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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整整一上午，守衛不時地來我的房門口。隨著鑰匙聲嘩嘩地響，他把白色鋼門打開，對我宣布：“另外一名律師來了。” 在德國，任何一名律師都可以見任何一名囚犯，因此一大群法蘭克福的律師都曾見過我了。我早已委托阿伯哈特·凱普夫為我的律師了，但我還是去見了其他律師，因為這至少可以給我個机會讓我走出牢房，在會面室里坐一會儿。有一次談話時，我甚至還喝了一杯咖啡。但是上午其他時間里，我獨自坐在牢房里，集中精力讓自己感覺好一些。為了能放眼未來，我盡力不去想內疚負罪的感覺。我盡量不想在SIMEX和巴林銀行可能發生的事情，我必須讓這些想法全都离開我。我獨自相處，一人生活在這個小窩里。我從來沒想過原先我喜歡自己擁有多大的空間，但有一點是确定的，我曾經在SIMEX很大的交易大廳里走動，周圍有几千人。那時我也從未离開過電話。在過去的兩年里，我過著十分繁忙但又充滿了欺騙的雙重生活，我現在得直視自己，并接受一個事實：我的生活完全是空洞的。我手中真的需要那尊金色佛像。 對我來說，最難處理的事就是任何模棱兩可的處境。只要我知道了某一种程序，我就會十分快樂地跟著它走下去。因此，只要我知道我的八八八八八戶頭上的損失存在，我就能夠接受它們，并且解決好如何隱瞞它們的問題，現在，一個人靜靜地待在這里，我不得不找出一條獄中的生活之路。我得知道我的每個生活環節會發生什么事。因此我突然急切地想知道什么時候吃午飯、什么時候吃晚飯、什么時候被轉移到別處、什么時候又能被律師召見，包括金斯里奈·布里和阿伯哈特·凱普夫。我強烈地想知道我究竟會怎么樣，我又如何為自己辯護。我明白自己是有罪之人，但我不清楚罪名是什么，或是我將在什么地方受審。 大約正午時分，守衛給我送來了午飯——一個紙盒里放著一些魚（己是星期五了）和花生沙拉。我把魚扔了，吃掉了花生沙拉。后來我又听到了慣常的鑰匙響聲。我被帶出牢房送上了一輛警車，車是綠色的。我听見攝影記者們在大喊大叫，看見一排閃光燈晃動，但我縮在窗戶下邊，不見他們。每一個細小的胜利對我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我被送往法庭，帶到白色小房間里。房間全白的，里邊有桌子，而椅子是釘在地板上的。天很冷，桌子和椅子都讓我很不舒服，我在這里一點儿也不覺得暖和。一個小時之后，我被帶著去見法官，又見到了阿伯哈特·凱普夫律師。法官的辦公室在一樓。遠處有一大幫新聞攝影記者涌過草坪，想拍照。他們看起來像是動物權利保護者們一樣激動。法官拉下了窗帘把窗戶擋起來。他問我是否自愿接受引渡去新加坡的建議。直到那時新加坡方面指控只有一條——偽造理查德·霍根的簽名。但是假如我到了新加坡就有可能附加上無數其他的指控罪名。這可是一個很難做的決定。我搖了搖頭，說“不”，就那一句話。此時已是星期五下午晚些時候了。阿伯哈特律師告訴我他下星期二和那位金斯里奈·布里律師談一談，然后他們一起來見我。同時，我將被送往荷因克斯特監獄，在那里度過一星期的時間。 我站在窗外，往外看著監獄院里的東西。窗戶上大部分是不透明的玻璃，如同街道兩旁的窗戶一樣。但是窗上有一條小縫隙，我便迎著鑽進屋里的寒气看院里犯人們做運動。其實也沒什么好看的運動，只不過是在院子里走走而已。但我又仿佛看見了网球場上的運動。有一兩個犯人在四處走動，伸伸手踢踢腿。我又往上看，想找到太陽，但大樓的這邊看不見陽光。我能看見的只有高牆圍起的囚犯運動場和冰冷灰暗的冬日天空，好像是要下雪了，我很快厭倦了這些，又返回到我的牢房中。 在前天晚上，守衛不時地來我這儿，透過房外的開關打開燈看我，本來我就很難入睡，這樣一來几乎不可能睡著了。我大聲喊叫，我不會逃跑，也不會自殺，因此可不可以讓我睡一會儿，但他們根本不听。我早已筋疲力盡，但我還得熬過星期六。一般說來，星期六是我最喜歡的日子，市場休息了，我和麗莎睡個懶覺，再出去做許多活動，去城里四處看看或是見些朋友。但是這個星期六卻像在地獄里的歲月一樣。我知道下午我只有一小時的活動時間，此外待在房間里什么事也沒有。我身邊還帶著一直從可達金乃巴羅帶來的湯姆·克蘭士的那本書，因此我索性從頭開始讀，再把它全讀一遍。 下午中間時分，我沖出去到運動場靠邊的地方活動。很顯然，報界記者早已租好了房間俯視著運動場，因此我一定要躲在牆邊不被發現。幸運的是，牆邊正好有乒乓球桌，我便拿起拍子招呼一個黑人問他會不會玩乒乓球。地上有雪，十分冷。 我們站在那里隨便地亂打，白色小球不時掉到地上，在雪里還找不到，那個人是奈及利亞人，我不停地問他在這儿待了多久。