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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羅市澤馬利克區一幢別墅的陽台上，一條壯漢正逐一向參加酒會的來賓打听最新出品的鎮靜劑，因為現有的所有安眠藥對他都已不起作用。他懶洋洋地變換著姿勢，努力保持上身水平以使一只以他的駝背為沙發的黑貓睡得舒服些。他一面大口嚼飲不加冰的黑牌威士忌，一面不停地埋怨時運不濟，混到如今這步田地，回憶當年玩命的輝煌歲月。這條蓬頭垢面的壯漢就是大名鼎鼎的納伯特.席勒，美聯社駐開羅攝影記者，一條膽大包天的莽漢。在大多數人看來，這位老兄在許多場合的古怪舉止只有在娛樂宮拐角的哈哈鏡中才能找到。 以色列從加沙撤軍前夕，穆巴拉克、阿拉法特、拉賓在開羅緊急會談，上百名記者匯聚開羅總統府。十几位資深記者，身佩胸卡，自報姓名，獲准魚貫進入總統府，所有人都誠惶誠恐，惟有納伯特·席勒一臉狠褻地自稱是《花花公子》攝影師，結果一下子惹惱了不苟言笑的總統衛隊。幸虧美聯社牌子大，一位新聞官員又認識納伯特的老臉，才把眾目睽睽下出盡洋相的納伯特從輕發落。 埃及內政部長被刺，安全人員拳腳相加驅赶攝影記者，一拳正打在納伯特的小腹上，這條莽漢當即大吼一聲，放開美式門戶，直打得那個警察望風而逃。以上這兩場鬧劇都是我親眼目睹。 談起輝煌的往事，納怕特總是陶醉在兩伊戰爭的硝煙里。當時他受雇于法新社，把自己綁在直升机的滑橇上，航拍波斯灣的海戰和油井大火。這類冒險對他可不是偶爾為之。納伯特每天不停一直干了整整一年半。當他結束這份工作、返回老家加利福尼亞的圣巴巴拉時，就像遠征伊比利之后凱旋的拿破侖。家鄉電視台的一個攝制組闖進他本來已奇熱無比的小屋，又打亮兩盞鎢燈，直燒得他面對攝像机雙手亂舞：“我是自始至終呆在直升机滑橇上而惟一活下來的人。你們大概還不知道，戰爭中的人全他媽瘋了！” 納伯特在開羅已經住了12年，按他自己的說法，他的聰明遠大于他的魯莽，至今鼓舞他振作起來的惟一動力還是他早年看過的一本書，該書的作者威爾福雷德是位勇猛异常的英國水手，本世紀初便橫掃了埃塞俄比亞、阿富汗、伊拉克沼澤等人跡罕至的各种禁地，并將自己親歷的奇聞軼事著書出版。 納伯特嚼了一口威士忌：“我現在還在讀威爾福雷德關于埃塞俄比亞的一本書，我完全同意他的觀點：內燃机的發明大大損害了世界原本完好的面目。我本應生活在威爾福雷德時代，真正的探險不依賴任何机器，人只有強迫自己把他的能力用到极限才叫探險。” 埃及是納伯特人生探險的第一站，他在這里的感悟遠比在中東、非洲其他洪荒之地十多年劫掠式探險的全部所得還要有价值得多。 1978年的歐洲是納伯特人生的跳板，當時他与其他兩名大學生邂逅于雅典，計划暑假周游歐洲。納伯特主張去土耳其，可他的兩位朋友卻心血來潮要繞道開羅。 “就是當初死活要來開羅的那兩個家伙，在開羅呆了三天便悄然而去，而我則堅持下來，我一直向南走到盧克索。在那里，我一人冥思苦想了六個星期，最后我對自己說，我必須生活在這里。” 納怕特埃及之旅恰逢吉米·卡特總統促成埃以和談的万象更新之時，當時埃及到處充滿了生气。即使這一和平浪潮刮過之后，其余波還久久不散。無論在街頭還是在公共汽車上，每個人都想參与中東和平進程，每個人都要你明确表明你的觀點。納伯特正是為此才重返埃及的。 在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繼續學完三年課程后，納伯特感到重返埃及的時候到了。