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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蘭克林父子于7月26日天晚時到達倫敦，第一夜是在米爾山的彼得·柯林森的家中度過的。第二天，富蘭克林在柯林森家接待了到倫敦后的第一位造訪者——威廉·斯特拉漢。柯林森是教友會教徒、商人，皇家學會的會員，多年來，富蘭克林就是通過他向皇家學會報告他的電學實驗和觀察的結果的；威廉·斯特拉漢是倫敦的出版商，出版過約翰遜的辭典、休謨的第一部歷史和后來亞當·史密斯、吉本、羅伯遜和布萊克斯圖恩的著作，和富蘭克林是通信14年的朋友卻未曾謀面。他們兩人和富蘭克林一見面，便被他迷住了。斯特拉漢后來寫信告訴黛博勒說，“我從未見過一個人在每一方面如此完美地与我相投契。有的人在這方面，有的人在另一方面，而他是在所有各方面都同我合得來。” 几天以后，富蘭克林父子已找好寓所，安頓下來，著手辦理他此行身負的公務。 他首先去拜訪了約翰·福瑟吉爾醫生，几年前，富蘭克林給皇家學會關于電學實驗的信就是在他的敦促下方得出版的。福瑟吉爾得知富蘭克林的來意后，認為他不應立刻就直接向政府申請，而是應該先向業主提出請求，并准備替富蘭克林安排同業主托馬斯·賓會面。 在等待同托馬斯·賓晤談的期間，柯林森通過弗吉尼亞大商人漢布雷介紹富蘭克林拜會了樞密院議長格蘭維爾勳爵。見面以后，彬彬有禮的格蘭維爾勳爵詢問和談論了一番美洲的現狀后，談話便轉入正題。格蘭維爾說：“你們美洲人對于你們的政体有一种錯誤的看法：你們認為國王對州長的訓令并非法律，以為你們可以任意決定遵守与否。但是這些訓令……都是先由熟知法律的法官們起草，然后由樞密院考慮、辯論或修改，最后由國王簽署。所以這些訓令對你們來說是國法，因為英王是‘殖民地的立法者’。” 富蘭克林听了這話，回答說，“這對我是聞所未聞。根据我們的憲章，我一直以為我們的法律是由我們的議會制訂的，它當然要呈請國王批准，但一經批准，國王就無權加以廢除或更改。所以雖然議會不經國王的批准不能制訂永久性的法律，但是不得到議會的同意國王也不能立法。” 談話的結果是雙方都認為對方是錯的。就這樣，富蘭克林告辭回寓所去了。和格蘭維爾的談話在他的心里蒙上了一層陰影，因為他看出，國王的一位大臣談論此事的口吻同業主們竟然如出一轍，他感到這次到倫敦向國王申訴，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 8月中，富蘭克林和以托馬斯·賓為首的業主在春園舉行會談。富蘭克林陳述了議會申訴的要點，但業主們要求他用書面一一列出來交給他們。8月20日，富蘭克林把一份書面的申訴要點交給他們時，他們又要他和他們的律師談。富蘭克林拒絕了，聲言除了業主本人他不和其他任何人談判此事。 這以后，直到1758年11月，業主們才准備了一份答复寄給賓州議會，指責富蘭克林沒有按正常禮節處理此事，理由是富蘭克林在交給他們的申訴要點上沒有寫上“賓夕法尼亞州真正的絕對的業主”的稱呼。然而，就在一年多的時期里，賓州議會已經說服丹尼州長通過了一個議案，規定業主的財產也要像人民的財產一樣納稅。議會已沒有必要回答業主的責問了。而業主們所要做的就是當這個議案送到英國來的時候，設法阻止國王加以批准。 就在焦急等待的過程中，富蘭克林病倒了，一病就是8個星期。起切，他感到忽冷忽熱，當冷或熱過去時，他便認為自己痊愈了，掙扎著企圖出門去辦事。不想一開門吹了風，馬上又病倒了。他寫信告訴妻子說：“我的好醫生〔福瑟吉爾〕對我違背他的警告和囑咐十分气惱，要我保證以后更加注意。他非常細心，非常親切地照料我，賢惠的房東太太也好心地伺候我。”這封信寫于11月22日，是福瑟吉爾允許他寫的第一封信。 他在恢复期間，還接待了不少來訪者。其中有麻薩諸塞前州長謝利，富蘭克林在殖民地郵政事務上的合作者威廉·亨特，還有詹姆士·拉爾夫。在過了這么多年以后，拉爾夫友善而忠實，他得知他在美國的女儿和外孫的消息后非常高興，但他不愿意讓他現在的妻子知道他有這個女儿。富蘭克林告訴妻子，“在難得的晴天，我冒險在中午時分到室外去。我碰上的同有識之士的愉快交談，名人們對我的注意，是在目前遠离家庭和朋友的痛苦中給我的最大安慰。”在養病當中，他到周圍的店舖去為妻子和女儿買禮品，包括各式各樣的時裝和衣料。到1758年2月，在房東太太的幫助下，他托運回去兩箱這類禮品。6月，他花了一大筆錢——42個畿尼１——買下了上次因朋友的勸阻沒有買的大鍵琴２，送給女儿。思鄉病折磨著臥病后感情脆弱的富蘭克林。他体力稍有恢复，便去出席皇家學會的宴會，頻繁地乘車去怀特萊恩、去蒙塔古宅邸，去朋友的家中以排遣鄉愁。 １畿尼，英國舊時的金幣名，相當21個先令。 ２大鍵琴，鋼琴的前身，盛行于16、17、18世紀。 在業主們拖拉延擱答复的長時期里，富蘭克林不期然而然地有了從事科學探索的空閒。這次到倫敦來，他隨身攜帶或是就地設計制作了最強有力的電學器械。1757年12月21日，他寫信告訴皇家學會會長約翰·普林格爾關于在賓夕法尼亞時一例電療癱瘓病人的效果的記述，他寫道：“我從不知道對永久性癱瘓病進行電療的療效。我也不敢妄自斷言，這种明顯的短暫的療效，由于病人作長途行走練習并每日到我家來，由于它對病人帶來成功希望的精神作用使病人花更多气力去活動他們的肢体，會維持多久。”他和第一個在英國從空中引下雷電的約翰·坎頓成了朋友；他還為哈佛大學購買電气設備，認真地裝配它，并為之配備了一份詳細的說明書； 他還在1758年5月和儿子一道到劍橋大學和化學教授約翰·哈德里一道作蒸發實驗，并由此想到許多用水的蒸發來降溫或測風向的事例。 7月初，富蘭克林到劍橋大學參加了畢業典禮，受到校長和副校長的隆禮相待。那以后，富蘭克林父子就出發到諾桑普敦去探訪他們祖先的家鄉。兩位美洲的富蘭克林到了愛克頓，在那里，英國的富蘭克林們在他們那塊小小的自由持有地上生活了那么久。現在，那塊土地已經被并入了另一家農庄，老宅子里辦著一所學校，那是一幢衰朽的古老的石頭建筑物，仍被人認做“富蘭克林宅”。富蘭克林家的祖先們就是在這幢宅屋里出生、結婚、下葬，一直延續了200年。富蘭克林父子在教區牧師妻子的指引下，在教堂院子里找到了富蘭克林家的墓碑。墓碑上長滿青苔，碑文難以辨認。那婦人叫人拿來一把硬刷子和一盆水，把碑清洗干淨，再將碑文臨摹下來。然后，父子倆离開了愛克頓，向伯明翰而去，尋訪黛博勒娘家的親屬，他們所在的地區比富蘭克林家更為僻遠。 回到倫敦，已經是9月，富蘭克林接到了共讀社兩位朋友——書籍裝訂工斯蒂芬·波茨和測量局長威廉·帕森斯——去世的消息。富蘭克林難過之余，回想起兩個朋友的一生，不由得在給帶信來的休·羅伯茨的信中感慨万千：“兩個人都有不尋常的性格。帕森斯是聰明人，可老干蠢事；波茨是一位智者，做事卻總是欠明智。假如‘知足’是使人幸福的手段，那么他們中的一個人沒有享受過什么卻總是擁有這手段；另一個人擁有一切唯獨不擁有這手段。帕森斯置身財富之中卻總是煩躁不安；波茨居于貧窮可總是笑容滿面。那么看來是，此生的幸福与其說仰賴于身外的狀況，不如說取決于內心世界，除了智慧和美德，邪惡与愚蠢的自然而然的影響，還有這樣一种東西即幸福的性情或不幸福的性情。” 12月到了，看來是具有他所說的幸福的天性的富蘭克林將他房里的壁爐改造一番，使它既省柴，散熱量又大。他的朋友們紛紛仿效，一時間，這种爐子竟然相當流行起來。 1758年元月，波士頓出現了古怪的謠言，說富蘭克林被授予從男爵爵位，并被任命為州長了。但富蘭克林真正的實實在在的榮譽卻是在2月12日被圣安德魯大學授予法學博士學位。同年晚些時候，他到蘇格蘭去旅行，于9月5日愛丁堡給予他市下院議員和同業公會成員的榮譽。他會見了不列顛最敏銳的思想家大衛·休姆，蘇格蘭的歷史學家、后來的愛丁堡大學校長威廉·羅伯遜，格拉斯哥的教授亞當·史密斯。