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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及所有其他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居民，繼續生活在核破坏的風險之中。今天，美國的戰爭計划与六十年代一樣，規定在必要的情況下可以使用核武器。 但一般的美國公民并未意識到這一事實。毫無疑問，在一九九二年布什總統与葉利欽宣布已就大量削減美國和俄國的核儲備取得一致意見時，美國公民們會感到意外与惊喜。目前，世界上有四万到五万枚核彈頭，其全部破坏能力是夷平廣島的原子彈的一百万倍。假設ＳＴＡＲＴ１條約中的削減計划能夠實現，那么全部核武器的庫存將會減至兩万枚左右。布什和葉利欽同意進一步削減，這將使五個已被承認的核大國在二○○三年總共擁有近一万二千枚核彈頭。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舉措。然而，即使美國國會和俄羅斯議會批准了這項協議——這還不能被完全确定——世界各國遭到破坏的風險也只是有所降低，而遠非被徹底排除。我怀疑幸存者——如果有的話——是否能分辨出，一個有一万二千枚核彈的地球与一個有四万枚核彈的地球之間，有什么太大的區別。我們能否可以就此止步呢？ 回答當然是肯定的。 冷戰的結束，使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核武器的無益以及由于其繼續存在而帶來的巨大風險。同時，這种情形也帶來机會和危机感，迫使五個公認的核大國（美國、俄國、法國、英國和中國）重新審視他們的長期核計划。我將提出三個可供選擇的核戰略，我認為，我們應就它們展開廣泛、公開的辯論。我相信，這种辯論一定有助于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可達到的限度內，我在這個句子下面划了線以示強調——我們應退回到一個無核的世界中去。 為證實我的觀點，我列出了以下三點： 一、一九六二年古巴導彈危机的經歷——特別是最近從中吸取的教訓——清楚地表明：由于我們和其它核大國擁有大量的核武器，我們必將面對使用它們的風險。 二、從軍事角度而言，這种風險已不再具有——如果說它曾經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了。 三、最近几年，在一些第一流的防務專家中，關于核武器軍事作用的觀念已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 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當然不是大多數——闡述了与我相似的觀點。 首先，讓我們看看古巴導彈危机。今天，人們已普遍認識到：蘇聯、古巴和美國在一九六二年八月的行動已將三國置于戰爭的邊緣。但人們當時并不知道，而且直至今天也沒有廣泛認識到，當時的世界已瀕臨一場核災難的邊緣，而三個卷入的國家中卻無一曾企圖制造這樣的風險。 當蘇聯一九六二年夏秋之際向古巴運送核導彈与核炸彈時，危机就開始了，蘇聯的行動是秘密的，顯然企圖掩人耳目。導彈与炸彈以美國東海岸的沿海城市為目標。一架Ｕ—２型偵察机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四日星期天，拍下了部署核彈的照片，這些照片被送交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總統和他的安全顧問們意識到，蘇聯的行動已构成對西方的威脅，因此，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發布命令，在海上對古巴進行封鎖。封鎖行動將于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三開始實行。同時准備了空中打擊和兩栖登陸行動。根据這項緊急行動計划，第一天將出動一千零八十架次戰斗机進行空中攻擊，并且，一個總數為十八万人的登陸部隊也已被集結在美國東北部港口。 在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和十月二十八日星期天，危机達到了頂峰，如果尼基塔·赫魯曉夫沒有在十月二十八日星期日，公開宣布他們已經運回了導彈，那么，在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一，約翰·Ｆ·肯尼迪的大部分軍職和文職顧問將建議實施打擊。 