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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五月，國聯調查團來到了東北。十月，發表了所謂“滿洲問題”的調查報告。鄭氏父子對于這個調查團曾抱有很大幻想，報告書公布的時候，他們簡直以為實現國際共管的理想是指日可待的。他父子倆后來失寵于日人，終于被拋棄，与這种熱衷于共管有很大關系。我當時并沒有他們想的那么多，沒有他們那樣興奮，但卻從他們的議論中，知道了不少國際上的事情。我与他們的感受也不同。他們因調查團的態度而發生了共管的幻想，而我卻由此發生了對日本強大的感覺。由于這种感覺，我越發認為自己的命運是無法跟它分開了。 關于西方列強在“滿洲事件”上的態度，我早就听鄭氏父子等人不斷說過這類的話：“別看日內瓦、巴黎（國聯）開會開得熱鬧，其實哪一國也不打算碰日本，歐戰以后有實力的是美國，可是連美國也不想跟日本動硬的。”精通英文、日文的鄭垂不時地把外國報紙上的輿論告訴我，說美國不少報紙言論是擔日的。他曾有根有据地說了一些非公開消息，例如美日曾有密約，美對日本在東北的行動有諒解，等等。他還很具体地告訴我，早在事變前美國方面的重要人物就勸過蔣介石，把滿洲賣給日本，讓日本去碰蘇聯，以收其利１。 １事實上，喜歡吹牛的鄭氏父子并沒有撒謊。在當時的《東方雜志》上，就可以找到《紐約論壇報》、《紐約日日新聞》等報紙上的袒日言論的譯文。比如，前者有這樣的話：“日人軍事行動，乃對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政策所不能免之反響”，后者：“日本繼承俄國在滿洲開發，至于今日，其功績之偉大，為世人公認。”國聯通過派遣調查團的決議，确曾遭受到美國的反對，理由是：“此种行動足以刺激日本國民的情緒”，國聯在一次會議上，打算做出要求日軍退出滿洲的決議時，美國國務卿凱塞爾就公開表示，對此并未附議。這些事實的記載可以從當時的許多報刊上看到。后來美國國務院發表了一些秘密文件，其中《一九三一年美國外交文件》一書，公布了那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美駐日大使福白斯交給日本外務大臣幣原的一份党書，透露了美國政府當時“曾勸中國政府采取妥協步調”。至于日美對東北問題的秘密談判，則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號的《國際事件》（International Affairs，1935 Dec.）上据西·萊特的一篇文章《美國人對遠東問題的觀點》（Q．Wright：American View of the Far Eastern Problem）中揭露了出來。——作者 “調查團要來了，”鄭孝胥是這樣告訴我的，“國民党請他們來調查，想請他們幫忙對付日本，其實他們是不對付日本的。他們關心的一是門戶開放、机會均等，二是對付赤俄。他們在東京跟內田康哉（這時已出任日本外相）談的就是這個。用不著擔心，到時候應付几句就行了。依臣看來，國民党也明知道調查團辦不了什么事，說不定國民党看到了國際共管滿洲的好處。” 后來事實證明，鄭氏父子說的話大部正确。 沈陽事變發生后，蔣介石一再電張學良轉命東北駐軍：“為免事件擴大，絕對不抵抗。”四天后，即九月二十二日，蔣在南京全市國民党員大會上宣稱：“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同時，對內卻毫無和平与公理，用最野蠻的辦法加緊進行內戰。九月三十日，國民党向國聯請求派中立委員會到滿洲調查。經過几番討論，到十二月十日才得到日本同意，做出組織調查團的決議。調查團由五國委員組成，即英國的李頓爵士、美國的佛蘭克洛斯·麥考益少將、法國的亨利·克勞德中將、意大利的格迪伯爵和德國的恩利克希尼博士。