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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越南事務的卷入在我离開白宮東廳那天就結束了。 當然，戰爭又繼續了另一個七年。當一九七三年美國最終离開南越時，我們失去了五万八千名男人和女人，我們的經濟由于多年沉重和不适宜的戰爭支出受到了嚴重損害，我們社會的政治統一遭到破坏，几十年都不會恢复。 這樣高的代价值得嗎？ 迪安·腊斯克、沃爾特·羅斯托和世界上許多地緣政治學家至今仍回答說值得。他們斷言：如果沒有美國對越南的干涉，共產党霸權——蘇聯和中國——將會在東南亞進一步擴張，包括控制印尼、泰國，甚至可能還有印度。一些人則可能更進一步說，蘇聯將會冒更大的風險在世界各地擴大它的影響，特別是中東。在那里，他們肯定會尋求對石油生產國的控制。這些人所說的或許沒有錯，但我卻深深怀疑這樣的判斷。 當蘇聯、中國和越南的檔案向學者們公開后，我們將會對這些國家的意圖有更多的了解，但即使沒有這些材料，我們也知道，共產主義擴張的危險在冷戰的四十年中是确實存在的。雖然在五十、六十、七十和八十年代，西方經常誤解并因此夸大東方的霸權和達到那种霸權的能力，但言過其實地認為，我們不能在這种威脅中保護自己，則仍是一种糊涂和不負責任的說法。 今天看來，如果美國沒有卷入印度支那的戰爭，或在六十年代早期或中期撤出越南，我怀疑，蘇聯和中國在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行動和影響會有什么實質上的不同。現在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促使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做出決定，派遣軍事顧問去南越的兩個條件將不會被滿足，的确也不可能被滿足：政治穩定并不存在，而且看起來也永不會實現；南越政府，即使在我們給以軍事幫助和后勤支援的情況下，仍不能保衛他們自己。 列舉這些事實——它們的确是事實——我相信，我們可以也應該從越南撤軍，或者在一九六三年底吳庭艷被暗殺后的騷亂時期，或者在一九六四年初或一九六五年初南越政權的軍事和政治弱點日漸明顯時，正如下列表格中對應的數据所顯示的，我們至少有三個其它的机會可使撤退被證明是正當的。 如果正确地向美國人民和世界做出解釋，我不相信，美國在任何這些時机的撤軍，會導致西歐怀疑我們對北約的支持和對他們安全的保證。我也不相信，日本會認為我們的安全條約更少可信性。相反，從越南的撤軍可以保全我們的實力，使我們能夠在其它地區進行更具防御能力的活動，從而提高我們的信用程度。 撤軍時間 美軍在南越的水平 美軍陣亡人數 撤軍的根据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 １６，３００ ａ名顧問人員 ７８ 吳 庭艷政權的垮台，政局失去穩定 １９６４年底或１９６５年初 ２３，３００名顧問人員 ２２５ 即使美國提供訓練和后勤支援，事實證明，南越也無保衛自己的能力 １９６５年７月 ８１，４００名作戰部隊 ５０９ 上述情形更為明顯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 １８４，３００名作戰部隊 １，５９４ 事實證明，美軍的戰術和均無法适應占主要地位的游擊戰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 ４５，６００名作戰部隊 １５，９７９ 中央情報局的報告指，由于我們無力擊退南越的敵軍，故在北方的轟炸并不能使北越停止戰斗 １９７３年１月 ５４３，４００名作戰部隊（１９６９年４月） ５８，１９１ ｂ 巴黎條約的簽訂，標志著美國軍事卷往年結束 ａ ．表中和隨后所引用的數据，均由美國陸軍軍事史中心提供，華盛頓特區。 ｂ。 截止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美軍在越南陣亡的人數總計為三万零五百六十八人。 有人說冷戰后的世界与過去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同，所以，越南的教訓將不再适用或与二十一世紀無關。我不同意這种說法。