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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人講到結果和后果的不同：結果是我們預期的，后果是我們所得到的。這一點非常适用于一九六五年夏季和秋季我們關于越南問題的預測。現實与預期大相徑庭。當我們開始執行大量增派美軍赴越南的計划時，我們就發現賴以制定這項計划的基本戰略有問題。漸漸地，在越南采取軍事行動的种种令人沮喪和煩惱的情緒顯露出來了。我一直相信每個問題都能得到解決，但到這時，我覺得遇到了一個解決不了的問題，一個關系到國家榮譽和人民生命的問題。 我對戰爭的感覺是逐漸變化的，從憂慮到怀疑，灰心，直至极度的痛苦。這种變化不是由于勞累所致，而是由于我對越來越多的人死于非命而我們卻實現不了我們的目標備感焦慮。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發布公告之后，大多數美國人——知識分子、國會議員、新聞界和普通百姓——表示支持他的決定。八月底、當蓋洛普民意測驗詢問：“你是同意還是不同意約翰遜政府對越南問題的處理？”結果表明，百分之五十七的人表示同意，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表示不同意，而一個月之前的數字分別是百分之四十八和百分之二十五。九月末，哈里斯的一項調查報告稱，“大約百分之七十的美國人支持這种主張（反對者約百分之三十）：越南應該成為美國在亞洲反對共產主義的基地”。報告指出，“絕大多數人認為越南戰爭將持續數年”。 在公眾對戰爭的支持比任何時候都堅定之際，麻煩事卻越來越多了。在八月五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馬克斯威爾·泰勒——他繼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之后任總統顧問，是從美國駐西貢大使任上返回來的——滿怀信心地預言，共產党的進攻將在年末被擊敗，一九六六年對美國來說是“決定性的一年”。 但在同一天，參謀長聯席會議制定出了代號為“Ｓ—Ⅱ—６５”的另一項作戰計划，對馬克斯威爾·泰勒的預言和我們的軍事戰略的基礎提出了嚴重怀疑。与我們能夠實施并贏得大規模地面作戰的想法相反，這項計划指出，“參与制定計划的人普遍認為，越共如采取避免与美軍正面作戰的策略將使我們极難發現和确定敵人的方位……越共在叢林戰和游擊戰中的經驗……將會給裝備优良和机動性強的美國正規軍造成嚴重麻煩”。至于空中轟炸，該計划指出，“大家普遍認為……河內領導層能夠承受我們給予的這种懲罰……理由是，北越的經濟基本上是以鄉村為主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工業生產在整個經濟當中所占份額极小，即使中斷也無足輕重”。 這份計划書的結論使我极為不安，但對五角大樓和政府其它部門的其他人似乎沒有任何影響。這也許是因為八月份來自越南的消息令人鼓舞。美軍在与越共軍隊的第一次重大戰斗中大獲全胜，這次戰斗于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間發生在海軍陸戰隊朱萊基地以南的巴唐半島上。這次戰斗和伯納德·福爾一九六五年秋季在《新聞周刊》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使許多人相信美國的努力不會失敗。伯納德·福爾是著名的印度支那問題專家和評論家，他強調美國介入越南的重大意義。 在美軍涌入越南之時，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分發了一份論述美國在南越的目標以及實現目標的軍事戰略的机密文件，題為“關于在越南共和國的軍事行動”，注明的日期是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該文件限定我們的目標是，“迫使越共和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國）相信他們不可能獲得軍事胜利，從而在越南共和國結束戰爭，并達成有利于南越（越南共和國）和美國的協議”。地面戰爭將分三個階段進行，每個階段都有具体的時間表。第一階段是阻止共產党的進攻——“防止輸掉戰爭”，期限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第二階段將對共產党部隊予以反攻，實施“贏得南越民心”的安民計划，期限為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除非共產党屈服，第三階段將“摧毀剩余的越共軍隊或使其喪失戰斗力，并徹底摧毀其根据地”，期限為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文件強調：“從政治和心理方面考慮，沖突必須自始至終保持越南內戰的色彩。”