當時他面臨三种職業選擇：旅行攝影師、自由作家和國際救援志愿人員，納伯特的背景顯然無法与牛津、劍橋的畢業生相匹敵。在謀生的道路上他不得不改變軌跡，當了一名蘇丹難民救援人員，只有這才能靠近他所熱愛的埃及。一個偶然的机會，使他獲得一份拍攝尼羅河幻燈片的工作，納伯特花了一年多時間，沿尼羅河漫游了埃及、蘇丹和埃塞俄比亞。想不到這一經歷竟然成為他投身職業攝影生涯的轉折點。 “盡管當年我拍的那些幻燈片不怎么樣，可我卻喜歡它們。”望著滿地的尼康、哈薩相机，納伯特臉上露出怀舊的憂傷。“當時我只有最簡單的照相器材，可那批幻燈片凝結的汗水比以后歷次工作的辛勞都多。” “新聞是很講結构的。你必須把照相机取景器內填滿各种有用的信息符號，這樣才能精确地告訴讀者世界上正在發生什么。如果我始終追求旅行攝影，我可能早就成為《國家地理》雜志的攝影師了。我可能有更多的机會展示或改變自己的風格，當然，我已建立起自己的獨特風格。如能重來一遍，我會以全新的透視處理照片，處理人生，起碼不會混到今天這一步。”言罷，他將面前的威士忌一飲而盡。 納伯特·席勒十几年拍攝的照片經美聯社轉發后，刊登在數不清的報刊上，上千万的讀者坐在自家的安樂椅上，看著約旦、伊朗、巴勒斯但的政治示威、埃塞俄比亞的起義、厄特里亞的獨立、西撒哈拉內戰和海灣戰爭…… 納伯特根本無法适應和平年代的安穩生活。1992年以來，他管轄的中東、非洲地區，一直風平浪靜，“這簡直是浪費人生，我看只有南斯拉夫的戰火和索馬里內戰還有點刺激。”在令他興奮不已的机會到來之前，納伯特只好無可奈何的幫太太抱剛剛出生四個月的女儿。盡管他在酩酊大醉后四處夸耀開羅是生孩子的寶地，他將守著嬌妻幼女安享天年，可現任美聯社文字記者的納伯特夫人心里明白：要么把老公送上戰場玩命；要么任他在家里酗酒發瘋。 斷腿巴利在貝魯特弄斷他那條他自詡為比瑪麗蓮·夢露的玉腿更直、更長、更性感的右腿已經將近十年，那時他比現在要精神得多。當年，數不清的黎巴嫩姑娘纏著這個十足的北歐海盜船長型的小伙子。据稱他的祖輩來自挪威，他的姓。“伊文森”是挪威貴族才敢用的大姓。斷腿巴利講過一個他祖上的故事，据說當年他爺爺的爺爺是一幫北歐海盜的頭子。一天爺爺的爺爺又洗劫了一個小島，照例扯開嗓子大吼：“我搶劫！我強奸！我……”話音未落，一個房門應聲而開，走出一位年過半百的老嫗，口稱謝謝，一下扑到爺爺的爺爺面前。日后，這老嫗成了巴利的爺爺的的奶奶。盡管巴利持有美國護照，但他總是認真地強調：“我真是挪威人，不是美國人。” 十年前，歡蹦亂跳的巴利是貝魯特戰火中最活躍的突發事件攝影記者，哪里出了亂子那里准有他。也許是因為他太歡實了，一顆迫擊炮彈在他“褲襠下爆炸”，多虧上帝有眼，僅炸坏了右腿。 我第一次听說斷腿巴利還是海灣戰爭正酣之際，當時我正單槍匹馬地從“飛毛腿”橫飛的特拉維夫繞道尼科西亞、開羅、安曼重返巴格達。我的北大老校友、中國駐伊拉大使鄭達庸一見面就塞給我一封信，還神秘地擠了擠眼睛：“這可是美國來的！”能在炮火連天的巴格達看到扔炸彈的美國人的來信，本身就挺幽默。信是我的老朋友、世界新攝影大賽金牌得主阿龍·瑞宁格寫來的。他在信中列數戰爭罪惡，勸我還是离戰爭越遠越好，并引用《圣經》上的一句話：“玩刀者，必死于刀下。”知道我為人固執，阿龍特別提到我的好友、《時代》周刊攝影記者巴利，在貝魯特險些丟了性命。 在阿盟外長緊急會議上，我第一次碰到頭戴迷彩牛仔服、一瘸一拐的斷腿巴利，我走上前去：“打扰了，我猜您就是斷腿巴初，我是新華社攝影記者、阿龍的朋友。”