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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開泰 徐 勇 吳起不僅是我國戰國前期杰出的政治軍事改革家，而且還是一位杰出的歷史學家，在我國史學發展史上占有一席位置。對此雖有前人談及，但是至今尚無專文論述，我們根据現存的資料，擬對吳起在史學上的事跡和貢獻作一探討，希望得到專家學者的批評指正。 《左傳》一書的作者是誰？史學界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至今沒有得到徹底解決。本文對此不作專門討論，僅就吳起与《左傳》究竟為何种關系這一問題，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略抒己見。 最早把吳起与《左傳》的作者聯系起來考察的是姚鼐，他在《左氏補注序》中認為：“《左氏書》非出一人，累有附益，而由吳起之徒為之者蓋尤多。”姚鼐既不排斥左丘明對于《左傳》有“草創之功”，又特別強調《左傳》的編撰增補工作主要是由吳起等人所為。 近人童書業贊同并進一步論證了姚氏的觀點，他在 《〈春秋左傳〉作者推測》一文中提出了四條論据： “（一）就本書所表現之生產技術、生產關系、階級斗爭、政治制度、文化形態等觀察，基本符合春秋時代之現象。知撰作此書必有大量春秋時代史料為依据，作者离春秋時代當不遠。 （二）就本書所反映作者之學識觀點而言，其人當為儒家后學，而有少量早期法家思想，于軍事甚感興趣，似長于兵家之學。 （三）作者似与魯國有關，故本書記魯事較詳而可信。于列國則揚晉、楚而抑齊、秦，張大楚國之事尤多，則其人亦必与晉、楚有關，而与楚之關系尤密。于內政，魯則尊季氏而抑公室（如仲子事及成季、成風故事皆被隱晦而曲解）。齊則揚陳氏而抑有顯名之齊景公。晉亦揚臣抑君，‘于魏氏事造飾尤甚’。楚乃尊君抑臣，穆王殺父，共王喪師，靈王驕侈，平王昏庸，昭王失國，皆有獎辭，而大臣若屈瑕、子玉、子反、子重、囊瓦輩，悉見貶抑。 （四）本書多預言，最晚一事為僖公三十一年‘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僖三十一年（公元前六二九年）下數三百年為魏惠王后元六年（公元前三二九年），此時正有子南勁取衛之事（……）余所為預言亦多應驗于春秋末至戰國前期，然則本書當即在戰國前期大体寫定。” 根据以上考證，童書業先生認為姚鼐所說《左傳》一書：“‘吳起之徒為之者蓋尤多’似非妄說”１。并且進而得出結論： “（《左傳》）蓋吳起及其先師后學陸續寫定，惟吳起之功為多耳。”２ -------- １《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２《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以錢穆、郭沫若為代表的一些學者，所持觀點与姚鼐、童書業不盡相同，他們認為《左傳》成書于吳起而与左丘明無關。錢穆在《先秦諸子系年·吳起傳〈左氏春秋〉考》中，從《左傳》的預言是否應驗來看其成書的年代，進而判定《左傳》一書出于吳起而与左丘明沒有關系。 郭沫若也主張《左傳》成書于吳起，而非左丘明。他在《青銅時代·述吳起》中認為： “吳起去魏奔楚而任要職，必已早通其國史；既為儒者而曾仕于魯，當亦讀魯之《春秋》；為衛人而久仕于魏，則晉之《乘》亦當為所嫻習；然則所謂《左氏春秋》或《左氏國語》者，可能是吳起就各國史乘加以纂集而成。” 比較姚氏、童氏与錢氏、郭氏的兩种觀點，我們認為還是以前者更為中肯、可信一些。我國古代一部書的形成与今天大不一樣，其突出特點是，作者往往不是一個人，而且在流傳過程中又往往有所增補和損佚。考諸先秦古籍，情況大抵如此，《左傳》一書似也不例外。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認為：“左氏成書者非一人，錄之者非一世。”１他的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朴素唯物史觀成分，我們在觀察和分析《左傳》的作者問題時可以作為參考。姚鼐、童書業等人肯定《左傳》不出于一人之手，是經若干人不斷增補而成書的，他們既指出吳起對《左傳》的成書作出的貢獻最大，又沒有否定左丘明對《左傳》的貢獻。左丘明在春秋末期為魯國史官，因其出身貴族世掌史職，語言文字的素養很高，他具有整理魯國丰富的歷史材料的能力和條件。