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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步入這一小群人的圈子里時，關于政党或運動，這是不會有什么問題的。”但是，那年秋天，工人党真正給予希特勒的卻是宣傳他的思想的講台。就像在曼納海姆的小書房里他曾首次發泄他的仇恨和披露他的希望一樣，這一小撮心怀不滿的人給了他所需要的動力。 他的第一個任務，是要把基本上是個辯論性質的社團變為一個政治机构。“代表全党的委員會實際只有７人。它不外乎是個小俱樂部的領導机构而已。”在報紙描述那些日子的故事連載中，希特勒風趣地回憶說：“１９１９年的慕尼黑日子很不好過。昏暗的燈光，垃圾成堆，騷動，穿著破舊的人們，窮困的士兵，總之，這是４年戰爭和革命丑聞惡果的圖景。” 在羅森巴德后屋的會議室里，每逢開會，會議的用燈是一盞昏暗的煤气燈。“我們集會時……是個什么樣子？可怕，軍短褲，染過的外衣，戴得發亮的、五花八門的帽子，腳穿改制的破靴子，手持木棍作‘手仗’。”在那些日子里，這是顯赫的象征，證明他屬于人民。 “我們總是那么几個人……首先是兄弟般的問候；之后，大家便報告說，各地的‘种子’已經播下，甚至生根了；末了，他們便問，我們是否也可作同一匯報。我們常常強調要以一個單位行動。活動費一般僅有５個馬克，而一次活動竟達１７馬克的高峰。” 希特勒最終說服了委員會用召開較大型會議的辦法增加党員人數。在兵營里，他利用連隊的打字机，親自打出了邀請人們參加首次會議的請帖；他還用手寫。在首次會議的當晚，７名委員在等候“預計前來赴會的群眾”。一小時過去了，誰也沒有來。“我們還是７人，原來的７人。”希特勒改變了戰術。請帖是油印的；這次，來了几個人。慢慢地，赴會人數從１１人增至１３人，最后達到３４人。 會議的捐款被用作廣告費。他們在一家民間的反猶報紙上刊登廣告，宣布于１０月１６日在霍夫布勞斯酒館的地下室里召開群眾大會。 如果到會人數如前，這次的費用恐怕已使工人党破產。哈爾雷很悲觀，但希特勒堅持說，會有許多人來的；到下午７時，煙霧彌漫的室內已集合了７７人。對當晚之主要演講人是如何接待的，現已無案可查；但我們知道，几乎就在希特勒踏上安放在主台上的、粗糙的講經台上時，听眾如同“触電一般”。他原定發言２０分鐘，可一講就是半個鐘頭，譴責、威脅和保證之辭，有如流水，從他口中噴射出來。他失去控制，大動感情；當他在熱烈的掌聲中就坐時，已是滿臉汗水了。他雖然精气力盡，卻滿心歡喜，“先前我只內心感覺到的、卻又無法試驗的東西，現在被證實了：我能演說！” 這不僅是他生涯中的轉折點，也是“德國工人党”的轉折點。熱情的听眾當場捐贈了３００馬克；現在，他們有錢刊登更多的廣告和印刷標語口號了。１１月１３日，第二次群眾大會召開了。這次大會是在埃伯爾布勞啤酒廳舉行的，１３０多人（大部分是學生，小店主和軍官）參加了大會。大會發言人共有４人；入場券每張５０個芬尼——這是當地政治活動中的一件新鮮事物。吸引眾人的主要是希特勒。講演至中途，一些鄉巴佬開始高聲怪叫，扰亂會場。幸好希特勒早与軍隊內的朋友打好招呼，所以，不到几分鐘，扰亂分子“便抱著流血的腦袋，滾下樓去。”會議的中斷反而激得希特勒更加慷慨激昂。在講演結束時，他強令大家起來反抗。“德國的慘境必須用德國的鋼鐵打破。那樣的時刻必然到來。” 希特勒再次令听眾傾倒。他演講時用的是原色聲，感情又奔放，這就使他与專講理論的知識分子有很大的不同。有個在場的警察，在蔑視希特勒是個商人后報告說，他“火候掌握得非常好”，必將成為一個“職業的講演宣傳家”。他的呼吁是他的肺腑之言——愛祖國，憎恨帶來１９１８年失敗的猶太人。這种講演方法，以及他所使用的街道和戰壕語言，使老兵們認識到，他也曾分享過机關槍、鐵絲网和肮髒的民主，能体現前線的、神圣的同伴的手足之情。 不到兩星期，另一次熱烈的群眾大會又召開了，參加人數達到１７０。１２月１０日，他們使用了一個更大的酒館——“德意志帝國”酒館。盡管曾宣布大廳內有暖气，群眾還是紛紛离場。這時，几位委員便說，會議開得太勤了。一場激烈的辯論展開了。希特勒爭辯說，在一個有７０万居民的城市里，別說兩星期開會一次，就是每周１０次也開得起。他說，他們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胜利遲早必然到來。他的堅持果然得到了報答。群眾大會的新址坐落在達豪埃大街，靠近兵營。開會時，士兵們蜂擁而來，使參加人數突破了２００。 希特勒的飛黃騰達，使其他委員深感不安。他們反對他那火山爆發式的、輕松活潑的風格。另外，由于吸引了大量粗魯的軍人，他正在改變整個組織的面貌。他們害怕党被毀滅。德萊克斯勒雖然也同樣憂慮，但他堅信，希特勒是党的希望。在他的支持下，希特勒當上了党的宣傳部門負責人。提拔后的希特勒，對党務之低效提出了更嚴厲的批評。沒有辦公室和設備，党怎樣辦公？他親自動手，在他被介紹入党的地方斯特納卡找了一間辦公室。這間房子很小，做過酒室。房租也便宜，每月才５０馬克；房東將木隔板拆除使它“更像殯葬大廳而不像辦公室”時，委員會并未抱怨。他用梅耳上尉給的錢和党的基金，在室內裝了電燈和電話，還配備上桌椅、書櫥、碗櫥等家具。希特勒的下一個措施是雇請經理，全天辦公。他在兵營找到一個中士，此人“正直、絕對忠誠老實”。上班時，他把自己的艾德勒牌的手提打字机也帶來了。 那年１２月，希特勒要求對党的組織進行全面改革，將一個辯論性質的社團改造成一真正的政党。由于他們滿足于一個极右的小組，大多數委員均反對改革。他們不像希特勒那樣能看清宣傳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推翻魏瑪共和國的手段。辛勤操勞的德萊克斯勒再次支持希特勒。在德萊克斯勒家里，兩人積极草擬党的計划和綱領，一討論就是几小時。他倆的關系主要是靠對猶太人的不信任和仇恨來維持的。据德萊克斯勒說，因為猶太人和工會的關系，他几度失業，后來成了“激進的反猶主義者和反馬克思主義者”。他住在舒适的尼姆芬區，希特勒常坐電車去他那里。兩人常埋頭工作，連吃晚飯都得德萊克斯勒太太几次三番來叫。“我的小姑娘常爬在希特勒的膝上，”德萊克斯勒回憶說，“她知道她是受歡迎的。”對她，他是阿道夫叔叔。 １９１９年末的一個晚上，希特勒“夾著一大捆手稿”來到德萊克斯勒家里。這是党的綱領草稿。兩人埋頭工作了几小時，將它“壓縮”到盡可能簡單。“告訴你吧，我們絞盡了腦汁！”德萊克斯勒回憶說。直到次日早晨才搞完。希特勒跳了起來，以拳擊桌。“我們的這些意見”，他喊道，“可与惠登伯格門上的路德的牌子相抗衡！” 綱領包括了２５點。希特勒要求在群眾大會上予以公布。 可以預言，委員會是持反對意見的。他們不但反對里邊的許多觀點，而且還反對召開群眾大會。德萊克斯勒起初也表示怀疑，后來終于同意了希特勒的意見，再次開會時全力支持了他。反對派的意見被否決，于是開會日期便定了下來：１９２０年２月２４日。 用醒目的紅字印制的標語口號、路牌等遍布慕尼黑。此時的希特勒倒害怕起來了，他怕自己的演講會使“群眾打哈欠”。大會定在晚７時３０分開始。７時１５分，當希特勒步入霍夫布勞斯酒店的宴會大廳時，他發現，廳里擠得滿滿的，約有２０００人。他高興得“心都快跳出來了”。尤其令他高興的是，与會者約半數以上是共產党人或獨立社會主義者。他相信，敵對听眾中真正有理想的人是會轉到他這邊來的，而他也歡迎他們搗亂會場。 大會開始了，會場很安靜。主講人是個富有經驗的“民間”講演者丁格費爾德。他拐彎抹角地攻擊了猶太人。他引用了莎士比亞和席勒的話；其攻擊之柔和，甚至連共產党人也未激怒。之后，希特勒站起身來。沒有人高聲怪叫。他穿的是一件老式的藍色外衣，很破舊。看上去他一點儿也不像演說家。開始時，他講得很平靜，沒有什么加重語气之類。他扼要地講了近１０年來的歷史。然而，一旦講到戰后席卷德國的革命時，他聲音中便充滿了感情；他打著手勢，眼睛放射出光芒。憤怒的喊聲從大廳的每個角落傳來。啤酒气在空中飛舞。用橡皮棍和馬鞭武裝起來的士兵們——希特勒在軍內的支持者——“像獵犬一樣迅猛，像牛皮一樣堅韌，像克虜伯公司的鋼鐵一樣堅硬”，急忙投身戰斗。搗亂者被逐出門外。廳內的秩序有所恢复，但譏笑的喊聲仍不斷。希特勒恢复演講，喊聲并未令他目瞪口呆。在曼納海姆的經歷使他習慣了這類搗亂，而他似乎還從里邊吸取了力量。