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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民投票取胜后，正值夏末，希特勒隱身于貝希特斯加登稍作休息。在他心愛的上薩爾茨堡，他常外出散步，一外出就是几小時。他并常与人談話——這是喜歡的消遣方式之一。但与此同時，他也為即將在紐倫堡舉行的党的生日代表大會作准備，因為這次大會可能會被對羅姆事件的清洗的痛苦記憶所破坏。為了阻止這一情況，他決心不再采取通常的做法即威脅、許諾加和解。國家仍動蕩不安，而像史本格勒那樣勉強同意國家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現在又成了敵人。 希特勒擔心的另一個問題是，外國記者又急于拿到材料、并可能運用這些材料去譴責或挖苦他的政權。多洛綏·湯普遜已在《哈普市場報》上發表了一起文章。“這不是一場革命”，据說，一位前來觀看在奧貝拉姆默演出的受難劇（這是一出譴責猶太人應對耶穌之死負責的戲。）〔*到１９７５年戲文才得以修孜，責任才移到失敗的罪惡天使柳西胡身上，（柳西胡Ｌｕｃｉ𠮨eｅｒ，又譯為撒旦，〈Ｓａｔａｎ〉惡魔之意——譯注）〕的美國來訪者曾一再對他說過，“而是复活，他們認為希特勒就是上帝。信不信由你，反正看受難戲時有位德國婦女坐在我身旁，當他們把十字架上的耶穌豎起來時，她說，‘那就是他。那就是我們的元首，我們的希特勒！’當他們向猶太布施３０塊銀幣時，她說，‘那就是羅姆，領袖就是他出賣的。’”湯普遜的說法，与多德大使８月２３日在日記中描寫這出戲的情況的記載几乎一模一樣：“當耶穌在憤怒的猶太法庭上受審時，一位衣著考究、面目嚴肅的德國人對我說：‘蔃EｓｉｓｔｕｎｓｅｒＨｉｔｌｅｒ’（他是我們的希特勒）。”坐在大廳另一邊的我的遠親伊達·霍爾納在散場時和我說過，“當猶大收起那３０塊銀幣時，鄰近有位婦女說，‘這就是羅姆’。我怀疑，在德國觀眾中，至少也有一半人認為，希特勒是德國的彌賽亞。” 在眾多勉強留在党內的沖鋒隊員中，看法卻完全相反。他們認為，希特勒更像猶大，而不是彌賽亞。在与希特勒討論行將到來的党的生日時，羅姆生前的部下梅克斯·朱特納不禁大大夸獎其已故的首腦。希特勒大怒：“你為什么舊話重提？”他喊道，“這件事就算完了。羅姆已被判決。”朱特納猛吃一惊，反駁說，如果羅姆品格不好，元首是不會挑選他當參謀長的。希特勒搖身一變，拍著朱特納的肩膀說：“你說得對，但整個過程你是不可能知道的。羅姆和施萊徹爾企圖造我的反，我不能不鎮壓。我原要讓法庭將這些事情調查一下，但事態的發展使我沒有辦法，而許多沖鋒隊的領導人又是在未征求我的同意下被槍決的。全世界都在宣傳此事。我負完全責任。” 希特勒挑選了年輕的埃爾伯特·施佩爾（ＡｌｂｅｓｔＳｐｅｅｒ）去充當他要在紐倫堡舉行的壯觀表演的舞台監督。這次表演顯然是要鞏固其之所得，并使党重新團結起來。施佩爾把卓別林体育場的臨時看台全部拆毀，在帕加門神壇的啟示下，立起了一個長１３００英尺，高８０英尺的石台，体育場上方安上了一個翅展達１００英尺的雄鷹，四周則插滿了卍字旗，還有，每隔４０英尺便安放一架射程達２５０００英尺的探照燈，共１３０架。戈林不愿出借這些探照燈，因為這些是戰略儲備用燈。但希特勒卻支持施佩爾。“如果為這樣一件事便動用如此大量的探照燈”，他解釋說，“別的國家會認為我們多得不得了。” 他的想象力超過了現時的宣傳。他計划作一永恒的記載并將之出口，請了著名女演員兼導演里妮·萊芬斯達爾拍一部紀念性的影片。