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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特勒被捕后的當天清晨，赫侖納·漢夫施坦格爾接到了美國記者休伯特·尼克博克打來的電話。他問是否可与他的妻子多洛綏·湯普遜一同前來烏夫因采訪她一次？赫侖納勉強表示同意，于是便給她婆婆——其父系美國內戰時*？的一位將軍——挂了個電話。 她喜歡各种各樣的刺激。她歷來如此。此次參与時事的机會實在難得，她是不會讓它溜過去的……于是，媽媽興奮极了，提出各种各樣的問題，還談了自己對時局的看法。由于我一言未發，多洛綏·湯普遜大概誤認為我是典型的“德國家庭主婦”。這可在她不久后發表的一起文章中看出（赫侖納·漢夫施坦格爾的審時識度，以及她婆婆及小姑子的喋喋不休，給几位歷史學家造成誤解）。他們寫道，在烏夫因時，希特勒是由漢夫斯坦格爾的母親和妹妹照料的。 會見后，一行人回到漢夫施坦格爾的別墅。趁尼克博克給房間拍照之机，赫侖納將希特勒的手槍和文件偷了出來，放入手提箱，然后陪尼克博克去了慕尼黑，會見了希特勒的律師。“這是他的文件”，她對他說，“請你轉交。讓我們看看有什么情況發生。” 近５００年來，蘭茨貝格這個小鎮在外表上并沒有改觀。它龜縮在萊希河谷，兩邊是叢林密布而陡峭的山崗。自中世紀以來，它一直是反對斯華比亞人入侵的堡壘。因此，它還保留著不少古老的城垣和崗樓。若從慕尼黑前往監獄，人們必須通過萊希河上的一座木橋。所謂的萊希河，其實不過是一條小溪而已，蘭茨貝格監獄就座落在前面的山頭上。這是一座由許多灰白色的建筑物組成的監獄，四周有又高又大的石牆圍繞。它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用來關押普通罪犯，另一部分則用來囚禁政治犯。 在政治犯區，７號牢房的犯人拒絕進食。在牢房內，希特勒卷曲著身子，一言不發。這倒不是因為房子小或不舒适。在曼納海姆時，他的居室還不及這間牢房的一半，在提埃希大街的那間房子也比它陰暗得多。牢房內的白色鐵床，雖然窄，但按其僧侶式的標准，卻也夠舒服的；而那扇加了雙重防護的窗戶不但給室內提供了充足的光線，通過它，還可看到樹木和灌木林等景致比慕尼黑要好看多了。 希特勒左臂疼痛難忍，令他難于成眠。獄醫布里斯坦納發現，“他左膀脫臼，上臂骨折，引起外傷神經痛。”對他的治療雖然未中斷，但按照布里斯坦納的看法，他可能“終生左肩局部僵硬和疼痛。” 然而，令他精神萎靡的卻不單純是疼痛，甚至也不單純是因為醒悟到向柏林進軍已在災難中結束。同樣令他痛苦的是，他覺得自己已被出賣——被三政治巨頭，被陸軍，甚至被命運出賣。還有，統帥府前的潰敗又被報界嘲笑為“渺小的酒吧間革命”，“小學生式的‘紅皮’襲擊”。外國記者把他描述成“魯登道夫的吵吵鬧鬧的小副官”，是皇家政變的爪牙。《紐約時報》還在頭版刊登了他的政治死亡的消息：“慕尼黑起義肯定消滅了希特勒及其國家社會主義的追隨者。”倘若是饑餓和平肉之苦，尚可忍受，而嘲笑從來能深深地傷害希特勒。 他的外表使前來探監的人震惊。他既消瘦又面無血色，几乎認不出來。“我看見他坐在鐵窗前，紋絲不動，像凍僵了似的”，安東·德萊克斯勒回憶說。兩周來，希特勒几乎粒米未進。獄醫警告德萊克斯勒說，如他繼續絕食，就會死亡。德萊克斯勒決心拯救這位曾試圖奪取党的領導權的人物，便返身回到７號牢房，“我說，不管環境看來何等惡劣，他沒有權利認為業已失敗而放棄一切。全党都在看著他，要他有朝一日東山再起。但我的話被當作耳旁風。他完全絕望了。這使我自己也几乎絕望。末了我說，如果沒有他一起前進，我們毋宁死。”德萊克斯勒整整談了１小時又４５分鐘，直至相信他已“使他回心轉意。” 或許，希特勒真的故態复萌，因為几個人都聲稱是他把希特勒從饑餓中解救出來了。其中一人是捷克斯洛伐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党”的創始人漢斯·尼爾希。當他前去探望時，骨瘦如柴、精神不振的希特勒与他打了招呼。尼爾希也責備他不該拋企業已贏得如此眾多追隨者的事業。沒有他，事業便可能從此失敗，党也可能解体。起初，希特勒不住地搖頭，后來，他膽怯地問“誰還會再跟隨一個遭此慘敗的人呢？”尼爾希回答說，起義在事實上已喚起了群眾的熱情。希特勒自己不能失去自我信任；大多數偉大的領袖都是通過失敗才取得成功的。尼爾希說，他這一席話說服了希特勒；希特勒听從了獄醫的勸告，吃了一碗飯。他吃得很香，“之后，他便保證記住尼爾希的忠告。” 拯救希特勒的可能是尼爾希，可能是德萊克斯勒（盧德克說），也可能是貝希斯坦太太，甚至可能是赫侖納·漢夫施坦格爾。赫侖納曾寫信給希特勒道，她在烏夫因阻止他自殺，并不是要讓他在蘭茨貝格獄中將自己餓死；這正是他的宿敵求之不得的事情。“她的勸告扭轉了形勢”，躲避在奧地利的漢夫施坦格爾說，“希特勒對她崇拜得五体投地。起義失敗后希特勒在烏夫因的出現，肯定是借助于她的某种潛意識欲望的組成部分，而她也与他的這种壓抑著的欲望緊密配合。還有，在他所組織的起義被鎮壓后，烏夫因的那間別墅也肯定獲得了一個治外法權避難所的光環。”赫侖納的一席話，毫無疑問，在希特勒身上產生了巨大的效果。曾為他做過許多事情的貝希斯坦太太，其對希特勒的探訪所起的作用也同樣重大。這樣，希特勒當時的情緒，已使頭腦簡單的德萊克斯勒得以用言語將他打動，使尼爾希最終能將他說服。不管是何种情況，在希特勒同意進食之前，他已不准備絕食至死——雖然，他不是主動這樣做的。 希特勒雖停止了絕食，卻不愿出庭受審。開始時，他同意受審，但一旦審問者到來時，他又拒不開口。在絕望中，首席檢察官派了他的助手漢斯·埃哈德前往蘭茨貝格，“看是否能從希特勒口中套點東西出來。”与他的先行者一樣，他也徒勞無功。后來，他与希特勒對面而坐，耐心地与他交談，“語調之友好，如同對一起病馬交談”。希特勒愁眉苦臉，一聲不吭，“目光空虛，有如一只綿羊。”之后，他突然指著堆在桌上的文件尖酸刻薄地說，所有這些官方報告均不能“妨礙我未來之政治工作！” “好，希特勒先生”，埃哈德沉思片刻后說，“你也許討厭書記員。”于是，他便令監獄雇用的書記員退場，并把惹人討厭的文件帶走。室內只剩下他們二人時，埃哈德便改變戰術，說他只是履行公事而已。希特勒先生是否愿意与他討論一下此事？由于被埃哈德的非官方態度解除了武裝，希特勒一改常態，滔滔不絕地將一肚子話全傾瀉了出來。他不但將起義的計划如何制訂、如何執行和盤托出，而且還解釋了為何要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動的原因。他說話時，聲調高昂，臉色鐵青。