他的精神，還有他的話，令听眾感到溫暖。听眾開始鼓掌了，掌聲湮沒了怪叫聲。他嚴厲譴責當局正在成吨成吨地印刷紙幣，指責社會民主党人只會迫害小市民。“如果不姓漢梅爾伯格或伊西多爾巴赫，這樣的小市民又有什么辦法呢？”這句反猶的行話一出，支持者与反對者的喊聲几乎旗鼓相當；但是，當他把攻擊矛頭轉向東方猶太人時，掌聲便湮沒了喊叫聲。不少人在喊：“打倒猶太人！” 由于不習慣于在如此多的听眾面前演講，他的聲音時高時低。但，即使他經驗不足也引起了人們的興趣。他的真情深深地打動了一個名叫漢斯·弗蘭克的年僅２０歲的學法律的學生。“他首先感到的是，這個人講得很真誠，把自己感受到的東西講出來，而不是在故弄玄虛，把自己還沒有絕對把握的東西告訴听眾。”在第一個演講者用的華麗的詞藻后，他的講演產生了爆炸性的效果。他的話常常講得很粗，但具有丰富的表達力。連前來搗亂的人也不得不洗耳恭听。他深入淺出，聲音清晰，連坐在最遠座位的听眾也能听清。使弗蘭克印象最深的是，他“能使腦筋最糊涂的人也能明白事理……他能抓住事物的本質。” 最后，他將綱領的２５個要點交給了听眾，要他們逐條地“判斷”。這個綱領几乎對每人都給了一點儿什么——猶太人除外。給愛國者的是全体德國人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大帝國；解決人口過剩的辦法是殖民地；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德國應享受平等權利；廢除凡爾賽條約；創建一支人民的軍隊；對犯罪分子進行“無情地斗爭”，以加強法律与秩序。給工人的是廢除不勞而獲；戰爭利潤歸公；無償地沒收土地為社會所有；在大型企業內利潤分享。給中產階級的是，對大百貨商店立即實行社會化，以低廉的租金租賃給小商小販；“大力提高”全國老年人的健康標准。給有“民族”思想的人是，要求將猶太人當外國人對待，剝奪其公開開辦辦公室的權利，當國家發現無法養活全民時則將他們驅逐出境，對１９１４年８月２日后移民入境的猶太人，立即驅逐出境。 每念完一要點，希特勒便停下來問听眾是否明白，是否同意。大部分听眾都高喊同意，但也有有組織的譏笑聲；一反對者還跳上椅子和桌子，以示抗議。手持棍子、鞭子的彈壓隊一次又一次投身行動。希特勒整整講了兩個半鐘頭，待他講完時，大家几乎一致同意他講的每一個字。大會結束時，掌聲雷動，而年輕的弗蘭克則相信，“如果有人能掌握德國的命運，此人就是希特勒。” 對希特勒而言，那晚上的大會，包括反對派的搗亂在內，是個完全的胜利。當人們列隊离開會場時，希特勒覺得，通向自己的未來的大門終于打開了。“當我宣布散會時，不止我一人在想，狼已經出世了。這個狼是注定要沖進拐騙人民的騙子群的。”他是名副其實的，因為阿道夫——名源于日耳曼“幸運的狼”一詞。從那天气，“狼”，一字對他便有了特殊的意義——在親友中它是外號；對他和妹妹保拉，它是假名；在部隊大多數的指揮部里，它是他的名。 希特勒的崛起并未引起慕尼黑的報紙多大注意，但這次群眾大會對德國工人党而言卻意味著前進了一大步，吸收了１００名新党員。在希特勒的堅持下，造了党員的花名冊，還發了党證。為給人以大党的印象，第一份党證的編號是５０１，以后便按党員名字的字母順序編號。“畫家”希特勒的党證號是５５５。 他開始了新的生活。 他交往的圈子大了，來往的人各式各樣，但都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熱愛日耳曼的任何事物和恐懼馬克思主義。慕尼黑有位內科醫生，他相信星宿的擺動，還宣稱，這給了他在任一人群中辨認出猶太人的能力。更有意思的是恩斯特·羅姆上尉，他是個同性戀者，曾當過連長。羅姆是個模范軍官，是在危險中可以信賴的同志，他長得又矮又胖，頭發剪得整整齊齊，笑起來很是逗人。他是戰爭的活紀念碑：他的鼻尖被打掉，臉上還有一道深深的彈痕，現在在國防軍里當軍官。他曾說過，“因為我是個惡人，又不成熟，所以，更令我感興趣的是戰爭和騷亂，而不是你們市民的平淡無奇的生活。”從兩人首次在一民族主義小組（“鐵拳”）的秘密會議上見面時起，羅姆便堅信，這個勇于獻身的下士是領導“德國工人党”最合适的人選，由于羅姆帶來了許多軍人，他實際上已改變了德萊克斯勒——哈爾雷之組織的工人階級性質。在吵鬧的會上維持秩序的正是這些軍人。鮮血和苦難把希特勒和羅姆兩人緊密連在一起，因為兩人同為建立前線戰士的手足之情立下過汗馬功勞。雖然在不久前羅姆接替了梅耳上尉的職務成了希特勒的指揮官，他堅持讓希特勒對他使用昵稱“你”。這樣親密的關系也導致希特勒被其他軍官接受。 希特勒与作家底特利希·埃卡特的關系更加親密無間。埃卡特曾說過，新一代的政治領袖必須有能力承受机槍的咆哮聲。“我宁愿要一只微不足道的猴子，只要他能對赤色分子作出辛辣的回答，并在群眾向一群學問高深的教授扔桌子腿時不逃跑就行。”另外，此人應是個光棍。“這樣我們便能吸引婦女！”盡管兩人年齡有差距（相差２１歲），背景又不相同（埃卡特是個大學生，有文化），他們結成了好友，并不只是政治上的相識。兩人均是波希米亞人，能講下層社會的語言；兩人均是民族主義者，都憎恨猶太人。埃卡特認為，凡娶日耳曼女人為妻的猶太人都應監禁３年，如再執迷不悟，繼續犯罪，則予以處決。 埃卡特是個浪漫的革命者，善于進行咖啡館爭論的大師。他多愁善感，冷眼看待人生；是個真心實意的江湖術士，常出現于舞台；若有机會講演，不管是在家中、在街頭、還是在咖啡館，他都津津樂道，講得非常出色。他吸毒成癮，又是個酒鬼，他的庸俗系由其社會背景之痕跡使然。希特勒熱衷于与這位熱情的、口若懸河的知識分子海盜相伴，而他則在慕尼黑淫猥的夜晚世界中為希特勒的亨利王子扮演福爾斯達夫的角色（福爾斯達夫系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人物，系吹牛之代表——譯著）。埃卡特成了希特勒的導師。他給了希特勒一件軍大衣，改正他的語法，帶他逛高級的飯館和咖啡館，并將他介紹給名人文士（“這是終有一天要解放德國的人。”）兩人常在一起談論音樂、文學藝術和政治，一談就是几個鐘頭。与這位粗暴的作家的關系，在希特勒身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 霍夫布勞群眾集會后几星期，兩人同往柏林冒了一次險。霍爾德·馮·盧特維茲將軍率領的“精銳自由兵團”，被魏瑪社會主義政府下令解散后，不但沒有解散，反而開赴首都，占領了柏林，并安插了自己的總理大臣——由一個名叫卡普的普通官員擔任。希特勒和埃卡特兩人看到，卡普右派集團的起義具有巨大的潛力，雙雙自愿前往柏林，以便決定是否有可能在巴伐利亞共同采取革命行動。羅姆上尉批准了這一計划，把他們送上一架運動教練机。這是希特勒的飛机。駕駛員羅伯特·利特·馮·格萊姆中尉是戰時的一流飛行員，很年輕，曾獲“飛行大獎”，后來成了希特勒的空軍之最后一個統帥。那天气候很坏，盡管格萊姆的飛行技術高超，希特勒還是不斷嘔吐。由于中轉机場被罷工工人占領，此次的任務險些破產。后來，希特勒急中生智，給自己粘上一道山羊胡子，埃卡特則化妝成小販，這樣，他們一行才獲准前往柏林。飛机在柏林著陸后，希特勒臉色慘白，發誓日后不再坐飛机。 雖然柏林于３月１３日一槍未放便獻出了城門，但他們的胜利卻是空有其名。凡有地位者，誰也不愿在卡普“總理大臣”的內閣任職。這次倉促計划進行的起義，從一開始便是個大失敗，使之失敗的并不是反攻或破坏活動。与全國人民一樣，柏林人反對軍方的高漲情緒，卷進了反對他們的浪潮。他們覺得，再搞革命不行了，所以，當埃爾伯特政府號召舉行總罷工時，工人們全力支持，使卡普政權無法施政。電力被切斷，電車和地下交通停頓；全城無水，垃圾在街上腐爛；商店和辦公室關門，只有在黑暗中或在燭光中進行的柏林的夜生活，未受影響。這种腐敗的現象系由一部拍得過分的電影所致；該電影寫的是一群１１歲的小妓女，濃妝艷抹，与穿著高筒皮靴的亞馬遜人爭風吃醋的故事。城內仍有供各种口味、各种“嗜好”的人享用的咖啡館和餐館——有男性同性戀者、女性同性戀者、裸体成癖者、虐待狂和被虐待狂。裸体已成為艷事，而藝術所追求的又是淫猥、幻想和厭世之最。柏林是靆靆派藝術家之活動中心，該派詩人霍爾特·梅林用辛辣的諷刺口吻和俚語寫了一首詩，為柏林人描繪出一幅可怕的未來的圖景： 快來呀，孩子們， 讓我們歡快地赶赴屠場， 勒緊褲帶，赶走猶太狼。 