顯然，這個條件達不到。 威廉·威斯特摩蘭還制定了他在雙管齊下的軍事戰略——總統、參謀長聯席會議和包括我在內的其他高級官員都贊成以這一戰略為基礎結束戰爭——的指導下履行自己職責的計划。這一戰略的主要方面是地面戰爭，旨在使河內和越共相信他們不可能用武力奪取南越；其次要方面是轟炸北越，旨在削弱河內的意志和其支援越共的能力，加重其支援越共所付的代价。我們相信這樣雙管齊下會使問題得到解決。 有些批評家斷言美國在越南缺乏軍事戰略。事實上，我們有一個總的戰略，但對其結果的預測有很大的紕漏。威廉·威斯特摩蘭的戰略有這樣一個假設：安民計划和空中轟炸將使共產党難以在南方招募到新兵，難以得到北方的增援，從而無法彌補美軍和南越軍隊給他們造成的損失。這個重要的假定完全低估了共產党的這种能力：邊作戰邊在南方招募新兵；頂著我們的空襲從北方增援。而且，美軍政治和軍事領導人都想當然地認為，美軍和南越軍隊能夠迫使越共和北越正規軍在戰場上進行常規戰爭。這樣，美軍的机動性和強大的火力，加上空中轟炸切斷來自北越的供應和增援，定會迫使他們尋求和解。如果越共和北越軍隊像某些人認為的那樣不打常規戰爭，而是采用游擊戰術，我們認為美軍和南越軍隊在安民計划的強有力支持下，能夠進行有效的反游擊作戰。 我們都相信在南方實行安民計划是一項保險政策，可以确保叛亂分子在南方得不到供應，募不到新兵。七月十七日威廉·威斯特摩蘭在西貢的會議上闡述了這一戰略，我在七月二十日給總統的備忘錄中提到了它。 事實證明這些假定都是錯的。我們未能迫使越共和北越軍隊按我們的預期打常規戰爭。我們未能進行有效的反游擊作戰。空中轟炸未能大幅度削弱北方向南方的人員滲透和物資供應，擊破削弱北越繼續作戰的意志和決心。 在華盛頓的默許下，威廉·威斯特摩蘭打了一場消耗戰，其主要目的在于發現并消滅越共和北越的正規軍。如果不作進入北越的決定，這項策略似乎是行不通的，而進入北越要冒与中國和（或）蘇聯開戰的危險（這是我們決心避免的），也与我們不把地面行動擴大到老撾和柬埔寨的意愿不符。威廉·威斯特摩蘭推測，摧毀越共和北越的正規軍可使西貢政權在政治上得到穩定，并贏得南越人民的忠誠，從而會迫使敵對勢力撤退或者通過談判達成有利于南越的解決方案。 軍事史學家、原陸軍少校安德魯·Ｆ·克雷平內維奇指責威廉·威斯特摩蘭自欺欺人。他認為威廉·威斯特摩蘭“制定的是更适合陸軍的一慣戰法、軍隊結构和信條的一個戰略”。他解釋道：“陸軍不通過入侵北越來打贏決定性的殲滅戰，而認為消耗戰略最适合其准備進行的那种戰爭……這是陸軍使用其成功訣竅——發揮美國的特長和物質及技術优勢，讓國家承受大量美軍的傷亡——的必然結果。”安德魯·Ｆ·克雷平內維奇繼續寫道：為了在越南使用以前歷次戰爭中成功的戰略戰術，陸軍沒有充分發揮其能力，沒有謀求以可以接受的代价成功地鎮壓暴動。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致力于消耗敵軍而不是擊敗敵軍，因而失去了給暴動者以致命性打擊的許多机會……此外，為了最大程度地使共產党在戰斗中遭受損失，陸軍常常脫离反暴動策略中最主要的一個因素——人民。” 威廉·Ｅ·德普伊將軍是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間威廉·威斯特摩蘭的作戰指揮部軍官和各項計划的主要制定者。一九八八年他發表了一個略有不同但同樣說明問題的觀點。他說：“（我們）最終認識到，我們不可能使（越共和北越人）經常作戰以贏得一場消耗戰……我們驕傲自大，因為我們是美國人，我們是陸軍士兵或海軍陸戰隊，我們能贏。但事實證明那是錯誤觀念，胡志明小道從來就沒有被關閉掉，各處的避難所也一直存在。那是一种導致失敗的觀念。” 為什么失敗了？小布魯斯·Ｂ·帕爾默將軍（前面書中引述過他關于空襲的觀點）做出了很有說服力的解釋。小布魯斯·Ｂ·帕爾默寫道，參謀長們“深受‘能行’觀念的影響，不能發表……消极言論，也不能顯出不忠誠。” 這确實是導致失敗的部分原因。但是，總統、我以及總統的其他顧問必須分擔如下責任：同意用常規軍事戰術与不惜大量傷亡的敵人在一個缺乏基本的政治穩定的國家作戰。 這樣的戰斗贏不了，事實證明的确如此。 那年秋季，隨著我軍規模的不斷擴大，共產党相應地在南方招募了更多軍隊，在北方加強了防空力量，還通過胡志明小道加強了人員和物資的輸送。毫無疑問，他們是在适應美軍越來越多這一新情況。威廉·威斯特摩蘭對此做出了反應。在九月初要求增派三万五千軍隊，使美軍人數在年底從十七万五千增至二十一万人。隨著時間的推移，增派軍隊的壓力越來越大。十月中，威廉·威斯特摩蘭向我們提出了他重新估計的一九六六年所需軍隊的數字。此前他說到一九六六年七月需要二十七万五千人，現在他說要三十二万五千人，以后可能會更多，而且不能保證美國實現其目標。 威廉·威斯特摩蘭增派軍隊的要求使我們感到不安。我們擔心這是個無底洞。戰爭的勢頭和事態的發展大大超出了七月底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估計和九月初威廉·威斯特摩蘭的預言。我感到我們正在失去對事態的控制。 當參謀長們要求把空襲北越的范圍擴大到河內—海防地區和鄰近中國的其它地區時，這种擔心就進一步加重了。