要想從越南的經驗中吸取教訓，首先必須承認我們的失敗。我們在越南的悲劇有十一條主要的原因：一、正如我們一向所做的那樣，我們對敵人（在這里指北越和在中國、蘇聯支持下的越共）的地緣政治意圖進行了錯誤的估計，我們夸大了他們的行動對美國构成的威脅。 二、我們用自己的經驗模式來看待南越的人民和領袖。我們認為，他們渴望并決心為自由和民主而戰斗。我們對這個國家的政治力量做出了完全錯誤的判斷。 三、我們低估了民族主義的力量（這里是指北越和越共），它們可以鼓動人民為它們的信仰和价值去戰斗，并付出犧牲。今天，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我們仍然在重复著類似的錯誤。 四、我們對敵友分析上的失誤，反映出我們完全忽視了該地區的歷史、文化、人民的政治信仰及其領導人的個性特征与習慣。在我們与蘇聯不斷發生的對抗中，也經常出現這种失誤——如在柏林、古巴、中東等問題上——我們好像從未听到過湯米·湯普森、奇普·波倫和喬治·Ｆ·凱南的告誡。這些高級外交人員曾花費了數十年的時間來研究蘇聯。 它的人民和領導人，為什么他們會這樣做，他們對我們的行動會有何种反應。然而，事實證明，他們的建議在形成我們的判斷和決策時毫無作用。高級官員在做出關于越南事務的決策時，也缺乏精通東南亞問題的專家來提供咨詢。 五、正如我們一貫所表現的那樣，我們沒有充分認識到現代化、高科技的軍事裝備、軍隊和理論，在与非正規的、被高度激發起來的人民運動的對抗中，其作用是极有限度的。同樣，我們也沒有能夠把我們的軍事策略，与贏得一個文化完全不同的人民的心靈与思想的任務結合起來。 六、在我們決定行動之前，對于美國是否應當大規模地卷入東南亞的軍事沖突，我們沒有能与國會和美國人民進行深入和坦誠的爭論。 七、當行動已付諸實施，意外的事件迫使我們背离既定的方向時，我們沒能一直征得公眾的支持。 其部分原因在于，我們沒有充分地解釋發生了什么事情，以及為什么我們要這樣做。在讓公眾理解我們面對的复雜局面，以及他們如何會對必要的改變做出積极的反應上，我們的确缺乏應有的准備。而此時，我們的國家正面對一片未知的海域和一個遠在天邊的陌生國度。一個國家最強大的力量并不是其軍事的強大威力，而是其民眾的同心協力，而我們卻恰恰失去了此點。 八、我們沒有意識到，無論是我們的人民，還是我們的領袖，都不是万能的。在不涉及我們自身存亡的事務中，要判斷什么是另一個國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應由國際社會進行公開的辯論來決定。我們并不擁有天賦的權力，來用我們自己的理想或選擇去塑造任何其它國家。 九、我們沒能堅持這樣一個原則：美國的軍事行動——除了對我們自身安全受到威脅時所做的反應外——應該在得到國際社會全力支持（而非只是做個姿態）的情況下，与多國部隊共同進行。 十、我們沒有認識到，國際事務也同生活的某些方面一樣，可能會有一些問題一時無法解決。對于將解決問題作為其生活的信仰与實踐的人們來講，這的确是很難接受的現實。然而有時，我們也不得不生活在一個并不完美、并不整洁的世界里。 十一、在所有這些錯誤中最基本的錯誤是，我們沒能組織一個高層的行政領導班子，去有效地處理那一系列异常复雜的政治和軍事問題。為此，我們承受了极大的風險，付出了生命損失在內的沉重的代价，長期處于動用軍隊的緊張壓力下。假如，這類軍事和政治問題是總統和其顧問們面臨的唯一問題，那么，這种組織上的缺陷將會使我們付出高昂的代价。好在，情況并非如此。當時，我們還面對一系列其它的國內和國際問題。因此，我們沒能深入和全面地分析、討論我們在東南亞的行動、我們的目標，用其它方式處理它的風險和代价，以及在失敗已很明顯時改變戰略的必要性——就像古巴導彈危机時，我們的行政委員會所做的那樣。 以上所述是我們的主要失誤。它們雖然被分別列舉，但從本質上說，它們全都以某种方式互相關聯著。在某一方面的失策，會牽涉或轉化為其它方面的失敗，每一個失誤都將成為一個可怕的扣結上的一環。 指出這些失誤，可以令我們看清越南的教訓，使我們能夠站在一個新的角度上，應用它們來審視冷戰后的世界。 雖然，從八十年代中以來已經出現了冷戰即將結束的明顯跡象，然而，世界上很多國家在校正它們的外交和防務政策時，卻都行動得十分遲緩。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應歸結于，他們還沒有看清楚將面臨什么樣的前景。 