是出于這個原因，他接受了我的建議，并非他個人相信在這個階段暫停轟炸能促成談判。 無論如何，五月十三日開始了未經宣布的暫時停火。同一天，我國駐莫斯科大使福伊·科勒受命向北越駐蘇大使遞交了一份電文，內容如下：“美國政府考慮了……河內代表多次提出的建議：在北越遭受空襲的情況下，和平不可能取得任何進展……在暫停轟炸期間，美國將密切注意（越共和北越）軍隊的軍事行動……是否會大幅度減少。” 河內駐蘇大 使拒絕會見福伊·科勒。那天夜間，一位級別較低的美國外交官將電文親自交到了北越大使館。第二天早晨，電文被裝在寫有“美國大使館”字樣的一個白信封中退了回來，沒有發表任何評論。 一則感到被駁了面子，一則擔心右翼的批評，總統在五月十六日白宮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表示了恢复轟炸的想法。我請求推遲一段時間，認為我們應該遵循停火七天的原定計划，給河內更多時間考慮做何反應。但總統認為，河內如果有興趣，現在就已做出反應了。我們最后議定停火六天。五月十八日，轟炸恢复了。 此后的三周是總統和他的顧問們越來越沮喪和擔心的一個階段。南越的政治局勢越來越不穩定。軍隊內外的天主教徒和佛教徒密謀反對潘輝括（音譯）的文官政府。一次政變剛剛失敗后，由南越青年軍官發動的另一次政變成功了。他們推舉四十二歲的阮文紹將軍為國家元首，以空軍三十五歲的阮高其將軍為總理。代理大使亞歷克斯·約翰遜說阮高其像一顆“無人看守的導彈”。他确實如此，他嗜酒嗜賭如命，還十分好色。他穿著浮華，我常見他身著帶拉鏈的黑色飛行服，腰帶鑲有珍珠的左輪手槍。他還發表极端言論。當有記者問他最崇拜誰時，他說：“我崇拜希特勒……我們越南需要四個或五個希特勒。”威廉·Ｐ·邦迪后來把阮文紹和阮高其稱為“庸才，真正的庸才！” 与此同時，人們越來越認識到轟炸難以奏效，這使要求擴大地面戰爭的壓力日益加強。六月三日，馬克斯威爾·泰勒致電華盛頓：“我們應該明白，我們并不相信任何規模的轟炸能夠使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停止其在南越的行動。也許只有當……北越相信南越的形勢已經或將要對他們不利時，他們才會改變態度。” 兩天后，他又致電說，南越的一個軍由于領導不力和士兵開小差，已經快要潰散了。几個月來，馬克斯威爾·泰勒一直反對美軍在南越參加戰爭，但他現在不得不指出：“美國地面部隊也許有必要采取行動了。” 迪安·腊斯克、麥喬治·邦迪、威廉·Ｐ·邦迪、喬治·鮑爾、湯米·湯普森和我于六月五日（星期六）下午在迪安·腊斯克的辦公室開會討論馬克斯威爾·泰勒的電報。總統突然走了進來。他顯得很孤單。他說，“夫人”走了，他是來找些伙伴的。但他得到的是兜頭一盆冷水。 他讀著馬克斯威爾·泰勒的電報，憂慮的心情越來越沉重。迪安·腊斯克還抱有一點希望，但是我說：“我們謀求在南越形成和局，我們能做到嗎？我不知道。共產党仍然認為他們胜利在望。” 總統側耳傾听。他看上去有些苦惱和憂郁。他沉著臉說：“最大的危險是我們有一天會遇到大麻煩。” 他是多么正确啊！ 六月七日，炸彈爆炸了。那天，威廉·威斯特摩蘭致電五角大樓說：東南亞的沖突正在升級。部分北越軍隊已進入南越，更多的軍隊正在途中……迄今為止，越共在這次戰役中尚未動用全部力量……另一方面，南越軍隊很難對付日趨強大的越共力量。士兵開小差的比例极高。戰斗損失比預計的高出許多……其結果是，南越軍隊開始不愿意發動攻勢了。有几次，他們的意志在炮火的打擊下顯出了動噎…兩軍人數的對比繼續向有利于越共的方向發展……如果得不到增援，南越軍隊肯定頂不住這种壓力……在此后非常關鍵的几周內，除了增派美軍或第三國軍隊加強我們在南越的行動外，我認為我們已沒有任何其它的選擇……增派軍隊的基本目的……是大大加強我們在地面的進攻力量，迫使越共相信他們贏不了。 威廉·威斯特摩蘭說他現在需要四万一千名戰斗部隊。 以后還需要五万二千名。這將使美軍總數從八万二千人增至十七万五千人。他在電報的最后說：“必須繼續研究制定在必要時動用更多軍隊的計划。”他的要求意味著美國無限制地擴大了軍事干預。 我在國防部任職七年收到的數千封電報中，這是最令我煩惱的一封。我們無論如何得做出決定。到底要走哪條路，我們不能再推遲做出抉擇的時間了。在此后的七個星期中，這個問題一直是籠罩在我們頭上的陰云。 第二天早晨，我們開始在橢圓形辦公室進行研討。南越的命運危在旦夕，只有大量動用美軍才能挽救。“我們面對的是個爛攤子。”我對其他人說。但我和他們一樣，不知道如何才能解決問題。 六月十日我們繼續討論。有人（我忘了是誰）說：“美國人民認為我們隱瞞了實情。”我同意這种說法。我們已經“欺騙”輿論很長時間了。 總統向我們提出了一連串問題： 問：所需美軍會超過十七万五千人嗎？ 