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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怎樣做人?

  “新的一年開始了,你有什么想法?”
  一九五五年的元旦,所長這樣問我。
  我說惟有束身待罪,等候處理。所長听了,不住搖頭,大不以為然地說:
  “何必如此消极?應當積极改造,爭取重新做人!”
  一九五四年年底,我在檢察人員拿來的最后的文件上簽字時,也听到這樣的話:“努力改造吧,爭取做個新人。”
  這些話使我感到了安心,卻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我的悲觀消极態度。我陷入了深深自卑的境地里,相形之下,對于宣判的擔心倒在其次了。
  有一天,在院子里休息的時候,來了一位新聞記者,拿著照相机在球場上照相。“檢舉認罪”結束之后,管理所里恢复了從前的辦法,不再是分組輪流而是全体同時休息,而且比從前多了半小時。院子里很熱鬧,打排球的、打乒乓球的、談天說地的、唱歌的,干什么的都有,都被記者收進了鏡頭。他捧著相机東照西照,后來鏡頭對著我來了。跟我站在一起看球的一個前偽滿人員發現了記者的企圖,忽然轉身走開,并且說了一句:“我可不跟他照在一塊儿!”接著,別人也走開了。
  三月間,一些解放軍高級將領到撫順來視察沈陽軍區管轄下的戰犯管理所。所長把我和溥杰叫了去。我一看見滿屋是金晃晃的肩章,先以為是要開軍事法庭了,后來才知道是將軍們要听听我的學習情況。將軍們的態度都非常和藹,听得似乎很有興趣,并且問了我的童年時代和偽滿時期的生活。最后有一位帶胡子的首長說:“好好學習、改造吧,你將來能親自看到社會主義建設實況的!”在回去的路上,我想起說話的好像是位元帥,而溥杰告訴我說,其中怕還不止一位元帥。我心中無限感慨,曾經被我看做最不容我的共產党人,事實上從看守員到元帥無一不是拿我當做人看的,可是同犯們連跟我站在一起都覺得不能容忍,好像我連人都不是了。
  回到屋里,我把元帥的談話告訴了同伴們。當過偽滿駐日大使的老元,是腦子最快的人,他說:“恭喜你啦,老溥!元帥說你看得見社會主義,可見你是保險了!”
  別人一听這話全活躍起來,因為像我這樣的頭號漢奸能保險,他們自然更保險了。
  檢舉認罪結束后,很多人心里都結著個疙瘩,對前途感到不安。老憲從開始檢舉認罪以來就沒笑過,現在也咧開嘴,親熱地拍著我的肩膀說:“恭喜恭喜,老溥!”
  檢舉認罪結束后,不但在院中休息時不禁止交談,而且白天監房不上鎖,偶爾也有人串房門,因此這個喜訊很快地傳到了別的組,一所里全知道了。到了休息時間,院子里還有人在議論。我這時想起了我的侄子們和大李,從檢舉認罪以來總不愛答理我,這個消息必定也會讓他們高興,可以用這個題目找他們敘敘。我听到了小固唱歌的聲音——這個最活躍的小伙子,跟看守員和衛兵們已學了不少的歌曲,現在正唱著《二小放牛郎》這支歌。我順著聲音,在操場角上的一棵大樹旁找到了他和小秀。可是不等我走到跟前,他們已离開了那地方。
  四月間,所方讓我們一所按照七所日本戰犯那樣選舉出了學委會。學委會是在所方指導下,由犯人們自己管理自己的學習、生活的組織。學習与生活中發生的問題,學習討論會和生活檢討會的情況,由它負責集中起來向所方反映,并且要提出它的看法和意見。學委會有委員五名,由選舉產生,經所方認定。除一名主委外,四名委員分工管學習、生活、体育和文娛。各組的學習組長和生活組長跟它的學習委員和生活委員每天聯系一次,匯報情況。這個組織的成立,讓犯人們感到很興奮,覺得這是所方對我們的改造具有信心的證明,有些人從這上面更意識到了思想改造是自己的事。后來事實證明,這個組織對我們的改造具有重要意義。不過在它剛成立的那段時間里,我的心情卻跟別人不一樣。這五名委員中,有兩名是我的家族,他們是在檢舉時對我最不留情面、最使我感到無地自容的人:一個是老万,擔任主委;一個是小瑞,擔任生活委員。
  學委會成立不久,便通過了一項決議,要修一座運動場。我們原先用的運動場是日本戰犯修的,現在要自己平整出一塊地方,做我們一所的運動場。生活委員小瑞負責組織了這次勞動。第一次上工,我就挨了他一頓當眾申斥。在站隊點名時,我忘了是為了什么瑣碎事,照例拖拖拉拉,落在別人后頭。我邊系著衣扣,邊向隊伍這里跑著,忽然听見了一聲喊:“溥儀!”