富蘭克林父子還造訪了普列斯頓菲爾德的醫學院院長亞歷山大·迪克爵士。格拉斯哥的自然哲學教授約翰·安德森則陪伴富蘭克林經珀斯到圣安德魯大學，在那里，富蘭克林得到了學位證書。 富蘭克林此行結識的最親密的朋友是愛丁堡的開庭法官卡姆斯勳爵。在回倫敦的途中，富蘭克林在貝里克的卡姆斯家中停留了數日。卡姆斯夫婦在富蘭克林父子前往約克的路上伴送了他們一程。富蘭克林父子在約克郡和林肯郡逗留了几個星期后，年底回到了倫敦。富蘭克林對蘇格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認為它是他“將選來度過余生的國度”，對卡姆斯，他在信中除了友好的問候外，還談到自己對英帝國的看法，他說，“我久已有了這樣的觀點，大英帝國未來輝煌和穩定的基礎在于美洲；盡管如同其他的基礎一樣，它們既低且不為人所見，但它們之廣闊和強大足以支撐起人類智慧從未樹立起來過的最偉大的政治結构体。”美洲的富蘭克林念念不忘的仍是北美洲殖民地。 在等候業主答复的時間里，富蘭克林絕不只是等待，他要爭取一切机會，為他的殖民地人民爭取權利。他除了和見到的每一個可能有影響力的人談這件事，而且訴諸于出版物，以求影響公眾輿論，目的是“消除過去在人為和偶然的机會散布在這個國家的人民中不利于我們的偏見，為我們爭取沒有隔閡的人類的良好看法”。（1758年6月10日致州議會的信）。他計划出版一本書，把這場爭執的來龍去脈交代清楚，書名為《賓夕法尼亞憲法和政府的歷史回顧》。這本書于1758年6月寫成，但其出版卻被延擱了一年左右。書的作者是一名英國律師，匿名寫的。書中犀利的語言刺中了業主的痛處，業主被激怒了，他們以為該書系出于富蘭克林的手筆。富蘭克林于1759年6月9日寫到業主賓時，說：“無論我在哪里見到他，他那令人不快的表情中總是出現一种奇特的神情，那是由仇恨、憤怒、恐懼和煩惱混合在一起的神情”。作為業主，這些人每年從其領有的殖民地獲得大筆的收入，但是出于階級的偏見，他們自視為那一州的所有者，卻又不愿對它的發展甚至安全負任何責任。這時，他們的感覺是在自由的名義下受到了威脅，這威脅不僅來自頑固的議會，也來自這個來到倫敦的狡猾的能人，煽動輿論來反對他們以便褫奪他們的領地。他們決心阻止這一企圖得逞。 1760年6月，樞密院种植園事務委員會的報告反對賓州議會通過、州長簽署的發行紙幣10万鎊以及業主的地產也須納稅的議案，理由是它“公然踐踏天賦公理，英國法律和皇室特權”。 在這种情況下，原打算不久便到愛爾蘭去的富蘭克林留在倫敦度夏，參加對此案的審理。 在審理中，業主和他們的兩名律師极力陳說如果按照這項議案向業主征稅，業主必將因負擔過重而破產。富蘭克林和他的兩名律師則反駁說，這個議案并不含有這樣的意圖，估稅人員也都是誠實而謹慎的人，增加業主的稅額對他們并沒有多少好處，他們不會因此而違背他們要合理估稅的誓言。 此外，富蘭克林一方強調指出廢除這一法律將造成的嚴重后果：賓州已經發行了相當于10万鎊价值的紙幣，用于英王軍務，紙幣已經在民間流通。法律若遭廢除，紙幣頓時成為廢紙，不少人必將因此而破產，對賓州來說不啻一場災難。 听到這里，樞密院的一位大臣曼斯菲爾德勳爵站了起來，示意富蘭克林跟他出去。他們到了秘書室以后，曼斯菲爾德問富蘭克林是否真的相信執行這項法律時業主的財產不會受到歧視。富蘭克林作了肯定的回答。曼斯菲爾德接著問：“那么你不反對立約擔保這一點嗎？”富蘭克林答道：“一點也不反對。”于是，曼斯菲爾德將業主的律師請來。經過一番討論，雙方接受了曼斯菲爾德的建議——在議案的基礎上略作修改。 8月28日，种植園事務委員會表示贊同這項法律，但須對它進行某些修改。 9月2日，英王批准了這一議案。 在這項法案的審理中，業主終于認識到，達成妥協比廢除法案要好，而富蘭克林作的讓步是微不足道的。這場斗爭以賓州議會獲得胜利而告終。業主失敗的真正原因在于，他們所要維護的封建特權在英、美社會已是過時的東西，英王自己在英國也是要納稅的。 9月中旬，富蘭克林帶著儿子心安理得地离開倫敦，去了考文垂，在那里又計划去柴郡、威爾士、布利斯特爾和巴斯，后來又游覽了利物浦、格拉斯哥和伯明翰。到11月中，他們已回到了倫敦，而且就留在了倫敦，因為富蘭克林已擔任了賓夕法尼亞的官方代理人，暫時回不了美洲。 富蘭克林在倫敦有一個“家”，它和他在費城的家有些相似的地方：人口很多，規模較大。這個家不僅給了他住處，更重要的是給了他親情，使他在旅居倫敦先后長達15年的日子里享受到了家庭的溫暖。 這個家位于倫敦斯特蘭德的克雷文街7號。是賓夕法尼亞在倫敦的代理人查理先生在富蘭克林父子抵達倫敦之前就幫他物色好的。房東是一位孀居的夫人，名叫瑪格麗特·斯蒂文森，帶著女儿一塊過活。女儿名叫瑪麗，家人稱她“波莉”。在斯蒂文森夫人的宅子里，富蘭克林父子及其仆人占用了4間屋子。 富蘭克林從費城帶了兩名仆人同行。一個名叫彼得，主要隨侍富蘭克林并打雜。到倫敦不到半年，他便熟識了城里的大小道路，可以到任何一個地方去辦事了。另一名是個奴隸，名叫金。金主要伺候威廉·富蘭克林，有些笨手笨腳。他從美洲來到倫敦以后，逐漸熟悉和适應了新的環境，一年以后，他逃跑了，從此以后便不知去向。 在到倫敦后的第一個圣誕節前，富蘭克林雇了一輛馬車作為專車，每月租錢12畿尼。這樣，富蘭克林有和善的房東斯蒂文森夫人照顧，有仆人侍候，出門有專用馬車，平時和朋友們頻繁交往，儼然有了一個新家：除了儿子以外，瑪格麗特·斯蒂文森仿佛是他的姐妹，房東女儿波莉如同他的女儿，這种家庭气息在他苦苦思鄉思家的時候給了他最大的慰藉，也是他長期遠离真正的家庭生活的某种補償。他始于1757年出使倫敦的客居國外的時間之長遠遠超過了他最初的估計，那時他預期可以在次年（1758）春季返回美洲，到了春季，他又以為可以在夏天和家人團聚，再后來，回家的日期一年一年地往后延擱。 到了倫敦以后不久，威廉·富蘭克林便進入米德爾·譚波爾學校學習法律。他還是和在費城時一樣，活潑好動，衣著打扮上追求時尚。富蘭克林曾有意鼓勵儿子和波莉之間建立親密的關系，但是沒有取得成功。當初曾使父親在生活上走過一段迷途的“年輕人難以控制的感情沖動”同樣也在儿子身上起作用了。威廉開始和一些女人交往，一直到1760年初，一個不知名的女子為他生下了一個儿子。這孩子被取名為威廉·譚波爾。富蘭克林對儿子的行為感到沮喪，但是，他平靜地接受了這個孫子，并且及時地將他領回自己在倫敦的家中撫養。1760年11月到1762年8月將近兩年的時間中，富蘭克林主要是在倫敦活動，只在1761年的八九月間和儿子威廉到比利時和荷蘭作了一次短期訪問。 父子倆參觀了格亨特和布魯吉斯的教堂，然后到了布魯塞爾，在那里，洛林親王熱烈地歡迎了這位科學家，帶他觀看了自己的物理實驗室。在萊頓，富蘭克林拜訪了馬森布洛克。一年前，馬森布洛克曾將歐洲所有電學方面的重要作品整理出一份目錄表，送給了在倫敦的富蘭克林。在海牙，富蘭克林和英國大使一同進餐，他們准備回到倫敦，以便能赶上喬治三世的加冕典禮——在富蘭克林心目中，喬治三世是一位賢德、開明的年輕君主。 在富蘭克林和斯蒂文森家的關系中，他和波莉的交往值得一提。那是一种介乎父女之間和忘年之交之間的友情。 在威廉·譚波爾出生之前的1759年5月，不知道是由于富蘭克林對威廉和波莉居間作伐還是其他什么原因，波莉离開了克雷文街的家，去和在埃塞克斯的万斯特德的一位姨媽住在一起。后來，波莉請求和富蘭克林以自然哲學為話題定期通信。富蘭克林在他1760年5月1日的信中答應了，但他也寫道：“可為什么你要在決定（如我所听說的）獨自生活的時候，借修心養性使自己成為對一個通情達理的男人來說更為親切，更為合意的伴侶呢？如果我們如你所提議的研討倫理和自然哲學，我想在我充分樹立我作為導師的權威之時，我要先教給你一星半點‘責任’這一問題。”