答：這似乎是足以有效支持南越軍隊的极限人數。 問：我們如何抽身而退？ 答：希望在逼和越共和對北越保持壓力的情況下解決問題。 問：我們的目標是什么？ 答：有人說是形成和局。有人認為我們的目標是南越的自決自主。 問：在談判方面我們還有任何辦法可想嗎？ 答：公開与越共接触。但這可能會嚴重打擊西貢的士气，而且几乎沒有成功希望。迪安·腊斯克認為与越共打交道實際上意味著失敗。 問：五月份的暫停轟炸產生任何消极影響了嗎？ 答：在西貢沒有。此舉消除了批評者的靶子。但國內外的抗議之聲依然未絕：我們將走向何方？麥喬治·邦迪和我建議多做些解釋。我們請求總統發表重要演說，闡明他的意圖。 會議期間，總統指示我們詢問威廉·威斯特摩蘭，應該采取何种戰略和戰術；越共和北越會做何反應；美軍會有多大傷亡，何時會出現傷亡。由于這些問題找不到确切答案，在此后數月內嚴重妨礙了我們的決策。 事態的急速發展使我更加擔心我們介入的規模會越來越大。那天晚上通過電話与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交談時，我對他說：“在內心深處，我對參戰規模有非常明确的限制。我認為參謀長們沒有這种想法。事實上，我知道他們沒有。” “你認為（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請求）是他們希望采取的下一個步驟嗎？”他問。 “是的，”我說：“他們希望不致于走得太遠。但是威廉·威斯特摩蘭在電報中提出的措施超出了這個范圍。他沒有說這是最后的措施。” 在此舉棋不定和混亂的時期，我于六月十六日會見了新聞記者。有人問：“你預計軍隊數量會超過七万至七万五千嗎？”我回答：“國務卿、總統和我已再三聲明，我們將盡一切努力實現我們在南越的目標……對你的問題，我只能做此答复。”有人說：“美國的總体戰略是什么？”我說：“我們的目標和戰略是讓北越人相信，共產党在南越發動、指揮和支持的旨在推翻現政府的游擊戰爭不可能獲得胜利，從而迫使他們就該國的未來和平和安全進行談判。” 同一天，安德魯·古德帕斯特奉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之命前往艾森豪威爾的葛底斯堡農場，向這位前總統通報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調軍請求。艾森豪威爾的建議簡明扼要：美國現在已經在越南“訴諸武力”，所以“我們必須得贏”，應該批准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請求。 第二天下午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看到的民意測驗顯示，公眾希望采取進一步的行動。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贊成他對戰爭的應對之策；百分之四十七的人贊成增派軍隊。這是“拿不准”的人（百分之二十三）的兩倍；是希望“保持目前的軍隊人數”的人（百分之十九）的二點五倍；是希望“撤离軍隊”的人（百分之十一）的四倍多。 但是總統知道公眾會很快改變態度。六月二十一日他對我說：我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我們已有的、特別是潛在的分歧，我們在遠离國土的地方進行長期作戰是很困難的。一個月來，我一直在為此而擔心，并頗為沮喪，因為國務院和國防部都未能制定出令我滿意的計划，使我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而不是在雨季期間禱告和堅守陣地，期待他們停止進攻。我不相信他們會放棄斗爭。我看不到……我們有任何……在軍事或外交上獲胜的計划……拉塞爾認為我們應該利用這些變化從那里抽身而退。 我不認為我們可以從那里退出，因為我們有條約，因為我們已經發表了許多言論。我認為抽身而退會使我們在全世界大失臉面，一想到世人的輿論我就不寒而栗。 總統非常苦惱。我和其他人都感覺到了。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家亨利·Ｆ·格拉夫這些天里拜會過總統。他后來寫道，總統對他說，他（總統）花了許多不眠之夜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我的總統告訴我，我的孩子必須得隨海軍陸戰隊開赴南越……并有可能死去”，他會作何感想。 林登·Ｂ·約翰遜常常說一些夸張之言，憤世嫉俗者會說他的言論反映了他的行為，但事實并非如此。就我所知，沒有一個運用權力把美國人送往危險地區的美國總統是言行不一的。