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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孝胥在北京被羅振玉气跑之后，轉年春天回到了我的身邊。這時羅振玉逐漸遭到怀疑和冷淡，敵對的人逐漸增多，而鄭孝胥卻受到了我的歡迎和日益增長的信賴。陳寶琛和胡嗣瑗跟他的關系也相當融洽。一九二五年，我派他總管總務處，一九二八年，又派他總管外務，派他的儿子鄭垂承辦外務，一同做我對外聯絡活動的代表。后來他与我之間的關系，可以說是到了榮祿与慈禧之間的那种程度。 他比陳寶琛更隨和我。那次我會見張作霖，事前他和陳寶琛都表示反對，事后，陳寶琛鼓著嘴不說話，他卻說：“張作霖有此誠意表示，見之亦善。”他和胡嗣瑗都是善于爭辯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只用些老古典，而他卻能用一些洋知識，如墨索里尼創了什么法西斯主義，日本怎么有個明治維新，英國《泰晤士報》上如何評論了中國局勢等等，這是胡嗣瑗望塵莫及的。陳寶琛是我認為最忠心的人，然而講到我的未來，絕沒有鄭孝胥那种令我心醉的慷慨激昂，那种滿腔熱情，動輒聲淚俱下。有一次他在給我講《通鑒》時，話題忽然轉到了我未來的“帝國”： “帝國的版圖，將超越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規模，那時京都將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爾高原之上……” 他說話時是禿頭搖晃，唾星四濺，終至四肢顫動，老淚橫流。 有時，在同一件事上說的几句話，也讓我覺出陳寶琛和鄭孝胥的不同。在康有為賜謚問題上，他兩人都是反對的，陳寶琛在反對之余，還表示以后少賜謚為妥，而他在發表反對意見之后，又添了這么一句：“戊戌之獄，將來自然要拿到朝議上去定。”好像我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鄭孝胥和羅振玉都積极為复辟而奔走活動，但鄭孝胥的主張更使我動心。雖然他也是屢次反對我出洋和移居旅順、大連的計划的。 鄭孝胥反對我离開天津到任何地方去，是七年來一貫的。甚至到“九一八”事變發生，羅振玉帶著關東軍的策划來找我的時候，他仍然不贊成我動身。這除了由于他和羅振玉的對立，不愿我被羅壟斷居奇，以及他比羅略多一點慎重之外，還有一條被人們忽視了的原因，這就是：他當時并不把日本當做唯一的依靠；他所追求的東西，是“列強共管”。 在天津時代，鄭孝胥有個著名的“三共論”。他常說：“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將亡于共產，共產則必然亡于共管。”他把北伐戰爭是看做要實行“共產”的。這次革命戰爭失敗后，他還是念不絕口。他說：“又鬧罷工了，罷課了，外國人的商業受到了損失，怎能不出頭來管？”他的“三共論”表面上看，好像是他的感慨，其實是他的理想，他的愿望。 如果考查一下鄭、羅二人与日本人的結交歷史，鄭到日本做中國使館的書記宮是一八九一年，羅賣古玩字畫、辦上海《農報》，由此結識了給《農報》譯書的日人藤田劍峰是在一八九六年，鄭結交日人比羅要早五年。但是羅振玉自從認識了日本方面的朋友，眼睛里就只有日本人，辛亥后，他把复辟希望全放到日本人的身上，而鄭孝胥卻在日本看見了“列強”，從那時起他就認為中國老百姓不用說，連做官的也都無能，沒出息，中國這塊地方理應讓“列強”來開發，來經營。他比張之洞的“中學為体，西學為用”更發展了一步，不但要西洋技術，西洋資本，而且主張要西人來做官，連皇家的禁衛軍也要由客卿訓練、統領。不然的話，中國永遠是亂得一團糟，中國的資源白白藏在地里，“我主江山”遲早被“亂党”、“亂民”搶走，以至毀滅。辛亥革命以后，他認為要想复辟成功，決不能沒有列強的幫忙。