因此，左丘明很可能是《左傳》一書的草創者，并且將它傳授了下來。錢穆先生在《先秦諸子系年》中說： “陶潛曰：‘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 樂正子春乃曾子弟子，傳孝道，与曾申同學。陶氏謂其傳春秋，亦春秋出曾氏，与吳起有淵源一旁證。” -------- １顧炎武：《日知錄》卷四，“春秋闕疑之書”一條。 這里應該補充說明的是，樂正子春与曾申同學于曾子，樂正子春傳春秋，曾申也傳春秋。吳起學于曾申，也傳春秋。這樣才好理解“春秋出曾氏，与吳起有淵源一旁證”的話。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劉向《別錄》所講《左傳》的傳授關系：“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是可信的。因此，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言，我們有理由認為姚鼐、童書業對吳起与《左傳》的關系的看法是持平之論。而認為《左傳》完全作于吳起的觀點，則根据不足。 吳起在《左傳》的傳授過程中做了承前啟后的工作，他大量增補了魯、三晉和楚的材料，最后編定成書，并傳授給他的儿子吳期。因而吳起對于《左傳》的成書所起的作用最大，貢獻最多。在吳起去世后，《左傳》繼續流傳，又有零星的補充，這就是《左傳》書中出現個別吳起死后事記載的原因。但是應當确認，《左傳》的編撰成書，主要是在吳起手里完成的。僅僅從這個角度來講，吳起就不愧是一位歷史學家。 吳起之所以能夠在政治上、軍事上有所建樹，成為在中國歷史上“不會磨滅的人物”１，是同他重視前人的歷史經驗分不開的。据載，吳起初到魏國，魏文侯就急于向他求教治國治軍的方略，吳起首先從歷史上一些著名人物的經驗教訓談起：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眾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２ -------- １郭沫若：《青銅時代·述吳起》。 ２《吳子·圖國第一》。 隨后吳起又進一步勸誡魏文侯要注意吸取古時“圣人” “行事立功”、“保民業守”的歷史經驗，他指出： “是以圣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１ 魏文侯死后，吳起又輔佐其子魏武侯。武侯也多次向吳起請教“治兵、料人、固國之道”。２吳起仍然采用以古喻今的方法，他對魏武侯說： “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３ -------- １２３《吳子·圖國第一》。 有一次，魏武侯与大臣們商量國事時，因大家的見解都不如他，退朝后面有喜色。吳起進諫說： “昔楚庄王嘗謀事，群臣莫能及，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圣，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庄王之所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１ -------- １《吳子·圖國第一》 吳起引經据典，如數家珍，不僅能夠根据需要隨時隨處講述和評价各种歷史事件，而且還在治國治軍的具体實踐中，注意學習、效法包括法家前輩和儒家先賢在內的諸子各派許多思想精華和有用的方略，特別是他在理論上、實踐上都繼承和發展了春秋時代著名將領孫武、伍子胥等人的兵家思想。由此我們可以窺見吳起作為一位歷史學家，在他所處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所具有的風格和面貌。雖然關于吳起的事跡，很多今已失傳，但從現存的古籍中，我們還能找到散見的吳起重視歷史、注意吸取歷史經驗的許多具体言行。 吳起之所以能夠熟練地掌握各种歷史知識，并且在史學著述上取得重大成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從主觀條件上看，首先是他能廣覽博取，注意吸收各家學派的思想，并且具有良好的儒學基礎。吳起青年時代就好學深思，在魯國時曾師事著名儒家學者曾子的儿子曾申，學習和掌握了儒家的經典。后來他又輾轉魏、楚等國，研究兵法，撰寫兵書，成為當時最著名的兵家學者。他還在魏國和楚國推行法治，吸取了不少法家思想。吳起一生的經歷，決定了他身上同時具備各家學派的特征。