總統和我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因為我們怀疑這樣的空襲能沉重打擊越共在南方堅持作戰的能力或迫使河內停止斗爭，也因為這類行動將增加我們与中國發生沖突的危險，就像十五年前在朝鮮發生的事情一樣。 鑒于政府內部對空襲行動的意見分歧越來越大。我要求總統授權一個特別小組研究空中轟炸對河內的作戰意志和能力的影響。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同意此議，指派湯米·湯普森、馬克斯威爾·泰勒、約翰·Ｔ·麥克諾頓和威廉·Ｐ·邦迪研究此事。湯普森小組于十月十一日提交了報告，其結論与總統和我的判斷十分接近，所依据的理由也大体相同。擴大空襲行動可能引起中國和（或）蘇聯強烈的軍事反應。轟炸海防和其它港口可能會炸沉蘇聯的船只，將強化北越對通過中國的陸路運輸的依賴，從而增加北京對北越的极端主義影響。北越似乎不愿在受到進攻的情況下進行談判。湯普森小組建議暫停轟炸以試探河內是否有興趣和談。 現在回過頭看，一九六五年秋亞洲其它地方的事態發展已大大改變了區域力量平衡，已嚴重影響了美國在越南的利益關系。然而，我們當時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中國遭受了一系列挫折。八月初，由于喜馬拉雅山麓克什米爾地區的領土糾紛，蘇聯的盟國印度与中國的盟國巴基斯坦之間發生了沖突。 十月，印度尼西亞發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在此之前，雅加達一直在向中國靠攏。例如，八月十七日，印度尼西亞領導人蘇加諾發表談話痛斥華盛頓，并談到了“北京——雅加達——河內——金邊”軸心。但不久以后，在印度尼西亞的重大政治事件中未獲成功，遭受了悲慘的失敗。反共情緒和排外情緒充斥全國各地。結果，蘇加諾的權力被剝奪，三十多万共產党員遭殺害。東南亞地區最大最有影響的國家改變了政策和方向，權力落到了獨立的民族主義者蘇哈托的手中（現在他仍在位）。 喬治·Ｆ·凱南的遏制政策是我們承擔保衛南越的義務的重要理論根据。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他在參議院的听證會上說，中國“已在印度尼西亞遭受了重大挫折……”這次事件大大地削弱了美國与越南的利害關系。他說現有的多米諾骨牌已經不多，而且都不大可能倒了。 喬治·Ｆ·凱南的觀點沒有引起我們的重視，未對我們的行動產生影響。但是，一九六五年九月二日中國國防部長林彪的講話對我們產生了影響。林闡述了“人民戰爭”的概念，呼吁“農村地區”（發展中國家）通過武裝革命接管“城市”（工業化國家）。他嘲諷了在越南的美國軍隊，說越南人民的“階級斗爭”必將使到處擴張的美國遭受可恥的失敗。約翰遜政府（包括我在內）認為這篇講話有好戰和侵略意味。在我們看來，林的講話明确顯示出“多米諾骨牌理論”有合理的根据。 回顧過去，我們可以看清楚，在一九六五年秋的一些事件之后，中國把注意力轉向國內，并于次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這一系事件使中國在十多年的時間內沒有再積极介入國際事務。但是，由于囿于原來的預測，也由于忙于應付發展极快的戰事，我們和其它西方國家的大多數領導人一樣，仍然把中國視為對東南亞和世界其它地區的嚴重威脅。 由于中國轉向內部事務，美國增加了在越南的力量。戰爭越來越像是美國人的事情了。這在美國引起了一些批評，但民意測驗顯示廣大民眾仍然支持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的政策。在國會中持嚴厲批評態度的約有十名參議員和七十名眾議員，包括Ｊ·威廉·富布賴特、邁克·曼斯菲爾德和韋恩·Ａ·莫爾斯等很有影響的人物，但是，國會總体上仍持支持的態度。除少數著名的專欄作家外，新聞界也在繼續支持總統。 此時，反戰抗議活動還不多，還未引起人們的注意。但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日下午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天黃昏時分，年輕的貴格會教徒諾爾曼·Ｒ·莫里森在我在五角大樓的辦公室窗外約四十英尺處自焚身亡。莫里森是三個孩子的父親，是貴格會在巴爾的摩的斯托尼教友會的干事。 他把一加侖汽油倒在自己身上。當他點著火時，怀里還抱著年僅一歲的小女儿。旁邊的人見狀大喊：“救救孩子！”他把孩子扔到地上，孩子沒有受傷，活了下來。 諾爾曼·Ｒ·莫里森死后，他的妻子發表了一項聲明：諾爾曼·Ｒ·莫里森以他的生命來表達他對越南戰爭造成的巨大的生命損失和災難的擔憂。他是在抗議我國政府在軍事上深深地介入了這場戰爭。 他認為全体國民必須講出對國家采取的行動的看法。 諾爾曼·Ｒ·莫里森之死不僅對他的家庭來說是個悲劇，而且對我和我們國家而言也是個悲劇。這是對許許多多越南和美國青年的生命遭受殺戮的嚴重抗議。 