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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天津，才知道并不像羅振玉所說的那樣，“住處准備妥當”，因此我先在大和旅館住了一天。次日婉容、文繡和日本使館里的那一套人馬都來了，才一同搬進匆忙布置起來的張園。 張園是一座占地約有二十畝的園子，中間有一座天津人稱之為八樓八底的樓房。這是前清駐武昌第八鎮統制張彪做游藝場用的地方。武昌起義時，張彪嚇得連官印也不要了，帶著他的金銀財寶和家眷溜到天津，在日本租界里當了寓公。我剛住進了張園，這位前清的“名將”，堅決不收房錢，每天清晨都要帶著一把掃帚，親自來給我掃院子，大概是表示自己一貫矢忠之意。后來不知是經誰的勸阻，他才丟下那把掃帚。我在這里住了五年。后來張彪死了，他的儿子拿出房東的面孔要房租，我也嫌他的房子不好，于是又搬到了陸宗輿的“靜園”。 我到天津來的目的原是為了出洋，結果卻一連住了七年。這是我在各派遺老、各种主意之間搖擺的七年。這時，王公們對我的左右力量，早已大為減弱；我父親起初不大來天津，后來雖然常來（住在我原先買的英租界戈登路的房子里），對我也不發生什么作用。在這期間，庄士敦老師离開了我，又到威海衛當專員去了。威海衛被中國政府收回后，一九二六年他与北洋政府辦理庚款問題時，到天津和我見過一次面。他曾為我奔走于吳佩孚等人之間，毫無結果。后來他回英國接受爵士爵位，做了倫敦大學的漢學教授兼英國外交部顧問。這七年間，在我身邊進行勾心斗角的人物，大致可分為這几派：起初把希望放在恢复优待條件方面，后來又退縮為維持原狀的，是以陳寶琛為首的一批“舊臣”，可以稱之為“還宮派”；把希望放在出洋以取得外國（主要是日本）援助上的，是以羅振玉為首，其中有遺老遺少，也有個別王公如溥偉之流，按當時的說法，可以稱之為“聯日”或“出洋”派；把希望放在聯絡、收買軍閥方面，即所謂“用武人”一派，這派人物頗复雜，有前清遺老，也有民國的政客，中心人物卻是我自己。后來又回到我身邊的鄭孝胥，起先并不屬于哪一派，好像哪一派的主張他都贊成過，也反對過，他更提出過任何一派不曾提過的如所謂“用客卿”（外國人）、“門戶開放”（同任何肯幫助复辟的國家勾結）等主張，因而也受過各派人的反對。當他后來一拿定了投靠日本這個主意，就戰胜了一切對手。他不但胜過了他們，而且連他的老對手、“聯日派”的老首領羅振玉，在這個階段的爭奪中又被他將多年經營來的成果，輕輕攫取到手。不過這也是后話，現在還是先把羅振玉說一說。 羅振玉到宮里來的時候，五十出頭不多，中高個儿，戴一副金絲近視鏡（當我面就摘下不戴），下巴上有一綹黃白山羊胡子，腦后垂著一條白色的辮子。我在宮里時，他總是袍褂齊全，我出宮后，他總穿一件大襟式馬褂，短肥袖口露出一截窄袍袖。一口紹興官話，說話行路慢條斯理，節奏緩慢。他在清末做到學部參事，是原學部侍郎寶熙的舊部，本來是和我接近不上的，在我婚后，由于升允的推荐，也由于他的考古學的名气，我接受了陳寶琛的建議，留作南書房行走，請他參加了對官中古彝器的鑒定。和他前后不多時間來的當時的名學者，有他的姻親王國維和以修元史聞名的柯劭囗。陳寶琛認為南書房有了這些人，頗為清室增色。當然，羅振玉在复辟活動方面的名气比他在學術上的名气，更受到我的注意。他在辛亥革命那年東渡，在日本做了十年寓公，考古寫書，自名“仇亭老民”。升允和善耆到日本活動，尋求复辟支援時，和他攪在一起，結了緣。后來，升允灰了心，在青島住了一陣后，跑到天津日本租界里當寓公；善耆定居在旅順大連，受日本人的豢養。羅振玉比他們都活躍，他一九一九年回國，先住在天津，結交日本人，后來在大連碼頭開設了一個叫墨緣堂的古玩舖，一邊走私販賣古玩、字畫，一邊繼續和日本人拉拉扯扯，廣泛尋求复辟的同情者。 羅振玉在古玩、字畫、金石、甲骨方面的騙錢行徑，是由來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縣一個舊式書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個丘姓巨紳家教書。這位巨紳是個藏書家。