今本《吳子·圖國第一》中第一句就是：“吳起儒以兵机見魏文侯。”該書后面又記載吳起同魏文侯大談所謂道、義、禮、仁“四德”，可見吳起在入魏為將之后，儒家思想的烙印仍然十分明顯。吳起的軍事思想中，不僅有法家思想的成分，而且也有儒家思想及其他學派思想的成分，這种不拘泥于師承門派，對各家學說兼融并包的風度和气質，不能不說是吳起成為史學家的一個重要的條件。 《說苑·建本篇》記載：“魏武侯問元年于吳子。”吳起大講了一通“《春秋》之意”、“元年之本”的道理，可知吳起對于《春秋》之學也是有其特長的，否則魏武侯不會以這樣的問題問他，而吳起也講不出那套大道理來。這是吳起講授和編撰史籍的又一有利條件。 吳起一生最主要事業和成就在軍事方面，他身經百戰，打過許多胜仗。青年時代，他在魯國為將，率軍打敗了強大的齊國，創造了以少胜多的戰例。之后他被讒出走到魏國，為魏鎮守西河，打了許多漂亮仗，積累了丰富的實戰經驗，并且在此基礎上寫成了《吳起兵法》，吳起在軍事實踐和軍事理論上的建樹，對于他大量、生動地描寫戰爭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优越條件。 從客觀條件上看，首先是吳起一生經歷了衛、魯、魏、楚諸國，而這些國家都有丰富的歷史材料。其中衛國雖然弱小，但文化卻始終比較先進。而魯國的學術風气則更濃，關于史料的整理有著良好的基礎，特別有左丘明初步編撰的《左傳》。魏國是三晉之一，而且在戰國初期處于首強地位，由于國家的強盛、經濟的發展以及地處中原為天下交通要沖等等有利條件，文化也十分發達。西晉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汲郡（今河南汲縣）發掘的一座戰國魏墓中，發現了大批的竹簡即著名的《竹書紀年》，它保存了魏國歷史的大量直接記錄。有些學者認為這座古冢就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之墓，雖然他們的判斷未必能夠成立，但是從《竹書紀年》的內容來看，應當肯定發掘出這些竹簡的墓就是魏襄王時魏國某個重要人物的墓１。由此可知，魏國的史籍也是非常丰富的。楚國雖然地處偏遠的南方，但是至戰國初期与中原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已逐漸增多，近年來的考古發掘也證明楚文化并不比中原地區的文化落后許多，而是大致同步發展的。楚國也有自己丰富的歷史文獻。据《左傳·昭公十二年》記載，楚國的史官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可見史籍頗多，而《檮杌》則是專門記載楚史的史書。所有這些，吳起都是有條件有可能涉獵的。 -------- １參見徐勇：《魏惠王的紀年質疑》有關部分，載《史學月刊》1986年第3期。 其次，吳起有研究歷史，著述史書的充裕時間。吳起在魏國歷經文侯、武侯兩代，共二十七年，其中鎮守西河長達二十三年之久。鎮守西河期間主要是帶兵打仗，但閒暇之時有充裕的時間從事研究和編撰歷史書籍的工作。据雷學淇《介庵經學》記載： “吳起以《左傳》傳子期，魏人多与聞者，故襄王時史臣述《紀年》，師春言卜筮，石申言天象，多与《左傳》符同。” 從這里可以看出，《左傳》与魏的關系十分密切。吳起編寫和傳授《左傳》是在魏國期間，他在傳授給其子吳期時，還有其他的人也知道，可證吳起編寫和傳授《左傳》等史書是完全可信的。吳起由魏入楚以后，在楚悼王的支持下進行變法，他身負重任，主持改革，沒有更多的時候編撰史書，但是他仍然可以利用其為楚國令尹的有利條件，對楚國的歷史資料進行研究，以充實《左傳》中關于楚史的部分。這就是在《左傳》里魯、三晉、楚等國的記載比較翔實的原因。鑒于吳起具備了作為歷史學家的主、客觀條件，而從現存的各种古籍中，又可以找到大量吳起重視歷史經驗的記載，因此我們認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吳起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是毫無疑義的。 我們在确認吳起為歷史學家后，還需要解決兩個与吳起直接相關的史學問題。《左傳》即《左氏春秋》既然主要是吳起所編撰的，其書名的來源是否也与吳起有直接的聯系呢？這是一個長期爭論和值得研究的課題。章太炎据《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所說“吳起，左氏中人也。”