由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南斯拉夫的內戰，以及車臣、索馬里、海地、蘇丹、布隆迪、亞美尼亞和塔吉克斯坦等國出現的騷亂，這一切似乎使人們看到，在未來的世界中，無論是在國內的不同集團之間，還是在延伸的國界之間，都仍會存在沖突。宗教間、种族間的緊張關系仍將繼續下去，民族主義將變成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隨著社會的進步，政治革命將會爆發。超越政治分野的歷史性爭端也將持續下去。各國之間經濟實力的懸殊將由于技術、教育在世界上的不均衡分布而不斷擴大。從冷戰開始前就長期存在的第三世界沖突的深層原因，并未因冷戰的結束而煙消云散，它們演變為前蘇聯各國之間潛在的沖突和中東地區持續的緊張局勢。正是這种緊張狀態，在過去的四十五年中引發了一百二十五次戰爭，導致第三世界四千万人的死亡。 在這些方面，將來的世界不會与過去的世界有太大差別，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沖突不會消失，但國家之間的關系將會出現戲劇性的變化。在戰后的年代里，美國擁有權威，并且，在相當程度上使用這种權威，用我們的選擇來塑造世界。 在下一個世紀中，這將絕無可能了。 日本注定要在世界事務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發揮更大的政治和經濟作用。人們希望，它也能承擔更大的經濟和政治責任。同樣，人們也希望西歐能擔此重任。它在一九九三年向經濟一体化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更高度的政治聯合必然會隨之出現（盡管有對“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反對），這將加強西歐在世界政治中的實力。 到下個世紀中葉，几個過去我們稱之為第三世界的國家，將會在人口和經濟實力方面出現引人注目的增長，從而成為國際關系中的主要力量。印度將擁有十六億人口，尼日利亞和巴西的人口將分別達到四億和三億。如果中國在二○○○年實現其雄心勃勃的經濟目標，并在以后的五十年里保持一個并非惊人但卻令人滿意的增長速度的話，它的十六億人口的人均收入將達到富裕水平——西歐二十世紀中葉的水平。 它的國民生產總值將超過美國、西歐、日本和俄國。那將的确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強國。當然，這些數字并不很精确，引證它們的目的，只是為了強調我們面前即將出現的巨大變化。 美國將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它會生活在一個多极化的世界中。因此，它必須修正它的對外政策和防務計划，以便适應逐漸變化的現實。在這樣一個世界上，顯而易見，無論是在超級大國之間——看起來至少會有五個：中國、歐洲、日本、俄國和美國——還是在超級大國与其它國家之間，都需要發展一种新的關系。 很多政治理論家，特別是那些被稱之為“現實主義”的理論家們預言，世界將回歸傳統性強權政治的格局。他們斷言，東西方之間意識形態競爭的消失將會引起傳統關系的复歸。這种關系形成的基礎是：國土規模和經濟實力。因此，美國、俄國、西歐、中國、日本和印度將會在自己的疆域內尋求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也在世界上其它一些不穩定的地區爭奪支配權。例如：哈佛大學的邁克爾·桑德爾教授就這一觀點闡述道：“冷戰的結束并不意味著超級大國間全球競爭的結束。當意識形態的尺度退色后，剩下的并不是和平与和諧，而是曾經風行過的世界政治格局。這种格局的形成基于几個強國為擴大影響而進行的競爭，以及它們對本國利益的追求。亨利·基辛格也是現實主義學派的一員，他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在冷戰中的胜利，已將美國推入一個与十八至十九世紀歐洲的國家体系十分相似的世界……超越一切的意識形態爭端或戰略性威脅的消失，使各國可以將其對外政策的基礎逐漸轉向對本國直接利益的追求。