在同一封信中，他還建議她閱讀他推荐的書，然后把她的思考和問題寫信告訴他。 那年夏天，波莉從布利斯特爾寫了信來，問那儿的水在春天還很涼，而在抽水的過程中，水卻變暖了。對這個問題，富蘭克林沒有冒險去回答，他在复信中引用了他在謝爾登的書中讀到的一個婦女所說的話，“在弄清事實之前勿作解釋”。但他的下一封信卻是他給波莉的信中最長、也最專業化的了，信中談到的是河水的潮汐問題。寫完了信，富蘭克林才想到讀信人對信中所寫真的會有興趣嗎？于是，他用一句巧妙的道歉作為信的結尾：“在給一位年輕姑娘寫了6大頁對開紙的哲學問題以后，還有必要在最后致禮嗎？這樣一封信本身不就是致禮嗎？”的确，并不是每一個姑娘都有机會讀到這樣一封信的。 富蘭克林對波莉談論得最為詳盡的是關于“衣料上的日光熱”問題，那是他多年實驗得出的結論。他在信中寫道： “由于我找不到我的實驗筆記來寄給你，我只得憑我的記憶來告訴你。……我從一個裁縫的圖樣卡上取下了一些各种顏色的小塊寬幅布，其中有黑色、深藍色、淺藍色、綠色、紫色、紅色、黃色和白色以及其他顏色和深淺不同的各种顏色。在一個陽光燦爛的上午，我把它們拿出去，舖在雪地上。几個小時以后（現在我已不能說出精确的時間了），那塊黑布由于在陽光下變得最熱，陷進雪里很多，仿佛是被光線按下去了似的；深藍布也陷得差不多深，而淺藍布則不如深藍布陷得深。其他的由于顏色更淡，也就陷下去更淺；白布停留在雪面上，一點也沒有下陷。 “在哲學上有意義的難道在實際中就沒有什么用途嗎？難道我們不能從中得知，黑布不如白布宜于在炎熱的陽光逼人的气候或季節里穿用嗎？必須在陽光下行軍或工作的士兵和水手應當在東印度和西印度穿白色制服嗎？夏天的帽子，男式或女式的，應該是白色的，因為白色可以把熱量反射回去，那熱量會使人頭痛，而且對許多人來說有致命的危害。”就這樣，富蘭克林用最簡單的實驗證明自己的看法，比歐洲人普遍知道在熱帶應穿淡色衣服早一個世紀，提出了淺色衣料這一明顯的优點。 在倫敦期間，富蘭克林還研制了一种稱為“玻璃琴”的樂器。那是他根据理查德·波克里奇1743年發明的“音杯”的原理研制而成的。音杯是在一些不同大小的玻璃杯里盛上水，排在桌子上，每只玻璃杯音調的高低可以用增減杯中之水來調整。然后用手指敲擊杯的邊緣便可奏出曲調來。富蘭克林從皇家學會得知了這樣的樂器，他為“音杯”音質的甜美所傾倒，同時也感到它使用起來頗為不便。于是他便動手來改制。他訂制了一套半球形的玻璃器皿，一共37個——剛好夠3個8度音階及其所需的半音之用——每一個的中央有一個孔。這些半球形的玻璃器皿大小不一樣，最大的直徑為9英寸，其他的直徑依次縮小，最小的直徑是3英寸。這些“音杯”被按大小依次穿在一根長軸上，相互重迭，但互不接触。穿上了“音杯”的長軸被水平地裝在一只長匣里，長匣下面有4條腿放在地上，有些像大鍵琴，演奏者演奏時坐在這木匣前，用一塊踏板帶動，轉動那根軸，就像帶動一只紡車轉動一樣。同時用手指敲擊動著的“音杯”的邊緣。手指用力大小不同使得奏出的音有強有弱，也可任意使每一個音持續多久。富蘭克林將這种樂器稱為“阿莫尼卡”（玻璃琴）。 阿莫尼卡問世后，驟然流行于世，而且持續了很多年。在倫敦，一架按富蘭克林的規格复制的阿莫尼卡賣到40畿尼一台。瑪麗安·戴維斯于1762年初在英國公開演奏阿莫尼卡，然后帶著它到意大利去旅行，并把它引進到維也納的帝國宮廷，后來的法國王后，瑪麗·安東尼特公主跟她學習過彈奏阿莫尼卡。琴音之优美悅耳使它風靡一時。在一次皇家婚典上，瑪麗安用這個“富蘭克林創制的琴”為歌唱家謝西利亞·戴維斯演唱的作曲家梅塔斯塔西奧譜寫的歌曲伴奏。1764年，這种琴傳回了費城，并在議會大廳公開演奏。在音樂之鄉德國和奧地利，這种琴制作得最多，在很長的時期里，由于他發明的阿莫尼卡和避雷針，富蘭克林在德國的樂壇和電學之苑中同樣地享有盛名。阿莫尼卡在那里被人效仿、加以机械學方面的改進、調整。包括莫扎特和貝多芬在內的音樂大師為它譜寫樂曲。到了1800年，阿莫尼卡忽然不再流行，原因据說是玻璃杯的震動對演奏者的神經有影響。 由于阿莫尼卡不再流行，后世一般不大提及富蘭克林在音樂方面的才能，但他對音樂的确十分喜愛，也有很深的理解力。他在共讀社的聚會上和同伴們輪流唱歌，創作歌詞，還抽時間學習彈奏豎琴、吉他、提琴，也彈他的阿莫尼卡。不論是在費城、在倫敦還是后來在巴黎，他以此自娛并使朋友們開心。而在1757—1762年這段時間里，在工作之余，比起其他的各种寫作和實驗，他更加投入于他在音樂方面的發明創造，為之著迷。 1762年1月，富蘭克林決定返回費域，由于英法正在交戰，他得等待軍艦護航。就在等待期間，牛津大學授予他民法博士學位。4月底他去了牛津。在30日舉行的典禮上，賓夕法尼亞省在英王陛下朝中的代理人、北美郵政總代理、皇家學會會員、聲名卓著的富蘭克林被授予了這一學位。威廉·富蘭克林在同日被授予文學碩士學位。 其后便是朋友的挽留和离別。 斯特拉漢一直想讓富蘭克林留居倫敦，不再返回美洲。他曾經寫信給黛博勒·富蘭克林，勸她到倫敦來。但富蘭克林知道自己的妻子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遠涉大洋到英格蘭來生活，他也不會堅持要她來。后來他又認真地向富蘭克林談到自己的儿子和薩拉的婚事（在富蘭克林到倫敦來之前，兩位朋友曾在信中戲言此事，當時薩拉才六七歲，那男孩也只比她年長三歲）。富蘭克林把這事轉告了妻子。可黛博勒自己不肯到英國來，又不愿意薩拉离開自己，使得這件事只得作罷。其后，斯特拉漢仍不斷勸說富蘭克林留下來，但富蘭克林的回答是：“你的勸說很有力量，可以說服我做任何事。但說什么也沒有用了。我必須回去”。并說他此去可能是永遠地离開英國了。但是，在富蘭克林內心深處，有一种什么東西在和斯特拉漢的勸說相應和。8月23日，富蘭克林在即將登船之際從朴茨茅斯寫信給斯特拉漢說：“目前，理智將我拉向大洋的彼岸，而意愿卻叫我留在這里。兩者中通常何者占上風，你是知道的。……倘若我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樣說服富蘭克林夫人前來伴我，那就什么都阻止不了我。” 船終于駛离了朴茨茅斯港。對富蘭克林來說，那是一次長而愉快的海上旅行。“因為在一艘軍艦的護衛下，我們有10艘船同行。天气宜人，風向也順，不同船上的旅客不時地互訪和共餐；我們還在令人賞心悅目的馬德拉島上游覽，在途中小客棧中休息。在那里，我們補充了我們的食物儲備，購進了許多點心。其時，正值島上的葡萄收獲季節，我們在客艙的天花板上挂起了一串一串的葡萄，在后來的好几個星期中，葡萄成了我們的餐后甜食”。那次航行的時間特別長，是因為10艘船必須齊頭并進，只能以最慢的船的航速航行。快船只得縮短每天的航程，有時還需要停下來等待后面的船跟上。“這是我們結伴前行的唯一美中不足，但它為更大的安全感、平時船之間的相互關照和其他令人愉快的交往所大大地彌補。” 這一次返回費城，威廉·富蘭克林沒有和父親同往。他在船隊啟碇之前，被任命為紐澤西州州長。這項任命是喬治三世的國務大臣也是寵臣布特勳爵一手促成的，意在以此影響富蘭克林對賓夕法尼亞的州長，當然還有業主的立場。托馬斯·賓們相信，這一定會使富蘭克林的立場有所改變。 9月，新任紐澤西州長威廉·富蘭克林在倫敦同西印度群島出生的伊麗莎白·道恩斯舉行了婚禮。那時，他的父親正在海上，向著賓夕法尼亞的費城航行。 11月1日回到費城的富蘭克林受到熱烈的歡迎。 在家里，從他踏進家門，和親人短短地相見之后，家中便從早到晚擠滿了前來看望他、慶賀他的歸來的朋友們。這使他感到欣慰。因為他在倫敦時曾听說朋友們不再忠實于他，這時看來，那不過是沒有根据的傳聞。 而他的鄉人們已在一年一度的州議會選舉中把他選入了議會，正如在他出使英格蘭的5年中每年所做的那樣。