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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開始寫這一章 時，致力于研究越南戰爭已十余年的歷史學家喬治·Ｃ·赫林出版了一本書。他寫道：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暫停轟炸結束以后，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的影響開始減弱。這位國防部長推動了停火計划和和談建議，總統雖然不情愿（因為有違他的判斷），但還是批准了。當這個計划如林登·Ｂ·約翰遜預料的那樣失敗以后，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一貫正确的形象受到了挑戰，總統讓他為這個重大的政策失誤負責。另外，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以后，這位不屈不撓的國防部長越來越怀疑這場戰爭能從軍事上取得胜利。當他的怀疑日益加劇，并越來越明顯地包含在他的政策建議中時，他的影響力就更加減弱了。在以后的任期中，某些情報不送給他看，因為他越來越反對戰爭，而且与鴿派參議員羅伯特·Ｆ·肯尼迪關系密切。 我希望喬治·Ｃ·赫林是對的。實際上，我的影響力和我作為越南政策主要決策人之一的責任一直持續到一九六八年二月底我离開五角大樓。我對我們能否通過軍事手段在越南實現政治目標确實很怀疑，但我并未因此減少參与越南政策的制訂工作。 圣誕節暫停轟炸計划結束之后的十五個月中，戰爭規模日益擴大，傷亡人數越來越多；關于地面戰略、安民計划和空中轟炸的爭論日趨激烈；約翰遜政府、我的家庭和我個人承受的与戰爭有關的壓力越來越沉重。雖然公眾仍然普遍支持越戰，但反對意見開始出現了。另有三次和談努力也失敗了。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要求增派更多的軍隊。這次他要求增派二十万軍隊，并要求使戰爭大規模升級。威廉·威斯特摩蘭和參謀長聯席會議都聲稱，他們認為這個計划需要動用預備役人員和國家的全部軍事能力，包括使用核武器。他們認識到這些行動可能使我們在東南亞或其地區与中國和（或）蘇聯發生沖突，但是他們認為這些行動可使戰爭縮短五年。 下述事實都是我們的政策正在失敗的明證：空中轟炸和地面作戰未獲成效；我們的外交動議調子僵化而缺乏效力。這些嚴峻的事實使我得出了不同尋常的結論。我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給總統的備忘錄（它引起了激烈爭論）中指出，現在是我們改變在越南的目標和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的時候了。這份備忘錄預示著我們在越南問題上的分裂，這种分裂最終導致了我的离任。一九六六年初麥喬治·邦迪离開政府使我頗感痛苦。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負責為福特基金會尋找新理事長的約翰·麥克洛伊和亨利·福特二世找到麥喬治·邦迪，要他擔任這個職務。這項工作顯然极具誘惑力：福特基金會是美國最大的基金會，每年支出大約兩億美元用于世界各地的福利工作。” 約翰·麥克洛伊在為這項工作拜會麥喬治·邦迪的同時也拜會了我，我覺得他可能認為我和麥喬治·邦迪同樣可以胜任此職。我知道我不能胜任，就如實相告。另外，我認為當時還不應該离開政府，雖然福特基金會的工作對我很有吸引力。 麥喬治·邦迪的离去是個令人痛心的損失。麥喬治·邦迪和我的意見并非常常保持一致，但他給政府工作帶來了优良的作風，他還堅持認為我們應該集中處理我國面臨的基本外交政策問題，無論這些問題的難度有多么大。他可能是因為福特基金會的吸引力离開政府的，但我不認為是這樣。我認為他离開政府的真正原因是他對戰爭的极度失望。我認為他不但對總統的行為感到失望，而且對華盛頓和西貢高層的政策制訂過程感到灰心。他确實有充分的理由那樣想。 沃爾特·羅斯托接替麥喬治·邦迪擔任了國家安全顧問。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為人熱情，与同事們相處甚融洽。 但是，沃爾特·羅斯托對我們介入越南事務、我們的作戰行動和我們在越南實現政治和軍事目標的前景不作具体分析。 他生性樂觀，對任何不講我們正在取得進展的報告都持怀疑態度。多年以后，在一九九一年三月林登·Ｂ·約翰遜圖書館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他仍然強調說，美國介入越南問題的決策和我們的作戰方式對我國和東南亞地區都是有利的。 圣誕節停火計划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底結束以后，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詢問我對越南軍事形勢的總的看法。在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的一份備忘錄中，我對他講，我認為共產党已經決定繼續頑強地在南越作戰。他們似乎認定戰爭將是長期的，時間對他們有利，他們的耐力比我們強。他們認識到一九六五年美國的大規模介入表明我們已下決心避免失敗，預料我們會動用更多的軍隊。我推測共產党會因此在南方大規模招收新兵擴充軍隊，并加強從北方向南方的滲透。參謀長聯席會議和我估計一九六六年他們的軍隊數量將增加百分之五十，并利用胡志明小道百分之七十的運輸能力每天運送一百四十吨物資供給這些軍隊。 為了抵消敵方的這些發展，我建議增派二十万美軍（和威廉·威斯特摩蘭前此要求的一樣），在年底以前把軍隊總數從十七万九千人增至三十六万八千人，同時擴大空中轟炸。但我警告說，這些舉措也許不會對敵人在南越的軍事行動產生“嚴重打擊”，因為轟炸只能削減而不能完全斷絕北越向南方的物資供應。 這使我得出了令人沮喪的結論： 盡管共產党會因我們的地面和空中行動繼續遭受重大損失，但据我們預計，一旦了解我們增派軍隊的意圖，他們就會加強軍事行動以試探美國的力量，使沖突規模和傷亡人數增大（增派軍隊后美軍的傷亡預計會達到每月一千人）……結果是，即使增派了軍隊，我們在一九六七年初也將面臨軍事上的僵局和安民計划的停滯不前，另外還需要增派更多的美軍。 這种前景使我更加相信，美國需要進行談判，通過外交途徑解決沖突。我希望我們的努力能“使（河內）進行談判，從而結束戰爭。” 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間，威廉·威斯特摩蘭一直奉行消耗戰略，目的在于給越共和北越造成极大傷亡，使之來不及補充。但事實證明他的目的沒有達到。盡管威廉·威斯特摩蘭、我以及其他許多人不愿承認，但有證据表明我們的敵人通過在南方招兵和從北方派遣，使其軍隊數量越來越多了。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越共和北越的軍隊數量一直在增加。 從我們開始介入越南戰爭起，南越軍隊給我們提供的情報就少得可怜，而且大多不准确。有時候，這些不准确的情報有誤導的嫌疑，有時候則是由于過分樂觀所致，有時候反映出准确評估進展情況則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我堅持要評估進展情況。正如我強調過的，自從成為哈佛大學學生到現在，我一直堅持的原則是，僅僅選定目標和執行計划是不夠的。你必須掌握計划以确定你能否實現目標。如果你發現實現不了目標，你就應該修改計划或者改變目標。我認為，雖然我們不能像在前線那樣掌握确切情況，但我們能夠找到各种各樣能說明我們是胜是敗的證据。所以，我們評估北越被炸毀的目標、胡志明小道的交通情況、被俘之敵和繳獲武器的數量以及敵人的死亡人數等等。 死亡人數是評估敵人人力損失的一個尺度。我們評估它是因為威廉·威斯特摩蘭的目標之一是要讓越共和北越的傷亡人數遠遠大于他們的補充能力。為達到這個目的，我們需要掌握他們的承受能力和損失情況。 批評者把這一點作為我愛玩數字游戲的例證。他們說：“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此人總想把一切事情都加以量化。”