在一個由五到六個主要大國和形形色色小國組成的世界体系里出現的秩序將會与過去几個世紀中的情形相似，國家在對自己利益的競爭中形成和諧与平衡。 亨利·基辛格与邁克爾·桑德爾教授對冷戰后世界國際關系的觀點，基于深刻的歷史性。但我認為，這种論點与目前相互依存關系日益緊密的世界并不一致。任何國家，包括美國都不可能在這個世界中獨立存在。因為，在這個世界体系中，各國在政治、環境、國家安全等方面都已存在著密切的相互關聯。聯合國憲章為這個世界中的國際關系提供了框架，其遠比強權政治的信條更為合适。 持這种觀點的遠遠不止我一人。普林斯頓大學研究生院的院長卡爾·凱森曾這樣講過：“那种將軍事力量作為國家安全的最終保障，將武力威懾作為秩序基礎的國際体系已不再是唯一的可能了。尋求一种不同的体系（基于集体安全）……已不再是追求一种幻想，而是對必要的目標所進行的必要的努力。” 喬治·Ｆ·凱南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五日在外交事務委員會為他九十壽辰舉行的慶祝會上說過，几世紀以來第一次出現這种局面：沒有什么預期的超級大國間的沖突會威脅世界和平。至少在近期內這种超級大國間的和平使得追求和探索對于冷戰后世界的設想，真正成為可能。同時，它也使通過維持保護自己及其利益的能力，避免世界回到大國競爭的時代，成為可能的事情。 維持這种能力并不意味著國防支出應停留在目前這种過高的水平上。例如：美國一九九三年財政年度的整個軍費支出是兩千九百一十億美元，以按通貨膨脹率調整后的美元計算，比一九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此外，比爾·克林頓總統跨越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九年度的五年防衛計划，比一九九三年的支出水平也只有很少的下降。一九九九年的國防支出按通貨膨脹率調整后的美元計算，比冷戰中期的尼克松總統時期僅低了三個百分點。 美國的國防開支相當于世 界上其它國家國防開支的總和。 這樣一种防務計划完全不同于我對冷戰后世界的看法，同時，它也与對我們的國家安全同樣至關重要的國內財政方案格格不入。這种防務計划假設，在北約以外地區的沖突中——如伊拉克、伊朗或朝鮮半島——我們將在沒有其它大國支持的情況下，單方面采取行動。它還假設，我們必須准備同時面對兩個地區的沖突。我認為，這种假設顯然是值得商榷的。 一個國家若想以适度的方式來面對冷戰的結束，它需要确立一种觀念——一种概念的模式——世界已不再受到東西方對抗所支配了。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這种對抗曾成為世界各國制定外交和防御計划的基矗我相信，今后國家之間的關系將直接趨向于五個目標：一、向所有的國家提供反對外部擴張的保證——國界將不應用武力來進行改變。 二、使各國國內少數民族集團的權力得到法律的保護——例如：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境內的庫爾德人——為改善他們的境遇提供條件，以免其訴諸暴力。 三、建立一個机构解決地區和國家間的沖突，避免由超級大國單方面采取行動。 四、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和經濟援助，幫助他們加快社會和經濟發展速度。 五、將保護全球環境作為我們全体發展的保證。 總之，我們應致力于創造這樣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里，國家關系應建立在法律准則之上，國家安全將由一個集体安全体系來保障。防止沖突、解決沖突和維護和平的任務必須由一個多邊組織來承擔，即一個重組的、強大的聯合國，輔以一些新的、擴大的地區性組織。 這就是我關于冷戰后世界的觀點。 描繪這樣一幅圖景，當然遠比實現它更為容易，盡管目標已十分明确，但如何到達那里卻仍不清楚。我既沒有什么具有魔力的配方，也沒有可直達胜利之點的路線圖。我深知，這樣一种局面不會在一個月、一年、乃至十年的時間里形成，只有在具有獻身精神、堅忍不拔的領袖的引導下，它才會一步步緩慢地實現。因此，我呼吁，我們現在就應向此方向做出努力。 冷戰后的世界里，在解決國際國內不可避免的一些沖突時，應盡量減少使用軍事力量的風險，并將傷亡控制在最低水平。