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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下了維也納開來的火車，爬上樓梯，走進了喧囂的慕尼黑霍班霍夫區。打從第一分鐘起，巴伐利亞的首府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在縮也納听慣了多种語言的嘈雜聲后，連人們的說話聲在他听來都是和諧悅耳的。“這城市對我是那樣的親切，好像我曾在里邊住過多年似的。” 那時正是春天，春光明媚，陽光普照，被從巴伐利亞部分的阿爾卑斯山吹來的山風洗滌過的空气似乎也比維也納的空气清新。那天是星期天——５月２５日。街上除漫步的游人外，几乎沒有什么行人。街上的樓宇和雕像令他瞠目，而他呢，“從我進入這個城市的第一小時起，我就深深地愛上了這個城市，比愛其他城市要深得多。這是個德國城市。” 在街上如醉如痴地漫步了半小時后，他來到了施萊斯默大街。他很有可能是從科尼斯廣場走過的。那普洛皮蘭大拱形建筑，以及遠處的廣場令他目瞪口呆。之后，他可能是沿著布林恩納大街走去，來到那座城堡一般的、巍峨的釀酒厂，即羅侖釀酒厂。這里正是施霍賓區，即學生區的邊緣，施萊斯默大街由此向北延伸。走過兩幢房子后，他便來到３４號——這是波普縫衣舖。該店的窗口貼出一張手寫的告示：“有房出租，設備齊全，人品端正者可租用。” 在這張告示的指引下，希特勒上了三樓。波普太太引他進房，房內有床一張，桌子、沙發、椅子各一只。牆上挂著兩幅仿油畫之石板畫。“這青年与我很快便達成協議”，波普太太回憶說。“他說這房子很合用，還付了預租金。”她讓他填一張登記表。他寫道：“阿道夫·希特勒，建筑畫師，來自維也納。” “次日上午，希特勒先生便出去了。不一會儿，就回來了，手里拿著一個他在某地揀來的畫架，立刻開始畫畫，一畫就是几個鐘頭。不到几天，我便見他畫好了兩幅畫，很漂亮，放在桌上，一幅是教堂，另一幅是劇院。此后，我的房客一早便夾著皮包外出找顧客。” 希特勒“滿腔熱情”地來到慕尼黑，想在那里學習三年繪畫和建筑。但是，現實卻從未讓他實現夢想，他也從未進入當地的藝術學院。比起維也納來，想靠繪畫謀生，這里更難，商業化的市場并不比維也納的更大，而他被迫蒙受走家串戶或在啤酒館里賣畫的恥辱。但他堅信，盡管困難重重，他終將“達到自己立下的目標”。 １９１３年的慕尼黑有人口６０万。在歐洲，它是個活躍的文化中心，其活躍程度僅次于巴黎。多年來，它一直在吸引許多慕名前來的畫家，但這些人，希特勒發現，都是腐朽不堪之輩：瑞士的保羅·克里，以及像坎丁斯基、佐侖斯基和布爾柳克兄弟那樣從東方逃來的難民。他們全是“新畫家協會”的領導人。這個協會是在４年前創立的，目的在于給其成員更多的自由。希特勒屬古典派，与這种觀念格格不入，但是，這种理論的推崇者卻也在藝術上為慕尼黑帶來了發酵劑和激動。這肯定也刺激了年輕的希特勒這個奧地利人。“慕尼黑稱之這些從東方的俄國和巴爾于半島逃來的長發者為游牧民族。他們源源不斷地涌進施霍賓，即北區。那里，街道筆直……其目的，似乎只是為了保證在多數的畫室內能有充足的光線。”盡管希特勒鄙視這些東方難民，但他自己是波希米亞人，也需要他們的自由和傳統。在這里，他心目中的偶像曾創作出《崔斯坦和易梭德》、《詩歌會》、《萊茵河之金》；在這里，居住著諸如斯特潘·喬治、雷納·瑪麗亞·里爾克那樣著名的德國詩人；在這里，理查·施特勞斯正在寫他的歌劇，托馬斯·曼剛在不久前寫成《威尼斯之死》這篇小說，而奧斯瓦爾德·史賓格勒正在与希特勒的房子差不多一樣空蕩蕩的室內疾書《西方的衰落》這部著作之首卷。在靠近的一家名叫“十一個劊子手”的餐館內，《暴君的幽默》的作者、聲名狼藉的天才弗蘭克·韋迭金德正在演唱他創作的歌曲；在全德國，他創作的關于性生活和墮落性的話劇，令觀眾作嘔也使他們著迷。 自本世紀初，連最可憎、最荒唐的文藝和政治理論，皆大受歡迎的波希米亞主義之精神，就業已在慕尼黑存在，并吸引了全世界的不墨守成規的人們。在离施萊斯默大街只有几幢房子遠的地方，即門牌１０６號，居住著另一位政治极端者——他從俄國流放出來，已居住年余。他登記的名字是梅耳先生，真名卻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搞地下活動時人稱他列宁。１０多年前，他曾在這里以馬克思的理論為基礎著書立說。 現在，希特勒不但也布施霍賓的咖啡館和飯店進進出出，而且也在享受思想自由的輕松舒适的空气。他的叛逆天性和暴躁的神情并不嚇人。在這里，他不外乎是另一個怪人而已，他也常常能找到愿意听他發泄怨言和講述理想的人們。盡管他与施霍賓內的波希米亞主義多少有些關系，他的繪畫風格卻一成不變，与他的烈火性格与激進的政治觀點形成鮮明對比。他的手法依舊是學院式的，而不是帶有試驗性質的。但很大膽，甚至剛勁有力。 在這個富饒的地域，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迷戀复活了。在圖書館里，他一呆就是几個小時，凡是有關這件“毀滅的理論”的文獻他都加以研究。“……我再次埋頭鑽研這個新世界的理論文獻，試圖弄清這种理論所能產生的影響，并將它在政治、文化和經濟生活中所帶來的各种事件与現實的种种現象加以對比。現在，我破天荒第一次將注意力集中在掌握這個全球瘟疫上。” 從圖書館回來，他常常一個腋下夾著一二本書，另一腋下夾著香腸和白面包，匆匆走上樓梯，走進自己的小屋。波普先生注意到，他已不再在羅文布洛飯館或更小些的餐館就餐，曾几次請他“坐坐，吃一頓飯無妨”。但他從不應邀。在波普太太眼里，他這個“奧地利人很迷人”，是個容易相處又樂于助人的青年，但又有點神秘。“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常常在家一呆就是几天。“他像個隱士，悶在房中，從早到晚都在讀他的又厚又沉的書。”熱心的房東太太要是叫他上她的廚房去進餐，他總能找到借口推辭。一次，她問他，他讀的書与繪畫有什么相干。他挽起她的胳膊說：“親愛的波普太太，有誰知道在生活中什么可用上，什么用不上？”學習完后，他常到啤酒館或咖啡館去。在那里，常常有人听他高談闊論。但是，他一把話匣打開，馬上便有人反對他的看法，七嘴八舌的政治辯論于是便展開。在這种論壇上，在与這些對手的辯論中，希特勒使自己的思想和理論變得更加鋒利。 冬天一到，買畫的顧客便稀少了，這給希特勒增加了困難。即使如此，在他的有生之年，“這也是他最幸福、最心滿意足的時期。”在不利的條件下，維也納令人悶悶不樂，慕尼黑則永遠不會失去其魔術般的引誘力。“在今天，如果說，比起世界其他地方來，我更愛慕尼黑的話”，１１年后，希特勒在牢房里回憶說，“部分原因是，它過去是，現在仍是同我開拓的生活息息相關。即使在那時我取得了內心滿足的幸福，究其原因，完全是因為這個維特斯巴赫人的住地在每個斤斤計較、但又具有丰富感情的人的身上所產生的魔力所致。” １９１４年初的一個星期天下午，希特勒的盡管艱苦卻也有報效的生活，突然受到了威脅。１月１８日下午３時３０分，有人在急劇地敲門。開門后，希特勒發現，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個面目嚴峻的慕尼黑警察局的刑警。這個刑警——名叫赫爾勒——出示了奧地利的一份官方文件：通知希特勒“于１９１４年１月２０日自動前往林嗣的卡瑟琳·伊麗莎白３０號碼頭報到入伍”。如不按時報到，他有可能受到起訴或罰款。更可怕的是他受到警告說，如當局發現他犯有“為逃避兵役而离國”之罪，他將被罰以重款，甚至被監禁一年。 阿道夫百感交集。早在３年前當他還住在曼納海姆時，他曾請求在維也納服役，但杳無音訊。刑警赫爾勒要求希特勒在入伍通知上簽字。希特勒心煩意亂，抖抖地簽上了“阿道夫·希特勒”這個名字。之后，刑警赫爾勒逮捕了他，將他押回總部。次早，他被押解至”奧地利領事館”。此時，連警方都同情他了。希特勒當時的處境如何，不說自明。總領事也怜惜這個面黃饑瘦、衣著襤褸的青年畫家，允許希特勒向林嗣發電，要求將入伍時間延至２月初。次日，林嗣打來复電：“務必于１月２０日報到。”因為當天即為１月２０日，加上對希特勒之惊慌之同情，總領事先生允許他寫信向林嗣當局解釋。這是一封請求饒恕的信，滿是語法錯誤的句子和錯拼的詞——它顯示出，這個被時運逼得走投無路的青年是何等惊慌和失望。他抱怨說，傳票“十万火急”，令他無法處理自己的事務，連洗澡都來不及。 在傳票中，我被說成是個畫家。我有權得到這個頭銜，但只是在有限的意義上這种說法才正确。不錯，本人是靠出賣自己的畫為生。因為本人一無所有（家父生前系一公仆），我之賣畫是為了能繼續學習。作為一個建筑畫師，本人仍處在訓練階段，因此，我只能以部分時間作畫謀生。我之收入甚微，僅能收支相抵。 他月收入极不固定，眼下收入微薄，原因是，此時慕尼黑之書畫市場，“正在冬眠，而在此地生活或設法生活的畫家人數几乎達三千”。他解釋說，早在１９１０年就曾向維也納當局申請入伍，接著，他便描繪了一幅他如何在維也納掙扎的可怜的圖景。 那時，我年輕，缺乏經驗，又得不到經濟援助，而我又极自尊，不愿向人開口求助或行騙。在孤立無援，只能自食气力，所得的几文錢，也僅能夜求一宿。那兩年，我唯一的女友是“憂愁”和“需要”，而除了饑腸外，我也沒有別的同伴。我從不知“青春”這個美麗的字眼為何物。５年后的今天，我的記憶依然是長滿凍瘡的手指、手背和腳。然而，當我憶起那段歲月時，我不免多少有點喜悅，因為我已度過了最困難的時刻。雖然我貧困不堪，我周圍的人物也常值得怀疑，我卻保持了洁白無瑕的名聲，在法律面前我也無罪。除未向軍方報到外，本人問心無愧，而未報到之原因則又是本人一無所知。我應負責的僅此一項。如要罰款，小額罰款也還足夠，本人也情愿支付此款。 他的托詞是軟弱無力的，但他成功地利用了總領事的同情心。于是，總領事寫了一封便箋，隨同希特勒的信一同發出。該便箋寫道，總領事与慕尼黑警方均可證明，希特勒是誠實可靠的。由于希特勒似乎“极需适當對待”，總領事建議希特勒前往薩爾茨堡報到。無需遠涉林嗣。待林嗣當局同意后，希特勒遂于２月５日，由領事館出資，前往薩爾茨堡。當局發現，希特勒“身体太弱，不适宜于執行戰斗或輔助兵役，無法荷槍。”他瘦弱的体格使他無資格服役。 阿道夫于是又回到了自己的房內，繼續靠繪制招貼畫和出售畫作為生。然而，到６月２８日，他的強行掙扎的畫家生活和成為建筑師的希望終于破滅了。那天，他在室內，忽然听見下邊的街道上人聲鼎沸。他連忙跑下樓梯去看個究竟。