我理解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的思想感情。 決定被一再推遲做出，因為我們在探索一條好的途徑。在爭論日趨激烈之時，記者們催請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答复參議院最近提出的要求：在他動用更多美軍之前，先取得國會的同意——這超出了“東京灣決議”的范圍。他回敬提問者說：“任何看到該決議”的人都知道，它授權總統在形勢需要時采取他認為“必要的一切措施”。 總統是按照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他反對增派軍隊）和參議員埃弗雷特·德克森（他支持增援）的建議發表上述談話的。他們兩人力勸總統不要与國會再起爭端，因為他們擔心那會使國家分裂；不管國會投票選擇何种道路，都會損害作戰行動。這是林登·Ｂ·約翰遜希望听到的答案，但它是錯誤的答案。我們沒有“恰當的”，時机通過國會投票來取得對軍事行動的普遍贊同。國會會對怎樣和何時采取行動爭論不休。但是，我們必須得這么做，即使招致不和的投票會給敵人以幫助和安慰。我們當時沒有這么做。我們從中得到的教訓是：政府必須承受那种風險，以使全國團結一致參与戰爭，支持戰爭。但是我們沒有努力去團結全民，而是坐在橢圓形辦公室里掩蓋真相，避免爭論。我們今天更明智了嗎？ 從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我們在越南問題上還是一團糟。 每隔几天我們就收到馬克斯威爾·泰勒或威廉·威斯特摩蘭的電報，報告西貢的局勢進一步惡化或申述增派軍隊的理由。 我們一次又一次開會。我花了許多時間在令人憋气的會議室里与參謀長們爭論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計划和要求。威廉·Ｐ·邦迪和他的同事們仍在探究外交渠道。總統几乎每天都在与他的高級顧問們商討這种复雜而困難的局勢的各個方面。 六月十八日，喬治·鮑爾向總統呈上另一份极有說服力的備忘錄。就像他一九六四年十月的備忘錄一樣，這份備忘錄也未經過國務院或國防部的高級官員分析和討論。最初，它僅被送給了總統和迪安·腊斯克；除國務卿外，國務院的其他人都未得到副本，甚至威廉·Ｐ·邦迪也未得到。喬治·鮑爾請求總統把增援部隊限制在十万人“以內”，這非常接近我六月十日提出的九万五千的數字。在六月二十三日的一次會議上，喬治·鮑爾建議將人數控制在十万以內，如果我們因此被迫撤出南越，我們可退至泰國進行堅守。迪安·腊斯克和我堅決反對此議。我們怀疑南越垮掉后泰國是否能支持下去。我請求批准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調軍要求，同時加緊談判努力。 面對如此嚴重的意見分歧，總統讓喬治·鮑爾和我詳細闡述各自的觀點。他給了我們一周時間。 我們立即著手工作。在這期間，喬治·鮑爾的觀點有了重大變化。在此之前，他主張限制而不是拒絕增派軍隊；探索而不是敦促抽身而退。僅此而已。現在，喬治·鮑爾已不主張在南越堅持下去，而是認為，我們應該盡快与北越達成協議，“乘損失不大時赶緊撒手”。威廉·Ｐ·邦迪不接受這項建議，他著手准備第三份文件，提出了“中間路線”：利用現有的大約八万五千名美軍堅守陣線。 在草擬備忘錄時，我收到了威廉·威斯特摩蘭發來的另一份令人不安的電報。電報指出，一場曠日持久和耗費巨大的戰爭需要大量增加美軍數量，包括在一九六六年派遣比他原來的預計超出許多的軍隊。与參謀長聯席會議討論過該電報后，我于六月二十六日寫出備忘錄，其中吸收了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觀點。我把備忘錄分發給迪安·腊斯克、麥喬治·邦迪、喬治·鮑爾和威廉·Ｐ·邦迪，征求他們的意見。 我的備忘錄的中心內容是，應該大大加強美國和南越的軍事力量，使之“足以讓越共相信他們贏不了，并因此改變戰爭的局面”。威廉·威斯特摩蘭估計，要達到這個目的，一九六五年需要十七万五千美軍（一九六六年需要更多）。所以我提出了這個數目。我同時建議擴大對北越的軍事行動，擴大外交渠道以謀求与河內、北京和越共進行對話。備忘錄的末尾是對“成功的可能性的評估”，內容如下：從軍事角度來看，這項計划能否成功取決于增援行動能否在南越掀起一個高潮，而這一點又取決于以下兩個方面：一，南越軍隊能否保持目前的數量和戰斗精神；二，美軍能否有效地發揮快速反應的作用，這是迄今尚未檢驗過的。美軍人數太少，不足以与政府軍与游擊隊人數十比一的傳統模式相提并論，但是，這些美軍應該足以應付越南的……這种容易确定和進攻敵人的常規戰爭。 