帶好毒气和卍字章， 到人群中去殺一場！ 埃爾伯特政府的大罷工竟成了弗蘭肯斯坦的妖怪。卡普的力量被粉碎了，卻為左派的另一次叛亂浪潮開辟了道路。共產分子在德國全境掀起的混亂已達到這种程度，以致埃爾伯特總統不得不出面懇求數天前离政府拂袖而去的馮·塞克特將軍擔任全体武裝力量的總指揮，以粉碎赤色分子的叛亂。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重新糾集剛被解散的“自由兵團”。事件与發展确實令人哭笑不得：昨天的叛軍今天卻被召來加強法律的秩序。這也是一場只有靆靆派劇作家才寫得出來的鬧劇：埃爾伯特發給“自由兵團”的獎金，恰好是卡普政權曾答應獎給他們去推翻他的政府的獎金。 擺在改組后的“自由兵團”面前的任務是艱巨的。在薩克森，蘇維埃共和國已奪取了政權；至３月２０日，一支擁有５万名工人的紅軍已占領了魯爾區的大部地域。同一天，共產党的《魯爾回聲報》宣布，胜利的紅旗必在全國飄揚。“德國必須成為蘇維埃共和國，与蘇俄聯合，成為世界革命和世界社會主義胜利的跳板。” ４月３日，“自由兵團”橫掃魯爾區，消滅了紅軍的据點，殘酷地對待未被消滅的紅軍。“如果告訴了你們”，“自由兵團”一名青年士兵在家書中寫道，“你們會說我在撒謊。決不饒恕……我們甚至槍殺了１０名紅軍的紅十字會護士，原因是，她們身上帶有手槍。我們將這些小姑娘殺了，殺得很開心——她們是怎樣喊叫，怎樣哀求饒命的呀！絕對不行！帶槍的就是敵人！” 當希特勒和埃卡特從慕尼黑乘著令他們惡心嘔吐的飛机來到柏林時，卡普起義已近尾聲。他們從机場直接前往帝國總理府，与卡普的新聞代表、匈牙利猶太人特萊比希·林肯進行了交談。此人是個冒險家，又有點流氓習气——在紐約，他曾被當作德皇的奸細逮捕。他告訴他們，卡普人剛剛出逃，他們還是不要暴露身分為好，免得被人逮捕。据稱，當發現管事的是個猶太人時，埃卡特抓住希特勒的胳膊說：“走吧，阿道夫，在這儿沒有什么事可干了！” 但是，為了見到他們心目中的英雄魯登道夫，他們還是到了首都。平時，魯登道夫正准備喬裝南逃，并与許多觀點相同的北德人磋商，其中包括“鋼盔”党人，由老軍人組成的超級民族主義集團成員，以及大量得到工業家資助的“民間”組織的領導人等。埃卡特還將他的學生介紹給鋼琴制造商的夫人赫侖·貝希斯坦主辦的沙龍。一見面，她立刻為“年輕的德國救世主”所傾倒，并答應將他介紹給她圈子內其他有影響的人物。 ３月３１日，希特勒回到了慕尼黑。同一天，他成了一名平民。這可能是出于自愿，但更有可能是授權這樣做的。他打起背包，領取了５０馬克的退伍費，以及一件大衣、一頂帽子、一件外衣、若干條短褲、一套內衣、一件襯衣、若干雙襪子和鞋。他在德爾希大街４１號向人轉租了一間小房。這是個中產階級的居住地，靠近易薩爾河。這里大都是三四層樓的建筑物，樓下是商店或辦公室，樓上是小單元房或單身房。 希特勒的房子很小，長１５英尺，寬只有８英尺，比他在曼納海姆住的房子大不了多少。這是本樓最冷的房子，据房東埃爾蘭格說，“租這間房的客人有些人住病了。我們現在用它作雜物間，誰也不會再租它。” 希特勒選擇的住房离《慕尼黑觀察家報》只有一箭之遙，這決不是偶然的。這家報紙已易名為《人民觀察家報》，繼續充當反猶反馬克思主義者的喉舌。希特勒的反猶思想大都由這家報紙反映出來。例如，不久前，這家報紙在頭版頭條刊登的標題是《給猶太人一點顏色瞧瞧！》作者認為不管措施如何殘酷，都應把猶太人從德國全部清除出去。這些文章大都出自俄國逃亡者之手，希特勒從中獲得了不少有關共產主義越來越危險的情況。 他自己的首要目標卻是猶太人及和平條約，其次才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斗爭。對于德國共產党人之獻身精神，他和埃卡特均多少表示欽敬，恨不得把他們爭取過來。在一起題為《日耳曼与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文章中，埃卡特甚至推荐過他稱之為“日耳曼布爾什維克主義”。一次，在演講時（希特勒坐在他身旁），他對參加党內會議的人說，德國的共產党人是有理想的，他們不自覺地在為拯救德國而斗爭。 俄國的逃亡分子极力反對這一妥協。無論在文章中還是在談話中，他們關于布爾什維克主義危險之說，對希特勒的影響越來越大。在這些來自東方的“末日信徒”中，最善于說服人的要算是阿爾弗萊德·羅森堡，即那位來自埃斯托尼亞的青年建筑師兼畫家。首次相見時，彼此對對方的印象均不甚深刻。“如果我說他令我傾倒，那我是在撒謊”，羅森堡回憶說。只是在听了他的公開演說后，他才對希特勒入了迷。“這里，我看到了一個前線的老戰士是如何以一個自由人的勇气，赤手空拳地、明确地、令人信服地進行這一斗爭的。在听他講演１５分鐘后，他引起我注意的原因就在于此。” 在爾后的几個月里，隨著羅森堡的文章在埃卡特的周刊和其他民族与种族主義的刊物上的相繼出現，兩人便互相親近，彼此傾慕。給希特勒印象特別深刻的是，羅森堡說，布爾什維主義不外乎是猶太人征服世界之龐大的全球戰略的第一步而已。最后的“證据”是在具有歷史意義的霍夫布勞斯大會后一天拿到的。那天，《人民觀察家報》發表了《复國長者之議定書》。這份議定書被認為是“复國長者”在瑞士的巴塞爾舉行的。旨在陰謀征服世界的２４次秘密會議的書面報告（*這份“議定書”是在反猶主義的溫床法國草擬的，草擬人是沙皇的奸細，几年后即在１９世紀末發表于俄國。在德國首次發表的時間是在停戰協定簽訂后一年，發表在一俄國移民雜志上，未產生重大影響。它原是業余的偽造文件，卻被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捧為福音。在俄國皇室被屠殺后。在埃卡特林堡沙皇之住地發現了一份《議定書》、一本《圣經》和一本《戰爭与和平》）。《議定書》是希特勒對猶太人存在偏見和恐懼之佐證，也是他与羅森堡的關系之轉折點。此后，希特勒便將羅森堡關于警惕布爾什維主義之說牢記在心，而迄今為止仍屬枝節的共產主義問題，也逐漸在党的信條中加重了份量。 接受《議定書》的也絕不止希特勒一人。那年５月，倫敦的《泰晤士報》發表一起長文，該文聲稱，此《議定書》系猶太人為猶太人而寫的真實文件，應認真對待。反猶主義原系主張信奉基督教的人們首先鼓吹的；《議定書》不僅在全歐各國流傳，而且流入并發表在南北美洲，這就加劇了心怀惡意的反猶主義。几世紀來，天主教徒們所受的教育是，耶穌是被猶太人殺害的；第一個新教徒馬丁·路德也攻擊說，猶太人不僅把上帝變成了魔鬼，其本身就是“瘟疫、流行病、不折不扣的災難。”總之，猶太人是基督教和全世界的大敵，必須用斷然措施予以對付。 希特勒對猶太人之仇恨，主要來自他自己在戰爭的末期以及爾后的革命時*？所作的觀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希特勒此時的房東埃爾蘭格竟是個猶太人，而他也有愉快的回憶：“我常在樓梯和門口碰到他——他總在往本子里寫什么……他從未使我感到，他將我另眼相看。”）而他從羅森堡、圖里會、或從戈比諾，路德以及其他著名的反猶主義者那里得到的東西，僅僅支持了他自己的結論而已。從這些人那里，他不過是取自己之所需罷了。或許，給他影響更深的還是那些小冊子和滿嘴噴毒的、反猶的低級右派報刊。自早年（在維也納）以來，他對這些低級下流的文章就生吞活剝。這些低級文學所播下的种子，終于在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３日在慕尼黑著名的霍夫布勞斯群眾大會上結出了果實。 他以《我們為何要反對猶太人》為題，滔滔不絕地講了兩個小時。一開頭他就明确宣布，只有他的党“才能將你們從猶太人的權力中解放出來！”他詳細地闡述了猶太人如何自中世紀以來就在污染社會。他的演講雖沒有什么獨創和韻律，宣傳效果卻非常顯著。他的反猶思想原是出自他個人的東西，并非是歷史使然，但他卻有將歷史事實与眼下發生的事件巧妙地結合起來、恰到好處地煽動仇恨情緒的天才。他的話常被表示贊同的掌聲和笑聲所打斷，听眾十几次為他熱烈鼓掌。當他把猶太人視作游牧民族，專干“攔路搶劫“的勾當時，听眾的反應尤其狂熱。 与其精心策划的譴責相比，希特勒早年對猶太人的攻擊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他首次公開攻擊說，猶太陰謀具有國際性，他們所主張的各民族一律平等以及國際團結，不外乎是瓦解其他民族的士气的陰謀。