巴利斜眼有西部片中才有的姿勢從下到上打量我一番之后，才猛拍了一下我的左肩，用中文說：“知道，阿龍說你總穿紅的。”看到我惊訝，他炫耀道：“我在哈佛學過中文。”從此，我和斷腿巴利成了哥儿們。 隨著安理會制裁利比亞的748號決議生效之日迫近，中東地區的各國記者躍躍欲試，紛紛伺机進入利比亞。巴利拖著瘸腿、開著“七九”式美軍吉普一日三遍地往利比亞使館跑，准備湊齊一伙膽大妄為者結伴遠征、穿越撒哈拉沙漠直取利比亞。就這樣，我被斷腿巴利引荐給美聯社的莽漢納伯特：“鴨子有輛三菱山貓，我們要一直開到的黎波里。”，盡管這次行動最終夭折，但從此我們三人几乎形影不离了。 在開羅，諸如航空母艦通過蘇伊士運河等消息往往得等到西方傳媒播發后，新華社中東分社才抄收轉發，因為种种原因，我們的文字記者几乎從不到場。作為攝影記者，若想采訪到正在發生的新聞，只有依靠外國記者朋友提供信息，而巴利和納伯特的消息正是全開羅所有記者中最靈的。他們都娶了當地女人，BP机、大哥大不离身。從住宅到辦公室，為他們通風報信、提供新聞線索的形形色色人員來來往往，他們深深地扎根于當地社會，瘋狂地吸吮一切有价值的信息。每當有航空母艦通過蘇伊士運河之類的重要新聞，我的“酒肉朋友”納伯特和巴利都會主動打電話通知我：“鴨子，開上你的車！”因為在中東所有新聞机构中，新華社的汽車是首屈一指的。在開羅，擁有“奔馳”轎車的新聞記者只有中國人，這一點令外國同行們大為羡慕。 几條大漢擠在我的吉普車中，享受著空調冷气，往返几百公里熱帶沙漠。沿途轟轟烈烈的各民族的粗俗笑話爭奇斗艷，各种語言的髒話不絕于耳，我車中的白菜餡包子也被當做三明治，用軍刀切成若干等份，每人一口。 海灣戰爭結束后，美軍兩次轟炸巴格達前我都在酒桌上得到了消息，只可惜我周圍但求無過的作風阻礙我与這幫抓“老鼠”的“大公貓”一同前往，一再坐失抓住好新聞的良机。巴利現在娶了一名正在開羅美國大學念書的埃及女人做太太。開羅美國大學是与貝魯特美國大學齊名的美式貴族學校，穆巴拉克夫人蘇珊等名媛皆畢業于此。巴利那位溫柔富有的太太在尼羅河心澤馬利克島上買了一套公寓房，准備安下心來過日子。可巴利積習難改，仍背著沉重的攝影包為《時代》周刊玩命。 1992年埃及大地震，我在海利波利斯一幢倒塌的十四層大廈中与一瘸一拐的巴利不期而遇。當時他正彎著那條完好的左腿往一塊斷裂的水泥預制板上爬，他那大眼睛的埃及太太在后面用力抱著他那條殘腿往上舉。 巴利喜歡穿黑帆布工裝褲、黑色“阿迪達斯”運動鞋、背黑色“多姆克”攝影包一瘸一拐地走。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他吃力地捋起右褲腿，眉飛色舞地給簇擁著他的崇拜者們講貝魯特那顆炮彈如何命中他的褲襠，險些廢了他，可他福大命大，最終只斷了右腿。急救手術時他又如何鎮定自若，矜持幽默，令醫院中的女護士淚水潛然。《時代》周刊至今堅持每年讓巴利回一次美國，對他那條斷腿進行理療，可每次理療之后，巴利似乎比往日更瘸。 巴利特別喜歡中國的“雙喜”香煙，我總把使館的朋友送我的香煙轉送給他抽。按他的理解“雙喜”（Deuble HAPPinese）有同性戀的暗示，像中國的京劇，嚇得我赶緊表白我和大多數中國人絕無此雅興。巴利說他曾抽過一种“長征”（Long March）牌的中國煙，味道之妙至今難忘。每逢人多的時候，巴利總是炫耀他的兩句半中文：“我說北京話不說廣東話，我吃廣東菜不吃北京菜。”車□轆話連念十几遍，聲音越念越大。最后，得意地歪頭環顧一周后宣稱：“我和鴨子在一起總說中文。”其實，巴利能講的中文滿打滿也就兩句半。 