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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眼角的余光掃了一眼報紙上的大寫黑体標題：英國一家商業銀行倒閉。 “麗莎，”我小聲說，“買份報紙。我無法看這則消息，巴林破產了。” 麗莎拿起報紙開始看那篇文章，文章提到了一個失蹤的交易員。我看了看遠處的旅館，我們處于一片空曠地帶，正是婆羅洲北海岸的中部。我們被困住了。如何才能离開這里？麗莎走向收款台，要刷卡付報紙和餅干錢。 “付現金。”我說，“不要在任何地方簽名。” “謝謝。”商店售貨員甜甜地笑了。 我們倆跌跌撞撞地走出商店，返回旅館。麗莎坐在床沿上讀那篇文章。我撕開餅干盒開始嚼餅干，后來又去了浴室洗澡。我無法自己看那份報紙。麗莎把那篇文章讀了三遍，當我們互相注視時，我覺得她仿佛在盯著一個陌生人。 “那個失蹤的交易員就是你吧？”她問我。 “是的，這就是我一直想要告訴你的。我把他們的錢弄虧了。我根本不知道情況會這么糟。” “那我們該怎么辦呢？” “給母親打個電話。”麗莎說，“她會告訴我們現在情況如何。” 我無法忍受听她們的談話，因此我泡在浴缸里，集中精神放松自己。每次我閉上眼睛時，周圍的世界就如同倒置一般。 “我們都很好，母親。”我听見麗莎說，“我們會盡量回家去。我最好不告訴你我們在哪儿，這樣別人間時你也不必撒謊。” 當母親告訴她那邊的情況時，麗莎沉默不語，令我惊訝的是，麗莎開始大笑起來。 “他沒有！”她邊笑邊說，“上帝在幫助我們。” 然后，又是長時間的沉默。 “好吧，母親。”麗莎定了定神說，“可能時我們再給你打電話，但我現在得走了，我們愛您。” 麗莎走進浴室坐到地板上。 “下議院正在為此事爭論。”她說，“財政大臣把你叫做‘痞子交易員’，彼得·巴林的話會上了報紙，他說這是一個陰謀。 巴林銀行破產了，總損失六億多英鎊。” 我伸手在浴缸底找肥皂，我很生气，因為旅館里的肥皂總是這么校“母親還說我們早已取代查爾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成了報界的頭條新聞。人人都在找我們，全亞洲都在找，一些人認為我們正乘坐你的快艇在印尼附近游動。” 我很快明白了這些。除了有關快艇的說法外，報界一點儿也沒有開玩笑。 “什么事那么可笑？剛才你笑什么？” “我母親給你父親打電話想知道他怎么樣。他們倆正通話時有人敲你父親的門，他回答說門開著，后來我母親在電話里听見一陣嘈雜，他大叫‘滾出去’，然后是一陣靜寂，你父親把《每日鏡報》的一名攝影師赶了出去，把他推倒在門前的台階上。” “我們就需要這些，”我說，“我把巴林銀行弄得破產，我父親把那個家伙打倒在地。” 我環顧四周，浴室里沒有窗戶，只有雪白的磁磚和浴帘，是一個大概有六平方英尺大的小房間。我走出浴室，和麗莎一道坐在床上。 “我給丹尼打個電話看看新加坡現在情況怎么樣。” 我給FTC打電話找到丹尼。那正是星期一下午，市場已經垮掉了。日經期貨開盤是八百八十點，收盤是一万六千九百六十點處六百四十五點。而得知我的空頭合約后，JGB期貨又爬升了五十點，因為大家都知道巴林銀行想要清帳就得買合同。我實在算不出我的合約損失了多少錢，但假如星期五他們仍沒賣掉任何合約，那損失數目就會加倍。我不能想這件事——去他的吧，銀行破產，我也負擔累累。 “嘿！” “尼克！你他媽的在哪儿？” “馬來西亞。” “听著，我們不能多說，不然別人會發現的。听我說，情況對你來說不能再糟了。這里全是你的敵人，赶緊离開亞洲，回偷敦或去澳大利亞。