人們埋怨富蘭克林不該那樣悄悄地回到城里，不然的話，他們要派出500騎把他迎入城來。1763年2月19日，議會的議長代表議會發言，“為他特別為本省盡心盡力完成使命，也為他一樣地報效美利堅而做的大量而重要的工作”而向這位代理人致謝。 富蘭克林受到的歡迎也來自他的朋友凱瑟琳，現在是格林夫人。她從羅德艾蘭寫來了信，懇請他去看她。1月里，富蘭克林答應她，如果那年夏天去新英格蘭（他已計划要去），他一定在途中順訪沃里克。 2月，威廉·富蘭克林從英國回到美洲就任紐澤西州長之職。他將州長所在地設在伯林頓——當年他父親從波士頓出逃，在此偶然找到一只去費城的船的地方。富蘭克林怀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儿子的治下巡視了一番，最后滿意而歸。他看到儿子輕易地平息了一些對自己的不滿，不僅結交了一些朋友，甚至還能化敵為友，將當地政務處理得頗為妥貼，不覺從儿子的這些方面多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3月28日，他興致勃勃地告訴大西洋彼岸的斯特拉漢，“我剛從他的轄區旅行歸來，我高興地看到他在所到之處受到各階層人民的极大尊敬甚至愛戴”。畢竟，當州長本身很難說是一樁不幸的事。 富蘭克林將歸美后第一年的很大部分時間用于處理郵政事務。當時，加拿大已在英國手中，紐約和蒙特利爾及魁北克之間必須建立某种通訊聯系。富蘭克林視察了從南部弗吉尼亞到東部新英格蘭的地方郵政局。1763年4到5月，他在弗吉尼亞逗留了三四個星期同他的新同事約翰·福克斯克羅夫特會晤。6月，他在紐約和那里的新州長卡德瓦拉德·科爾登及駐美英軍總司令杰弗里·阿姆赫斯特晤談。 在紐約，已經20歲的薩拉·富蘭克林同他的父親會合，然后兩人一同前往新英格蘭。再到沃里克去拜訪格林夫婦。在沃里克期間，富蘭克林不慎從馬上摔下跌傷，受到了格林夫人凱瑟琳的悉心照料。當父女二人出發往普羅維登斯和波士頓去時，格林夫婦送了他們一程又一程。凱瑟琳依依不舍，希望他們從波士頓返回時，再到沃里克來作客。然而，事与愿違，在從朴次茅斯返回時，富蘭克林再一次墜馬摔傷，肩骨錯位。那時已是9月初了。3個星期以后，他們還耽擱在波士頓，富蘭克林的胳膊還在痛。一直到11月1日，他們才在旅行了2千余公里之后回到了費城的家，當然是直接回去的。富蘭克林和凱瑟琳此生只剩下一次見面的机會了。 1763年，英法七年戰爭結束，和約使他們在全球范圍內的爭奪暫時告一段落，北美的英法對抗也停止了。然而，它并沒有帶來北美印第安人和殖民者之間的和平。印第安人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殖民者的所為，預計到在軍隊退去后，接踵而至的必將是越來越多的移民，奪去他們的土地，剝奪他們在故土打獵的權利。因此，印第安人，包括一向同英國殖民者友好相處的“六族”印第安人都在騷動不安起來。1763年夏季，在親法的印第安人中爆發了一場被稱為“旁提亞克陰謀”的大范圍暴動。旁提亞克是渥太華族印第安人的首領。西部的印第安人向從底特律到皮特堡的長長的邊境線上的英國人發起進攻。底特律和皮特堡的守軍總算保住了這兩處邊防要塞，但是在5—6月期間，尼亞加拉以西的其他每處邊防軍隊全都遭到突襲和屠殺。 其后，俄亥俄的各處堡壘也陷落了，像在數年前布雷多克的英軍戰敗以后一樣，一股一股的印第安作戰人員蹂躪了東至坎伯蘭縣的賓夕法尼亞全境。一些邊地的英國殖民者開始武裝起來保衛自己的身家性命。在蘭卡斯特縣，一些帕克斯頓和多內戈爾城的蘇格蘭——愛爾蘭籍移民組織起來，自稱“帕克斯頓之子”，卻將怒火發泄到和平居住在賓州境內安分守己的印第安人身上。一些這樣的印第安人，如在莫拉維亞派教徒保護下的伯利恒附近的印第安人，已安全遷徙到費城。但在12月里，50多名“帕克斯頓之子”突然闖入蘭卡斯特附近康內斯多哥族印第安人的和平村庄，殺死了全部村民。11月起，州長約翰·潘兩次發布公告懸賞捉拿這伙罪犯，可是毫無結果。 對“帕克斯頓之子”屠殺和平的印第安居民一事，賓州居民持有不同看法。邊境各縣一向認為州政府拋棄了自己，州府之人對邊境安全既冷淡又自私，他們只好自己來處理邊防，而此時此刻則將這股宿怨用來同州府唱反調。如蘭卡斯特人就支持或諒解這些殺戮，使得這伙嗜血的暴徒從團伙發展為數百人的軍隊，竄犯到費城，叫囂要將莫拉維亞教派的印第安人斬盡殺絕，并口念圣經經文以為他們殘暴行徑涂上几分正義的色彩；東部的長老會派教徒也傾向于贊同他們，還有那些正直的國教徒、仇視印第安人的暴民，而且有人怀疑到因產業所有權問題而仇視教友會教徒的賓及其參事會也有這种傾向。賓夕法尼亞境內的印第安人眼看要大難臨頭。 在這种情勢下，富蘭克林認為，無論“帕克斯頓之子”的行徑還可以是別的什么，它首先是徹頭徹尾的暴行和殘殺。1764年1月，他用熱烈的感情和動人的筆調寫下了《近來蘭卡斯特縣屠殺印第安人的實錄》一文，在文中，他先用朴實無華的語言淋漓盡致地敘述了屠殺的經過，然后寫道： “有些人想為這种重大的罪行開脫，說是‘邊疆的居民因為他們的親屬在最近的這次戰爭中被敵對的印第安人殺害而激怒了’。這很可能。然而，盡管這可以給他們以正當理由進入叢林中去搜尋那些殺人者，并向他們复仇，但卻絕沒有使他們有理由轉身進入內地去謀殺他們的朋友。假如一名印第安人傷害了我，接下來我就可以向所有的印第安人報复嗎？眾所周知，印第安人有著部落、民族和語言上的區別，和白种人一樣。在歐洲，如果法國人——他們是白种人——傷害了荷蘭人，荷蘭人就該因為英國人也是白种人而向他們報仇雪恨嗎？這些不幸的人的唯一罪過是他們生著紅棕色的皮膚和黑色的頭發，而看來是這种人中的某些人殺害了我們的親屬。如果為這樣一個理由就可以去殺人，那么，假若一個臉上有雀斑、頭發是紅色的人殺了我的妻子或孩子，我就可以在以后殺死我在任何地方遇到的所有的有雀斑的紅發男人、婦女和儿童作為复仇。 “這在歐洲是沒有教化的民族之所為。難道我們是到美洲來學習并實踐野蠻人的做法嗎？但是，即使作為野蠻人，他們也只對敵人才這樣干，而不是對朋友。 “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与這樣的人為鄰，他們真是不幸！”“簡而言之，事情似乎是，他們在已知世界的任何一個地區都會得到安全，除了在帕克斯頓和多內戈爾的基督教白种野蠻人的鄰近地區！” 文章印成小冊子發表之后，暴徒們頓時名聲掃地。費城的大多數居民決心不讓莫拉維亞教派的印第安人遭到屠殺，也不讓城市被入侵。就在傳聞暴徒即將到來的一片恐慌之中，頭腦冷靜的富蘭克林組織了又一個協會，自己第一個報名，數百市民跟著加入，拿起了武器。 2月3日，州長召集議會，要求通過一項關于暴亂的議案，這在當天就完成了。8日，議長和15名議員碰了頭，又匆匆散會了。突然，有人報告說，有一些暴徒正殺气騰騰地向城市逼近。全城都緊張起來。當天夜里，州長親自來到富蘭克林家中，后面緊跟著他的參事會參事們，來向富蘭克林求教。不久，暴徒們在另一處渡口過了河，叫叫嚷嚷地來到距費城14或15公里的日耳曼城。在那里，他們停下來了。富蘭克林應州長的請求，只帶了3個人出城來見他們。 富蘭克林他們4個人臉上露著不惜一戰的無畏的神色，但對鬧事者仍曉之以理。他們心里是緊張的：如果暴徒堅持要進入費城，費城人民即將面臨一場浴血廝殺。 万幸的是，一番唇舌之后，暴徒們轉身后退了。外表一直鎮定如常的富蘭克林望著他們退去，松了一口气，和同伴們回城去了。 11日，暴徒們便散去了。 3月14日，富蘭克林在信中告訴了福瑟吉爾這番經歷，“在4個小時零20分鐘里，你的老朋友是一名普通士兵、一名參事、某种意義上的獨裁者、一名派去与一群鄉村暴眾交涉的大使。一旦回了家，他就什么都不是了。” 這一事件，暴露了州長及其政府的庸懦無能，他們越來越遭到人民的蔑視。