閒暇時，巴利常開著那輛老掉牙的美軍吉普沿尼羅河兜風，兩听啤酒落肚，遙望無窮遠的淚眼便沒了焦點。 當我從海灣戰場歸來，出乎意料地接到日本共同社記者河野從外交公寓打來的電話，想不到這老兄竟真調到北京任常駐記者，電話中他迫不及待地要來一睹我是否還完好無損，我弄不清是哪位“太君”編造了我已暴亡的神話，乃至在開羅机場碰到一個叫小原洋一郎的共同社攝影記者，竟怀疑我是個冒牌貨。 河野是我北大時的校友，畢業于早稻田大學政治系，后留學北大進修中文，畢業后任共同社駐京記者。1989年夏曾在北京工作過，1990年亞運會期間他為我拍的《毛主席外孫在亞運村》配寫過文章，想不到在海灣戰爭爆發前夕，我們在巴格達再度相會。美聯社攝影記者多米尼克稱此為“世界級搗蛋鬼”的又一次大聚會。 戰時的巴格達，且不說軍警憲特，光是革命覺悟极高的老百姓就讓你對付不了。為博得好感，我將攝影背心前胸和后背都縫上五星紅旗，并用阿語、英語大書“人民中國”。經驗丰富的河野對我的裝束大為贊賞，看著他艷羡的眼神，我許諾，如果打完仗彼此都還活著，我一定送他一面同樣的紅旗，激動得河野用力握了握我的右手：“患難与共。”此后，河野無私地与我共享新聞線索，還將共同社的底片傳真机無償供我使用。在他的幫助下，我拍的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在巴格達作最后努力的照片在日本被廣泛采用。 戰爭爆發后，河野不顧轟炸，驅車700多公里前往伊拉克邊境采訪。知道我囊中羞澀又自尊心极強，他裝作漫不經心地拍拍我的肩膀：“上我的車，快去買些食品和水！”途中，我的相机遭沒收，人被扣押，多虧河野破費“皇軍”的硬通貨千方百計營救，我才得以繼續上路。 在約旦河谷地，河野失蹤的消息使我大惊失色。我急急忙忙赶到安曼洲際飯店共同社總部，共同社中東首席記者近藤正守著電話机發呆。看到我一頭撞進來，近藤兩手一攤：“攝影記者大河源在死海拍照惹了麻煩，河野上前營救也一同被抓走。日本大使館正設法援助。” 深夜，在一間不知名的小飯館，近藤做東，為剛剛恢复自由的同事壓惊。大河源說這回平了上次在東亞某國被拘留七小時的紀錄，河野說這等于又得了枚勳章。這是海灣戰爭中我們最后一起喝酒，大家都挺傷感。河野与大河源次日將經倫敦返回日本，近藤則穿過阿侖比去以色列。河野含淚將一大包止血繃帶和其他美軍戰地急救用品塞給我：“以后就剩你一個了，千万別太猛！遇事要多想。鋼盔、防彈衣、防毒面具要隨身帶。要活著！活著才有一切、一定要再見面呀！” 河野他們走后，我孤身一人經約旦、塞浦路斯進入以色列。當恐怖襲來，我總想起与我几經生死的河野。 直到回國，在北京新華社，我和久別重逢的河野再次緊緊擁抱在一起時，我當時競怀疑是在夢中。不久前我從中東分社回國，我們又坐在小酒館里，河野恨不能一口气告訴我這些年他都干了什么。盡管他每月需將全部工資的75%交給前妻撫養四個孩子，可他還是与他的朋友一起在中國幫助建起兩所希望小學。与此同時，他還与友人發起倡議，建議日本政府為侵華戰爭向中國道歉并主動支付戰爭賠款。河野認為，禮儀之邦的中國素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大度，但日本政府應主動做出表示，這樣對日本更有好處。最后他告訴我，他已愛上一個中國姑娘，很快就會成為中國的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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