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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訂立密約以后

  早在旅順的時候,鄭孝胥就跟本庄繁談妥了由我出任執政和他出任國務總理的條件。這件事情,鄭孝胥直到本庄繁卸任前夕才讓我知道。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八日,鄭孝胥來到勤民樓,拿出一堆文件來對我說:
  “這是臣跟本應司令官辦的一項協定,請上頭認可。”
  我一看這個協定,就火了。
  “這是誰叫你簽訂的?”
  “這都是板垣在旅順談好的條件,”他冷冷地回答,“板垣跟上頭也早說過。”
  “板垣跟誰說過?我就沒听他說過。就算他說過,你簽字之先也要告訴我呀!”
  “這也是板垣囑咐的,說恐怕胡嗣瑗他們不識大局,早拿來反而添麻煩。”
  “究竟是誰當家?是你,是我?”
  “臣豈敢。這些協定實在是權宜之計,皇上欲求憑借,豈能不許以條件?這原本是既成事實,將來還可以另訂條約,規定几年將權益收回。”
  他說的其實不錯,日本在協定中所要的權利,本來是它已到了手的東西。這個協定共有十二條款,另有附則、附表、附屬協定,主要內容是:“滿洲國”的“國防、治安”全部委托日本舊本管理“滿洲國”的鐵路、港灣、水路、空路,并可增加修筑舊本軍隊所需各种物資、設備由“滿洲國”負責供應舊本有權開發礦山。資源舊本人得充任“滿洲國”官吏舊本有權向“滿洲國”移民等等。在這協定中最后規定它將為日后兩國間正式條約的基礎。鄭孝胥說的道理也不錯,既然要“憑借”,豈可不付代价?但是盡管事情是如此明白,我卻不能不感到气惱。我惱的是鄭孝胥過于擅自專斷,竟敢任意拿“我的”江山去跟日本人做交易,我也惱日本人的過分訛詐,“皇帝寶座”沒給我,反而要去了這么多的東西。
  我在气惱而又無可奈何之下,追認了既成的事實。鄭孝胥拿了我簽過字的密約去了,胡嗣瑗照例就跟著走了進來。我把這件事告訴了他,他立刻气忿地說:
  “鄭孝胥真不像話!陳寶琛早說過他慣于慷他人之慨!他如今竟敢如此擅斷!”
  “現在木已成舟!”我頹喪地說。
  “或許并不盡然,且看東京方面的消息吧。”
  許多天以前,我們便知道了關東軍司令官將要換人和日本要承認“滿洲國”的消息。胡嗣瑗非常重視這件事,照他的看法,日本調換關東軍司令官,很可能要改變一點態度,應該乘此机會派人到日本去活動一下。他說,不給日本好處是不行的,像礦山、鐵路、資源以及國防都可以叫日本經管,但是在官制方面,任免權必須在我。我采納了他的主意,并且按他的推荐派出了當過律師的林遷琛和台灣人蔡法平,到東京找他的台灣籍朋友許丙,通過許丙找軍部上層人物去活動。林、蔡二人在東京見到了陸軍總參謀長真崎甚三郎、前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香椎浩平,還有即將繼任關東軍司令官的武藤信義等人,向他們提出了我的具体要求:
    一、執政府依組織法行使職權;
    二、改組國務院,由執政另提任命名單;
    三、改組各部官制,主權歸各部總長,取消總務廳長官制度;
    四、練新兵,擴編軍隊;
    五、立法院克期召集議會,定國体。
  這也是胡嗣瑗為我擬定的。照他的意思,并不指望日本全部接受,只要它同意定國体和由我決定官吏的任免,便算達到了目的。但是條件還是多提一些,以備對方還价。
  過了兩天,胡嗣瑗興致勃勃地告訴我,東京來了好消息。据林、蔡二人的來信說,東京元老派和軍部中某些人都同情于我,不滿意本庄對我的態度;表示愿意支持我的各項要求。胡嗣瑗說,由此看來,繼任的司令官到任后,情形會有變化,我將按規定行使自己的職權,治理自己的國家。但要治理好,非有個听話的總理不能辦事。我听他說的有理,便決定把鄭孝胥換掉。我和他研究了一下,覺得臧式毅比較合适,如果任命他為總理,他必定會感恩報德,听我指揮的。商量已定,便命胡嗣瑗与許寶衡去找臧式毅談。
  臧式毅的態度尚在猶豫,鄭孝胥的儿子鄭垂來了。
  “听說上頭派人到東京找武藤信義去了。”他站在我面前,沒頭沒腦地來了這么一句。說罷,盯著我,看我的反應。不用說,他是看出了我不想承認這件事的,于是跟著又說下去:“東京在傳說著這件事,說上頭打算改組國務院。臣听了,不得不跟上頭說說。但愿是個謠傳。”
  “你怎么但愿是謠傳?”
  “但愿如此。這個打算是辦不到的。即使辦到了,一切由滿人作主,各部長官也駕馭不了。不管是臧式毅還是誰,全辦不了。”
  “你要說的就是這個嗎?”
  “臣說的是實情……”
  “說完了你就去吧!”