埃哈德覺得，他好像是在對一大群听眾演講似的。助理檢察官偶爾也給他提出問題。若問題令他難堪，他就悶頭不作答，但几乎就在同時，另一肚子話又爆發出來。回慕尼黑后，埃哈德向他的上級和格奧爾格·尼特哈特（他將是主持審判的法官）作了書面匯報。前者對報告印象深刻，但后者卻說：“希特勒還未把話說完，也許他要把話留在審判時說。”但埃哈德并不以為然。他怀疑７號牢房的犯人是否會有更多的話要說。他忽然想起希特勒話多，便又警告法官說，這樣一個人是無法“將他悶死的。” 阿道夫·希特勒复活的消息，由希特勒的同父异母姐姐安吉拉于次月初證實。她“于１２月初一個天色陰沉、大霧彌漫的晚上”前去探監。她原以為他會意志消沉的。“在我有生之年我永不會忘記這個時刻”，她在給他們的兄弟小阿洛伊斯的信中說，“我与他交談了半個小時，他的精神又跟先前一樣高漲，身体也很好。他的胳膊雖然還會給他找麻煩，但他覺得已复原了。這些日子來，人們對他的忠誠是何等令人感動！例如，在我到此前片刻，有位公爵探視了他，還從Ｂ城万弗里德別墅給他捎來一包圣誕節禮物。他所取得的成就穩如泰山。目標与胜利不外乎是個時日問題。愿上帝讓這一時刻早日到來吧。”這包禮物是瓦格納家送來的。几天后，威尼弗雷德·瓦格納又送來一包，里邊還有一本詩歌。瓦格納太太一點儿也未失去對他的信任。“請相信我吧”，据報道，她曾對一群听眾說過，“不管發生什么事情，希特勒是未來之偉人。為了這一切，他將從德國的橡樹中拔劍出鞘。” 他的种族主義的盟友，對最后胜利仍充滿信心，將隊伍進行了改組。他們所采用的名稱极不惹人注目：“人民歌詠俱樂部”、“人民拓荒先遣隊”、“德國忠實婦女團”、“德國步槍步行團”，諸如此類等等。舊“戰斗同盟”，在羅姆的領導下，更名為“前線社”，也得到了复活（羅姆与另一群起義者一起，被關在斯達德爾海姆監獄）。其目的是要變成一”保護傘組織”，為正在改組希特勒和魯登道夫的領導集團的各种族主義運動組織提供保護。希特勒不喜歡這個主意，但仍把自己看成是希特勒下士的上級的羅姆，對他的抗議置之不理。 希特勒的政党，雖依法被解散，卻仍在暗中活動，活動的中心在慕尼黑。為了繼續進行納粹活動，羅森堡在慕尼黑建立了委員會，但其進程卻因私人爭吵和思想分岐而受阻。羅森堡自認是希特勒的政治繼承人，被放逐至薩爾茨堡的一群人——埃塞、施特萊徹、阿曼和漢夫施坦格爾——卻將他看成是騙子，既不喜歡他，也不尊敬他。然而，這也許又是為何選他的原因。他并不是企圖永久控制党的那种人，也沒有追隨者。另外，也沒有別的人選。戈林仍在奧地利避難，一邊慢慢養傷；施勃納·里希特已死；從蘭茨貝格獄中獲釋后的埃卡特，正在貝希特斯加登病得半死；而德萊克斯勒又不同意希特勒給党所作的指示。有一點希特勒是有把据的：羅森堡非常忠誠。 一天晚上，“通過大雪覆蓋的森林”，他偷越到奧地利，与薩爾茨堡那群人磋商。“我与同志們一一交談，力圖給他們以新的勇气并戮穿各种愚蠢的謠言。”几天后，在自以為已說服了逃跑者的情況下，羅森堡滑雪越過邊境返回慕尼黑。然而，他們卻更加強了自衛的信念：他是個無能之輩。他們開始制訂自己的計划，包括用制造偽鈔或武裝偷運的辦法重建党的財政，和攜帶机槍越境以襲擊蘭茨貝格監獄等。沒有一個計划行得通，包括派遣盧德克前往美國為希特勒籌款在內。“每當我說希特勒是未來的執政者時”，盧德克報告說，“我就遭人恥笑。” 在慕尼黑，人們仍相當器重希特勒。那年圣誕節，參加了運動的一群施霍賓的畫家，在布魯特咖啡館放映了活動畫《阿道夫·希特勒在獄中》，以慶祝節日。帷幕拉開：那是一間牢房，小鐵窗外飄著雪花，書桌前坐著希特勒，低著頭，雙手捂著臉，伴以男聲合唱《沉靜的夜晚，神圣的夜晚》。接著，一個天使將一株五光十色的圣誕樹放在桌上。那人緩緩地轉過身來，露出了臉孔。“許多人認為那真是希特勒本人”，海因利希·霍夫曼（假人是他提供的）回憶說，“整個大廳都在抽泣。”燈光亮后，放幻燈的人注意到，許多男人和女人的眼睛濕潤，慌忙將手絹移了開去。 １９２４年元旦那天，新任負責全國貨幣改革的帝國督察赫加爾馬·沙希特，与英格蘭銀行行長蒙大久·諾爾曼在倫敦舉行會議，德國的財政問題一舉獲得解決。業已將緊急貨幣廢除的沙希特，一開始便坦率地將德國的財政困境告訴了對方。他說，一俟魯爾危机獲得解決，“德國的工業便有可能再度發展。”為此，德國必須有外國貸款的援助，并建立“除帝國銀行外的第二個信貸銀行，即完全以黃金為基礎的銀行。”他說，他可在德國本土籌建這個金本位銀行所需的一半外匯資本。“其余的一半本人擬向英格蘭銀行貸款。” 在他的名叫《老術士》的回憶錄中，沙希特寫道，諾爾曼對此并不感興趣。后來，沙希特宣布，新銀行的黃金資本值兩億馬克，他擬發行銀行支票。“我擬發行英鎊支票”，他說。當諾爾曼在考慮這一不平凡的主意時，沙希特繼續說道：“想想吧，行長先生，這樣一個措施在加強大不列顛全球帝國和德國的經濟合作方面會產生什么樣的前景吧。假若我們想建立歐洲和平，我們就必須從會議決議和大會宣言的局限性中解放出來。歐洲各國必須在經濟上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在４８小時內，諾爾曼不僅以５％的特低利息正式批准了這筆貸款，而且還說服了倫敦的一群銀行家，“只要金本位銀行承兌”，便可接受比貸款數額高得多的支票。大筆只揮了几揮，這位自命為“老術士”的沙希特，便剝奪了希特勒最有潛力的政治武器之一——經濟災難。 獄醫證明，在体力上希特勒是能承受審判的。在１月８日呈報給典獄長的特別報告中，布林斯坦納醫生斬釘截鐵地說，他的病人沒有精神紊亂或精神病的症狀。這位似乎曾受過精神病治療訓練的醫生的結論是，“希特勒任何時候均能自控，其意志及思維能力并未受其疾病之損害，即使他聲稱起義的目標是有不足之處的。” 兩年前，希特勒曾在斯達德爾海姆監獄短期囚禁，這使他受益不淺。同樣，在蘭茨貝格的強化囚禁中，他不得不重新檢討其過去。在安靜的小牢房里，他終于認識了過去的一些錯誤。例如，他曾擬將起義變成向柏林進軍的開端，并效法墨索里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奪取政權。“從起義的失敗中，我吸取了教訓。為民族振興，每個國家必須采取自己的方式和方法。” 他使自己相信，是慘痛失敗的命運拯救了他。“這次起義的潰敗是我們國社党人最大的幸運”，后來，他這樣寫道。他列舉了三條理由：与魯登道夫合作，這本來是“絕對不可能的”；由于党未作好准備，在全德迅速奪取政權必然會導致“最大的困境”；統帥府前１４位同志的“流血犧牲”，最終證明“是最有效的宣傳國家社會主義。” 在過去几星期內，他所作的不只是面對現實，他几乎通讀了所能讀到的書籍：尼采、張伯倫、蘭克、特萊斯克和馬克思的著作。他泛讀了俾斯麥的回憶錄和許多有關世界大戰的回憶錄。