我的備忘錄使麥喬治·邦迪大為吃惊，他以一份“旨在提出問題而不回答問題”的備忘錄作答。他确實提出了一些問題。他寫道：“我的第一個反應是，這個計划（把目前在南越的美軍力量擴大一倍，把空襲北越的規模擴大三倍，以及一項進行海上封鎖的重要新計划）愚蠢之极。”他有先見之明地提出一個后來證明是根本性的問題：“美國正規部隊在南越進行反游擊戰真的有前途嗎？”他提到了前總統艾森豪威爾的話：正是核攻擊的可能性才在朝鮮實現了停戰。他認為我們“至少應該考慮，擴大行動會給我們与河內的溝通帶來什么樣的實際威脅”。他最后問道：“我們要投入二十万人掩護撤退嗎？難道我們在目前的條件下不能順利撤退嗎？” 除了麥喬治·邦迪提到核武器并暗示我們應該考慮發生核戰的危險外，我同意他的所有觀點和擔憂。但是，需要做的是找出問題的答案而不是僅僅提出問題。七月一日，喬治·鮑爾、威廉·Ｐ·邦迪和我的三份備忘錄被呈送到白宮。但是，另外還有一份備忘錄，我不知道這件事，我相信喬治·鮑爾和威廉·Ｐ·邦迪也不知道。 正如我述及的，迪安·腊斯克很少給總統寫備忘錄，我從未見他在不告訴我的情況下就軍事問題寫備忘錄。但這次他寫了，為的是表達他的信念和擔憂，他知道喬治·鮑爾的備忘錄中沒有這些內容。我想引述迪安·腊斯克的原文，因為他的觀點——如果我們失掉南越，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就會增加——對我們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他的原文是：美國承擔義務的完整性是世界和平的主要支柱。如果我們的許諾靠不住，共產党陣營會得寸進尺，使我們喪失地位，而且必將導致一場災難性的戰爭。只要南越人愿意為他們自己而戰，我們就不能放棄他們而給和平和我們在全世界的利益帶來災難。 讀者也許會認為，迪安·腊斯克從南越的陷落中預見到這樣可怕的后果叫人難以理解，但是，考慮到我們那代人的經歷對他的影響（對我們或多或少都有），這就不難理解了。 我們經歷過慕尼黑的綏靖政策；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歐洲和亞洲抗擊侵略的歲月；目睹了蘇聯對東歐的控制；多次經歷過對柏林的威脅，包括一九六一年八月的那一次；經歷過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導彈危机；前不久經歷的是，共產党中國聲明，南越的沖突是他們認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解放戰爭”。喬治·鮑爾的備忘錄沒有涵蓋這些根本問題，所以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不再理會它了。 麥喬治·邦迪把四份備忘錄呈給總統，其中一份是自己的。他在備忘錄中改變了前一天向我表述的立常他寫道：“我料想您會仔細傾听喬治·鮑爾之言，然后拒絕他的建議。 這樣一來，討論范圍相對縮小，只需在我哥哥和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的建議中選擇其一。” 總統第二天召集我們開會。他看上去非常苦惱。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以后，他叫我再赴西貢，以考察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威廉·威斯特摩蘭提出的增派軍隊的要求。他派Ｗ·埃夫里爾·哈里曼前往莫斯科探索重新召開日內瓦會議的可能性（我非常支持此項使命）。他指示喬治·鮑爾尋求与河內在巴黎的代表直接接触的可能性（我所贊成的另一項謀求和談的動議）。 八月，我方与北越在巴黎的代表的接触（代號為ＸＹＺ）開始了。國務院駐外机關事務局前官員埃德蒙·古利昂和北越代表梅文蒲（音譯）在巴黎舉行了秘密會談。埃德蒙·古利昂竭力探究河內的公開和私下聲明的真實意圖，以确定是否有可能展開實質性談判。但是，經過几次令人鼓舞的會談后，北越突然于九月關閉了這個渠道。 在七月份的討論過程中，總統曾把一批被譽為“哲人”的兩党老政治家召至華盛頓。他在任期間召集過好几次，被召人員每一次都有所不同。這一次他要求“哲人”小組評估戰爭的進展情況，給他提出應敵良策。 “哲人”小組由知識淵博、經驗丰富且德高望重的人士組成。