如果他們在這里抓住你們，你倆會被打死的。” “我們將盡力离開。” “sIMEX已經勒令巴林銀行退出。喬治·塞歐破口大罵，大家都對你恨之入骨了。給自己找個好律師，不管在哪儿都赶緊走。” “一有机會我再給你打電話。” “听著，尼克，”丹尼又說，“祝你好運，伙計。需要我時就來電話，任何時候都行。” 我放下電話，這是我們与外界聊系的生命線。但是，僅管它給了我們一些安慰，它也可能帶來麻煩。或許警察會順藤摸瓜，追到這個房間來，我擔心是已有人竊听丹尼的電話，也擔心是否丹尼身邊正坐著一位偵探，讓他盡量和我多說話以便能夠查我在哪儿。 我和麗莎看著窗外搖曳的棕櫚樹和遠處的大海。遙遠的地方是開闊的地平線，我們得找條路离開這儿，這不應太困難。我們可以乘船逃走。我們在旅館綠卡上簽了名字和地址，因為我确信他們現在正查詢所有的客人，激動地翻著我們那張卡給警方打電話。 我努力想像著我們在地圖上的方位，波尼歐的北岸，這個北方十分偏遠，与外界隔离，我們可以跑進森林里，躲到河流上游的部落人中或者可以去汶萊，否則就得去吉隆坡或新加坡。去吉隆坡簡直是個愚蠢透頂的想法，因為我們會被抓住——而且那儿离新加坡也太近。 麗莎拿起話筒給旅行社打電話。 “我們想要訂去倫敦的机票。”她說，“越早越好，哪個航線都行。” 已經沒什么可做的了。离最近的國家就是印尼了，但那儿沒什么交通工具。雅加達也許更理想，因為我可以給一些老朋友打電話并做些准備。但是离開可達金乃巴羅的唯一的國際航班卻是去新加坡或汶萊。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二上午八點有一趟航班去汶萊。航班已滿座了，但對方說也許會有人退票，我們最好第二天上午去机場等退票。 我們仍保留了這個房間并要求服務員送晚飯來。我們不敢出去，擔心其他客人會認出我們，我們處境艱難，躺在床上互相撫慰。我盡力把自己埋在麗莎的雙臂中，覺得只有跟她在一起我才安全。我害怕与她分离，和她在一起我們才會平安。 也許警方正通緝我們，但是她已經辦妥了一些事。假如我們被迫分离，而我又被關入亞洲監獄中——我無法想像這种事。 我們星期二上午起得很早，靜靜地收拾著行李，心里都明白必須盡可能的快點离開這儿。兩個人都不愿開口。在服務台，我用現金支付清了一切支出，看著服務小姐把我預先支付的美國信用卡單撕碎了。 “現在的詐騙案太多了。”她說，“你不得不加倍小心。” 然后我們离開飯店，乘一輛去机場的計程車到汶萊皇家旅行社和馬來西亞航空處。兩邊到汶萊的航班都仍舊客滿。那時正值假期，大家都想回來与家人團聚。柜台前買票的人排起了長隊，如果有誰給我張票，我愿意付給他三千英鎊，我肯定馬克格林會這么做——然后离開，但我卻沒這個膽量。 “我們再我家飯店住下吧。”麗莎說，“我們總不能待在這儿吧。” 我們乘計程車來到凱悅飯店，用麗莎的乳名西姆斯登記住宿，用現金付帳。我們在房間里待不住，決定去小鎮另一邊的汶萊皇家旅行社訂票處看看。 “走過去吧。”我提議說，“今天的班机錯過了，我們有的是時間。” 我們頂著烈日穿梭在這個小鎮中，想到馬來西亞及亞洲的每個警察都在找我，我心里有些异樣。我應該快一點儿，跑到某個地方去，或者開車沖過邊界。我被困住了，什么事也沒法做。對于當地的馬來西亞人來說，我們看起來和任何一對幸福的西方年輕夫婦一樣：妻子一頭金發、皮膚晒得挺黑、身材修長，丈夫開始發福、身穿短褲、頭戴棒球帽。他們對我們這樣的人早習已為常了——一對十分普通的度假者，我們走在路邊的樹蔭下，汽車、摩托車飛馳而過，塵土滿天。几條狗躺在人行道上晒太陽。這种狗在馬來西亞到處可見，但在新加坡卻沒有。