“蘭茨貝格是國家出錢供我受高等教育的地方”，他對弗蘭克說——而且是沒有大學教授在那里“裝腔作勢地使人知識化”的地方。“反正，意志力量胜過知識。如果上帝只‘認識’世界，而不是‘用意志造出世界’，今天仍是混沌未開。” 初入牢房時，希特勒只怪自己交了逆運；現在，通過條理化，他認識到，是命運拯救了他。据漢夫斯坦格爾稱（他已回到巴伐利亞），那年１月間，列宁去逝，希特勒也重新确立了自己和德國的命運。列宁之死令希特勒狂喜，他對漢夫斯坦格爾說，歷史正在重复自己。１７６２年，腓特烈大帝（希特勒希望能与他相比）听到俄國皇后伊麗莎白之死的消息時，也是歡天喜地的。他說，“一切都是金色的陽光的時刻到了。”蘇聯將屈服，共產主義的整個結构都將崩潰。 不到１０個星期，希特勒便從絕望的深淵中站立起來。他深信自己將成為德國的領袖，長時間地在考慮國家的經濟問題，甚至想出了（他曾私下對弗蘭克說過）一條讓許多失業工人就業的妙計：建立公路网，使全國更加緊密地聯成一体；大規模生產小型經濟汽車，讓小人物也有能力購買。２月１２日，當他和同伴們一起被押出牢門轉至慕尼黑拘留所時，無論在精神上和肉体上他都作好了受審的准備。審判將于４天后開始，它將決定希特勒之未來。 那時，曾預言此次起義必將失敗的埃伯汀太太，剛好也在慕尼黑寫一起占星文章，他為希特勒作了新的預言：他的慘敗不會使他一蹶不振，相反，他將成為一只鳳凰而飛起。“近日的事件，不單為希特勒此次運動帶來內在力量，也會帶來外在的力量。它將給予世界歷史的鐘擺以巨大的推動力。” ２月２６日上午，如果不是全世界的話，至少在全德國都在注視慕尼黑，因為對希特勒、魯登道夫以及另外８名被告所指控的叛變罪行的政治意義遠遠超過了個人命運的范圍。德國的新生和民主，也与德國最受崇敬的一位戰爭英雄、一位來自奧地利的狂熱者一樣受審。 卡琳·戈林從因斯布魯克在給她母親的信中寫道：“……此時此刻，審判正在慕尼黑舉行……啊，讓上帝保佑他一切順利，平安無事。”此時，她所關心的是穿著最好的衣裳，胸佩鐵十字勳章，正泰然自若地坐在一座紅磚結构的舊建筑物——被遺棄的步兵學校的大禮堂里。希特勒准備以高昂的精神和巨大的決心迎接戰斗。他要成為歌德的“鐵砧或鐵錘”。 在指控中，第一個被點名的就是魯登道夫。然而，很明顯，從審判一開始，希特勒就成了眾目所視的中心人物。第一個被叫上被告席的就是他。從開口辯護時起，很明顯，他就想當鐵錘；他的出庭是想當原告而不是當被告。如同在獄中對埃哈德講話時那樣，他以濃重的男中音闡述了迫使他發動這次起義的原因。他談到了游行，血腥的襲擊，他到烏夫因的出逃，以及他入獄至蘭茨貝格的情況。唯一使他后悔的是，他并未与被屠殺的同志們一樣，遭受同樣的命運。 他承擔了這次起義的一切責任（“那位先生僅与我合作”），但矢口否認他是罪人。他活著的任務是要率領德國重獲舊日的榮譽，重新确立德國的世界地位；他怎么能被作為罪人對待？他這一番話表達了一個虔誠信徒的信念，其效果在主持審判的矮個子法官和檢察長的臉上反映了出來。兩人誰也未對希特勒之原告的態度提出抗議，或試圖以任何方式阻止他滔滔不絕的演講。助理檢察長埃哈德對法官和檢察長阻止希特勒發言也不抱多大希望：尼哈特法官是個熱切的民族主義者，与他一樣，堅信這次起義是“國民的行動”，決心判魯登道夫無罪；因就任此職遭學生攻擊而煩惱的檢察長覺得，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進行這次審判。 如果說法庭上的這些官員受到了希特勒的影響，奧斯瓦爾德·史本格勒則不然。在當天舉行的一次講演中，他嘲笑納粹喜歡旗幟、游行和口號。“毫無疑問，這些東西可使感情得到滿足，但政治卻与此不同”。他把此次審判描繪成為“不足道的希特勒案”。它僅證實了他的觀點：希特勒是潛在的凱撒。 次日，大部分時間都消耗在對其他被告進行訊問上，但到了２月２８日，希特勒再次左右了審判。在閉庭后的一次訊問中，他放肆地描述了柏林和慕尼黑是怎樣受紅色政權腐蝕的。“在慕尼黑，你就可找到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健康群眾的覺醒，我們就永不能從紅色時代中解放出來。”他的話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這更促使他大聲地為其提出向柏林進軍一事進行辯護。 隨著審判的發展，希特勒繼續以其滔滔雄辯和精明戰術左右著法官們。与此同時，魯登道夫成了這出戲中的次要人物，他對其他被告的怨恨也越來越明顯。“希特勒將我引入歧途”，在審判后他向漢斯·弗蘭克抱怨說，“他向我撒謊。在他的發瘋的起義前夕，他告訴我陸軍百分之百支持起義……他不過是個演講家和冒險家而已。”他怨恨的也許是，這位演講家和冒險家，這位可鄙的下士，其行動比這位將軍更像一個傳統的大丈夫軍官。希特勒承擔了一切責任；魯登道夫則不斷地逃避責任。他舉止傲慢，不時謾罵律師和法官，好像這是個軍事法庭，而他是主宰者似的。“他用操場上的語調，斥責法庭”，英國記者Ｇ·霍德·普頓斯回憶道。“每個字都嚴厲粗魯。當他把蠻橫的語調升高時，坐在中間位子上的小個子首席法官全身發抖，山羊胡子也抖動得很厲害，不得不用手將它摁住。” 報界越來越反對這位逆來順受的法官，有些外國觀察家覺得很難相信他們是在審判。３月４日，在巴伐利亞州部長會議上，人們异口同聲地批評尼哈特。州部長施威耶說，被告對陸軍和州警的公開污辱，已构成對州警的人身攻擊。另一位部長怀疑尼哈特是否有能力進行審判。此時，第三位部長宣稱，在上層，尤其是在柏林，人們對審判的方法表示憂慮。第四位部長透露說，他曾親身對首席法官允許希特勒一連講話４小時一事提出指責——而尼哈特僅回答說：“無法阻止希特勒講話。” 每天閉庭后，希特勒便被押回同一樓房的囚室內。就是在這里，那兩個死對頭——羅森堡和漢夫施坦格爾探訪了他。羅森堡給他帶來了不愉快的消息：地下党的一股強大勢力堅持要作為聯合的民間組織的一部分參加春季大選。這個主意對像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即蘭舒特來的吸毒者）那樣的人說來是很具吸引力的，因為這似乎可以把党的活動擴展到德國北部。斯特拉塞爾說服了羅森堡，党應該參与全國的政治，希特勒卻嘲笑了這一主意。他覺得，在國社党處在非法時期并瀕于解体邊緣的情況下，聯合尤其危險。另外，如果這樣做，他就得從獄中授權。狡猾的希特勒明白，他所授以的權力很容易丟失。最安全的辦法莫過于讓党停止活動，待他出獄后再說。希特勒的反對意見是以諷刺的形式表達的：如果党以民間組織的名義參加大選，那是多大的降格！“我告訴他”，羅森堡回憶說，“如果用國社党的名義，准備工作就來不及。