州長等人則加深了對富蘭克林的忌恨。外患既經消除，議會和州長即業主之間的矛盾再一次激化，這一次，業主在賓州的統治開始動搖。 暴亂平息以后，州議會通過了一項國民自衛隊議案和撥款議案，但馬上被州長約翰·賓否決了。其后，關于撥款的議案在議會和州長之間往返了一個月，仍不能達成一致。3月24日，議會將這一議案再次交給州長，并附上一張便條，那便條可能是富蘭克林寫的，措辭強烈并帶有刺激性。同一天，議會決議休會，并決定上書英國國王，把賓夕法尼亞“轉歸他直接的保護和治理”。 在休會期間，富蘭克林撰寫并印刷了一本題為《關于我們公共事務目前形勢的冷靜思考》的小冊子，在4月12日夜里散發到城里各處。在小冊子里，他提出了這樣的觀點：所有的業主統治者并非比其他的統治者更坏，在業主統治下的所有人民也不比在其他統治者之下的人民處境更坏；既然爭執由雙方引起，那么雙方都有責任，其原因不在于人類思想的邪惡和自私，而應該在于憲法，在于業主政府的性質本身。 這一小冊子的發表在費城的政界引起了軒然大波。 當時，英國政府對北美殖民地的政策已經引起了殖民地人民普遍的不滿。1764年3月，英王的忠實朋友喬治·格蘭維爾宣布了向殖民地征稅和管理殖民地貿易的新法規，包括當時提出的印花稅議案。富蘭克林自己也因之改變了對喬治三世的看法，從原來堅信“他那使人民幸福的真摯愿望的美德和良知”變為發現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像“泥土在制陶者手中”一樣握在英國當局手中。但他那根深蒂固的殖民地和宗主國是個整体的觀念，使他看不清宗主國是在有意削弱殖民地的商業貿易和制造業以發展本國的工商業，殖民地和宗主國之間在經濟利益上有著根本的矛盾和沖突，也沒有發覺自己的思想已經落后于北美殖民地廣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脫离了殖民地人民中正在升溫的革命情況。 和他站在一起的是年輕的律師約瑟夫·加洛維。在富蘭克林出使英國期間，加洛維多少代替了他在議會中的位置。此時，加洛維同富蘭克林一樣，相信喬治三世“只怀有為人民謀利益的愿望，他將委派一位州長，這位州長不受業主指示的制約，會自主地同議會一道，使健全的法律生效”。 站在他們對立面上的反對派以另一位年輕律師約翰·迪金森為首，他承認業主政府的不善，但認為沒有充分的理由去以為內閣將委派比業主的州長更好的州長。 議會在5月間開會，真正的議題是向英王請愿，要求英王直接統治賓夕法尼亞。這時，伊薩克·諾利斯辭去了他榮任14年之久的議長之職，富蘭克林當即被不記名投票選舉通過繼任這一職務（5月26日）。于是，富蘭克林以議長的身份簽署了他起草的請愿書。其后，他主持了5月會期中剩下几天的會議和9月的短期會議。10月1日的議會選舉臨近了。 在競選中，迪金森將他在5月辯論中的講話印成小冊子，上有威廉·史密斯寫的序言；加洛維則出版了他的小冊子，富蘭克林為他寫了一篇長長的序言，主要是頌揚議會，抨擊議會的敵人。但是，在人們畫的漫畫中，報紙的批評中，人們尖銳的指責中，富蘭克林成了主要的攻擊目標。 費城的選舉結果揭曉了，在近4千張選票中，加洛維以25票之差失敗。但是在州議會中，加洛維一方仍保有多數，因而在新一屆議會開會時，他們不僅決議向英王請愿，而且還于10月26日選舉富蘭克林為代理人，會同現任賓州代理人理查德·杰克森去完成這一艱難的使命。反對派舉行游行反對這一選派。和在競選中不同，這一次，富蘭克林回答了。11月5日，他寫了《評最近的一次抗議》一文，它的結尾是這樣的：“現在我即將离開（也許是最后离開）這塊我愛的國土了，在這里，我度過了我生命的最大部分。……我祝愿我的朋友繁榮昌盛，我寬恕我的敵人。” 黛博勒仍然不愿遠渡大洋，也不答應富蘭克林帶薩拉同去。11月17日他只好把落成不久的第三街、第四街之間的市場街上的新宅屋留給了她們，獨自一人出了家門。他和黛博勒都沒有想到，他這一去便去了10年，更不知道這一別竟成了永決。 富蘭克林由300位朋友騎馬陪同到距費城21公里的切斯特搭船，從那里，加洛維和另兩位朋友伴隨富蘭克林登船，一直送他到紐卡斯爾才下船离去。 這次航行一路順風，1764年12月9日，富蘭克林乘坐的船已經抵達怀特島。富蘭克林下船登岸，立即赶往克雷文街的斯蒂文森家。他進了門，發現家中只有女佣一人。好一會儿過去，街門響了，瑪格麗特·史蒂文森走了進來，看到富蘭克林，她手里拿的東西不由掉落在地上。 在大洋的另一邊，朋友們得到富蘭克林順利抵達倫敦的消息，有的把鐘聲敲響了直到深夜，有的舉杯祝他健康，共讀社的休·羅伯茨則直到夜深了還不睡覺，一直講著40年來自己知道的富蘭克林的各种往事。 富蘭克林又在克雷文街7號住下來了。距离1月10日英國國會開會的日期已經很近，富蘭克林顧不上自己長途勞頓后染上感冒方才痊愈，咳嗽還在陣陣發作，就要集中精力考慮此行赴英為完成使命的對策。 富蘭克林代表賓州議會來英請愿，在當時的形勢下，實際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請求英王建立對賓夕法尼亞的直接統治，一是反對英王批准印花稅法。前者是為賓州人民請命，后者是為全体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斗爭。為達到目的，富蘭克林得游說英國當權者，既不能讓步，又不能触怒他們。因為賓夕法尼亞的業主們是有影響的，他們一直在發揮著他們的作用，富蘭克林不得不同他們展開爭奪，爭奪當權者的支持，爭奪輿論的同情。 關于請愿的第一項內容，富蘭克林發覺樞密院的態度十分冷淡，甚至不愿意傾听請愿書的內容。一直到1765年11月，富蘭克林才設法將請愿書呈遞給那些大臣。這時，樞密院卻推說國王無權干預業主和他的人民之間的事。實際上，由于殖民地人民反對印花稅的浪潮正在高漲，英國當局對殖民地人談論應如何治理殖民地諱莫如深。賓夕法尼亞議會請求英王直接治理在當時無法實現。在此不妨一提的是，剝奪賓州業主的統治權一直到美國獨立后才得到解決。那時，賓州議會決議付給業主13万鎊以贖買他對賓夕法尼亞的權利，而英國政府則以付給業主的家族4000鎊年金了結了此事。 對于印花稅的征收，富蘭克林早就持反對態度。他在1763年4月30日從費城寫給柯林森的信中就气憤地寫道：“我們的看法或意愿，如果它們被了解，對你們而言或許是微不足道的。我們在你們的掌中，如同陶土在制陶匠手中……”他指出，“你們做的有害于我們的事，很少有不同樣或更多地有害于你們。……所以你們從稅收上從我們得到的必將在貿易上失去”，這是把英、美當作整体而論的。但就英國政府向北美殖民地征稅的整個方式和程序來看，印花稅議案只是一例，富蘭克林感到，問題的關鍵所在是征稅的方式。英國國會在不征求美洲殖民地人民的意見的情況下決定向殖民地征收無論何种稅，都是踐踏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權利。富蘭克林反對通過印花稅，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 在英國國會通過印花稅議案前，1765年2月2日，格蘭維爾接見了各殖民地代理人。格蘭維爾說他負責管理國家的賦稅事務，只能用目前提出的稅收政策來分配北美殖民地所應承擔的稅額。各位代理人如有异議，可提出建議。富蘭克林認為通過“通常的憲政方法”更為合适，也就是說，由國王提出所需稅額，由各殖民地議會進行相應的投票通過。 對此格蘭維爾未置一詞，便又問道，各殖民地議會是否同意他們各自在稅額總數中所承擔的數額。代理人無一作此承諾。格蘭維爾又說，印花稅議案是一种公正、平等的征稅方案。當殖民地代理人堅持說，如果由英國國會向殖民地征稅，那么殖民地的議會將失去它們的存在价值。