新加坡的街上沒有野狗，也沒有其他雜狗，但在馬來西亞這樣的野狗很多，它們的尾巴卷曲在背上，毛色黑、褐混雜，四處流浪，我們走在大街上，我体味著市井生活：出售大米和罐裝食品的商店，有可口可樂和“虎”牌啤酒標志及白色塑膠椅的酒吧，賣T恤衫和棒球帽的小攤。這是個很髒的小鎮，有人在向為數不多的游客兜售紀念品或提供整個亞洲到處可見到的雞肉、術飯和“虎”牌啤酒。生活在這里很廉价但也很自由。 “你們有去倫敦的航班嗎？”麗莎問。 一位小姐手指在鍵盤上敲了几下，這种聲音我最后一次听到是我讓林達核對八八八八八平衡單時。我握緊了拳頭，有些尷尬。因為指甲全讓我咬得只剩下粉紅色的手指頭了。 “今天晚上有一趟去倫敦的航班。”她說。 我的精神一下子清醒了許多。我們要回家了。我們將登上飛机回家。任何事也擋不住我們。 “我們能買兩張票嗎？” “這趟班机從汶萊起飛。”她說，“但今天已沒有飛机從這里去汶萊了。今天早上有一班。” “去歐洲其他地方的班机呢？”麗莎平靜地問。 “明天有去法蘭克福的班机，”姑娘說，“途經汶萊、曼谷和阿布扎比。” 我用胳膊碰了一下麗莎，說：“我們就乘那個航班。一張單程机票多少錢？” “一千五百，在汶萊轉机得等八個小時。” “我們能預訂這個班次嗎？我們得回飯店換些錢。” 走出有空調的汶萊皇家旅行社，街上正是熱烘烘的時候。 “你還想步行嗎？” “為什么不呢？我們的時間多得是。” “我們最好也去看一下去拉布灣的渡輪。”我說。 “這可不是個好主意。”麗莎道，“那樣到汶菜太晚，我們就赶不上晚上的航班回倫敦了。” “不，但是也許他們不會大仔細地查看護照。” “但如果他們仔細看的話，也許會扣留我們做人質或其他什么，誰也想不到在印尼中途的船上會發生什么事。” 小碼頭上沒有什么生活气息。几盒干魚堆在旁邊，一群蒼蠅落在上邊，有個男人身穿髒的背心坐在船艙里翻一本色情雜志。 “去拉布灣的船几點開？” “上午八點一趟，下午一點一趟。”他几乎頭也沒抬。 “要几個小時才能到汶萊？” “四個小時。” 我們沿著干木板往回走；我停下來，摸了摸布滿鹽巴的木板。我是世界通緝的要犯，現在被困在通往拉布灣的慢船和往文萊、轉机要等八個小時的航班之間。 “我們一定要搭乘明天上午的汶萊航班，”我們倆走回飯店把美元換成了當地貨幣，又返回了汶萊皇家旅行社。小姐點清了錢把各种條目輸入電腦。她拿出机票時，我發現她把“LEEsON”拼成了“LEssON”。 “對不起，”她笑著說，“我知道了正确拼法，不過這個錯誤不礙事。” 我把机票放進短褲口袋里和麗莎走出旅行社。假如上了飛机有人查旅客名單的話，這個拼寫錯誤也許還真能幫上忙一一電腦讀不出來。 航班第二天上午出發，我們便消磨時間。再次返回飯店時已是第四次穿過小鎮了。我們坐在一個有涼亭的花園里，那儿有個經過高度氯化物處理的游泳池，交通車輛的喧鬧被隔离在花園之外。我們各自盡力集中精神讀自己的書。我又被書中的湯姆·克蘭士吸引住了，把每頁都重讀了一遍，忘了身處何地。麗莎也很專心地看那本《暴露》，還不時地翻著書頁。 “我餓了。”我說，“我想買個小面包，你要嗎？” “謝謝。”她說。 我走到門廳外的小商店里買了兩個小面包。柜台上也賣《婆羅洲郵報》，但我不希望看見自己成為報紙上頭條消息——不過事實的确是這樣，上面寫著“尼克·李森，巴林銀行新加坡期貨公司總經理失蹤了……”幸運的是報上沒刊登照片。 “我還是餓。”我說，坐也坐不住，“你想散步嗎？” 我們又沿著可達金乃巴羅的街道走了出去。這次我們消磨時間的方法是沿著小鎮的海岸線走下去。崎嶇的海灘上布滿了廢棄物。我們發現有一個市場，便走近了那些攤位，看了看出售的干魚頭，又笑著對賣榴蓮水果的老婦人說：“不買，謝謝。”