我們只須等待，到時再在合法的基礎上將党改組。”羅森堡离去時，認為希特勒已勉強同意，開始為党的一次危險的分裂舖平道路。 漢夫施坦格爾的探訪是很親切的：他把３歲的儿子也帶來了。“小心呀，孩子”，在前往原步兵學校的大樓途中，他教訓儿子說。他們到牢房里去看阿道夫叔叔，不過，某一天他會成為德國的領袖，并把它從目前的痛苦中解放出來的。孩子原以為希特勒是睡在水泥地上，只有老鼠和他作伴。但現實卻令他失望。阿道夫叔叔的牢房俯瞰著一個花園般的后院，非常普通。兩個大人談話時，孩子就坐在一張小桌子上。他們談得非常熱烈。孩子只記得，阿道夫叔叔的嗓門很響，有回音，連小桌子也在顫動。希特勒登上一把椅子，從一個大棕色衣柜的頂端摸出一盒小甜點心，請來訪者喝茶。 盡管官方和非官方的抗議不少，審判繼續成為希特勒的講壇。在３月１１日和１４兩天的判決前審判中，希特勒大顯身手。与英國對手的制度不同，在這种時刻，法律規定可讓被告發表長篇講話并自由向證人提問。于是，希特勒便把政治三巨頭當作罪人對待。當馮·洛索夫將軍就位時，希特勒跳了起來，高聲向他發問。身材高大、光頭的將軍也不示弱，大聲反駁，還用細長的食指，活像一支手槍，指著前下士希特勒。希特勒只好坐下，不吱聲。片刻后，他又起立，指責曾保證加盟于他的三位先生。 馮·洛索夫將軍鄙夷不屑地宣稱，希特勒僅堪扮演政治吹鼓手的角色。希特勒大聲辱罵洛索夫，聲音之大使法官不得不叫他放低聲音。他果然放低了音量，但是，當洛索夫說他一半感情用事，一半是殘暴時，他又按捺不住了。這次，像益智盒里的小人一樣，從椅子上跳出來。“你的金言跑到哪里去了？這就是感情用事的和殘暴的希特勒嗎？” 洛索夫雙眼盯著希特勒，冷冷地回答說，“不，坏了良心的是希特勒。”此話一出，又招來了一陣辱罵，洛索夫只好轉向首席法官。由于法官未斥責希特勒，這位將軍便起身鞠了躬，离開了法庭。只在此時，尼哈特法官才遲遲宣布，希特勒此舉是人身攻擊，是不容許的。“本人接受這一指責”，希特勒諷刺說。 “一想起此次畸形的審判我就感到悲愁和痛苦。”一位德國記者回憶說。那里所發生的一切，不由使我想起慕尼黑的一次政治狂歡。不時允許被告長篇發言的法庭，在希特勒首次長篇發言后，竟宣布（我親耳所聞）說，“這位希特勒，是個大丈夫”的外行法官；一位讓一個人（希特勒）嘲笑帝國的最高官員（例如“殿下，弗里茲·埃伯特先生……”之類）的首席法官；一位官員高聲對一位正与其同事用英語交談的美國記者喊道：“在本官面前要講德語！”；由于有個被告覺得自己是某報漫畫家的題材，首席法官竟禁止該記者進入法庭——“所有這些，難道不是慕尼黑畫冊里的大政治狂歡節里才有的嗎？” 狂歡气氛一直持續到審判結束，希特勒的滔滔雄辯在最后一次講話中也達到了高峰。他的最后一次發言，一部分是訓示，一部分是勉勵，一部分是謾罵，但自始至終都引人入胜，且特別有效；因為，按照德國法律，被告是有最后發言權的。希特勒，對僅稱他為民族主義運動中的一名政治鼓手和平動机僅出自野心之說斷然否認。說他想當部長的指控是荒唐可笑的。“從一開始，我的目標就比當一名部長高出一千倍。我要的是粉碎馬克思主義。我要完成這一大業，部長這個頭銜与之相比是何等荒唐可笑。”片刻后，希特勒暴露了他內心深處的愿望：“生來是個獨裁者的人是強迫不了的；他自覺自愿；他不是被人驅赶向前；他驅使自己前進；這是沒有什么可謙虛的……覺得自己是被召喚來統治人民的人是無權這樣說的。如果你們需要我或召喚我，我就合作，不行，我有我的責任！” 他對法庭說，１１月起義雖然敗北，他們必須尊他為德國未來的領袖，因為軍隊和支持起義者的理想的人們是注定會和解的。“我相信，今天在街上舉起卍字旗的群眾与向他們開槍的人們團結一致的時刻肯定會到來的。我堅信，這次的流血不會永遠將我們分開。當我得悉是市警首先開火時，我高興地看到，首先開火的至少不是國防軍；軍隊一如既往，未受玷污。軍隊，不管是官是兵，与我們站在一起的時刻，終有一天會到來的。” “希特勒先生”，尼哈特法官抗議說，“你說市警受到玷污。我不許這樣說。” 希特勒不顧法官的駁斥，繼續抑揚頓挫地高聲說完了最后几句話：“我們建立的軍隊正日漸強大，迅速地与日俱增。即使在此時此刻，本人仍驕傲地希望，終有一天，我們的原始新兵將會由連發展為營，營發展為團，團發展為師，昔日的帽徽將會從泥潭中拾起，昔日的旗幟將在我們面前飄揚；到那時，我們就將在‘審判的法庭’——‘上帝的法庭’——獲得和解；到那時，我們准備出庭，到那時，唯一有權審判我們的法庭的聲音，將從我們的殘骸中，從我們的墳墓中響起。因為，先生們，對我們宣布判決的不是你們；只有永恒的歷史法庭才有權對我們的起訴作出判決。” 在唇槍舌戰中，希特勒取胜了。法庭休庭考慮判決時，許多觀察家都認為，他會被判無罪。尼哈特法官，不顧所作的證詞，堅持要開釋魯登道夫。其余３名外行法官，包括一位在整個審判過程中不斷以陰郁的目光偷看希特勒的法官在內，也一致同意開釋主要被告。“以我的辯護詞為依据”，在審判過去很久后希特勒評論說，“他們深信，卡爾、洛索夫和賽塞爾与我一樣有罪。人們將反對意見通知他們，如若開釋，案子有可能被轉至萊比錫法庭的危險。這就使陪審團不得不深思。他們的結論是，判我有罪比較保險，尤其是他們也得到保證，在判決后６個月內將我赦免。” ４月１日，助理檢察官埃哈德赶來參加宣判時，發現法庭內擠滿了為她們的偶像佩花的婦女。他下令將花除掉。其他追隨希特勒的女人竟要求准許她們在希特勒的澡盆里洗澡。上午１０時過后，被告一伙被帶到大樓前集体拍照。全身軍服、頭戴鋼盔的魯登道夫怒容滿面。希特勒身穿軍大衣，未扎皮帶，手執絲絨帽，站在他的左邊。希特勒的軍大衣洗得干干淨淨，熨得平平展展，看上去像是新的。他的胡須剪得整整齊齊，頭發下垂，看上去，他很鎮靜，充滿信心，身体也很好，像是一個成功的商人。有生以來，他首次大肚皮——体重達１７０磅。 被告被押進法庭時，大樓外聚集了一大群人。宣讀判決書几乎達一小時；當希特勒（与波納、克里貝爾和韋伯一起）被判５年徒刑在蘭茨貝格監獄服刑時，法庭內未出現轟動。刑期減少半年，因為審判前已拘留６個月。如預想的一樣，魯登道夫被無罪開釋。對他的高地位所作的照顧，他再次以意气作答。“這次開釋，我將它看作是恥辱，不是我的戎裝和勳章所掙來的”，否認起義責任的魯登道夫說。他的猛烈抗議既使首席法官尼哈特惱怒又令他難堪，因為他是開釋的主要負責者。 即使被判有罪，希特勒仍受法庭的尊敬。它拒絕將希特勒作為一個不受歡迎的外國人押解回奧地利。“希特勒是德國化的奧地利人。本庭認為，像希特勒那樣連思想、感情都是德國式的人，一個在戰時志愿在德軍中服役４年，在敵人面前英勇不屈且贏得了崇高榮譽的人，一個在戰爭中受傷、健康受到損害的榮譽軍人……‘共和國保護法’是不适用于他的”。法庭對希特勒的３位敵人表示蔑視。