在其《春秋左傳讀》一書中認為： “《左氏春秋》者，因以左公名，或亦因吳起傳其學，故名曰《左氏春秋》……以左氏名春秋者，以地名也，則猶齊詩、魯詩之比与？或曰：本因左公得名，乃吳起傳之，又傳其子期，而起所居之地為左氏，學者群居焉（猶齊之稷下），因名其曰左氏。” 其后，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襲其說，認為《左氏春秋》的得名，“即以吳起為左氏人故稱，而后人因誤以為左姓者耶？”郭沫若的《青銅時代·述吳起》則進一步認為： “吳起乃衛左氏人，以其鄉邑為名，故其書冠以‘左氏’。后人因有‘左氏’，故以左丘明當之。而傳授系統中又不能忘情于吳起，怕就是因為這樣的原故吧。” 童書業的《春秋左傳研究》對于《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吳起，衛左氏中人也”的話，作了更直截了當的解釋：“此《左氏傳》名稱之所由來邪。” 學術界名家的主張大同小异，都如是說，這個問題似乎已成定論。我們則認為，這個課題并未得到徹底解決，諸家的解釋也不能令人完全信服，還有待于深入研究。吳起雖然确為衛國左氏人，但在衛國時吳起并沒有接触《左傳》，《韓非子》所說吳起是左氏人的一段記述，是講吳起在衛出妻的事。此時，吳起正值青年，雖有大志，但還沒有与儒家及其他學派發生關系。据《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吳起在衛“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党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余人，而東出衛郭門。”由此看來，吳起少年時代未曾學儒，青年時代在衛也沒當官，并不得志，且殺人后從衛國出走了。到魯國時吳起才師事曾申，与儒家建立了聯系。他接触《左傳》原書亦當在魯國之時。劉向《別錄》所說《左氏春秋》的傳授關系：“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与吳起本身的經歷相符。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左氏春秋》并不是因為吳起為左氏人而得名，兩者之間沒有直接的關系。 本文前已論及，我們認為姚鼐、童書業關于《左傳》作者的意見最為合理，即《左傳》主要成書于吳起，而左丘明實有草創之功。所以《左氏春秋》一書的得名，當因左丘明之故。 吳起作為歷史學家既然參与了史籍的編撰及講授工作，那么他是否曾為史官、是否就是某些古書上記載的史起呢？這也是一個需要弄清的問題，郭沫若說：“我還疑心吳起在魏文侯時曾經做過魏國的史官，魏文侯時有一位史起，大約就是吳起”。１他的這個觀點來源于《呂氏春秋·樂成篇》和孔穎達《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正義》。為了把問題考辨清楚，我們照錄《呂氏春秋·樂成篇》和孔穎達《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正義》的兩段有關文字如下： -------- １郭沫若：《青銅時代·述吳起》。 “魏襄王与群臣飲，酒酣，王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興而對曰：‘群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一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与不忠，不可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听子矣’。史起敬諾，言之于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恐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鄴有圣令，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使民知可与不可。則無所用矣。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后、實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于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眾雖喧嘩而弗為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邪。