她想讓我們買些水果，但那种味道很不好聞，而且飯店里不許客人帶進這种東西。后來在另一個攤位上，我們為了買、些芒果和攤販討价還价。嚼著這种水果，我們沿著那條路往下走去，把籽丟在路邊的垃圾堆里，又抄近路走上一片看起來很廉价的臨時酒吧，也許只有船開來才會有人光顧。天黑下來了，時間也近五點了。汽車前燈的亮光刺穿飛揚的塵上令我們想到這里的空气很髒，不過在陽光下看起來好一些。在一家購物大廈旁邊我們發現了一處麥當勞速食店，便要了一杯咖啡。 面對食物，我們誰也不想吃。后來又往下走，過了一些被垃圾圍繞的窩棚房屋，看見許多雞、貓、狗、老鼠在一堆可可皮里亂竄。一群群小孩擠在敞開的門口盯著我們看。 “該回去了。”我說，“今天不錯，現在已經七點了。” 我們穿過黑暗而且污濁的空气返回凱悅飯店。我算是活動好了腿腳。 那天晚上我們相擁入睡，我知道這是最后一次了。我不知道什么時候會被抓起來，只覺得警察隨時會出現在門口，覺得從現在起到飛机旅行結束前我肯定會被逮捕。我考慮了各种可能性：我們在吉隆坡留下了痕跡、我甚至從飯店里給巴林銀行發了傳真。警方知道我們在馬來西亞，這個國家很小，只有一個國際机場，那就是吉隆坡机場，有几次航班從可達金乃巴羅飛往汶萊或新加坡，在這儿設立防線并不難。所有海關人員都在留意“LEESON（李森）”一詞，我們肯定會落网，從上星期五以來，他們調動所有移民點行動起來。我緊閉雙眼，躺在床上。已是凌晨三點了，我盡量把呼吸放慢，想和麗莎呼吸的節奏協調起來。我不知道她是否是睡著了還是像我一樣裝睡，害怕弄醒對方。我沒有和她低語，怕万一她真睡了弄醒她。我躺在那里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想弄清楚她是否真的睡著了。 我盡力想像著倫敦那邊正在發生什么事，而且巴林銀行的破產又真正意味什么。我不知道羅恩·貝克爾和彼得·諾里斯正忙些什么，而西蒙·瓊斯是否又給自己找了一個好藉口呢？我記起來星期五是分紅日，卻不清楚那天是否分了紅利。世界各地的人都在找我，當我和麗莎躺在房間里時，成批的亞洲警察在四下搜尋我們的下落，他們肯定正查記錄以及飯店帳單和飛机票船票。他們就和當初的查帳人員一樣，但他們最終會找到我的。我也許真的隱瞞了一些數字，但卻隱瞞不了自己。 他們追不到這家飯店，因為我們付的是現金，不過也許他們可以在香格里拉飯店拿到那張綠色登記卡，也可以從汶萊皇家旅行社把机票拿走。他們一定知道我計划什么時候走，并做好准備在机場找我，但目前我和麗莎躺在這里卻很安全，我緊閉雙眼想把整個世界拒之門外。但我也明白只要自己一行動就會被逮捕。 看見麗莎正在穿一條厚牛仔褲，我問她：“你穿這個干什么？” “法蘭克福一定很冷。”她說，“現在是二月，那儿肯定會結冰。” “別冒這個險了。”我穿上短褲和T恤衫說。 在机場，我們遞上机票便拿到了登机卡。我們的行李也全部直接空運到法蘭克福。我看著行李順著傳送帶消失在遠處，心里生起了羡慕之意，它們的旅行真簡便；順著傳送帶進去，被人拿起來又放下，也許會被人亂扔，但總會順利到達法蘭克福。旁邊一個門是通往新加坡航班飛机的通道人口，那邊有許多開心的西方人，也許他們是銀行家和交易員，或許有些人會認出我來。我背過身去慢慢走近了海關辦公室，我擔心在這里被人抓祝護照檢查官員穿了一身褐色制服，兩邊是黃色肩章，襯衫口袋上有一個徽章。看著他給隊伍前面的人護照上蓋章，我覺得他會發現我。他會看見桌上護照里的名字和照片，把名字記下來，認為自己抓到了一條大魚。當地人會為他歡呼，或許他會得到獎金，至少他的妻子會很高興，并覺得自豪。麗莎走在我前面，那位官員給她的護照蓋上章，一眼也沒多看。