  “來了來了!”我答應著,跑到排尾站下。
  “每次集合,你都是遲到,這么多的人只等你一個,一點都不自覺!”他板著臉,大聲地向我申斥,“看你這一身上下,邋里邋遢!扣子是怎么扣的?”
  我低頭看了一下,原來扣子都扣錯了眼儿。這時全隊的人都扭過頭來看著我,我的手指哆嗦得連扣子都摸不准了。
  我甚至擔心過,生活檢討會的記錄到了他們手里,會給我增添一些更不利的注解。這時我們組里的生活檢討會,已經很少有從前那种不是吵嚷一气,就是彼此恭維一番的情形了,比較能做到言之有物,至少是比以前采取了較為認真的態度。其原因,一則是有些人去掉了思想負擔,或者是對改造有了些認識,因而出現了積极性,另則是像過去那种隔靴搔痒的發言,到了學委會那里首先過不了關。我這時對生活檢討會感到的變化,是別人對我發言完全沒有了顧忌,特別是由于新編進這組來的伙伴中,有一個是最熟悉我的大李,而且當了生活組長。人們批評起我的缺點來,經他一介紹、分析,就更能打中要害,說出病根。有了大李的分析、介紹,加上同組人提出的事實材料,再經學委會里老万和小瑞的注解,我還像個人嗎?
  我從前在遇到外界的刺激,感到十分沮喪的時候,有時自怨自艾,把這看做是自作自受,有時則怨天尤人,怨命運,怨別人成心跟我過不去,最早的時候,則怨共產党,怨人民政府,怨所方。現在我雖然也怨天尤人,但更多的是怨自作自受,對共產党和政府,對所方,卻越來越怨不上了。在檢舉認罪期間,我看完別人給我寫的檢舉材料,知道我一切不愿人知道的全露出來了,政府方面原先不知道的全知道了,想不到我競是這樣的人,照理說即使不報复我,也要放棄改造我的念頭。可是,檢察人員、所長以至元帥卻仍對我說,要學習、改造,重新做人,而且這种意思貫串在每個工作人員的思想中,表現在每件具体事實上。
  操場完工后,學委會決定再美化一下我們的院子,要栽花修樹,清除雜草,墊平洼坑,迎接五一節。大家都很高興地干起來了。我起先參加墊大坑的工作,江看守員說我眼睛不好,恐怕掉到坑里去,便把我的工作改為拔草。我被分配到一塊花畦邊上,干了一會儿,蒙古人老正走到我身邊,忽然一把搶走我手里剛拔下的東西,大叫大嚷起來:
  “你拔的是什么?呵?”
  “不是叫我拔草嗎?”
  “這是草嗎?你真會挑,拔的全是花秧子!”