監獄的這部分叫“新區”，我還問他什么時候我們能被轉移到大一些的監獄里去。一個小時很快到了，我又返回牢房。那個黑人告訴我應該申請去圖書館，我便這么做了，守衛便帶著我又返回院中去圖書館。那里几乎沒有什么書可看，我拿起一本湯馬士·哈代寫的《黛絲姑娘》。 再次返回房間時，我沉浸在黛絲的悲慘生活之中。她只不過是一名擠奶女工和挖花生的農工，卻和我這個期貨交易員一樣經歷了類似的許多折磨。我一口气讀下去，一直到星期六的夜里。但是就在她殺死了那個坏蛋開始和她的情人私奔逃走時，警察快要在巨大石柱群那儿抓住他們了，可是書卻完了，因為最后四頁早被人撕掉了。我躺在床上仍舊很擔心：她能躲得過這次迫擊嗎？她被人抓住了嗎”她是被處以死刑還是因為一時沖動犯罪而被釋放了呢？她要服刑多長時間呢？ 星期日同樣的漫長無邊。我又把湯姆·克蘭士寫的那本書看了一遍，想一想它值多少錢埃五·九九英鎊的一本書竟然讓我一小時又一小時安定下來，去可達金乃巴羅時我便帶著這本書，登上飛机時還帶著它，在出入法庭和牢房時我緊緊地抓著它。書名是《克里姆林宮的紅衣主教》，我到這時開始才理解這本書，但不得不停下來，因為我常常淚流滿面，躺在床上抽泣。我是如此地孤獨、恐懼。我已經不知道外面發生什么事了。我既不能讓時間走快些，也不能放慢它，更不能倒轉，我無法重新開始，也不能再讓麗莎回到我身邊。我無法透過電話和別人通話，也沒有電視可看。我一個人，獨自一人靜靜地坐在白色的牢房里——我不知道這樣的日子何時結束。 星期日，我才發現我一直認為是某种警報系統的那個挂在牆上的東西原來是個廣播。它有兩個頻道，一個德語頻道，另一個是美語頻道，雖然美國士兵全走了，但電台仍舊廣播，它肯定在法蘭克福倍受歡迎。先听了一下德語頻道但當我听見主持人說到“尼克·李森”時，我差點儿惊呆了。好像節目是某种點歌形式的播放時段，那首歌是用德語唱的，是“Geld，Geld，Geld”。听起來就像蒙提曾說“Spam，Spam，Spam”那樣。我覺得十分憤怒，因為我任人擺弄，被人關在這里隨意取笑，但隨即我又十分喜歡這首歌了。 周末就這樣過去了。他們又把我的T恤衫還給了我，它原先有一股麗莎身上的味道，但現在聞起來只剩下一股消毒劑的味道了。但不管怎么說，我還是穿上了它。我星期一又見了一次阿伯哈特·凱普夫，他給了我一些報紙。第二天他就和我的英國律師史蒂夫波拉得一起來了。我問史蒂夫的第一個問題是：“這個馬克斯·克利福得是誰？他們讓我委托此人。” 后來我從頭把我的經歷向他講了一遍。講完后他問了我几個問題：“這么說，沒有游艇之事？” “沒有。” “而且也沒有保時捷？” “沒有。” “你有兩個護照嗎？” “沒有。” “我想我應當召開一個新聞發布會，這樣可以阻止謠言四傳。” 于是，后來便有了一個很長的說明我到底是怎么回事的過程。 按預先時間來，麗莎星期五來探視我。我躺在床上，努力控制自己，不讓自己再次哭泣。我知道，去見她是獄中生活最艱難的一部分。我渴望見她，但一想到很快又得和她道別，便覺得很不是滋味，我們在一起只有一小時的時間。而且地點也就是我見到阿伯哈特·凱普夫和史蒂夫·波拉得的那間房間。房間刷成了白色，桌上有一個小煙灰缸，一股令人很不舒服的金屬椅子味，椅子還在地板刻划了些痕跡。我已經整整一星期沒有看到她了。我想起來和她結婚的前一天她沒在我身邊，我便怀疑她是否會再回來。在教堂里，我吃惊地發現她嫁給我了。此刻躺在牢房里的床上，我也惊訝地想到她竟會來看我了。當然了，我不值得她同情，她會很快向整個世界說明她全然不知我做了些什么事，而且我根本不是她一直愛的那個人，她會棄我而去，而我又對她意味著什么呢？我實在理不出頭緒。我害怕見她，又怕她不來，她看我一眼就足以擊垮我了。 門隨著鑰匙嘩啦聲又開了，守衛告訴我“有人來看你”。我跟著他穿過大廳到了一個大鐵門前，這個大門把走廊与各個犯人的住所分開了。我們走過了看守人的房間，他們正監視著閉路電視熒幕。后來又沿著台階往下走。我們在一個緊鎖的地方等了一會儿便被帶到會面室了。我能听見麗莎在外面說話，發現她是和父親交談。門打開了，她沖進來抱住我，我們倆全都痛哭了起來，緊緊相擁在一起。穿過我肩頭的那一簇金黃色頭發，我看見了我父親和兄弟理查德，我們全哭了。 “老天呀，看看我們！”我父親說，于是我們又一起笑了，但沒一會儿又哭了起來。 “現在我們別忘了自己是誰，”麗莎說，“別再浪費時間談巴林的事了，他們有他們的麻煩，我們有我們的事，我的上帝呀，我真想打你，尼克·李森。等著我們出去再說吧。你如此讓我生气，我沒法儿對你說清楚。” 說著話，大家都坐下，我和麗莎拉著手，她告訴我她在塞斯堡停車場被記者們追的亂跑，竟沒法回到父母的家中。 “你最好待在這儿，”我開玩笑地說，“這里挺開心也挺安靜。” 看著麗莎，我知道我們可以度過這個難關。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而已。我們都不得不往好的方面著想。回到牢房我坐在床上，把剛才的每一秒鐘都重新想了一遍。她下星期會再來，而且答應我每星期都來看我。她找了一個臨時工作來賺錢支付机票錢，她仍然愛我，我合上雙眼想像著她坐在我身邊——坐在我們自己屋里。我几乎快要想著讓她在我身邊時，听見哨兵在大喊大叫，打破了我的夢想。我發現袖子上有她的頭發，把它拿下來仔細地看著。我把它用食指和拇指捏住，借著窗口透進的光看著它，搓著它。它在這斗室之中猶如一條金色光線閃動。 一想起“打擊嚴重欺詐行為辦公室”（SFO）負責我的案子，我心里便很沉重。在漫長的炎熱夏季里，我努力地考慮把我引渡到新加坡或是倫敦的兩种法律依据及兩方不同爭執。 我越來越明白SFO其實對我并不感興趣。他們也許很高興，因為我終于沒逃回倫敦，沒在英國給他們帶來麻煩，而是把問題帶進了德國。 從史蒂夫·波拉得對我解釋此案之中，我覺得新加坡人只是指控過去的那案發前三個月之內我犯的罪。指控有十二項內容：四項指控偽造單据證明、兩項指控我變更价格、六項指控我進行欺騙交易，從而降低了我應付SIMEX的差异保證金。一九九四年圣誕節之前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未提起公訴。 新加坡人也沒有指控我假造帳戶從而讓巴林銀行轉給我這么多錢。 我所干的好几項詐騙活動引起已林銀行破產，但最嚴重的欺詐是要求倫敦轉給我現金。到二月底為止，巴林銀行已轉帳了大約四十六億英鎊資金到新加坡支付我在sIMEX的追加保證金通知，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用于支出八八八八八帳戶的損失。我每天向倫敦傳送假文件聲明。和布倫達那里要來的真正現金相比，用于降低SIMEX部位的假帳戶只不過是小數目，這些小麻煩是新加坡方面指控中一半的內容，有六項。 我做好准備對SFO的各种指控認罪，但他們不听我的話。我想要告訴他們一切，但他們一直對報界說我一直要求在引渡回倫敦的條件下和他們談話，而事實根本不是這樣。我認為一旦我把自己的事告訴他們，他們便要接受我的引渡，因為我所犯的罪正是他們管轄的司法事務。 史蒂夫讓我看了一些和SFO互通的一些文件書信，我開始擔心他對他們太軟了。而且我說不清史蒂夫是不是也屬于那一伙想把我從倫敦赶開的人之列。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史蒂夫越來越努力地想讓SFO明白事情進展的過程，我發現他不屬于那伙人。六月份，他建議我做一件沒有先例的事情，把我的證据出示給SFO，讓他們明白我究竟做了什么。 “他們越來越官僚化，”他對我說，“SFO輸掉了許多場官司，因而他們很害怕再做出頭之鳥。他們已經停止調查了。” 由于史蒂夫一再迫使SFO推進此事，他們便問他是否了解有關我曾得過什么生理或心理病。盡管他們表面上在單獨調查巴林銀行倒閉案，他們其實根本不了解所發生事情的實質。詹姆斯·克洛哥一直在重申，調查組主管所獲得的信息使他相信我被指控的犯罪行為主要和新加坡有關，因此我最好應該在那里接受審問。 六月二十九日，史蒂夫給SFO寫了一封信，列出了我在英國司法范圍內所触犯的規定及行為，這些罪行要遠比新加坡指控的罪狀嚴重。史蒂夫也請求SFO在有關調查領域方面明确一些，但對方置之不理。因此，他破例給他們提供了我所有犯罪證据，并說明了我所犯罪行：“我曾請求你們在尋找犯罪信息方面更具体一些，但你們的反應是：SFO認為這樣做不合适。我不會裝著明白這個決定后面的邏輯道理，但在目前狀況下這么做是沒有好處的。我要再一次重申，李森先生的愿望是与SFO全力合作，希望被引渡到英國受審，而不是新加坡。” 史蒂夫接著寫道： “你們SFO已經向我證實SFO以為他們對某些提起的公訴有司法權。与這些犯罪行為有關的證据無疑出現在最后的文件中。” 所犯罪行總結如下： 1李森先生向巴林銀行查帳人員提供了關于七十七億日元的假信息……。這個錯誤信息被查帳人員接受了，并導致他們向倫敦的巴林銀行總部提供了不正确的金融信息。 2在每日發往倫敦的帳錄核實記錄中，李森先生沒有提到八八八八八帳戶號碼。這樣一來，李森先生可以操縱月末平衡表隱瞞此帳戶上的損失，因而導致倫敦的巴林人士認為銀行盈利，而這又是假象。 3李森先生多次向倫敦的巴林總部申請透過保證金方式向SIMEX轉帳資金。這些錯誤申請導致巴林總部為一個目標提供資金（為授權交易支付保證金），而這些錢卻用在另一個目的（支付未經授權的八八八八八帳戶交易保證金）。 