我把護照遞給他。他看了我一眼，我害怕极了，甚至還倒退了一步。他只要再看我一眼就有可能逮捕我。他會怎么做呢？打口哨還是按一下桌子下面的電鈕？但最后他給我的護照蓋上章又隨手合上遞給了我。我走調——光線机邊時，麗莎也在那里，我覺得輕飄飄的。 “上帝呀！我希望我們坐船走，”我說，“也許那樣我可以跳下甲板游回去。” “有了鯊魚怎么辦？” “我們可以扔給它一些漢堡，”我笑著說，“但我現在得轉机，看來逃不出這里了。” “一切會好的。”麗莎也笑了。 我們排隊登上了小型飛机，直到艙門關閉我才承認我們真的要离開馬來西亞了。飛机發動了，直沖云霄，我往下看，發現了一隊漁船分散在下面的海水上。剛開始的那會儿，我還可以看見海上一大片地方，在早晨陽光下像洒了一層碎銀片一樣泛著光，但后來飛机上行、周圍只剩下云了。 汶萊机場播放的每家電視台都在討論巴林銀行的破產。 我、羅恩·貝克爾、彼得·諾里斯、彼得·巴林的照片不時地出現。最重要的是：我，那個“痞子交易員”，自從上星期四出現之后便失蹤了，人們只知道“他”飛往吉隆坡。我坐在轉机室里的一個角落听著記者們對著麥克風評論這件事，并對最新局勢加以分析。我把頭埋進一份報紙，避免被人發現。坐在那儿又回想了一下，覺得警察并沒有查到香格里拉飯店。盡管當時付帳填了一張綠色卡片，但并未輸入任何人的電腦。 “麗莎。”我小聲說，“那個家伙正盯著我。” “不，他沒看你。” “不，他在看我。” “那是因為你戴了一頂棒球帽，他正在看帽子上的字呢。” “我們要在這儿待八個小時吧？” “對呀。” “那可不可以登記一間房子，那樣我們可以去里面躲一躲。” 麗莎起身去看這里有沒有短時休息室。過了一會儿，她拿回一個鑰匙。 “房間在這邊儿。” 我們沿著水泥台階往下走，進了一間四方小屋。里面有一張雙人床、一個浴室，沒有窗戶，沒有電視，也沒有電話。昨天我們還在遠方的可達金乃已羅走動，今天就到這里來了。雖說這不是倫敦或巴黎，但至少是逃脫了，我也自由了。昨天還可以在那條滿是大小車輛的破馬路上選擇往左走還是往右走，選擇是否買榴蓮水果，我可以對賣水果的婦人笑著說：“不要。”也可以買一些，但現在還得待在這個地下室里。我們從可達金乃巴羅的海關——出來，就進入了一個官方系統。我知道自己會被擋住去路，我和麗莎會分開。 麗莎和我一起躺在床上，禁不住哭了。她沒有向我提任何問題，只是在我怀里抽泣著，我也和她一起哭了。我緊緊地抱著她。知道我們一起生活的日子快過去了。當時交易大廳里所有的瘋狂看起來那么不真實，現在卻要毀掉我擁有的現實了，這個現實就是我和麗莎的愛。我對巴林銀行的破產根本不在乎，也不想再在八八八八八錯誤帳戶上去彌補什么，我也不關心布倫達轉帳給我的那些錢，也不在乎西蒙·瓊斯幫我隱瞞了那七十六億八千万日元損失。他們可以把那些從我身邊帶走，奪走我所有的錢，但當他們要帶走麗莎時，我嚇得要命。 “我們本來應該坐船走，”我哭著說，“船上沒有CNN電視，也不會有成堆的報紙，那樣也許可以使我自由。” “不，他們沒有跟到這里來，”麗莎說，“沒有理由相信他們會跟蹤到這儿。” “但我們卻得在這儿等上八個小時，那正好是一個工作日。這次航班在法蘭克福著陸時已經是星期四了。” “听我說，我們必須离開亞洲，”麗莎說，“如果當初坐船走，我們早就被困在印尼的什么地方了。我們要是在那儿被人抓住了，上帝知道會發生什么事。” “你能去買些餅干嗎？”我對麗莎說，“再看一下報紙上說了些什么？” 麗莎帶回來一份《先驅論壇報》。我的照片刊登在頭版。我沒辦法看那些文章，只看了一下“尼克·李森”和“六億英鎊的損失”。我想給別人打個電話看看外邊又發生了什么事。