他很欣賞她的作品，尤其是《藍色的光》。他向她保證，如她能拍一部紀念１９３４年党的生日、長度与一部故事片相同的影片，他將給予最充分的合作。她雖然很反感，卻只好屈服。但一旦离開他的面，她便說自己拍不了紀錄片。她把這一導演任務交給了她的合作者，自己則跑到西班牙拍片去了。待她回來時，离紐倫堡大會只還有兩星期。赫斯的信在等她：元首發現她，將這一任務交給別人時大吃一惊并要立刻見她。 希特勒并沒有生气，只用好言勸解。“你只需花去生命中的６天時間”，他說。她反駁說，若加上剪接，那就是６個月。希特勒听后說，“噢，但你還這樣年輕呀！”她堅持不干，說拍這樣的影片她是最不合适的。“我不是党員，連沖鋒隊和党衛軍都分不清。” “這正是我要你拍的原因”，希特勒說，“那會給人們以嶄新的看法。”她接受了這一艱巨任務。同時，為了給這一６天的計划帶來額外的興趣，她設計了各种各樣的鏡頭：她動用了飛机、吊車、旱冰鞋，還在最高的旗杆上安裝了一個小型的升降平台。大會開幕前一星期，她帶了一個１２０人的攝制組（其中有１６名攝影師）來到紐倫堡。她得到了希特勒答應給的一切幫助。連城內的救火設備和其它公共設施也交給了她。 大會的參加者開始像洪水般涌向紐倫堡。他們是早在數月前就精心挑選出來的。每人都有一個號碼，一輛指定的卡車，一個指定的車座，在紐倫堡附近的大帳篷城里還有一張指定的床位。到９月４日大會正式開幕時，數以万計的党員已排練完畢。那天晚上，元首在舊市政廳致簡短的歡迎詞后，漢夫施坦格爾發表了冗長的講話，敦促外國報刊“只報道在德國發生的事情，而不要加以解釋”。之后，希特勒下榻的旅館“德意志旅館”被最少有１万名党員圍得水泄不通。他們一再有節奏地高喊“我們要元首！”，直到希特勒出現在陽台上。他們的狂熱的臉孔，使Ｌ·希拉（當時在《環球報》工作）不禁想起了路易西安納州“神圣的漫步者”臉上的瘋狂的表情。 翌晨，希特勒出現在盧波爾德競技場上。他更像是受人們崇敬的目標，而不是演講者。他急劇地走了進來，后邊跟著戈林、戈培爾、赫斯、希姆萊和數名副官。樂隊奏起了《巴登維勒進行曲》。待動人的《埃格蒙前奏曲》奏畢，赫斯走到台前，緩緩地讀了１９２３年起義中犧牲的烈士的名單。對３万名听眾說來——外國記者卻不然——這是個動人的經歷。最重要的話是出自地方長官瓦格納之口——他宣讀了一份希特勒的公報。因瓦格納的聲音酷似希特勒的聲音，致使一些收听廣播的記者真以為是他。“爾后１０００年內的德國生活方式肯定已決定了”，瓦格納讀道，“對我們說來，動蕩的１９世紀業已結束。在今后１０００年內，德國不會再發生革命。” 崇拜者几乎不間斷地發出的歡呼，令希特勒如醉如痴，但他仍受焦慮的折磨。前來歡度節日的沖鋒隊員，許多人是帶著悔恨和覺醒前來的。一想到可能發生尷尬甚至危險的場面，他就覺得緊張，有時連自己也悔恨起來。一次，在党的官員常常光顧的飯館里進餐時，他突然轉問漢斯·弗蘭克。“６月３０日你在慕尼黑遲遲不動手，使我很惱火！”他喊道。當弗蘭克再次要求辭職時，他不耐煩地打斷了他的話，“用不了几個星期，州法這個笑話就會結束。”帝國，將發號施令，巴伐利亞州和其它各州都得服從，他說。在一陣令人周身不适的沉默后，他走了出去。 由于大會越來越激動人心，希特勒重又恢复了興高采烈的心情。這在７日晚表現得特別明顯。是晚，２０万忠實的党員打著２０多万幅旗幟，把卓別林体育場擠得滿滿的。他們的隊伍之整齊有如軍隊。施培爾的１３０架探照燈，其效果比想像的更令人惊心動魄。“体育場被照得如同白晝，看來像個由閃閃發光的巨大的白柱圍成的大廳”，施培爾回憶說，“在威武雄壯的光牆上，偶爾也有絲絲浮云飄過，像是半透明的秋牡丹在海上漂泊。”