為了弄清楚是什么引起了危机，以及怎樣在將來避免同樣的情況，蘇聯、古巴和美國參与有關決策的高級官員們在長達五年之久的時間里，舉行了五次會議來進行會談。一九九二年一月由菲德爾·卡斯特羅主持，在古巴的哈瓦那舉行了最后一輪會談。一九八九年一月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三輪會談的結論清楚地表明：所有三個國家在危机前后所做出的決定，都由于錯誤的信息、錯誤的判斷和錯誤的考慮而被導入歧途。 我將只列出其中四個例子以資說明： 一、一九六二年蘇聯導彈被運進古巴之前，蘇聯和古巴相信美國企圖入侵這個島國，以便推翻卡斯特羅，顛覆他的政府。而當時我們并沒有此种打算。 二、美國相信，蘇聯將永遠不會在蘇聯境外部署核武器，但是他們卻的确這樣做了。在奧斯科，我們了解到，一九六二年十月以前，雖然，中央情報局報告說古巴沒有核武器，但蘇聯的核導彈的确已運進古巴，并准備瞄准美國的城市。 三、蘇聯相信，它們可以將核武器運進古巴而不被發覺。即使美國人發現它們已經存在，也不會做出反應。然而，他們再次錯了。 四、最后，一些人准備說服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用美國的空中打擊摧毀核導彈，并繼之以兩栖登陸入侵古巴。可以肯定，這些人錯誤地相信，蘇聯將不會進行軍事反擊。當時，中央情報局報告說，古巴只有一只一万人的蘇聯部隊，而在莫斯科會談時，与會者了解到，當時實際上有四万三千名蘇聯士兵駐在台巴，并且，古巴本身還擁有二十七万裝備精良的部隊。這兩支部隊，用他們指揮官的話來講，是決心“誓死戰斗的”。古巴官員曾估計他們會遭受十万人的傷亡。蘇聯方面，包括長期任外交部長的安德列·葛羅米柯和前任蘇聯駐美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宁都表示，根本不相信美國會認為，在面對這樣一种災難性的失敗時，蘇聯會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做出軍事反應。以上結果非常可能導致無法控制和不斷升級的局面。 在莫斯科會議將要結束時，与會者一致同意，我們從討論中可以吸取兩個主要的教訓：一、在這個高技術武器時代，危机的處理必然是危險的、困難的和無法确定的。二、由于錯誤的情報、錯誤的判斷和某种我剛才列舉的錯誤的考慮，對超級大國之間軍事行動的結果根本不可能進行有把握的預測。因此，我們必須把精力集中于避免危机的發生上。 在一九六二年危机期間，我們一些人——特別是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和我——相信美國面臨著巨大的危險。莫斯科會議證實了這种判斷。但是在哈瓦那期間，我們了解到，我們雙方——肯定還有其它國家——都嚴重地低估了這种危險。前華約總參謀長阿那托利·格里布科夫將軍告訴我們，一九六二年在古巴的蘇聯部隊不僅擁有中程導彈，還擁有核炸彈和戰術核彈頭。戰術核彈頭是用來對抗美國入侵部隊的。當時，正如我提到過的，中央情報局報告說古巴沒有核彈頭。 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我們又了解到更多的情況，俄國報刊上的一篇文章聲稱，在危机的高峰時期，駐古巴的蘇聯部隊擁有總數達一百六十二枚的核彈頭，其中至少有九十枚戰術核彈頭。此外，曾有報告說，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危机爆發后不久——核彈頭被移出儲備庫運往离發射裝置更近的地方，以便隨時反擊美國的入侵。 第二天，蘇聯 國防部長馬林科夫斯基接到蘇聯駐古巴部隊司令伊薩·普利葉夫將軍的一份電報，向他通報了這一行動。馬林科夫斯基將電報送交尼基塔·赫魯曉夫。尼基塔·赫魯曉夫交還電報時在上面潦草地批了“同意”。很顯然，當時存在极大的危險。 面對美國的攻擊——正如我說的，美國政府和軍隊中的很多人都准備向約翰·Ｆ·肯尼迪總統提出這种建議——蘇聯在古巴的軍隊极有可能選擇的是，使用核武器而非放棄它。我們無需推測在那個事件中會發生什么情況，因為我們可以确切地預見到它的結果。 雖然美國入侵部隊不會配備戰術核彈頭——總統和我明确禁止那樣做——但也沒有人會相信，一旦美國部隊受到核武器的攻擊，美國會控制自己不進行核反擊。那么，這一切又如何結束呢？在這种十足的災難中，我們不僅會在古巴付出空前的傷亡代价，這個島國也將會被毀掉，同時，還极有可能在古巴之外的地方出現核戰爭的危險。 我所希望強調的關鍵是：人類是難免要犯錯誤的，我們都會犯錯誤。在我們的一生中，錯誤會讓我們付出代价，但我們也應嘗試從錯誤中學習。常規戰爭會付出犧牲，有時是成千上万人的犧牲。但如果錯誤是關于核武器的使用，那將會造成整個人類社會的滅絕。