途中，波普太太激動地喊道：“奧地利的皇位繼承人，弗朗茲·斐迪南大公被人暗殺了！”希特勒將她撥開，沖到街上，擠進人群。街上，人們把一塊木牌圍得水泄不通，木牌上寫道，謀殺大公及其夫人索菲亞的凶手是一個年輕的塞爾維亞恐怖主義者，名叫加夫利洛·普令西普。希特勒早年在維也納首次詢訪下議院時就產生了的對斯拉夫人的一切事物所怀的根深蒂固的仇恨，現在又得以复活。 在維也納，憤怒的人群已開始涌向塞爾維亞租界。有些政界頭目感到，這場悲劇將在歐洲導致一种危机。然而，德皇卻在秘密地向哈布斯堡王朝施加壓力，要他們入侵塞爾維亞。德國已做好戰爭准備，他對他們說，首先會援救塞爾維亞的國家是俄國，但它卻未做好准備。在這种壓力下，奧地利于７月２８日向塞爾維亞宣戰。接著，俄國進行了反對奧地利的全國總動員。有鑒于此，威廉便在皇宮的陽台上宣布：“戰爭威脅迫在眉睫”。接著他又向俄國發出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俄國于次日中午前停止總動員。由于未得到任何回答，德皇便于８月１日下午５時簽署了反對俄國的總動員令。 向俄國宣戰的消息傳到慕尼黑時，聚集在野戰軍將軍大樓前的人群興高采烈。阿道夫·希特勒當時正站在人群的前邊。他沒有戴帽，穿著整齊，留著小胡子。沒有人更比他希望戰爭了。“即使在今天”，他在《我的奮斗》書中寫道，“我可不恥地說，由于歡喜若狂，我跪在地上，衷心感謝上蒼讓我有幸生于此時。”對他說來，這意味著他自幼所怀有的建立大德國的夢想已得到實現。 戰爭的狂熱席卷了整個德國。這种狂熱純系感情使然，而不是出于理性；人們已處于近乎歇斯底里的狀態，急于求得正義，而不顧代价將會如何。人們把戰爭看作是某种魔術表演。學生們在街上游蕩，高唱著《萊茵河的衛士》，高喊要采取行動。在卡爾斯廣場，一群人將“法利希”咖啡館夷為平地，原因是樂隊拒絕反复演奏國歌。知識分子也同樣興高采烈，因為它意味著人們可從厭煩中解脫，也意味著資產階級之虛偽的終結。戰爭將使人們從社會和文化的弊端中解放出來。連數月前被威廉辱罵為蛀食“帝國橡樹”之蛀虫的社會主義者也欣然接受了德皇的邀請（“現在，我們是兄弟手足”），加入愛國的十字軍。 泛德主義的追隨者也自動加入了游行隊伍。“德皇万歲！” “Ｈｅｅｖ万歲！”——運動的領導者正式地這樣宣稱。“我們必須將德語民族組成一個帝國，一個民族。這樣，一個永遠是最优秀的民族便能指導全人類的進步！”他們簡直是說出了阿道夫·希特勒的肺腑之言。他把霍亨佐倫王室看作是在中世紀時期曾在東部斯拉夫人土地上建立殖民地的日耳曼武士的繼承人。由此，他深信，德國必須為生存，為“自由和未來”而戰斗。 兩天后，８月３日，即向法國宣戰后一天，希特勒親自向路德維希三世遞交了一份請愿書（*巴伐利亞雖系日耳曼帝國的一部分，但其主權獨立卻一直維持至１９１８年），請求允許他加入他的部隊。當日下午，希特勒便站在惠特爾巴赫宮前的人群里，向這位年邁的君主歡呼。路德維希終于露面了。 他演講時，希特勒在暗自思忖：“國王若是看了我的請愿書，并批准我入伍就好了！”次日，他收到了复信，拆信時“雙手發抖”。他被接納入伍，成為志愿兵。８月１６日，他到巴伐利亞國王近衛兵團的兵營報到——希特勒的第一選擇。兵營外有塊牌子，上面說，該團已滿員；但他終于被巴伐利亞第一步兵團接收——這是他的第二選擇。 他的最迫切的兩個問題解決了：第一，他無須參加他所憎恨的奧地利陸軍；第二，他無須再靠自己的努力去度過第二個艱難的冬天。除找到了一個有足夠的衣、食、住的家外——生活也有了目的。他用不著再去怀疑了；在他的生命史中，他首次明确地知道了自己將往何處去和為了什么，他穿上了軍裝；唯一懼怕的是，在參戰前戰爭便結束了。 几天后，他被調往巴伐利亞第二步兵團，在伊麗莎白廣場的一間大型公共學校里開始了基本的訓練。這次訓練時間雖短，但課目緊湊，除隊列操練外，還有拚刺刀訓練。一天下來，新兵們累得筋气力盡。一個星期后，希特勒被正式派往巴伐利亞第十六步兵團，他繼續在慕尼黑受訓，課目訓練比先前更加緊張。阿道夫的一個名叫漢斯·孟德的同伴發現，他首次擺弄步槍時，“像女人觀賞自己的首飾一樣，興奮地將它左看右看，使我暗自發笑。” １０月７日，希特勒告訴波普夫婦，他所在的部隊要离開慕尼黑。他緊握著波起先生的手說，如果他戰死，請他寫信通知他妹妹。她也許需要他廖廖無几的遺物，如果她不要，這些遺物就送給波普夫婦。希特勒与兩個孩子擁抱告別時，波普太太不禁失聲痛哭。擁抱后，希特勒便“轉身跑了”。次日，第十六步兵團開進了國王近衛兵團，舉行了隆重的開拔儀式。 在路德維希三世面前，士兵們宣誓效忠于他和德皇威廉。接著，希特勒与另外數名奧地利籍士兵亦向他們自己的君主奧皇弗朗茲·約瑟夫宣誓效忠。關于希特勒對此次值得紀念的儀式的反應，据唯一記載稱，他曾對同志們說過，１０月８日這天將永遠留在他的記憶中，因為在那一天，他們領到了雙餉，還吃了一頓特別午餐，吃到了烤豬肉和士豆沙拉。 次日清晨，十六步兵團開出了慕尼黑，前往离慕尼黑約４０英里的勒希菲爾德兵營。士兵們背著背包，艱難地步行了１１個鐘頭，一路上大都在滂沱大雨中行軍。“我住在馬房里”，他在給波普太太的信中說，“全身濕透了，根本無法入眠”。次日，星期天，他們急行軍１３小時，還在野外露營。由于天气寒冷，士兵們又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待他們抵達目的地時，已是星期一下午了。士兵們雖然“累得要死，隨時有可能倒地”，但還是在一群法國戰俘面前，雄赳赳地開進了兵營。在兵營的頭５天是他生活中最艱苦的時刻，因為訓練的時間冗長”，晚間還要行軍，以配合旅部的訓練。第十六步兵團將与另一兵團合并組成一個旅。所有這些行動都是合并的組成部分。由于新兵們疲于奔命，直到１０月２０日希特勒才得以偷空為波普太太寫信。他告訴她，他們將于當晚開赴前線。他說，“我高興死了。””一旦抵達目的地，我會立即給您寫信，將地址告訴您。我希望能開赴英國。”當晚，新兵們被裝上火車。阿道夫·希特勒這個奧地利來的大愛國主義者，也終于踏上了為德國而戰的征途。 當希特勒和他的同伙們被裝上火車時，旅部的一名副官，一名叫弗里茲·魏德曼的職業軍人，見此情景，不禁百感交集。該團的團長已多年不在役，各連大都由后備役軍官指揮，而士兵們所受訓練又很馬虎。團里的机槍廖廖無几，所用的電話原系紐倫堡一家公司為英軍制造的，士兵們甚至連鋼盔都沒有。他們開赴前線作戰，卻只有油布帽，如同１８１２—１８１３年解放戰爭時期的志愿兵一樣。該旅士兵的熱情彌補了裝備与訓練之短缺。每列火車徐徐出站時，士兵們又唱又笑，就像去參加盛大的晚會一般。英勇而令人激動的戰斗將進行數周，在元旦前以胜利告終。 拂曉，希特勒所乘的火車正沿萊茵河奔馳。大多數巴伐利亞兵都從未見過萊茵河。隨著朝陽透過晨霧緩緩升起，聳立在尼德瓦爾德象征著日耳曼帝國的巨大的雕像突然出現在人們眼前。整列火車的士兵自發地唱起了《萊茵河衛士》。 “我只覺得，我的心快跳出胸膛”，希特勒回憶說。 ８天后，希特勒所在連隊在伊普列斯附近參戰。當士兵們冒著晨霧前去解救受困部隊時，英軍和比利時軍的炮彈不斷在前方樹林中開花。“此時，一陣陣炮彈在我們頭頂呼嘯而過，在林子的邊緣開花，樹木被削倒，好像它們是稻草似的。”在給慕尼黑的一位熟人，恩斯特·赫*？助理法官的信中，希特勒這樣寫道：“我們好奇地觀看著。此時，我們尚不知有何危險。我們誰也不害怕。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著‘沖鋒’的命令……我們匍匐至林子的邊沿。頭上是呼嘯而過的炮彈；四周是被打倒的樹木和枝葉。炮彈又在林子邊沿爆炸了，頓時打得硝煙彌漫，泥土石塊滿天飛，連大樹也被整根拔起。我們不能老趴在這里，如果要戰死沙場，不如死在外邊。”德國人終于反攻了。“我們沖鋒四次，都被壓了回來：我們這群士兵，除我之外，還有一人生還，而他，最終也倒了下去。一顆子彈打穿了我的右袖，但，如同奇跡一般，我卻安然無恙。后來，我們第五次出擊。這次，我們占領了林子的邊沿和農庄。” 戰斗持續了３天。團長戰死，中校副團長負了重傷。希特勒此時已是團部的通訊員。他冒著猛烈的炮火，找到了一名軍醫。兩人協力將副團長拖到急救站。据希特勒說，到１１月中旬，第十六步兵團僅存軍官３０名，士兵總數不到七百，幸存的士兵只有五分之一，但進攻的命令卻仍不斷下來。新團長恩格爾哈特中校，在希特勒和另外一名士兵陪同下，來到前沿視察敵陣地，被敵人發現，机槍子彈如雨點般打來，兩人躍至團長跟前，將他推進溝內。恩格爾哈特一聲不響地与兩人熱烈握手。團長表示要授兩人以鐵十字勳章，但到了次日下午，正當他与眾人討論授勳一事時，一顆英軍炮彈打中了團部的帳篷，有３人被當場擊斃，團長和其他人受了重傷。 就在几分鐘前，因為有４個連長沒有來開會，希特勒和另外３名士兵被迫离開這個帳篷去找他們。這是希特勒一系列九死一生、近乎奇跡的遭遇的開始。“那是我生命中最可怕的時刻”，他在給赫普法官的信中寫道，“我們全都像信神一樣信奉恩格爾哈特中校。” 德軍成功地奪取了伊普列斯，攻勢也告結束，戰斗轉變為陣地戰。這樣，在團部工作的人也就相對地靜寂下來。到此時，團部設在梅辛納斯村附近一起靜地區，希特勒也就有時間作畫。希特勒身邊帶有畫具，畫了几幅水彩畫，其中有梅辛納斯村附近的斷瓦頹垣一幅、維斯切特村附近的戰壕一幅。新團長的副官魏德曼要希特勒畫另一种畫——為一軍官餐室（系一小屋，設在一征用的別墅內）上色。該餐廳內有一幅畫，畫的是一個垂死的士兵浪漫地橫臥在鐵絲网上，顯得与餐室极不協調。魏德曼叫梅克斯·阿曼中士在團部工作人員中找個善于油漆的人來。結果，阿曼帶回來的是希特勒。 關于房子的顏色，是藍還是粉紅為好，魏德曼拿不定主意。希特勒觀察到由于陽光照來，房子呈淡紅，他于是便建議涂成藍色。他搬來一個梯子，還找來一把刷子和一些涂料。他邊涂邊与魏德曼交談。“我首先注意到的是”，魏德曼回憶道，“他神態不像軍人，說話帶一點奧地利口音。最主要的是，他很嚴肅。很明顯，他的生活經歷很丰富。” 魏德曼上尉和阿曼中士將應獲勳章的人員列了個清單。 他們建議授希特勒一枚一等鐵十字勳章。由于他是團部人員，名字也就列在最后。為此原因，希特勒被拉了下來，得了一枚二級勳章。即使如此，希特勒仍高興万分，于兩天后給波普夫婦寫信道：“這是我生活中最幸福的時刻。不幸的是，獲勳章的同志大都犧牲了。”他讓波普將描述此次戰斗的報紙保存下來。“我要將它們留作紀念——假如親愛的上帝饒命的話。”他被晉升為班長，不再被蔑稱為“系靴帶的同志”（系巴伐利亞人慣用的渾名），贏得了官兵們的尊敬。 自在慕尼黑入伍以來，列兵漢斯·孟德就未見過希特勒。 