顯然，有些事情你無法量化，比如榮譽和美，但是可以計算的事就該計算。在進行消耗戰時，死亡人數就應該計算。 我們試圖利用這個數字來确定怎樣做才能在越南打贏這場戰爭，同時把我軍所冒的風險降至最低。我任國防部長期間掌握在越南的進展情況的目的就在于此，但有關報道常常誤導讀者。 一九六七年春季，威廉·威斯特摩蘭認為他的目的終于達到了，敵軍的數量已不再增加，甚至還有所減少。与此相反，中央情報局從未得出過敵軍數量減少的結論。該局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的報告中指出：“盡管‘尋找并摧毀’敵人的軍事行動的效力越來越大……但越共仍在通過北方的滲透和當地的招兵擴大其主力軍隊……共產党似乎仍能在來年保持其總体實力。” 不管威廉·威斯特摩蘭和中央情報局的判斷哪一個是正确的，我都不會感到有任何的寬慰，因為越共和北越仍在通過游擊戰術，通過在叢林地帶選擇作戰的地點、時間和期限來控制他們的傷亡數量。此外，到一九六七年春季，他們有了足夠的軍隊防止安民計划的大規模推展，尤其是在大多數南越人居住的農村地區。 威廉·威斯特摩蘭和中央情報局之間的分歧令人沮喪但不令人惊訝。雖然我們一直在努力實事求是地評估戰爭的進展情況，但要得到准确的情報仍非易事。我們得到的數字常有很大的懸殊，上述分歧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央情報局認為北越的耐力比政府（和威廉·威斯特摩蘭）想象的大許多。以后的事實證明中央情報局是對的。 在兩种說法之間我們如何抉擇呢？在我們無法确定兩种說法所依据的報告是否准确的情況下，這項任務尤為复雜。毫無疑問，我們時常得到錯誤的報告。這個事實在多年以后導致了一個令人痛心的后果：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錯誤地把威廉·威斯特摩蘭描繪成一個向總統和我撒謊的人。引起爭議的是他關于敵人的戰爭序列——戰場上越共和北越軍隊數量的報告。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一九八二年制作了一部專題片，名為《數不清的敵人：越南的騙術》。該片聲稱威廉·威斯特摩蘭讓他的高級情報官員故意少報敵軍兵力，借以證明他在軍事上取得了進展。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意思是說，把在南越的越共和北越軍隊數量故意報的少一些，威廉·威斯特摩蘭就可以證明他通過消耗戰略在軍事上取得了很大進展。我現在提出這個問題是為了明确一點：雖然威廉·威斯特摩蘭与我在南越的作戰策略上（以及与我和參議長聯席會議在轟炸北越的計划上）存在嚴重的意見分歧，但我們的私人關系并不是對立的和缺乏信任的。 我是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開始接触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專題片的工作的，是在我從世界銀行總裁位子上退休前不久。當時，該公司專題報道節目制作人喬治·克賴爾三世給我的辦公室打了電話。喬治·克賴爾三世是我的朋友喬和蘇珊·瑪麗·艾爾索普原來的女婿，我和他只是泛泛之交。他在電話中說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准備制作一個關于越南的節目，他覺得我可能有興趣參加。他說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有确鑿的證据，而且有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和中央情報局有關人員的證言，證明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确實在“戰斗序列”一事上故意欺騙了總統和我。 我告訴喬治·克賴爾三世我不相信有此事。他說證据是确鑿無疑的。我仍然否認這种可能性。喬治·克賴爾三世最后問我能否和他見一次面，他把有關證据給我看。我說見面也不會改變我的想法，不過，由于我們過去的關系，我同意見他。 六月十六日下班后我們見了面。在世界銀行我的辦公室交談的三十分鐘和共同驅車回我家的路上，喬治·克賴爾三世向我出示了他的證据。簡言之就是：威廉·威斯特摩蘭報告的敵軍數量為ｘ，而他的軍事情報官員估計（中央情報局的一些分析人士也認為）敵軍的數量是ｘ＋ｙ。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聲稱威廉·威斯特摩蘭命令下屬在給華盛頓的報告中寫進小數字。 這是個非常模糊不清的問題，爭議的焦點是關于“敵人”的定義。美國在越南面對的敵人非常复雜——北越正規軍，以個人身分進入南越當兵的北越人、越共在南方征召的游擊隊以及各類准軍事人員。准軍事人員從攜帶步槍的農民到參加非正式軍事組織從事破坏和情報傳遞工作的村民（身著黑衣）等，不一而足。問題就在于如何划定“敵軍數量”的界限。威廉·威斯特摩蘭排除了許多非正規部隊，而他的情報官和中央情報局的分析人員則把某些非正規部隊計算在內了。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和華盛頓情報部門內部的爭論越來越激烈，而且曠日持久，總統、中央情報局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我以及政府中其他高級官員都知道此事，它在戰爭期間一直帶有很濃的感情色彩。有几位當時不贊同威廉·威斯特摩蘭的判斷的人接受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采訪。他們或者明确或者暗示說威廉·威斯特摩蘭故意誤導了總統和我。這些人中包括前中央情報局的分析人員薩姆·亞當斯，他是這個節目的主要證人和收費的“檢舉人”。 見到喬治·克賴爾三世時，我解釋了我認為這种指責缺乏根据的原因。他不相信我的解釋。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晚，那部專題片正式播出了。威廉·威斯特摩蘭要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向他道歉，遭該公司拒絕。那年秋天，他以誹謗罪起訴該公司，要求賠償一億二千万美元。 雖然我知道此案的審理過程會令人极為厭惡，但是，由于我非常看重威廉·威斯特摩蘭數十年來為國家所做的貢獻，所以我在一九八三年夏天自愿出庭為他作證。 威廉·威斯特摩蘭的律師是首都法律基金會的丹·伯特。他得知克賴爾未經我允許秘密地錄下了我和他的几次電話交談內容。丹·伯特相信這些磁帶能證明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說法，即喬治·克賴爾三世在節目播出之前就知道對他的指責缺乏根据，所以丹·伯特想得到這些磁帶。据伯特講，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律師起初否認有這些磁帶。該公司的一位新聞編輯（他參加過那部專題片的工作）則告訴丹·伯特，喬治·克賴爾三世的秘書說這些磁帶在他辦公桌右手最下邊的抽屜里。后來發現不在那里。最后在喬治·克賴爾三世家中的一只箱子里發現了磁帶，但我指出對威廉·威斯特摩蘭的指責缺乏根据的那部分內容已被抹去了。 后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要求我出庭作證。我表示同意。 在我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作證時，該公司律師戴維·博伊斯說他認為我可能不反對為我的作證錄相。當我問他們如何使用錄相帶時，他說：“我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我問這是否包括在商業性的電視网中播出，他說是。我的律師告訴我，如果我記不清十六年前發生的事情的細節，我只需回答：“我記不清了。”可以想象在該公司晚間新聞節目中二三十次重复播放這樣的答詞會產生什么樣的效果，所以我說我不同意錄相。博伊斯以威脅的口吻說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有合法權利要求為我的作證錄相。