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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陳管見，條列于后： ……對日本宜暗中聯合而外稱拒絕也。關東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 關東与党軍和協，而力足以取之。然日本即取關東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 位則舉措難施。今其勢日漸緊張，關東因無以圖存，日人亦無策善后，此 田中之所以屢示善意也。 我 皇上并無一成一旅，不用日本何以恢复？机難得而易失，天子不取，后悔 莫追。故對日本只有聯合之誠，万無拒絕之理。所難者我借日本之力而必 先得關東之心。若令關東之人，疑我合日謀彼，則以后欲由東三省擁戴， 勢有所難。此意不妨与日本當机要人明言之，將來皇上复位，日本于三省 取得之權，尚須讓步方易辦理。…… 這是一九二八年我收到的一份奏折中的一段。這段話代表了張園里多數人的想法，也是我經過多年的活動后，日益信服的結論。 前面已經說過，我自從進了北府，得到了日本人的“關怀”以來，就對日本人有了某些信賴。我在日本公使館里住了些日子，到了天津之后，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將來复辟的第一個外援力量。 我到天津的第一年，日本總領事古田茂曾請我參觀了一次日本僑民小學。在我往返的路上，日本小學生手持紙旗，夾道向我歡呼万歲。這個場面使我熱淚滿眶，感歎不已。當軍閥內戰的戰火燒到了天津的邊緣，租界上的各國駐軍組織了聯軍，聲言要對付敢于走近租界的國民軍的時候，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官小泉六一中將特意來到張園，向我報告說：“請宣統帝放心，我們決不讓中國兵進租界一步。”我听了，大為得意。 每逢新年或我的壽辰，日本的領事官和軍隊的將住們必定到我這里來祝賀。到了日本“天長節”，還要約我去參觀閱兵典禮。記得有一次“天長節”閱兵，日本軍司令官植田謙古邀請了日租界不少高級寓公，如曹汝霖、陸宗輿、靳云鵬等人都去了。我到場時，植田司令官特意騎馬過來行致敬禮。當閱兵完畢，我們這些中國客人湊在一起，竟然隨著日本人同聲高呼“天皇万歲”。 日軍司令部經常有一位住級參謀來給我講說時事，多年來十分認真，有時還帶來專門繪制的圖表等物。第一個來講的大概是名叫河邊的參謀，他調走之后繼續來講的是金子定一，接金子的是后來在偽滿當我的“御用挂”的吉岡安直。這個人在偽滿与我相處十年，后面我要用專門的一節來談他。 日軍參謀講說的時事，主要是內戰形勢，在講解中經常出現這樣的分析：“中國的混亂，根本在于群龍無首，沒有了皇帝。”并由此談到日本的天皇制的优越性，談到中國的“民心”惟有“宣統帝”才能收拾。中國軍隊的腐敗無力是不可或缺的話題，自然也要用日本皇軍做對比。記得濟南慘案發生后，吉岡安直至少用了一個小時來向我描述蔣介石軍隊的無能。日本布告的抄件，就是那次他給我拿來的。這些講話加上歷次檢閱日軍時獲得的印象，使我深信日本軍隊的強大，深信日本軍人對我的支持。 有一次我到白河邊上去游逛，眺望停在河中心的日本兵艦。不知兵艦艦長怎么知道的，突然親自來到岸上，虔敬地邀請我到他的艦上參觀。到了艦上，日本海軍將校列隊向我致敬。這次由于倉猝間雙方都沒有准備翻譯，我們用筆談了一陣。這條兵艦艦名“藤”，船長姓蒲田。我回來之后，蒲田和一些軍官向我回訪，我應他的請求送了他一張簽名照片，他表示這是他的极大的榮幸。從這件事情上，我覺得日本人是從心眼里對我尊敬的。我拉攏軍閥、收買政客、任用客卿全不見效之后，日本人在我的心里的位置，就更加重要了。 