因此，如果將人類易犯錯誤的天性与核武器結合在一起，那無疑將是對空前性災難出現的极大推動。 繼續接受這种冒險有什么軍事上的必要性嗎？回答是“沒有”。 卡爾·凱森、喬治·Ｗ·拉思詹斯和我曾對核武器的支持者指出，“冷戰后核武器的使用只有一個似是而非的方案：即在不存在預期報复的情況下才可使用。那就是說，或者攻擊一個無核國家，或者攻擊一個雖擁有核武器，但兵力极弱，以至核武器的使用者确信，他們可在一次打擊下即使對手徹底解除武裝”。我們補充說，“實際上，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它也不能為在戰爭中使用核武器提供充分的理由。例如，雖然，美國部隊在朝鮮戰爭期間有兩次處于十分險惡的困境中，第一次是在一九五○年南北朝鮮雙方的沖突發生之后，第二次是中國軍隊跨過鴨綠江時，而美國并沒有使用核武器。當時，中國和北朝鮮并無核能力，蘇聯只有一顆微不足道的核彈。”我們的論證導出下面的結論：在阻止敵手使用核武器方面，核武器的軍事使用，只會起到极為有限的作用。因此，如果我們的敵人沒有核武器，那么，我們也就沒有擁有它們的必要。 一方面由于我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在核危机時期我們与災難已多么的接近，另一方面，還由于人們日益感到核武器缺乏軍事上的使用价值，因此，對核武器作用的思考已出現了革命性的變化。這些變化大部分出現于最近三年之間。 許多美國的軍事領袖——包括兩位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一位前歐洲盟軍最高統帥和一位現役的空軍高級將領——對核武器的認識已遠遠超出布什—葉利欽協議的范圍；還有一些人則更進一步宣稱，如同我所闡述過的，長期的目標應該是在現實可行的范圍內，回到無核的世界中去。 當然，也存在与此相反的主張。大多數西方安全專家——包括軍隊和文職官員，繼續相信，核武器的威脅可以防止戰爭。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就曾說過，限制核武器的計划是“在常規戰爭中保證世界安全的計划，所以我并不熱衷于此”。由前國防部長理查德·切尼任命、前空軍司令托馬斯·里德領導的顧問委員會的報告，也反映了与此基本相同的看法。現任政府看起來也支持這一觀點。 但即便接受這种觀點，人們也應清楚地看到：將核武器作為抵御常規軍隊入侵的威懾力量，同樣也會付出長期高昂的代价，即隨時存在相互進行核攻擊的危險。 至今，大部分人仍不知道，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早在五十年代中就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當時，他向總統遞交了一份高度保密的備忘錄。這一備忘錄几年前剛剛解密。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備忘錄中指出：“將原子能用于戰爭，對任何國家來講都是一种過大的能量。”因此，他建議將核力量的控制權交給聯合國的一個無否決權的安全委員會，從而“普及熱核武器抵御戰爭的能力。” 近几年來，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建議已得到一些著名的安全專家們的響應，然而，我認為，公眾或許尚未注意到他們的觀點。因為這些觀點反映在三個報告和一大批雖不保密但卻并未廣泛傳播的聲明中。 這三個報告都發表于一九九○年之后： 一、一九九一年，在一份由已退休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戴維·Ｃ·瓊斯將軍簽署的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的報告中這樣寫道：核武器除了阻止……另一方的核攻擊外沒有其它用途。”該委員會相信美國和俄國的核力量可以降至一千到兩千個核彈頭。 二、一九九三年春，《外交事務》雜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合著者之一是另一位退休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小威廉·Ｊ·克勞上將。文章指出：到二○○○年，美國和俄國的戰略核力量可減少到各自擁有一千到一千五百個核彈頭。該文在收入一本書時進行了擴充，其中說道：“一千到一千五百個核彈頭將不是二十一世紀初可達到的最低水平。” 三、一九九三年，前北約在歐洲的最高統帥安德魯·Ｊ·古德帕斯特上將發表了一份報告，其中指出，現存的五個核大國應該將核武器儲備降到每國二百枚，而最終結果則應該是零。 