羅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東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東家的無知，一方面裝作十分哀痛的樣子，拒絕接受這一年的束俯，要用以充做奠儀，另方面表示，愿留下東家的几件舊書和字畫，作為紀念。女東家認為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請他自己到藏書樓任意挑選。于是這位書賈世子就精選出几筐“紀念品”，內有百余卷唐人寫經，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畫，滿載而歸。在這個基礎上，他由刻三字經、百家姓的書舖變成了古玩字畫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畫的鑒賞家的名聲越來越大，后來更通過售賣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關系。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書商關系結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許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國古文物學術的權威，常拿字畫請他鑒定。他便刻了一些“羅振玉鑒定”、“羅振玉審定”的圖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畫請他蓋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騙人。后來他竟發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無名字畫上，另加上“羅振玉鑒定”章，然后高价出賣。他時常借口忙，把人家拿來請他鑒定的珍貴銅器，拖壓下來，盡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賣。他的墨緣堂出售的宋版書，据說有一些就是用故宮的殿版《圖書集成》里的扉頁紙偽造的。殿版紙是成化紙或羅紋紙，极像宋版書用紙。据說內務府把那批殿版書交羅振玉代賣時，他把那一万多卷書的空白扉頁全弄了下來，用仿宋体的刻版印了“宋版”書。我當時對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有人說，羅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學還好。据我看，他的才學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怀疑。在偽滿時有一次他拿來一批漢玉請我觀賞。我對漢玉說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因為十分愛好，收藏了不少，所謂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當然，所謂漢玉，并不是非漢朝的不可，這只不過是對古玉的慣稱。我看過羅振玉拿來的漢玉，不禁對他的“才學”暗吃一惊，因為全部都是假貨。 羅振玉并不經常到宮里來，他的姻親王國維能替他“當值”，經常告訴他當他不在的時候，宮里發生的許多事情。王國維對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這位老實人總覺得欠羅振玉的情，而羅振玉也自恃這一點，對王國維頗能指揮如意。我后來才知道，羅振玉的學者名气，多少也和他們這种特殊瓜葛有關。王國維求學時代十分清苦，受過羅振玉的幫助，王國維后來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著和羅振玉在一起過的。王國維為了報答他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羅振玉的名字付梓問世。