這一次的成員有：迪安·艾奇遜——杜魯門總統任內的國務卿，冷戰初期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設計者；奧馬爾·布雷德利——退役五星上將，表現出的是美國軍隊核心人物的那种沉著冷峻的職業作風；約翰·考爾斯——共和党自由派人士，《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論壇報》和《展望》雜志的出版人，他的報刊是美國重要報刊中具有國際主義特色的典型；阿瑟·迪安——律師，外交官，在朝鮮停戰談判中任艾森豪威爾的談判代表，贊同考爾斯的自由共和主義，信奉代表兩党的國際主義；羅斯韋爾·Ｌ·吉爾帕特里克——標志著約翰·Ｆ·肯尼迪和林登·Ｂ·約翰遜之間國家安全事務管理工作的連續性；保羅·霍夫曼——大富豪，工業家，主持過馬歇爾計划，特別擅長發揮美國商業的作用，使其為美國外交政策服務；喬治·基斯佳科夫斯基——哈佛大學著名化學家，標志著核時代科學与政治的相互關系；阿瑟·拉森——杜克大學法學教授，自一九三三年以來為數名總統服務過，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學術界与政府結盟的象征；羅伯特·洛維特——在杜魯門政府中擔任過副國務卿和國防部長，名震一時；約翰·麥克洛伊——洛維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同事，戰后曾任美國在德國被占領地區的代理領事。在這些人身上集中体現了他們那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初期獲得成功時具有的意志、自信和信念。 七月八日上午，這個小組的奧馬爾·布雷德利、羅斯韋爾·Ｌ·吉爾帕特里克、喬治·基斯佳科夫斯基、阿瑟·拉森和約翰·麥克洛伊同迪安·腊斯克、湯米·湯普森、威廉·Ｐ·邦迪和我開了會。我們向他們全面介紹了情況，回答了他們的問題，并請求他們暢所欲言。除阿瑟·拉森外，他們都建議盡“一切”力量防止南越落入共產党之手。其中几位還批評我們目前的行動“太保守”。 那天晚些時候，他們向“哲人”小組的其他成員介紹了他們的觀點，除保羅·霍夫曼外，大家均表示贊同。迪安·艾奇遜和阿瑟·迪安尤其反對保羅·霍夫曼的談判建議，阿瑟·迪安說，現在已來不及“把我們的遠東政策移交給聯合國”或其它任何國家了。約翰·麥克洛伊代表小組對迪安·腊斯克和我說：“我們的自尊心將受到傷害，除非你們采取行動。你們必須行動起來。” 那天晚上，迪安·艾奇遜、奧馬爾·布雷德利、約翰·考爾斯、阿瑟·迪安、羅伯特·洛維特和約翰·麥克洛伊在內閣會議室与總統開會。几天后，迪安·艾奇遜向前總統杜魯門匯報開會情形時說，听到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抱怨難題太多，“我激動地對他說……他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前進……我的同事們也七嘴八舌地發起言來，就像在滑鐵盧指責斯科茨·格雷斯的情形一樣……通常言行謹慎的鮑勃·洛維特盡了全力，奧馬爾·布雷德利當然与我站在一起。我認為……我們成功了。”但是，他們在下面的問題上未獲“成功”：他們認為（曾向迪安·腊斯克和我特別強調過），政府必須向公眾全面解釋軍事形勢和需要派遣更多美軍的理由。約翰·考爾斯和羅伯特·洛維特都責備總統把戰爭“描述得過于美好了”。 這個時候，國會中的保守派開始呼吁大幅增加國防經費以支持目前的增援計划和以后的進一步行動。眾議員杰拉爾德·福特和梅爾文·萊爾德呼吁增加十至二十億美元的國防經費，征召至少二十万預備役人員。參議員埃弗雷特·德克森也請求總統爭取“更多的權力和資金——大量資金”。 此 時，“偉大社會”計划到了重要關頭：參議院終于批准了老年保健醫療方案，內閣不久將開會討論；“偉大社會”計划的其它議案還有待批准，其中包括移民改革方案、反貧困計划、援助阿巴拉契亞的計划和淨化空气條例。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認為，增加國防經費會扼殺他提出的自羅斯福“新政”以來最偉大的社會進步方案。今天我們認為他的行為是找托辭耍花招——人們普遍稱之為欺騙，但我們忽略了一點，即他深切希望糾正我們社會存在的种种痼疾。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四日，在我准備前往西貢之時，林登·Ｂ·約翰遜接見了《新聞周刊》編輯詹姆斯－坎農。坎農問道，作為總統，他的最高目標是什么。他回答說：是讓我們的全体人民“生活過得更好、更快樂、更有意義”。坎農問他是怎樣改變他在參議院時的保守形象而有了這些想法的，他回答：“我比以前更多地了解了民眾的問題。例如，我對我們強加于黑人的种种不公正比以前更加敏感，因為我現在常和他們交談。我少了一些自私自利，多了一些大公無私……處在這個位置，你已至高無上，你唯一想做的就是正确的事。” 