在慕尼黑時，他似乎身体太弱小，連背包都難以背動；現在呢，他手持步槍，頭上歪戴著鋼盔，八字胡子下垂，眼中“放射出生气勃勃的光茫”到處走來走去，儼然是前線的戰士。 其他通訊兵對他之無畏深表尊敬，卻不明白一個奧地利人為何要如此冒險。“他真是個怪人”，有人對孟德說，“自取其樂。在別的方面他倒是不錯。” 盡管他滔滔不絕地告誡同志們抽煙、喝酒是惡習，“阿迪”還是博得眾人的喜歡，原因是，每逢危險時他很可靠。若遇到有人受傷，他從不將傷兵丟下不管；遇有危險的任務，他也從不裝病。另外，在漫長而乏味的戰斗間隙中，他又是個好伙伴。由于他是個畫家，這使他与士兵們的關系更加親近。 生活中若有笑料，他便將它畫成漫畫。例如，有一次，有個士兵打了個兔子，准備休假時帶回家，但他帶走的卻是一塊磚——人家把兔子偷換了。希特勒給這個玩笑的受害者寄了一張明信片——上面有兩幅漫畫，一幅是那士兵在家打開包磚頭的包袱，另一幅是他的朋友們在前線吃兔子。 希特勒与眾不同，他未從家中帶來罐頭之類東西。為了滿足他那永遠滿足不了的食欲，他只好向廚子或廚房幫工額外購買食品。這樣他便贏得了全團最大的“老饕”的美稱。与此同時，他又不好意思分享別人的罐頭食品，常拒絕別人的好意，理由是，他無從報答。魏德曼中尉提出，他將在圣誕節從伙食費中抽出１０馬克給希特勒，這也當場被希特勒謝絕。 休假一結束，全團又重新開赴前線，但仗卻不夠希特勒打。“現在，我們仍在老陣地上，只能襲擊法軍和英軍。”在１９１５年１月２２日給波普的信中他這樣寫道：“天气很坏，常常在敵人的重炮火力下在齊膝深的水中一躲就是几天。我們盼望能有几天的喘息机會，并希望在數天內全線展開總攻。事情總不能永遠這樣下去。” 就是在這种僵持的時刻，一條小白狗（很明顯，是英軍送上門來的吉祥之物）跳進希特勒的戰壕，追逐兔子。希特勒將狗抓住。開始時，那條白狗老想逃跑。“我以巨大的耐心對它（它听不懂德語），慢慢令它習慣与我相處。”希特勒給它取名叫“小狐狸”，并教它諸如爬梯子之類的把戲。白天，“小狐狸”与他從不分离；晚間，它就睡在他身旁。 一月底，希特勒又給波普寫了一封信，繪聲繪色地描述了對峙，然而是惡戰的情景： ……由于雨水不斷（沒有冬季），又近海，地勢又低，此地的草地和田野活像是無底的沼澤；街道上到處是粘粘糊糊的泥漿。步兵的戰壕、掩体、大炮陣地、交通溝以及鐵絲网、“狼窩”、地雷陣等等，都設在這樣的泥潭里。這真是個奇形怪狀的陣地。 二月，他寫信給赫普法官，描述了他的戰斗經歷。奇怪的是在信的末尾，他卻談到了政治： 我常常想起慕尼黑。我們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我們能把賬与這伙強盜算清楚，不管代价如何，能盡快与他們交手。待我們中有幸返回家園的人們回家時，能看到家園更加純洁，并蕩滌盡了外國影響。這樣，成千上万人每天在這里忍受的犧牲和痛苦，以及為了反對國際敵人，這里日日流成河的鮮血，不但使德國的外侮得以消滅，且能使國內的國際主義得以打破。 每當被問其他是哪里人時，希特勒總是回答說，他的家是十六團——不是奧地利——戰爭結束后他將在慕尼黑生活。然而，他們首先得贏得戰爭！在這點上，他是瘋狂的：如果有人開玩笑說戰爭永遠也不會打贏時，他便變得瘋狂，在室內來回踱步，說英國必將失敗，如同“禱告時必說阿門”一樣。 同志們在談論食物或女人時，他則專心致志地讀書或作畫，但是，一旦話題轉入嚴肅的主題上，他便會停下來大發議論。他的同志們大都頭腦簡單，听到他滔滔不絕的議論，個個都如痴似呆。他們都喜歡听他“口若懸河”地議論藝術、建筑等等。由于“他眼前常常攤開一本書”，他是個知識分子的印象也隨之得到加強。他背包中常常有几本書，其中一本系叔本華所著（《我從其中學到許多東西》）。這位哲學家一再強調的盲目意志的力量，以及這种力量必然取得的胜利，肯定在他腦中引起反響。 到１９１５年夏末，希特勒已成了團部不可缺少的人物，由于与各營各連指揮所相通的電話線常被敵炮火打斷，通訊只好靠通訊員聯系。“我們很快便發現”，魏德曼中尉回憶道，“最可靠的通訊員是哪一個。”（*１９３５年，弗里茲·魏德曼成了希特勒的副官，４年后，因反對元首的外交政策，遭解職。在他所著的書中，他說，希特勒對其戰爭經歷的記憶好极了。“在講述他的經歷時，我從未發現他在撒謊或言過其實。”）其他通訊員對他之机智和不平凡的勇气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能像他童年時書上讀到的印第安人一樣爬往前線。然而，在希特勒身上也有些東西使某些士兵不安。他太与眾不同，責任感太重。“把信送到目的地”，一次他教訓另一名通訊員說，“比個人的雄心壯志，或為了滿足好奇心，更加重要。”他常急于上陣，常常不請自來，替其他通訊員送信。 六七月間，戰斗的速度加快了，送信的任務十分頻繁，開始在希特勒身上產生影響。他的臉變得蜡黃而消瘦。每當天不亮英軍開始炮擊時，他便從床上一躍而起，拿起步槍，在室內急劇地來回踱步，“像出發前的賽馬一樣，”直到把所有人都吵醒。對別人的笨拙，他變得更加不耐煩。若有人抱怨食品太少，他便厲聲駁斥說，１８７０年時法軍吃老鼠！ ９月２５日，英軍加緊進攻。至黃昏，十六團全線吃緊。与前線的電話通訊突然中斷。希特勒与另外一名通訊員前往看個究竟。他們“僥幸”回來報告說，電線已被打斷。由于敵強攻在即，希特勒被派往前沿廣播，以警告各部隊。他再次九死一生，未被猛烈的炮火擊斃。 在過去數月中，他多次差點儿送命，卻化險為夷。他的命好像有護身符似的。“一次，我在戰壕里与几位同志一起吃晚飯”，多年后他對英國記者華德·普賴斯說，“突然，有個聲音好像在對我說，‘快起來到那邊去’。聲音清晰，且不絕于耳，我只好机械地服從，好像它是一道軍事命令似的。我手里捧著飯盒，立刻起身，沿著戰壕行走了約２０碼。我坐下來繼續進食時，心也安定多了。但我還沒吃兩口，只見火光一閃，接著便從我原來的地方傳來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一顆流彈在我坐的位置上爆炸了，留在原地的人全被炸死。” 也許，那是常有先知先覺的季節吧。那年秋，一天晚上，正當秋霜使大地變得灰白時，他寫了一首怪詩。此時此刻，他或許感覺到了自己的命運： 每當寒夜來臨， 我便獨往宁靜的沼澤之橡樹旁。 用黑暗勢力使眾志成城—— 月色以其魔力鑄成北歐之古文， 日間輕率無比者， 晚間必被魔法變為渺小！ 閃光的鋼鐵由他們煉造——非用于戰爭， 卻硬成了石筍。 于是，虛偽与真實分道揚鑣—— 我羅織文字數行， 帶著我的祝福和昌隆， 獻給正義的好人們！ 几星期后，他向同志們作了一惊人的預言：“我會讓你們如雷貫耳的。等待我的時代的來臨吧！” 那年１２月，沒有下雪，只是陰雨不斷。全團整個彎彎曲曲的戰壕都灌滿了水。第二個圣誕節，較之于第一個更為慘淡。別人都在開拆家中寄來的包裹和慰問信，希特勒則獨自昏昏沉沉地坐在行軍床上。在為期三天的假期中，他几乎沒說過一句話。同志們設法使他高興，并讓他分享家中寄來的圣誕禮物。他一一予以謝絕，回到他私人的小天地里去了。假期一結束，希特勒一反陰郁之常態，馬上高興起來，對同志們“安靜度假”等譏諷之詞，還能報之一笑。 １９１６年夏初，希特勒所在之兵團開赴南方，剛好赶上關鍵的松姆之役（Ｓｏｍｍｅ）。戰役一開始，英軍發動猛攻，第一天就有近兩万聯軍被打死或打傷。７月１４日晚，在弗隆美爾（蔃Eｒｏｍｅｌｌｅｓ）一帶，十六團的野外電話線全被打斷。希特勒和另一名通訊員在“几乎必死”，“每走一公尺都挨打”的情況下，被派去查線。他們縮進水滿的彈坑或壕溝內避彈。同行的通訊員累倒在地，希特勒無奈，只好將他拖回戰壕。 ７月２０日，弗隆美爾戰役打得如火如荼。雙方折兵損將無數——但雙方都未前進分毫。在以后的兩月中，戰斗成了沉悶的陣地戰，炮火猛烈，雙方前進或后退的長度僅能以碼衡量了。也就是這個時候，希特勒失去了一位親密的戰友，漢斯·孟德被調至后方——在戰俘營內任翻譯。但他仍有兩個同志在身邊，即恩斯特·施密特和伊格納斯·維斯登基希納，更加重要的是，還有他的愛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在弗隆美爾，有多少次我在凝視我的愛犬‘小狐狸’呀！”２５年后的一個冬夜他回憶說。當他談到他的愛犬“小狐狸”對一飛舞著的蒼蠅所作的反應時，他是何等神往。首先，它全身發抖，好像受了催眠術一般，像老人一樣皺起眉頭，然后，突然一躍而起，朝他猛吠。“我常常注視著它，好像它是一個人似的——注視著它發怒、咆哮的各個過程。”希特勒吃飯時，“小狐狸”就坐在他身旁，目不轉睛地注視著他的每個動作。 如果吃了五六口后希特勒還不給它東西，“小狐狸”便會坐立起來，看著主人，好像在說，我怎么辦？“我多么喜歡它呀，真有意思！” 三個月后，松姆戰役仍打得難分難解。聯軍不斷進攻。在此戰役中，雙方總共損員６１４０００人；但這卻是無謂的屠殺，因為德軍的陣線絲毫未動。一周來，盡管多次執行危險任務。希特勒過的仍是受符咒保佑的生活。１０月７日晚，他的幸運結束了——平時，他与其他通訊員一起，正坐著睡在一條通往團部的狹窄的地道里。一顆炮彈在狹窄的進口處炸開了，把通訊員們打成一堆。希特勒大腿受傷，仍在与魏德曼爭個不休，要求讓他留在前沿。“中尉，我傷不重，對吧？”他焦急地說。“我還能留在你身邊，我是說，留在團部！不行嗎？” 希特勒被送進一所野戰醫院。他的傷勢（第一次）并不重，但在病房內，他患了一种惊駭症，几乎使他“惊”倒。事情是這樣的：他躺在病床上，猛然听見一個德國女人——一個護士，在跟他說話。“這是兩年來第一次听到這种聲音！”不久，他便上了一列開往德國去的救護火車。“運送我們回家的火車越開近邊界，每人內心便越不安。”他終于看到了第一所德國房子——“其它的高高的屋頂和漂亮的百頁窗就可看出，祖國！” 他進了位于柏林西南的一所陸軍醫院。在經歷了一段戰壕生涯后，對他，醫院里那洁白的病床真是巨大的改變，開始時“我們不敢往上躺”。慢慢地，他習慣了這种舒适的環境，但對某些人身上的犬儒主義卻看不順眼。一到他能起身走動時，他便獲准在柏林度周末。他看到的是饑餓和“赤貧”，以及在鼓動人們爭取和平的“無賴”。 兩月后，他出院了。他被調至慕尼黑的一個補充營。根据《我的奮斗》，在這里他終于找到了士气為何崩潰的答案。 是猶太人！在后方密謀讓德國倒台的就是他們！“几乎每個職員都是猶太人、几乎每個猶太人都是職員。這些選民中竟有這許多勇士，這不免使我大吃一惊，不得不將他們与在前線少得可怜的几名代表作一比較。”他也深信，“猶太人的金融”掌握了德國的生產。“這只蜘蛛正開始慢慢地吸吮人民細胞中的鮮血。” 在前線，他的同志們從未听他這樣說過。