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明智的領導，為此，領導權應根据所發生事件在各國間輪流行使。或許，它會經常由美國來擔任，但在一個集体安全体系中，美國必須服從集体做出的決定。當然，這對我們來說會是非常困難的。与此相應的是，如果這個体系要維持下去，其它國家（特別是德國和日本）必須分擔風險和代价——政治風險、經濟代价和流血傷亡的代价。這對他們來說也將是非常困難的。 如果，美國和其它大國對這樣一個集体安全体系有明确的承諾，如果他們宣布，他們將保衛各國不受到攻擊，那么一九九○年伊拉克對科威特的入侵就可能被阻止。同樣，一九九○年初當沖突在前南斯拉夫爆發時，如果美國和北約采取行動，數万無辜生命的被屠殺就可能避免。但是，今天我擔心波斯尼亞會面對同樣的局面，因為，它同樣的沒有國際社會共同認可的解決方案——至少沒有一個軍事解決的方案。 在冷戰后的世界，美國應認清，在什么地方，采取何种方式來使用它的軍事力量。這需要對美國對外政策的目標進行明确的界定。五十年來我們的目標一直很清楚：遏制蘇聯的擴張。但時至今日，這已不再是我們努力的重心，我們已經失去了我們的敵人。那么，什么將取代它呢？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比爾”克林頓總統對英國議會說：“我們的首要目標必須是，擴大和加強世界上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民主社會。”國家安全顧問安東尼·萊克在同一周里也表達了這樣的意向。他說：“遏制戰略的后繼者無疑是擴展戰略——擴展世界上自由、民主的市場經濟社會。”這樣一個概括性的公式，是遠遠不能夠說明我們的目標的。 顯而易見，美國不可能也不應該介入其它國家因走向資本主義民主而導致的所有沖突。例如：我們沒有對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在格魯吉亞建立民主制度的企圖給以軍事支持，這是完全正确的。我們也不應該被期望，使用軍事力量去阻止世界上所有對無辜百姓的屠殺。當前，世界上至少有十几個地區在燃燒著戰火：波斯尼亞、布隆迪、格魯吉亞、伊拉克、克什米爾、盧旺達、蘇丹和也門，這里列舉的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激烈的沖突或許不久還會在科索沃、萊索托、馬其頓和扎伊爾爆發。難道所有這些地方我們都要卷入嗎？無論是美國還是其它超級大國都不可能明确地回答這一問題。答案只有在我們國內，在超級大國之間，在國際組織的會議上，經過長達數年的廣泛討論后才會得出。 我們必須為我們自己和其它國家使用軍事力量，确立一個适當的界定標准。反對侵略的標准可相對的簡單明确，但那些与維護政治秩序和在國內避免大規模屠殺有關的條款——如一九九四年在盧旺達的情況——則不能過于簡單。 几個基本的問題必須澄清：我們應對什么程度的人類苦難予以反應？根据聯合國确定的全球公約和一九八九年我國的立法：美國同意加入反种族屠殺的活動。但是什么樣的行動可定義為种族屠殺呢？一九九四年六月，美國政府确認二十多万盧旺達人的被殺是“种族屠殺行為”，但同時卻拒絕聲明該行動屬于條約中規定的范圍。 難道，那里不正是一個种 族大屠殺的典型例子，而需要國際社會給予公正的干預嗎？那么，我們究竟應在什么情況下進行干預呢？是為避免外交失利和暴力沖突的出現，還是當屠殺開始升級之時？當某個國家陷入這种局面時，我們又該做出何反應呢？——如前南斯拉夫的情況——當他們聲稱，外部干預是明顯地侵犯他們的主權之時。對此，我們也已經看到，非洲統一組織和美洲國家組織在支持這种干涉時一次又一次地失敗。 所有以上所說都提醒我們，在規定介入的標准時應該認清：正如我們在越南得出的教訓，軍事力量在推進國家建設進程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僅憑軍事力量本身，并不足以重建一個“已經失敗的國家”。 同時，我們也應使美國人民明白，這類問題至少需要几年的時間來回答，但我們應努力促進該問題在我們國內乃至國際論壇中的辯論。某些問題或許永遠得不到解決，這需要時間。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不可能糾正所有的錯誤。