他的行動使我极為震惊，我竭力掩飾自己的感情，避免与任何人——甚至我的家人——談論。我知道瑪格麗特和三個孩子對戰爭抱有与諾爾曼·Ｒ·莫里森大体相同的看法，我的數位內閣同僚的夫人和子女也是如此。我認為我理解并同意諾爾曼·Ｒ·莫里森的部分想法。我、瑪格麗特和孩子們之間本來有許多話可以說，但在這樣的時候，我常常沉默寡言，這是個嚴重的缺點。這次事件造成了國內的緊張气氛，隨著反對和批評戰爭的聲浪的高漲，緊張气氛進一步加劇了。 三個星期后，即十一月二十七日，約兩万至三万五千名反戰人士到白宮前抗議示威。這次行動由“穩健核政策委員會”發起，由最活躍和最負責的反戰組織者桑福德·戈特利布領導，是一次和平和有序的示威活動。几天后，全國聞名的儿科專家本杰明·斯波克博士和哈佛大學教授、“穩健核政策委員會”副主席Ｈ·斯圖爾特·休斯致電胡志明說，該委員會已經發起了游行示威，并呼吁他接受美國的談判要求。他們說：“示威活動會繼續進行，但不會迫使美國撤回。” 許許多多的示威活動將接踵而至。 抗議者的某些觀點很了不起，我非常同情他們的憂慮心情。《華盛頓明星報》的專欄作家瑪麗·麥格羅里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日的一篇文章中准确地描述了我的態度：國防部長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對最近的和平示威活動既不惊奇也不灰心。 他的看法在五角大樓內無疑只占少數，但他這位軍事部門中的文職官員贊成自由發表意見。 “這個國家有保護言論自由和提反對意見的權利的傳統。”他說，“我們的政策由于辯論而變得更有沖擊力。” 國防部長很敬佩資深的社會党人諾爾曼·托馬斯，他是上周六在此舉行的示威游行中最具感召力的演說者。但是，國防部長不同意諾爾曼·托馬斯的這樣一個觀點：他“更希望美國在東南亞拯救自己的靈魂而不是挽回自己的面子”。 “你如何拯救你的靈魂？”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問道：“你是通過抽身而退拯救你的靈魂呢？還是通過履行責任拯救你的靈魂呢？” 在美國各地普遍出現抗議活動時，北越和越共擴大了軍事行動的規模，這使威廉·威斯特摩蘭又增加了所需美軍的估計數字。同時，我們在華盛頓的几個人也重新開始想辦法謀求談判。在十一月、十二月和一月份，這兩件事一直是政府內部爭論的問題。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七日，我向總統呈交了一份備忘錄（十一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七日各呈交一份），成為此后几周內討論問題的基矗這份備忘錄的內容如下：二月份做出的轟炸北越的決定和七月份批准的第一階段增派軍隊的計划，只有在對美國長期舉行的遏制共產党中國的政策构成支持的情況下才有意義。像一九一七年的德國、三十年代末西方的德國和東方的日本以及一九四七年的蘇聯一樣，中國是威脅到我國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和影響力的一個主要國家，其組織整個亞洲反對我們的可能性雖然較小，但威脅性极大。 ……長期以來，有三條防線在竭力遏制中國（另外有蘇聯在北方和西北方“遏制”中國）：一、日本—朝鮮防線；二、印度—巴基斯坦防線；三、東南亞防線。只有在与東南亞其它地區和另外兩條主要防線上的遏制努力相關連的情況下，把人力、財力和國家的名譽投入到南越的決定才有意義。亞洲的事態正在向對我們的利益既有利又有弊的兩個方向發展。沒有任何理由怀疑我們有能力在以后十到二十年內……使中國無從實現其目標，直到其熱情消逝為止。然而，即使我們能把某些責任轉給一些亞洲國家，對遏制中國之事，美國仍需繼續給予關注，投入金錢，有時還需犧牲美國人的生命。 繼續轟炸北越和實施第二階段增兵計划的任何決定——這會使大批美國人死亡，有進一步使戰爭升級的危險，會在更大程度上牽涉美國的名譽——必須要以美國在亞洲的長期利益為依据進行考慮。 我全文引述這些段落是因為現在回頭來看，它們集中体現了當時我們頭腦中一种完全不正确的想法：“中國威脅”我國的安全。我們也沒有考慮到我上文述及的情況：由于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亞的事態發展，中國的政治影響力已被削弱。而且，据檔案記載和我回憶，該備忘錄反映了當時几乎所有美國政策制訂者的觀點。由于缺乏專門知識和歷史知識，給美國的政策帶來了嚴重的損害。 我的備忘錄接著對南越的形勢作了令人沮喪的評估。備忘錄指出，游擊戰仍很激烈，越共的進攻、破坏和恐怖主義行動沒有緩減的跡象；阮文紹和阮高其政府雖然幸存了下來，但無所作為；尤其糟糕的是，西貢對農村地區的政治控制已被削弱，而大部分南越人住在農村。 我闡述了我們在南越的政治目標——一個獨立的和非共產党的國家。之后，我寫道：“我們是否准備‘做出讓步達成和解’的問題……也許不久就會凸現出來。”