我說我宁肯去做牢。戴維·博伊斯最后決定不錄相，但保留以后重提此事的權利。他以后從未再提。后來我得知為這件案子作證的理查德·赫爾姆斯也拒絕錄相。該公司將此事訴至法庭，但經過几個月的周折和支出不少費用以后，理查德·赫爾姆斯獲得了胜利。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我在法庭作證時說，總統和我知道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間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和中央情報局之間在敵人數量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我傾向于范圍更廣更大一些的估計數字；威廉·威斯特摩蘭沒有故意欺騙我們；即使他試圖這樣做（這是不可想象的），他也不可能成功，因為我們有許多不同的情報來源。博伊斯聲稱我一直在虛報越南的軍事進展情況，試圖以此使我的證詞失效。這件案子通過庭外調解于一九八五年二月獲得解決，雙方都聲稱贏了官司。但是，該公司的那部專題片和關于誹謗案的大量報道，使美國人民對政府及軍事和政治領導人的團結問題進一步失去了信心。 盡管我們的判斷有分歧，但威廉·威斯特摩蘭和我盡了最大的努力使戰場上的美軍得到最好的供應和保護。隨著戰爭的加劇和人們情緒的波動，某些批評約翰遜政府的人指責物資短缺使我們軍隊的安全受到了威脅。這不是事實。正如厄爾·Ｇ·“巴斯”·惠勒于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寫信告訴我的，“我軍在越南未發生供應短缺的情況，短缺會對作戰行動和部隊的身体健康及福利產生不利影響。沒有一架飛机的空襲行動被取消過。事實上，給予我軍的空中支援是我們歷史上無法相比的。” 美軍在越南面臨著許多障礙和可怕的條件：難以分辨的死敵，陷阱和伏擊圈，火蟻和螞蟥，厚密的叢林，深深的沼澤和酷熱。有大批軍隊投入的戰斗總是美軍獲胜。他們勇敢作戰，響應國家的號召，忍受許多艱難困苦，在“那個國家”和回國以后都是如此。 引起爭議的不是在越美軍是否勇敢的問題，而是他們應該怎樣在戰場上作戰的問題。在此時期，這個問題是威廉·威斯特摩蘭与海軍陸戰隊（及某些陸軍部隊）之間爭論的焦點。海軍陸戰隊認為“尋找和摧毀”戰略不能有力打擊越共和北越軍隊，故而提倡一种反暴動戰略：保護民眾并逐步解放越共控制的村庄。雖然意見分歧很大，但軍方從未充分辯論過在戰略問題上的不同看法，也未和我進行過詳細討論。作為國防部長，我本來應該迫使他們加以充分討論。 威廉·威斯特摩蘭的消耗戰略主要依賴于火力、炸彈和凝固汽油彈密集地傾泄在越共和北越軍在南越的根据地。通常很難區分戰斗人員和非戰斗人員。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間，美國和南越空軍在南越投下了一百多万吨炸彈，是投在北越的炸彈數量的兩倍多。 戰爭造成大量平民傷亡和許多悲慘的難民營。給我們正在幫助的國家造成越來越多的破坏和災難，使我感到十分痛苦和煩惱。這嚴重妨礙了旨在保護農村地區的安全和贏得南越人民“民心”的安民計划的推行。這也影響讓人民支持西貢政府的一切措施的實施，而民眾的支持對擊敗越共是至關重要的。 西貢政權的腐敗和南越人与美國人之間（以及美國人之間）缺乏協調合作也困扰著我們。許多計划和項目的專項撥款從未用到正點上，許多地方官員把安民計划視為對他們的權力地位的威脅。飽受戰爭創傷的村民們對安民計划持漠然或謹慎的態度。我們從未解釋清楚這個計划將由什么人或如何進行管理，特別是在缺乏一個高效率和負責任的南越政府的情況下。當我們試圖加快安民計划的進程時，我們失敗的速度就更快了。 一九六六年秋，我建議總統重新組織實施當時由駐越大使控制的安民計划。我請求把軍事行動和安民計划都交給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直接掌握。這個主意在西貢和華盛頓的領導層引起了普遍的反對，所以我改變了想法。我建議集中指揮權并明确責任，由威廉·威斯特摩蘭掌管軍事行動，由代理大使威廉·波特負責安民計划。經過一段時間的試驗，如果這樣做不見成效，那么我建議由威廉·威斯特摩蘭全權負責兩方面的工作。此點終未實行，的确是個嚴重錯誤。 在此期間，空襲進一步加強了。飛机向北越的出擊架次由一九六五年的兩万五千次增加到一九六六年的七万九千次和一九六七年的十万零八千次，投彈量由六万三千吨增加到十三万六千吨和二十二万六千吨。 轟炸給北越造成了巨大損失，牽制了北越可能用于軍事行動的部分人力物力，干扰了向南方輸送人員和物資的工作。但是，我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許多美國飛行員陣亡；被俘的美國空軍成了河內的人質；平民的傷亡數字大為增加。而且，一個超級大國持續轟炸一個小國給北越提供了有力的宣傳武器。總之，轟炸沒有達到其基本目的：隨著霹靂計划的加強，美國情報部門估計，從北方進入南方的人由一九六五年的三万五千人增加到了一九六七年的九万人，而河內的作戰意志絲毫沒有動遙我不相信轟炸策略能夠奏效，除非炸毀生產基地，使之生產不出基本的產品，也不能使用替代品和工具。然而北越和越共的生產基地在蘇聯和中國。除政治手段外，美國沒有理由把這些基地作為轟炸目標。同樣，我認為阻止人員和物資流入南方的轟炸行動只有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才能奏效。這种行動在北越和老撾不大可能奏效，因為那里的地形复雜，所需要的物資數量較少，有能力選擇其它路線和方式輸送人力物力，在北越人力資源充足的環境中更是如此。這一切使我認識到，如果不進行种族滅絕式的大屠殺（沒有人敢作此想），對北越進行任何規模的轟炸都不可能結束戰爭。 參謀長聯席會議的看法不同，他們在一九六六年春要求擴大轟炸規模。他們贊成空襲河內和海防附近的儲油站，聲稱這樣做會打擊北越的士气。總統和我不愿攻擊這些儲油設施，原因有几條，其中一條是這樣做有偶然擊中附近的蘇聯船只的危險，有可能引發兩個核大國之間的沖突。 我們最終于一九六六年六月批准了新提出的空襲計划。 預定的儲油設施被擊中了，但這些損失只在很短的時間內影響了北越人。他們很快适應了這种打擊，把汽油分散存放在不同地方的地下儲油罐內，還在全國各地隱蔽存放五十五加侖一桶的汽油。他們還通過鐵路從中國增加石油輸入，從停泊在岸邊駁船附近的蘇聯油輪上大量卸油，這些油輪沿著紅河三角洲的許多港灣游弋，把油卸到不同的地方。 六月轟炸的目的在于動搖北越的意志和削弱其支援南部越共作戰的能力。這次轟炸計划的失敗使我不得不考慮選擇其它方案。一九六六年夏，我召集一些著名科學家（其中有原艾森豪威爾總統的科學顧問喬治·基斯佳科夫斯基和麻省理工學院校長杰羅姆·威斯納）按照合同与國防部國防研究所的賈森研究室共同研究這個問題。他們認為轟炸确實沒有奏效，建議設立一道“屏障”來制止敵人的滲透，這种想法是一九六六年春初次引起我的注意的。具体內容是在非軍事區和非軍事區以西老撾境內的狹長地帶布設地雷和傳感器，形成一個复雜的防御帶。（傳感器會將我們的飛机引向移動的敵軍。）建立這樣一道屏障花費很大，但是由于我軍的轟炸效果不顯著，所以我批准了這個計划，并指派艾爾弗雷德·Ｄ·斯塔伯德中將全權負責。參謀長聯席會議對這個想法反應冷淡，但未全力反對。建立屏障的目的在于使敵人在滲透時多遭受損失。這個目的達到了。 一九六六年秋至一九六七年初，參謀長們一直要求加強對北越的空襲。我們的分歧在參議院的听證會上公開化了。厄爾·Ｇ·“巴斯”·惠勒和我一月份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發言時有如下對話：國防部長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我不相信迄今為止的轟炸行動已經大大削減了輸入南越的人員和物資的數量，而且我認為以后任何規模的轟炸都做不到這一點。 參議員坎農：軍事顧問們同意作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嗎？ 國防部長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我認為應該由惠勒將軍回答這個問題。 厄爾·Ｇ·“巴斯”·惠勒將軍：正如我說過的，我相信我們對北越的轟炸使人員和物資的輸入量減少了。