先前，他稱猶太人為卑鄙、不道德和寄生虫；今天呢，猶太人成了破坏者、強盜和企圖“破坏所有民族”的害人虫。希特勒號召全面頑強奮戰。東西方的猶太人，不管是好是坏，也不管是貧是富，統統都一樣，毫無區別，因為這是反對猶太种族的戰斗。“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一口號已不再适用。戰斗口號應該是“全世界反猶的人們聯合起來！”，“歐洲人民求解放！”總之，希特勒所要求的是“徹底解決”。這點他雖提得模糊，但很凶惡：“把猶太人從我們人民中間清除出去！”在反猶道路上，希特勒早已邁出了一大步。當年早些時候，《慕尼黑郵報》對希特勒摹仿并嘲笑猶太人一事覺得好笑，“阿道夫·希特勒活像個喜劇演員，他的演說像雜耍。”而這次的演說使這家報紙清醒一些了，它承認了希特勒在講壇上的魔力。“你們必須相信，如果說希特勒有件事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在慕尼黑，鼓動暴民最有能耐的就是他。” 然而，他遠不止是個搗亂者，也不只是對种族主義者發出號召。對他之采取積极行動反猶的號召感興趣的，還有那些以建立大帝國為其最終目標的人們——受人尊敬的中產階級的中年市民們。早在１９１３年，這些人對“泛德團”總裁漢利希·克拉斯所講的一席話就深信不疑。“猶太民族是一切危險之源。猶太人与日耳曼人水火不相容。”克拉斯聲言，會有人起來領導他們反猶的。“我們在恭候元首！耐心！耐心！他會來的。要堅持，好好工作，團結起來！” 希特勒這一時期的講演提綱表明，他是何等恐懼猶太人。 “嗜血成性的猶太人！斬斷人民的精神領導。俄國的停尸場。” “猶太人作為獨裁者与今日之德國。民主与獨裁之戰斗——不，是猶太人与日耳曼人之戰。這有誰明白？”“通過股票市場和投机產生的和平（通貨膨脹）時期之饑餓？對奢侈品之需求，等等。誰得利？猶太人……為大規模瘋狂所作的滅絕种族之准備——可由大規模之需要——饑餓——加以證明。饑餓歷來就是武器。饑餓為猶太人服務。”“世界革命意味著全世界向世界交易所的主人——猶太——之獨裁投降。” 從這些引語中可看出，希特勒之恐懼与仇恨正在發展成為一种政治哲學。与此同時，尚處于朦朧狀態的外交政策概念也在形成。那年９月，他對听眾說：“我們的手腳被捆住了，嘴巴也被堵住了。即使喪失了抵抗能力，我們也不懼怕与法國交戰。”此外，他還考慮了与外國結盟問題。不久他宣稱：“對我們說來，敵人端坐在萊茵河彼岸，不是在意大利或別處。”還有，他首次公開攻擊了猶太人的國際主義——這也許是受羅森堡和《議定書》的啟發的結果。他把猶太人与國際主義等量齊觀，選擇意大利為盟國以反對法國；這些雖是初步的概念，但卻也表明，他正為制定一個既合乎邏輯又行得通的外交政策而嘔心瀝血。他從硝煙彌漫的戰場上帶來的是前線戰士固有的信念与偏見；從一系列給人們帶來創傷的紅色革命中得出的是老百姓的固有的信念与偏見。現在呢，他終于在梳理自己的系統了。但是，他的首要目標，即自從他在維也納的苦難歲月中掙扎時平時隱時現的、對猶太人的仇恨，卻完全不是固有的。 在實際政治領域內，阿道夫·希特勒在加快步伐。几乎是赤手空拳，他擴大了党的基礎——這個党現在已以“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党”命名。他希望，這個名字將給人們以鼓舞和激勵，嚇倒膽小鬼，吸引那些愿為自己的夢想而流血的人們。 出于同樣的精神，希特勒堅持自己的党旗要能与共產党鮮紅的旗幟并駕齊驅。“我們所需要的旗幟要紅得超過他們。” 德萊克斯勒回憶說，要超過赤色分子，但“又大不相同”。最后，有個來自斯坦伯格的牙醫交來一面旗幟，是當地党建立時使用過的一個卍字，背景是黑、白、紅三色。卍字——在梵文中其意為‘包羅万象’——長期以來就是條頓武士的標記，蘭斯·馮·萊本弗爾斯使用過，“圖里會”使用過，“自由兵團”許多單位也使用過。多少世紀以來，它不但代表歐洲人，而且也代表北美一些部落的日輪或生命之始末。此后，也許是永遠，卍字將得到某种罪惡的涵義。 卡普起義，以及德國中部之共產政權之被消滅，使社會主義事業搖搖欲墜。埃伯特及其“社會主義多數派”，由于采取机會主義的立場，利用“自由兵團”的部隊去反對普爾區的工人，使他們与左翼“獨立社會主義者”之間的鴻溝加深了。１９２０年秋初，叛逆者——內部又分裂為親共和反共兩派，兩派齊鼓相當——在哈勒集會５天，目的在于決定“獨立社會主義党”未來之發展方向以及該党与第三國際的關系。大會的發言者，最鼓舞人心的是第三國際的總裁、來自莫斯科的格利戈里·季諾維也夫。蘇維埃派他前來的目的，是要把人數几乎達９０万的德國社會主義者推向极左。在長達數小時的發言中，他講的“是有點結結巴巴的德語，其結果卻提高了他的講話效果”。他的演講，博得親共分子的熱烈掌聲。 接著，左右兩翼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有些觀察家覺得，后者的論据比較充足，但世界革命的思想卻又令人興奮，無法抗拒。會上，２３７票贊成加入按列宁的條件組成的第三國際。投票反對的有１５６人，投票后，他們集体退場。未退場者，大多數變成了共產分子。 有個代表帶著惊詫和覺醒离開了哈勒。此人名叫奧托·斯特拉塞。在听季諾維也夫演講時，他越听越煩，越听越擔心。他說，“听來像是新的救世論”，由莫斯科統治德國。斯特拉塞及其一個兄長格里戈爾曾長期抱有社會主義夢想，兩人均准備毅然承受激烈的改革——但不是受外國左右的改革。他們所追求的是德國式的社會主義。這點，奧托覺得，只有在革命的“獨立社會主義党”人中才能找到。 在哈勒大會后，奧托成了無党派人士。他心煩意亂，便決定前往蘭舒特与其兄長磋商。格里戈爾組織了一支“自由兵團”式的私家軍，擁有步兵、炮隊和一個机槍連。格里戈爾承認，沒有什么比俄國人更危險，但又沒有哪個政党能成功地反對他們。“光說一點用也沒有”，他說，“只有行動。”關于這個問題，馬上有兩個重要的客人前來討論。 据奧托·斯特拉塞說，次日上午，一輛大轎車在他哥哥的藥店前停了下來。車內出來兩個男人。奧托認出了第一個，是所有民族主義者心目中的英雄魯登道夫。在他身后不遠處，有一個臉色蒼白的青年，他留著一把又粗又短的胡子，身穿一套不合身的藍外衣，“像營長的通訊員”。此人就是希特勒。“我們必須把所有民族主義的團体團結起來”，魯登道夫將軍宣稱。政治訓練嘛，由希特勒先生負責。魯登道夫本人則接管這些民族主義組織的軍權。他要格里戈爾本人及其突擊隊“服從我的指揮，并加入希特勒先生的党”。 希特勒答應讓格里戈爾擔任全國第一個區党部領導人，并將下巴伐利亞交給他，奧托對希特勒卻全不以為然。他插嘴問道，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党的綱領是什么？“問題不在于綱領”，希特勒說。唯一的問題是權力。奧托對此反駁說，權力不過是實現綱領的手段罷了。“這些都是知識分子的意見”，希特勒簡略答道，“我們需要權力！”很明顯，希特勒并不喜歡奧托，片刻后便指責他与赤色分子同流，反對卡普政權。 奧托立即予以反駁。自稱為國家社會主義者的人，怎么能支持像卡普那樣的反動分子？他解釋說，他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曾在柏林奮斗，就像希特勒曾在慕尼黑反對蘇維埃統治一樣。各自的道路似乎都是正确的；他才是真正的國家社會主義者。 魯登道夫插話了。“民族主義反對派的政治不可能是共產主義政治”，他說，“也不可能是資本主義政治。”他當輜重兵監時，比諸工人、資本家的麻煩還多些。他這一席惊人話頓時使空气為之一新，會晤也就在友好中結束——但格里戈爾未作肯定的答复，他要思考一番。當晚，格里戈爾對弟弟說，他已下定決心与魯登道夫和希特勒會師，即使他對希特勒的印象不深。“將軍會恰到好處地使用他的”，他說，“在這方面，我信任魯登道夫。” 希特勒拒絕向奧托·斯特拉塞透露党綱，其原因不在于他沒有或難于啟齒，而是因為他太頑固，不愿与曾反對過卡普的“賣國賊”討論這一問題。還有，希特勒此行的目的是要爭取格里戈爾和他的部隊。在分別時，他感到，這兩者最終肯定會加入他的陣線。