許多人也許會認為這些話是自我標榜，是一個精于此道的演員在竭力使人們相信，他与真正的他不同。但我認為事實并非如此。人們認為林登·Ｂ·約翰遜經常掩飾真相，從而毀坏了他的聲譽——怀有糾正困扰我們大多數人的錯誤的高度責任感。 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几乎把所有時間都用于推進他的各种計划方面，其中有些与民權、“偉大社會”有關，有些与越南戰爭有關。那年夏季的一個夜晚，當國會辯論“選舉權法”時，瑪格麗特和我与總統及總統夫人在白宮的總統住處共進晚餐。我們四人正坐在一張小桌邊邊吃邊聊，總統突然俯下身來，拿起挂在他面前桌邊的電話對白宮的接線員說：“給我接埃弗雷特·德克森。” 這位參議院少數党領袖的電話很快接通了。我只能听到一部分談話。“埃弗，”總統說，他停頓片刻以示強調，“你失去了今天那該死的投票表決。”他談到了可能最終決定該法案成敗的重要的投票程序。我听到埃弗雷特·德克森气极敗坏地說：“你憑什么認為是我丟掉的？是你的那些該死的南方民主党人背棄了你！” 總統耐心傾听，然后平心靜气地說：“埃弗，我知道南方民主党人要背棄我。我指望你爭取到足夠的共和党人來彌補。”他們又互相取笑了几分鐘。最后，林登·Ｂ·約翰遜說：“埃弗，你想要什么呢？我告訴你我想要的，那就是‘選舉權法’。”然后他們在電話上達成了妥協。這就是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他經常在謀求實現他的立法目標。在本例中，他努力謀求通過的是本世紀對种族和平貢獻最大的法案之一。 另外一次，他召集商界要人和工人領袖在內閣會議室開會，要我參加。會議与國防毫無關系——他只是希望得到与會者對“民權法”的支持，但是，正如我指出的，他經常讓我參与同我的主要職責沒有關系的事務。在一小時的時間里，他請求与會者迫使他們的國會議員投票贊成該法案，但似乎毫無進展。最后，他失望地說：“先生們，你們都認識澤福”——除我之外，我怀疑与會的其他人都不知道澤福是跟隨約翰遜很久的黑人廚師。“去年夏天，她、伯德和我三人開車從農場返回華盛頓，途經密西西比時，伯德說：‘林登，能在下一個加油站停車嗎？我想解手。’我說：‘當然可以。’我們解手后繼續開車行駛了一段時間，澤福突然說：‘總統先生，您能把車停在路邊嗎？’‘你為什么要我停車呢？’我問。‘我想解手’。‘你為什么不在加油站与我和伯德一起去呢？’‘因為他們不會讓我進去。’她回答。”這時，林登·Ｂ·約翰遜敲著桌子厲聲說道：“先生們，這是你們想要的那种國家嗎？這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有些人也許會說這是演戲，但我知道不是。 迄今為止，人們主要根据越南問題來判斷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的政績是好是坏。但我相信，未受戰爭創傷影響的未來的歷史學家會做出更客觀的評价，會因立法方面的兩個里程碑——一九六四年的“民權法”和一九六五年的“選舉權法”——而稱贊他。沒有這兩個法案，今天我們的國家肯定還處在內部沖突之中。我認為，歷史會證明這兩個法案是本世紀最偉大的政治成就之一。林登·Ｂ·約翰遜關于我們的未來的宏偉藍圖——“偉大社會”，仍是我們奮斗的目標，可悲的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他提出的目標仍未實現。 七月十四日夜离開華盛頓之前，我打電話給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討論了我赴西貢的使命和越南問題。我們討論了事情發展到今天這种地步的原因和經過，以及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們該做些什么：總統：我們自己很清楚，當我們謀求東京灣決議時，我們沒有打算投入這么多的……地面部隊。 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對。 總統：我們正在這么做，而且我們知道情況會更糟，問題在于：我們真的想這么做而使我們自己處在危險的境地嗎？ 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如果我們要按我備忘錄中的建議——派遣更多的軍隊——行事的話，我們就得征召預備役人員……可以肯定，如果我們征召預備役人員，您就得從國會爭取到附加的權力。這樣才能取得一致支持。您可能會說：“嗯，對，但它也可能引起廣泛的爭論和不同意見。”我認為我們能夠避免它。