我不像某些人那樣怀疑轟炸的效果。 這些對話說明參謀長們和我的意見分歧很大，由此而產生摩擦是不可避免的。 在爭論地面戰略、安民計划和轟炸計划的數月中，謀求和談解決問題的努力仍在進行，但沒有實效。 批評家們指責約翰遜政府在發動有限戰爭期間從未認真執行謀求和平的任務。這項指責是否有根据，那個階段的三次外交活動足以說明問題：一九六六年春的朗宁使團和兩次有代號的外交活動——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代號為“金盞花”，一九六七年初的代號為“向日葵”。這三次行動足以證明我們在一九六六年全年和一九六七年初曾竭力謀求政治解決越南問題，也能說明我們為什么未獲成功。 有些人指責圣誕節暫停轟炸計划增加了美軍的傷亡，并招致了擴大空襲的壓力。在停火計划夭折以后，總統确實不愿再听到類似的建議。然而，使他感到惱火的是，兩個月后他又遇到了這樣的嘗試。這次不是由我而是由加拿大總理萊斯特·皮爾遜提出來的。三月，加拿大退休外交官和遠東問題專家切斯特·Ａ·朗宁前往河內，帶回北越總理范文同的口信，如果美國“無條件永遠停止轟炸，我們將進行會談”。 加拿大人認為范的口信是真誠的和平建議。在他們看來，与河內原來堅持要求美國接受其四項條件之后再進行談判的立場相比，這是一個進步。華盛頓的許多人不這么看。他們不歡迎皮爾遜和朗宁以前對華盛頓的越南政策的公開批評，而且認為范的口信故意講得含糊不清。例如，他使用“會談”而不是“談判”，顯然是指初步接触，而不是實質性的談判。總統不愿意在河內不做任何讓步的情況下再次停止轟炸。 這樣，約翰遜政府沒有批准另一次停火。現在回頭來看，我們沒有讓朗宁進一步探尋范文同的真意是錯誤的。 几個月后，即一九六六年六月，國際監督委員會的波蘭代表雅努什·萊万多夫斯基訪問河內后返回西貢，帶回了“非常具体的和平條件”。他說北越人愿做“政治讓步”以結束戰爭，愿意“竭盡全力”去實現這個目標。萊万多夫斯基把這個情況告訴了西貢外交團團長意大利大使喬瓦尼·多蘭迪，喬瓦尼·多蘭迪轉告給了美國大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向華盛頓作了匯報。這就是代號為“金盞花”的外交活動。 那年夏天，小亨利·卡伯特·洛 奇和萊万多夫斯基進行了秘密會談。個子瘦長的洛奇經常蜷縮在一輛私人轎車的后座上前往多蘭迪的辦公室或住宅，以避免讓人看見。 九月，總統委托阿瑟·戈德堡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宣布美國如能“确認停止對北越的轟炸后能立即得到對方使戰爭降級的适當反應，就停止一切轟炸行動”。 自一九六五年實施圣誕節暫停轟炸計划以來，我們一直堅持要求河內在我們停止轟炸的同時減少其地面行動。北越人似乎認為，我們是以繼續轟炸相威脅來迫使他們采取使戰爭降級的行動，他們拒絕在此种壓力下采取行動。為了縮小雙方之間的距离，我們說：“私下給我們一些保證，我們就立即停止轟炸。之后，你們應該減少滲透和在南部的軍事活動。” 這樣做意在給河內留面子，讓他們減少軍事行動，這就是廣為人知的分兩步走的計划。 依据這個新計划，萊万多夫斯基十一月份聲稱北越已同意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開始在華沙与美方接触。十二月二日和四日，美國飛机轟炸了河內周圍的一些新目標，這些目標是原定于十一月十日轟炸的，因天气不好而推遲了。波蘭人對此十分惱火，但同意按原計划行事。十二月六日，美國大使約翰·格羅諾斯基會見了波蘭外交部長亞當·拉帕茨基。北越人沒有露面。不過，波蘭人繼續努力想把雙方拉到一起。十二月十三日，約翰·格羅諾斯基和亞當·拉帕茨基再次會面。那天和第二天，美國又轟炸了河內周圍的目標，其規模是十二月初的兩倍。 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事呢？一些美國高級官員認為河內可能會誤解會談開始前的這輪轟炸。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約翰·格羅諾斯基、副國務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湯米·湯普森和我都曾請求總統推遲轟炸。但是，仍未擺脫圣誕節暫停轟炸計划陰影的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認為推遲轟炸會被認為是軟弱的表現，所以拒絕了我們的建議。 對方很快做出了反應。十二月十五日，亞當·拉帕茨基通知約翰·格羅諾斯基，美國的轟炸已使會談成為泡影。俄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的一位官員隨后告訴約翰·Ｔ·麥克諾頓，莫斯科原來認為有談判的良好气氛，但轟炸行動“毀掉了這种气氛”。他說河內有一批人對和解有興趣，但他們不可能“在炸彈在河內傾泄的形勢下積极活動。” 十二月轟炸破坏了一次重要的和平努力嗎？密切關注此事的美國官員切特·庫珀認為北越人“最多……只是給了萊万多夫斯基一個調解人的身分，而不是任何具体承諾”。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后來認為“金盞花”行動是一場騙局。他們兩人的看法也許都對，也許都不對。 几個星期后，第三次和平努力（代號“向日葵”）又遭慘敗。這次行動還使美英關系緊張了一段時間。這次行動分三個單獨的渠道：与北越駐莫斯科大使館直接聯系；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親筆致函胡志明；英國首相哈羅德·威爾遜通過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進行斡旋。 這次努力始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初。當時，蘇聯人通知我國駐莫斯科使館，如果我們要求會見北越代辦的話，初步接触也許會導致正式會談。一月十日，在莫斯科的美國高級官員約翰·格思里會見了河內代表黎庄。約翰·格思里報告說，黎庄顯得很緊張，只是靜靜地听著，什么話也未說。但他邀請約翰·格思里再見一次面。這次格思里勾畫了結束戰爭的藍圖：首先停火，然后撤出軍隊，進行選舉，讓民族解放陣線參与政治，最終統一北越和南越。黎庄還是一言不發。一星期后，即一月二十七日，他再次約見格思里，進行了冗長而無禮的指責。 二月六日，哈羅德·威爾遜首相在倫敦迎接了前來正式訪問的阿列克謝·柯西金。因越南過春節，我們暫時停止了轟炸。哈羅德·威爾遜和柯西金討論了北越外交部長阮維楨發表的聲明：如果轟炸能無條件停止，“就能開始”會談。阿列克謝·柯西金說他不能保證轟炸停止后一定能開始會談，哈羅德·威爾遜提出了分兩步走的方案。但是，有證据表明北越人在加強滲透，這使總統在二月八日致胡志明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強化了他的立場：雙方共同采取使戰爭降級的措施。 美國要求哈羅德·威爾遜收回分兩步走的計划，代之以一個新的方案：如果河內停止滲透，華盛頓將停止轟炸。哈羅德·威爾遜對此十分惱火，但還是轉告了阿列克謝·柯西金。 美國不情愿地接受了哈羅德·威爾遜的一項建議：延長春節停火期限數小時，以便阿列克謝·柯西金向河內轉達新方案。戴維·Ｋ·Ｅ·布魯斯是我的老朋友，擔任我國駐倫敦大使（后來在他的葬禮上我曾為他抬過棺材）。他要求延長四十八小時，而總統只同意延長六小時。阿列克謝·柯西金答應盡力去做，但他十分生气。戴維·Ｋ·Ｅ·布魯斯打電話給迪安·腊斯克說延長這么短的時間非常荒唐，因為六小時內阿列克謝·柯西金根本來不及与河內接触并得到結果。他請求迪安·腊斯克面見總統要求延長几天時間。 迪安·腊斯克拒絕了，如果他未拒絕，也許會好一些。當總統在內閣會議室怒气沖沖地發表意見時，我支持總統。總統說，我們已經兩次延長停火時間，并取消了一次延長期限的計划。他的決定是基于以下情況：每次停止轟炸期間，北越都加強了滲透活動，參謀長聯席會議指責這种局面增加了美軍在南越的傷亡。此外，我們獲悉有大批北越軍隊在調動中。在哈羅德·威爾遜得到俄國人的答复之前，轟炸行動就恢复了。 兩年后，哈羅德·威爾遜在電視上說：“我認為我們离和談已經不遠了……但希望突然破滅了。”他說，只要延長四十八小時就行。約在此時，湯米·湯普森再赴莫斯科擔任大使。 