格里戈爾·斯特拉塞与他同屬一种人：上過前線的下級軍官，与他一樣，也曾獲得一級鐵十字勳章；很明顯，他也是個有信念的人；是個熾烈的民族主義者，既反對馬克思主義也反對資本主義，且認識到，猶太人是這兩者的“脊骨和大腦”。 自他加入小小的德國工人党以來，爭取格里戈爾·斯特拉塞不過是希特勒完成的一項業績而已。不到一年時間，他不但改變了党的性質，而且還將党員人數提高到近３０００。他把所有時間都奉獻給了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党。他到處游說，使他本人和党均相當出名。他曾作為主講人出席過約８０次群眾集會，在卡普起義期間曾与埃卡特一同前往柏林，曾在國家社會主義者薩爾斯堡大會上講過話。 講壇上所取得的成功并未沖昏希特勒的頭腦。其實，他常在自己室內踱來踱去，不斷向他的警衛烏爾里希·格拉夫（原是個屠夫）抱怨自己無能，“不能出去，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訴人民，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告訴他們。能講演就好了！能講演就好了！”他常常這樣高喊。由于對自己的講演方法和群眾大會的掌握方法均不滿意，他便頑強地對這兩者實行改進。為此，他參加過對手的群眾集會，并發現對方的主講人在演講時，“其風格有如妙語連篇的報刊文章，又有如科學論文，沒有激烈的言辭，還不時有些小笑話。”這种冗長的集會使他懂得了該忌諱的是什么。他把自己的講演搞得既生動活潑又具有鼓動力。气氛也是實事求是而親切，常有免費的啤酒、香腸之類供与會者享用；有時，若党的經費許可，還有手風琴演奏和民歌助興。然后，心理上的火候一到，希特勒本人便在奏樂聲中和舞動的卍字旗群中出場。通常，他開講時總是心平气和。然后，如同一個演員一樣，他善于覺察听眾的感情，按听眾的需要調整齊講演方法与內容，使會議達到高潮，使听眾几乎無法控制其熱情。 群眾集會的成功并未使希特勒滿足。他需要一個更寬闊的論壇——一份自己的報紙。原來那份《人民觀察家報》由于誹謗言論太多，早已處于破產邊緣。這份報紙正是他所需要的，而財政危机也正是他所期待已久的時机。１２月１７日清晨兩點鐘，希特勒突然闖到埃卡特的住處，激動万分地宣稱，由于債務過多，必須將《人民觀察家報》賣掉，但有落入外人之手的“危險”。有個分裂主義者企圖將它買來作為宣傳自己的綱領的論壇。党必須將它買過來。出价是便宜的——僅１８万馬克。希特勒确信，埃卡特肯定能在有錢的朋友中湊足這筆款子。 次日上午８時，德萊克斯勒出現在埃卡特的門前。對一個具有后者的生活習慣的人來說，這是個有苦也難言的時刻。“起初”，德萊克斯勒回憶說，“他發了一通脾气。后來，我們便一同外出。”至中午時分，他們已從馮·埃普將軍處（埃普的“自由兵團”各部曾于１９１９年協助推翻了慕尼黑的蘇維埃政權）募得６万馬克，從其他捐款人中（包括一名反猶的醫生在內）募得３万馬克，德萊克斯勒本人承擔了該報１０万多馬克的債務。當日下午４時，購買《人民觀察家報》之登記手續便辦理妥當。到此時，希特勒及品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党——主要是靠了一個行為古怪的作家和一個工具制造者的幫助——已為下一步的躍進作好了准備。 一個月后，即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２日，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党在慕尼黑召開了第一屆年會。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里，在巴伐利亞的右派政治力量間，党已發展為一股具有相當實力的勢力。這主要是因為希特勒具有磁一般引人的個性和迷人的精力。還有，希特勒之講演才能，把原來的組織從清談引向行動。大多數党的創始人，包括德萊克斯勒在內，對這一轉變都倍感關切。他們雖然感激希特勒為毫無生气的党帶來了活力，但又覺得這是否值得。在极短的期間內，希特勒便占据了統治地位，得到周圍人們的支持。這些追隨者——羅姆、斯特拉塞兄弟、羅森堡——帶來的，可以肯定，是暴力的預兆。希特勒的許多私交和同人，對這個老兵都非常反感，他們覺得，他的波希米亞同僚太多了。還有，哪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會与銀行家、企業家以及像貝希斯坦那樣的社會主義者保持如此親密的關系？ 表面看來，第一屆年會似乎是希特勒發動叛亂，公開奪權。垂手可得的權力是合乎邏輯的。因為只有４１１名代表響應前往慕尼黑的號召，希特勒耐住了性子；另外，關于政策和策略方面的越來越大的分岐，普通党員也不甚了解。因此表面上，大會似乎仍很團結，但知情人卻明白，大會在明爭暗斗，于是，大家便齊心協力，准備１２天后讓希特勒在濟爾庫斯·克羅納成功地露面。 那年冬天，日子特別難熬。在德國全境，搶糧事件此起彼伏。巴黎“盟國最高軍事委員會”向德國索取巨額戰爭賠款更加劇了社會混亂，處于破產邊緣的德國，支付１３４０万金馬克的戰爭賠款。許多人已在寒冷中生活，餓著肚子。据信，年工資額僅夠工人糊口，連中產階級也得過苦日子。 由于群情激憤，各主要政党均在考慮是否在科尼希廣場舉行聯合抗議示威。這一行動因害怕赤色分子將他們分裂，后來被取消了。２月１日，希特勒要求作出最終決定。行動委員會因組織不充分，答复他們“擬”在一周內舉行大會。“听到這點，我已忍無可忍，決定獨自舉行抗議示威大會”。當日中午，希特勒便在皇冠馬戲院訂好了次日晚上的大會場地——經理是党員，据說，他向希特勒收費低廉，甚至免費——之后便口述了一份華而不實的海報內容。許多忠實的党員都為之作嘔。馬戲院可容納觀眾６０００名，由于時間如此緊迫，不可能有更多听眾前來。 海報直到星期四上午才張貼出去。當日雨雪交加。希特勒本人也為之發愁，匆匆口述了傳單內容，便派人送去付印。下午，他們坐上兩輛租來的卡車，張燈結彩，打著卍字旗，在城里游蕩。每輛車上有１０多個党員，他們一邊喊口號，一邊撒傳單。在慕尼黑街頭出現非馬克思主義者的宣傳彩車，這還是首次。在某些工人住宅區，他們受到的“歡迎”是舉起的拳頭和憤怒的喊聲。 ７時左右，希特勒收到了從皇冠馬戲院打來的、令人沮喪的電話：大廳里听眾寥寥無几。１０分鐘后，情況稍好；至７時４５分，廳內四分之三的座位已被坐滿，其房門口還排著一條長龍。希特勒進入演講大廳時，与一年前的霍夫布勞斯一樣，他“滿心歡喜”。“大廳里擠滿了成千上万的人。它像一顆巨型炸彈，橫臥在我跟前。”整個馬戲院都擠滿了黑壓壓的人群。 “前途或毀滅”——這是他演講的主題。他滿心歡喜，堅信自己的前途就寓于眼前的人群中。開講半小時后，他已与听眾溝通，知道听眾是屬于他的。“自動爆發的掌聲”開始打斷他的講演。之后，會場一起沉寂，极為庄嚴。“在這巨大的人群中，你所能听到的，莫過于呼吸聲。最后一句話一完，場內立刻爆發了雷鳴般的掌聲。人們用最大的熱情高唱《德意志土地》之歌，大會就在一起歌聲中結束。”使人們的感情像洪水般傾瀉出來的希特勒，自己也被此情此景陶醉了。他在講台上呆呆地站立了２０分鐘，目送著人們退場。之后，他”興高彩烈”地出門步入雨雪中，回到自己又黑又冷的小屋內。 希特勒在皇冠馬戲院的表演，在慕尼黑報界既受到嘲笑，也受到贊揚。辱罵和嘉獎同樣令他高興。他覺得他遭受反對和猛烈攻擊的情況也表明，他已打動了人們內心的感情。盡管騷亂由他而出，希特勒卻成了頗受尊敬的民族主義勢力的寵儿。民族主義者當時正把慕尼黑變成其首府，且得到警察局長及其下屬即“政治處”主任的秘密支持。平時，人們紛紛向警方投訴說，當警方未能預先下手時，党破坏了和平，要求保護納粹等等。這兩名官員盡力將這些暴怒壓了下去。“我們明白，這個運動，即國家社會主義工人党……是不該鎮壓的”。３年后當希特勒受審時，他們出庭作了證。“我們确實那樣做了。我們有意克制自己，因為我們在党內看到了德國再生的种子。我們一開始便堅信，這個運動最有可能在深受馬克思主義之害的工人中生根，并把他們爭取到民族主義的營壘中來。我們保護國家社會主義工人党和希特勒先生的原因就在于此”（*保護激進右派勢力的還不止這些人。即使希望遏制希特勒的軍人，以及法官、警官、國家和地方官員，對卷入暴力的民族主義者也表現得相當公正。