起初，“日本人”三個字在我心里是一個整体。這當然不包括日本的老百姓，而是日本公使館、天津日本總領事館和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部里的日本人，以及和羅振玉、升允來往的那些非文非武的日本浪人。我把他們看成整体，是因為他們同樣地“保護”我，把我當做一個“皇帝”來看待，同樣地鄙夷民國，稱頌大清，在我最初提出要出洋赴日的時候，他們都同樣地表示愿意贊助。一九二七年，我由于害怕北伐軍的逼近，一度接受羅振玉勸告，決定赴日。經過日本總領事的接洽，日本總領事館向國內請示，田中內閣表示了歡迎，并決定按對待君主之禮來接待我。据羅振玉說，日本軍部方面已准備用軍隊保護我啟程。只是由于形勢的緩和，也由于陳寶琛、鄭孝胥的聯合勸阻，未能成行。后來，南京的國民党政府成立了，官方的“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之類的口號消失了，我逐漸發現，盡管日本人的“尊敬”、“保護”仍然未變，但是在我出洋之類的問題上，他們的態度卻有了分歧。這种分歧甚至達到了令我十分憤慨的程度。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有一天羅振玉向我說：“雖然日租界比較安全，但究竟是魚龍混雜。据日本司令部說，革命党（這是一直保留在張園里的對于國民党和共產党的籠統稱呼）的便衣（這是對于秘密工作者的稱呼，而且按他們解釋，都是帶有武器的）混進來了不少，圣駕的安全，頗為可慮。依臣所見，仍以暫行東幸為宜，不妨先到旅順。恭親王在那邊有了妥善籌備，日本軍方也愿協助，擔當護駕之責。”這時我正被“革命党便衣”的謠言弄得惶惶不安，听了羅振玉的話，特別是溥偉又寫來了信，我于是再一次下了出行的決心。我不顧陳寶琛和鄭孝胥的反對，立刻命令鄭孝胥去給我找日本總領事，我要親自和他見面談談。 鄭孝胥听了我的吩咐，怔了一下，問道：“皇上請加藤，由誰做翻譯呢？是謝介石嗎？”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謝介石是個台灣人，由于升允的引見，在北京時就出入宮中，張勳复辟時做了十二天的外務部官員，后來由日本人的推荐，在李景林部下當秘書官，這時跟羅振玉混在一起，不斷地給我送來什么“便衣隊行將舉事”，革命党將對我進行暗殺等等情報。勸說我去旅順避難的，也有他一份。鄭孝胥顯然不喜歡羅振玉身邊的人給我當翻譯，而同時，我知道在這個重要問題上，羅振玉也不會喜歡鄭孝胥的儿子鄭垂或者陳寶琛的外甥劉嚷業當翻譯。我想了一下，便決定道：“我用英文翻譯。加藤會英文。” 總領事加藤和副領事岡本一策、白井康都來了。听完我的話，加藤的回答是： “陛下提出的問題，我還不能立即答复，這個問題還須請示東京。” 我心里想：這本是日本司令部對羅振玉說沒有問題的事，再說我又不是到日本去，何必去請示東京？天津的高級寓公也有到旅順去避暑的，他們連日本總領事館也不用通知就去了，對我為什么要多這一層麻煩？我心里的話沒完全說出來，加藤卻又提出了一個多余的問題： “請問，這是陛下自己的意思嗎？” “是我自己的。”我不痛快地回答。我又說，現在有許多對我不利的消息，我在這里不能安心。据日本司令部說，現在革命党派來不少便衣，總領事館一定有這個情報吧？ “那是謠言，陛下不必相信它。”加藤說的時候，滿臉的不高興。他把司令部的情報說成謠言，使我感到很奇怪。我曾根据那情報請他增派警衛，警衛派來了，他究竟相信不相信那情報？我實在忍不住地說： “司令部方面的情報，怎么會是謠言？” 加藤听了這話，半天沒吭气。那兩位副領事，不知道他們懂不懂英文，在沙發上像坐不穩似地蠕動了一陣。 “陛下可以确信，安全是不會有問題的。”加藤最后說，“當然，到旅順的問題，我將遵命去請示敝國政府。” 