据他報告，蘇聯駐華盛頓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宁說：“阿列克謝·柯西金在倫敦的聲明……不是毫無根据的。”換言之，俄國人有理由相信北越人已准備進行談判了。 哈羅德·威爾遜和阿列克謝·柯西金是對的嗎？我們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我可以肯定：我們在謀求結束戰爭時，沒有很好地統一和協調外交行動和軍事行動。 從一九六六年初到一九六七年夏，公眾仍然非常支持政府的越南政策，盡管美軍的傷亡和新聞媒介對戰爭的議論日益增多。在圣誕節停火結束之后，民意測驗顯示約有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對戰爭持中間立常例如，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路易斯·哈里斯報告，“關于越南戰爭，全國目前有一點是‘一致’的：美國人民希望体面地結束戰爭，有一半人認為我們必須堅持到底。”不過，哈里斯也報告說，“美國人民的意見分歧已越來越大，部分人贊成全力作戰以縮短戰爭進程，部分人贊成談判而不愿冒擴大戰爭的風險。”他的結論是：“如果國內有某种輿論傾向的話，那就是以軍事手段解決目前這种令人不安的僵持局面。” 贊成參議員理查德·Ｂ·拉塞爾的“要么戰胜要么撤退”觀點的人似乎越來越多了。 左翼勢力的壓力——要求我們少打仗或撤退——到一九六八年初才達到高潮，是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決定不參加競選連任的主要原因。而在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的大部分時間，我們無須特別擔心這方面的壓力。總統、迪安·腊斯克和我更擔心的是來自右翼勢力的壓力。霍克斯指責我們在迫使我軍把一只手放在背后作戰，他要求我們解除對美國軍隊的一切束縛。 然而，我們認為在有核時代對越南進行無限戰爭，將使我國和全世界處于非常巨大的危險之中。用迪安·腊斯克的話來說，我們不得不“以冷血的態度去做熱血之事”。總統夫人在日記中描述了我們的困難處境：“到處都是麻煩。我國人民的想法似乎是，‘或者以极大的熱情進行戰爭并贏得胜利，或者抽身而退’。進行有限戰斗是极為艱難的。” 此時，左派的口頭指責和暴力行動開始多起來，特別是在大學校院內。這些反對派經常把我當作攻擊目標，說我是美國的“戰爭机器”的象征。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一個星期，阿默斯特學院和紐約大學的教職員工和大學生因我獲得榮譽學位而罷課表示抗議。此前不久，我在小女儿凱西所在的查塔姆學院畢業班演講時，遭到了糾察隊員的轟赶。 我尊重這些大學生提反對意見的權利和勇敢精神。“現在一些大學生提出抗議有重要的意義。”我在查塔姆學院說，“但是，某些极端分子的抗議行動也許是在幫助我們的敵人……我們要完全認清我們的原則和优勢。在我國，表示反對意見的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我在另外一個場合說：“我認為如沒有表示反對意見的自由，我們就不可能有民主。”我當時這么認為，現在仍然如此。 在我訪問校園期間，最令我煩惱的是我發現，學校的名气越大，學生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就越反對政府的越南政策。 在阿默斯特，抗議我露面的人都戴著袖章。我查點了人數，計算了四類抗議者所占的比例：畢業生，成績良好的畢業生，成績优秀的畢業生，成績极為出色的畢業生。使我惊奇的是，學術水平越高，所占的比例就越大。最大最激烈的校園示威活動發生在伯克利和斯坦福等著名大學。 最早的一次可怕的示威活動是一九六六年秋在哈佛大學發生的。當時，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理查德·諾伊施塔特教授邀請我去向一些在校學生講話。与此同時，在哈佛大學給研究生講授國際關系的亨利·基辛格邀請我到他的班上去。我接受了兩人的邀請，還想訪問我的母校——哈佛商學院。 十一月七日，我來到坎布里奇，沒有帶保衛人員，我在擔任國防部長的七年中，去國內的任何地方都是如此。 我的司机有時帶著手槍。他在伍德羅·威爾遜總統任職內曾為當時擔任助理海軍部長的富蘭克林·羅斯福開過車。 在我們的汽車尾箱里有一支模樣像鋼筆的催淚瓦斯槍。有一天，我到肯尼迪家族開會，討論為約翰·Ｆ·肯尼迪總統選擇墓地的計划。會后，我問尤妮斯·施賴弗（肯尼迪總統的妹妹）是否需要搭車。她要求把她送到沃德曼公園飯店。當我和尤妮斯行駛在康涅狄格大街時，我決定告訴她如何使用催淚瓦斯槍。我把車窗玻璃搖下一點，拿起催淚瓦斯槍摁了一下。由于車速很快，瓦斯回流到車內，本計划在沃德曼公園飯店演說的尤妮斯被嗆得尖叫起來。我們到飯店時，她已精疲力竭了。 我訪問哈佛商學院時一切都很正常，我和昆西學院的學生在查爾斯河上隨意暢談、爭論，使我興奮不已。然而，當我离開昆西學院前往蘭德爾教學大樓亨利·基辛格的班級時，麻煩出現了。昆西學院的大門面向米爾街，是一條僅夠一輛轎車通過的磚石小路。學校派一輛小型客車和校園警衛送我去蘭德爾。當我進入轎車時，一大群學生迅速圍了過來。 這時場面一片混亂。學生們擠在車的周圍，開始搖晃起車來。司机擔心我和他受到傷害，給車加上檔，開始朝前面的學生開過去。 “停下！”我大喊道，“你會壓死人的！” 他挂上倒檔向后開，但學生們已圍到了車后。我說：“我要出去。” “你不能出去，”他警告說：“他們會對你施暴。” 這時已聚集了數百名怒气沖沖的年輕人。任何經歷過聚眾滋事場合的人都知道那是可怕的事情。我使勁推開車門，走出來大聲說：“好吧，小伙子們，我回答你們的一兩個問題。 但必須明确兩點：“你們在聚眾鬧事，有人可能會受傷，我不希望如此；五分鐘后我還有個約會。” 我問誰是負責人，“大學生民主協會”哈佛大學分會（一個激進的抗議團体）主席邁克爾·安薩拉拿出了麥克風。我建議我們上到車頂，既能看見大家，又能讓大家看見。 “在你們提問題之前，”我說：“我想讓你們知道，我曾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度過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四年時光，也曾做過你們今天做的事。” 學生們報之以噓聲，還互相推來擠去。我認為干脆聲明他們的威脅嚇不倒我！可能會避免進一步的暴力行為，所以我說：“那時候我比你們堅強，今天我更堅強。那時候我很講禮貌，我希望我今天更講禮貌。” 問過几個問題后，危險顯然更大了，所以我結束講話，跳下車來，擠進校園警衛為我打開的昆西學院的一道門，來到一個四通八達、聯結哈佛大學許多大樓的地下通道。陪同我走出這個地下迷宮的是哈佛在校生巴尼·弗蘭克，他后來成了馬薩諸塞州第四國會選區的代表。巴尼·弗蘭克和我穿過迷宮，擺脫了其他學生，來到哈佛園內。我遵守諾言到亨利·基辛格的班上講了話，心情多少有些煩躁不安。我在哈佛廣場的一家寬敞明亮的書店里瀏覽書籍半個小時，使自己平靜下來。 晚上我与迪克·諾伊施塔特和其他朋友共進晚餐。我們的談話坦率而友好。我初次表述了我的一個想法：由于戰爭的進程出乎預料，未來的學者們肯定要研究其原因。我認為我們應該努力為這种研究工作提供方便，以防止以后再犯類似的錯誤。這种想法最終導致了《五角大樓文件匯編》的形成。 返回華盛頓不久，我收到哈佛學院院長約翰·Ｕ·芒羅關于那次事件的一份來函。他寫道：對于哈佛學院學生昨天對你采取的粗暴無禮的行動，我希望你接受我們深深的歉意。你來訪期間抽時間与大學生們進行座談，我們非常感謝。對于街上發生的不愉快事件，我們深感不安。這樣的無禮舉動和身体沖撞絕對不應該在大學里發生。我們對哈佛大學發生這樣的事頗為震惊。 我第二天寫信向芒羅院長表示感謝，我說：你們沒必要道歉。我在伯克利的四年中也很活躍，我認為我理解當代大學生對重大問題的濃厚興趣和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表達這种興趣的愿望。有時候，我們的熱情往往會壓倒理智，不過，這种出格的行為不應該成為壓制人們表達反對意見的理由——表達反對意見是擁有自由的人的特權和原則。 來自許多方面的反戰情緒繼續以我為攻擊目標。有時候，這种情緒來自我最關心的那些人。