從１９１９年１月至１９２２年６月，發生在德國的３７６宗政治謀殺案件中，２２宗系左派所作，３５４宗為右派所作。左派平均監禁達１５年之久，而右派卻只監禁１４個月。１０名左派分子被處死刑，右派卻一個也沒有。） 巴伐利亞政府也多少給了他一點官方承認。希特勒和其他党的領導人受到了右派總理古斯塔夫·里特·馮·卡爾的接見。這位總理致力于維持巴伐利亞的奇特的地位，使之免受魏瑪政權的侵犯。巴伐利亞仍保持許多自治權（例如，它有自己的郵政）并繼續抵制愚昧的北方佬發來的任何指示。在這件事上，希特勒与卡爾找到了共同的基礎。雖然卡爾在許多問題上与這個“狂暴的奧地利人”有分岐，但他感到在他自己与魏瑪的斗爭中，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党的這個領導人是有用的宣傳工具。 卡爾的友好接待使公眾注意到，希特勒現在已代表一股政治勢力。這，希特勒是歡迎的，因為他与老頭子的分岐現正向赤熱化發展。由于希特勒本身的吸引力气強和群眾對他們的興趣頗濃，他已變成了知名人物。這情況表明，他不但改變了党原來的目標，而且也有意奪取全權。因此，他的政敵便利用他在柏林之机（他擬在該處加強与保守分子、民族主義分子和右翼激進分子的聯系），与奧斯堡的一群社會主義者結盟。這似乎并無害處，但希特勒意識到，這是狡猾的一招，目的在于削弱他的影響。他急忙赶回慕尼黑，乘其不備，發動反攻。７月１１日，他宣布退党。３天后，他將退党原因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交給全体党員。他提出，除非他出任党的主席并被授予獨裁的權力，否則不再返回党內。“我之所以提出這些要求”，他說，“不是因為我對權力如饑似渴，而是因為近日的事件使我加倍相信，如果沒有鐵一般堅強的領導……党便會在短期內失去平原來的性質：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工人党，不是西方的某個協會。”這是希特勒從戰爭中帶回的思想——領導原則，對指揮官絕對服從——首次明确出現。 希特勒讓委員會在１８天內采取行動。德萊克斯勒怒不可遏，拒絕妥協。由于當時党內又在散發一本匿名的小冊子，形勢便更加嚴重了。這本小冊子名叫《阿道夫·希特勒——叛徒？》是事實与幻想混為一談的捏造，旨在中傷。但是，大部分內容——例如，希特勒稱自己為“慕尼黑之王”，在女人身上浪費了大筆金錢，是猶太人花錢雇佣來的之類——都太荒唐可笑，連作者本人也不會相信。 ８天的期限過去了。德萊克斯勒和委員會仍繼續拒絕行動。看來，希特勒的訛詐是要失敗了，但是，在最后一次的秘密會議上，埃卡特勸說德萊克斯勒妥協奏效。德萊克斯勒繼而說服了其他執行委員，理由是，除希特勒外，他們仍可組成一個小組。于是，他們便正式通知希特勒，答應賦予他所要求的獨裁權，并用華麗的詞藻，請他出任党的主席，以表彰“您之异乎尋常的學識，您為本党之成長作出的不平凡犧牲和光榮的貢獻，以及您之不平凡的雄辯口才。” 為讓希特勒正式就任党的主席，決定于７月２９日召開一次特別大會。大會由一名叫赫爾曼·埃塞的巴伐利亞人主持。盡管希特勒年輕，埃塞成了元首的心腹顧問之一。埃塞喜与女人交往，并以此著稱，希特勒稱他是一條“必須拴鏈的獵犬”。會上，他將希特勒介紹給听眾。接著，希特勒便宣稱，為使本党不致蛻變為茶館，他曾反复進行斗爭。“我們并不希望与其他組織聯合”，他說，“我們堅持讓他們合并進來，這樣才能保持領導權。誰不接受，可以走。”這話是針對奧斯堡小組和其他城外人說的。“我們的運動源于慕尼黑，也要在慕尼黑進行下去。”在結束講話時，他一再重申与德萊克斯勒的友誼，并說，他准備就任党的主席。投票結果是：５４３票贊成，１票反對。 希特勒及其“武裝的波希米亞人”掌握了“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党”的絕對權力后，德國工人党的所有傳統全被拋進大海，因為党的精英完全同意，在舊的基礎上是無法建立新秩序的。党內不允許再出現議會式的辯論和民主的秩序。此后，他們將恪守元首原則。 与此同時，希特勒用不顯示權力的辦法，极力撫慰老頭子。他未頒發總令，也未加強紀律。相反，他于當年夏天在慕尼黑忙著加強党內的支持力量，并悄悄地將原用來維持政治大會秩序的那個召之即來且手段凶狠的小組，擴充為一支組織嚴謹、身穿制服的編外部隊。這支編外部隊于８月初建立，名曰“体操運動師”。据党的一份公告稱，建立該師的目的“是要將青年党員納入一強大的組織，利用他們作為進攻力量，供党指揮。”兩個月后，它獲得了一個較能說明問題的名字：“沖鋒隊”。就希特勒而言，沖鋒隊不外乎是維持秩序的一种政治工具。同時，由于他們身穿制服在街上巡邏，可在熱愛糾察的市民面前，炫耀一番。但是，沖鋒隊隊長羅姆卻將它看作是一支真正的武裝力量，是自己的私家軍。沖鋒隊的核心是“自由兵團”各部，他們對早期的戰歌也略作修改： 頭戴卍字盔， 臂戴黑白紅袖章， 希特勒沖鋒隊， 我們的名字多響亮！ 由于建立了一支私家軍，党這個工具又完全受他控制，希特勒便准備將党引上一條新的、更加“革命”的道路。在爾后數月內，他調唆起一系列的公開挑釁事件。這次騷動開始時，從表面上看，所有行動都是無意的：街上某猶太人受襲擊，不法地揮舞旗幟，散發小冊子，還有一些小的爭吵，等等。然而，繼這些小小的扰亂治安行為后，１９２１年９月１４日卻發生了一件大事，事情發生在“巴伐利亞團”在羅文布勞酒店召開的會議上。“巴伐利亞團”是個聯邦主義者的組織，它接受魏瑪政府的社會綱領，卻反對其集權主義。正當該團的領導人，被希特勒看成是其“最危險的反對派”的工程師巴勒斯特開始演講時，希特勒大踏步進場。在此之前，大批便衣沖鋒隊員已被安插在前排听眾中。見希特勒進來，他們全体起立，高聲喊叫，為他助威。數以百計的安插在听眾中的党的追隨者也加入了助威的行列。赫爾曼·埃塞登上一把椅子，大聲呼喊說，巴伐利亞目前之落后狀態完全是猶太人造成的。此話一出，听眾便同聲高喊，要求巴勒斯特“將發言權讓給”希特勒。為了防止爭吵，有人關上了電燈。結果卻是混亂。燈火重新亮后，沖鋒隊涌上講台，將巴勒斯特團團圍住，將他痛打一頓，并將他拋進听眾席里。 在警方調查此次扰亂事件時，希特勒毫無悔改之意。“沒有什么”，他頑固地說，“我們達到了目的。巴勒斯特沒有講話。”事情并未就此結束。希特勒与埃塞二人得到通知，他們將因扰亂治安而受到審判。對他倆審判所激勵的卻是暴力。１１月４日，當希特勒在慕尼黑的霍夫布勞斯酒館講演時，暴力事件爆發了。晚７時４５分，希特勒進場時，大廳里擠滿了８００多人。婦女們被通知坐在前排，盡量遠离太平門。這番警告并未把馬格達蓮娜·施威耶太太嚇走。她是希特勒住所對面一家蔬菜水果店的老板娘，也是希特勒的忠實追隨者。“我激動過分，并不真正害怕。麻煩就在眼前，這是明顯不過的。廳內多數人都是赤色分子。”事實上，來自馬非工厂、伊薩利亞儀表厂和其他工厂的怀著敵意的工人，在人數上遠遠超過了希特勒的追隨者。另外，党也不再享受巴伐利亞政府的暗中保護，因為總理馮·卡爾已被迫辭職，讓位給了更溫和的溫和派。 希特勒發現，社會民主党人比他來得更早，且占了大部分位子，便下令把所有門關閉。他對沖鋒隊員們（約有５０人左右）說，他們效忠運動的机會到了，“除了死后被抬出去，否則，我們誰都不准离開大廳。”他們的理論是，進攻是最佳防守，所以，一發現暴力的跡象，就立刻襲擊。“回答是三聲‘万歲！’一聲比一聲粗。”希特勒這段帶浪漫色彩的敘述，在他的追隨者的回憶中也得到反映。如同希特勒毫無疑問是這樣看待自己一樣，他的追隨者們也是這樣看待他的：必須靠戰壕里出來、具有鋼鐵般意志的戰士，才能為祖國恢复榮譽和光榮。 正當希特勒朝講台走去時，工人們高聲喊叫，以示威脅。希特勒置之不理，繼續前行。此時，赫爾曼·埃塞已站在前邊的一個講台上，叫大家安靜，准備開會。他跳下台，希特勒登台開講。開始時，會場上傳來“呸！”聲，但是，即使前來譏笑的人們也不得不洗耳恭听。這樣，他便在不受干扰的情況下，講了半個多小時。不過，他的對手們正在等待時机下手——他們把不計其數的啤酒瓶子藏在桌下，以充當武器。猛然間，某人打斷了他的講演，希特勒大聲反駁。大廳內，憤怒的喊聲此起彼伏。有個男人跳上椅子，高喊：“自由！”有個啤酒瓶朝希特勒腦袋飛去。接著又有七八個飛將過來。“蹲下！”前排的小伙子們朝婦女們喊道。施威耶太太應聲蹲下。