國之殘亡，亦猶此也。故□□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也止善，賢主以之□□也立功。” “《呂氏春秋》稱魏文侯時，吳起為鄴令，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決漳以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梁。’” 比較這兩段引文后可以看出，顯然是孔穎達把《呂氏春秋·樂成篇》中的魏襄王改為魏文侯、史起改成了吳起。這兩處修改，前一處看來是正确的。 但是，孔穎達改史起為吳起卻是不對的，此處很可能是孔氏的筆誤，“史”与“吳”形近而誤，阮元《校勘記》之說是正确的。將“史”字誤為“吳”字，不只孔穎達一人，還有《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五條一段文字可資證明： “鄴有圣令為吳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粱。” 這就是把“史”字誤為“吳”字的一例。陳其猷先生《呂氏春秋校釋·樂成篇》第1001頁注〔四二〕說：“疑‘吳’為‘史’誤，在‘為’字下，錯倒于上耳。”《太平御覽》中還有多處引用前面我們抄錄的那句話，足證陳其猷之說是合理的。如果把那句話更正過來就是：“鄴有圣令為史公”，這就和《呂氏春秋》所記一致了。可見“史”、“吳”形近而誤之說是有道理的。 我們再從吳起在魏國的記載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說，吳起到魏以后“魏文侯以為將，于是擊秦，拔五城”。這就是說，吳起從魯國到魏國后，很快得到重用，為將擊秦，攻占西河。接著參加了伐中山國的戰爭，之后即任西河守。吳起守西河是他在魏的主要事業，長達二十三年之久。《史記》等書都沒有講吳起治鄴的事，西河与鄴相隔甚遠，吳起不可能在任西河守時兼任鄴令。另外，吳起是否擔任過魏文侯的史官呢？《史記》等書中也無記載。當然，吳起在魯國師事曾申，學習《左氏春秋》，具有史官之才，這是客觀事實。但吳起既沒有任鄴令，也沒有任魏文侯的史官，則史起就不是吳起。再說，史起也不一定因為有“史”字就必定是史官，如春秋時期衛國大夫史魚，就不是史官。因此，僅据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一條不太可靠的材料，是不能證明史起就是吳起的，我們認為史起并非吳起而當另有其人。 史起治鄴是在西門豹之前，西門豹集引漳灌鄴之大成，在歷史上受到人民的歌頌是應該的。但是史起初創引漳灌鄴的功績，后人也沒有忘記。《呂氏春秋·樂成篇》首先記載了他的事跡，之后《漢書·溝洫志》、《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相繼記載了歌頌史起的民歌，《太平御覽》六十四、八百二十一、八百三十九、八百四十二條也均有記載。另外，明万歷年間在《重修万金渠閘記》中也說：“鄴舊有万金渠，實西門豹、史起二公遺跡在焉。”總之，史起只是首創引漳灌鄴有功的歷史人物，与吳起并不是一個人。有關史起的事跡文獻記載比較缺乏，還有待于今后的考古發掘來解決問題。 綜前所述，我們認為，吳起不僅是戰國初期杰出的軍事思想家和政治改革家，也是一位歷史學家。《左傳》一書，草創于左丘明，而主要成書于吳起。吳起具有作為歷史學家的各种主、客觀條件，他十分重視吸取前人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并且將其丰富的歷史知識運用于他的改革實踐和史籍著述之中。吳起在我國史學發展史上應占有重要的地位。雖然如此，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我們也應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承認，《左氏春秋》一書的得名，并非因吳起為衛國左氏人之故。吳起也沒做過魏文侯的史官，史書記載的史起与吳起并不是一個人。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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