我分析了可供我們選擇的几种方案后建議：“一、到一九六六年底把美軍兵力增加到三十五万人，威廉·威斯特摩蘭七月份的估計數字是二十七万五千人；二、像我在七月和湯普森小組在十月建議的那樣，對北越暫停轟炸一個月；三、盡全力謀求談判。我知道當時談判不大可能成功，但我認為暫停轟炸“可能會在一九六六年底帶來和解”。如果暫停轟炸沒有任何效果，我建議加強對北越實施“霹靂計划”，不是為了贏得戰爭（我認為如不實行种族大屠殺，就贏不了這場戰爭），而是作為我們雙管齊下的策略的一個方面，既對繼續支持戰爭的河內予以懲罰，又使北越和越共相信他們在南越贏不了。 我認為形勢不容樂觀。我告訴總統，“這些行動都不能保證成功。有一种危險性雖然小但很值得注意：我建議的行動方案……可能導致中國人或俄國人擴大戰爭規模。預計戰死的美國軍人將增至每月五百到八百人。北越和越共還可能頑固地堅持下去。与我們拚人力……盡管我們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我們將在一九六七年初遇到更加困難的局面。” 然而我找不到其它辦法。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實現我們的目標和避免國家在政治上遭到慘痛失敗的最好辦法是本備忘錄建議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措施的綜合運用。如果措施得力，就有可能在合理的時間內使問題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 總統起初對我的建議表示嚴重怀疑。他在回憶錄中說：“五月份暫停轟炸未產生任何效果，我認為河內也許會把再一次暫停轟炸視為軟弱的象征。”另外一些人也以充分的理由反對我的建議：迪安·腊斯克怀疑河內會做出積极反應；厄爾·Ｇ·“巴斯”·惠勒和參謀長聯席會議推測北越會在軍事上利用這個机會，攪亂我們的這個軟弱的行動計划；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認為此舉將使南越陷入混亂，并使西貢和華盛頓之間產生裂痕；克拉克·克利福德是總統在政府外的一個顧問，他擔心此舉會顯出美國缺乏決心，會招來要求進一步打擊北越的壓力。我知道我面臨著艱難的局面。 事情擱置了數星期，因為總統做了膽囊手術后到他在得克薩斯的農場療養，迪安·腊斯克則前往拉丁美洲旅行。在此期間，政府內部反對暫停轟炸的意見有所改變，因為我們收到了來自前線的真實消息，听到了對我們尋求談判的立場的嚴厲批評，蘇聯人則表示，如果我們暫停轟炸，他們將幫助雙方展開談判。 美軍和北越軍隊的第一次重大戰斗發生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到十九日，地點在南越中西部靠近柬埔寨邊界的德浪河谷。北越軍隊兩個團与第一騎兵師和第七騎兵師一營在齊人高的象草和蟻冢間展開了激烈戰爭。戰斗結束后，北越軍留下了一千三百具尸体，美軍則死亡三百人。乍看上去，此戰似乎是美軍大獲全胜。和預料的一樣，美國士兵作戰十分勇敢。但是，北越人選擇了作戰的時間、地點和期限。在以后的戰爭過程中，情況常常如此。 德浪河戰役證實了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的情報：敵人對南越的滲透規模比預料的大。現在看來似有北越軍九個團在南越活動，而原來報告說有三個。越共軍隊也比原來的估計超過兩倍多，從五個團增至十二個團。敵人的滲透速度已從一九六四年底的每月三個團增加到每月至少九個團。這一切都是在美軍進行大規模轟炸的情況下發生的。 威廉·威斯特摩蘭觀察到了這些趨勢，得出了正确的結論：以后敵人的兵力將遠遠超過他的估計。他因此于十二月二十三日致電華盛頓，要求在一九六六年內增派二十万軍隊，是他一九六五年七月的估計數字的兩倍。這樣一來，到一九六六年底在越南的美軍總數將達到四十一万人，而他原來的估計是二十七万五千人。 這封電報引起了軒然大波。它意味著美軍人數將大幅度增加，也意味著會有更多的美軍傷亡。這項要求及其意義都很重大，所以我決定和厄爾·Ｇ·“巴斯”·惠勒一同飛往西貢親自判斷形勢。 十一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我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威廉·威斯特摩蘭、厄爾·Ｇ·“巴斯”·惠勒和小格蘭特·夏普開了會，完全證實了我的擔憂。美國軍隊的熱情和勇气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看到和听到了許多問題。美國的力量建立在空中樓閣之上：政治不穩定日益加劇；安民計划停滯不前；南越軍隊開小差的人數急劇增加。威廉·威斯特摩蘭說到一九六六年底需要四十万美軍，一九六七年至少需要再增加二十万，有證据表明，盡管美軍在空中轟炸封鎖，北越還是能夠通過胡志明小道每天運送二百吨供應物資——加上越共在南方取得的物資，已足以維持其軍隊作戰之用。這些情況使我震惊不已。并使我改變了態度。我离開西貢時對新聞界的談話反映了這种改變：我們已采取措施防止輸掉戰爭……但是，盡管我們取得了那樣的成功……（越共和北越）已經彌補了他們遭受的重大損失。