這三個報告不應使人們感到惊訝。因為近二十年來，越來越多的西方軍事和文職防務專家對核武器的軍事价值表示怀疑，以下是他們的觀點：·一九八二年，英國國防總參謀部七位退休參謀長中的五位曾表示，他們相信，根据北約的政策，首先使用核武器將會導致災難。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的英國總參謀長路易斯·蒙巴頓勳爵在一九七九年被謀殺前的几個月說道：“作為一名軍人，我看不出核武器有什么用。”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六年的英國總參謀長菲爾德·馬歇爾·卡弗勳爵在一九八二年寫道，他完全反對北約首先使用核武器。９·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亨利·基辛格一九七九年在布魯塞爾講演時明确表示，他相信，無論面對什么樣的挑釁，美國永遠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攻擊蘇聯。他說：“我們的歐洲盟國不應該總是要求我們，增加我們不可能擁有的戰略保衛力量。因為，即使我們擁有這种力量，我們也不能使用。要知道一旦使用這种力量，我們將面臨文明毀滅的危險。” ·原美國太平洋地區陸海空三軍總司令諾埃爾·蓋勒將軍在一九八一年指出：我們的任何核武器都沒有實際的軍事使用价值，其唯一合理的使用价值是，阻止我們的對手使用他們的核武器。 ·前西德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在一九八七年接受ＢＢＣ廣播公司的采訪時說：“靈活的反應（北約的戰略要求在反擊華約的非核攻擊時，可以使用核武器）是一派胡言。我并不是說它過時了，而是說它只是一派胡言……西方在五十年代形成一种觀念，認為我們將愿意首先使用核武器，以便補充所謂常規力量的不足，這种看法從未使我信服。” ·尼克松總統的第一任國防部長梅爾文·萊爾德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二日在《華盛頓郵報》的報導中說：“一個世界范圍核為器零的選擇加上充分的檢驗，應該成為我們當前的目標……這些武器……沒有什么軍事上的使用价值。” ·前美國空軍總參謀長和前戰略空軍司令拉里·韋爾奇將軍最近表達了同樣的看法。他說：“核武器的威懾力量取決于某些人的相信，即一旦你做出行動，那將是完全沒有理性的行動。” ·一九九四年七月，美國航天司令部的總參謀長查爾斯·Ａ·霍納上將宣稱：核武器已經過時了，我想徹底擺脫它們。” 在六十年代初，我就得出了与此相似的結論。在許多次私人談話中，開始是与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后來是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我都曾建議無論何种情況，無論任何限制條件，他們都永遠不要首先使用核武器。我相信他們接受了我的建議。 但無論是他們還是我都不能公開談論我們的立場，因為這与北約的現行政策相悖。 今天，我列舉了有關核武器作用的兩种完全相對的觀點，一方以現政府、布熱津斯基和里德為代表，另一方由古德帕斯特、萊爾德和施密特為代表——但是，雙方在一個問題上卻意見一致，即：首先使用核武器來打擊擁有核武器的對手，將無异于引火燒身。因此，我們應該立即開始討論，以為五個核大國的長期方案做出优劣得失的比較。 我們可以從下面三個方案中進行選擇： 一、繼續執行當前的“持續威懾”戰略。這意味著使美國和俄國的戰略核彈頭限制在每個國家三千五百枚以下。布什總統和葉利欽已就這個數字達成了協議。 二、保持一個最低限度的威懾力量——如同美國國家科技委員會提議，由瓊斯將軍和克勞將軍支持的那樣——兩個最主要的核大國各保持不超過一千至二十枚核彈頭。 三、像我与古德帕斯特將軍強烈主張的那樣，所有的五個核大國，在現實可行的范圍內，回歸無核的世界。 如果我們敢于打破那個統治著核大國四十多年之久的關于核戰略的思維定式，我相信我們就的确可以將妖怪放回瓶子里。反之，則存在一种真實的危險：二十一世紀將可能目睹一場核悲劇。 安德烈·薩哈羅夫曾說過：“降低將要毀滅人類的核戰爭的威脅，在所有需要考慮的問題中，是壓倒一切的問題”。 他無疑道出了一個千真万确的真理。 ------------------ 网絡圖書 獨家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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