  “是”
  鄭垂走了,我獨自一人在辦公室里生气。過了一會,胡嗣瑗知道了,又翹起了胡子。
  “鄭氏父子,真乃一狼一狽。鄭垂尤其可恨。上回熙洽送來紅木家具,他勸上頭節儉,無非是嫉妒,怕熙治獨邀天眷,這次他又提防起臧式毅來了!”
  “真不是人!”我越听越恨,決心也更大了,便問胡嗣瑗,臧式毅那邊說好了沒有。
  “他不肯。”
  事實上,臧式毅比我和胡嗣瑗都明白,沒有關東軍說話,他答應了只有找麻煩。
  鄭孝胥知道了臧式毅不敢,就更有恃無恐,居然對我使起當年奕劻對付我父親的辦法,以退為進,向我稱病請假了。不過他沒料到,我有了東京的好消息,也是有恃無恐的。我看他請假,就看做是個机會,毫不挽留地說:
  “你也到了養老的時候了。我不勉強你,你推荐個人吧。”
  他的禿頭一下子黯然無光了。
  “臣的意思,是養几天病。”
  “那,也好。”
  鄭孝胥一下去,我立即命胡嗣瑗去找減式毅,讓他先代理總理職務,以后再找机會去掉鄭孝胥。可是過了五天,不等減式毅表示態度,鄭孝胥就銷假辦公了。
  胡嗣瑗知道了鄭孝胥已回到國務院,對我歎气說:“他用密約換的國務總理大印,自然是舍不得丟了。”言下頗為辛酸。
  我也有辛酸處,這當然不為總理的那顆印,而是我這執政的權威無論對誰都使不上。這次失敗給了我很重要的教訓。這是由胡嗣瑗的那句辛酸話啟發的。
  “鄭孝胥用密約換得總理大印,密約白白地變成了他的本錢,這真太豈有此理了。密約為什么不能是我的本錢,向日本人換得我的所需呢?”
  我決定等新的關東軍司令官到任時,再親自提出那五項要求。胡嗣瑗擁護這辦法,并且提醒我別忘了請日本人撤換鄭孝胥。他是自從鄭孝胥上台當總理,就耿耿于怀地打了這個主意的。
  這是九月上旬的事。九月中旬,日本新任關東軍司令官兼第一任駐“滿”大使武藤信義來到了長春。十五日這天,在勤民樓內,武藤与鄭孝胥簽訂了《日滿議定書》,這就是以那個密約為基礎的公開協議。
    因日本國确認滿洲國根据其住民之意旨,自由成立而成一獨立國家之
  事實,因滿洲國宣言中華民國所有之國際約款,其應得适用于滿洲國者為
  限,即應尊重之。滿洲政府及日本政府為永遠鞏固滿日兩國間善鄰之關系,
  互相尊重其領土權,且确保東洋之和平起見,為協定如左:
    (一)滿洲國將來滿日兩國間,未另訂約款之前,在滿洲國領土內,
  日本國或日本國臣民依据既存之日中兩國間之條約協定,其他約款及公私
  契約所有之一切權利利益,即應确認尊重之。
    (二)滿洲國及日本國确認對于締約國一方之領土,及治安之一切之
  威脅,同時亦為對于締約國他方之安宁及存立之威脅,相約兩國協同當防
  衛國家之任,為此所要之日本國軍駐扎于滿洲國內。
    ……
  1我手頭無原件,這是引用《東方雜志》第29卷第4號上的。——作者
  舉行完了儀式,喝過了香擯酒,我就急不可待地跟武藤單獨進行了會談。我這時是信心十足的。因為林廷琛和蔡法平不多天前剛從日本回來,他們告訴我,武藤在東京不但已經同意了我的要求,而且連恢复我的尊號都答應予以考慮哩。
  武藤是日本大正時代晉升的陸軍大將,做過參謀本部次長。教育總監、軍事參議官,第一次世界大戰率日軍占領過蘇聯的西伯利亞。他這次以大將資格來東北,身兼三職——關東軍司令長官(從前都是中將銜)、關東廳長官(“九一八”事變前日本設在遼東半島的殖民總督)和“駐滿洲國大使”,到任不久就晉升為元帥,是這塊土地上的事實上的最高統治者,“滿洲國”的太上皇。日本報紙稱他為“滿洲的守護神”。在我的眼里,這個六十五歲的白發老頭,确實像一個神似的那么具有威靈。當他十分有禮貌地向我鞠躬致敬時,我就有了一种得天獨厚的感覺。等我把話說完,他很禮貌地回答道:
  “對于閣下的意見,我必帶回去認真地加以研究。”
  他帶走了胡嗣瑗寫的那几條要求。可是一天一天過去,不見他的研究結果。
  按規定,我每月有三次和關東軍司令兼大使會見。十天后,我和他第二次會見時,催問他研究的結果,他仍是說:“研究研究。”
  他每次跟我見面,禮貌總是周到的,向我深深鞠躬,微笑,一口一個“閣下”,并且用一种崇敬神情談起我的每位祖先,不過就是對我的各項要求絕口不提。如果我把話題轉到這方面來,他則顧左右而言他。我被這樣置之不理的應付了兩次,就再沒有勇气問他了。
  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七月武藤去世時為止,我和他每次見面只能談佛學,談儒學,談“親善”。在這期間,我的權威在任何人眼里都沒增加,而他的權威在我心里則是日增一日,有增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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