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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北大南門，風入松書店《北大往事》發行式上，我正神气活現上躥下跳圍著季羡林先生拍照，突然腦后飛來一掌，原來是宣傳部趙老師，命我十天之內作文一篇，獻給母校百年華誕。誰都知道我這人既無文采，更無寸箭之長可獻，上學時异想天開四處叫囂世界大戰，只給國政系丟人現眼。環顧左右學長師兄，眾目睽睽已無法遁形，只好領命。可回家思前想后搜腸刮肚，就是不知道如何下筆。 一直到現在，一想到北大我就餓，那時候每天晚飯吃五個饅頭還頂不到晚上十點，跑回宿舍發現挂在床頭毛巾口袋中的饅頭被同屋的餓狼吃了，僅剩下搪瓷飯盆空空如也。于是我自己也像覓食的猛虎悄然潛行，見別人桌上有什么吃什么，連大茶缸里的涼水也不放過。 現在的大講堂當時是大飯廳，名曰飯廳可整個飯廳連一張桌子都沒有。三千多人都蹲在地上雞啄米般地進食，場面十分壯觀，遇有人行走飛沙走石拖泥帶水也沒人叫喚不衛生。大飯廳西北角承受圓拱形大梁的柱子下磚頭掉了，露出一尺見方的窟窿，是我藏飯盆的地方。那時大飯廳連存飯盆的地方都沒有，所有學生不知為什么都用毛巾縫個口袋，裝上吃飯的家伙，裝在書包里或提在手中叮叮當當地四處亂走。据說這源于大革命中的串聯，屬于我軍光榮傳統。當時79級以上的學兄學姐大多上山下鄉經歷過大革命，令我們這些剛出校門的万分景仰。偏偏我們37樓432与434一脈相通是個大套問，烏壓壓12條漢子几乎都剛离開高中不久，嘯聚山林与兄姐們分庭抗禮，自稱“西部財團”。為安定團結，系里調了一位二十五六歲的老大哥住到我的下舖，加強党的領導。 這老兄名叫王青松，來自河南信陽，原是地委机要干部，現為我班團書記。舉手投足透著重權在握的穩重，自然更讓我們敬重，乃至晚上我睡覺翻身都輕手輕腳心怀敬畏。 他也時不時地与民同樂，甚至和我們比賽俯臥撐，可總是不得要領有些隔閡。尤其是他十分用功，每天后半夜方肯歸宿，磨磨蹭蹭弄上半天，洗臉燙腳悠然而睡，天長日久犯了眾怒。先是有人在門框上放皮鞋、笤帚砸他，以后加碼到一盆涼水。人多勢眾爭強斗狠，最終將學校發給每人一個的12個方凳同時翻過袈48條腿一齊朝上碼在地上，我身居上舖負責拆去管燈憋火，黑燈瞎火摔他個鼻青臉腫，他也不急。 當時沈仁道老師還未調到北京市當政協主席，仍在國政系講《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他講到選舉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偏巧這時團支部改選，各位同學半開玩笑地行使了一把民主，不想真把他選下去了。事后我們都挺后悔，覺得玩笑有些過火。 几年后，我分到政法大學教書，學校請來一位門徒200万的石松大師傳授气功，大師一口气下去從書記到校長上千人滿地亂爬。我聞訊忙背上相机赶去拍照，不料大師竟是王青松。他站在台上高聲斷喝：“眾徒儿散開，來人是我同學。”還是那口信陽鄉音。言罷把我拉上台握手擁抱，讓信徒們万分羡慕，感動得我真想也趴在地上。 1979年，我是稀里糊涂進北大的，“師曾參之孝”全為我那九十多歲的爺爺。我爺爺兄弟倆全是戊戌變法由秀才舉人搖身一變進京師大學堂的，爺爺的哥哥畢業于仕學館，爺爺畢業于文科中國文學門。他教導我說凡是上過這所學校的人都勇敢誠實、科學民主、濟世救民……就是失業找工作也比別的學校畢業生容易。在爺爺高瞻遠矚的監督下，在填寫志愿時我寫上一句“服從北大分配”。其實當時我更想報考石家庄高級步兵學校，像所有多夢的中學男生一樣，幻想當個巴頓、古德里安式的坦克師長。為能和爺爺歷數的蔡元培、胡适、李大劊、陳獨秀、毛澤東、魯迅兄弟攀上校友，我咬著牙進了北大。 開學頭一個星期天，我們宿舍全体到校園里拍紀念照。 北大素有拍照傳統，六十多年前劉半農就在此創建中國第一個攝影團体——“光社”。在未名湖南岸花神廟前，我們与長眠于此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合影。