表面上，他也并不比別人反猶。有時，他也會說上一二句不痛不痒的話，諸如“假若所有猶太人都不比斯坦（電話接線員）聰明，那就不會有麻煩。”每當談起維也納和猶太人無所不至的影響，据維斯登基希納的回憶，希特勒并不帶什么“惡意”。事實上，施密特從未听他談論這一話題；魏德曼中尉也未听說過（說真的，我不相信希特勒對猶太人的仇恨是那時產生的）。 希特勒討厭慕尼黑了。他覺得，補充營的气氛實在可憎。 誰也不尊敬前線下來的士兵。這些人對希特勒在戰壕里受過的苦難毫無認識。他渴望回到自己人中間去，遂于１９１７年１月致函魏德曼中尉說，他已“康复，可再次服役”，希望“回到原來的團和原來的同志中間去”。３月１日，他回到了十六團，受到了官兵們的熱烈歡迎。愛犬“小狐狸”歡喜若狂——“它瘋狂地朝我起來。”吃晚飯時，連隊的炊事員做了一頓特別的飯菜為他接風，有面包、果醬和糕點。希特勒終于回到了屬于他的“家”。當晚，他手持手電筒，對著刺刀大罵叛賊，在外邊瞎轉了几個小時——后來，有人朝他扔了一只靴子，他才回房睡覺。 數天后，全團開赴阿拉斯地區，准備發動另一次春季攻勢。但希特勒仍有閒暇作畫，畫了不少水彩畫，內容皆系對他有意義的戰場景象。（*在他的未出版的日記中，舞台設計家戈頓·克勒格說，希特勒這些戰時的畫作具有高度的藝術性，他之所以贊賞也可能是出自感激之情，因為希特勒曾把他從饑餓中解救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住在巴黎，希特勒常買他的畫。）那年复活節，他的藝術轉向群眾。他用石灰將煤球涂成白色，在團長的花園里擺成“１９１７年复活節快樂”一語。几個月后，十六團又來了一個新團長弗賴赫爾·馮·圖波夫少校。新團長是個少壯派人物，有活力，一到任便重整軍紀。他不但使官兵們難堪，還敢讓他們批評上級。為了消除受挫折的悶气，圖波夫出門狩獵，希特勒是赶獸出林者之一。就在緊連前沿的林中，希特勒手持長棍爬來爬去，整整爬了兩個鐘頭，又叫又喊，替團長赶野兔出林，供團長射擊（１６年后，希特勒將團長提升為將軍）。 盡管服役時間長，戰斗也勇敢，希特勒仍然是班長。据魏德曼說，其中一個原因是，希特勒“缺乏領導才干”。另一個原因是他不拘小節，行為草率。他的頭老歪向左肩，行走時垂頭彎腰。雖然他一有可能就洗澡，并稱那些不洗澡的同志為“活糞堆”，自己則不喜歡擦皮靴。見軍官前來他也不立正。更重要的是，沒有讓通訊員當中士的合法肥缺。如果要得到晉升，希特勒就得放棄其現行職務，這樣一來，團部就會失去一名最好的通訊員。 那年夏季，十六團回師首戰過的比利時戰場，准備參加奪取伊普列斯的第三次戰役。這次戰役仍与第一次一樣猛烈。７月中旬，他們連續十天十夜遭敵炮擊。在炮擊間隙中，他們听到地下可怕的挖掘聲——敵人在挖地道。頭上，飛机的嗡嗡聲不絕于耳，接著便是爆炸聲。此外，他們還不斷受到毒气的威脅，士兵們有時得連續２４小時戴防毒面具。７月的最后一天，守衛者們面臨著另一种恐怖——坦克。僥幸的是，滂沱大雨將無人地帶變成了泥潭，坦克全深陷其中。 ８月，受創的十六團退出戰場，調往阿爾薩斯休整。就在此時，希特勒兩度遭慘痛損失。有個鐵路官員，由于被“小狐狸”之滑稽傾倒，向希特勒出价２００馬克購買他的愛犬。“你出２０万我也不賣！”希特勒怒气沖沖地回答說。不料，在部隊下火車時，希特勒竟找不到“小狐狸”。部隊出發了，他只好跟上隊伍。“我絕望了。偷我愛犬的豬玀不明白，他之所為對我究竟意味著什么。”大概与此同時，另一個“豬玀”用槍挑開了他的背包，偷走了裝有速寫畫、油畫和水彩畫的箱子。由于兩度受侮辱和心靈受創——第一次是鐵路之懶鬼所為，第二次是新入伍的兵痞（在前線，士兵們互相偷）所為——他把畫料束之高閣。 那年１０月初，施密特終于說服了希特勒去休假１８天。這是開戰以來首次休假。他們的目的地是德列斯登——施密特的妹妹住在該地——但他們在布魯塞爾、科隆和萊比錫均作了停留，以觀賞各地風景。希特勒特別欣賞萊比錫。馬丁·路德就是在這里的圣·杜馬斯教堂首次講道的——也就是在這個教堂里巴赫曾拉風琴達２７年之久，死后也埋葬在此地；還是在這個教堂里，維格納曾接受洗禮。但是，最使他難忘的還是那高達３００英尺的“民族之戰”的巨型紀念碑。這座紀念碑系為紀念１８１３年戰爭之陣亡將士興建的，看上去它更像個堡壘，而不是個神壇。“這紀念碑与藝術毫無關系”，他評論道，“任它規模宏大，且很漂亮。”在德列斯登，他們觀賞了著名建筑物，參觀了各种畫廊，包括著名的茨文格美術館在內。他原急于去劇院的，在看了節目單后——很明顯，沒有上演瓦格納的作品——他宣稱，沒有什么值得一看的。后來，他獨自去了柏林，在一前方戰士的家中住了几天。“這城市真了不起”，他在給施密特的明信其中寫道，“是個名副*？實的世界首都。交通仍然繁忙。我几乎全天外出。終于有机會較詳盡地參觀各种博物館。總之，應有盡有。” 那年年底前，十六團戰斗任務沒有多少，希特勒也就有充裕的時間讀書。對小說和雜志，他不屑一顧，把全部精力放在攻讀歷史和哲學上。“戰爭迫使人們深刻地思考人性，”后來，他對漢*？·弗蘭克說過：“就生活中之各种問題而言，４年之戰爭等于３０年大學之訓練。我最恨的莫過于閒聊文學。如果要關心人類的命運，人們只能讀荷馬的作品和《福音》著作。在戰爭的后期，我讀的是叔本華的著作，且反反复复地鑽研（他保存的叔本華著作選集被翻破了）。此后，即使耶穌是個真正的戰士，不用《福音》之道我也能自由行事。但是，左臉挨打后換右臉一說，對前線而言，并不是良方。” 那年冬天，与先前之西線一樣，在前線作戰之士兵异常艱苦。給養比先前任何時候都缺乏，士兵們被迫用狗貓充饑。希特勒的同伴回憶說，狗貓相比，他更喜歡貓肉（也許是為”小狐狸”之故），若有食物可得，他最喜歡的是烤面包涂蜂蜜或果醬。一次，他發現了一大坑面包片，為滿足轆轆之饑腸，他有條不紊地取了出來，還机敏地從底部一包包地取出。他与同伴們分享這一份特殊所得，他們用面包片換了些砂糖后，然后制成了前線風味的奧地利點心“施馬侖”。 在國內，老百姓也被迫以狗貓（“房頂兔”）充饑。面包是用鋸末和土豆片為原料制成的，牛奶也几乎無處可得。德國的盟友也吃了苦頭。在維也納，由于食品奇缺，奧地利政府被迫向柏林求援糧食。在布達佩斯和維也納，罷工事件不時爆發，其原因不光是饑餓，而且還有德國与俄國的新布爾什維克政府媾和失敗。罷工浪潮波及德國本身，雖然數月來德國實際上受軍事獨裁管制。１９１８年１月２８日，全德工人實行總罷工。罷工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和平，但也堅持派出工人代表參与与盟國進行的談判，增加糧食定量，廢除軍事管制法，在全德建立民主政府等。在慕尼黑和紐倫堡，上街請愿要求不帶任何附加條件立即實行和平的工人只有數千名，但在柏林，走出工厂要求成立罷工委員會的工人就達４０万。雖然罷工工人不到一周便被驅回工厂，但叛亂的精神卻在首都洋溢，看來，全面爆發革命只是個時日問題。 總罷工的消息傳到前線時，士兵們的反應不一。許多士兵都与后方的百姓一樣厭戰，但也有許多人覺得被自己的同胞出賣了。希特勒稱之為“整個戰爭中最大的欺騙”。對那些懶鬼和赤色分子，他簡直是瘋了。“家里人都不要胜利，軍隊還在打什么仗？巨大的犧牲和平困是為了什么？軍人是要把仗打胜的，家里人卻在鬧罷工反對！” ３月３日，柏林終于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与蘇俄和談成功。但是，加在年輕的蘇維埃政府頭上的條件是如此之苛刻，以致使德國的左翼分子宣稱，和約的真正目的是要消滅俄國革命。布爾什維克人投降的消息，使像希特勒那樣的軍人相信，德國肯定獲胜。比之于過去任何時候，全面胜利現在看來已在握。總司令部下令大規模反攻，大部分部隊對此均忠實地響應，雖然不那么積极。在爾后的數月中，希特勒所在的十六團參加了魯登道夫的大規模春季攻勢的各個階段：在松姆、在恩河以及最后在馬爾納，希特勒的戰斗精神較前更加高漲。６月間，在前線，希特勒在一戰壕里瞧見一种東西，像是法國的頭盔。他往前爬去，發現那是４名法國丘八。希特勒拔出手槍——平時，通訊兵已將步槍換成了短槍——用德語向他們大聲喊話，好像他有一連人馬。他親自將４名戰俘交給了馮·圖波夫上校，并獲嘉獎。圖波夫回憶道：“沒有什么情況會阻礙他執行最困難、最艱巨、最危險的任務。為了祖國和他人，他隨時准備犧牲自己的生命和安宁。”８月４日，希特勒獲一級鐵十字勳章一枚，但這是為表彰起先前所取得的成就，不是為此卓越的功勳。嘉獎令只說：“為表彰*？個人之英勇与各种优點。”（*除這次的獎章及１９１４年所獲的二級鐵十字勳章外，希特勒還得過下列勳章：１９１７年９月１７日獲三級軍事鐵十字勳章一枚，外加戰刀；１９１８年５月９日因作戰异常英勇獲團部勳章一枚；１９１８年５月１８日獲傷員獎章一枚；１９１８年８月２５日獲三級服役獎章一枚。）這枚勳章是提名讓他受勳的營部副官雨果·古特曼上尉、一個猶太人，親手授予的。 到這個時候，形勢已明朗，差點儿打到埃菲爾鐵塔的強大的魯登道夫攻勢已慘遭失敗。西線的失敗使人們大受震惊，尤其是這發生在西線取得的歷史性胜利之后——在西線，包括高加索在內的遼闊地區均已被征服。因此，士气一落千丈，連老兵也不例外。兵車和休假車士兵的秩序大亂，軍官們不得不朝窗外開槍。在每個車站，士兵們四散奔逃。試圖維持軍紀的軍官們遭石塊和手榴彈的襲擊。列車兩側用粉筆寫滿了諸如“我們不是為德國榮譽而戰，而是為百万富翁而戰”的革命口號。 希特勒獲鐵十字勳章后第四天，聯軍在亞眠附近冒著大霧發動反攻，突破了德軍陣線。魯登道夫向前線派出一名參謀，并立即向被突破地區派出預備隊。當增援部隊向前線運動時，退卻的士兵向他們高聲怒罵：“騙子們！你們在延長戰爭！” 魯登道夫寫道：這天是“這次戰爭中德軍的凶日！”德皇悲傷而鎮靜地對此作出反應，說：“我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我們已山窮水盡了。必須結束戰爭。”几天后，魯登道夫和興登堡与威廉在溫泉議事。當德皇下令讓外交大臣開始和談時，興登堡抗議說，德軍仍占領大片敵人領土；魯登道夫則激動地宣稱，必須在國內加強紀律，同時還應“在猶太青年中強行征兵，因為迄今為止他們還未有多少人入伍”。 在國內面臨叛亂、前線即將崩潰的情況下，希特勒更常与人爭論，并大談特談赤色分子如何進行欺騙。然而，希特勒的聲音卻被后備部隊的抱怨聲所湮沒。据施密特說，在這樣的時刻，希特勒“變得怒不可遏，常厲聲高喊說，戰爭敗就敗在和平主義者和退縮者手里。”一天，有個見習軍官說，再繼續戰是蠢舉；他竟遭希特勒的襲擊。