這次談話，使我第一次覺出了日本總領事館和司令部方面之間的不協調，我感覺到奇怪，也感覺到很气人。我把羅振玉。謝介石叫了來，又問了一遍。他們肯定說，司令部方面和接近司令部方面的日本人，都是這樣說的。并且說： “司令部的情報是极其可靠的。關于革命党的一舉一動，向來都是清清楚楚的。不管怎么說，即使暗殺是一句謠言，也要防備。” 過了不多几天，我岳父榮源向我報告說，外邊的朋友告訴他，從英法租界里來了馮玉祥的便衣刺客，情況非常可慮。我的“隨侍”祁繼忠又報告說，他發現大門附近，有些形跡可疑的人，伸頭向園子里張望。我听了這些消息，忙把管庶務的佟濟煦和管護軍的索玉山叫來，叫他們告知日警，加緊門禁，囑咐護軍留神門外閒人，并禁止晚間出入。第二天，我听一個隨侍說，昨晚上還有人外出，沒有遵守我的禁令，我立刻下令給佟濟煦記大過一次，并罰扣違令外出者的餉銀１，以示警戒。總之，我的神經緊張起來了。 １這時張園管柬“底下人”的辦法，根据師傅們的諫勸和佟濟煦的懇求，已經取消了鞭笞，改為輕者罰跪，重者罰扣餉銀。為了管束，我還親自訂了一套“規則”，內容見第六章。——作者 有一天夜里，我在睡夢中忽然被一聲槍響惊醒，接著，又是一槍，聲音是從后窗外面傳來的。我一下從床上跳起，叫人去召集護軍，我認為一定是馮玉祥的便衣來了。張園里的人全起來了，護軍們被布置到各處，大門上站崗的日本巡捕（華人）加強了戒備，駐園的日本警察到園外進行了搜索。結果，抓到了放槍的人。出乎我的意料，這個放槍的卻是個日本人。 第二天，佟濟煦告訴我，這個日本人名叫岩田，是黑龍會分子，日本警察把他帶到警察署，日本司令部馬上把他要去了。我听了這話，事情明白了七八分。 我對黑龍會的人物，曾有過接触。一九二五年冬季，我接見過黑龍會的重要人物佃信夫。事情的緣起，也是由于羅振玉的鼓吹。羅振玉對我說，日本朝野對于我這次被迫出宮和避難，都非常同情，日本許多權勢人物，連軍部在內，都在籌划贊助我复辟，現在派來了他們的代表佃信夫，要親自和我談一談。他說這個机會決不可失，應當立刻召見這位人物。佃信夫是個什么人，我原先并非毫無所聞，內務府里有人認識他，說他在辛亥之后，常常在各王府跑出跑進，和宗室王公頗有些交情。羅振玉的消息打動了我，不過我覺得日本總領事是日本正式的代表，又是我的保護人，理應找他來一同談談，于是叫人通知了有田八郎總領事，請他屆時出席。誰知那位佃信夫來時一看到有田在座，立刻返身便走，弄得在座的陳寶琛、鄭孝胥等人都十分惊愕。后來鄭孝胥去責問他何以敢如此在“圣前非禮”，他的回答是：“把有田請來，這不是成心跟我過不去嗎？既然如此，改日再談。”現在看來，羅振玉這次的活動以及岩田的鳴槍制造恐怖气氛，就是那次伯信夫的活動的繼續。這种活動，顯然有日軍司令部做后台。 后來我把陳寶琛、鄭孝胥找來，要听听他們對這件事的看法。鄭孝胥說：“看起來，日本軍、政兩界，都想請皇上住在自己的勢力范圍之內加以保護。他們雖然不合作，卻也于我無損。不過羅振玉做事未免荒唐，他這樣做法，有敗無成，万不可過于重用。”陳寶琛說：“不管日軍司令部也罷，黑龍會也罷，做事全不負責任。除了日本公使和總領事，誰的話也別听！”我考慮了一下，覺得他們的話很有道理，便不想再向總領事要求离津了。從此，我對羅振玉也不再感興趣了。第二年，他便賣掉了天津的房子，跑到了大連。 說也奇怪，羅振玉一走，謠言也少了，連榮源和祁繼忠也沒有惊人的情報了。事隔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一點其中的奧妙。 這是我的英文翻譯告訴我的。他和榮源是連襟，由于這种關系，也由于他和日軍司令部翻譯有事務上的交往，探听到一點內幕情況，后來透露了給我。原來，日軍司令部專門設了一個特務机關，長期做張園的工作，和這個机關有關系的，至少有羅振玉、謝介石、榮源這几個人。