4李森先生向倫敦的上級出示假證明，證明他在服從一個規定：他不應保留隔夜合同（部位）。 5李森先生欺騙倫敦的上級，說他的交易只不過是透過新加坡与大阪之間的平衡帳目進行套匯，倫敦的巴林銀行多次接到報告，聲明李森先生全部交易是獲利的，而實際上，導在造成損失。 6李森先生或代表李森先生的假价格的入帳，這些假价格是与帳號九二○○○有關。 7李森先生錯誤改動了八八八八八帳戶上月末證券平衡值，并將之傳送到倫敦的巴林銀行。 看過了史蒂夫的書信之后，我認為新加坡方面的指控遠比英國方面的指控罪行輕。盡管我被指控偽造有關可收性斯皮爾、李斯金洛格交易所（SLK）七十七億八千万日元資金的四個帳戶，但這事影響到了倫敦和新加坡兩方，和我愿意在倫敦承認的罪行相比，其他指控只是小菜。這是我犯罪全部事實。白紙黑字寫出來，看起來令人害怕。我努力回憶當初在壓力之下去賺回利潤的情景，但我又覺得只是在為自己找藉口。 我犯了這些罪，就得承認它們，認罪伏法，把它們拋開，開創將來的生活。 我不想強迫讓任何其他巴林銀行的人和我一起受審，但我知道人們從這堆廢墟中走出來是不可能完好無損的。有一連串人本來可以看穿我的把戲揭穿我，并且阻止我的行動，包括彼得·巴林、彼得·諾里斯、羅恩·貝克爾、詹姆士·巴克斯、托尼·雷爾頓、瑪麗·華爾茲、布倫達·格倫哥、西蒙·瓊斯還有邁克吉利安：但他們沒這么做，彼得·已林還認為“賺錢是令人惊异地簡單”。我不知道他們的粗心与罪犯級的瀆職之間界線何在，我不清楚他們應該對我負何种責任，但我知道在任何其他一家銀行我都不至于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從倫敦到新加坡現金轉帳全都發生在他們于一月十日收到SMIEX的信之后，而SIMEX在信中都提及了八八八八八帳戶，更不用說他們還曾接到過巴塞爾的國際結算銀行的電話。即使是在一月中旬他們才止住了我的行為也不至于使事情發展到巴林破產的地步。 我把我的想法錄給SFO听，但他們不要。七月六日，詹姆斯克洛哥回信給史蒂夫波拉得，告訴他我所提供的事實信息并沒有改變SFO主任的觀點，他仍然認為与我有關的事情主要和新加坡有牽連。他還說，相反地，這些信息更堅定了主任的觀點：新加坡方面應优先處理此事。 史蒂夫開始絕望了，他認為SFO遲早會引渡我去新加坡。我請求他替我找一份《名人錄》中有關喬治史坦布的內容，此人是SFO的主任。史蒂夫找到了這些信息，也打听了迪拜茲的安德魯塔基的情況，還找到了彼得·巴林在《名人錄》中的那一條。當傳真送過來時，我确信自己肯定會被引渡到新加坡了。 當他來看我時，我揮著手對他說：“你看，喬治史坦布是布魯克斯組織的成員，再看，他下面是他弟弟威廉，他是世界知名猶太財閥羅斯蔡爾德的成員，也是怀特成員。安德魯塔基是怀特成員我敢打賭彼得·巴林也是。巴林人士和羅斯蔡爾德人士都是怀特成員，他們是一伙。我的情況其實和辛普森一樣，他被判有罪或無罪的机會各半，而我是否被判去倫敦的机會也各半。但這些人不想使自己難堪，他們要把這事隱瞞祝”“好吧，我不是怀特成員，”史蒂夫說，“我將盡最大努力讓他們看看我們的法律證据。” 考慮到SFO對此事的冷淡，我寫給新聞界記者們一封信，麗莎七月十二日宣讀了此信。我指出，我做好准備在英國監獄服刑，這是因為我所犯罪行使一家英國銀行破產，給英國人民帶來金錢上的損失。我准備認罪，也想把整個事件說清楚，我不會玩弄任何把戲，諸如老年痴呆症這類可笑的事來推托責任。我要待在一所英國監獄里，离我的家近一些。而且我還提醒大家當時我可能服刑的最長期限是八十四年。 盡管麗莎聲淚俱下地宣讀了此信，SFO仍然不為所動。 當天晚些時候，他們也召開新聞發布會，他們宣布：“SFO調查結果證明，沒有任何證据表明倫敦的任何人与詐騙活動有關。因此SFO沒有證据能接受李森所做的引渡申請。” 史蒂夫對此的回答是： “現在看來SFO不想找出證据，他們并沒有接受邀請和李森先生談話，而李森先生才是主要的參与人。SFO對導致巴林銀行破產的事件的解釋也十分狹隘，忽略了倫敦与新加坡之間交換信息之事，也忽略了一個事實，錢全從倫敦轉往新加坡這才使整個事情發生。” 七月十八日，英格蘭銀行對巴林銀行破產的報告公諸与眾了。阿伯哈特凱普夫給我帶來一份复本，我周末在牢房里讀了一遍。我很難同意他們所列的數字，因為他們好像把八八八八八帳戶及其交易列在所有事項之首，只注意到帶來的損失而沒有注意到我為其他几家日本帳戶所帶來的淨利潤。但是除此之外，我更惊歎于巴林銀行的每一個人都埋怨別人——特別是我——而不責備自己的事，听起來仿佛他們根本不用在那儿工作一樣。假如財政部門不用在那儿監督現金支付，它也許根本就不用設置了。 