他們滲透的規模有所加大，我認為這表明河內已決定……擴大沖突的規模……越共（和北越軍隊）在認識到我們已增兵對付他們的情況下仍然決定投入戰斗（近期的德浪河戰役），顯示了他們更加強了作戰的決心，這只能使我們得出一個結論：這將是一場長期戰爭。 我返回華盛頓，向總統提出僅有的兩种選擇：做出讓步來解決問題（不放棄我們的目標：一個獨立的非共產党的南越），或者答應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要求，并加強對北越的轟炸。我謹慎地指出，后一种選擇并不能保證會獲得成功，而且陣亡美軍人數可能增至每月一千人，一九六七年初我們或許會面臨更嚴重的暴力、破坏和死亡。 我沒有說我更傾向于哪种選擇。但我确實指出，如果美軍的數量和空襲規模要增加的話，我們也應該暫停轟炸二至四周以做准備。正如我告訴總統的，我的想法很簡單：“如果沒有通過暫停轟炸以嘗試結束戰爭，或者至少讓我們的人民了解我們已為結束戰爭盡了全力，那么使越南戰爭大規模升級就令我非常擔心了。” 我提出的第一种選擇方案——在軍事上堅持斗爭，在政治上予以妥協——沒有引起重視。其他人沒有注意這個建議，我也沒有強迫他們予以討論。我本來應該努力讓大家接受這個建議，即使南越的形勢使西貢政府不可能在共產党的陰影下繼續存在下去。 對第二种選擇方案，即暫停轟炸的方案，政府內部起初的反應也較為冷淡，但十一月份的兩件事發生以后，這個方案得到了重視。《展望》雜志發表埃里克·塞瓦賴德的文章，介紹了去世不久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艾德萊·史蒂文森与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的一系列會談，引起了公眾的重視。這意味著華盛頓不愿意談判。 十二月二十四日，蘇聯駐華盛頓大使 阿納托利·多勃雷宁在与麥喬治·邦迪共進午餐時說（無疑是按照指示辦事），如果美國停止轟炸二至三周，莫斯科將運用其影響力讓河內進行談判。 這引發了此后的一系列爭論。 爭論始于十二月二日下午，我打電話給在農場的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我告訴他，從西貢回來之后，我“越來越相信，我們應該明确考慮采取其它行動，而不能把軍事行動作為唯一的選擇……我個人認為我們應該行動起來，增加預算，加強力量，增加軍隊數量，逐漸滿足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要求。但我同時認為，如果單純采取這些行動，那無异于自殺，我們應該同時——甚至提前——采取其它行動”。我的擔心是：“我認為把三十到四十万美國人投入南越而不能保證獲得成功是一种可怕的冒險。會造成可怕的問題。”我請求林登·Ｂ·約翰遜在增派地面部隊的同時“采取某些政治措施——暫停轟炸或其它措施”。他听后沒有明确表態。 我告訴總統， 迪安·腊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在前去拜會他之前將先研究各种選擇方案。 此后五天中，我們在華盛頓進行了緊張的討論。到那個時候，總統的大多數顧問都贊成暫停轟炸。我准備了另外一份備忘錄，建議批准威廉·威斯特摩蘭提出的增派軍隊的要求，并逐步采取措施以實現在較長時間內停止轟炸的計划（我希望此舉能引起連鎖反應，最終解決爭端）。迪安·腊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于十二月七日前往得克薩斯匯報我們的討論結果。 總統仔細听了我們的匯報，但仍然表示怀疑。他和參謀長們一樣，看到了某些危險：敵人的滲透進一步加強；公眾會把此舉誤解為軟弱的象征；以后恢复轟炸時會遇到障礙等。 他的話表明他感到沮喪和困惑：“什么是最佳選擇？我們陷得越來越深了。我陷入了困境。我不想被嚇倒。”“開始時我們處在什么樣的狀態，我想回到原來的狀態。” 總統認真思考了這個問題，然后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召集我們在內閣會議室進行為期兩天的最后討論。他俯身向前把胸部抵在橢圓形會議桌上，說他愿意采取能夠產生好結果的“任何措施”。那兩天，我竭力闡述自己的觀點。我講了自己最大的憂慮和希望：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的可能性不大——只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我們最終必須找到……一條外交途徑解決問題。 總統：如此說來，無論我們在戰場怎樣奮戰，都不能确保獲得胜利？ 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是的。我們以前太樂觀了迪安·腊斯克：我比較樂觀，但我無從證實。 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我說的是，我們也許用軍事手段解決不了問題。