我突然有一個瘋狂的念頭，要給布倫達·格倫哥打個電話，讓她再轉帳一些資金，我也想再嚼一些口香糖。我不能再讓麗莎出去了，如果我們去不了法蘭克福或倫敦，如果我們被拆散了，我就一定得習慣不能隨時拿起電話，不能隨時吃糖。 几個小時之后，麗莎出去看飛往法蘭克福的航班表。她發現外邊并沒有什么特殊安全措施，沒有警察檢查護照，只有一些空姐值班。最后一次登机廣播后，她叫我上去。 “好吧，我想我們能上飛机了。” 我們离開了那個房間，把登机卡給空姐看，但她几乎沒怎么看。我們走過通道便登上了飛机：走出地下室又進入了另一個細長又滿是座位的“管道”。我們擠進机艙后部，我坐在靠近窗戶的位置上。飛机上每個人都在看報，每份報紙上都印有我的照片。 “要報紙嗎？先生。” “不，謝謝。”我支吾著說，一邊把臉轉過去，又把棒球帽拉低了。 “把帽子拿開，”麗莎小聲說，“說話也要平靜些，你這樣子像手指頭受傷一樣，太突出了！” 我把毯子拉過來，蓋到臉上，側身而坐，几乎半身伏在毯子下。飛机抵達曼谷時，我們又排隊走出飛机去轉机室。我一屁股坐在大廳的角落里一直等到登机通知廣播。我不會再去曼谷的希爾頓飯店，因為警察會把我抓走。我們最先回到飛机上，也沒發現有警察跟過來。后來，其他乘客也陸續回來，一手拿著登机卡一邊沿著通道尋找座位。飛机一聲轟鳴沖上天空，麗莎用力捏了一下我的手。我們終于离開曼谷，离開亞洲了。 “只剩下一關了。” “對呀，但那儿是阿布德哈貝，他們是不是把犯人的手砍掉呢？” “不，別說傻話。”麗莎說，“他們會用石頭把犯人砸死。” 我們盡力地想入睡，不再說話了。我太疲倦了，也害怕告訴麗莎我到底干了些什么，她也從沒問起我。我記得我們最后一次一起坐飛机是從倫敦返回新加坡的那次。 “回來很高興吧？”麗莎問我，“我們終于又到這里。” 在阿布德哈貝我們又得下飛机，不知道當時是几點了。我們往西飛行了十個小時，現在應是子夜時分了。我們臉色蒼白神情疲倦。我們先在阿布德哈貝的免稅商店轉了一會儿，又喝了一杯水。阿拉伯文的報紙可能也連篇報導了巴林銀行的事，但我看不懂，而且。最慶幸的是，報紙上沒有照片。有一份《先驅論壇報》也是舊的，和汶萊的那期一樣。廣播通知我們的航班既將起飛時，另一個通道的新加坡航空公司的航班也要飛回新加坡了。 “麗莎，你看！”我叫道。 “新加坡航空公司。” “可能飛机上滿是巴林銀行的人，他們正去新加坡調查這事呢！” 我們又退回來，在候机室最偏的地方等著，直到最后一次登机通知才出去。我們迅速擠過那些排隊登机的人返回飛机。 當飛机最后一次飛起穿過夜空奔向法蘭克福時，我仍然不清楚我們坐上這次航班是幸運還是不幸。 “他們會在法蘭克福抓到我們嗎？”我低聲問麗莎說。 “也許會的——也許他們會把我們一下送回倫敦去。” “他們不會直接把我們送回新加坡吧？” “不會，這是不符合法律規定的。” “我們是否要在法蘭克福找個律師？或者該不該讓一位律師在希思羅机場等我們呢？” “不，不用了，如果我們真能走那么遠，那就讓爸媽來接我們，他們可以把事情全辦好。” “警方一定知道我們在這次航班上。”我說，“他們已經忙了一天，也知道咱們在馬來西亞，他們會把所有飛出馬來西亞的航班都檢查一遍。” “也許那個姓名拼寫錯誤救了我們一命。” “飛机仍舊在黑暗中飛行，麗莎睡著了，她的頭發垂在我肩頭。我醒著，想借著燈光再看看那本書。我是整個飛机上唯一醒著的乘客，我小心翼翼地在夜空中穿行。全世界的人都在找我，只有我一人知道巴林銀行破產的秘密，我坐在43A號座位上，沒人注意，也沒人知曉。也許只有遠方無聲的電腦知道這件事了，此刻它們可能正靜靜地篩選所有乘飛机离開馬來西亞的人及他們的目的地。 “像往常一樣，本次航班在早晨的這個鐘點到達目的地，下了飛机后會立即檢查各位的護照。”