它宣稱，如果卡爾、洛索夫和賽塞爾“對希特勒要求他們參加起義明确地說‘不行’，或者，在１１月８日晚，被告反复要求澄清事實時，如果得到某种合作”，這個悲劇是可以阻止的。 希特勒的判決是第一個被宣布的。在宣讀別人的判決書時，他被匆忙押上等候在外邊的小汽車，為的是要避免示威游行。黃昏時分，希特勒被押回７號牢房。在他不在期間，牢房重新進行了裝修，顯得更加引人注目。但是，早些時候的信心已不复存在了。獄卒朗斯·赫姆利希注意到，他“看上去比先前更加愁苦。”陰郁的情緒很快便過去了。過了不久，他從皮箱中取出一本新日記本。在扉頁的右上角，他寫道：“座右銘：世界滅亡時，全球都會抽搐，對正義事業的信念卻巍然聳立”。在這銘言下方，他寫下了： 心胸狹隘和個人憎恨的審判業已結束——今天開始了我的斗爭。 １９２４年４月１日于 蘭茨貝格 只有起義者才需要的審判結束了。希特勒雖然贏得了一場宣傳戰，自己卻被拋回牢籠。他知道，他要在那里服刑４年半。在德國一大部分公眾和西方世界看來，對叛國罪和武裝叛亂罪的判決，已輕到了荒謬的地步。倫敦的《泰晤士報》*？論說：“無論如何，此次審判表明，反對帝國憲法的陰謀，在巴伐利亞并不被認為是個嚴重的罪行。” 在看守監獄的樓上關著兩名希特勒的同志。克里貝爾上校被關在８號牢房，“奧貝蘭聯盟”的領導人、獸醫韋伯則被關在９號牢房。雖然希特勒天天都在抱怨鐵窗，這里的生活還是過得去的。每天清晨６時，值夜班的獄卒下班，牢房門便可打開。希特勒穿好衣裳、洗好臉后便在等候（“他非常小心他的牙和嘴。這是因為在戰時他曾中過毒气的緣故”）。一小時后，得到信任的犯人便在公共室內為政治犯開早餐——有咖啡和面包或稀飯。８時，院子和花園開門，允許犯人到那里去摔跤、打拳或練習雙杠和跳木馬。由于膀子有傷，希特勒”只好充當裁判。” 半小時后，犯人們便沿著又窄又長的花園散步。花園的一旁是監獄大樓，另一旁是一道２０英尺的高牆。希特勒喜歡沿著一條砂石小路散步。他常与他的司机埃密爾·莫里斯一起，在這條砂石小道上來回踱步，口中叨念著剛寫進日記中的政治理論問題。“有時候”，赫姆利希回憶說，“從前參加過沖鋒隊的犯人，一邊走一邊唱党歌。開始，我們對此未加注意，至少未予反對。后來，站在他們一邊的犯人一同高聲齊唱，影響了周圍的安靜，我們才予以禁止”。 上午１０時左右，犯人被帶回各自的牢房，然后便分發郵件。民族主義的許多組織和個人崇拜者寄來許許多多的食品包裹。希特勒特別盼望收到罌粟籽做的薄面卷——這是奧地利的一种特產，由國社党的一群女党員每星期送來。但是，韋伯醫生回憶說，領袖把烤肉、香腸和火腿送給他的同伴們，特別是囚在一樓的伙伴們，“与他一起住在樓上的是精英分子。不錯，即使在監獄里也分等級制度。在法律面前他們不平等，成了犯人也不平等。” 快到中午時，政治犯便在公共室內進午餐——通常是盛在一個罐里。其他人全站在椅子后等待，希特勒一進來，有人便喊一聲“立正！”希特勒站在桌旁，“其他人挨個前來行桌禮”。他們很少討論政治。希特勒通常与人聊的是戲劇、藝術或汽車。午餐后，他們常趁收拾桌子之机抽煙和閒談１５分鐘左右。之后，希特勒便退席回房（在最高的一層樓），或看書看信，或寫日記。下午４時左右是喝茶或喝咖啡的時間，地點還是在公共室。４時４５分，花園門又開了，希特勒或獨自，或与莫里斯一起散步一個多小時。６時，犯人各自在牢房內進晚餐——青魚、香腸或色拉。有需要的還可買半升啤酒或*？萄酒。又運動或活動一小時后，犯人先在公共室內集合，然后才各自回房。晚１０時熄燈。 有時候，希特勒也會改變他的作息制度，一吃完早飯便回房學習或會客。据很快便對希特勒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赫姆利希回憶，他對他的同志們具有巨大的影響力。由于他“具有軍人的紀律性”，監內未出現過犯人集体大吵大鬧的情況。 “他能指揮他們，對我們的工作和服務有很大幫助。” 通常，他“很高興”，但一旦坏消息傳來，他便“有點儿沉默寡言和焦急”。特別令他不安的是党內的爭吵不休。納粹党分裂成兩派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了，而引起分裂的主要原因又是他對他的左右發的指示含混不清。羅森堡已加盟斯特拉塞爾，支持民間集團參加巴伐利亞州的大選。更有意思的是，在魯登道夫的協助下，兩人不但組成了“國家社會主義自由運動”，而且還列入了３２人的候選人名單。 巴伐利亞的大選于４月首先舉行，雜牌的民間團体意外獲得了胜利，贏得了１９．１９万張選票，僅次于“巴伐利亞人民党”。這一胜利使戈林夫婦非常高興。卡琳在奧地利給她父親寫信說：“……它也意味著對我們這些在外國生活的人的赦免。我真不敢相信，我高興极了。這些日子來，我們的處境很困難。据我們估計，在北德，希特勒和他的党能得到更多的選票，希特勒最終必將上台。你知道嗎，親愛的父親，我是多么相信他呀！他這人好极了，是個天才，我相信，他是上帝賜給人間的難得的天才！” 一個月后，全國的選舉像預期的那樣成功，新成立的“國家社會主義自由運動”几乎獲得了２００万張選票。３４名候選人中，有３２位——包括斯特拉塞爾、羅姆、弗德爾、弗里克和魯登道夫在內——獲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曾反對這一基本概念的希特勒，卻是這次成功的主要因素。他在法庭上的演說，把“國家社會主義”這個概念介紹給了許多投票人。希特勒強有力的神情及其卓有成效地闡明的思想，給這些投票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為這次成功作出貢獻的，還有其他更深刻、更持久的力量——在全國，愛國主義和种族主義的思想皆在發展。只是，通貨膨脹雖然由于在全國實行了激烈的貨幣改革而得到克服，但失去了家庭和財產的中產階級与工人階級中的失業工人一起，對投票也不十分熱心。 可以理解，選舉并不令希特勒十分高興。魯登道夫將選舉成功一事歸功于自己。還有，由于他已獲釋，又可以為自己撈到資本。希特勒呢，一方面被迫加入鼓掌歡呼的行列，另方面又懼怕新的組織會將他的不合法的党吞掉。他的恐懼并不是沒有理由的。當時，有一本小冊子在各人民團体中流傳。它雖然承認國社党人是人民運動的“開路先鋒和先驅”，卻又挖苦地宣稱，“他們并不是救星”。這表明，希特勒的政治權力已受到了威脅。對希特勒而言，整個事件是一個痛苦的卻又是寶貴的教訓。他發誓，除非他确信自己有權加強自己的權力，否則，他永不采取這种立場。 希特勒又遭到來自自己營壘中的攻擊。在起義后被查封的《人民觀察家報》的辦公室里，德萊克斯勒和弗德爾二人，正在開展反對希特勒的運動。“他們稱希特勒為獨裁者和帶神經質的演員，并宣布，如果要重建党，就必須更嚴格地控制他。”