格蘭維爾卻說，議案并不含有這方面的意圖，議案的通過必須照常規進行。他希望殖民地的人民能有節制一些，如果他們鼓動鬧事，是不會有所得的。 這次會談，与其說是英國政府真正想傾听殖民地代表的意見，還不如說是走過場。更有甚者，格蘭維爾的最后几句話听上去實際上是威脅。 印花稅提案交付下院時，几乎沒有進行辯論。只有愛爾蘭籍議員伊薩克·巴雷在2月6日為殖民地人民激烈陳詞：“他們是在你們的關照下成長起來的嗎？不！是你們的壓迫使他們到美洲求活路。他們因逃离你們的暴政而去到那未經開墾的不毛之地……他們是在你們的愛護下繁盛起來的嗎？不！他們是在你們忽視他們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他們是在你們的武裝保護下嗎？更不是！相反，是他們拿起武器來保衛你們！他們不僅鼓起勇气去保衛已浸在血泊之中的國土，而且他們在內地還要用他們微薄的收入付給你們薪酬！”他將美洲殖民地人民稱作“自由之子”。 但是，大多數英國議員并不為他那愛爾蘭式的雄辯所打動。13日，印花稅提案在一讀時沒有討論便通過了。第二天，富蘭克林向費城報告說，“盡管我們提出了所有的反對意見，印花稅議案即將通過”。 果然，印花稅提案在下院通過后，又在上院獲准。3月22日，英國國王通過委員會批准了它，當時他正經受著他的精神錯亂症的第一次發作。議案將于11月1日起實施。 這項法案規定，所有的法律文件必須加貼价格不等的印花。一份學位證書的印花价高達2英鎊；一張提貨單，4便士； 一份公務聘用書，年薪20鎊的10先令，年薪20鎊以上的4鎊；一份售酒許可證，4鎊；一份對開的報紙，0．5便士；一份全開的報紙，1便士；一份小冊子，1先令；一份廣告，2先令；一本歷書，2便士。如此等等，規定應納印花稅的文件多達55种。 印花稅議案通過以后的一天，富蘭克林收到格蘭維爾的秘書惠特利的一份通知，希望第二天上午見他。富蘭克林去了，發現其他殖民地的代理人也在那里。惠特利告訴他們說，格蘭維爾先生希望在實施印花稅法案時盡可能地不使美洲殖民地人民不感到不便和不快，因此不打算從英國派去征收印花稅的官員，而准備在當地居民中委任一些為人謹慎而又卓有聲望的人士擔任此職。這樣做，殖民地人民會覺得容易接受一些。因此，惠特利希望各代理人為自己所屬的殖民地提出一些人選。 顯然，格蘭維爾等這樣做是在玩弄政治手腕，目的是順利收取印花稅，但富蘭克林還是決定“合作”。因為他認為，既然印花稅的征收已成定局，与其讓英國官吏去征管，不如讓殖民地的人自己管理。美洲的事情應由美洲人自己處理。因此，他提名自己的朋友約翰·休斯作為賓夕法尼亞的稅吏，并建議當時康涅狄格的代理人賈雷德·英格索爾在該州擔任此職。 然而，富蘭克林還不知道，他在美洲的同胞們對這件事同他的想法不一樣。他們并不以法案在英國通過為定局，而是認為凡是不正當的就要反對，英國國會向美洲殖民地征稅是越權。因此，他們猛烈地反抗了。富蘭克林不贊成用暴烈的行動對抗法定的議案，他主張一邊依法實行，一邊進行斗爭，爭取通過合法途徑廢除那不合理的法案。 其后的兩個星期，富蘭克林因痛風病复發而足不能出戶。于是，他從事了另一些活動，他以“旅行者”為名為報紙撰寫文章，談論新聞報道的真實性；他又應卡姆斯勳爵的請求，6月2日為他寫了《我返回美洲后的經歷》（1762年），成為一部自傳体的佳作。他還在給卡姆斯的信中談到對音樂和一些樂器的看法。 富蘭克林生活中短暫的宁靜被北美傳來的震撼人心的消息打破了。 那是殖民地人民奮起反抗的消息——他們對英國政府的殖民地政策忍無可忍了。 多少年來，殖民地已習慣于自己的商業貿易由英國政府管理，為宗主國提供工業原料和制造業產品的市場，滿足于節儉的生活。1764年以前，英國政府已向殖民地對非英國進口的商品征收新關稅，禁止殖民地和其他國家甚至禁止殖民地之間的貿易往來。食糖條例的頒布斷絕了西印度群島和英屬北美殖民地的貿易，使得殖民地人民沒有足夠的糖漿釀制糖酒，而糖酒是殖民地人民的主要飲料，是他們用以交換印第安人的皮貨、非洲的奴隸和英國的制造業產品的主要貨物。殖民地的整個經濟生活因該項法案的實施而大遭阻挫。而這一切都是為了英國甘蔗种植園主的利益。而對殖民地人民來說，印花稅的征收意味著更嚴重的傷害。它不僅是要從殖民地搜刮巨額錢財，更是侵犯了殖民地的權利，殖民地人民絕不能容忍。 弗吉尼亞率先抵制實施印花稅法案。該州議會的決議在波士頓用更加激烈的措辭重印出來，散發到殖民地各處，像警鐘一樣傳遍了從哈利法克斯到圣奧古斯丁的北美殖民地，惊醒了那些尚未奮起的人。各州議會的抗議或許還有所克制，普通民眾則直言不諱。當麻薩諸塞的州議會于10月份在紐約召集州際代表大會時，各殖民地的成幫結伙的普通老百姓已在組織起來，自稱“自由之子”——巴雷上校在英國國會對他們的稱呼。 9個殖民地向代表大會派了代表，在這次會上，各殖民地達成一致的程度超過了11年前奧爾巴尼會議，殖民地已空前地團結起來。8月，印花稅征稅官的姓名在殖民地公布，從紐漢普什爾到南卡羅來納的殖民地人民揭竿而起。波士頓的反抗運動最為猛烈，富蘭克林的朋友賓夕法尼亞的休斯和康涅狄格的英格索爾都受到了起義者的威脅，被迫辭職。在法案行將實施之際，殖民地的大地上已沒有一名執行它的官吏；印花運到了，卻沒有什么人使用它。商業在不貼印花的情況下繼續著，或根本不再進行；殖民地人民還准備恢复被英國政府禁止的制造業；人們為了抗議這項法案，廣泛抵制英貨；商人停止進口英國貨，已經訂了貨的也停止償付貨款。債主們坐立不安，不少人失去工作，社會動亂不安。 在費城，富蘭克林的政敵對他大肆攻訐，四出散布流言，說是他促成了印花稅法案的通過，并從中獲利；是他給他的同胞設下了圈套。對富蘭克林來說，這是比賓一伙更為危險的政敵。一些受到煽動的起義者揚言要燒掉富蘭克林的新住宅。威廉·富蘭克林聞訊后，匆匆忙忙地從伯林頓赶到費城，勸母親和妹妹到他那里避避風頭。黛博勒只讓薩拉去了，自己不愿离去。她的一個弟弟和她丈夫的一個侄儿搬來陪她同住，她讓他們帶了槍來。她知道她沒有傷害任何人，她丈夫也沒有；她也相信万一有什么麻煩，她的朋友會比敵人多。 消息在1765年下半年傳到英國，英國為之震動。由于這場廣泛的反抗和抵制，英美之間的貿易急劇減少達半數。經濟利益受到損失的英國制造商、大商人、船主、商販開始加入到殖民地人民反對印花稅法案的行列中去。 富蘭克林也震惊了，但不是為了自己。他讀了黛博勒的來信，信中寫著：“我們把一間屋子變成了火藥庫，我吩咐在樓上筑了些工事。這么一來，我自己能對付。”對此，富蘭克林苦澀地笑了。妻子的剛強使他感到欣慰，卻仍不免擔心。至于那些對他自己的中傷，他于7月8日在寫給朋友的信中是這樣說的：“他們所有的箭矢，正如拉伯雷１所說的，箭頭是用陽光下的奶油做的。”他為之震惊的是构成英帝國整体的殖民地同宗主國的分裂。他發現自己力圖將這兩個部分拉到一起，而同時被這兩個部分猜疑：英國政府視之為代表殖民地說話的使者；殖民地則認為他親英。實際上，如果要他選擇，他會毫不猶豫地站在殖民地人民一邊，因為他本來就是他們中的一員。但同時他又不愿看到帝國的分裂。最后他決定了自己的立場，即以殖民地人民的要求作為自己的觀點的證据，那觀點就是，帝國統一的基礎在于北美殖民地的地方政府和殖民地在英國國會中有代表。他要以此為依据，去促使英國當局廢除印花稅法案。 １拉伯雷（1494？—1533年），法國諷刺家及幽默家。 然而，當時英國的政治局勢竟使他無從開始自己的使命。格蘭維爾內閣由于同印花稅法案無關的原因而倒台，新的羅金厄姆內閣上台之初持相反立場；對于殖民地人民的抵制和反抗，英國國會十分不滿，越加堅持印花稅法案；格蘭維爾及其追隨者不肯承認自己的劣政；喬治三世則認為美洲殖民地人民是和自己親政的計划過不去；土地所有者則因為該法案許諾由殖民地人民供給英國駐美軍隊便可減輕他們的稅務負擔而頑固支持這項法案；到羅金厄姆內閣執政后，急于證明格蘭維爾內閣政策之不明智時，它內部又出現分裂，自身的地位也不穩固；威廉·皮特主張廢除印花稅法，但他拒絕進入羅金厄姆內閣，影響力有限。 