最滑稽的令我放聲大笑的一段要算是一百五十四頁上的話了。庫珀斯和林布萊德，也就是那兩個審帳員倫敦時間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下午兩點正和彼得·諾里斯在倫敦談話，而那天正是我逃出新加坡的日子。倫敦時間下午兩點正是新加坡時間晚上十點，那時我和麗莎已經登記房間住進了雷捷特飯店（吉隆坡），也許進入了夢中。有關會議的描寫如下：戴維斯（庫珀斯和林布萊德在倫敦的合伙人）告訴我們說他已在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兩點見過諾里斯討論了有關查帳之事。戴維斯告訴我們，在這些會談中他曾問：“你（諾里斯）是否知道一些其他會對查帳有影響而我們會談中又沒談到的事情呢？”戴維斯接著說：“他（諾里斯）說：‘不，什么也不知道。’”下一段報告接著寫道：諾里斯把他有關這次會面的解釋也交給了我們：“我只有在一九九四年查帳期間見過這些查帳人員一次，荒唐的是那次查帳也是二月二十三日，當時格瑞斯戴維斯（當時查帳成員）安排見我，要給我一些匯報。”我們問諾里斯當時是否明确討論了可收性SLK，諾里斯回答：“沒有。實際上只討論了一點儿。我記得當時還想到上一年我們用了兩個半小時討論不同的事項，而這次也只有喝茶吃餅干半小時的時間。” 關于与那七十六億八千万可收性日元牽連的一系列事件，我很惊訝，因為彼得·諾里斯竟讓庫珀斯和林布萊德繼續往下進行解釋。他肯定大喜歡那些餅干，竟忽略大事沒讓查帳人員說明那筆款子的事，我怀疑當時的茶和餅干都是极品。 英格蘭銀行的報告結論如下： a巴林銀行內部進行無授權的交易并隱瞞交易導致巨大損失。 b巴林銀行內部管理嚴重失誤，組織混亂，故而沒有更早注意到真正交易部位。 C外界查帳人員，巴林監督人士或調節人員沒有在銀行倒閉前察覺到真正的交易部位。” “你認為怎么樣？”我問史蒂夫，“這是否有助于我的引渡呢？” “很難說，”他告訴我，“不過報界認為如此，”他很快看了一遍那天《每日電訊報》的一則編者評論：“報告對于英格蘭銀行、對于李森先生，最主要的是對于巴林銀行的高級管理層次人士來說，都极端不負責任的。它忽略任何一個局外人的想法，某一個人怎么可能在几乎三年的時間里不被人察覺地引起如此巨大的損失。李森先生既不是受害人，也不是英雄，只不過是一系列年輕人里由來已久的傳統中最近一個极端例子，這些年輕人被委任于他們并不适合的職位与責任。這個事件里表現出那些巴林銀行董事會的成員們几乎是极端無能的人，他們在寬敞的甲板上開心地數著自己的戰利品，卻全然不知吃水線之下的洪水早已涌進艙內……假如李森先生坐了監獄而上述董事會成員仍舊沒有變化，那么這個傳奇故事將給人們留下最最苦澀的味道。” “我不知道電報刊登了這些，”我對史蒂夫說，心里挺受感動，“出去后我一定要好好看這家報紙。” “但是，SFO那邊一點儿也沒松動，”史蒂夫說，“他們根本不打算把你帶回倫敦。肯定他們受到了其他政治壓力。法律案例明擺在那里，很顯然，你既可以在倫敦也可以在新加坡受審，但是你在新加坡所受指控与其他管理人員責任無關，因此是很獨立的事件。” “那他們要留在格萊尼包尼受審，”我盯著模糊不清的玻璃，心里在琢磨外面是否已是星期日的午后了，“至少他們知道在那儿不會被人拍照上報。” 我又翻開英格蘭銀行的報告，發現封面里邊有一封信，看起來好像是英格蘭銀行寫給英格蘭銀行的。 “等一下，”我對史蒂夫說，“這很荒唐。你看，收件人是英格蘭銀行，而寄件人也是英格蘭銀行。信上說：‘親愛的先生們’，信的簽名是艾迪喬治，他是董事會主席。你總不能給自己寫信吧，對嗎？” “唉，”史蒂夫笑著說，“但這件事几乎与這沒關系，對吧？” “但是真他嗎的讓人生气！”我說，“這就好像是一個既負責交易所事務又負責一家交易辦公室的人的行為一樣。這些家伙跟我差不多，他們在編故事！” “而且，銀行上層人物還不准備辭職。”史蒂夫說。 我吃惊地盯著英格蘭銀行的報告，它連那几頁用去的紙都比不上，純粹是一片謊言，自己寫給自己看。只有一個不知名的中層管理人士，克利斯托弗湯普森，在這之前辭職了。 那位可愛的彼得·諾里斯——我希望他真的能享用一下那一百万英鎊的分紅。他令人瞪目的厚顏無恥的方式在二月二十三日應付那些查帳人員。假如我也和他一樣，輕松地告訴查帳人員一切都很正常而一邊又在做自己的事，我也許還會把此事隱瞞更長些，而我也會更有錢，分些紅利。 就在同一天，那份報告向大眾公布，史蒂夫給SFO寫了一封信，信中指出他們早已認可他們自己司法權限包括我的被指控行為，還指出他們也答應和我會談一次以使他們可以獲得有關我證詞的材料。