我們認為，使用武力維持秩序是适當的，但在這樣一個不完美的世界里，這种判斷是否正确還無法斷言。因此，它必須接受檢驗，必須搞清，它是否符合那些共同參与決策、協助其實施、并愿承擔所付代价國家的利益——這是我們從越南得出的另一教訓。 有時，美國的軍事介入不應僅站在人道主義和維持和平的立場來評价，而應基于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考慮。毫無疑問，如果是對我們國家的直接威脅，我們在与國會和美國人民做适當的商量后，應該也愿意單方面采取行動——如果威脅不是直接的，但具有潛在的嚴重性——例如，在科索沃和馬其頓的沖突可能引發一場大的巴爾干戰爭，使希腊、土耳其甚至意大利全部卷入——我們應該如何反應？我強烈地呼吁，我們的行動應該基于這樣的原則：多方協商決定，共同承擔責任——這是從越南得到的又一個教訓。 在冷戰后的世界中，我們所進行的戰爭更多的將不是像越南那樣的“有限戰爭”。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一九九一年三月在林登·Ｂ·約翰遜圖書館落成典禮上談到越南戰爭時曾說：“當時我覺得我們就像被捆住了手腳”，但是，“我們應對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沒有讓戰爭在地理上擴大記上一功。” 當然，越南告訴了我們打一場有限戰爭是多么困難，它使美國長時間地遭受重大傷亡，但事實也證明，有限戰爭比無限戰爭更可齲在卷入這類沖突前，美國人民必須明白我們將面對的困難，美國軍隊也必須清楚地知道和接受他們行動時所受的限制。如果我們的有限目標在付出可接受的風險和代价后無法達到，那么，我們的領袖和人民必須有決心放棄已付出的代价，立刻撤退。 我們必須從越南的教訓中學會怎樣有效地組織有限戰爭。我們在那里最終失敗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們沒有建立一個由高層文武官員組成的專門机构，從而對那里的工作進行詳盡而專門的指導。我所講述的決策過程曾令人震惊地不斷顯示出，我們沒能把最基本的問題公之于眾；而我們對此疏忽也沒有清醒的意識；總統顧問班子中對戰爭進程的深刻分歧既沒有被擺上桌面來討論，也沒有最終得到解決。 正如我曾講過的，導致這种結果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們沒有進行适當的組織工作，在華盛頓沒有專門處理越南問題的高層官員。由于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國家安全顧問、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他們的助手們都把注意力分散于一大堆复雜而又急需應付的事務中，致使我們的一些弱點未能被預見，特別由于我們沒能對大部分基本問題進行系統的討論。為避免這种問題的重演，我們應在最高層建立一個專職的班子——丘吉爾曾稱之為戰時內閣——使其將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越南問題。這個班子至少應包括：助理國務卿、國防部長助理、國家安全顧問、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中央情報局局長，他們應每周在規定的時間与總統聚會并進行長時間的連續討論。每月還應召開包括有美國駐越南大使和軍事指揮官參加的擴大會議，會議應本著公開和坦率的宗旨，就像古巴導彈危机時期行政委員會的討論那樣——這將有助于避免災難。在指導所有將來的軍事行動時，都應建立同樣的組織管理系統。 最后，我們還必須明白，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后果——特別是在當前這种使用高度复雜和具有极大破坏性武器的時代——是很難預計和控制的。因此，除非我們的國家安全确實受到直接威脅，我們應盡量避免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這些就是越南給我們的教訓。愿上帝保佑我們能吸取這些教訓。 我想對越南問題再說几句最后的話： 讓我簡單直言，我希望得到大家更深的理解：為了我們所認為是美好和崇高的理由，美利堅合眾國在越南進行了八年的戰爭。