“除了怪叫聲，啤酒瓶的乒乓聲，扭打聲，被推翻的橡木桌椅聲和木椅的折斷聲，你什么也听不見。廳內，他們大打出手。” 出于好奇，她抬頭一望，只見希特勒仍站立不動，盡管啤酒瓶在他周圍四散亂飛。數量上處于劣勢的沖鋒隊員們，大顯身手，凶狠扭打，不到半小時，敵人全被赶下了樓。看上去，廳內好像剛挨過炸彈似的，桌椅全被打翻，到處都是啤酒瓶。 在嘈雜聲中終于傳來了赫爾曼·埃塞的聲音：“繼續開會。請發言人繼續演講！” 希特勒繼續演講時，他的沖鋒隊員們有的在包扎傷口，有的被抬了出去。希特勒講畢，掌聲四起。就在這時，一位警察急急忙忙跑了進來，大聲喊道：“散會！散會！” 霍夫布勞斯的爭吵向希特勒證明，只有不懼怕使用武力者才能取得成功。那晚的胜利使希特勒及品德國全國社會主義工人党威振四方。但是，隨著党員人數的增加，誠實善良的市民們便要求結束這些不文明的行為。巴伐利亞新政府也急于遏制希特勒，但又需要确實抓住希特勒挑釁的把柄。新政府發給希特勒一張攜帶手槍的許可證，以示公平較量。 他之炫耀武力，是全德國的民族主義者和民眾表示不滿的先兆。那年早些時候，德國拒絕了盟國增加戰爭賠款的要求，法軍和比利時軍占領了杜伊斯堡和杜塞爾多夫，以示制裁。兩個月后，盟國發出最后通牒，要德國每年支付２０億馬克，連同德國出口總額的２５％，作為賠款。通牒還同時威脅說，若不答應，他們便將魯爾區全部占領。 溫和而保守的內閣決意不從，但此時已由政府控制的“中央党”卻屈從于盟國的要求。這個投降行動激怒了像希特勒那樣的民族主義分子。他們發動了一系列暴力行動，包括暗殺“中央党”的領袖、簽署停戰條約的“罪犯”馬西阿斯·埃爾茨伯格等。那些要求維護法律与秩序的德國人，許多都把殺人凶手當作英雄來歡呼。 １９２１年年底，國聯宣布波蘭將收回上西里西亞（五分之四的礦山和重工業均在該處）。這又成了激怒民族主義分子的新的原因。冬季來臨和馬克貶值，以及由此帶來的种种困難，都加劇了德國人的不滿情緒。１９２２年复活節星期天，外交大臣霍爾德·拉德諾突然轉向東方，在拉巴羅与蘇聯簽訂了條約。這又使暴力的气氛加劇。反布爾什維克的希特勒之流，由于不懂得這一聯盟對他們振興帝國的事業所帶來的好處，對此舉憤怒万分。德國從政治孤立中振興，對西方盟國是個嚴重打擊。對此，他們硬是視而不見。 德國与俄國同意恢复外交關系，放棄彼此向對方提出的賠款要求，并恢复貿易。如事先未与對方商量，一方不得与第三方簽訂會影響對方的經濟協定。俄國需要現代技術；德國則決心違背凡爾賽條約限制軍事力量的條款而又不引起設立在其領土上的國際限制委員會的怀疑。列宁早已要求德國協助蘇聯改組紅軍，而國防軍的領導人漢斯·馮·塞克特將軍也巴不得同意。于是，兩國的軍方便加緊聯系，來往密切。小小的德國軍隊開始訓練紅軍，還從中學到了使用特种武器的知識。 這种合作的范圍多廣，影響又有多大，批評拉德諾的人是無法計算出來的。盡管他与蘇聯簽訂的條約給德國的重新武裝帶來了巨大的推動力，他自己卻被要求德國必須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的德國人說成是個赤色分子，原因是他們与蘇維埃人勾結。這是在給他臉上抹黑。事實上，由于他決心遵守在凡爾賽條約中許下的大得可怕的經濟諾言，他早已成了對西方奴顏婢膝的象征。另外，他是個有錢的猶太人，納粹又攻擊他暗中為猶太人統治世界出謀划策。６月４日，這位天才的愛國者被兩名“自由兵團”前成員用強盜式的辦法暗殺。 同一天，巴伐利亞最可怕的行動分子交上了惡運，被捕入獄。希特勒對其追隨者說：“２０００年前，耶路撒冷的一群暴徒也是這樣將一個人拖赴刑場。”話剛說完，他就被拋進斯達德廉監獄，罪名是煽動暴亂。獄卒領他進了一間帶洗手間的牢房，“友善地”指出，這間房子曾有許多名人住過，例如巴伐利亞著名戲劇家路德維希·托馬，革命家庫爾特·埃斯納。拉德諾被害的消息并不使希特勒特別高興。這种孤立的報复行動，在他看來，是微不足道的；此次的行動卻給他上了一堂安全課。此后，他車后裝上了探照燈，使任何跟蹤車輛的司机“睜不開眼”。 由于此次暗殺，魏瑪政府倉促制定了一部《共和國保護法》。這是一部嚴酷的法令，旨在阻止激進右派的恐怖主義。它遭到了巴伐利亞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分子的強烈反對。就在吵得不可開交時，希特勒從斯達德廉出獄。在与狂暴的政治舞台隔絕的期間，他不得不重新檢討其沸騰的思想。在約五星期的監獄生活中，除看書和思考外，別無他事。這使他得以將他對猶太人的憎恨和恐懼變成比較系統、目的性比較明确的理論。一出獄，他便不失時机地參与攻擊《共和國保護法》。出獄當天，他便作了一次生平最鋒利的講演，題目叫《自由國家還是奴役》。表面上，這是針對新法的，實際上卻是對猶太人及其獨霸世界陰謀的痛斥。對猶太人為什么及如何取得了這樣的權力，他使用的材料從未如此丰富，效果從未如此強烈；也從未如此“合情合理”地解釋過。 在布爾格布勞酒店，他對听得津津有味的听眾說，在民族主義和民間力量的理想与國際猶太主義的理想間，一場激烈的斗爭正在全歐洲猛烈展開。社會民主和共產主義的奠基者就是猶太人；控制股票交易所和工人運動的還是猶太人。說到這里，希特勒模仿舞台上的猶太人，作了一個聳肩的姿勢，博得了一陣會心的掌聲。他繼而宣稱，猶太人是破坏者，是強盜，是剝削者。還有，布爾什維克的猶太主義正准備決戰，且怀有兩個偉大的目標：“使國家解除武裝，使人民解除精神武裝。”（*１９２２年時的希特勒，其反猶主義之深度与惡毒，在當年他与熟人約瑟夫·赫爾的一次談話中就泄露了出來。赫爾問希特勒，如果他有對付猶太人的全權時，他將做些什么？希特勒頓時失態。“他的視線移開了我”，赫爾回憶道：“他望著空間，說話聲漸漸增大。他全身抽搐，大聲喊叫，好像我是一大群听眾似的。‘如果有朝一日我真正掌了權，我的第一項也是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消滅猶太人。我一旦掌權，就會大豎特豎絞架，例如，在慕尼黑的馬里安廣場——只要交通允許，就盡量多豎，將猶太人一個個絞死，把他們吊到發臭，能吊多久就吊多久，只要不妨礙衛生。這群解下來后，再吊另一群，如此不斷下去，直到慕尼黑最后一個猶太人被消滅為止。其他城市也將如此效法，直到全德國的猶太人都洗涮淨盡！’”）為此，猶太人就得把敢于公開抗議的人的嘴堵上。 在如此這般地斥責猶太人達一個多小時后，希特勒才轉入正題。“我們知道，今天從柏林傳來的所謂《共和國保護法》，不過是壓制批評、不讓人講話的手段而已。”但是社會主義工人党的嘴是封不住的。他公開號召直接采用暴力。“所以，在本人結束講話前，希望你們中的年輕人做點事情。這有特別的理由。原來的党只是訓練年輕人的口才，我則要訓練他們使用体力。我告訴你們：凡是找不到通向人民命運的道路的青年，在使用了最后的手段后，就會真正找到。如果只研究哲學，在這樣的時刻一味埋頭書本，或在家中爐火旁閒坐，他就不是一個德國青年！我號召你們！加入沖鋒隊！” 他警告說，他們的命運將會十分艱難，贏得的東西沒有，失去的卻是一切。“与我們一起戰斗的人們，得不到什么桂冠，尤其得不到什么物質好處——更有可能在牢房里了卻一生。今天當領袖的，必然要有理想。如果只是為了領導誰去反對誰，那么，一切就好像是不謀而合。”他之為理想而犧牲的號召使听眾歡喜若狂。 在爾后的兩星期里，希特勒繼續不斷攻擊新法，到８月１６日，他成了科尼希廣場群眾示威集會的明星人物，這次大會原系由“祖國聯合陣線”召開，有慕尼黑各愛國社團參加聯合抗議魏瑪政府的新法令的大會。在希特勒一群人到會之前，會場比較安靜。突然，遠處傳來了兩個吹奏樂團的動人的樂聲。接著，一隊隊帶卍字臂章的人們列隊正步進場。他們共排成６個縱隊，打著１５面“社會主義工人党”的旗幟。不到几分鐘，廣場上便擠滿了激動的人群，共有１．５万人之多！ 希特勒走上講台時，掌聲并不熱烈。他沉默地站立了片刻。之后，他開始講演。起初，他講得心平气和，也不怎么動人。熾烈的民族主義者庫爾特·盧德克（那天他首次看見希特勒）回憶說：“一會儿后，他的聲調提高了，几乎到了聲嘶力竭的地步。他的聲調使人感情緊縮，具有超凡的效果。”他似乎是另一個狂人——他擺動一雙小手，閃著一雙鋼藍色的眼睛，似在威脅恐嚇，又似在懇求。盧德克不知不覺便被希特勒迷住了。他如痴似呆，似乎中了催眠術。猛然間，希特勒這個“狂人”，在他眼中成了一位愛國英雄，成了另一位路德。