羅振玉后來在日本出版、轟動一時的《殷墟書契》，其實也是竊据了王國維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羅、王二家后來做了親家，按說王國維的債務更可以不提了，其實不然，羅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過的代价，而且王國維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顏”，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國維處處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國維就任清華大學國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頭１，羅振玉竟向他追起債來，后來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國維，逼得這位又窮又要面子的王國維，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進昆明湖自盡了。 １我在特赦后，听到一個傳說，因已無印象，故附記于此，聊備參考。据說紹英曾托王國維替我賣一點字畫，羅振玉知道了，從王手里要了去，說是他可以辦。羅振玉賣完字畫，把所得的款項（一千多元）作為王國維歸還他的債款，全部扣下。王國維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舊賬，王國維還要補給他不足之數。王國維气憤已极，對紹英的催促無法答复，因此跳水自盡。据說王遺書上“義無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作者 王國維死后，社會上曾有一种關于國學大師殉清的傳說，這其實是羅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覺中，成了這篇文章的合作者。過程是這樣：羅振玉給張園送來了一份密封的所謂王國維的“遺折”，我看了這篇充滿了孤臣孽子情調的臨終忠諫的文字，大受感動，和師傅們商議了一下，發了一道“上諭”說，王國維“孤忠耿耿，深堪惻憫，……加恩謚予忠愨，派貝子溥人斤即日前往莫綴，賞給陀羅經被并洋二千元……”。羅振玉于是一面廣邀中日名流、學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園里為“忠愨公”設靈公祭，宣傳王國維的“完節”和“恩遇之隆，為振古所未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稱他相信自己將和死者“九泉相見，諒亦匪遙”。其實那個表現著“孤忠耿耿”的遺折，卻是假的，它的翻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見”的羅振玉。 那時我身邊的几個最善于勾心斗角的人，總在設法探听對手的行動，手法之一是收買對手的仆役，因而主人的隱私，就成了某些仆人的獲利資本。在這上面最肯下功夫的，是鄭孝胥和羅振玉這一對冤家。羅振玉假造遺折的秘密，被鄭孝胥通過這一辦法探知后，很快就在某些遺老中間傳播開了。這件事情的真相當時并沒有傳到我耳朵里來，因為，一則謚法業已踢了，誰也不愿擔這個“欺君之罪”，另則這件事情傳出去實在難听，這也算是出于遺老們的“愛國心”吧，就這樣把這件事情給壓下去了。一直到羅振玉死后，我才知道這個底細。近來我又看到那個遺折的原件，字寫得很工整，而且不是王國維的手筆。一個要自殺的人居然能找到別人代繕絕命書，這樣的怪事，我當初卻沒有察覺出來。 羅振玉給王國維寫的祭文，很能迷惑人，至少是迷惑了我。他在祭文里表白了自己沒有看見王國維的“封奏”內容之后，以臆測其心事的手法渲染了自己的忠貞，說他自甲子以來曾三次“犯死而未死”。在我出宮和進日本使館的時候，他都想自殺過，第三次是最近，他本想清理完未了之事就死的，不料“公竟先我而死矣，公死，思遇之隆，為振古所未有，予若繼公而死，悠悠之口或且謂予希冀恩澤”，所以他就不便去死了，好在“醫者謂右肺大衰，知九泉相見，諒亦匪遙”。