我确實認為，如果我們……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們面臨的形勢，以我們現有的這些軍隊，我們不可能贏，如果我們要‘贏’，我們就必須增派軍隊。我們需要更多的軍隊。在采取這些措施的同時，我們將……繼續通過政治途徑探索談判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在這种形勢下，我們請求你們給予支持。”我認為您在這种情況下是可以得到他們的支持的。這樣一來，您既可得到征召預備役人員的權力，又可把他們与整個計划聯系起來。 總統：……嗯，你說的有道理。 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我不知道您想走那么遠，我不是在敦促您。我判斷您會如此，但我的判斷也許是錯誤的。 總統：……迪安·腊斯克同意你的看法嗎？ 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是的。……他非常同意。在這方面他是個持強硬路線的人，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不會放棄南越，即使因此而爆發全面戰爭。目前他不認為我們應該走向全面戰爭，而認為應該竭力避免。但是，如果有必要通過全面戰爭保住南越，他會支持的。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六日至十七日，我在西貢會見了威廉·威斯特摩蘭。和他會面加重了我最大的擔憂和疑慮。威廉·威斯特摩蘭說他在年底前需要十七万五千軍隊，一九六六年另需十万人。由于我不大相信空襲能夠減少從北方流入南方的人力和物力，使之不足以壓倒南越軍隊和美軍，所以我向威廉·威斯特摩蘭和他的參謀人員詢問轟炸的效果。他們談的情況證實了我的怀疑。經過長時間的討論，我最后說：下面是我的結論，但我希望你們能證明我是錯的：一、越共（和北越）能夠征召更多人入伍。我們應該相應地做好增加我方力量的准備。 二、過去和現在北越都未提供太多物資以支援越共。我認為以后也不會。 三、由于提供的物資极少，故而空襲并不能嚴重破坏越共的后勤供應能力。我并不是說我們應該停止空襲，然而，我的确認為，我們在南越需要更多軍隊，以便在地面給予敵人以有效回擊。 我繼而探究美軍在南越將會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兩星期前，我曾指示參謀長聯席會議研究軍事戰略和戰術問題，并評估下述問題：“如果我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我們能否保證在南越獲得胜利。”我堅持要研究清楚該采取何种戰略。厄爾·Ｇ·“巴斯”·惠勒要求安德魯·古德帕斯特進行這項研究。他率領一個特別小組，寫出了一份一百二十八頁的報告，在我前往西貢的前一天呈交給了我。 “如果我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我們能胜嗎？”對于這個問題，報告稱：“根据合理的推測……我們似乎沒有理由不獲胜，如果這是我們的意愿，如果這种意愿体現在戰略和戰術行動中的話。”不過，報告也坦率地指出，“對這個問題——如果我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我們能否保證在南越獲得胜利——的任何評估，必須考慮到許多因素，特別是，在南越發動我們在此處想象的那种攻勢的經驗有限。” 這是不可預測的一個重要問題。威廉·威斯特摩蘭和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越共和北越將進入河內國防部長武元甲所說的“第三階段”，即大規模作戰階段。在此階段，我們可以用常規的軍事戰術（“搜尋和摧毀”戰術）應付和消滅敵人。 我們可作進一步推測：如果越共和北越不進入第三階段，美國和南越軍隊可以發動有效的反游擊戰行動。 雖然我在与威廉·威斯特摩蘭及其參謀人員開會時詢問了這些根本性的問題，但我們的討論顯然很膚淺。現在回過頭看，我發現了當時的明顯失誤：當時和后來，我們在西貢和華盛頓均未對這些推測、問題和關于我們在越南的軍事策略的分析等進行激烈的辯論。在二十年的時間里，我曾作為管理人員發現各种問題并迫使各個机构——常常違背它們的意愿——對各种行動方案及其后果進行深入而切合實際的思考。我可能永遠也不會明白，我當時為什么沒有這么做。 七月二十一日，我返回華盛頓，向總統提交了我起草的報告。報告的開頭是坦率但令人不安的評估：南越的形勢比去年糟（去年的形勢則比前年糟）。經過數月的僵持以后，戰爭的速度在加快。