机長宣布了這個通知。 飛机降落時天气陰沉沉的，外面看起來冷得能結冰。麗莎穿著她的厚牛仔褲挺暖和的，我把毯子蓋在腿上。自從离開之后，我們一直待在很小的飛机上，現在就要被人抓起來了。我突然想起來我曾坐飛机來法蘭克福看一場足球比賽，當時曾在机場通道里見過貼在牆上的罪犯照片。机場是灰色的，效率很高，他們將審問我。 “我愛你，麗莎。”我說，“不管發生了什么事，我都愛你！” 我不知道此后再次相逢我們會說些什么。 “你要堅強一些。”她說。 我們等著最后下飛机，但總會有人來清理座位，我們不得不出去了，沿著階梯往下走我們身后還有十几個人，麗莎走在前面。警察穿著一身綠色西裝，背后挎著槍。他看了看麗莎的護照又看看她，讓她站在一邊，我抬頭一看，机場巴士已擠滿了乘客，他們白色的面孔全都緊貼在窗戶上看著警察。我當時真想一下子把汽車翻過去，像一艘船那樣把它翻了，但我听見警察對麗莎說：“你丈夫在哪儿？” 我走上前去說： “我是她丈夫。” 我們被帶上一輛綠色警車，身后的車門關閉，至少我們可以离開其他乘客的視線了。我穿著短褲凍得發抖，抱成一團取暖。后來，我們在一問房子里等著，喝了一杯咖啡，看著他們翻我們的行李，一名警察抽出一件T恤衫，上面印有一幅圖案，是一九六六年世界杯上在吉歐夫·赫斯特和德國隊比賽時進球的一張照片，比分牌上顯示出二比二。 “踢得不錯。”我對他說。 “什么？”他問。 “吉歐夫·赫斯特。”我點了點頭，他太年輕了，這個笑話他听不懂。 我被帶到樓下去拍了一張罪犯用的照片，又被帶到邊境警察那里。直到那時，一切都很放松。我猜想他們是在電腦上發現了我們的去向，便安排黎明時分悄悄把我抓了起來。我已不在乎他們把我帶到哪里去。听到一陣吵鬧聲，我才意識到我們走得很快，穿過一個走廊時，我發現里邊有一群攝影記者，他們爭著看我，并搶著拍照。閃光燈一晃一晃，我听見有人在大聲喝著，就像是在交易大廳里一樣。我真想說：“二百五十點再買一百份！二百五十點買一百股。”然后再朝他們打手勢，但他們根本不會理這個玩笑，而且那樣照片也一定拍得很糟。 “有什么想法？你有任何感想嗎？”一個美國人大聲叫道，他的聲音像是哀鳴，那尖叫聲蓋過了那一片吵嚷聲。 我本來想讓他滾蛋，或猛地沖上去朝他打一巴掌，但我突然意識到我父親就是這么做的，我現在明白他為什么那樣對待那位攝影記者了。 很顯然，麗莎并非迫捕目標，我才是。我們給英國領事打了個電話，他便帶著一些律師來見我們。 “我現在無法推荐某一位律師。”他對我說，并用手指著一個名字，“但有些律師的确比其他律師們強很多。” 因此，我給金斯里奈·布里打通了電話。 那位英國領事出去到机場旁邊給我們買了一些麥當勞的食品，算是午飯，這樣一陣大亂方才稍有平息。整整一天，我們都待在机場警察的會面室里，沒有見到任何陽光。我們挑選了一位德國律師，他身穿一套綠色毛質西裝來見我，他名叫阿伯哈侍·凱普夫，另外我們還請了一位英國律師，他答應盡快來見我們。我清楚自己的被捕是德方執行新加坡政府發出的命令，是不可能保釋的。后來，我們收到二十多份來自英國報紙的傳真，他們要購買我故事的出版權。 下午三點，气象有了變化。話題不再是關于我，而是轉向如何讓麗莎出去。警方告訴我們，為了能獲得麗莎的消息，新聞界早已預訂了從法蘭克福飛出的各次航班的机票。我們又和麗莎的父母通了電話，知道他們也被新聞界包圍了，他們還說《每日鏡報》給他們提供私人飛机來接麗莎，作為購買版權的一部份价錢。考慮到外面成群的記者們，我們便同意只和一家報紙合作，讓麗莎安然返家。 晚上八點我們才突然意識到已經沒什么話可說了。麗莎即將回家，离開我，我得一直留在警方拘留所里，直到新加坡方面傳來指控書。 “還有什么事呢？”麗莎問我。 “我認為你得快點儿走。”我說。 我們站起來擁抱在一起。我什么話也說不出來。全完了！ 她要走了，而我得留下來。 “我愛你。她說。 “我也愛你。” 說完話，我便被警察帶出了會見室。我知道我得一個人待好長時間，我不能哭，我沒有了可以依賴的肩膀，周圍每個人都開始說德語，我在一個秘密電梯上被送到一輛警車里，繞遠路駛入美國空軍基地。我們穿過隔离區走上机動車道時，我只看見一抹昏暗的霓虹燈一晃而過，此外什么也沒看見。我是緊緊地抓著我的小袋子，里面有牙刷、牙膏、洗發精、毛衣，還有我的那本小說。從上午六點到晚上八點。我在法蘭克福被捕已一天了，我在飛机上無法入睡，也不清楚新加坡這時几點了。由于車內有空調，麗莎离去時我也哭過，此時我的眼睛酸痛。從警察口中我得知我們正在駛向漢姆斯格茲監獄。 警車抵達監獄時，有人遞給我一個紙盒，里面有面包和果醬，這是讓我用來做早餐的。后來，我被送入一間冰冷的小屋。 從穿過的可達金乃巴羅的x——光射線机時起我便進入了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只有門鎖、X光射線机，不能隨便出入，也沒有新鮮空气，沒有選擇的權利，要想再像前兩天那樣在自由市場上討价還价買水果就得是好長時間之后的事了。 我坐在牢房的床上，周圍沒什么東西可看；一張小桌子漆成了黑色，一把褪色的木椅子，一些衣架，窗戶上有玻璃，看上去挺厚，有鐵絲繞在窗外，大門上有一個小孔，我不知道麗莎在哪里，也不知道日經的市場如何，這兩件事都曾多么牽動我的心神。分手后我再也沒有靠近過電話。我不清楚誰會來看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探視權，報紙上說些什么我就更不清楚了。 坐在這間冷冷清清無人間津的小屋里，我從袋子里拿T恤衫站起身來。這是我們倆坐在凱悅飯店門前的游泳池邊時麗莎穿的那件衣服，我把它拿在手里舉到面前，深深地呼吸，依稀可以聞到麗莎身上的味道，那是一股新鮮的綠苹果的味道。我又返回床邊，把頭埋進T恤衫里重溫麗莎的气息，這是她留給我的唯一了。 我努力回憶麗莎的模樣，但令我害怕的是，我只能記起她的一些零碎印象而不是全貌了。我能記起她的雙眼也能想像出她的頭發、她的聲音、或者說我認為是她的聲音。但我想不起她穿什么衣服了——不知道她此刻穿著什么衣服。我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和誰在一起。我希望她和父母在一起，但又說不准，也許她早飛往希思羅机場了。我能想起來她的鼻子、嘴、她的唇以及她的牙齒，我盡力口味最后一次接吻，回憶當時的感覺，回憶最后一次做愛以及當時的感覺，我也努力回憶最后一次一起進餐。更重要的是，我努力回憶最后一次自由自在地待在一起的情景。我拼湊著麗莎身穿白色短褲和T恤衫在可達金乃巴羅的大街上的悶熱天气中穿行的樣子，她的頭發閃著金黃色的光澤，雙手插在口袋里，看了看櫥窗又轉身對我笑了笑。她當時說什么來著？她還開玩笑說我們應該買一本德文詞匯書。 我緊緊地依賴著那些記憶，不讓它們褪去。但當我躺在床上時，麗莎的影子卻一直在變化在扭曲，我無法使它停留，當我發現自己已經根本想不起來她是什么模樣時，我淚流滿面。 ------------------ 書 路 掃描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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