兩人拳腳交加，最后，在受了不少懲罰后，希特勒擊敗了對手。施密特回憶說，打那時以后“新來者都鄙視他，但我們這些老同志卻更加喜歡他了”。 ４年來，喪失人性的陣地戰，如同在許多德國愛國者身上發生的一樣，使希特勒無比憎恨國內那些“在祖國身上背后插刀”的和平主義者和逃避兵役者。他，以及像他那樣的人們，都滿腔熱血，發誓要對這种背叛進行報复，從中也就產生了未來的政治。１９１４年的希特勒決不是睡眼朦朧的志愿兵。４年的戰地生活給他帶來了歸屬感，也在一定程度上給了他自信。他曾為德國而戰，而且是真正的德國人。他曾被迫光明正大地自食气力，長大成人后有自己的自豪感。入伍時，他還是個不成熟的青年，盡管在維也納受盡了艱辛活了２４年，但仍非常幼稚；現在，他已是個成熟的人，准備在世間爭取一個成熟人的位置。 ９月初，十六團開回弗蘭德斯。由于是后備部隊，也就允許士兵休假。他与一名叫阿倫特的同伴一同回到柏林。在首都，不斷增長的不滿情緒肯定使他厭惡。他也在希皮塔耳老家住了几天。在他回團后几星期，十六團第三次開進伊普列斯下方，第三次出沒在科明尼斯附近的野地和山間。１０月１４日，在威爾維克村附近，希特勒受毒气進攻而雙眼失明，不久，視力得到恢复。但在１１月９日听到德國即將投降的消息時，他的視力得而复失。此后几天，他听到許多聲音和看見了幻影。 在比利時中毒的當天，阿道夫·希特勒對猶太人的恐懼和仇恨究竟有多大、多深，這是無法了解的。然而，在此后一年，對猶太人的仇恨，成為他生活中公開的主導力量。在這個時其中，希特勒不過是成千上万對猶太人和赤色分子產生恐懼的“愛國者”之一（猶太人与赤色分子几乎成了同一体）。最近几個月來，馬克思主義者鼓動的起義此起彼伏，令人喪膽，威脅著德國人生活的結构。 有意思的是，革命恰好是在希特勒患毒其后遺症的時候開始的。在他乘傷員列車東行時——那是１０月６日——巴登的親王梅克斯，即德國的新任總理大臣，收到了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一份照會。照會要求，除非廢除德皇威廉，否則美國不予簽訂停戰協定。這便加速了德國軍方的瓦解。兩周后，正當艦隊受命出海時，叛亂公開爆發了。６艘戰艦抗議。在基爾，叛亂爆發后，水手們洗劫了軍火庫和短武器櫥柜，并占領了該市的大部分。在某兵營，有個伙夫竟建立了“基爾水手蘇維埃”；在港的艦只僅有一艘未升起革命紅旗。士兵抓軍官，扯掉他們的肩章，將他們送進監獄。 １１月７日，慕尼黑爆發了另一次起義。這次起義是由一個身材矮小且上了年紀的猶太人庫爾特·埃斯納領導的。此人常懶散地戴一頂大黑帽，帽子雖大，卻遮不住他那一頭亂發。他衣冠不整，富浪漫色彩，是扔炸彈的赤色分子的活典型。因在戰時組織罷工之故，他已在獄中蹲了９個月。時至黃昏，包括許多士兵在內的革命者，業已占領了慕尼黑的所有軍事要沖，身在惠特爾巴赫宮的路德維希三世被迫乘車出逃。在市南，車子跑出了路旁，翻進一塊土豆地里。這是巴伐利亞君主的恰如其分的結局。 當晚，一卡車一卡車舉著紅旗的人們有聲有色地從市內經過。埃斯納的手下人占領了鐵路和政府大樓。誰也沒有反抗，叛亂分子在戰界据點架机槍時，在場的警察把頭一轉——視而不見。慕尼黑的市民次日一早醒來便發現，他們的巴伐利亞已變成了共和國。革命已經來臨，是德國式的，且沒費多少气力，也沒有多大傷亡。人民以同一精神接受了他們的命運，未出現暴力的反應。慕尼黑人悶悶不樂地等待著。 有秩序進行革命的火焰在全德國自行點燃。在弗萊德里希市，卓別林工厂的工人們組成了代表會。斯圖加特地區的工人們，包括丹姆勒大型汽車工厂的工人在內，舉行了罷工。在与埃斯納提相同觀點的社會主義者領導下，他們提出了類似的要求。在法蘭克福，水手也舉行了起義。在卡塞爾，整個衛戍部隊，包括一名指揮官在內，一槍未放便叛亂成功。在科隆，僅放了數槍，擁有４５，０００名士兵的衛戍部隊便成了赤色分子，但市內的秩序卻很快得到恢复。在漢諾威，當局雖曾令部隊動武，文官叛亂獲得成功——士兵們加入了叛亂陣線。在杜塞爾多夫，在萊比錫，在馬格德堡，情況都一樣。 在德國全境，一個個政府都被工人或士兵代表會接管而垮台。后來，到１１月９日，德皇宣布退位，國家權力落入溫和的社會主義者手中，其領導人是前鞍匠弗萊德里希·埃爾伯特。這是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８日在法國的凡爾賽宮“鏡廳”中宣布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即威廉二世的祖父，為德國的首任皇帝而建立的日耳曼帝國的結束。 這事也表明，一個時代的終結。早在４８年前，俾斯麥實現了其夢想，統一了德國，為德國和德國人樹立了新的形象。一夜之間，東普魯士容克（地主）和大工業家之安全賴以存在的基礎倒塌了；一夜之間，隨著帝國國旗的降落，大多數德國人愛國而保守的生活賴以存在的政治哲學也土崩瓦解了。 也許，德國人最大的震動還是在于埃爾伯特登上了總理大臣的寶座。僅僅一天，霍亨佐倫家族的統治便化為烏有，而平民中的一員竟取得了發號施令權。這怎么可能發生呢？登上寶座后，埃爾伯特本人也如坐針氈。他明白，他的出現是對帝國主義扶植起來的人們的一种侮辱。另外，他甚至連街頭上的急進思想都代表不了。事實上，他究竟代表誰？黃昏，當梅克斯親王前來道別時，他竟惊慌失措，連聲哀求他留在柏林，代表霍亨佐倫王朝任“行政官”。 兩天后，凌晨５時，埃爾伯特政權的一名代表馬特阿斯·埃爾斯伯格在福熙元帥的私人車廂里与盟國簽署了停戰協定，于上午１１時停止敵對行動。在那年的１１月１１日１１時，他給一個被打得支离破碎的民族帶來了和平，但与此同時，他卻無辜地造出了所謂“十一月罪犯”的神話——即所謂是社會主義者出賣了民族。當然，輸掉戰爭的是德皇和德國的帝國主義將軍們，但威爾遜總統拒絕与他們簽訂停戰協定，堅持要与民主人士打交道。用強迫社會主義者去為自己未曾帶來的后果負責的辦法，威爾遜給了阿道夫·希特勒一种政治工具，使他得以以巨大的破坏力進行揮舞。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末，希特勒离開了帕斯瓦爾克醫院，因為病人“除眼膜發燙外，余無他訴”“适于服役”。后來，希特勒在法庭作證時說，那時他只能看出報紙標題的輪廓，害怕再也不能讀書。“醫院的病歷”，他抱怨說，“是在革命時期寫的。几乎誰也得不到照顧；我們是成群成群地出院的。例如，我連士兵的工資簿都未領到。” 他被派到十六團的預備營報到。營部設在慕尼黑。途中，他肯定經過了柏林——那時，柏林是在“工人士兵代表會執行委員會”手中——這是士兵、工人和“獨立和多數社會主義者”的聯合体。這個聯合政府已經開始社會改革，這在几月前看來是不可設想的。它建立了８小時工作制；允許工人有不受限制地組織工會的權利；增加老弱病殘和失業工人的福利；廢除報紙檢查制度；以及釋放政治犯。 希特勒雖然同意這些社會改革，但不信任發起改革的革命党人：執行委員會是布爾什維克的工具，是前線士兵的出賣者；其最終目標是另一個赤色革命。當希特勒前往設在施霍賓地區鄰近的圖爾肯大街的兵營報到時，他也碰到了同樣的叛逆精神。在當月的早些時候，這所設施已投靠埃斯納政權，受“士兵代表會”管轄。那里沒有一星半點軍紀，兵營成了豬圈。人們對從開戰的第一天气就在戰壕里服役的老兵不表任何尊敬。許多人的目的只是日求三餐，夜求一宿。這地方比曼納海姆還糟糕。特別令希特勒怏怏不快的是委員們的行為。“他們的活動全都令我反感，我立即決定盡快离開這個地方。” 幸好，他發現了一個對那個地方同樣厭惡的老戰友。“士兵中最懶、最厚顏無恥的、不屑說，就是那些從未到過戰壕附近的人”，希特勒當通訊兵時的同事恩斯特·施密特回憶說，“那地方滿是懶漢懦夫。”約在兩星期后，由于特隆斯坦戰俘營（設在通往塞爾斯堡的途中，在慕尼黑以東約６０英里），需要看守人員，希特勒便向施密特建議兩人雙雙報名前往。看守組的成員大部分是“革命軍人”。前來迎接的是一位軍官。他下令站隊，但士兵們引為笑談：難道他不知道操練已被取消了嗎？第二天，士兵中除几名曾在戰壕里服過役的以外，其余全被運回慕尼黑。希特勒和施密特留下來了。 在柏林，极左派團体“斯巴達克斯團”（斯巴達克斯系一奴隸，反叛羅馬人統治的領袖），在起義水兵的協助下，走上街頭鬧革命。這卻不是慕尼黑式的有秩序的起義。到圣誕節前夕，首都已近無政府狀態。其它城市也揭竿而起，但勢頭沒有如此猛烈。在全德國，軍事和警察机构開始崩潰。 由于權威的消失，一股新的勢力突然興*？——即所謂的“自由兵團”。這個兵團系由部隊內的右翼積极分子組成，具有希特勒那种保衛日耳曼帝國不受赤色分子破坏的熱情。 由出生于希特勒時代的德國的新一代組成的“自由兵團”，為采取今天的行動，曾有過兩次准備。其一，是戰前的青年運動，即所謂的“候鳥運動”。這些年輕人常穿起五光十色的衣服，到處游逛，以尋求新的生活方式。他們大都來自富裕階層，鄙視從他們中產生出來的自由資產階級社會。他們堅信，“父母的宗教信仰是虛偽；政治是吹牛和微不足道；經濟是無恥和欺騙；教育是老一套和缺乏生气；藝術是淡而乏味又多愁善感；文學是虛假和商業化；戲劇是庸俗而千篇一律。”他們認為，家庭生活約束了人，且不真誠。他們也認為，兩性關系，不管是婚內婚外，“貫穿著虛偽”。他們的目標是要建立起一种青年文化，以反對資產階級的家庭、學校和教堂的三位一体制。 這些年輕人常圍著篝火，席地而坐，在一個首領指揮下，高唱《自由戰士之歌》。有時，他們或無言地注視著篝火，以尋找“林中信息”，或傾听某同伴朗讀尼采或斯特潘·喬治著作中的激動人心的段落，諸如：“人民与至高無上的智慧渴望著人——行動！……也許，在你的殺人犯中端坐了多年，在你的獄中昏睡多年的某個人就會一躍而起，完成這一行動！” 他們靠神秘主義而昌盛，在理想主義驅使下，渴望行動——任何一种行動。 行動，他們在大戰中找到了。也許，這就是他們，与希特勒一樣，堅信祖國的事業之正義性的原因。戰場生活，使官兵關系更加密切，形成一种共患難同流血的手足之情。士兵們對領導他們進行交手搏斗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對他們而言，他不是指揮官，而是元首！而他們是他的同志！他們對他盲從，如有必要，可跟他下地獄。”他們一同在前線締造了迄今為止德國尚不存在的民主關系。几英里長的戰壕，与世隔絕，事實上成了“以火焰作牆的修道院”。 這些前線來的同志，這些舊日的“候鳥”，与希特勒一樣，覺得投降是恥辱，對國內陣線不信任，因為它正在墮落為布爾什維主義。軍方曾在報上和路牌上宣布“斯巴達克斯團”的危險尚未消除，號召士兵們起來，加入“自由兵團”“阻止德國變成全球的笑柄”。