在可怕的寂靜中，希特勒的聲音通過擴音器響徹全場，產生了可怖的效果。“我們是強大的，將會更加強大！”他說。這既是許諾又是威脅。 里妮·萊芬斯達爾及其攝影師們從１０多個角度把這一情景拍攝下來，在拍攝過程中，那些愛管閒事的褐衣党徒，在戈培爾的唆使下，瞞著元首，對她進行干扰。他們不斷騷扰攝影師，把他們從最有利的角度推開，甚至拆除了几個攝影站。 希特勒本人也受到了威脅，因為沖鋒隊有可能作出反應。兩天后，５００００名沖鋒隊員在体育場內集合；希特勒對此是有所防備的。“体育場內气氛相當緊張”，希拉回憶道，“我注意到，元首自己的党衛軍衛隊也大規模集結在元首跟前，把他和沖鋒隊分開。”他暗想，在如此多的人中不知是否會有人在元首的“胡蘿卜加棍棒”的講話中拔出手槍來。在講話中，元首赦免了所有与羅姆陰謀有關的沖鋒隊員。 大會在未發生任何意外事件下結束了。這就保證了次日（９日１０日）最后一個節目的成功。這天被定為建軍節，為此，用最新式武器裝備起來的机動部隊，在巨大的草坪上作了完美的表演。自戰后以來，在德國，這還是首次向公眾顯示武裝力量。看到這場現實的作戰演習，３０万名觀眾几乎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希拉在日記中寫道，尚武精神并不是霍亨佐侖家族的產物。“它是深种于所有德國人頭腦中的東西。今天，他們的表演活像是孩子們在玩馬口鐵做的玩具兵似的。” 希特勒也像群眾一樣沉醉在歡樂中。在他結束最后的講演后，群眾的歡呼聲響徹云霄，長時間靜不下來。赫斯的聲音終于被听見了：他代表納粹党向元首告別。“党就是希特勒”，他說，“希特勒就是德國，德國就是希特勒。向希特勒歡呼！歡呼胜利！歡呼胜利！歡呼希特勒胜利！”瘋狂的人群有節奏地“歡呼胜利！”此情此景實在令人興高采烈，令人歡欣鼓舞，令人熱血沸騰。但對那些未受希特勒感染的人們說來，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野獸的咆吼，是發自山洞里的尖聲怪叫。 元首与軍隊的婚禮的最佳象征莫過于此了，而他也決定向高級將領們作出和解的姿態。當晚，在他下榻的旅館前舉行了壯觀的軍隊游行后，他邀請他們共進晚餐。“我知道，你們指責我們党內存在著不少錯誤的東西”，据當時在逐字逐句記錄的馮·維希將軍的記錄，希特勒當時說，“我承認，你們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你們也要記住，在斗爭的時刻，知識階層拋棄了我，所以，与我一起工作的，大都是些質量不高的人員。我一直在努力糾正這個缺點。但是，如同新武裝力量里軍官團的建設需要花几年時間一樣，党要建立起一個好的領導集團則需要更長的時間。”他的話是有效果的，因為，据維希記載，“他懂得如何用其高超的技巧，使他的講話适合听眾的需要。” 后來，希特勒參觀了兵營。在那里，這位老下士与士兵們打得火熱，又說笑話又回憶當年。回旅館后，他輕松愉快，在与心腹們一起吃夜宵時，詳細地講述了与士兵們團聚的情況。一周來的勞累以此作為尾聲，這是最合适不過了。 兩天后，總統府舉行招待會，歡迎希特勒。他神采飛揚。那些一直在躲避他的外交官員們，不得不向新總統表示正式的祝賀。多德大使從未見他“如此高興過，他一一向各國代表致意。”盡管出現過某些令人不快之事，盡管他也有過焦慮的時刻，他還是完成了他原計在紐倫堡要做的一切。党重新團結起來了，人民和軍隊站到了他的一邊。 盡管有戈培爾的干扰，党的紀念碑也未受到破坏。里妮·萊芬斯達爾及其攝影師們拍攝了數以万計英尺的不平凡的材料。