我們需要探尋其它手段……我們的軍事行動不是成功地解決問題的好辦法……這似乎是一個矛盾。我告訴你們要把我們在越南的軍隊增至四十万人，但是，這也許會導致戰爭升級，并產生難以預料的后果。我建議我們現在探求一下其它辦法。 會議結束時林登·Ｂ·約翰遜似傾向于嘗試一下暫時停止轟炸的計划，但仍未做出決定。十二月二十二日，白宮和西貢同時宣布從圣誕節前夕開始停火三十個小時，包括暫停空中轟炸。在圣誕節前不久總統返回得克薩斯時，我希望他能下令長期停火，轉而努力謀求談判。當我和家人去克羅拉多的阿斯彭度假時，事情還同往常一樣。 圣誕節早晨，總統決定把“禮節性”的停火延長一兩天。 當我得知這個消息時，我做了以前從未做過的事：我利用個人可隨時拜見總統的优越條件，繞開所有同事去和總統做決定。 十二月二十六日夜間，我在查萊特山旅館里給總統的農場打電話。我問他，我是否可以單獨前來農場同他討論越南問題。對此，他立即表示同意。然后我打電話給五角大樓，命令安排一架空軍的噴气式飛机第二天來接我。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位朋友開車送我到大章克申，飛机在那儿等我。傍晚六點半，我到達奧斯汀城外的林登·Ｂ·約翰遜農常總統和夫人在他們的簡易机場迎接我。我們回到農場，与他們的小女儿露西共進晚餐。飯后，總統和我來到起居室。我們用了三個小時的時間討論暫時停火的問題。我強調了我的判斷：展開談判對于最終導致和平的可能性很大，這比推遲恢复轟炸在軍事上造成更大的損失要好得多。 總統專心听我的陳述，心中在權衡利弊。他最終同意把暫時停火改為無限期停火，然后開展外交活動使河內參加談判。我們商定由我打電話給華盛頓的迪安·腊斯克和其他人，解釋他想做的事。雖然迪安·腊斯克反對延長停火期限，但他仍按命令行事，因為他明白我已經說服了總統。 第二天早飯以后，我們在農場總統的小辦公室里打了更多的電話。我打電話給Ｗ·埃夫里爾·哈里曼。當總統命他就談判之事向東歐尋求幫助時，他立刻表示同意。我們打電話給喬治·鮑爾，總統命他負責協調外交攻勢。總統還命接替艾德萊·史蒂文森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阿瑟·戈德堡去拜會吳丹和教皇。 中午過后我离開農場回到阿斯彭，心情頗為愉快，因為做出了重大的決定。不過，我對繞開同事們使自己的建議得到總統的肯定一事頗感內疚。在我任國防部長的七年中，我只這么做過一次。” 對北越的轟炸暫停了一個多月，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在此期間，關于政治措施和軍事行動的爭論十分激烈。 政府發起了公開而緊張的外交攻勢。除Ｗ·埃夫里爾·哈里曼和阿瑟·戈德堡的使命外，政府還派副總統漢弗萊到菲律賓和印度，派助理國務卿Ｇ．·門南·威廉斯和托馬斯·曼到非洲和拉丁美洲。每個人都對外宣告華盛頓希望開始和平談判。迪安·腊斯克還制定了一個十四點計划，邀請北越“在沒有先決條件的情況下進行談判”。 在停火期間，參謀長聯席會議一直在呼吁立即恢复對北越采取軍事行動，認為停止轟炸將使美軍“在軍事上處于嚴重的和越來越不利的地位”。我告訴他們，如果他們能向我證明暫停轟炸确實對南越的美軍不利，我將建議總統按他們說的做。 他們沒有答复我。 這個階段，美國加強了對老撾境內的胡志明小道的空中轟炸。南越的美軍戰地指揮官們逐步加強了地面作戰。一月初，他們向西貢附近的越共發動了最猛烈的進攻。一月中下旬，他們在廣義省發動了自朝鮮的仁川登陸戰役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戰役。更多的美軍抵達南越。 一月十日，我們在白宮又展開了辯論。林登·Ｂ·約翰遜認為暫停轟炸無任何結果，所以傾向于几天后恢复轟炸。我請求他延長停火時間，以便謀求談判。我認為等到月底在軍事上也無不利之處。厄爾·Ｇ·“巴斯”·惠勒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代表參謀長們說：“每拖一天，情況都會不同。” 一月十二日，小格蘭特·夏普呼吁恢复并加強轟炸，包括炸斷從中國通往越南的交通線。他認為這樣的行動“將迫使敵人坐到談判桌上來，或者會使越共因得不到支援而垮下去”。參謀長們在六天后呈交的一份備忘錄中附和此議。 然而在同一天（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八日），我收到一份分析報告，說北越每月可以輸送四千五百人，運送的物資也足以支持在南越的重大軍事行動，盡管我們對交通線進行了封鎖。封鎖工作耗費了大量炸彈，以下事實足以說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們投擲的炸彈超過朝鮮戰爭高峰月投彈量的百分之五十。 中央情報局的獨立情報也證實了這一點。小格蘭特·夏普和參謀長們建議轟炸各個港口和机嘗油庫及兵工厂等目標，但中央情報局的國家評估委員會認為這樣做不會“對南越共產党軍隊的作戰行動產生嚴重影響”。