此外，他還指出，他很難理解SFO主任為何堅持認為審判我的最合适地點是在新加坡。 SFO答复說，他們听說我早已撤回舉行會談的申請。這純屬一派胡言，史蒂夫馬上給予更正：“我已經仔細重讀了我們雙方互通的信件。我完全反對你方在七月二十日的信件中的解釋。我方去信中簡短回答是：李森先生現在很愿意，一直也很愿意和SFO談話。不附加任何先決條件。也不用任何協議。” 八月初，SFO同意与我談話，但也許本來就沒這個必要。 兩名警方長官和我進行了談話，他們是SFO的助手，一名是偵探督辦安德魯諾德，另一名是偵探主督辦麥克爾韋德，另外一名和我談話的是麥克爾奧布萊恩克尼，他是SFO的副主任。很顯然，他們對于巴林銀行的破產知之甚少，我也怀疑他們對此是否進行過深入調查；他們所提的問題表明他們對于期貨及買賣權是极端不熟悉的。 几次面談對于雙方來說都是十分繁雜的，一方面是因為要進行錄音記錄，另一方面又要翻譯成德語，并讓一位德語速記員記錄備案。當他們參考我的筆記向西蒙·瓊斯解釋BNP和SLK之間的OTC交易時，我終于意識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浪費時間。他們問我是誰在我的交易記錄的空隙處做了筆記解釋，我給他們做了答复。 他們原本以為空處寫的字是“CREDIT NEEDs APPROVAL”（信貸需要批准），我認為應該是“WHO APPROVAL？”（誰批准了？），他們認為另一處注釋是“DENOTATION”（貸幣單位）．我指出這個字實際上是“DOCUMENTATION”（文件處理）。我很懊惱，因為他們根本沒有仔細去讀這些記錄。因為這上面西蒙·瓊斯和詹姆士·巴克斯的親手寫的評語是十分關鍵的證据，這表明這兩人已經看過我的記錄，而且他們也把我的OTC交易在董事會上提及了。 只有一次我覺得有一線希望被引渡回國，當時偵探督辦諾德拿出一些美元保證金申請票据，這些都是我曾經用于要求倫敦往新加坡調撥現金的：“有一件事情我是一定要絕對清楚的，”他對我說，“這些文件對于你所做的八八八八八帳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而且從表面上來看，這些文件也都是虛假，具有誤導性的。有人已對這些文件做了標記，上面標有CS4，5，6，7，8，9、10，其中的字母CS代表的是克里斯托弗史弟恩，他現在是或過去是倫敦的巴林銀行的總裁，他把這些文件提供給DCI韋德。 對方要求銀行提供你自己准備好的文件，或是至少在你的指導下准備的文件，這些又是假的。當這些文件送至韋德先生那里時，就用了下面的慣用說法。別人把文件遞給他并告訴他：‘這是你要的東西，這些是瞎扯。’”我知道每個人用這個詞時都指的是虛假不誠實的文件。 我環顧了一下房間，大家都笑了，大家都認為這挺有趣，我卻不理解這個玩笑：如果文件真是瞎扯的話（這我也同意），有人把它們交給倫敦的SFO的偵探，這肯定意味著他們手中的證据表明我所犯的罪行涉及到倫敦方面，這不對嗎？但這個玩笑卻應驗在我頭上。是的，這的确表明他們有證据表明我所犯的罪行屬于SFO司法權轄內。但是不行，這并不意味我可以被引渡回倫敦，而是意味著他們決定對此事置若罔聞。 為了不讓SFO逃脫他們的責任，史蒂夫在最后關頭寫了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說，既然省略了一些細節問題，那就更顯然我所犯的罪過中由SFO管轄的那部分行為才是導致巴林倒閉的關鍵——而且他還指出這种情況對新加坡方面并不存在指控的必要。 但是就在第二天，九月十三日，SFO便對我撒手不管了。 他們宣布我受審判的最佳地點是新加坡，但他們從未解釋原因，他們有我所有的證据，這些證据都是法庭上可以使用的，而且可以證明我的詐騙行為是如何在倫敦的巴林銀行辦公室進行的，而且這些證据本來會讓我供認更嚴重的罪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們十分熱心于讓我去新加坡。作為對SFO決定的反應，史蒂夫在他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道：“這是毫無道理的，除非他們給出一個不合法律的解釋，他們反對把尼克引渡回國是處于政治壓力之下而為之的。” 我不知道在這之前其他任何人是否還在怀特聯合會那里請人喝過一杯。 又一個周末來了。麗莎星期四曾來過一趟，她走時留下了她的床單讓我睡覺用。那上面留著她的气息，為了挽留那种感覺，我晚上舖開用，白天把它們卷起來放在壁櫥里。光光的床墊上有一道道黑條紋，這又是牢房給我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覺。