影片在剪輯期間，抗議像洪水一樣朝她劈頭蓋腦打來。提抗議者都是那些未上鏡頭的党的官員和抱怨宣傳不夠的人們。她拒絕作出修改，希特勒則提議搞個妥協：想法把滿腹牢騷的領導人的照片加進影片中。這是對萊芬斯達爾的藝術原則的冒犯；她拒絕了。希特勒也同樣強硬地堅持己見。据她自己說，她當時一邊跺腳一邊喊：“我不干！”“你忘了你是在向誰說話？”他回答說。然而，她的信念是如此堅定，而希特勒又如此欣賞她的天才。結果，影片出來后，未作任何改動。她將影拼命名為《意志的凱旋》，因為她再沒有更好的片名。在首映式上，党的官員們對她很是冷漠，但是，就連她的最凶惡的批評家戈培爾也明白，影片取得了卓越的成功。它的手法，比任何其它宣傳元首和國家社會主義的影片都遠為有力。它獲得了當年為最佳影片而設的“五一文化成就獎”。 該片也被一致認為是最重要的紀錄片。后來，１９３７年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影片展覽”會上，它以其藝術性而不是內容獲得了一枚金質獎章。 街頭巷議出現了，說里妮·萊芬斯達爾是希特勒的情婦。這個攻擊，与其它攻擊一樣，如說他与一些著名女演員諸如奧爾加·特歇紹娃、里爾·達戈維爾和波拉·納格里睡覺一樣，都是缺乏根据的。希特勒在這些嬌艷的女人身上尋找的并不是性行為，而是他的被壓抑的波希米亞天生所追求的刺激。 里德斯德爾勳爵的女儿尤妮狄·密福特剛從英國來到。她在慕尼黑學藝術，剛好碰上了新德國的激動時刻。從希特勒吻她的手的那一刻起，她就成了國家社會主義的全心全意的鼓吹者。她是個生性快活、放蕩不羈、滿頭金發的姑娘，有時會說出最粗魯、最令人惊奇的話來。她對生活的創見，以及活潑的幽默感（她的５個姐妹也一樣）對希特勒說來，都是個嶄新的、清鮮悅人的經歷。她常在希特勒左右。于是謠言不久后又四起——与其它謠言一樣缺乏根据——說她是他的情婦。 希特勒權力上升后，他發現越來越多的女人急于与他為伍。也許是因為他的興趣越來越廣泛，致使他的老關系貝希斯坦太太打翻了她的醋瓶。她公開批其他，對他的某些改革進行斥責。据弗里德林·瓦格納說，一般說來，她總是先問元首是否瘋了，然后破口大罵，令他無法招架。“在凶惡的罵聲中，希特勒像行為失檢的小學生一樣，羞愧地站立著。” 希特勒眼界的不斷開闊，使愛娃·勃勞恩尤其悲愁。在他上台后几天，他給了她一個婚戒、一個耳環和一只鑲寶石鐲子，作為她２１歲生日的禮物。但這并不表明他有意与他的情婦結婚。比諸先前，她更少与他見面了。他偶爾也會從柏林給她打來電話——一般是從公共電話間打來。為了不使她父母得知她与元首的關系密切到何种程度，她說服了父母，在她寢室內裝了一架自用電話。只要他到慕尼黑，他就會叫她到他寓所。但在貝希特斯加登，她一般都住旅館，目的是拋頭露面。 到了１９３４年秋，她常悶悶不樂，且時間很長。希特勒与她結婚的希望已成泡影。他告訴她，作為第三帝國的首腦，他必須把自己奉獻給國家，而不能有家庭的累贅。事實上，他像教皇。他對魏德曼上尉說的借口更是直言不諱。一天晚上，他說，是的，他也向往家庭生活，但是，他一旦結婚，他便會失去許多女人的選票。“于是”，他說，“我便在慕尼黑找３個姑娘，供我左右。”希特勒向他的秘書克里斯達·施洛德透露得更徹底。“愛娃非常好”，他說，“但是在我的生命中，只有吉莉才能真正激起我的情欲。我永遠不想与愛娃結婚。唯一能使我將我的生命与她聯結在一起的女人是吉莉。” 希特勒与他英國的嫂子的關系也變得越來越難堪。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阿洛伊斯的前妻布里吉德·希特勒，因為經濟极端困難，想再次求助其大名鼎鼎的親屬。