  我又成了周圍人們視線的焦點。我蹲在那里,抬不起頭來。我真愿意那些花草全部從世界上消失掉。
  “你簡直是個廢物!”老正拿著我拔的花秧子指著我,繼續叫嚷。
  這時江看守員走過來了。他從老正手里接過花秧子,看了看,扔到地上。
  “你罵他有什么用?”他對老正說,“你應該幫助他,教給他怎么拔,這樣他下次才不會弄錯。”
  “想不到還有人認不出花和草來。”老正訕訕的。
  “我原先也想不到,那用不著說。現在看到了,就要想辦法幫助。”
  從前,我腦子里這“想不到”三個字總是跟可怕的結論連著的:“想不到溥儀這樣蠢笨——不堪救藥!”“想不到溥儀這樣虛偽,這樣坏——不能改造!”“想不到溥儀有這樣多的人仇恨他——不可存留!”現在,我在“想不到”這三個字后面听到的卻是:“現在看到了,就要想辦法幫助!”
  而且是不止一次听到,不只從一個人口中听到,而且說的還不僅是要對我幫助。
  有一天,我的眼鏡又坏了。我經過一番猶豫,最后還是不得不去求大李。
  “請你幫幫忙吧,”我低聲下气地對他說,“我自己弄了几次,總也弄不好,別人也不行,求你給修修。”
  “你還叫我伺候你!”他瞪眼說,“我還把你伺候的不夠嗎?你還沒叫人伺候夠嗎?”
  說罷,他忿然躲開了我,從桌子的這面轉到另一面去了。
  我呆呆地立著,恨不得一下子撞在牆上。
  過了沒有兩分鐘,只見大李從桌子那面又走回來,气哼哼地拿起了我的眼鏡說:
  “好,給你修。不過可要說明,這不是為了別的,不過為了幫助你改造。要不是為了這個,我才沒功夫呢!”
  后來,我在休息時間到新成立的小圖書室去想獨自散散心,在那里碰見了溥杰。我跟他談起了心事,說到我曾因為家里人們的態度,難過得整夜睡不著覺。他說:“你為什么不跟所方談談呢?”我說:“談什么呢?人們從前受夠了我的罪,自然應該恨我。”溥杰說:“我听說所方也勸過他們,應該不念舊惡,好好幫助你。”我這才明白了大李為什么帶著气又從桌子那邊轉回來。
  我那時把幫助分做兩類:一類是行動上的,比如像大李給我修眼鏡,比如每次拆洗被褥后,別人幫助我縫起來,——否則我會弄一天,影響了集体活動;另一類是口頭上的,我把別人對我的批評,放在這類里。所方常常說,要通過批評与自我批評,交換意見,進行互相幫助。我很少這樣“幫助”人,而且這時也很不愿意接受別人的“幫助”。總之,盡管大李說他修眼鏡的目的是幫助我改造,盡管所方說批評是改造思想的互助形式之一,我還是看不出任何一類的幫助与我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的關系。不但如此,我認為修眼鏡、縫被子只能證明自己的無能,換得別人的鄙夷,在批評中也只能更顯出我的傷疤和隱痛。不幫助還好,越幫助越做不得人了。
  政府人員每次談到“做人”,總是跟“改造思想”、“洗心革面”連著的,但我總想到“臉面”問題,總想到我的家族和社會上如何看待我,能否容忍我。我甚至想到,共產党和人民政府即使要把我留在世上,到了社會上也許還是通不過;即使沒有人打我,也會有人罵我、啤我。
  所方人員每次談到思想改造,總是指出:人的行為都受一定思想的支配,必須找到犯罪行為的思想根源,從思想上根本解決它,才不至于再去犯罪。但我總是想,我過去做的那些事是決不會再做了,如果新中國的人容我,我可以保證永不再犯,何須總是挖思想。
  我把“做人”的關鍵問題擺在這上面:對方對我如何,而不是我自己要如何如何。
  但是所長卻是這樣說的:如果改造好,人民會給以寬大。改造不好,不肯改造,人民就不答應。事實上,問題在于自己。
  這個事實引起我的注意,或者說,我開始知道一點怎樣做人的問題,卻是在我苦惱了多少日子之后,從一件小事上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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