越共現在正在積极推進，以分裂南越和摧毀其軍隊……在沒有進一步的外援的情況下，南越正面臨著一系列軍事行動的失敗，其重要交通中心和人口居住中心（特別是在高原地區）正在滄陷，軍隊正在被擊垮……民眾的信心正在喪失。 我繼續寫道： 沒有跡象表明我們已經切斷了北越對越共的物資供應。在越共的物質需求非常之低的情況下，我們似乎不可能切斷這种供應……我們對北越的空襲也未產生明确的證据表明河內愿意以理智的態度坐到談判桌上來。北越和越共似乎相信南越的垮台已指日可待，除全面控制南越以外，他們似乎不打算接受任何其它解決方案。 我回顧了我們研究過許多次的三种方案：一，在最有利的條件下撤退——這無异于無條件投降；二，繼續奉行現行政策——這將最終迫使我們選擇第一种方案；三，滿足威廉·威斯特摩蘭提出的增派我國軍隊的要求，同時努力打開談判之門——就近期而言，這樣可以避免失敗，但會增加以后撤退時的困難和代价。 我被迫做出第三种選擇，我認為這是“獲得任何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的前提條件”。最后我講了自己的判斷：“本備忘錄中建議的行動策略完全可以在合理的時間內獲得可以接受的結果，如果軍事和政治行動能有机地結合起來，并伴之以越來越大的力量和決心的話。”以后來的事態發展證明我的判斷是錯誤的。 我在西貢時，賽勒斯·Ｒ·万斯曾致電告訴我，總統“目前打算”批准我建議的軍隊數量。在我返回華盛頓后的一周內，我和他至少每天見一次面進行詳細討論，直到總統做出決定為止。在不同時間參加詳細討論的還有負責國家安全的高級官員，特別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和海、陸、空三軍部長（保羅·Ｈ·尼采，尤金·朱克特和斯坦利·里索）。除喬治·鮑爾外，大家都支持我的建議。 七月二十七日，總統批准了增派軍隊的計划，并在七月二十八日中午的演說中向美國公眾宣布了他的決定。但是，他沒有批准与此相稱的軍費開支。据我估計，在一九六六財政年度還需增加一百億美元的軍費開支。然而總統在一些國會議員的支持下，決定控制初次要求撥款的數額（遠遠低于我的估計數字）。他答應在一月份“數字更确切時”再要求進一步撥款。他還斷然拒絕了我提出的增加稅收以支付軍費和控制通貨膨脹的建議。我是在一份只有少數几個人知道的高度机密的備忘錄中提出軍費開支估計數字和增加稅收的建議的。甚至財政部長和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都不知道這份備忘錄。 當總統看到我的備忘錄和財政建議時，他說：“你能得到多少贊成票？”（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他認為增稅議案不會被國會通過）“我不知道能得到多少，”我回答：“我知道這很難，但你可以設法讓立法人員贊成它。” “你把你的建議提交到國會，等得到足夠的贊成票再來找我。” 我照辦了。結果當然是沒有得到足夠的贊成票。我把情況告訴了總統，并說：“我宁愿為正确的東西而奮斗，而不愿不做任何嘗試。” 他盯視著我，惱怒地說：“真要命！鮑勃。這正是你的弱點所在——你不是一個政治家。我已多次提醒過你，富蘭克林·羅斯福曾試圖在最高法院安插許多自己人，但他失敗了，因為他過不了國會這一關。” 他有些夸張，但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在保護他的“偉大社會”計划。如果他的信用差距沒有大幅擴大——這抵消了他建設“偉大社會”的能力——的話，我會同意地的觀點。 与此同時，威廉·Ｐ·邦迪列出了一系列行動步驟，包括了總統聲明的各個方面，從通知國會到公告美國人民等，不一而足。這是個非常好的計划書。作為總統的助手，有強烈自由主義思想的道格拉斯·凱特和約翰·加德納強調說，林登·Ｂ·約翰遜還有足夠的時間告訴公眾他面臨的問題和打算采取的行動，并得到他們的支持。道格拉斯·凱特報告說，“目前的批評意見僅代表一小部分對政治現狀不滿的人。約翰·加德納相信，如果只在知識分子中搞一項民意測驗，其受歡迎的程度肯定与其他任何階層的人同樣高。” 但是，威廉·Ｐ·邦迪、道格拉斯·凱特和約翰·加德納的建議未被采納。相反，國家已開始執行走向重大戰爭的政策的事實被隱瞞起來了。 為什么呢？ 總統了解他所做的決定的重要性，也了解他宣布這項決定的方式所要付出的代价。但他陷入了痛苦的兩難困境：或者找借口隱瞞事實真相，或者面臨要求擴大戰爭的壓力和他的社會改革計划的喪失。 我們正在陷入危机之中。 ------------------ 网絡圖書 獨家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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