斯諾早年在這里教過新聞、用相机記錄過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歐戰成名的名記者蕭乾就是他的門生。在北大37樓432宿舍的棉被里，我用飯盆沖洗了平生第一個黑自膠卷。 在國際政治系，我始終算不上專心致志的學生，各种火炮的口徑、射速和發射方式遠比种种拗口橘詐的政治詞匯更令我神往。歷史系羅榮渠、國政系王炳元的戰爭史我最感興趣，偶爾還跑到紅山口的軍事學院去偷听。好在北大民主科學、自由容忍，于什么都沒人管，各班沒有固定教室，更方便了我這樣不務正業的流寇四處亂走，邊走邊听。 1992年在班加西，我与卡扎菲勾肩搭背，就是因為我在北大讀過他的《綠皮書》。天長日久校園內漸有虛名，物理系79級一位姓黃的學兄慕名而來和我探討航空母艦的前甲板，力學系去38軍坦克6師考察，也捎上我。盡管我也亦步亦趨跟在同學屁股后面鑽圖書館，可“其東走者同，所以東走者异也”。拋開老師開的必讀書目，英國《簡氏武器系統》、《簡氏艦船年鑒》等成了我的寵物，一套“時代--生活”出的14卷《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尤令我終生難忘。我被歷史照片無与倫比的說服力所震撼，由此對課本中种种費解的闡述產生怀疑。 在北大圖書館，一個叫羅伯特·卡帕（RObertcap）的戰地記者闖進我的生活。這位18歲考人柏林大學政治系的小伙子一畢業就赶上納粹上台鎮壓學生，他身背相机逃往西歐，与海明威并肩參加了西班牙內戰。二戰中卡帕拍攝了包括諾曼底登陸在內的所有重大戰事，他的朋友從乞丐到美國總統，從英格麗·褒曼到巴頓將軍……直到1954年在越南踩響地雷，還不忘最后一次按下快門，含笑死去。 我把卡帕的好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翰·斯坦伯格為他寫的悼詞抄在日記本上：“他不僅留下一部戰爭編年史，更留下一种精神。” 兩杯黃湯落肚，我總是產生我是卡帕轉世的錯覺，仿佛我真的經歷過卡帕經歷的一切，連身上的臭汗也帶著卡帕身上才有的老公羊特有的刺鼻味。至少有一點千真万确，我們倆都在18歲進了名牌大學政治系，同樣狹隘自負，堅信只有相机才能記錄歷史。 1983年北大畢業，家住美國加州的二伯問我需要什么幫助，我毫不猶豫他說：“給我買台好相机！”以后，我背著這台相机在中國政法大學教了四年學生。校長江平、党委書記解戰原看在校友面上對我照顧良多，而在校刊上不斷刊登我照片的編輯正是同年從北大分來的校友查海生，以后才知道他就是著名詩人海子，1989年在山海關臥軌殉詩。 扭轉我教書生涯的是我和海子的同學，也是同一年從北大分到政法大學教書的沈紅，她對我“痴迷的攝影癖”大加贊賞，建議我去投考新華社攝影部。与此同時，我考中了《中國青年報）國際部。當時該報正籌辦《青年參考》，負責這件事的段若石正是比我高兩級的師兄，同一個系的學生主考，我自然在應試者中穩拔頭籌。但我最終放棄了《中國青年報》，因為我更想當“橫行世界”的攝影記者。我的同學穆曉楓當校學生會秘書長時，我給他當過記者，由于痴迷攝影居然還當選為校學生會优秀干部。他与我同學四年，堅信我有從事新聞事業的勇敢誠實，而且生來一張直腸子驢才有的大嘴，最适合去新華社。 新華社攝影部一大幫正副主任中至少有三位北大畢業生，先民主后科學，最終面試猶如王八瞅綠豆。一位姓謝的副主任還隨手送我一只三條腿的泥蛤蟆，意在勉勵。主任徐佑珠則一再把我投放到災難、探險、暴亂乃至戰火之中。 我以行動敏捷不畏刀劍日夜工作獨家新聞而屢受社長褒獎。后來才發現社長郭超人竟是《精神的魅力》中“順”走北大一把鑰匙的北大學長。此后徒步長城、可可西里探險、秦岭追熊貓、神農架找野人處處离不開北大前輩。 1990年12月，海灣戰爭一触即發之際，我單槍匹馬經伊斯坦布爾、安曼闖入巴格達。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鄭達庸神態凝重，正在屋頂上畫五星紅旗以防挨炸，對我的貿然前來并不歡迎。我能理解這位北大東語系高材生的心情，他必須為在伊拉克的每個中國人的生命負責。