瑪格麗特和我仍然与杰基和博比·肯尼迪過往甚密，常与他們通電話，一有時間就去看他們。博比·肯尼迪已成為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初次見到他時，他似乎是個粗魯無禮的人，認為搞政治應不擇手段。 但在我和他交往的八年中，他的价值觀和對世界的理解向前邁進了三十年。 政府內外的一些人對我仍然与肯尼迪家族的人密切來往頗感惊訝，因為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不信任他們。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和博比·肯尼迪關系緊張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正如亨利·福特不在乎我是否住在安阿伯，或是否拒絕向共和党提供捐贈一樣，林登·Ｂ·約翰遜也接受了我与肯尼迪家族交往的事實，因為他了解我對他的忠誠。當我与他在越南問題上分道揚鑣時，情況仍然如此。 杰基當然不像博比·肯尼迪那樣對總統有政治上的威脅，但是她對當時諸多問題的思考深度絲毫不亞于她的這位小叔子。在我對我們的政策逐漸產生怀疑的漫長過程中，有一天杰基（她是我特別敬佩的一位好朋友）突然淚流滿面，朝我發起火來。我對她大發其火感到手足無措，我至今仍記得事情的詳細經過。 當時瑪格麗特外出旅行，所以我去紐約同杰基共進晚餐。 飯后，我們坐在她在曼哈頓的寓所書房的一個沙發上討論智利女詩人加芙列拉·米斯特拉爾（諾貝爾獎獲得者）的作品。 我們都非常喜歡她的詩《祈禱》。這首詩祈求上帝寬恕她深愛的一個男人，他自殺了。她寫道：“您說他殘忍嗎？您忘了我永遠愛他……您知道，愛是痛苦的。” 杰基的确是個非常迷人的女人，也非常敏感。她的情緒受到了詩的感染還是我說的什么話的影響，我不得而知。她對戰爭感到絕望和不滿。她的情緒波動极大，甚至說不出話來。她突然狂怒起來，捶打著我的胸膛，要求我“設法停止這場屠殺！” 我遭遇其他抗議者的場合更加喧鬧，更加可怕。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次特別令人不安。我的家人和我与吉姆和盧·惠特克（吉姆是征服埃佛勒斯峰的第一個美國人）爬完雷尼爾山后正在西雅圖机場候机。一個男人突然過來大喊：“殺人犯！”他還動手打我。后來在圣誕節放假期間，當我和瑪格麗特在阿斯彭山頂的一個飯店吃午飯時，一位婦女來到桌邊，高聲尖叫道：“殺人犯！你的雙手沾滿了鮮血！” 這些事件當然使我很苦惱。更令人痛心的是這傷害了我的家庭。我的妻子瑪格麗特患了一种危險的潰瘍，需要在第二年夏天做手術。我的儿子克雷格還是個小孩子，后來也患上了潰瘍。 有時這种痛苦和壓抑也會得到緩解。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葉夫根尼·葉甫圖申科（蘇聯最受歡迎的詩人之一）來美國訪問。博比·肯尼迪為他在希科里希爾的家中舉行了盛大晚宴，這是肯尼迪家族“向外擴大影響”的典型做法。我和葉夫根尼·葉甫圖申科一起談論詩歌、冷戰、越南和其它數以百計的話題達好几個小時，他一直在大量飲酒。大約凌晨兩點半鐘，我問他住哪里，要不要我們送他回去。他高興地接受了我的建議，我的司机送他、瑪格麗特和我去斯塔特勒飯店。當他搖搖晃晃地走出小車后，回過頭來對我說：“他們都說你是個禽獸，但我認為你是個人。” 在此前后的一個晚上，我和薩姆·布朗之間還發生了一件趣事。薩姆·布朗是我孩子們的一個朋友。他組織和領導過大規模示威，抗議政府的越南政策。有一次在白宮前示威之后，薩姆·布朗來我家吃晚飯。飯后我和他在書房談了几個小時。當薩姆·布朗起身离開時，他說：“我覺得像您這么喜歡山的人不會是坏人。” 一九六六年秋，國會和公眾的擔心加重了。自由派和穩健派站出來要求進行談判，而保守派則要求進一步加強軍事行動。与此同時，新聞媒介開始大量發表怀疑戰爭取得進展的報道。尼爾·希恩為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出版的《紐約時報雜志》寫了一篇文章，名為《不是鴿子，也不再是鷹》。他在文中說，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他作為合眾社記者初次到越南時，他相信美國的基本目標是正确的。但是到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當他作為《時代》周刊記者重游越南時，他認識到，“以前相信非共產党的越南人能夠鎮壓共產党的暴動并建立一個体面和進步的社會，這是很幼稚的”。 由于涉及博比·肯尼迪的一次不幸事件，政府与國會的關系更加冷淡。這時的博比·肯尼迪是來自紐約的參議員和越南問題上的鴿派人物。他于一九六七年初從巴黎返回國內，似乎是北越派來的合法的和平使者。《新聞周刊》獲悉此事，在二月五日出版的周刊上公布于眾。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勃然大怒，認為這是博比·肯尼迪為了自己的利益有意向外界透露的，而事實并非如此。二月六日總統召見了博比·肯尼迪。總統說：“戰爭將在今年結束。戰爭結束后，我將毀了你和你的那些鴿派朋友們。你們將在政治上死亡六個月。” 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從未像對博比·肯尼迪那樣對我產生過憤怒和不信任感。但他們的對立使我的處境頗為尷尬。 林登·Ｂ·約翰遜知道博比·肯尼迪同我經常討論越南問題。我非常謹慎小心，絕不辜負總統的信任，也不提任何博比·肯尼迪可能用來在政治上反對總統的事情。我從來不向總統隱瞞我的想法，也不向博比·肯尼迪掩飾我對越南的感情。 各种壓力越來越大，給我們這些決策者造成了傷害，我也不例外。一九六七年的一些夜晚，我不得不服用安眠藥入睡。我的朋友、前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戴維·利連索爾在這段時間的日記中寫道，他觀察到國防部長“已不再生气勃勃，臉上顯出苦惱而困惑的神色”。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華盛頓郵報》報道說，迪安·腊斯克和我開始顯出了戰爭造成的疲態。迪安·腊斯克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第二年他感到“精疲力竭”，每天靠“阿斯匹靈、蘇格蘭威士忌酒和四包百靈牌香煙”為生。一九六七年他就是這個樣子。 由于報紙的報道，也由于我認為更換迪安·腊斯克和我對總統在政治上有利，所以我于一九六七年春告訴他：“我們不應該……排除……這种選擇：更換美國政府中的一些關鍵人物，以回應‘華盛頓累了和華盛頓過時了’的指責。” 當一個又一個外交努力以失敗告終后，我的失望情緒和痛苦進一步加深，不再抱任何幻想了。我看不到有任何好辦法贏得（或結束）這場所付代价和破坏力越來越大的戰爭。 一九六六年春在南越發生了更多的佛教徒暴動事件，使我更加擔心。這种自相殘殺使西貢政府更加支离破碎，失去了民眾的支持。令我煩惱的是敵人已兵臨城下而這些南越人仍在內訌。在四月初危机達到高潮時，約翰·Ｔ·麥克諾頓和我制定了一個“可能的‘撤退’計划”，其依据是：“雖然軍事形勢尚未完全惡化，但政治形勢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甚至軍事方面也會越來越僵持不下。”我們的結論是，我們應該考慮利用這些麻煩脫身而出。 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的一次會議上，總統發表了簡短的講話，說“正在准備做一個可怕的選擇——或許要在泰國進行抵抗”。這表明他也有同樣的想法。 但是他、我以及其他人仍然擔心撤退會在國際國內產生不良影響。不久，當南越政府動用軍隊鎮壓民眾騷亂時，危机就出現了。 回顧過去，我非常后悔沒有設法讓大家辯論這樣一個問題：在政局動搖不定的情況下采取軍事行動有無獲得胜利的可能。我認為有一點在當時和現在都很明确，即在一個不能自我管理的國家，軍隊（特別是受外來力量影響的軍隊）是不可能維持好秩序的。 我的許多同事們對局勢有不同的看法。他們看到（或希望看到）政治和軍事方面都在穩步前進。一九六六年夏，迪安·腊斯克說，“形勢已發展到北越不可能獲胜的地步”。