我今天在外面院子里待了一個小時，明天還能待一個小時。從星期五晚上到星期一早上這段漫長的時間里，我越來越深陷于一种壓抑心情之中。我把電視和收音机全打開，想借此驅走沉寂。我很快就明白我將不得不開始鍛煉自己為新加坡的生活做准備。我開始恢复健康，每天晚上蹬踏木箱五千步，但是我仍害怕寂寥。我知道新加坡那邊不會有電視或收音机供我用了。 戶外步行一小時是一個令人沮喪的小插曲。我沿圓圈緩慢地走著。大多數犯人穿著一般獄中規定的藍色囚服，我卻總要努力改變一下格調。穿上便裝，今天，那個叫克里斯托弗的意大利人身穿星期日才穿的最好衣服，那是一件山羊皮豎紋大衣，他嘴里還叼著雪茄煙。我們彼此點了點頭，便有其他人一起沿運動場進行。我們朝任何方向都只能最多走五十步，因此走路時數八是不可能的。我想加快這緩慢的行進速度，但這又大難了一我只會讓別人討厭我——，因此我又和眾人一“樣沿著固定的圓線像驢子們沿著并一樣走，這簡直算不上活動。 返回我的牢房后，我又得打發時間了，我想睡覺，又想去看電視，還想听懂德語，又試著去看書。一會儿之后，我又坐在桌邊給麗莎寫信。但我止不住又哭了起來，晶瑩的淚滴落在信紙上。做交易時我從未哭過，母親去世時我也沒哭過，為此麗莎曾怨我在感情上太嚴謹，也不會表露感受，如果她看見我現在的樣子就不會那么說了。但現在沒人看見我。大家都認為早已看夠了我，因為報紙上一版一版地登載有關我的文章，而且有關巴林銀行的故事也占去了大多傳媒焦點，而我只能看到三日之后的報紙。沒人看見現在的我了。 九月二十五日，史蒂夫意外地來見我。他告訴我說，巴林的一些債券持有人想要單獨起訴我，這些人持有价值九千万英鎊的巴林公司百分之九·二五的永久債券，現在他們也一無所有了。他們將提請倫敦城市地方法庭發出傳票，要求我去法庭受審。 “這是你最后的希望了，”史蒂夫說，“這是第一次除了我和麗莎之外有人認為你應該被送回倫敦受審。這些債券持有人對案件的看法和我們的看法完全一樣——他們認為巴林的倒閉只能進行恰當的分析，而犯罪的人在英國法庭上由法律定罪。” “他們首先起訴你，再利用審判你的時机把其他證人也牽扯進來，像主任或查帳人員之類。這是他們唯一一种可以把錢弄回去的辦法了。除了已林銀行慈善基金會之外，他們是唯一一群損失者了。” “當然了，彼得·巴林也從未宣布有關他那一百英鎊紅利的事了。”我說。 “但是你得准備好提供證据。” “我准備好證据，但又擔心這是否會危及我在新加坡受審狀況。” 史蒂夫离開監獄去給喬納森科爾打電話，他是我的新加坡律師。史蒂夫從机場給他們打電話，最后在伊斯蘭堡找到了他。喬納森向史蒂夫保證證詞不會對新加坡受審有影響。第二天，債券方面來了一名律師取走了我的簽名。他是和阿伯哈特凱普夫的助手愛娃一起來的。 “你好？”我問道，一邊伸出了手。 “恐怕我不能和你談話。”律師說。我簽字之后他馬上就走了，我也返回了牢中。 令那些債券持有人傷心的是，他們的案例又被從“國內辦公室”轉回SFO。他們曾向“國內辦公室”要求引渡我回國。而且也許他們還希望立案起訴我詐騙并起訴其他几個人的讀職。但SFO可以駁回引渡回國的申請，因為他們覺得這樣的做法有背于公眾利益。SFO接手了債券持有人對有關引渡回國的起訴申請并扔在一邊：他們堵死了這條路。 “我很惊訝，SFO竟然這么干，他們以前可以不利用職權濫處理案件，”史蒂夫說，他看起來義憤填膺，“本來是很有希望的事，這些人損失了錢，而且他們有權起訴別人把錢要回來。但是SFO卻把這事壓制住了。” “其實本來就不會有希望，史蒂夫。”我說，“他們肯定要讓我去新加坡，否則許多人會動怒。” 下一周的十月四日，德國法庭宣布，他們已經接受了新加坡政府要求引渡我提出的十二條指控中的十一條罪狀，我有一個月的時間對此決定提出上訴——否則我將返回新加坡。 “這是個瘋子的決定，”阿伯哈特凱普夫對我說，“從推理上從其他方面來說都是錯誤的。為什么單單省去偽造罪的起訴？很顯然有證据可以推翻其他至少八項起訴。” 但我就此罷休，不再努力了。我想開始自己的獄中服刑生活。我知道他們提出的所有法律論點都是對的，我也知道自己肯定是要返回新加坡了。德國人干嘛為了我一個人把自己和新加坡的貿易關系弄僵了？SFO干嘛又冒險審判一次財政詐騙案，又有可能打輸官司？誰都想要我走，除了新加坡還有什么吏好的地方呢？ 新加坡方面于十月十七日公布了有關巴林銀行破產的報告。我根本沒認為這個報告會比英國的報告好些，無非是對我這個替罪羔羊大加批判。但我卻大錯特錯了。我翻了一下開頭的几頁，里面有事件發生的時間表，還有一串縮寫和解釋說明，讀到第五頁時，我精神為之一振。 “巴林集團提供了許多說明來解釋八八八八八帳戶是蓄意逃避檢查的。