這篇祭文的另一內容要點，是說他當初如何發現和培養了那個窮書記１，這個當時“黯然無力于世”的青年如何在他的資助指點之下，終于“得肆力于學，蔚然成碩儒”。總之，王國維無論道德、文章，如果沒有他羅振玉就成不了气候。那篇祭文當時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 １王國維在光緒戊戌年為汪康年的司書，后入羅所辦的“東文學社”求學。 但是，盡管我長久以來弄不清羅振玉的底細，而羅振玉在我身上所打的政治算盤，卻一直不能如愿。在他最后敗給鄭孝胥之前，僅陳寶琛、胡嗣瑗一伙就弄得他難于招架。在那一連串的、几起几落的爭吵中，我自己則是朝三暮四，猶豫不決。 這兩伙人起初的爭論焦點，是出洋不出洋的問題。我從北京日本使館跑到天津日本租界后，社會上的抨擊達到一個新高潮。天津出現了一個“反清大同盟”專門和我作對。羅振玉這一伙人乘此机會便向我說，無論為了安全還是為了复辟，除了出洋別無他路可走。這一伙人的聲勢陣容，一時頗為浩大，連廣東一位遺老陳伯陶也送上奏折說，“非外游不足以保安全，更不足以謀恢复”，并主張游歷歐美之后可定居日本，以待時机變化。陳寶琛這一伙則認為這完全是輕舉妄動。他們認為一則馮玉祥未必能站得住腳，危險并不那么大；另則出洋到日本，日本未必歡迎。倘若在日本住不成，而國內又不能容，更不用想段祺瑞和張作霖之流會讓我回到紫禁城，恢复以前的狀況。我對陳寶琛等人的意見不感興趣，但他們提出的警告卻引起了我的注意，對羅振玉的主張犯了猶豫。 一九二六年，政局曾經一度像陳寶琛這一伙所希望的那樣發生了變動，張作霖轉而和吳佩孚聯合，張、馮終于發生沖突，馮軍遭到了奉軍的攻擊。馮玉祥撤走了天津的軍隊，北京的馮軍處于包圍之中。段祺瑞与張作霖勾結，被馮軍發現，段祺瑞逃走了，隨后馮軍也在北京站不住腳，退往南口，奉軍張宗昌進了北京。七月間，張、吳兩“大帥”在北京的會面，引起“還宮派”無限樂觀，還宮派活躍起來了。我身邊的陳寶琛親自到北京，找他的舊交，新任的內閣總理杜錫珪去活動，在外面的康有為也致電吳佩孚、張作霖、張宗昌等人，呼吁恢复优待條件。康有為給吳佩孚寫了一封長信，信中歷數清朝的“功德”，并以“中華之為民國，以清朝讓之，非民國自得之也”為理由，請吳佩孚乘机复辟。他對吳說，張作霖等人都沒問題，外交方面也有同心，甚至“國民党人私下亦無不以复辟為然”，“全國士大夫無不疑民國而主复辟”，因此，“今但待決于明公矣”！ 其實，這時已到了北洋軍閥的回光返照時期。雖然北方各系軍人忽然又合作了，張作霖又被公推為安國軍總司令了，但一九二四年開始了國共第一次合作，一九二五年開始了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到一九二六年，北伐軍前鋒勢如破竹，孫傳芳、吳佩孚、張作霖的前線軍隊，不住地潰敗下來，他們正自顧不暇，哪有心思管什么优待條件？陳寶琛沒有活動出什么結果，吳佩孚給康有為的回信也很簡單，敷衍說：“金石不渝，曲高無和必矣。”過了一年，康有為便抱著未遂之志死在青島了。 還宮希望破滅了，陳寶琛這一伙泄了气，羅振玉這邊又活躍起來。一九二六年三月，當我正因北伐軍的迫近而陷入憂慮之際，溥偉派人從旅順給我送來奏折和致羅振玉的一封信，說他已和日方官紳接洽好，希望我遷到旅順去住，“先离危險，再圖遠大”，“東巡西幸亦必先有定居”。我因為對羅振玉的閒話听得多了，已經對他有些不放心，不過我對溥偉的印象頗好。我到天津不久，溥偉從旅順跑來給我請安，這位初次見面的“恭親王”，向我說了一句很令我感動的話：“有我溥偉在，大清就不會亡！”我看了他勸我到旅順的信，自然有些動心。因為他通過了羅振玉來勸我，所以我對羅的怀疑也消除了不少。后來，北伐軍占領了武昌，北方軍隊全線動搖，羅振玉更向我宣傳革命軍全是“洪水猛獸”，“殺人放火”，倘若落在他們手里，決無活路。我听了這些話，已經決定隨他去大連了，但由于陳寶琛的勸告，又決定暫緩。陳寶琛從日本公使館得到的消息，事情似乎并不那么令人悲觀。我觀望了不久，果然，國民党的清党消息來了，蔣介石在成批地屠殺被指做“洪水猛獸”的共產党人，在這前后時間里，還接二連三地傳來了英國軍艦炮轟南京，日本出兵山東，阻擋南方軍隊北上的消息。這些消息讓我相信了陳寶琛那伙人的穩健，覺得事情确不像羅振玉這伙人說得那么嚴重。蔣介石既然和袁世凱。段祺瑞、張作霖一樣的怕洋人，我住在外國租界，不是和以前一樣的保險嗎？ “還宮”和“出洋”這兩派人的最終理想，其實并不矛盾，他們是一致希望复辟的。陳寶琛這一伙人在還宮希望破滅之后，重彈起“遵時養晦”的老調，主張采取“靜待觀變”的政策，但是他們在“聯日”方面，也并非反對羅振玉那伙人的主張。例如一位南書房行走叫溫肅的遺老（張勳复辟時做過十二天的都察院副都御史），曾上奏說，“陳寶琛有曠世之才，与芳澤甚密”，“行在”設在天津，可由陳与芳澤就近聯系“密商協助餉械，規定利權”，以“厚結外援，暗樹勢力”，“津京地近，往返可無痕跡”。有一個比溫肅更討厭羅振玉的張琨（前清順天府文安縣知縣，候補知州），他對于出洋之所以不太支持，原因不過如此：“出洋如為避禍，以俟复辟轉圜則可，若再以彼道義之門、治平之范，棄其學而學焉，則大不可也”。可見他并不完全反對羅振玉的出洋理由。甚至陳寶琛也曾一度讓步說，倘若非要出洋不可，只望我選可靠的扈從人員。原來問題的真正焦點，還是在于反對羅振玉這個人。現在我能記得起的最堅決反對出洋的遺老，是极個別的，甚至也有人說過“日本推利是圖，不會仗義協助复辟”的話，他們認為复辟只能放在“遺臣遺民”身上，在他們的遺臣遺民里，是要把羅振玉剔除出去的。 兩伙人既然不是什么主張、辦法上的爭執，而是人与人的爭執，因此在正面的公開條陳議論之外，暗地里勾心斗角就更為激烈。在這方面，羅振玉盡管花樣再多，結果仍是個失敗者。 有一天，羅振玉得到我的召見允許，到我的小召見室里來了。他拿著一個細長的布包儿，對我說： “臣罪該万死，不當以此扰亂天心，然而臣若為了私交，只知隱惡揚善，則又不忠不義。” “你說的什么呀？” 我莫名其妙地望著他，只見他慢慢騰騰，就像個老太監洗臉梳頭似地，動手解那個包儿。包儿打開了，里面是一副對聯，他不慌不忙地把它展開，還沒展完，我就認出來，這是我寫給陳寶琛的。 “臣在小市上發現的宸翰御墨，總算万幸，被臣請回來了……” 那時我還不知道，羅振玉這些人一貫收買敵對者的仆役，干些卑鄙的勾當，我只想到陳寶琛居然對皇上的“恩賜”如此不敬，居然使我的御筆擺到小市的地攤上！我心中十分不快，一時煩惱之至，不知說什么是好，只好揮揮手，叫羅振玉赶快走開。 這時陳寶琛到北京去了。胡嗣瑗知道了這件事，他堅持說，這決不是陳寶琛的過失，他不相信陳家的仆人敢把它拿到小市上去，但又說陳家的仆人偷出去賣倒是可能。至于不賣給小市又賣給誰？為什么會到了羅振玉手里？他卻不說出來。在我追問之下，他只說了一個叫我摸不著頭腦的故事。 “嘉慶朝大學士松筠，皇上必能知道，是位忠臣。松筠的故事，皇上愿意听，臣就講一講。嘉慶二十四年，仁宗睿皇帝要御駕巡幸出關，大學士松筠知道了，心中不安，一則仁宗圣躬違和，如何能經這番奔波？另則和珅雖然伏誅，君側依然未淨，只怕仁宗此去不吉。松筠心中有話不能向上頭明說，只好在奏折上委婉其詞，托詞夜觀天象，不宜出巡。仁宗閱奏大怒，下諭一道，說自古以孝治天下，朕出關祭祀祖宗，豈有不吉之理？因此松筠奪官，降為驍騎校。仁宗后來在熱河行宮龍馭上賓，宣宗（道光）即位還朝，一進西直門，看見了松筠，帶著兵了設街，想起了松筠進諫大行皇帝的那些話，明白了話中的含意，才知道這才是忠心耿耿的重臣，立即官复原職……” 說到這里，胡嗣瑗停住了。我著急地問： “你說的什么呀？這跟陳寶琛有什么關系？” “臣說的是陳寶琛，跟松筠一樣，有話不好明說。” “那么我是仁宗還是宣宗？” “不，不……”胡嗣瑗嚇得不知說什么是好了。我不耐煩地說： “你是個干脆人，別也學那种轉彎抹角的，干脆說吧！” “庶，臣說的陳寶琛，正是忠心耿耿，只不過他對上頭進諫，一向是迂回的，皇上天直聰明，自然是能体察到的。” “行啦，我知道陳師傅是什么人。” 我雖然還不明白松筠的故事的含義，也樂意听胡嗣瑗說陳師傅的好話，至少這可以除去那副對聯所引起我心里的不舒服，但愿它真是賊偷去的就好了。 羅振玉經過一連串的失敗，特別是在后面將要講到的另外一件事上，更大大失掉了我的信任，他終于在一九二八年末搬到旅順另覓途徑去了。 這里暫且不敘遺老們之間的爭斗，先談一談使我留津而不想出洋的另外的原因，這就是我對軍閥的希望。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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