海灣危机以來，鄭大使已組織上万人馬經約旦回國，而我卻逆人流而入給大使添亂。我現在仍保存著一張攝自巴格達西北魯特巴的照片，一個直徑十多米的大彈坑旁，站著大使鄭達庸、武官曹彭齡（東語系畢業）、武官助理李天天（法律系畢業）。 曹彭齡將軍不僅北大畢業，還是北大世家，其父曹靖華當過北大俄語系主任。將軍雖為武人，可著作頗丰，這也許是家學淵源所致吧。戰爭中曹武官對我處處照顧，源于北大民主科學教育傳統，我們關于戰爭態勢的分析也較為一致，忘年的管鮑之交至今令我心醉。 戰時跨國界流動采訪，除人地生疏語言障礙外，戰時法規、新聞審查、散兵流彈都會使孤身一人的記者陷入災難。 在挨炸的巴格達拉希德飯店，我与另一位北大校友、日本記者河野徹不期而遇。河野是日本共同社國際部記者，早稻田政治系畢業后在北大進修中文，1989年在北京与我一起工作過。從此，整個戰爭期間我們生死与共，同行同止，分享新聞線索，直到他奉調去科威特。那天在約旦一家小酒館，河野含淚把一大包止血繃帶和美軍戰場急救用品塞給我，酒气沖天珠淚滿面：“剩下你一個人千万別太猛。要多想！鋼盔、防彈衣、防毒面具要隨身帶。要活著！活著才有一切！一定要再見面呀！” 和平中的生命有時比在戰爭中更脆弱，許多比我年輕為學弟學妹不幸先我而去。我采訪過的生物系81級曾周是在秦岭研究大熊貓時摔死的，是他家的獨子，佛坪饅頭山下有他的碑。十年前地理系柴慶丰勇斗歹徒，被流氓一粒气槍子彈擊中大腦暴亡，我和北京市公安局代局長劉鎮山、刑偵處長張良基率一幫警察追到天津，才把歹徒緝拿歸案。 以后道听途說知道舒春死在新加坡、游進死在四川、戈麥自沉万泉河、駱一禾在行進中倒斃……這還不算因癌症病逝的溫杰，他是我北京十三中的同學，后進北大，是中文系81級的學生。与我同年分到中國政法大學教書的名詩人海子在山海關臥軌殉詩。國政系80級比我晚一年分到政法大學國際政治教研室的學弟朴京一，徑直地爬上教學樓頂，跳了下去……一位學兄稱北大那片園子里出來的人智慧而脆弱，一點呼喚可以使他飛揚，一點漠視便會瓦解他的生命。 1990年我在海拔5000米∼6860米的可可西里無人區探險，開吉普住帳篷，持續半年的高寒、缺氧、強輻射使我患了右心室肥大紅細胞增多症。長期沒有新鮮蔬菜，嘴唇裂開一道道血口，高高腫起，腦袋由于缺氧几乎炸裂，几次想一頭撞死。 在我覓死不成的昏睡中，始終照顧我并和我同宿一頂簡易帳篷達半年之久的《民族畫報》攝影記者凌風，就是位短小精悍的北大師兄。他畢業于中文系77級，卻有一手修手表修相机的絕技，探險隊許多精密儀器都被他妙手回春。 在野外這可是頭等求生技能。這位學兄不僅修机器而且修人，正是他鼓勵我為他太太、北大師姐任幼強主編的《世界博覽》寫些親歷，由此我的北大圈子越滾越大，由中東而北美，到現在都未能住手。 15年前我离開北大時眉清目秀侃侃而談滿臉燦爛，現在是委靡不振滿嘴粗話，一听見警報聲就想臥倒。開羅和平醫院說我患了戰爭持續緊張壓力綜合症，也許等上十年八年，也許終生恢复不了。盡管我右腿肌肉萎縮，可無礙我馬奔雀躍地四處亂跑，去年還一人開車環繞美國。技物系學長鄧朴方送我個獎杯，上寫：“師曾校友，老弟可畏。”我猜想當時自己一定猙獰可怕，窮凶极惡。人過七十古來稀，即使以活70年計，也不過25550天，少得讓人害怕。人生總有一死，無法控制生命的長度，可讀書走路可以体驗人生的深度和厚度。為此我探險同時珍愛生命，打針吃藥頑強地活著。 1994年“一二·九”，北大團委書記王登峰把我弄到辦公樓給學弟們講述我的故事。站在司徒雷登訓過話的地方指手畫腳，我一派胡言不敢正坐。北大獨有的教育体制幫我辨認出自己潛在的個性并得以發展，科學讓我受益，民主給我希望。每當遭受挫折心情不佳，我都會哭喪著驢臉躲回北大，狂奔一番、大哭一場，看看和我一樣的北大同類。 民主、科學、自由、容忍，再勇敢誠實地面對人生。 (全文完) ------------------ 書路 掃描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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