團長是李頓。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調查團啟程，先在日本、上海、南京、漢口、九江、宜昌、重慶等地轉了一圈，又在北平住了十天，到東北的時候已是五月份了。在這期間，南京政府宣傳著“等待公理的判斷”，而日軍則攻占了錦州，發動了淞滬戰爭，成立了“滿洲國”。除了這些被“等待”來的結果之外，還有一個在各國干預下產生的《淞滬停戰協定》。根据這個協定，南京政府的軍隊從此不得進駐淞滬地區。 五月三日這天，我和調查團的會見，用了大約一刻鐘左右的時間。他們向我提出了兩個問題：我是怎么到東北來的？“滿洲國”是怎么建立起來的？在回答他們的問題之前，我腦子里閃過一個大概他們做夢也沒想到的念頭。我想起當年庄士敦曾向我說過，倫敦的大門是為我打開著的，如果我現在對李頓說，我是叫土肥原騙來又被板垣威嚇著當上“滿洲國元首”的，我要求他們把我帶到倫敦，他們肯不肯呢？我這個念頭剛一閃過，就想起來身邊還坐著關東軍的參謀長橋本虎之助和高參板垣征四郎。我不由地向那青白臉瞄了一眼，然后老老實實按照他預先囑咐過的說：“我是由于滿洲民眾的推戴才來到滿洲的，我的國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 調查團員們一齊微笑點頭，再沒問什么。然后我們一同照相，喝香擯，祝賀彼此健康。調查團走后，板垣的青白臉泛滿了笑意，贊不絕口地說：“執政閣下的風度好极了，講話響亮极了！”鄭孝胥事后則晃著禿頭說：“這些西洋人跟臣也見過面，所談都是机會均等和外國權益之事，完全不出臣之所料。” 這年十月，日本《中央公論》上刊出了駒井的一篇文章，鄭垂把譯文送來不久，《調查團報告書》也到了我手里，這兩樣東西，給了我一個統一的印象，正如鄭氏父子所判斷的，調查團所關心的是“机會”与“門戶”問題。 駒井的文章題為《滿洲國是向全世界宣稱著》，內容是他与李頓等人會見的情形。現在鄭垂的譯文已不可得，只有借助于一篇不高明的譯文，是陳彬龢編印的《滿洲偽國》里的。文章中說，李頓第一個向他提出問題：“滿洲國的建設不稍嫌早些么？”他回答了一大套非但不早，且嫌其晚的鬼道理，然后是—— 其次麥考益將軍問：“滿洲國宣揚著門戶開放主義，果真實行了么？” 我立即回答說：“門戶開放和机會均等是滿洲立國的鐵則。門戶開放政策， 在昔圍繞著中國的諸國中，美國是率先所說的精神。但這主義政策是列國 之所倡，中國本身是抱著門戶閉鎖主義，我們果在中國的何處可以看到門 戶開放的事實？現在我們以极強的鑰匙使滿洲國門戶開放，我們只有受諸 君感謝，而沒有受抗議的道理。……不過我須附帶聲明的，就是關于國防 事業斷不能門戶開放，即在世界各國亦斷無此例。” 李頓再詢問：“滿洲國實行著机會均等么？” 我略不躊躇地說：“机會均等，貴國在中國已有其先例，即前清末葉， 中國內政极度糜爛，几全失統一之際，羅浮脫·赫德提議清廷說，倘然長 此以往，中國將完全失其作用于國際間，不如依賴西洋人，海關行政，亦 有确定之必要。于是清朝立即任命羅浮脫·赫德為總稅司，海關行政方得 确立。由于海關上使用著許多英、法、日等國人，在中國被認為是最确實 的行政机關，因此列強借款給中國，中國道得在財政上有所彌補。英國人 曾以海關為施行机會均等之所，但是我們日本人，要想做這海關的事務員， 則非受等于拒絕的嚴格的英語試驗不可。 “……我們滿洲國，是滿洲國人和日本人協力而建設的國家，因之新 國家的公文，均以滿洲國語和日本語發表。所以任何國人，金能完全使用 滿日兩國語言，并能以滿洲國所給与之待遇為滿足，則我們當大大的歡迎。 這就是我所說的机會均等。” 我繼續著問：“你們各位還有旁的詢問么？” 旁的人都說：“此外已無何等詢問的必要了，我們已能充分理解了滿 洲國的立場，愉快之至！” 國聯調查委員在离開新京時，我送到車站上，那時候李頓握了我的手 小聲地說：“恭祝新滿洲國之健全的發達！”同時用力地握了下手就分別 了。 