兩党政府都想通過這一行動保護我們國家的安全，防止共產主義极權勢力的擴張，推動個人自由和政治民主。肯尼迪、約翰遜和尼克松三屆政府都做出了進行這一戰爭的決定。這些決定要求美國人民做出犧牲，我們的人民也的确在這些目標和价值的名義下經受了可怕的痛苦歷程。 人們總是事后比事前聰明。這一格言在時間的走廊里，在許多人身上、許多种情況下和許多時代中不斷回響。人無完人，我們也難免會犯錯誤。我不得不帶著痛苦和沉重的心情坦白承認，這個格言同樣适于我和与越南有關的一代美國領導人。雖然我們希望去做正确的事情。也相信我們正在做正确的事情，但根据我的判斷，事后證明我們錯了。我們過高估計了失去越南對西方安全的影響，此外，在最終的決策中，我們沒能堅持這樣一個基本的原則：如果南越能夠得到拯救，那必須由他們自己來贏得戰爭。從這一基點的迷失，使我們在一個先天不穩的基礎上，不斷地進行更大規模的行動，然而，外部的軍事力量不能取代其政治秩序和政治穩定，這些只能靠其人民自己來建造。 最后，我們還必須面對那些在越南戰爭中永不會歸來的美國人的命運。我們不明智的卷入是否抵消了他們的努力和犧牲？我不這樣認為，他們并沒有參与決策，但卻響應了祖國的召喚，為了祖國的利益走上了艱難之路。他們為祖國及其理想舍棄了自己的生命。我們在越南的失誤并不能掩蓋他們的祟高犧牲，這种犧牲使所有活著的人景仰。讓我們從他們的犧牲中得到領悟，只有這樣，才能表達我們衷心的敬意。 當我結束這本書時，我想起拉迪亞德·吉卜林《宮殿》一詩中的几句話，我在大約六十年前第一次讀到了這首詩。拉迪亞德·吉卜林的詩句對我的一生都具有极大的意義，今天它們仍不斷縈繞在我心頭：我曾是一個國王，一個瓦匠——一個公認的能手，技藝精良。 我清理了我的土地來建一座宮殿，如同一位國王要建造的那樣。 命運驅使我向下挖掘，在淤泥中，現出了一座宮殿的殘垣。 就像一位國王曾建造的那樣。 這座宮殿沒有設計上的才思，又無時尚值得效仿。 這里或那里，殘留的基石無目的地散處在地上，石匠在每一塊石頭上，都粗陋歪斜地刻著：“在我之后，會有一個建筑者，告訴他，我也曾聲名遠揚”。 我飛快地修整了地基，在那里豎起了我精心設計的宮殿的廳堂。 我敲下斷壁的磚石，雕刻琢磨，重新裝上。 我磨碎石塊，燒成石灰，在地上舖撒。 在那個已失勢的亡靈的遺贈中，我隨意取舍，心花怒放。 我不無得意地嘲笑那廢墟，然而，當我打碎石方，在被拆毀的地基上，我讀出了那建造者心中的詩行，我似乎看到他正在站起來抗辯，我明白了，他建造的宮殿映出了他追求的夢想。 我曾是一個國王，一個瓦匠——我的事業正如日中天，無比輝煌，在黑暗中我听到一句話，人們低語著將我喚到一旁，他們說，“不能停下”，他們又說，“你的表演已該收潮。 “你的宮殿會像其他人的一樣矗立在那里——后來的國王將用它建造新的宮牆”。 我取回我的瓦片、錠盤和支架，從溝渠中喚回我的工匠，我把我建造的一切拋給了無信仰年代的信仰。 我只在木架上刻著，我只在石塊上刻著：“在我之后，會有一個建筑者，告訴他，我也曾聲名遠揚”。 每個人的一生中几乎都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夢想和無法達到的目標。我當然也是如此。時至今日，一個世紀的流血沖突即將結束，我們有幸得到机會用新的觀念來看待未來。冷戰已經結束，在我們面前擺著越南的教訓——它們能夠被吸取被應用。我們應該更清楚地看到，一個由數以千計核武器武裝的世界所存在的危險，并且，我們可以采取行動來避免核災難。我們對一個多邊机构在減少和緩和國內國際爭端方面的潛力和局限，有了更清醒的認識。那么，我們是否有理由相信二十一世紀雖然不會是一個平靜的世紀，但在這個世紀里，再也不會目睹另外的一億六千万人被戰爭殺害呢？當然這肯定不只是我一個人的希望，也不僅僅是我的夢想，而是我們堅定的目標。一些人會認為這种斷言太天真、太簡單，是堂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言論。但是作為人，作為一個擁有影響世界事務能力的大國的公民，如果我們不竭盡全力，我們又怎么能得到和平呢？ ------------------ 网絡圖書 獨家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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