漢夫施坦格爾回憶說。一天，德萊克斯勒在慕尼黑的一個小公園里碰見了漢斯·弗蘭克，滔滔不絕地抱怨他們的被囚的党魁。“他耍陰謀詭計害我，不遵守所有的諾言，排擠我；現在呢，他又搞這個狂妄的起義，永遠毀滅了党！”希特勒一旦重獲自由，褐衣暴徒又會走上街頭的。“德國未來的日子非常可怕。希特勒出賣了我。我到處反對他的原因就在于此。” 那年５月，庫爾特·盧德克從國外募捐回來，發現地下納粹党混亂不堪。“各派之間，各派內部，都在爭吵。他們的敵對行動也不限于是私下里的丑聞——敵對各方竟在街頭大打出手，根本不顧在吃惊的旁觀者面前出丑，也不顧給自己帶來的損失。”他從漢夫施坦格爾、阿曼和埃塞處獲悉，羅森堡是党變坏的根源。但羅森堡的說法又是另外一套。他說：“他們攻擊我，原因是我代表希特勒。希特勒雖然一籌莫展，他們卻不敢攻擊。若是鏟除了我，他們便向最高領導前進了一步。” 盧德克決心親自去蘭茨貝格，向希特勒請示怎樣采取最好的方法將危險驅除。根据盧德克的說法，希特勒宣布，党必須采取一條新的行動路線。党的前途不在于武裝政變，而在于投票箱。“我相信，這是我們的最佳行動路線，因為國內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對党內的爭吵，希特勒似乎一點儿也不垂頭喪气。“确實的，他對最后胜利充滿了信心，連我自己的疑慮也解除了。他的情緒具有感染力。”然而，党的裂痕繼續擴大。几星期后，斯特拉塞爾与魯登道夫一起，建議為“國家社會主義自由党”奠基，建立一個統一的人民党，國社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這加劇了党內的斗爭，也迫使希特勒采取斷然措施。７月７日，《人民使者》宣布，他已“放棄對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在服刑期間不參与任何政治活動。他請求他的追隨者勿前來探視，因為他工作繁忙，且正致力于著作。” 在某些圈子里，人們猜測，希特勒以著書立說為借口，以躲避互相殘殺的政治斗爭。但是，早在被捕之前，他已在醞釀寫一本《猶太史》。現在，他已有一更好的主意。這個主意一直纏繞著他，以致使他在政治上來個休假，以便將自己的想法付諸筆墨。除了在日記本里隨時將想法記下外，他還向莫里斯口述。然后，在牢房的安靜環境中，用從典獄長那里租來的打字机，吃力地用兩個指頭將手稿打出來。 赫姆利希看守回憶道：“當他一部分、一部分地寫完后，便于晚間集會時向大家朗讀。”這本書并不是都在良好的條件下寫成的。例如，下大雨時，窗戶會漏水。一天，當他在擦地板時，竟放聲大笑。原來，“在雜物和水潭中間”，有只監獄飼養的貓，“蹲在矮凳上舐凳子，舐得津津有味。”他的最得力的助手是頂樓的一位新來者——魯道夫·赫斯。在希特勒被捕后，赫斯听從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勸告，自首了。赫斯幫希特勒出主意，想辦法，記錄希特勒的口述，還幫他打字。瓦格納太太也給他提供大量打字紙、复寫紙、鉛筆、墨水和橡平等等。 起初，這部書原定是一本普通的歷史著作，但是，在第一卷里——題目冗長，叫《四年半來与謊言、愚蠢和怯懦斗爭的情況》——卻包括了對希特勒童年，在維也納的歲月，赤色革命，以及党在慕尼黑的初期活動的敘述。于是，它便成了一個苦孩子受政治教育的故事，同時也給他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机會，不僅使他能講述三個他最拿手的題目——猶太人、馬克思主義和种族主義——而且論述議會政府的無用性、梅毒的毒害、藝術的衰落、君主政体，以及戰爭失敗的責任等等。 將政治理論付諸筆墨，本身就是一個自我教育的過程。“在我坐牢期間，我有時間去為我的哲學思想提供一個自然的、歷史的基礎。”當局將他打進監獄，本身就犯了一個錯誤。“假若他們老讓我講演，不給我喘息的机會，這种做法會明智得多！” 希特勒爭取獄卒的工作做得也是很出色的。他已將獄中大部分工作人員爭取到國家社會主義方面來，連典獄長也允許希特勒房中的燈光亮到午夜以后。看守工作變得松弛，犯人們竟發行打印的地下報紙。報紙辦得既輕松又嚴肅。頭版頭條文章一般均由希特勒撰寫，他也常為它畫諷刺漫畫。地下報紙本來不會被發現的，后來，有人不慎在家書中提到它才暴露。但是，當赫姆利希到一號牢房搜查編輯部時，卻什么也未查到。 赫姆利希的職責之一是偵察晚間的集會，以确保不會有人密謀革命。但是，偷听者卻受到希特勒講話宣傳的影響，不久便被他的講話完全迷住了。他与他的助手們常集合在門外，“全神貫注地听著，尤其要听听他對与我們切身利益有關的問題是怎么說的。他的演講給我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希特勒總是用“万歲！”結束會議。此時，人們便不約而同地唱起在起義那天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那組改編的歌詞： 即使他們將我們出賣， 或將我們當牲口虐待， 我們深知我們的事業， 忠誠祖國，責無旁貸。 胸怀之希特勒精神， 永不磨滅， 永不磨滅， 希特勒沖鋒隊， 東山再起終有期！ 由于希特勒把主要精力轉入他的著作，便讓他的人馬自由取笑。一天晚上，１０多個人逼他作了一次老式的農民惡作劇游戲。他們用鍋黑涂黑了臉，用床單裹住身子，拿著火鉗和掃把，開進７號牢房。他們揮舞著他們的武器，強迫希特勒受審。接著，他們便以巴伐利亞的喜劇形式，重現了慕尼黑審判的情景。据赫姆利希記載，希特勒參加了這次游戲，接受了他們的審判——在全德國自動游街——然后，“一邊搖頭，一邊笑著回去工作去了。” 較不虔誠的來訪者之一的漢夫斯坦格爾注意到，希特勒的体重增加了。他建議希特勒多參加獄中的運動，少吃甜食。對每個勸告，希特勒都有自己的回答：“在体育運動中，一個領導人是輸不起的。講話能去掉多余的体重。”漢夫施坦格爾給他帶來几本書，但最能打其他的精神的是新近一起的諷刺周刊《愚蠢》。該期周刊的封面刊登一幅漫畫，畫的是身穿鐵甲的希特勒騎著白馬進入柏林，好像他是加拉哈德爵士似的（傳說中英王亞瑟時代的圍桌騎士，意為高洁之士——譯注）。 “你瞧”，他說，“他們盡可以譏笑，但柏林我是要進的！” 他接見了許多女客，８３歲高齡的卡羅納·霍夫曼太太（与攝影師霍夫曼非親非故）也在其列。他稱她為“親愛的和忠實的祖母”。她個子矮小，卻仍有几分姿色。在過去几年中，霍夫曼太太，一位退休中學女教師，主動為希特勒洗衣裳，照顧他的穿著。她讓他吃糕點和奶油。