中央情報局負責制定計划的副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在一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上向總統直言不諱地說：“加強對北越的轟炸阻止不了其對南方的物資運輸。” 關于轟炸能否產生效果的爭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以來關于空軍的最新一輪爭論。在此后的兩年中，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一直很激烈，直到今天為止，爭論仍未結束。 總統面臨著困難的抉擇。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在一月中旬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總統的尷尬。沃爾特·李普曼寫道：“總統在心底里必須在一場大戰和不引人注目的和平之間做出選擇。”理查德·拉塞爾在參議院也發表了同樣的看法：“我認為我們必須确定：我們是否愿意采取必要措施打贏越南戰爭，結束我們承擔的義務。我能想出的另外一种選擇是抽身而退——這是絕大多數美國人不准備做的事情。” 一月十七日，我向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匯報了我的想法。我對他說：“我個人認為……我們最好繼續停火至越南的春節（一月底）以后，以便讓北越有足夠的時間對几個渠道的接触做出反應，也使我們的民眾和國際社會相信，我們給北越留出了足夠的時間。” “我想你了解我的傾向性和想法。”他回答。“要不是你，我想我們可能已經取得不小的進展了。對此我并不感到懊悔。 我想使自己多一些耐心、寬容和理性。另一方面，我認為你了解我的自然傾向。” 顯然，林登·Ｂ·約翰遜認為暫停轟炸是個錯誤，必須恢复轟炸行動。雖然我仍然認為參謀長聯席會議過高地估計了封鎖所能產生的效果，但我現在也覺得恢复轟炸是必要的。我們必須開始轟炸以平息關于暫時停火使敵人的滲透更加嚴重的批評意見，并避免給河內、北京和我們的人民以錯誤的信號。迪安·腊斯克和我還擔心右翼勢力施加壓力讓我們轟炸靠近中國邊境的目標，就像中國介入朝鮮戰爭之前美軍所做的那樣。我們呼吁嚴格控制轟炸計划，要嚴于參謀長們的預期尺度，從而盡量減少中國介入越戰的危險。 總統謀求對他即將做出的決定的廣泛支持。一月二十八日，他召來四位“哲人”（克拉克·克利福德，阿瑟·迪安，艾倫·杜勒斯和約翰·麥克洛伊）。他們贊成對北越恢复轟炸，并增加在南越的美軍數量。在兩天后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總統正式決定恢复轟炸。同一天的哈里斯民意測驗顯示，“絕大多數美國人支持立即擴大戰爭規模，包括對北越的全面轟炸和把美軍數量增加到五十万人”。 圣誕節的暫停轟炸到底產生了什么影響？某些批評家指出，在暫停轟炸期間，美國空軍加強對老撾的胡志明小道的封鎖行動以及美軍在南越的地面作戰行動，使我們給北越傳遞的和談信息走了樣。無論如何，暫停轟炸沒有產生外交方面的成果确實使得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對延長停火期限失去了興趣。 許多人批評我們的公開外交模式既幼稚又糟糕。切斯特·庫珀后來評論道：在需要使用精良工具的地方，我們使用了大錘。 在需要謹慎和机密行事的時候，我們卻舉行了七月四日的大游行。在一項激動人心的建議即可打動河內的時候，我們卻公開宣揚每一种具有轟動效應的建議。我們沒有最大程度地發揮十四點和平計划的效力，而是把它淹沒在重要人物令人眼花繚亂的穿梭訪問之中。簡而言之，總統就像一個有三個演出場子的大馬戲團的領班，而不是精心設計的外交行動的中心人物。 如果切斯特·庫珀是正确的，那么在這個問題上向總統提過建議的我們每一個人都該受到責備。 政府曾做過秘密的外交努力。十二月二十九日，政府指令美國駐緬甸大使亨利·Ａ·拜羅德轉告北越駐緬甸總領事武友炳（音譯），如果河內“能為和平做出重大貢獻”，暫停轟炸的期限可以延長。几天后，河內的廣播電台譴責暫停轟炸是“陰謀詭計”，并重申了它提出的“第三點”，即“南越的內部事務必須……按照民族解放陣線（越共的政治武器）提出的方案加以解決”。武只是向亨利·Ａ·拜羅德重申了河內的強硬路線，作為對亨利·Ａ·拜羅德給他的信息的答复。 暫停轟炸獲得成功了嗎？此舉顯然沒有立即導致和談的開始。但在當時，支持此舉的人也不認為能馬上促成和談。我們只是把此舉視為最終和平解決問題并結束戰爭的過程中的一個步驟。 這個步驟有效果嗎？如果沒有，那么它的失敗是由于我們的固執還是由于河內的毫不讓步呢？抑或兩种因素都有？在河內開放其檔案之前，我們將無從得到答案。 ------------------ 网絡圖書 獨家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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