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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對我是充滿了刺激的一年，也是使我憂喜不定的一年。在這一年里，一方面日本的田中內閣發表了滿蒙不容中國軍隊進入的聲明，并且出兵濟南，攔阻南方的軍隊前進，另方面張作霖、吳佩孚、張宗昌這些和我有瓜葛的軍隊，由節節敗退而潰不成軍，為我聯絡軍閥們的活動家剛報來了動人的好消息，我馬上又讀到那些向我效忠的軍人逃亡和被槍斃的新聞。我听說中國的南北政府都和蘇聯絕交了，英蘇也絕交了，國民党大肆清党，鄭孝胥、陳寶琛以及日本人和我談的那個“洪水猛獸”，似乎對我減少了威脅，但又据這些人說，危險正逼近到我的身邊，到處有仇恨我的人在活動。我看到了報紙上關于廣東有暴動的消息，同時，一直被我看成“過激”、“赤化”分子的馮玉祥，已和蔣介石合作，正從京漢線上打過來。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使人灰心喪气的消息越來越多，張作霖死了，美國的公使在給張學良和蔣介石撮合，……除了這些上面已說過的事件之外，這年還發生了最富刺激性的孫殿英東陵盜墓事件。 東陵在河北省遵化縣的馬蘭峪，是乾隆和面太后的陵寢。孫殿英是一個賭棍和販毒犯出身的流氓軍人，在張宗昌部當過師長、軍長。一九二七年孫受蔣介石的改編，任四十一軍軍長。一九二八年，孫率部到薊縣、馬蘭峪一帶，進行了有計划的盜墓。他預先貼出布告，說是要舉行軍事演習，封鎖了附近的交通，然后由他的工兵營營長顓孫子瑜帶兵挖掘，用三個夜晚的時間，把乾隆和慈禧的殉葬財寶，搜羅一空。 乾隆和慈禧是清朝歷代帝后中生活最奢侈的。我從一份文史資料中，看到過一段關于他們的陵墓的描述： 墓中隧道全用漢白玉砌成，有石門四進，亦全系漢白玉雕制，寢宮為 八角形，上覆圓頂，雕塑著九條金龍，閃閃發光。寢宮面積約与故官的中 和殿相等。乾隆的棺梓是用陰沉木制成的，安放在一個八角井的上邊。兩 座墳墓中的殉葬器物，除金銀元寶和明器外，都是些罕見的珍寶。慈禧的 殉葬物品，多是一些珠寶翠鑽之類，她的鳳冠是用很大的珍珠以金線穿制 而成的；衾被上有大朵的牡丹花，亦全用珍珠堆制；手鐲系用大小鑽石鑲 成一大朵菊花和六小朵梅花，澄徹晶瑩，光彩奪目；手里握著一柄降魔杵， 長約三寸余，為翡翠制；她的腳上還穿著一雙珠鞋。另外，在棺中還放置 著十七串用珠寶綴成的念珠和几雙翠質手鐲。乾隆的殉葬品都是一些字畫、 書劍和玉石、象牙、珊瑚雕刻的文玩及金質佛像等物，其中絹、絲制品都 已腐朽，不可辨認。 我听到東陵守護大臣報告了孫殿英盜掘東陵的消息，當時所受到的刺激，比我自己被驅逐出宮時還嚴重。宗室和遺老們全激動起來了。陳寶琛、朱益藩、鄭孝胥、羅振玉、胡嗣瑗、万繩栻、景方昶、袁勵准、楊鍾羲、鐵良、袁大化、升允……不論是哪一派的，不論已經消沉的和沒有消沉的，紛紛赶到我這里，表示了對蔣介石軍隊的憤慨。各地遺老也紛紛寄來重修祖陵的費用。在這些人的建議和安排下，張園里擺上了乾隆、慈禧的靈位和香案祭席，就像辦喪事一樣，每天舉行三次祭奠，遺老遺少們絡繹不絕地來行禮叩拜，痛哭流涕。清室和遺老們分別向蔣介石和平津衛戍司令閻錫山以及各報館發出通電，要求懲辦孫殿英，要求當局賠修陵墓。張園的靈堂決定要擺到陵墓修复為止。 起初，蔣介石政府的反應還好，下令給閻錫山查辦此事。孫殿英派到北平來的一個師長被閻錫山扣下了。隨后不久，消息傳來，說被扣的師長被釋放，蔣介石決定不追究了。又傳說孫殿英給蔣介石新婚的夫人宋美齡送去了一批贓品，慈禧鳳冠上的珠子成了宋美齡鞋子上的飾物。我心里燃起了無比的仇恨怒火，走到陰陰森森的靈堂前，當著滿臉鼻涕眼淚的宗室人等，向著空中發了誓言： “不報此仇，便不是愛新覺羅的子孫！” 我此時想起溥偉到天津和我第一次見面時說的：“有溥偉在，大清就一定不會亡！”我也發誓說： “有我在，大清就不會亡！” 我的复辟、复仇的思想，這時達到了一個新的頂峰。 在那些日子里，鄭孝胥和羅振玉是我最接近的人，他們所談的每個歷史典故和當代新聞，都使我感到激動和憤慨不已，都增強著我的复辟和复仇的決心。