這次談話，使鄭孝胥父子感到了极大的興奮，鄭垂甚至估計到，國聯很可能做出一個國際共管滿洲的決議來。后來調查團的報告書公布出來，使鄭氏父子更有了信心。調查團的報告書中所代表的國聯，正是以鄭氏父子所希望的那种中國的管理者的態度出現的。報告書明白地說：“目前极端之國際沖突事件，業經中國再度要國聯之干涉。……中國遵循与國際合作之道，當能得最确定及最迅速之進步，以達到其國家之理想。”這位管理者明确地表示：日本“為謀滿洲之經濟發展，要求建設一能維持秩序之鞏固政權，此項要求，我等亦不以為無理”。但是，這位管理者認為最重要的是，“惟有在一种外有信仰內有和平，而与遠東現有情形完全不同之空气中，為滿洲經濟迅速發展所必要之投資始可源源而來”。這就是說，要有列強各國共同認定的那种“信仰”才行，這就是鄭氏父子所向往的由各國共同經營，利益均沾的局面。 鄭氏父子關于反蘇問題的估計，也得到了證實。調查團說，它理解日本稱滿洲為其生命線之意義，同情日本對“其自身安全之顧慮”，因此，“日本之欲謀阻止滿洲被利用為攻擊日本之根据地，以及為在某种情形之下滿洲邊境被外國軍隊沖過時，日本欲有采取适當軍事行動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認”。不過調查團又認為，這樣做法日本的財政負擔必大，而且日本在滿軍隊受時怀反側之民眾包圍，其后又有包含敵意之中國，日本軍隊能否不受重大困難，亦殊難言。因此可以考慮另外的辦法，則“日本甚或又因世界之同情与善意，不須代价而獲安全保障較現時以巨大代价換得者為更佳”。調查團于是提出意見說，問題的解決，恢复原狀和維持現狀都不是令人滿意的辦法，認為只要“由現時（滿洲國）組織毋須經過极端之變更或可產生一种滿意之組織”，這就是實行“獲得高度自治權”的“滿洲自治”，由各國洋人充當這個自治政府的顧問；由于日本人在東北的權益大些，日本人比例也大些，但其他外國也要有一定比例。為實現這個新政体，“討論和提出一种特殊制度之設立，以治理東三省之詳密議案”，要先成立一個由國聯行政院掌握最高決定權的、由中日雙方和“中立觀察員”組成的顧問委員會。調查團并且認為“國際合作”的辦法不但适于“滿洲”，也适于對全中國使用。其根据理由也是鄭氏父子屢次表示過的，是因為中國只有勞動力，而資本、技術。人才全要靠外國人，否則是建設不起來的。 在剛看到報告書的那几天，鄭孝胥曾興致勃勃地告訴過我，“事情很有希望”，說胡适也在關內發表論文，稱譽報告書為“世界之公論”。可是后來日本方面的反響到了，他父子大為垂頭喪气。盡管調查團再三談到尊重日本在滿洲的權益，甚至把“九一八”事變也說成是日本的自衛行為，日本的外務省發言人卻只表示同意一點，就是：“調查團關于滿洲的建議，大可施于中國与列強間的關系而獲得研益，如制定國際共管計划者，是也！”至于對“滿洲”本身的共管方案，根本不加理睬。鄭孝胥后來的失寵和被棄，即种因在對于“門戶開放、机會均等”的熱衷上。 在國聯調查團的報告書發表之前，我曾經設想過，假如真的像鄭氏父子希望的那樣，將東北歸為國際共管，我的處境可能比日本獨占情形下好得多。但是，我還有兩點不同的考慮；一是怕“共管”之中，南京政府也有一份，如果這樣，我還是很難容身；另一點是，即使南京管不上我，國際共管也未必叫我當皇帝，如果弄出個“自治政府”來，那還有什么帝制？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橫蠻，在國際上居然不受一點約束，給我的印象极為深刻。因此，事后我一想起了調查團會見時我心里閃過的那個念頭，不禁暗暗想道：“幸虧我沒有傻干，否則我這條命早完了。……現在頂要緊的還是不要惹翻了日本人，要想重登大寶，還非靠日本人不可呀！”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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