若是他吃了糖，她就像一位善良的母親那樣，滔滔不絕地訓示他在高層社會中自己舉止應如何檢點，作為對甜食的抵償。一次，卡琳·戈林前來借錢求助，但只得到一張元首的畫像外加如下題詞：“贈給我沖鋒隊司令之光榮之妻”。 赫斯的未婚妻伊爾塞·普羅爾是一個常客。一到星期天，她便從慕尼黑騎自行車前來蘭茨貝格。一次，她偷帶進來一部照相机。希特勒与赫斯常在樓梯口候她。她一來，希特勒便以維也納式的瀟洒風度吻她的手，然后領她到公共室進午餐。一次，她領母親坐火車前來，她母親并不怎么喜歡赫斯，尤其是他現在成了犯人。但希特勒給她的一吻卻全盤改觀。“我母親是完全不問政治的，但一回到慕尼黑她便參加了党——全是那次手吻之故。” 豪斯霍弗也曾來探望赫斯，給他帶來了政治書籍、政治地理的書籍和文章，包括哈爾福特·馬金德的著作在內。他有時也去看希特勒，但從不單獨前往。“我是有意這樣做的”，他后來說，我總有這樣的感覺：“他有受過教育不多的人對受過科學教育的人的不信任感。”也許，這是因為豪斯霍弗教授曾表示過，赫斯不應步入政界，而應該繼續其學術生涯所引起的，也可能是因為教授曾公開視起義為悲劇式錯誤之故。他知道希特勒在寫自己的政治自傳，也知道他曾与赫斯討論過生存空間問題和地理政治問題，“但我有這個印象，也完全相信，希特勒對這些問題毫無所知，連理解它們的正确觀點也沒有。”了解到赫斯和希特勒誰也不懂地理政治后，豪斯霍弗教授便向他們講解拉扎爾著作第二版的基礎。但毫無用處。希特勒只從地理政治中取其所需。 赫斯雖然崇敬這位教授，但已拿定主意要當希特勒的貼身秘書，并把一生獻給國家社會主義。時至今日，他已是領袖的心腹。他證實，希特勒确實厭惡有損于党的爭吵，且正忙于寫書。７月１６日，赫斯致函一大學朋友說，希特勒先生不想過問現實政治。“他暫時公開脫离對運動的領導。原因是，他不想承擔他一無所知的、發生在外邊的事情的責任，也許是因為与他們高見相違。他也無能解決沒完沒了的爭吵，至少在此處他無能為力。他認為沒有必要去介入如此渺小的分歧。另一方面，他也堅信，一旦他重新取得自由，他能將一切都轉入正軌。” 德國北部的納粹左翼堅決反對所謂的民間合并。他們譴責种族主義者，稱他們為工人階級的“敵人”。有位學生領袖警告說，若与他們合作，“真正的國社党人，尤其是工人”，將被迫脫离國社党。北方的左派分子雖然同意埃塞的看法，即合并是不可能的，卻不愿与他來往。在魏瑪會議后兩天，有人曾寫過信，很明顯，信是寫給元首看的。該信希望希特勒出獄便前來北德，但勿帶赫爾曼·埃塞。北方是不能容忍這种人的。“我們不會像１９２３年時在慕尼黑那樣，在希特勒周圍筑起一道万里長城。生活在這里的是流著北方血液的人們，他們反對政治上的奴顏婢膝，他們決不是懦夫。我們不是演說家，也不是唯利是圖之輩……只要求与元首取得聯系……只想獻身于事業。” 由于這些人對基本問題的分岐加劇，希特勒更加下定決心脫离政治。７月２９日，他再次向《人民使者》發出一封謝客的聲明。“由于本人目前所從事之工作不容打扰”，除書面确認者外，他此后不再會客。雖然他厭煩政治与會客，當日他确曾會見一日耳曼——波希米亞血統的党員庫格勒。庫格勒向他提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你對猶太人問題的立場是否有某些改變？”這是個几乎刺痛肺腑的問題。“是的，是的”，他告訴庫格勒說，“關于反猶太人的方法問題是有改變。我現在才醒悟到，時至今日，我對他們太軟了！在寫書時我才明白，如果要取胜，將來必須采取最嚴厲的反猶辦法。我堅信，這不但是与我國人民，而且也是与所有民族的生死存亡有關的問題。猶太人是全世界的害人虫。” 整個夏季，希特勒在“快活的寓所”里過著舒适的生活，准備迎接新的戰斗。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著作上，期待早日能宣布獲釋。９月１８日，典獄長雷波爾德給巴伐利亞司法部打了一份极有利于希特勒的報告，獲釋一事似乎也成定局。該報告稱服刑數月來，希特勒”嚴守紀律和秩序”，“歷來合作，謙虛謹慎，對人彬彬有禮，特別是對本机關之官員。”在報告末尾，雷波爾德預言，釋放后，希特勒不會再從事暴力或非法活動。“毫無疑問，在監禁期間，与先前相比，他變得更加沉靜，更加成熟，更加深思熟慮。他并未考慮反對現行政府的行動。” 開始，雷波爾德的強烈要求似乎肯定能使希特勒于初秋獲釋。但是，巴伐利亞州警察局于９月２２日密報內務部，提出務于１０月１日釋放希特勒；若他被“意外”釋放，為安全故，他應被押解出境。他一旦獲釋，暴亂必然會由他而生，“因為他有能量”。刑法一處對此建議不予理睬，宣布希特勒可宣誓出獄。但是，司法部長提出申訴，理由是，犯人肆無忌憚地違反了來訪條例。這一申訴得以維持，出獄宣誓遂遭否決。 希特勒大失所望，但与從前一樣，他很快便克服了沮喪情緒，重新致力于著書的工作。“從早到晚”，赫姆利希回憶說，“一直到深夜，人們都可以听到他屋里的打字机聲，和向赫斯口述的聲音。”他也未忽視其元首的責任。在慕尼黑起義周年紀念日，他“深情地”向集合在公共室的政治犯發表演講。他一方面“全盤承擔責任”，另一方面又向他們解釋失敗的歷史原因。“領袖的真誠和崇高的道德深深地打動了听眾。” １１月已過，但仍未有近期內出獄宣誓的跡象。他与先前一樣堅韌不拔。 与此同時，希特勒的一位最有聲望的追隨者戈林，正住在威尼斯旅館，企圖設法向墨索里尼借一筆款子，以應急需。戈林雖然傷体未愈，尚需重劑服藥，但仍竭盡全力，效忠元首。他的聯系人是墨索里尼的一位代理人——雷奧·納格雷里。戈林曾与他通信，希望能從法西斯手中借到２００万里拉，并取得墨索里尼答應在希特勒一出獄便与之會見的承諾。作為報答，國社党將公開支持意大利對第洛爾南部提出的領土要求——此舉將失去眾多的追隨者，尤其是在巴伐利亞。 很明顯，法西斯頭子怀疑一個在學習“向羅馬進軍”中遭到慘敗的政党是否能歸還這筆貸款。戈林的請求變成了吶喊。“從前，法西斯也很弱小，遭到恥笑”，他辯解說（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間戈林与納格雷里的通信新近才發現，由本·埃·斯維林根譯成英文。它不但為現今尚不甚明了的戈林在這一時期的生涯提供了新的線索，而且為納粹与法西斯的早期關系提供了新的材料）。“人們不應該相信國社党沒有前途。”用不了几年，它就會執政。他詳細地說明了納粹党由于支持像南第羅爾那樣失去民心的事業必然會面臨的窘境；他也指出，僅僅用２００万里拉墨索里尼將會獲得多大的好處。“為此，你將在我們的報紙上大吹大擂。另外，這２００万里拉最遲在５年內便會被歸還。” 几天后，戈林要錢要得更加迫切。“如兩個最偉大的民族運動能彼此更加了解，這确實是很好的……在某种意義上說，反猶主義具有國際性。