和國民党的國民政府斗爭到底，把靈堂擺到修复原墓為止，就是他們想出的主意。但是后來形勢越來越不利，盜墓的人不追究了，北京天津一帶面目全非，當權的新貴中再沒有像段祺瑞、王怀慶這類老朋友，我父親也不敢再住在北京，全家都搬到天津租界里來了。于是我的心情也由激憤轉成憂郁。蔣宋兩家的結親，就使張園里明白了英美買辦世家和安清幫兼交易所經紀人的這种結合，說明蔣介石有了比段祺瑞、張作霖、孫傳芳、吳佩孚這些倒台的軍人更硬的后台。這年年末，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得到了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國的承認，他的勢力和地位已超過了以往的任何一個軍閥。我覺得自己的前途已十分黯淡，認為在這樣一個野心人物的統治下，不用說复辟，連能否在他的勢力范圍內占一席地，恐怕全成問題。 我在心里發出了狠毒的詛咒，怀著深刻的憂慮，為蔣介石的政府和自己的命運，一次又一次地卜過卦，扶過比我曾卜占“國民政府能長久否？”得“天大同人變离，主申年化沖而散”的一個卦文，其意思是：蔣介石政府將眾叛親离，在一九三二年滅亡。當然，蔣介石的政府如果垮台，可以發泄我的仇恨，使我痛快。但是，我更關心的是我自己的命運。我屢次叫榮源扶乩，有一次他得到這樣一個乩文： 今上乃重興之主，清仍有天下，然子（按指榮源）乃朝廷勳戚大臣， 必須直諫君，于致光武，務必勸戒奢華，彌問世事，晦跡韜光，暗成事業， 親君子，遠小人，去偽忠，此皆要圖，子忠實君子，吾所夙知，故愿直言， 將來再興，務必改元，宣統二字，乃宁日一亂絲充滿天下盡，賊犯紫微， 務用隆武，隆若不用，可改興武，此天机也，國事且不泄。 但是任何一個欲望強烈和報仇心切的人，都不會只記得“成事在天”而忘了“求事在人”這句話。我自己几年來的閱歷，特別是蔣介石的發家史，給了我一條重要的信念，這就是若求成事必須手握兵權，有了兵權實力，洋人自然會來幫助。像我這樣一個正統的“大清皇帝”，倘若有了軍隊，自然要比一個紅胡子或者一個流氓出身的將帥更會受到洋人的重視。因此，我決定派我身邊最親信的親族子弟去日本學陸軍。我覺得這比我自己出洋更有必要。 促成我這個想法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溥杰正為了要投筆從戎，在家里鬧得馬仰人翻。他從軍的動机本來也頗可笑，与其說是受到母親遺囑的影響，立志要恢复清朝，還不如說是由于他羡慕那些手握虎符的青年將帥，自己也想當軍官，出出風頭。張學良在張作霖死后，臨國奉天之前對溥杰說過：“你要當軍官，我送你進講武堂（奉軍的軍官學校）。”于是他便和張學良的家眷乘船离了天津。我父親看到了他留下的信，急得要命，要我無論如何想個辦法把他追回來。天津日本總領事答應了我的請求，發了電報給大連。在大連碼頭上，溥杰剛從船上走下來，就給日本警察截住了。他被我派去的人接回到天津，見了我就訴說他投軍的志向，是為了恢复祖業。他的話触動了我送他去日本學陸軍的心思。 我決定了派溥杰和我的三妹夫潤麟一同到日本去學陸軍。為了准備他們的留學，我請天津日本總領事介紹了一位家庭教師，教他們日文。日本總領事推荐了一位叫遠山猛雄的日本人，后來知道，這是一個日本黑龍會的會員，認識不少日本政客。這個人后來也為了我的复辟理想，替我到日本奔走過。我到東北以后，因為他不是軍部系統的，受到排擠，离開了我。這位遠山教師教了溥杰和潤麟不多日子的日文，就為他們的留學問題回到日本去活動了一趟，据說是暫時還不能人日本士官學校，但是可以先進專供日本貴族子弟讀書的學習院，并且還得到了日本的大財閥大倉喜人郎的幫助。一九二九年三月，即“東陵事件”發生后七個月，我這兩個未來的武將就和遠山一起到日本去了。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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