富蘭克林并不气餒。他同一般的英國政治家交談，力圖和他們溝通思想，使其理解乃至接受自己的觀點。他還和英國与美洲殖民地有關的工業資產階級、商人、運輸業人士聯系，鼓動他們向議會、政府施加壓力。在英國，這些人在議會中的代表很少，力量也不大，但他們是正在興起的階級，他們的經濟力量正在迅速增長，政治影響力也逐步加強。12月4日，許多這樣的厂主、商人和船主在金斯阿姆斯酒店聚會，醞釀全國各地城鎮聯合上書請愿，要求廢除這個被富蘭克林稱為“罪惡之母”的法案，并准備為下院安排一次听證會來證明該法案的惡果。 國會于12月17日和次年元月14日開會，會上對是否廢止印花稅法展開了激烈的長時間辯論。格蘭維爾及其一党极力為印花稅法辯護，得到英王及其友人和一部分閣員的贊賞及土地貴族代表的擁護。1月6日富蘭克林稱這些人“錯誤地認為，較之對錯誤措施一經發現立即更正，堅持錯誤舉措更能維護政府的榮譽和尊嚴”。殖民地人民要求的同情者柏克發了言，皮特也作了強有力的講話，但他們不是閣員，他們的宏論對公眾的影響大于對內閣的影響。 在國會辯論期間，富蘭克林沒有閒著，他將國會辯論的情況報告給公眾，向各家報紙寫匿名信，尖銳地抨擊印花稅法案。他還以一個政治家的遠見和敏銳積极作好准備，一有机會便親口說出自己的意見。富蘭克林果然沒有徒勞，英國的工商資產階級發起的國會有關委員會的听證會給了他發言的机會。 1766年2月13日，富蘭克林，這個當時最有名的美洲人出席了听證會。向他發問的有敵人也有朋友，敵人是企圖引他作不利于廢除印花稅法的回答，朋友則相反，盡量使他論證廢除這一法案的必要性。而雙方會問些什么問題，富蘭克林心里都有數。因為有准備。 盡管听證的委員會委員全部或大多數都認識或知道他，他們還是問了：“你的姓名和住址？”他也就回答：“富蘭克林，費拉德爾菲亞。” 開頭的是詹姆士·休伊特，來自考文垂的議員，同美洲殖民地做買賣的商人。他問道：“美洲人在自己中間繳納什么數額較大的稅嗎？” 回答說：“當然。很多、很重的稅。” 問道：“是不是所有的人民都不是很有力量交納那些稅呢？” 答道：“是的。邊疆地區，整個大陸，經常遭受敵人蹂躪而陷于貧困，只交得起很少的稅。” 下一個發問的是在紐漢普什爾出生、父親在波士頓當了20年郵政局長的約翰·赫斯克。 他問：“你和美洲的郵政管理無關嗎？” 答道：“有關。我是美洲郵政總監。” 問：“如果沒有反對意見，你認為通過郵局把印花分發給所有的居民點是不切實可行的嗎？” 答：“郵遞業務只在沿海一帶存在；除了少數例外，這种業務沒有深入到內地。如果用郵遞業務將印花送往內地將引起郵費上漲，在很多情況下，郵費會高于印花稅本身。” 這時，一個听證的委員看出了赫斯克問話的用意，打斷了問話，反問道：“從各殖民地的情況看，它們不是很有能力付印花稅嗎？” 回答說：“就我看來，殖民地沒有足夠的金銀來支付一年的印花稅。” 問道：“你不知道從印花稅征的錢款完全是用于美洲嗎？” 答道：“我知道它由美洲事務法案進行分配，但它將被用于征服殖民地，那里的士兵從它取得薪酬，但這些士兵不是殖民地的。” 問道：“難道沒有從那些部隊占領的殖民地取回錢來給原有的殖民地以求貿易上的收支平衡？” 答：“我認為沒有。我相信能這樣返回的錢几乎沒有。我不知道能有貿易把錢掙回來。我認為來自殖民地的錢直接用于英格蘭了。” 這時，格蘭維爾將問話驟然從貿易轉向正義。他問：“你認為美洲將受這個國家保護而不支付一部分開支是對的嗎？” 回答：“情況并非那樣。在上一場戰爭期間，殖民地為25000人提供了衣食和薪酬，支付了數以百万計的金錢。” 問：“你們沒有從國會得到退款嗎？” 答：“按照你的看法，我們得到的退款只包括我們在我們的份額即期待于我們合理支出部分之外墊付的款項，那是我們支付總額中极小的一部分。舉例說，賓夕法尼亞支付了大約50万鎊，而得到的退款不超過6万鎊。 接著，羅金厄姆的支持者、財政大臣格雷·庫柏發問了： “1763年以前，美洲對大不列顛抱有什么樣的心情？” 答道：“他們自愿服從王室統治，在他們所有的議會里，都听從英國國會的法案。有一些州，人口那么多，可用不著你們去費心設置堡壘、要塞，不必有城防部隊或軍隊來迫使他們臣服。這個國家只花費了一點筆、墨水和紙張就統治了他們。他們被一根線引導著。他們對于大不列顛不僅是尊敬，而且是愛戴，敬愛它的法律、它的習俗和風气，甚至喜愛它的時尚，這都大大地增進了商業。英國居民總是受到另眼高看，英國人普遍受到尊敬，而且都有一定地位。” 問：“現在他們的心情如何？” 答：“啊，大大地改變了……” 問：“過去美洲人是如何看待英國國會的？” 答：“他們把國會看作是偉大的堡壘和他們自由和權利的安全保障，一直尊敬和景仰地談到它。他們認為，專橫跋扈的大臣有時候會企圖壓迫他們，但他們信賴的是，國會在接到申訴后總會給以糾正的。” 問：“他們已不那么尊敬國會了嗎？” 答：“是的，已大大減弱了。” 然后是友好的和敵對的听證委員向富蘭克林問話，涉及美洲人權利的問題。 問：“你沒有听說本院及上院的決議規定國會享有向那里的人民征稅的權利嗎？” 答：“是的，我听見過這樣的決議。” 問：“對那些決議，美洲人將有什么看法？” 答：“他們將認為它們違憲、不公。” 問：“認為國會無權在那里征收稅和關稅是1763年以前美洲人的看法嗎？” 答：“我從未听說過任何反對規定關稅以管理商業的意見；但不認為國會有權征收國內稅，因為我們在國會中沒有代表。” 問：“你根据什么得出你的看法說美洲人作了如此的區分？” 答：“我知道在有我在場的談話中，無論什么時候，這個話題一出現，每個人都認為我們不應由我們在其中沒有代表的國會來征稅。但是，對交納國會的為管理商業而規定的關稅的議案，則從來沒有爭議。” 下面，敵對者發問了，触及的是最敏感的關于征收關稅和國內稅的權力問題。 問：“你說殖民地一直服從于交納關稅，而只反對國會征收國內稅的權力。現在，你能說出對于可能被征收關稅和國內稅的殖民地來說，這兩种稅究竟有何种區別呢？” 答：“我認為其區別非常之大。一种外稅是對進口貨物征收的關稅；關稅是加在商品的基本成本和其他費用上的，而且在商品被銷售時，构成它价格的一部分。如果人們因其价格而不喜歡它，他們拒絕買它，他們并非一定要支付它。但國內稅假如不是由他們自己的代表決定征收的話，則是不經人們同意強加于他們的。印花稅法案是要我們不再有商業，彼此間不能再進行財產的交換、買賣、授与及借債還債等一切自由的交易；我將不能結婚，不能立遺囑。除非我們交納這樣那樣的一筆錢。因而，它是想要勒索我們的錢財，或者由于我們拒絕納此稅而毀了我們。” 問：“但是，假定向輸入你們殖民地的生活必需品征收外稅即關稅的話，它的后果不是同內稅一樣嗎？” 答：“我知道沒有什么獨特而必需的貨物輸入北部殖民地，只有那些北美人沒有它們也行或他們自己能制造的貨品。” 以下的問話突然轉向了廢除印花稅問題和英國國會要求向殖民地征稅之權的問題。 問：“考慮到國會關于權利的決議，你是否認為，如果印花稅法被廢除，北美洲人會滿意嗎？” 答：“我認為關于權利的決議与他們關系不大，如果他們從來沒有企圖實行這個決議的話。在那方面，殖民地可能會把自己放在和愛爾蘭一樣的情況下去看；他們知道你們要求過對愛爾蘭的同樣權利，但你們從來沒有行使它。他們可能相信你們也決不會在殖民地行使它，除非在极其不尋常的情況下。” 問：“但誰是那种不尋常情況的決定者呢？不是國會嗎？” 答：“盡管國會可以決定那种情況，但人民會認為直到殖民地的代表被允許進入國會它才會行使這樣的權利；只要有那种情況出現，那些代表們會接到命令的。” 朋友們發問了，問的是關于廢除印花稅法案這一問題的更有戲劇性的一面。 問：“能夠不利用軍隊而使印花稅法案得以實施嗎？” 