但是，我們不能接受他們的觀點，我們不認為八八八八八帳戶是他們一無所知的未經授權的帳戶。我們的觀點是，巴林集團的管理人士或是知道或是應該知道當時八八八八八帳戶的存在以及在此帳戶下進行交易活動所導致的損失。” 我越來越高興了，便接著往下讀： “巴林集團倫敦結算部知道，或應該知道，附加保證金构成了巴林銀行對客戶所發追加保證金的分類帳目。但是巴林集團倫敦結算部卻宣稱它從未使用過保證金提供單這一簡單的一頁紙的文件來解決不一致平衡金問題。” 我本來自己可以那么寫——過來的這兩年里我一直擔心這一點。我從來就沒有相信過，這种簡單的資金不一致沒被解決。 新加坡方面也嚴厲批評了巴林集團內部帳目審查系統：“實際上，內部查帳報告并未發現新跡象。從一開始，巴林集團就知道李森先生具有雙重角色，他既是前台辦公室主任又是后方辦公室主任。內部查帳報告主要用于重新審視這一點。但是，巴林集團仍然我行我素。” 這個報告其實開始著眼關注于高級管理部門的角色，特別是在描述丟失的七十七億八千万日元的那一段中。 “巴林集團沒有一個高級管理人員在任何一個階段中間問及李森先生是如何以及從何處獲得這七十六億八千万日元來完成這种未經授權的支付……”后來，報告又提及一些個人的事：“諾里斯先生和巴克斯先生兩人都否認自己曾參与任何計划淡化事情的重大影響或是妨礙有關此事的單獨調查。但是，我們不能接受他們這种否認。” 看見他們使用“但是”一詞，我心里有一些溫暖。 報告的結論如下： “回顧一下這件事，有一件事是可能的，巴林集團如果九五年二月之前及時采取行動那他們有可能避免倒閉的命運。 截至九五年一月底，盡管已造成重大損失，這些也只是最終損失的四分之一。” “如果說巴林銀行管理人士直到破產之前仍然不知道有關八八八八八帳戶之事，那只能說他們一直在逃避事實。銀行倒閉之后，諾里斯先生，也就是巴林集團的高級主管，他認為李森先生的行為對巴林集團影響很小（或沒影響），但卻產生了良好回報，這是不可信的；而且在我們看來表明說話人對市場現實的無知程度，故而缺乏可信度。” 我坐在牢房中的小床上，背靠著牆。在這過去的六個月的牢獄生活中，我第一次不再羡慕巴林集團其他經理們的自由了，他們一定也覺得糟透了。也許他們反而羡慕我了——我干脆就承擔了一切。我是做過詐騙案，被人抓起來現在即將服刑，而且我還會在新加坡服刑，這不過是因為SFO沒主見。但這又怎樣呢？我將承受這些事情，翻開又一頁生活，把往事拋在身后。 但是這些巴林集團的經理們卻被人斥責為粗心大意、無知，而且他們還得忍受這些。在牢房里生活唯一的好處是，在此服刑是一种懲罰，結束之后你就又返回生活之岸了。但是即便假設這些巴林銀行的經理們依舊像從前一樣，去格萊尼包尼上班，去見朋友——他們卻被限于沉悶窒息的生活情調中。 我必須學會接受自己的罪行并讓它們成為往事。但是那些人被新加坡檢察官們說成是“粗心大意、漠視事實、完全無知”。 新加坡的記者們對彼得·諾里斯的評价是：“我們不接受諾里斯先生對事實的解釋。這也就是說諾里斯先生并不誠實他們對詹姆士·巴斯的評价是：“在我們看來，巴克斯先生的證据是他發誓證明真實的。 但從實物上來講仍然是虛假的，這樣，得出的結論對他反而不利。” 有關西蒙·瓊斯的說法是： “瓊斯先生對SIMEX的兩封信的態度反映出他的令人不能接受的漠然程度。我們不理解瓊斯先生身為巴林銀行財政主管何以草草簽署李森先生寫給SIMEX詢問李森先生本人活動信件的答复，而他也沒有單獨仔細地調查此事。” 被抓后我第一次覺得我宁愿為了自己所干的事去失敗而不愿為了他們干過后的事去失敗。身陷大牢，我卻比他們更開心，因為他們正在家里整理著自己早已破碎不堪的聲譽，而且心里也明白自己的朋友們在背后談論些什么。滾他們的蛋！我這么想。我能夠面對我所有的家人、朋友，并直視他們的眼睛，我不用隱藏什么；在這意義上說，我是自由的，我將會走出監獄再投入新生活。他們卻會永不安宁，參加每一個雞尾酒會都會有人在背后指指點點說：“那是彼得·諾里斯……那是詹姆士·巴克斯……”他們也清楚誰都覺得他們很蠢。我會洗心革面——我肯定再也不會重蹈前轍了。但他們卻永遠無法改正新加坡報告中對他們所做的批評。 十月二十九日，在法庭允許我上訴延遲引渡的上訴期限到期之前，我宣布自愿返回新加坡。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一，我接到通知，我四十八小時后离開德國。 ------------------ 書 路 掃描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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