所有國家都應該反猶。” １１月已悄悄過去了，但墨索里尼仍拒絕承諾（恐怕從未借出２００万里拉），元首也仍在獄中。１２月中旬，有几名同志獲釋。“關于重獲自由，他屢次失望，但他卻理智地泰然處之”。赫姆利希回憶說，“留在獄中的人盡力准備慶祝圣誕節。” 他們將公共室布置一新，還支起一株圣誕樹。但是，在他們裝飾圣誕樹前，州議會阻止希特勒出獄宣誓的努力最終宣告結束。１２月１９日，巴伐利亞最高法院——或許是受到那三位參加希特勒審判的外行法官要公開呼吁的威脅的影響——下令立即將他釋放。 消息是雷波爾德典獄長親口告訴希特勒的。次日下午，在獄中服刑年余后，希特勒向同志們作了告別，將身上所有的錢（２８２馬克）給了他們。他与赫姆利希握手告別，并感謝他為他做的一切。之后，他与雷波爾德揮淚而別。“我离開蘭茨貝格時”，希特勒回憶說，“大家都哭了（典獄長及其他工作人員）——我可沒哭！我們全把他們爭取到我們的事業一邊來了”。 那天，天色陰沉。希特勒簡短地問候了前來接他回家的兩人——出版商阿道夫·米勒和攝影師霍夫曼。然后，他輕松地踏上了那輛旅行車——帆布已被支起以御寒。由于在獄中不准拍照，霍夫曼未給希特勒照相。此時，希特勒叫霍夫曼給他拍照，希特勒在古城門前照了一張，因為城門有點儿古堡的气氛。霍夫曼問希特勒，今后怎么辦，想干點儿什么。“我重新開始，從頭做起”，他說。在乘車前往慕尼黑的途中，希特勒心曠神怡（“多高興呀，又坐上車了！”）他讓米勒把車子開快些。“不行”，米勒答道，“我堅決想再活２５年！” 車至帕辛，遇上了一群開摩托車前來的納粹，于是，他們便護送希特勒進城。一群忠實的党員已在他住處外邊迎候。在樓梯口，希特勒差點儿被他的興高采烈的狗撞倒。室內放滿了鮮花和桂花圈。鄰居早就給他送來了一桌子食品和飲料，還有一起葡萄酒。牢房并未使他自怜。他并不悔恨在蘭茨貝格度過的歲月，相反，他認為牢房生涯對他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入獄時，對許多問題我只有本能的認識，刑期加深了我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也就是服刑期間我獲得了那种無畏的信仰，那种樂觀精神和那种對我們的命運的信心。今后，什么也動搖不了這些。” 希特勒离開監獄時，逆境錘煉了他，對自己的信念也更加堅定。党內的爭吵及其政治野心的明顯受挫，并未使他臉紅或難堪。返回慕尼黑后，他決心走上一條新的政治道路。他永不再重犯以往的錯誤。先前，他是個有名無實的元首，為別人建立的党奔波操勞。此后，他要做名副其實的元首，朝著長遠的目標，用自己的方法，實行自己的綱領。 他的第一個任務是對形勢作出估价。在１２月大選中，國家社會主義集團丟掉了半數以上的席位，選票也從１９１．８万張下降至９０．７万張。還有，納粹党依然不合法，只能在地下活動。積极的一面是，他不但重獲自由，將他押解出境的上訴也被新近為他的出獄而奔波的人取消：奧地利拒絕接收希特勒，這毫無疑問影響了司法部長古爾特納。在許多民間組織的眼中，出獄后的希特勒是個敢于為主義而獻身的圣人，他的种族主義運動，盡管在１２月選舉中受挫，但仍在蓬勃發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發展系產生于那次起義。許多原來在愛國運動中的溫和派和激進派中間搖擺不定的人們，由于對那次流產的起義怀有好感，也轉到极端主義一邊來了。 在某种意義上，納粹党的基礎比先前更加雄厚了。党內的兩派雖然裂痕甚大，互相廝殺，但希特勒有信心設法誘使他們超越分岐而忠實于他。他要成為領袖，而他的追隨者也將不得不將人民的目標与他個人政治上的成功等同起來。阿道夫·希特勒這個敢于以身殉義的全國形象，也將成為旗幟、自由和种族純洁的化身。 在宁靜而孤獨的牢房中思考出來的東西，在尚未适應的慕尼黑的自由中，又大相徑庭了。在獲得自由后的當晚，他也竟不知怎么辦才好。“我有這個印象，即在任何時候都會有時來拍肩膀。不管做什么，我都得請假。這個思想仍在纏繞著我！”但希特勒畢竟是個聰明人。他明白，只有時間才能恢复他与“現實的聯系”。于是，他便決定沉寂几星期，然后才去完成“使仇家兄弟握手言和”的任務。 為了重新取得一個公民的沉靜，他所采取的第一個步驟，就是于圣誕之夜訪問漢夫施坦格爾夫婦。他們已遷至伊撒河彼岸，房子比先前的寬敞多了。這個區靠近赫爾佐希公園，環境可愛，住有像托馬斯·曼那樣的聲名卓著的名人。希特勒走進鋼琴室后，神情緊張地四下張望，然后几乎懇求般地說：“漢夫施坦格爾，給我演奏《利貝斯托德》吧。”在漢夫施坦格爾“使勁地演奏完經李斯特加工后的《崔斯坦和伊索德》里的名曲后，“希特勒才開始放松。赫侖納將新添的女儿赫爾達帶了進來。希特勒朝嬰儿哼唱了一陣，然后為發生在烏夫因的事情表示歉意。“你是我熟人中最封建的”，他一邊說，一邊環視琴室。話說到一半，他突然轉頭后望。“對不起”，他解釋說，“監獄給造成的，不論何時何地，總他媽的有獄卒站在身后監視你。”他解釋道，在蘭茨貝格，總有人透過門洞在察看他。“真可怕，那！我确信，他們在尋找借口將我送進瘋人院。你知道，我絕食了兩個星期。他們想以此作為指控我發瘋的理由”（這也許是他結束絕食的原因）。 晚飯后，他們分發了藏在點著蜡燭的圣誕樹下的禮物。之后，赫侖納、希特勒和４歲的埃貢圍著鋼琴而坐。漢夫施坦格爾用“斯坦威”彈了一曲又一曲。一首《軍隊進行曲》鼓舞了希特勒。他倒背著雙手，像軍人似的，在室內來回踱步，腦中想起了大戰中的情景。他還為埃貢模仿戰場的情況，有火箭炮聲，７５ｃｍ口徑的大炮聲和机槍聲。有時單項模仿，有時所有聲音一起來。 接著，他談論了政治，慢慢地又演變為反猶的長篇大論。漢夫施坦格爾認為，他的反猶主義已取得了更具体的种族味道。他相信，華爾街，甚至全美國，都受猶太人的控制。接著，他的思想——他的話——猛然轉到蘭茨貝格他最親密的朋友那里。“啊，我的盧迪，我的赫塞爾”，希特勒滿怀深情地喊道。“想到他還在那里，多可怕啊！” 在他离開前，他与赫侖納單獨在琴室內呆了片刻。她坐在長沙發上。突然間，他雙膝跪在地上，一頭埋在她的怀里。 “要是有人照顧我就好了”，他說。 “喏，這樣不行”，赫侖納說。她問他為什么不結婚。“我永遠不結婚，因為我已奉獻給了國家。”她想，他的行動真像個小孩子。几乎是在１７年前的這天，她母親去世了。”若那時有人進來，那可糟了”，赫侖納回憶說，“會羞辱他的。他在冒險，确實是冒險。事情就這樣完了，我裝作什么事也沒發生”。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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