沃爾特·羅斯托寫道：“總統先生，您應該能感覺到：受中共支持的河內的軍事進攻已不再被視為未來的主流了……我們雖未獲得胜利，但我們正在向胜利邁進。”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來電說：“這場戰爭在軍事方面進展良好……這意味著真正的危險（唯一真正的危險）在于美國人民是否會失去信心，做出‘讓孩子們回家’的選擇。這將成為失敗的主要原因。”白宮越南事務助理羅伯特·Ｗ·科默訪問南越歸來后報告說，他“是個樂觀主義者，也是個現實主義者”。總統的高級顧問們都不支持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向Ｗ·埃夫里爾·哈里曼表述的觀點：通過軍事手段不可能使問題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所以，我們應該与北越和越共“直接接触”，達成最佳的解決方案。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与總統其他高級顧問之間的意見分歧越來越大，且日趨尖銳和公開化。在那年秋天的一次會議上，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報告說美國在“軍事上”一直是成功的，他預計第二年春季“軍事形勢會完全不同于現在”。 威廉·威斯特摩蘭同意這种看法。 十月中旬我再次訪問南越以后，我對這种看法就不敢苟同了。 我在一份詳細的報告中對總統說，我看不到“有任何可行的辦法能使戰爭很快結束”。影響我思考的問題有許多，我向總統做了詳細說明：敵人的意志尚未被摧毀，他們顯然已經适應了我們阻止他們獲得軍事胜利的新局面，采取了使我們疲于奔命和等待我們自動撤退的策略（是消磨我們的國民意志的策略）。他們知道我們還沒有把軍事胜利變成“現實成果”——摧毀敵人的意志，使南越政府在政治上有所成就。他們認為我們也許根本做不到這一點。 過去一年中，在越南發生的一件顯然有利于我們的事情是大批敵人在重大軍事行動中陣亡了。如果允許在報告中略做夸張的話，那么敵人的損失必定……每年超過六万人。滲透路線似乎應該是北越人的死亡之路。然而，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敵人的意志有所動搖，而且，通過從北越輸入和在南越招兵，敵人顯然能超額補充其損失人數。 ……安民計划毫無進展。与兩年或四年前相比，敵方全日制的地區性武裝和半日制的游擊隊的人數增加了許多；進攻行動、恐怖活動和破坏活動的規模和強度也增加了……我們控制的人口數量只略有增加，越共的基層政治組織遍布全國大部分地區，使其在情報方面占有巨大优勢；到處都沒有安全感（甚至在西貢和海軍陸戰隊的防線以內也是如此）；在農村地區，夜里几乎成了敵人的天下。 轟炸北越的霹靂計划既未對滲透活動造成重大打擊，也未摧毀河內的意志。情報部門的人都承認這些是事實。 從（為民心民意而戰的）這場重要戰爭的角度來講，我們的境況沒有好轉，某些方面甚至有所惡化。這場重要戰爭必須由越南人自己去打贏。我們從一開始就知道這一點。但是令人沮喪的是，正如一九六一、一九六三和一九六五年的情況一樣，我們沒有好辦法訓練和鼓勵他們采取富有成效的行動。 面對這种不幸的局面，我們應該做什么呢？我找不到“好的”答案，所以無法回答。我只能建議總統長時間保持美國的軍事壓力，同時謀求談判。我希望這些努力能阻止對方靜等我方退出，避免沒完沒了地增派美軍，避免發生大規模戰爭的風險，增大通過持續施加壓力實現和解的可能性。 無論我的希望如何，我都認為“預期戰爭在未來兩年中獲得令人滿意的結局是不可取的。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或者談判也許都做不到這一點。雖然我們應該繼續在上述兩個方面努力，謀求在短期內解決問題，但我們也應認識到，成功僅僅是一种可能性，而不具有必然性。” 這是個嚴肅而令人痛苦的方案，但當時我想不出更好的辦法。 副國務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的看法与我大体相同。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原是司法部長，由于總統不滿意迪安·腊斯克對國務院的管理工作，就把尼克調到國務院。中央情報局認為我對形勢的評估“全面、深刻，符合我們（中央情報局）的判斷”。參謀長聯席會議則不以為然。《五角大樓文件匯編》說參謀長們的反應“像預料的那樣迅速而強烈”，這是對他們的情緒的真實寫照。他們對下列內容均表示堅決反對：我對軍事形勢的評估；我提出的穩定美軍人數的建議；我提出的想方設法謀求談判的同時在南越全力推行安民計划和政治上自我管理的計划的建議。他們的反應十分強烈，要求我把他們的觀點轉告總統，我照辦了。 我与參謀長們之間的分歧雖然不是秘密，但也未完全公開化。原因何在呢？因為大多數人希望避免沖突。他們更喜歡巧妙地傳遞不同意見而不愿正面提出來。我想林登·Ｂ·約翰遜也和其他總統一樣，不希望他的左膀右臂發生分裂，特別是在戰爭時期。所以他把我們的意見分歧壓了下來。這是個富有人情味的舉措，但我現在后悔他、迪安·腊斯克和我沒有正視我們之間以及我們与參謀長們之間的這些意見分歧，并進行坦率而深入的爭論。 分歧和矛盾繼續發展，甚至蔓延到個人之間。十二月，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對總統說他預期“在一九六七年會取得突出的軍事成就”和政治局勢的改善，但他又說：“結束戰爭也許得五年時間。”一九六七年二月初訪問西貢之后，厄爾·Ｇ·“巴斯”·惠勒報告說：“越共和北越軍隊絕無希望在南越獲得軍事胜利”。然而不到六個星期，即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威廉·威斯特摩蘭就提出了如下要求：增派二十万軍隊（這將使軍隊總數從四十七万增至六十七万）；把地面行動范圍擴大到老撾和柬埔寨境內；對北越進行規模更大的轟炸和破坏；考慮水陸并進入侵非軍事區以北地區。這意味著要動用預備役人員，把直接參戰的軍隊增加到五十万，每年再增加一百億美元軍費開支——在國防部每年大約七百一十億美元的軍費預算中已有二百五十億美元直接用于東南亞地區。 四月二十七日，我們在白宮討論了上述建議。威廉·威斯特摩蘭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我“強迫”他做如下估計：在美軍增加二十万人、增加十万人或保持四十七万人不變的情況下，“完成我們的使命”分別需要多長時間。他最后說分別需要二年、三年和五年時間。會上，總統曾問他：“我們增派軍隊時敵人不也能增加軍隊嗎？果真如此，何時能了結呢？” 在這次會議上厄爾·Ｇ·“巴斯”·惠勒指出：“轟炸行動即將達到這樣一個階段：除港口之外，所有有价值的固定目標都已受到我們的轟炸。”与此相适應，我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的周二午餐會上建議總統不僅要拒絕參謀長們提出的擴大轟炸規模的要求（摧毀剩余的電力設施的要求除外），而且要把轟炸行動局限在北緯二十度線以南地區（河內和海防以南的“柄狀狹長區域”，大多數軍隊和物資經此區域流向南方）。 我理解并同情軍方人士對于削弱對敵人的懲罰的潛在擔憂，但我的建議依据的是以下几個因素：四月二十七日厄爾·Ｇ·“巴斯”·惠勒的發言；我相信用炸彈和水雷封鎖港口會產生与蘇聯直接對抗的巨大危險；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埃德蒙·賴斯和在馬來西亞的羅伯特·湯普森爵士均認為霹靂計划加強而不是削弱了河內的意志；在北緯二十度線以北地區美國飛行員每次出擊時的傷亡人數是該線以南地區的六倍多；我認為与美國飛行員的重大傷亡相比，我們在該線以北地區給北越造成的損失是得不償失的賽勒斯·Ｒ·万斯、尼古拉斯·卡曾巴赫、理查德·赫爾姆斯、沃爾特·羅斯托和威廉·Ｐ·邦迪贊成我的建議，离開政府后仍与總統保持接触的麥喬治·邦迪在五月三日的一份備忘錄中也表示支持。 中央情報局的評估也支持這一立場。 我的擔憂和怀疑越來越重，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我向總統呈上一份長長的備忘錄（引起了廣泛爭論），表述我的看法。