這种幫忙如何才能實現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共管”上。 那時關于“列強”共管中國的主張，經常可以從天津外文報紙上看到。鄭孝胥對這類言論极為留意，曾認真地抄進他的日記、札記，同時還叫他的儿子鄭垂譯呈給我。這是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登在日文報紙《天津日日新聞》上的一篇： 英人提倡共管中國 聯合社英京特約通信。据政界某要人表示意見謂：中國現局，日形紛亂，旅華外國觀察家曾留心考察，以為中國人民須候長久時期，方能解決內部糾紛，外國如欲作軍事的或外交的干涉，以解決中國時局問題，乃不可能之事。其唯一方法，只有組織國際共管中國委員會，由英美法日德意六國各派代表一名為該會委員，以完全管理中國境內之軍事。各委員之任期為三年，期內擔任完全責任，首先由各國代籌二百五十兆元以為行政經費，外交家或政客不得充當委員，委員人才須与美國商（務）部長胡佛氏相仿佛。此外，又組織對該委員會負責之中外混合委員會，使中國人得在上述之會內受訓練。 鄭孝胥認為，這類的計划如果能實現，我的复位的時机便到了。 那年夏天我听了羅振玉的勸說，打算到日本去，鄭孝胥就根据那篇文章勾起的幻想，向我提出了“留津不動，靜候共管”的勸告。這是他記在日記里的一段： 五月戊子二十四日（六月二十三日）。詣行在。召見，詢日領事約談情形（即去日事）。因奏曰：今乘輿狩于天津，皇帝与天下猶未离也。中原士大夫与列國人士猶得常接，气脈未寒，若去津一步，則形勢大變，是為去國亡命，自絕于天下。若寄居日本，則必為日本所留，興复之望絕矣！自古中興之主，必借兵力。今則海內大亂，日久莫能安戢，列國通不得已，乃遣兵自保其商業。他日非為中國置一賢主，則將啟爭端，其禍益大。故今日皇上欲圖中興，不必待兵力也，但使圣德令名彰于中外，必有人人欲以為君之日。 他提出過不少使“圣德令名彰于中外”的辦法，如用我的名義捐款助賑，用我的名義編纂《清朝歷代政要》，用我的名義倡議召開世界各國弭兵會議等等。有的我照辦了，有的無法辦，我也表示了贊許和同意。 我委任奧國亡命貴族阿克第男爵到歐洲為我進行游說宣傳，臨行時，鄭孝胥親自向他說明，將來如蒙各國支持“复國”，立刻先實行這四條政策：“一、設責任內閣，閣員參用客卿；二、禁衛軍以客將統帥教練；三、速辦張家口——伊犁鐵路，用借款包工之策；四、國內設立之官辦商辦事業，限五年內一体成立。” 鄭孝胥的想法，以后日益体系化了。有一次，他說：“帝國鐵路，將四通八達，礦山無處不開，學校教育以孔教為基礎……。”我問他：“列強真的會投資嗎？”他說：“他們要賺錢，一定爭先恐后。臣當年承辦璦琿鐵路，投資承包的就是如此，可惜朝廷給壓下了，有些守舊大臣竟看不出這事大有便宜。”那時我還不知道，作為辛亥革命風暴導火線的鐵路國有化政策，原來就是鄭孝胥給盛宣怀做幕府時出的主意。假若我當時知道這事，就准不會再那樣相信他。當時听他說起辦鐵路，只想到這樣的問題：“可是辛亥國變，不就是川、湘各地路礦的事鬧起來的嗎？”他附和說：“是的，所以臣的方策中有官辦有商辦。不過中國人窮，錢少少辦，外國人富，投資多多辦，這很公平合理。”我又曾問過他：“那些外國人肯來當差嗎？”他說：“待如上賓，許以优待，享以特權，絕無不來之理。”我又問他：“許多外國人都來投資，如果他們爭起來怎么辦？”他很有把握地說：“唯因如此，他們更非尊重皇上不可。” 這就是由共管論引申出來的日益体系化的鄭孝胥的政策，也是我所贊許的政策。我和他共同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取回我的寶座，繼續大清的气脈，恢复宗室覺羅、文武臣僚、士大夫等等的舊日光景。 鄭孝胥在我出宮后，曾向段祺瑞活動“复原還宮”，在我到天津后，曾支持我拉攏軍閥、政客的活動，但是，在他心里始終沒忘掉這個理想。特別是在其他活動屢不見效的情況下，他在這方面的愿望尤其顯得熱烈。這在使用謝米諾夫這位客卿的問題上，分外地可以看出來。 