對此，老兵們會熱烈予以響應，這就可以理解了。 正當這支不法的部隊在組建時，“斯巴達克斯團”，在許多柏林人的贊同下，也在奪取柏林。他們控制了許多公共設施，交通運輸，以及兵工厂。１９１９年１月３日，處在絕望中的埃爾伯特政權解除了警察局長的職務，原因是他同情“斯巴達克斯團”，不久前還支持水兵叛亂。此時已公開承認自己是共產党的“斯巴達克斯團”，為了進行報复，公開號召革命。柏林的工人熱烈響應這一號召。６日上午，２０万身背武器打著紅旗的工人，從亞歷山大廣場出發向荻埃爾加登集結。寒冷与大霧并未使他們的情緒低落。他們將社會民主党的報紙《前進報》的工作人員以及烏爾夫電訊局的工作人員抓來。總理府大樓也被憤怒的人群包圍——埃爾伯特及其同僚就躲在里邊。 到次日上午，共產党人已端坐在布蘭登堡大門上的雕像旁。在文特登林登，在科尼希大街，在薩洛登伯格大街，他們的步槍已是舖天蓋地。除有戰略意義的火車站已被占領外，政府印刷大樓和波佐釀酒厂也被占領。不到２４小時，市內主要建筑物仍在政府手中的已是寥寥無几了。 若不是“自由兵團”干預，柏林——最終是全德國——恐怕已陷入共產党之手。不到一周，部隊從城外開來，將赤色分子的抵抗中心一一粉碎。“斯巴達克斯團”的領導人，包括身材嬌小的“紅色玫瑰”羅莎·盧森堡在內，被捕并慘遭殺害。 在“紅色玫瑰”死后４天，新共和國舉行了首次全國選舉。那天是星期天，天气晴朗而寒冷。自德國有史以來，婦女首次被允許參加選舉，在３，５００万選民中，３，０００万人為國民議會的４２３名候選人投了票。結果雖令人惊奇，但在預料之中。表面上假裝不要，實則希望霍亨佐倫卷土重來的兩個右派政党，得到了約１５％的席位；贊同實行共和的兩個中間派政党，与埃爾伯特的“社會主義多數派”一樣，得了４０％的席位；极左派“獨立社會主義者”僅得席位７％。選舉的結果，既是反革命的胜利，也是贊成共和的胜利。它注定是社交性質的。 因為刀槍林立的柏林不安全，首都西南１５０英里外的魏瑪便成了國民議會的所在地。這個選擇有文化上的原因，也有地理上的原因，因為魏瑪是歌德、席勒和李斯特的故鄉。２月６日，國民議會在新國立劇院舉行會議。會議沒有霍亨佐倫王朝開會的那种豪華气派和儀式。沒有樂隊，沒有馬隊，也沒有耀眼的制服。 ５天后，一個工作政府成立了，埃爾伯特憑多數選票被任命為帝國的第一任總統。他任命了一個總理大臣，由總理大臣組閣，由意志堅強的諾斯克（他稱自己為“警犬”）出任國防大臣——這是最有意義的選擇。這意味著“自由兵團”在魏瑪共和國的支持下，將開始活動并繼續保衛國家，不致使它赤化和產生暴亂。 巴伐利亞人討厭普魯士人及其一切事物，這是個傳統。因此，慕尼黑對魏瑪所發生的一切，大都置之不理。對埃爾伯特政權企圖在全德國建立民主的嘗試，慕尼黑市一個世人尚未認識的知識界領導人奧斯瓦爾德·史本格勒嗤之以鼻。 １９１８年春，這個既厭世又厭惡女人孤單而又貧困的光棍，終于出版了《西方的衰落》一書的第一卷。書篇雖尚未出來，但書已在全德國產生了影響。“与１７８９年的法國人一樣，在不幸中我們必須走到底。我們需要一种懲罰，与之相比，４年來的戰爭根本算不了什么懲罰。”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到頭來，恐怖必將如此之激動和失望發展到這樣一個程度，以致像拿破侖之獨裁一樣的獨裁竟被大家認為是救星。” 自認是為政治而生并必然從事政治的希特勒，此時正准備返回慕尼黑。由于特隆斯坦戰俘營即將關閉，他与施密特同時被分配在第二步兵團，該團兵營設在施霍賓。另一個有同樣理想的同志已經在慕尼黑扎根。此人叫阿爾弗萊德·羅森堡，是個瘋狂地反猶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愛斯托尼亞人。他是取道俄羅斯前來此地尋找其真正的家。与希特勒一樣，他也是畫家和建筑師；与希特勒一樣，他比土生土長的德國人更日耳曼化。他离開故土的目的是要為自己找到一個祖國。另外，他決心警告他的祖國要謹防曾破坏他的故土的布爾什維克恐怖，并為祖國不致落入猶太共產主義之手而斗爭。 當他听說有位名叫埃卡特的德國作家与他有許多共同觀點時，羅森堡便決定前去結識這位作家。底特里希·埃卡特——詩人、劇作家、咖啡室知識分子——是個身材高大魁偉，頭頂發禿的怪人，他常在咖啡館和平酒廳出沒，同樣喜歡喝酒和議論。他是巴伐利亞國王的參事的儿子（曾因“神經有病”作過某醫院的病人），因而有机會打入古老貴族的圈子。 他古怪放蕩，多少有點天才（他譯的《貴族晉特》一書，譯文出眾，被認為是標准譯本）。他親德，反猶。他自己出錢出版周報，發行量達３万份。 羅森堡未經介紹便出現在埃卡特房內。羅森堡還在走廊里，埃卡特就有了深刻的印象：那是個熱誠而极端嚴肅的青年。羅森堡劈頭就問：“閣下是否有反對耶路撒冷的戰士？”埃卡特笑了。“當然有！”他是否寫有什么東西？羅森堡立即拿出一起文章——關于猶太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在俄國產生破坏力的文章。他們之間，一种將影響希特勒生涯的關系就這樣開始了。埃卡特把羅森堡看成是“共同反對耶路撒冷的戰士”。此后不久，羅森堡關于俄國的文章不但出現在埃卡特自編的報紙上，而且也出現在慕尼黑的周刊《德意志共和國》上。這些文章的主題是，猶太人為世界万惡之源；世界大戰和赤色革命都是复國主義者策動的，他們現正与共濟會密謀，企圖接管全世界。 在許多巴伐利亞人看來，庫爾特·埃斯納是革命的典范，眾多人相信，他是靠莫斯科的金錢資助才鬧革命的。恰恰相反，在１１月那歷史性的一天，他口袋中才有１８個馬克。事實上，他是殘酷而實用主義的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反面。他雖是在管理巴伐利亞社會主義共和國，但他仍像在他最喜歡的咖啡室里一樣。埃斯納企圖建立的并不是共產主義，甚至連社會主義也不是，而是一种獨有的急進民主。他是政治家里的詩人，企望一個美的、光明的、有理性的統治。他更像雪萊而不像馬克思。正沿著被人遺忘的道路走下去。１月的選舉為中產階級的政党帶來了巨大胜利，以及讓他辭職的普遍要求。 在醒悟到自己的事業已無望后，他于２月２１日清晨草擬了一項聲明，宣布辭職，但在前線蘭塔克遞交辭呈的半途，遭安東·阿科瓦利公爵暗殺。阿科瓦利公爵是個青年騎兵軍官，因母親是猶太人，遂被反猶集團打了下去。埃斯納本可在一小時內卸職，其統治也可被走中間路線的政府代替的。暗殺帶來了阿科瓦利最恐懼的后果，另一次往左走的浪潮。不久前還几乎遭到所有人鄙視和反對的埃斯納，頃刻間便成了烈士和無產階級的圣人，革命也隨之蘇醒。工人士兵中央委員會宣布戒嚴，并任命了以阿道夫·霍夫曼（曾當過師）為首的完全社會主義的政府，還宣布進行總罷工，晚７時開始宵禁。由于學生們在為他們的英雄阿科瓦利歡呼，慕尼黑大學被關閉。 兩星期后，第三國際在莫斯科舉行大會，一致通過了建立共產國際的決議。在接踵而來的歡慶胜利的活動中，列宁號召各國工人起來，強其他們的領導人從俄國撤軍，恢复外交和商業關系，并用大量派遣工程技術人員和指導員的辦法，協助重建這個剛長羽毛的國家。 那時，柏林正響應世界革命的號召。前一天，柏林工人置共產党之命令于不顧，傾巢出動至市中心，進行示威游行和掠劫。在“紅色水兵聯盟”和其它激進軍事集團的參与下，他們占領了當地３０個警察局；水兵們包圍了位于亞歷山大廣場的警察總署，該署由“自由兵團”的几個步兵連守護。次日，“工人委員會”的１５００名代表，以壓倒多數的票數，贊成總罷工的號召。首都動彈不得；無電，無交通運輸。 革命者全集結于東城。他們在主要的關卡架起机槍。為了進行反扑，國防大臣諾斯克使用了新近才賜給他的專制權力，于３月５日從“自由兵團”調遣了３万名軍隊進城。叛亂者被挨座樓房驅走；柏林的酒吧間、舞廳和酒館等，則仍正常開業。 柏林在進行激烈的巷戰。一方用的是大炮、机槍和飛机掃射；另一方用的是步槍和手榴彈。經４天激戰后，諾斯克宣布，“凡持武器反抗政府軍者就地槍決。”于是，數以百計的工人依牆而立，未受審判便被處決。有１５００多名革命者被打死，至少有１万人受傷。然而，叛亂精神繼續在全德國蔓延。在薩克森，政權由激進派掌握；魯爾盆地處于被包圍狀態。芝加哥《每日新聞》代辦處的記者本·赫希特發電稱： “德國正患神經病，沒有精神健全的東西可報。” 慕尼黑也處在另一次革命的邊緣。這次革命是在布達佩斯一次政變的鼓舞下發生的。３月２２日，有消息傳來說，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人民陣線，以工農兵委員會的名義，已奪取了匈牙利的政權，成立了以不知名人士貝拉·昆為首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貝拉·昆本人是猶太人，在３２名委員中，有２５名也是猶太人。因此，倫敦的《泰晤士報》便將這個政權稱為“猶太黑手党”。貝拉·昆的胜利，使慕尼黑左翼分子的膽子壯起來了。４月４日傍晚，委員會的代表們踏著厚達２０英寸的大雪（多年未見的大雪），艱難地行走在街道上。他們的目的地是离希特勒戰前住所僅兩座房子開外的羅文布勞大廈——在這里，人們大聲宣讀決議：“消滅党派，團結全無產階級，宣布成立蘇維埃共和國，与俄國和匈牙利的無產階級結成兄弟關系。這樣，世界上便沒有任何力量可阻止我們全面實行社會化。” 這是個咖啡室革命，是血腥現實的幼稚的翻版。革命的領導人是詩人恩斯特·托勒。他的主張包括要求改革戲劇、繪畫以及建筑的藝術形式，使人類精神得以自由。內閣由一群怪人組成。例如住房委員下令，此后各家的起居室，須一律建在廚房和臥室上方。然而，這群怪人皇冠上的珍珠還要算是弗朗斯·里普——他被挑選為外交委員（即使在精神病院住過一些時候），理由是，他胡子修剪齊整，又穿一件灰色大衣，是外交家的形象。里普給莫斯科發了一份措詞激憤的電報，攻擊埃斯納的繼承人偷了部里的廁所鑰匙；并向伍爾登堡和瑞士宣戰，“因為這些豬狗未立即租給我６０輛机車。” ４月１３日，棕櫚主日，當原總理大臣，即那位社會主義教師霍夫曼試圖用武力奪取慕尼黑時，革命也就到此告終。即使擁有像希特勒等那樣戰功卓著的軍人，他卻從未有机會起事。其中一原因是，為了阻止第二團士兵赤化，他曾站在椅子上大聲疾呼：“說我們應保持中立這話的人是對的！畢竟，我們不是為一伙漂泊不定的猶太人站崗的革命衛士！”雖然希特勒等人曾使慕尼黑衛戍部隊保持中立。到黃昏，“霍夫曼起義”仍被粉碎，政權落入了赤色職業分子手中——由歐仁·萊維內領導，他是圣彼得茲堡人，父親是猶太商人。他們是共產党派往慕尼黑去組織革命的。