我的英文翻譯曾由這三個人帶到這個特務机關的一處秘密地方，這地方對外的名稱，叫做“三野公館”。 他是在那天我接見了加藤之后被他們帶去的。他的翻譯工作做完之后，被羅、謝、榮三人截住，打听會談情況。羅振玉等人听說加藤對我出行毫不熱心，立刻鼓噪起來。從他們的議論中，英文翻譯听出了司令部方面有人對羅振玉他們表示的態度完全不同，是說好了要把我送到旅順去住的。為了向司令部方面的人匯報加藤的談話，羅振玉等三人把英文翻譯帶到“三野公館”去找那人，結果沒找見，而英文翻譯卻發現了這個秘密地方。以后他從榮源和別的方面探听出，這是個有鴉片煙、女人、金錢的地方。榮源是這里的常客，有一次他甚至侮辱過一個被叫做大熊的日本人的妻子，大熊把他告到司令部，也沒有能動他。至于榮源等人和三野公館有些什么具体活動，榮源卻不肯透露。 三野的全名是三野友吉，我認識這個人，他是司令部的一名少住，常隨日軍司令官來張園做客。當時我絕沒想到，正是這個人，通過他的“公館”，与張園的某些人建立了极親密的來往，把張園里的情形摸得透熟，把張園里的榮源之流哄得非常听話，以至后來能通過他們，把謠言送到我耳朵里，弄得我几次想往旅順跑。我听到我的翻譯透露出來三野公館的一些情況后，只想到日軍司令部如此下功夫拉攏榮源等人，不過是為了和領事館爭奪我，他們兩家的爭奪，正如鄭孝胥所說，是于我有益無損的事。 事實上，我能看到的現象也是如此：司令部与領事館的勾心斗角，其激烈与錯綜复雜，是不下于我身邊的遺老們中間所發生的。比如司令部派了參謀每周給我講說時事，領事館就介紹了遠山猛雄做皇室教師；領事館每次邀請我必同時請鄭孝胥，司令部的邀請中就少不了羅振玉；領事館在張園派駐了日本警官，而司令部就有專設的三野公館，為榮源、羅振玉、謝介石等人預備了女人、鴉片，等等。 至于黑龍會，我了解得最晚，還是鄭孝胥告訴我的。這個日本最大的浪人團体，前身名為“玄洋社”，成立于中法戰爭之后，由日本浪人平岡浩太郎所創立，是在中國進行間諜活動的最早的特務組織，最初在福州、芝罘（煙台）、上海都有机關，以領事館、學校、照相館等為掩護，如上海的“東洋學校”和后來的“同文書院”都是。“黑龍會”這個名字的意思是“超越黑龍江”，出現于一九○一年。在日俄戰爭中，這個團体起了很大作用，傳說在那時黑龍會會員已達几十万名，擁有巨大的活動資金。頭山滿是黑龍會最出名的領袖，在他的指揮下，他的党羽深入到中國的各階層，從清末的王公大臣如升允之流的身邊，到販夫走卒如張園的隨侍中間，無一處沒有他們在進行著深謀遠慮的工作。日本許多著名的人物，如土肥原、廣田、平沼、有田、香月等人都是頭山滿的門生。据鄭孝胥說，頭山滿是個佛教徒，有一把銀色長須，面容“慈祥”，平生最愛玫瑰花，終年不愿离開他的花園。就是這樣的一個佛教徒，在玫瑰花香气的氳氤中，持著銀須，面容“慈祥”地設計出駭人的陰謀和慘絕人寰的凶案。 鄭孝胥后來能認識到黑龍會和日本軍部系統的力量，是應該把它歸功于羅振玉的。鄭、羅、陳三人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思想。羅振玉認為軍部人物以及黑龍會人物的話全是可靠的（他對謝米諾夫和多布端的信任，也一半是出于謝、多二人和黑龍會的關系），陳寶琛則認為除了代表日本政府的總領事館以外，別的日本人的話全不可信。鄭孝胥公開附和著陳寶琛，以反對羅振玉。他心里起初也對司令部和黑龍會存著怀疑，但他逐漸地透過羅振玉的吹噓和黑龍會的胡作非為，看出了東京方面某种勢力的動向，看出了日本當局的實在意圖，最后終于看出了這是他可以仗恃的力量。因此，他后來決定暫時放下追求各國共管的計划，而束裝東行，專門到日本去找黑龍會和日本參謀總部。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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