《五角大樓文件匯編》后來說這份備忘錄所持的是“激進的”立場，它闡明了我對事態發展趨勢的嚴重怀疑，也使此后的爭議變得更加尖銳。由于它非常重要，所以我較為廣泛地引用了它。 這份備忘錄開篇寫道： 本備忘錄是在找不到极具吸引力的行動策略的情況下寫成的。河內很可能已經決定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美國舉行大選之前不進行任何談判。繼續奉行我們目前的政策而不進行更大規模的戰爭改變不了河內的決心，也不能使美國人民滿意；增派軍隊和加強對北越的打擊也不可能改變河內的決心，相反可能使我們在東南亞陷得更深，使我們与中國和蘇聯發生嚴重對抗（如果不是戰爭的話）；我們也不愿意屈服。所以，我們必須做出不是十全十美的選擇。 我接著討論了美國的形勢： 越南戰爭在本國是不受歡迎的。當戰爭不斷升級——傷亡的美軍更多，人們擔心戰爭規模會進一步擴大，國內事務中的秘密越來越多，南越和北越非戰斗人員遭受的苦難越來越大時，人們就越來越不歡迎了。大多數美國人不知道我們是怎樣走到目前這一步的，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我們無論如何都不應該陷得如此之深，雖然他們講不出理由。所有人都希望戰爭結束，都期待由總統來結束它。我們要么成功，要么失敗。 美國的這种形勢使美國政界產生了不耐煩的情緒，卻不幸使河內更加有耐心了（人們普遍認為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美國舉行大選之前河內是不會放棄的）。 南越的形勢： 美軍与北越軍隊在南越的“大戰”進展順利。我們在一九六五年避免了軍事失敗，在一九六六年獲得了軍事主動權，給敵人造成了嚴重損失，摧毀了他們的一部分攻擊能力……（但是），流入南越的物資仍然十分充足……敵人仍有發動各种規模的進攻的能力。 遺憾的是我們与越共之間的“戰爭”仍然不太順利。貪污腐敗盛行，政府真正能夠控制的地方很小，整個社會在走向衰敗……民眾仍然漠不關心……民族解放陣線仍然控制著南越的大部分地區，沒有任何證据表明安民計划進展順利。南越軍隊疲弱、消极、不思進取，在推行安民計划時行動非常遲緩。 北越的形勢： 河內對談判所持的態度從未軟化和更新過……他們似乎對政治解決辦法不感興趣，決心与擴大沖突的美軍周旋到底……沒有跡象表明空中轟炸削弱了河內的抵抗意志和其向南越輸送必需物資的能力。河內尚未表現出結束大規模戰斗和勸告越共鑽進叢林的跡象。北越人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他們認為阮高其政權是傀儡政權，他們相信全世界都站在他們一邊。美國公眾不會有足夠的耐力反對他們。因此，雖然他們的政府中或許有某些派別贊成采取其它策略，但他們相信從長遠來看，他們比我們強大。 共產党集團的形勢： 蘇聯的主要目標似乎仍是避免直接卷入軍事沖突，防止越南妨礙蘇美關系的其它方面，同時給予河內足夠的支持，維持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集團中的名譽。 中國主要忙于進行國內的文化大革命。沒有理由怀疑中國會應河內的請求而履行承諾介入沖突。 北京還可能自發地介入進來，如果她認為河內政權已岌岌可危的話。 我接著詳細闡述了威廉·威斯特摩蘭提出的行動策略的依据和理由：贊成向南越增派軍隊的人都相信這樣做能加快結束戰爭的進程。他們都不認為增派軍隊是為了避免失敗，沒有人認為增派軍隊是為了按預定計划進行戰爭，他們都認為如要加速戰爭進程就需要增加軍隊。他們的理由是：我們在一九六五年避免了軍事失敗，在一九六六年掌握了軍事上的主動，此后則連續重創敵軍，破坏了敵人的一部分攻擊能力，削弱了他們對民眾的控制力；對敵軍主力及其根据地采取更強大的軍事行動必將給敵軍造成更大損失，對其作戰能力和對民眾的控制力造成更大的破坏。 這樣一來，我們將更容易在南越創造一個可使安民計划生根發芽并蓬勃開展的良好環境；同時，由于我們在南越取得了進展，由于我們給敵軍造成了重大傷亡，我們將迫使河內盡快改變態度，按照合理的條件結束戰爭。 但是這种做法包含著极大的風險和不良影響，在此必須加以說明：增派二十万軍隊意味著要征召預備役人員，將使全軍增加五十万人。這肯定會在國會引起激烈爭論，也將招致來自國內的要求在南越以外地區采取強大行動的不可抗拒的壓力。要求“解除對參戰軍隊的束縛”的呼聲將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高漲。所要采取的行動將包括更大規模的轟炸，不僅要對原來選定的目標進行連續不斷的轟炸，而且要轟炸水閘和堤壩等戰略（民用）目標，破坏港口以及蘇聯和其它國家的船只。与此相關的行動必將是在老撾、柬埔寨甚至北越采取重大的地面行動。如果中國人在越南或朝鮮參戰，如果美國的損失非常巨大而常規戰爭不能達成預期的目的時，肯定會有人建議使用核武器、放射性武器、細菌武器和化學武器。 簡言之，不斷采取升級行動有使戰爭完全失去控制的危險。我認為必須防止這种危險。我對總統講道：許多美國人和世界上許多國家也許不會容許美國超越一定的界限。世界上的一個超級大國每周殺死或重傷一千名非戰斗人員，因一個是非曲直仍在激烈爭論中的問題而試圖使一個落后的小國家屈服，這的确不是一幅好看的畫面。可以想象，這肯定會扭曲美國人民的國民意識和美國在全世界的形象，特別是在給北越造成的損失足以使我們“成功”的情況下。 這一切使我決定堅決反對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要求。我強調指出，必須把越南問題置于整個亞洲的大環境中來考慮。 我所持的一個觀點与几年前大不一樣：我認為共產党在印度尼西亞的失敗和中國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等事態發展表明，亞洲的形勢向對我們有利的方面轉化，這樣就降低了南越的重要性。我呼吁我們“明确最低目標”，以下述兩項原則為基礎制訂我們的政策： 一、我們的責任只是關照南越人民獲得自己決定未來的權利。 二、如果南越失去自助之力，則我們的責任即告終止。 因此，我提出了一項存在讓步可能的政治軍事策略：把轟炸限制在北緯二十度線以南以封鎖滲透“渠道”；增派軍隊數量限定為三万人，此后不再增加；采取更靈活的交涉立場，積极謀求政治解決。 我坦率地闡述了執行這項策略的困難： 某些人將堅持認為對北越施加足夠的壓力必能有所收獲，否則我們就是在對方未付任何代价的情況下放棄了手中的一個好籌碼。許多人將認為不大量增派軍隊會延長戰爭，會有失敗的危險，會增如前線美軍官兵的傷亡人數。有些人將堅持認為……河內會更加好戰并提出更多要求……有些人將指出，美國改變調子將使“許多人逃离”泰國、老撾甚至南越，將威脅到政府的團結和軍隊的士气，并失去人民的支持。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和美國總統的名譽將受到嚴重影響。 但是我認為這個策略所遇到的困難和所謂的風險比其它任何策略都校經過深思熟慮，我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并坦率地告訴了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越南戰爭正在形成自身的發展勢頭，必須中止這种勢頭”；威廉·威斯特摩蘭的策略“會給國家帶來重大災難”。 另一方面，我認為我的建議“有諸多优點，是謀求談判和按照令人滿意的條件結束戰爭的良策，有助于維持我們与蘇聯的關系，改善我們在國際社會的形象，降低我們与中國和蘇聯對抗的危險，減少我們的損失”。 沃爾特·羅斯托以克制的筆触描述了人們對我的備忘錄的反應，說它在政府內部引起了“非常強烈的反感”。 我能夠處理好我們面臨的問題而讓總統少一些痛苦，讓戰爭早一點結束嗎？我現在認為我當時能做到這一點，而且應該做到這一點。現在我很清楚，我的備忘錄直接指出了結論：我們應該通過談判或者直接行動開始從南越撤退。我們當時很有可能按照某些條件撤退，而且這些條件絕不會比六年后我們接受的條件差，美國國家安全遭受的損失也不會有那么大，美國和越南在人員、政治和社會方面付出的代价會小得多。 ------------------ 网絡圖書 獨家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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