當我把接見謝米諾夫的問題提出來時，陳寶琛擔心的是這件事會引起外界的責難，鄭孝胥著急的卻是怕我背著他和羅振玉進行這件事。他對陳寶琛說：“反對召見，反而使皇上避不咨詢，不如為皇上籌一妥善謹密之策，召見一次。”結果，謝米諾夫這個關系便叫他拉到手上了。 使他對謝米諾夫最感到興趣的，是謝和列強的關系。當謝米諾夫吹噓列強如何支持他，而各國干涉中國的政局之聲又甚囂塵上的時候，鄭孝胥認為時机來了，興高采烈地給張宗昌和謝米諾夫撮合，讓謝米諾夫的党羽多布端到蒙古舉兵起事，并且親自跑上海，跑青島。他進行了些什么具体活動，我現在已記憶不清了，只記得他十分得意地寫了不少詩。他的日記里有這樣自我欣賞的描寫：“晨起，忽念近事，此后剝极而复，乃乾旋坤轉之會，非能創能改之才，不足以應之也。”“如袁世凱之謀篡，張勳之复辟，皆已成而旋敗，何者？無改創之識則枘鑿而不合矣！”（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諸人本极畏事，固宜如此！”“夜与謝米諾夫。包文淵、畢瀚章、劉鳳池同至國民飯店，……皆大歡暢，約為同志，而推余為大哥。”（一九二六年五月） 英國騙子羅斯，以辦報紙助我复辟為名，騙了我一筆錢，后來又托鄭孝胥介紹銀行貸款，鄭孝胥因羅是謝米諾夫和多布端的朋友，就用自己的存折作押，給他從銀行借了四千元。鄭垂覺得羅斯不可靠，來信請他父親留心，他回信教訓儿子說：“不能冒險，焉能舉事？”后來果然不出他儿子所料，羅斯這筆錢到期不還，銀行扣了鄭的存款抵了賬。盡管如此，當羅斯底下的人又來向鄭借錢的時候，由于謝米諾夫的關系，經多布端的說情，他又掏出一千元給了那個騙子。當然，我的錢經他手送出去的，那就更多。被他譏笑為“本极畏事，固宜如此”的陳寶琛，后來在歎息“蘇龕（鄭宇），蘇龕，真乃疏忽不堪！”之外更加了一句：“慷慨，慷慨，豈非慷他人之慨！” 后來，他由期待各國支持謝米諾夫，轉而渴望日本多對謝米諾夫加點勁，他又由期待各國共管，轉而渴望日本首先加速對中國的干涉。當他的路線轉而步羅振玉后塵的時候，他的眼光遠比羅振玉高得多，什么三野公館以及天津日軍司令部和領事館，都不在他眼里；他活動的對象是直接找東京。不過他仍然沒忘了共管，他不是把日本看做唯一的外援，而是第一個外援，是求得外援的起點，也可以說是為了吸引共管的第一步，為“開放門戶”請的第一位“客人”。 他提出了到東京活動的建議，得到了我的贊許，得到了芳澤公使的同意。和他同去的，有一個在日本朝野間頗有“路子”的日本人太田外世雄。他經過這個浪人的安排，和軍部以及黑龍會方面都發生了接触，后來，他很滿意地告訴我，日本朝野大多數都對我的复辟表示了“關心”和“同情”，對我們的未來的開放政策感到了興趣。總之，只要時机一到，我們就可以提出請求支援的要求來。 關于他在日本活動的詳細情形，我已記不清了。我把他的日記摘錄几段如后，也可以從中看出一些他在日本廣泛活動的蛛絲馬跡： 八月乙丑初九日（陰歷，下同）。八點抵神戶。福田与其友來迎。每 日新聞記者攜具來攝影。偕太田、福田步至西村旅館小憩，忽有岩日愛之 助者，投刺云：兵庫縣得芳澤公使來電囑招待，兵庫縣在東京未回，今備 汽車唯公所用。遂同出至中華會館。又至捕公廟，复歸西村館，即赴汽車 站買票，至西京，入京都大旅館。來訪者有：大阪時事報社守田耕治、大 田之友僧足利淨回，岩田之友小山內大六，為國雜社干事。与岩田、福田、 太田同至山東館午飯。夜付本多吉來訪，談久之。去云：十點將复來，候 至十二點，竟不至。 丙寅初十日。……將訪竹本，遇于門外，遂同往。內藤虎來談久之。 太田之友松尾八百藏來訪，密談奉天事。 丁卯十三日。福田以電話告：長尾昨日已歸，即与太田、大七走訪之。 長尾猶臥，告其夫人今日匆來，遂乘電車赴大限。……岩田愛之助与肅邸 四子俱來訪。憲立（定之）密語余奉天事，消息頗急，欲余至東京日往訪 藤田正實、宇垣一成。朝日、每日二社皆攝影，复与肅四子共攝一影，乃 訪住友經理小倉君。…… 庚午十四日。長尾來談，勸取奉天為恢复之基。