答：“我不知道一支軍隊如何能被用于那個目的。” 問：“為什么它不能？” 答：“假定一支軍隊開進美洲而找不到一個武裝人員，那時他們將干什么？他們不能強迫一個選擇不用印花來辦事的人來用它。他們找不到一場叛亂；他們倒的确可以制造出一場來。” 格蘭維爾插了進來：“但是，他們久已接受的郵政服務不是一种稅收和規定嗎？” 回答是：“不。花在郵寄一封信上的錢不具有稅收的性質；它只是給予一种已完成的服務的一定量的報酬；一個人，只要他不選擇接受這种服務，就不會被迫付這筆錢。一個人仍然可以，正如在該項法案之前一樣，派一名仆人（一名特殊的信使或一位朋友）遞送一封信，如果他覺得這樣更便宜或更安全。” 問：“但由于去年的這項法案，他們難道不把郵政的規定費用視為一种稅收嗎？” 答：“由于去年的規定，郵政費用在全美洲普遍減少了將近百分之三十；他們當然不可能把這种下降看作是一种稅收。” 格蘭維爾遭到了挫敗，退回去了。反對廢除該法案的人又問到美洲人能否區分對消費品征收的稅和對進口商品征收的關稅，富蘭克林作了肯定的答复。其后，主張廢除印花稅的一方又問到，需要多少軍隊才能強迫殖民地接受這一法案？但剛問了兩句，就遭到了反對。富蘭克林只回答說：“如果殖民地出現普遍反抗，將需要大量軍隊”就止住了。支持廢除印花稅的委員又問了一些關于北美制造業的各种問題，直到反對者重又問起他們反复堅持的問題： 問：“如果印花稅被廢除了，美洲人不會以為他們可以用暴力迫使國會廢除每一种外稅嗎？” 答：“這關系到距离如此遙遠的人民想什么，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 問：“但你想像他們認為什么是廢除該法案的原因。” 答：“我猜想他們會認為那項法案之所以廢除是由于确信它是失策的；而且他們將信賴這一點，即雖然有過這一失策的法案，你們決不會再制訂出一個。” 這時，羅金厄姆內閣的軍需長官查爾斯·唐森德問了一個問題：“但假定大不列顛在歐洲作戰，北美會出力支持她嗎？” 答：“我确實認為他們會盡他們的條件所能來支持大不列顛。他們把自己看作是英帝國的一部分，因為和她有著共同的利益；他們在這里可能被看作是外國人，但他們自己卻不把自己看成外國人。他們熱心關注于這個國家的光榮和繁盛；而且，只要用得著他們，他們總是准備好去支持她，在他們微小的力量所允許的范圍內。……他們不是以戰爭為榮，而是把援助他們看作自己的職責。我知道上一場戰爭在這里一般被說成是為了保護美洲人民或為了美洲人民而戰。我認為這是大大地誤解了。它的爆發是為了加拿大和新斯科舍的邊界，為了王室明确提出領土要求而英國殖民地沒有提出領土要求的領土；那些土地沒有一塊是授予任何殖民者的；所以，在那場紛爭中，我們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干系或利益。至于俄亥俄，在那里的抗爭起因于你們在印第安人地區內的貿易權——你們從烏特勒支條約取得的權利——受到了法國人的侵犯；他們抓走商人、掠走貨物，那是你們的制造業產品；他們拿下了一座堡壘，那是一伙你們的商人及其經紀人、商務關系人在那里建立起來以保障他們的貿易的。布雷多克奉派率軍去奪回那座堡壘（因為那堡壘被占在這里被視為對英王領土的侵占）和保護你們的貿易。是在布雷多克戰敗后，殖民地才遭到進攻的。在那之前，他們和法國人及印第安人都完全保持和平關系；所以，部隊不是派到那里保護他們的。 “和印第安人的貿易并不是美洲的利益，盡管是在美洲進行。美洲人民主要是農民和种植者，他們喂養或生產的產品很少是同印第安人貿易的有品。印第安人貿易對英國有利：它是和英國厂商進行的，是為英國商人和制造業厂主謀取利潤；所以那場戰爭，由于它為保衛王室領土而不是為美洲財產，為保護純粹是英國人的貿易而爆發，是實實在在的一場英國戰爭；而美洲人民仍然毫不猶豫地盡最大努力將它進行下去，使它得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 格蘭維爾听到這里，堅持說和印第安人的戰爭只是一場為了美洲的戰爭，遭到了富蘭克林的反駁。富蘭克林還證明美洲人民“完全有能力保衛自己”。 韋爾伯爾·艾利斯，愛爾蘭的副財政大臣問到關于憲制的一些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那么他們（殖民地議會）怎么會認為自己有權為王室或其他不屬地方性的用途征稅？” 富蘭克林回答說：“他們理解那句話——只有在國會同意的情況下才能向臣民征稅——指的只是王國內的臣民。而殖民地未被認為是在王國之內；他們有他們自己的議會，那才是他們的國會，他們只是在那一方面和愛爾蘭處于同一境遇。在愛爾蘭或殖民地為王室籌款時，批准權在愛爾蘭的國會或殖民地的議會。他們認為大不列顛的國會不能恰當地作出批准，直到它有來自美洲的代表；國王權利陳情書明确說到它要在國會中得到共同的認可；而美洲人民在國會中沒有代表构成那共同認可的一部分。” 在這個問題之后，談到了賓夕法尼亞的憲章，在一般意義上，實際指的仍是美洲殖民地的情況。一位敵對者問道： “憲章中有涉及外稅和國內稅區別的字句嗎？” 答道：“不。我想沒有。” 問：“那么，由于同樣的解釋，他們不會反對國會征收外稅的權力嗎？” 答：“到現在為止他們決不會。最近，這里的許多論證被用來告訴他們兩者間沒有區別，而且如果你們無權征收國內稅，你們也就無權征收外稅，或是制定其他什么法律來約束他們。目前他們尚沒有理解這一點；但一段時間后，他們可能會被這些論證說服。” 這以后，雙方的委員又問了一些零散的問題，有的已包括在前面提過的問題中，這時，富蘭克林便平靜地說：“這個我已經回答過了。” 听證會最后的兩問兩答是： “過去，何為美洲人的驕傲？” “沉醉于大不列顛的時尚和制造業產品中。” “現在呢？” “再穿上他們的舊衣服，直到他們能造出新的來。” 听證會結束后一個星期，2月21日，廢除印花稅的提案由亨利·西摩·康韋在國會動議。在下院通過以后，又在上院通過，并于3月8日被王室批准。 印花稅的廢除，應歸功于英國的与殖民地有關的厂商和船主，英國的這股階級力量為利益所驅動，在英國朝野奔走鼓噪，在這場斗爭中起了重要的實際作用；這一胜利也應歸功于殖民地人民的抵制和反抗，那是這場斗爭的最廣大深厚的力量，它使得英國統治者既恨且怕，一籌莫展，是富蘭克林唇槍舌劍的堅強后盾；還應歸功于富蘭克林和英國決策人物之間那場短兵相接的較量。富蘭克体以其對殖民地和宗主國關系問題上的廣博知識和深刻理解為基礎，机智、策略而絕不喪失原則的雄辯，連敵對者都為之傾倒，使得英國統治集團中的敵對者失去了武器，同盟者增強了信心。廢除印花稅的法案順利通過并獲批准，同富蘭克林的成功的答辯有直接的關系。 不久，富蘭克林答辯的全文以《訊問》為名先后在倫敦、波士頓、紐約、費城（用英文、德文）和威廉堡發表，次年又在斯特拉斯堡發表。在美洲殖民地人民眼中，富蘭克林成了英雄。他在英國國會面前捍衛了殖民地人民的事業，為他的同胞贏得了巨大的胜利。在賓夕法尼亞，甚至業主一伙也不得不承認他的業績；在費城，咖啡館向每一個乘船來到報告這一消息的人贈送禮品，果酒和啤酒免費讓人們喝，州政廳中州長和市長及其窮人和300名紳士為富蘭克林干杯。一度甚囂塵上的對富蘭克林的攻訐也不攻自破，煙消云散。 殖民地人民胜利了，但只是在這一回合。沉浸在胜利喜悅中的人們沒有覺察到，在廢除印花稅的同時，國會還通過了另一法案，法案宣稱英國國會“在任何情況下”都有權頒布對殖民地有效的法律，包括征稅在內。更艱苦的斗爭還在后面。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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