在逮捕了詩人托勒后，他們立刻將政權變為真正的蘇維埃。然而，他們違反了“即使能在局部或暫時取得胜利”的情況下都要避免動武的嚴格的党令，以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名義，派出相當一部分力量去与霍夫曼為重新奪取慕尼黑而倉促糾集起來的８０００名士兵對壘。那時，霍夫曼的部隊正向离城只有１０英里的達豪集結。 紅軍的總司令恰好是剛被共產党逮捕的詩人恩斯特·托勒。他從獄中一出來，便躍上一起借來的馬，赶赴戰場，像舊時的武士一樣，決心“為革命而戰斗”。４月１８日，這位紅色的騎士指揮部隊向霍夫曼發動進攻。但由于他是個人道主義者，又是個個人主義者，堅持置慕尼黑的命令于不顧。首先，他拒絕炮擊達豪，企圖通過談判避免沖突。其次，當戰斗打響時，他率領士卒進行戰斗，几乎未流血便取得了胜利。霍夫曼的部隊慌忙后撤。蘇維埃領導人下令槍斃他所俘獲的軍官。不用說，他又把他們放掉了，而他自己也再次入獄。 達豪一役失利后，霍夫曼被迫接受國防大臣諾斯克之“自由兵團”的援助。他們以出奇的速度草就了一份征服慕尼黑的計划，并執行得卓有成效。到４月２７日，慕尼黑已被完全包圍。為報仇雪恨，被圍困的紅軍把蘇維埃共和國在全慕尼黑的敵人都抓了來。水兵們抓了反猶的“圖里會”的７名成員，包括一名漂亮的女秘書。共約１００名人質被監禁在留波爾德中學。 ４月２９日，慕尼黑的包圍圈不斷緊縮，城內的革命者惊慌失措。有人謊報說，白軍已占領了主要的火車站，頓時間，紅軍指揮部的人員便走散一空——除托勒（他獲釋，以進行最后抵抗）和紅軍的指揮官外。紅軍的指揮官決定對白軍進行最后的報复。因為不久前，”自由兵團”曾在一石場里處決５２名俄國戰俘和槍殺１０多名手無寸鐵的工人。他下令將關在學校里的人質全部處決。托勒嚇得魂飛魄散，慌忙前去阻止這次屠殺。但，待他赶到時，最少有２０人已被殺害。 有個學生從紅軍殘存的陣線溜了出去，將這一暴行情況向“自由兵團”的指揮官作了報告。于是，他們便下令拂曉進城。５月１日，晴朗而溫暖。“自由兵團”從几個方向朝城內傾瀉而來。除在霍普班諾夫和施霍賓地區遭到一些抵抗外，他們沒費多大功夫便把零星的革命力量解決了。“自由兵團”的部隊到處都受到被解救出來的市民們的歡呼。在馬里安廣場還舉行了群眾集會。紅旗降落了，換上的是巴伐利亞的藍白國旗。 正當列宁在紅場上向大型的“五一”節群眾集會宣布共產主義的胜利時（“不僅在蘇維埃俄國，而且也在蘇維埃匈牙利和蘇維埃巴伐利亞，獲得解放的工人階級正在自由地、公開地慶祝周年解放。”）。“自由兵團”正在慕尼黑消滅抗拒分子的老巢和逮捕紅色領導人。慕尼黑的大街小巷已屬于“自由兵團”。很快，他們便在路德維希大街大踏步前進，在經過弗爾德赫侖大廳時，還操起正步。埃爾哈特旅的士兵，頭戴卍字鋼盔，高唱著“頭戴卍字盔，黑白紅袖章……” 到５月３日，慕尼黑已全被奪取，“自由兵團”所付出的代价是６８條生命。當然，此仇也得報。屬圣約瑟夫會的３０名信仰天主教的工人在一酒店內商討演出話劇的事情時被捕。 他們被押進惠特爾巴赫宮的地下室，其中２１人被當作危險的赤色分子槍殺或被刺刀挑死。數以百計的人被在類似的情況下殺死，數以千計的人被押赴“自由兵團”所屬各部示眾“以示警戒”。另外，還頒布一系列苛刻的告示，繼續進行鎮壓。有些告示是根本無法執行的，例如，有告示規定，必須立即交出武器，否則槍斃。在法律和秩序的名義下，市民們被逐出家門，或受侮辱，或挨鞭打，或被殺害。“自由兵團”把慕尼黑從蘇維埃共和國的鐵蹄下解救出來，共和國做得雖然過分，但若与解救的方法相比，卻又相形見拙了。 “要敘述白軍的暴行，非有厚厚的一本書不行”，法國駐慕尼黑武官報告說，“……肆無忌憚而又有組織的野蠻行為……野蠻的屠殺，無法形容的胡鬧……”英國的官員們要不是沒有看見這些暴行，要不就是視而不見，批准這些暴行“從目前所掌握情況看，慕尼黑蘇維埃插曲之結果”，英國外交部政治情報局報告說，“是在全德加強了法律与秩序，使期巴達克斯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在群眾中名聲掃地。”共約１０００多名所謂的“赤色分子”被“自由兵團”處決。在慕尼黑，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堆起如此多的尸体，使人們的健康受到了威脅。對那些無法辨認的尸体，只好拋入塹溝。 以理想為目標的万德沃格爾的青年，曾把他們的崇高理想帶進戰壕；現在，作為“自由兵團”的士兵的他們，又把這些理想帶上了德國街頭。“這是一代新人，是突擊隊戰士，是中歐的精華”，他們的桂冠詩人恩斯特·容格寫道。“這是一嶄新的种族，堅強、有智慧，又滿怀目標。”他們將是為拯救德國而戰斗的軍人。“我們必須用鮮血鑄造新的形式，用鐵拳奪取政權。” 容格這一席話，可說是代表希特勒講的。慕尼黑之赤色政權使積在希特勒心頭的憎恨蘇醒了。在慕尼黑獲得解放后不久，便發生了一件將改變希特勒的生活、扭轉世界歷史進程的事件。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８日，獲胜的盟國簽署了凡爾賽條約，德國政府沒怎么拖延便批准了條約的條款。條件很苛刻。德國被迫獨自承擔引起戰爭的責任，并賠償戰爭造成的所有損失。大片大片的帝國領土被奪走：阿爾薩斯—洛林地區落入法國之手，馬爾梅蒂地區割給了比利時，波森之大部以及西普魯士割給了波蘭。德國還丟失了她的殖民地。丹吉克成為一個自由邦；薩爾、施萊維希和東普魯士將擁有公民投*？權。更有甚者，盟國將占領萊茵河最少達１５年之久，萊茵河右岸３０英里寬地帶將被划為非軍事區。條約還規定，德國不得擁有潛艇或軍用飛机，軍隊數目僅限１０万。這樣，德國蒙受之恥辱便達到了頂點。 這支新的力量，即德國國防軍，几乎立即開始行使比*？本身力量大得多的權力。為使部隊不受布爾什維主義的影響，他們成立了一個局，專門在部隊中調查以顛覆為目的的政治活動，還向工人組織滲透。在負責這個單位的卡爾·梅耳上尉所挑選的人員中就有希特勒其人。希特勒原是最适合干這一行當的，但梅耳之所以挑選他，是因為他在戰時有過“模范”記錄，也可能是出于怜憫。“我第一次碰見他時，他像是一條尋找主人的、疲倦的喪家犬。”梅耳所得之印象是，希特勒“隨時將命運投入他人之手，只要此人對他表示友善”。他“對德國人民和他們的命運漠不關心”。 實際上，由于革命這個傳染病，希特勒正處在醞釀和混亂的狀態中，他從未像現在那樣對他所投奔的國家之命運表示關切。不久前，他曾得到一本宣傳种族主義的小冊子——或許是埃卡特編寫的。這立刻使他想其他在維也納讀過的類似小冊子。“這樣，我不自覺地發現，我自己的發展又重新展現在眼前。”他在慕尼黑街頭之所見所聞，使壓抑在他心頭的對猶太人的仇恨活躍起來了。猶太人處處都在掌權：先是埃斯納，繼而是像托勒那樣的無政府主義者，末了是像萊維納那樣的俄國赤色分子。在柏林是羅莎·盧森堡；在布達佩斯是貝拉·昆；在莫斯科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希特勒原先怀疑是陰謀的，現正被變為現實。 在就職前，希特勒及其他政治奸細被送往慕尼黑大學受專門訓練。政治教導員中有像卡爾·亞歷山大、馮·米勒教授那樣滿肚子是激進右派學問的保守派。“對我”，希特勒寫道，“這件事的价值就在于，我現在有机會見到思想与我相似的同志，可与他們詳盡地討論目前的形勢。我們都多少堅信，犯下了１１月罪惡的各党派，各中心也好，社會民主党也好，均無法將德國從未來的崩潰中拯救出來。而那些所謂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組織’盡管愿望良好，但也無法對已發生的事件進行彌補。” 在戰爭期間，希特勒曾對維斯登基爾希納說過，在和平時期，他將成為畫家或步入政界；他的同志問他喜歡加入哪個政党時，他回答說：“哪個都不。”受訓者中他圈里人的結論也是，只有一种嶄新的運動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他們決定將這個組織稱為“社會革命党”，“因為這個新組織的社會觀點确實要進行革命。” 馮·米勒教授的妹夫戈特弗雷德·弗德爾講師，為這一運動加油打气。弗德爾是為“打破利息奴役”而組織的“戰斗聯盟”的創始人，以工程師為職業，實則是個經濟學家。他給訓練班的學員講述證券交易所和借貸資本的投机性和經濟性質。對希特勒而言，這是具有刺激性的啟示。“在听完弗德爾的第一課后，我便想，我已找到了建立一個新的政党的最主要的基礎之一的方法。在弗德爾要求結束利息奴役的思想鼓舞下，他重新研究了馬克思主義，“首次真正了解了卡爾·馬克思這個猶太人終生為之努力的著作的內容。”他終于讀懂了馬克思的《資本論》。 一次講課后，馮·米勒教授發現一群人在進行生動活潑的討論。“人們好像著魔似的。原來，有個人用深沉的喉音在高談闊論，越講越起勁。我有個奇怪的感覺，這些人的激動是他高談闊論所致。我看到的是一副蒼白的小臉。他頭發蓬亂，不像軍人，胡子修得整整齊齊，藍色的大眼中放著狂熱的光芒。” “你是否知道，你的學生中有個天生的演說家？”米勒教授指著那個臉色蒼白的士兵問梅耳上尉。梅耳喊道：“希特勒，你過來。”希特勒“帶著某种目中無人的窘態，笨拙地”走了過去。由于他有演說的天才，他終于被分配在慕尼黑的一個團里當上了訓戒員。“我以最大的熱情和愛開始工作，因為，猛然間我便得到了向大群听眾講演的机會，我歷來純粹憑感覺而不是憑知覺所假設的東西，現在證實了：我能‘講’。”隨著每一次講演，希特勒變得越來越自信，那就是，他的聲音已發達到如此的地步，以致營房內的任何一個角落，都可听清他的演講。 由于開始時他与之友好相處的許多人都認為他是個奸細，所以，他的社會生活并沒有如此成功。有個名叫荻埃爾的矮個子兵，公開蔑視先進者。希特勒緊跟不舍，一直追到街上，口中不斷在闡述德國國家的真正任務。他的話猛然被打斷了：“告訴我”，荻埃爾說，“是不是他們灌進你腦中，你忘了沖洗？”据一位目擊者說，“這位長途演說家，大吃一惊，瞪了他一眼，一聲不響地走了。” 希特勒甚至与同屋住的兩名奸細無法相處。他們就他的“体格習慣”向梅耳上尉抱怨。另外，“他說夢話，還夢游，非常令人討厭。”于是，他便搬進了二樓的一間小屋。這原是個小倉庫，窗戶全釘上了栓，但希特勒“似乎為有一間小屋而感到高興”。 盡管在社交中希特勒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梅耳上尉對他的講演才能仍很是看重，遂派他到慕尼黑城外去執行一次特別任務；——住在勒茨弗爾德戰俘營的、被遣送回家的德國戰俘，由于表現出有斯巴達克斯觀點，于是便組織了一個“教化團”，以便將他們改造成為反社會主義的愛國者。 ７月１２日，宣傳隊從慕尼黑出發。５天后，希特勒本人得到了一次實際政治的教育。遣返的戰俘滿腹怒气，說話尖酸刻薄。他們的青春和希望都受到欺騙，被迫在戰壕里像牲口一樣生活，回來后之所見又是混亂和饑餓。希特勒雄辯地向他們講述“凡爾賽恥辱”“十一月罪人”和“猶太主義—馬克思主義世界陰謀”，把他們的仇恨引向這些目標。在一系列的表彰報告中，希特勒對這項工作的熱情均有提及。“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希特勒先生”，一個觀察家評論說，“是天生的人民演說家。他以他的狂熱和對听眾的魅力，使听眾聚精會神，并相信他之所云。” 返回慕尼黑后，他還協助在兵營里從事演說。他的另一個任務是對新近在慕尼黑產生的約５０個激進組織進行調查。這些人包括种族主義分子、共產分子、激烈民族主義分子、無政府主義者和超級愛國主義者；其組織包括諸如“革命學生集團”“共產社會主義協會””奧斯塔拉同盟”“新祖國”等一系列政治派別。 那年秋初，希特勒參加了自稱為“德國工人党”的一個小政治團体的一次會議。盡管在討論時，据參加會議的２４人中之一人說，他發了言，且“講得很好”，但對那晚的會議印象淡薄，在《我的奮斗》一書中，他未有提及。這個党是由慕尼黑鐵路工厂的一個工匠，安東·德萊克斯勒于當年早些時候創建的。關于這點，希特勒是否曾屑于調查，這還是個疑問。該党的綱領是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和反猶主義的奇怪的結合，党的本身披著一件神秘的外衣，似乎只是由一小撮美其名曰“工人政治小組”組成——這是魯道夫·弗萊赫爾·馮·塞波登道夫的主意。塞波登道夫本人就是個神秘人物，身材又矮又胖，雙眼有點突出，“是個畫家，而不是個賣弄學問者；更喜奢侈享樂，不是個柏拉圖主義者”；“有點嗜好武器，卻又不公開表現出來。” 与希特勒一樣，他相信未來肯定會掀起日耳曼浪潮，于是便在建立“日耳曼秩序”之巴伐利亞分支机构方面費了不少精力。成員嚴格限于日耳曼人，且必須能證明三代人之“血統純正”；每個成員均需保證積极參加“反對國際主義和猶太民族的斗爭”。全國的革命浪潮迫使塞波登道夫給他的組織標上一個無辜的名字“圖里會”，作為掩護。到此時，他已決定將其多年來的愿望付諸實施：把工人吸引到他的“人民”事業這方面來（*Ｖｏｌｋｉｓｃｈ－詞難于用一對等詞翻譯。從字面上講，它是“人民的”，但它又有种族主義的味道。如將之譯為“种族主義的”，其“人民民族主義”的含義又將失掉。因此，本書的始終均用ＶｏCｌｋｉｓｃｈ）。他指示一個圖里會員——徹頭徹尾的体育專欄作家，要他建立“工人政治小組”。 此人將安東·德萊克斯勒（他已為“良好和平”組織了一個有名無實的工人小組，叫做“自由勞動委員會”）找來，兩者于是合并組建了一個新的政治組織。“德國工人党”的預備會議于那年１月初在一小飯店（“福爾斯坦弗爾德·霍夫”）內召開。參加會議的約二十四五人，大都系德萊克斯勒所在工厂的鐵路工人。德萊克斯勒向与會者扼要地闡述了該党的雙重目標：結束階級斗爭，把工人從馬克思的國際主義中解放出來；讓上層階級明白他們對工人所負的責任。德萊克斯勒說，他們真正需要的是“接受德國人的統治”。德萊克斯勒建議將小組稱作“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党”（与一年前在波希米亞建立的、目標大致相同的党同名。順便提一句，該党的党微是卍），但有人反對說，“社會主義”一詞會被誤解。 德萊克斯勒廢寢忘食地草擬党綱。技術工人不得認為自己是無產階級，而是中產階級市民。中產階級呢，必須以犧牲“大資本主義為代价”加以擴大和加強。綱領還小心謹慎地宣布反猶：“國家不應支持与德國之道德与倫理標准相違背的宗教信仰教育”，更不能在事實上容忍。兩星期后，成立大會便在圖里會的總部召開。沒精打彩的体育專欄作家卡爾·哈爾雪被選為主席，德萊克斯勒則是他的副手。 這很難說是一個政党，因為除６人委員會外，它沒有多少什么。“因為存在著赤色威脅，我們的會是秘密召開的”，德萊克斯勒（此時已是個嚴肅的、毫無名望的、疾病纏身的人）回憶說：“除討論和學習外，我們沒有多少可為。我將我的想法寫進了一本名叫《我的政治覺醒》的小冊子中。是從一個工人的日記中挑選出來的。”他的夢想是能找到一個既精力充沛又有膽量的人，從其小冊子中得到一些教益，“并為我們找到原動力。反正需要一位杰出的人物，一個具有強烈信念的人物，一個獨眼龍，一個絕對無畏的人物，一個能為此采取行動的人物。” ９月１２日，希埃爾少校令他前去參加小小的“工人党”的另一次會議。如果說有什么有強烈信念的“獨眼龍”，希特勒就是一位。當晚黃昏，希特勒踏進了位于赫侖大街的一家小咖啡館——斯特納卡布勞咖啡館。里邊已有４０名左右工人。 主講人原定系詩人埃卡特。他因病缺席，主講人換成了經濟學家弗德爾，他的題目是”如何，并用何种手段才能消滅資本主義？” 因為在受訓時期曾听過弗德爾的課，希特勒才能集中精神听下去。他的印象是不好不坏。很明顯，這不外乎是另一個“從地下冒出來，很快便銷聲匿跡”的組織。再明顯不過，他的創建人并不知如何才能將其俱樂部變成一個真正的政党。當晚的會議令他厭煩；弗德爾一講完，希特勒便松快了。一宣布自由討論，希特勒便要离會，但某种東西“驅”他留座。几分鐘后，希特勒便在痛斥一個教授——因他主張巴伐利亞從普魯士支离出來。希特勒以干練的口才，精辟的論點講了１５分鐘，使這個教授“……在我把話說完前，像一條落水狗，离開了大廳。” 希特勒的發言及其邏輯，使德萊克斯勒產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對秘書耳語說：“此人有种，可以利用！”他找到了希特勒，自我介紹了一番。但希特勒對這個戴著眼鏡、其貌不揚的先生連尊姓大名都未記住。像一個宗教狂一樣，他將自己的小冊子，一本只有４０頁、封面為粉紅色的小書，硬塞到希特勒的手中，口中嘮叨著“你必須好好讀一讀，請你再來”之類的話。 希特勒回到兵營二樓的小房里后，与通常一樣，又患了睡不著覺的毛病，便開始往地板上撒面包屑和吃剩的飯菜——喂老鼠。他已養成了這樣一种習慣，即在天亮前，“觀看這些小東西在美食周圍轉來轉去。在生活中，我曾經歷過許多貧困，我完全能想象出饑餓是什么滋味，因而也能体會這些小東西的快活。” 那天清晨５時左右，他仍雙眼大睜。他躺在小床上，眼巴巴看著老鼠的滑稽動作，想起了德萊克斯勒硬塞給他的那本小冊子。希特勒本人也覺得奇怪：第一頁就把他吸引住了。”我不自覺地發現，自己的發展竟在眼前展開。”次日，書中的思想和語句不斷闖進他的腦海。“國家社會主義”一詞和“新的世界秩序”一詞，以及它的預言，即新的政党不只必將把丟掉了幻想、遭受剝奪的工人，連公務員和中等階級的下層也吸引過來，令他久久不能忘怀。 然而，他的興趣很快便淡薄了。后來，他收到一張明信片，通知他已被接納為“德國工人党”的党員，這使他很是惊奇。他被邀請參加將于下星期三召開的委員會。因為他想自己建党，無意參加任何現成的党派，便擬作出憤怒的拒絕。但，“出于好奇”，他又決定前往，再看看這個古怪的小組。 此次會議在赫侖大街的另一家低級咖啡館（阿爾特斯·羅森巴德）內舉行。通過燈光昏暗、空無一人的餐廳，希特勒來到后面，發現四人圍桌而坐。內中一人就是那本小冊子的作者。德萊克斯勒熱情地歡迎了他，祝賀他成為“德國工人党”的党員（“現在，我們有一個長著大嘴的奧地利人了！”他曾對一名委員說過）。德萊克斯勒解釋說，他們正在等候全國組織的主席哈爾雷先生。 体育作家終于來了。他生就一副螺圈腿，樣子難看，穿著不整。會上，首先宣讀了前次會議的記錄；接著會計便報告說，現手頭只有７馬克５０芬尼克。宣讀了信件，還進行了冗長的討論。這比希特勒想象的還糟。“可怕，可怕！這是俱樂部生活之最糟者！我要參加這個組織嗎？”討論新党員問題時，希特勒從党組織的現實角度提出了許多問題。他發現，党沒有綱領，沒有傳單，連一個橡皮圖章也沒有，有的只是良好的愿望。他飛快地掃了几個委員一眼。他們心中無數，思維模糊。 他之所見令他怏怏不快，但仍拿不定主意是否參加。這是他生活中“最大的難題”。爾后兩天內，他內心不斷在打架。理性告訴他應該拒絕，但感情又令他接受。他曾立誓進入政界，而這個荒唐可笑的小組又有一個卓絕的优點——它還未“凝成‘一個組織’，使個人有机會施展個人活動”。由于它很小，他能按自己的需要左右它。 希特勒將發現的情況向梅耳上尉作了匯報。梅耳上尉又將情況轉報給了一群高級軍官和資本家，他們每周在“四季”飯店碰頭一次，討論重建德國軍事力量的各种辦法。他們的結論是，只有靠德國工人的支持，目標才能取得。可把小小的“德國工人党”作為一個開端。据梅耳上尉說，一天，魯登道夫將軍出現在梅耳的辦公室，要求允許希特勒參加這個工人党，并協助它的建設。 新軍的成員參加某一政党，這本來是非法的。但“為使魯登道夫高興（他的愿望在軍隊中仍受到尊重），我便下令讓希特勒參加工人党并助它成長。為此，開始時他每周拿到了相當于現時貶值后的２０金馬克”。所以，在某种意義上說，希特勒是被命令做自己已經決定要做的事情的。他成了“德國工人党”党員，并登了記，領到了一份党證。 希特勒在投身政治的同時，在思想上也取得了重大的進展——這也是梅耳上尉一道命令的成果。教育部門有個學員來信詢問，關于猶太威脅問題，是否有資料可提供；希特勒被命令對此作出回答。在斯特納卡布勞會議后４天，希特勒拿出了一份冗長的答案。答案披露了希特勒在解決猶太問題上所取得的令人惊奇的進展。它通篇都是對猶太人的攻擊之詞——這是后來大家都很熟悉的：“它鑽進民主，吸吮著群眾的良知；它在人民尊嚴面前爬過，但只懂得金錢的尊嚴……它活動的結果，是人人染上种族的肺癆。”他的結論是，反猶的綱領必須以它是外國种族為由，從法律上剝奪猶太人的某些特權著手。“但是，毫無疑問，最終的目標是要堅定不移地將猶太人Ｅｎｔ 𠮨eｅｒｎｕｎｇ”（Ｅｎｔ 𠮨eｅｒｎｕｎｇ一詞可譯為“鏟除”、意味著從德國驅逐出去，但更有可能是“斬斷”，就是說，把猶太民族除掉）。 這是已知的希特勒的第一份政治文件，而他也第一次成功地將他對猶太人的仇恨變為一部實實在在的政治綱領。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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