…… 壬申十六日。長尾雨山以電話約勿出，當即來訪，遂以汽車同游天滿 官金閣寺而至嵐山。高峰峭立，水色甚碧，密林到頂，若無路可入者。入 酒家，亦在林中，隱約見岩岫壓檐而已，飲酒食魚，談至三時乃去。 癸酉十七日。……長尾來贈畫扇，送至圓山公園，左阿、囗家、狩野、 內藤、近重、鈴木皆至，頃之高瀨亦至，唯荒木、內村在東京未歸。…… 丙子二十日。作字。雨。詣長尾辭行。……太田來云，東京備歡迎者 甚眾，將先往約期。 辛巳廿五日。十一時至東京下火車。至車站投刺者數十人。小田切、 高田丰村、岡野皆來帝國旅館。雨甚大。岩田、水野梅曉亦來。岡野自吳 佩孚敗后囗而為僧。夜宿于此。 壬午二十六日。……水野談日政府近狀頗詳，謂如床次、后藤、細川 侯、近衛公，皆可与談。 癸未二十七日。……送過水野，复同訪床次。床次脫离民主党而立昭 和俱樂部，將為第三党之魁。岩田來。小田切來。大田、白井、水野、佃 信夫來。山田來。汪榮寶來。……夜赴近衛公之約，坐客十余人，小田切、 津田、水野、太田皆在坐。近衛詢上近狀，且极致殷勤。…… 甲申二十九日。……川田瑞穗者稱，長尾雨山之代理人，与松本洪同 來約九月初八日會宴，坐客為：平沼騏一郎，樞密院副議長；樺山資英， 前內閣秘書長；牧野謙次郎，能文，早稻田教授；松平康國，早稻田教授； 國分青崖，詩人；田邊碧堂，詩人；內田周平，能漢文。此外尚十余人。…… 岩田与肅邸第十八子憲開來訪，今在士官學校。……津田靜枝海軍大佐邀 至麻布區日本料理館，為海軍軍令部公宴。主席者為米內少將，坐客為： 有田八郎，水野梅曉，中島少將，園田男爵（東鄉之婿），久保田久晴海 軍中佐等。…… 九月丙戌朔。太田來。參謀本部總長鈴木，次長南，以電話約十時會 晤。与大七、大田同往。鈴木詢上近狀，且云：有恢复之志否？南次長云： 如有所求，可以見語。對曰：正究將來開放全國之策，時机苟至，必將來 求。吉田茂外務次官約午飯，座中有：清浦子爵奎吾，岡部長景子爵，高 田中將，池田男爵，有田，岩村，水野，太田等。…… 丁亥初二日。……岩田偕憲開、李寶璉、劉牧蟾來訪。李劉皆在士官 學校。…… 庚寅初五日。……水野、太田來。与水野同訪后藤新平，談俄事良久。…… 癸巳初八日。……工藤邀同至白井新太郎宅，晤高山中將，野中、多 賀二少將，田鍋、松平皆在座，頗詢行在情形。 戊戌十三日。太田送至神戶登長崎九，長尾雨山自西京來別。富岡、 福田皆來。十一點半展輪。…… 他在日本，被當做我的代表，受到各种熱心于恢复清朝的人物的接待。其中有不少原是我的舊交，例如高田丰村是前天津駐屯軍司令官，有田八郎和吉田茂做過天津總領事，白井是副領事，竹本多吉是在北京時把我接進日本兵營的那位大任。岩田愛之助就是在我窗外放槍的那位黑龍會會員，佃信夫則是不肯在總領事有田面前談“机密”的那位黑龍會重要人物。不管他們在中國時怎樣不和，這時卻彼此融洽無間地共同接待著“鄭大臣”。除了這些過去曾直接出頭露面的以外，那些原居于幕后的大人物，如后來做過首相、陸相等要職的近衛（文囗）、宇垣（一成）、米內（光政）、平沼（騏一郎）、鈴木（貫太郎）、南（次郎），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上台的吉田茂等人，還有一些出名的政客、財閥，此時全都出了面。也許鄭孝胥和這些人會談時，他的“開放全國之策”引起的反應使他太高興了，所以在偽滿成立以后，第一批“客人”已經走進了打開的“門戶”，他仍然沒有忘記共管的理想，一有机會便向外面宣傳“門戶開放，机會均等”。這猶如給強盜做底線的仆人，打開了主人家的大門，放進了一幫強盜，當了一幫強盜的大管事，尤感不足，一定還要向所有各幫強盜發請帖，以廣招徠。這自然就惹惱了已經進了門的強盜，一腳把他踢到一邊。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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