“他在德國男人身上產生的魅力，像是讓他們拿起武器的號召，像是他賴以宣傳神圣真理的福音。”希特勒又得到了一個不加挑剔的皈依者。 當晚，盧德克又听了希特勒一次講演，這次是在濟爾卡斯·克羅納。演講結束后，盧德克經介紹与希特勒相見——希特勒頭發蓬亂，滿頭大汗。肩上披著一种戰壕里使用過的只破又髒的大衣。然而，盧德克所看到的，卻是一個有性格、有勇气的人物。次日，盧德克便”毫無保留地”帶著他的事業投奔了希特勒。他們暢談了４個多小時，然后，庄嚴地握手。”我連靈魂都給了他。” 關于《共和國保護法》的辯論，以及魏瑪和巴伐利亞之間不斷加寬的裂痕，孕育了另一次政變的計划。政變的策動者是慕尼黑一個不知名的保健官員奧托·彼庭格醫生。他計划依靠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党和其他民族主義組織的援助，推翻巴伐利亞政府，代之以前總理馮·卡爾的獨裁政權。 于是，庫爾特·盧德克，即希特勒新近收留的皈依者，便受命前往柏林地區向可能合作的密謀者傳達最后的指示。他越過北德，以“德國的保羅·里維爾的面目出現”，把民族主義者們從床上揪起來——后來得悉，巴伐利亞并未發生任何情況。他乘火車返回慕尼黑——１９２２年９月底——立刻驅車赶到彼庭格的總部，剛好遇上這個醫生。“這就叫政變嗎？”盧德克指責說。但是，“戴著眼鏡，神態高傲”的彼庭格，對他置之不理，坐上“麥塞蒂斯”牌轎車，到阿爾卑斯山度假去了。他的起義消聲匿跡了。只有社會主義工人党准備繼續前進，而他們的領袖卻又被迫躲藏起來。 盧德克在一間破閣樓里找到了希特勒。与他作伴的是一條巨犬和衛兵格拉夫。“我已作好了准備——我的人也作好了准備！”他怒气沖沖地對盧德克說，“從此以后，我要獨行*？事了。”即使無人跟隨，他單槍騎馬也要自己干了。“再不要什么彼庭格之流了，再不要什么祖國社會了。一個党，只有一個党。這些君子先生們，這些公爵爺們和將軍們——他們什么也干不了。我干。我一個人干！” 那年早些時，希特勒曾向阿瑟·摩勒·布拉克（他正在寫一本名為《第三帝國》的書）承認：“你有的一切我都沒有。你為德國的复興創造精神食糧，我不過是個鼓手、一個召集人而已。讓我們合作吧。”摩勒擬議中的是一個民族主義的、社會主義自治國，因而拒絕了希特勒的要求。他對一同事說：“那家伙永遠也掌握不了它。我宁愿自殺也不愿看見他在辦公室里。” 從彼庭格丟臉的起義中得到的教訓使希特勒堅信，他必須作為元首自行其事。這個想法使盧德克非常興奮，并建議党采用墨索里尼的技巧——墨索里尼正力圖使自己成為意大利的領袖。他的法西斯運動是民族主義的，也是社會主義的和反布爾什維克的；他的黑衫党新近還占領了拉維納和意大利的其他城市。盧德克毛遂自荐，愿代表希特勒前往意大利，看看墨索里尼是否能成為有价值的盟友。 在米蘭，墨索里尼隆重地接待了盧德克，即使他從未听說過希特勒其人。關于凡爾賽條約和國際金融問題，他同意希特勒的看法，但在對付猶太人的措施問題上，他卻支支吾吾。盧德克印象最深的是，當墨索里尼被問到假如意大利政府不屈服于他的要求，他是否會動武時，他作了最肯定的回答。“我們將成為國家”，他的口气強硬，似乎他是君主，“因為這是我們的意志。” 盧德克熱情地向希特勒作了匯報。他說，墨索里尼有可能在几個月內奪取意大利。他還證實，法西斯主義与國家社會主義有惊人的相似之處。兩者都是熾烈的民族主義，都是反馬克思主義和反議會主義的，兩者都是為建立一個嶄新的秩序而獻身的。另外，兩個領袖也很相似。兩人都來自人民，都是久經沙場的老將。 最令希特勒感興趣的是墨索里尼擬使用暴力奪取政權。盧德克回憶說：“當他听到黑衫党開進并占領被布爾什維克化的城市，當地守軍保持中立，有些地方甚至還寬宏大量安排黑衫党住宿時，他好像若有所思。”它證明了靠膽略能取得多大的胜利！ 在墨索里尼的成功鼓舞下，加上巴伐利亞全境給他的支持越來越大，希特勒便決心于當年秋天顯示其武力。他選擇了上巴伐利亞一個叫科堡的小城為起義地點，該城位于慕尼黑以北約１６０英里處。那天，當地的几家民間協會組織活動，慶祝“德國日”，主賓是科堡公爵和公爵夫人。兩人均系公開的民族主義者，公爵夫人還是已故沙皇的一個親戚。 他們邀請希特勒前來參加，并帶“若干隨從”。來前他廣義地解釋了這一邀請，于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１４日（星期六）上午，率領近６００名沖鋒隊員（許多人是自費前往），坐上專列，离開了慕尼黑。沖鋒隊員每人帶了兩天的干糧，像過節似的，踏著由４２人演奏的吹打樂的節拍，列隊登上火車。 這群人說說笑笑，像是出發旅行，連希特勒的車廂內也充滿了節日的气氛。与他一起的共有７人，都是他內層的知交和左右手：一個前軍士（梅克思·阿曼），一個摔跤手（格拉夫），一個馬販兼酒吧間保鏢（克里斯汀·韋伯），一個前共產党人兼小冊子作者（埃塞），一個建筑師（羅森堡），一個作家（埃卡特）和一個自封的老事故（盧德克）。盧德克最感興趣的有兩人：一是熱情奔放的埃卡特，“此人之杰出才能与常識，令他人啞然失色”；另一個是羅森堡這個“冰塊！”此人一直目光遲鈍地看著他，好像他不在場似的。 列車在紐倫堡停車半小時，以便讓更多的隨從上車。樂隊再次奏樂，車上的人又叫又喊，還向窗外揮舞卍字旗。好奇的路人都前來圍觀，想看看是什么馬戲團。停在旁邊的另一輛列車內的猶太人，忙向卍字旗做鬼臉。后來將成為希特勒的司机的尤利埃斯·施列克“跳進猶太人群，四面撕殺”，這場熱鬧才得以告終。 列車開進科堡車站時，沖鋒隊人數已達８００。希特勒臉色嚴峻，走下火車，他之所以要把科堡選為戰場，是因為這里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人數甚眾。他要效法墨索里尼將他們從營壘中赶走。才當了兩年巴伐利亞人的科堡人民，見這群人吹吹打打，還打著紅旗，跟著希特勒走上講台，都大吃一惊。樂隊奏起進行曲，沖鋒隊操起正步，開進城里。走在最前面的是８名只穿短皮褲衩的巴伐利亞粗漢，他們身背鐵扦手杖，接著是打紅旗和黑旗的隊伍。希特勒和７名隨從步行在旗隊后邊。最后是那８００人的隊伍，他們或持橡皮棍，或持大刀。其中有些人身穿退了色、打了補丁的灰軍裝，有的則穿著最好的衣裳，唯一共同標志是左臂帶著卍字袖章。希特勒本人与眾毫無不同，只不過他穿的是軍大衣，扎著皮帶，頭戴垂邊帽，腳穿惹人發笑的牛犢皮高筒靴。 一群工人從兩旁涌過來，嘴中高喊：“殺人狂！強盜！江洋大盜！罪犯！”社會主義工人党的党徒們對此置之不理，依舊操著正步。當地的警察將隊伍引至市中心的霍夫布勞斯酒館，然后將大門鎖上，但希特勒卻堅持讓他的人馬在射擊場住宿。于是，沖鋒隊員們又踏著鼓點，重新穿過敵對的人群，朝市郊走去。這時，鵝卵石如雨點般打來；希特勒把鞭子一揮，沖鋒隊員們立即用橡皮棍朝進攻者沒頭沒腦地打去。人群慌忙后退，隊伍這才繼續前進。他們趾高气揚，儼然像初戰得胜的部隊。最自豪的是事事考究的盧德克。他覺得自己已被下層百姓接納。“不管衣著好坏，人人皆英勇奮戰。看到這點，他們也就原諒了我的裁縫。” 次日上午，星期天，左派分子舉行群眾示威，“把納粹赶出去”。抗議隊伍預計一万人，將在廣場上集合，但是，反對派隊伍之大，反而使希特勒破釜沉舟。他決心“一舉永遠鏟除赤色恐怖”，便命令此時人數已達１５００左右的沖鋒隊，取道廣場，朝科堡城堡挺進。中午，希特勒率領突擊隊通過廣場，發現場上只有數百名抗議者。昨天，市民們曾站在人行道上，以沉默的反抗眼巴巴看著沖鋒隊開了過去；今天，窗台上挂出了數以百計的帝國國旗，路上站立著一排排友好的群眾，向戴著奇怪的標記的社會主義工人党的党徒們歡呼。今天，他們成了英雄，因為他們結束了赤色分子在科堡城市大街小巷的統治。“這是你們的資產階級的典型”，希特勒對行進在他身旁的人說，“危險之際是懦夫，事后是吹牛家。” 科堡向希特勒證明，他和他的沖鋒隊可与墨索里尼并駕齊驅。在兩星期多一點的時間后，墨索里尼又樹立了另一個榜樣。１０月２８日，墨索里尼的黑衫党開赴了羅馬（他自己則乘火車），奪取了該城。 ４天后，与通常一樣，埃塞以希特勒之介紹者的身份在霍夫布勞斯的宴會廳里宣布：“德國的墨索里尼名叫希特勒！”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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