她帶著儿子威廉·帕特里克返回德國，找到了希特勒，希望他“能給她一點錢，以使她安靜”。希特勒把母子二人請到貝希特斯加登。 但是，到那里后，帕特里克大吃一惊（多年后他對戰略情報處說），因為他們被元首的姐姐安吉拉“大罵一場”，再次說希特勒“連他的舅舅都不是”（*威廉·帕特里克与其母最終移居美國，二次大戰期間在美國海軍中服役。他現住紐約郊區，已改名換姓，生有一子叫阿道夫）。 与此同時，希特勒把許多時間花在外交政策上。因為在外交領域內能否取得成功主要靠實力，希特勒便力求一夜之間重新武裝帝國。在日內瓦舉行的裁軍談判的煙幕后，他迅速地建立起了德國各級的武裝力量。在紐倫堡舉行的軍事演習中，群眾的反應令他受到鼓舞。他于是便在三星期后密令將只有１０万人的陸軍擴充兩倍。密令發出當天便有７万人入伍。國防預算增至６．５４億馬克。 即使有嚴格的保密措施，突然增設９個兵團司令部、１４個步兵師和７個机械化營，也不能不引起謠傳，說這是違反凡爾賽條約的。這些謠傳，加上英德關系的惡化，實在使希特勒關切。另外，由于德國的軍事擴充，很明顯，英法兩國的軍事團結更加緊密了。另一方面，有證据表明，英國并不准備冒大的風險。“沒有一個國家，特別是英國”，英國外交大臣的私人秘書于那年秋對馮·俾斯麥親王奧托透露說，“愿意為別國的利益出國打仗的。”因為希特勒無意染指大英帝國，而他的全部外交政策又是建立在英國的容忍（不是友誼）的基礎上，他便直截了當地重新獲得他們的同情。 １２月１９日舉行的正式晚會就是取寵的一個步驟。在２５名來賓中，４名是英國人——英德聯誼會一著名成員，羅德米爾勳爵及其公子，羅德米爾辦的最有影響的報紙《每日郵報》的編輯華爾德·普賴斯。為這一晚會，希特勒特地穿一身晚禮服，而不是党的制服。當客人就座開始吃簡單的飯菜（烤雞）時，他說：“從蘭茨貝格出獄至今天已是１０年了。”他告訴人們，獄中的几乎全体雇員，包括典獄長在內，都變成了國家社會主義者。“巴伐利亞政府大怒，把大部分雇員送進警察學校以示懲罰。但不到半年，那地方便成了吸收國社党党員的中心。他們沒法子，只好將它關閉。” 晚餐后，希特勒將不抽煙的客人請到另一房間。羅德米爾勳爵和里賓特洛甫及几位女賓一起，与希特勒出去。在此之前，半猶太血統的斯特芬妮·馮·霍亨洛赫公爵夫人已將他介紹給了這位報紙大王。希特勒之所以會吸引羅德米爾，是因為他們同樣仇恨布爾什維主義。几星期后，當薩爾選區（在天主教的敦促下）百分之九十選民投票贊成与德國聯合時，《每日郵報》大聲喝彩歡呼。１９３５年１月下旬，希特勒又接見了兩位更加友好的英國人士：赫特伍德的艾侖勳爵，他帶來了英國首相拉姆賽·麥克唐納的問候信；另一位羅提安勳爵對希特勒和平愿望的印象如此深刻，使他情不自禁向外相約翰·西蒙爵士做說服工作，證明元首是真誠的。 薩爾和平地回歸德國，連法國也如釋重負，正式向德國提交一共同建議，以解決包括軍備平等和東方羅加諾等問題。（*１０年前在羅加諾簽訂的協定的主体是一份公約。公約規定，簽字國互相保證尊重德國、法國和比利時的疆界——包括非軍事區的萊茵蘭在內）。希特勒于２月１４日謹慎地回答說，他歡迎軍備談判，但要待德國与英國初步討論后再与法國進行總的談判是不是會妥當些？ 約翰·西蒙爵士同意于３月初前來柏林。他之來訪的前景曾在柏林的外國人士中產生樂觀的气氛，但在３月５日的日記中希拉寫道：“西蒙原定于后天來此与德國人談判，但是今晨牛賴特告訴英國人說，希特勒著了涼，要求西蒙推遲*？德國之行。今日下午在威廉大街略作調查發現，這是‘外交著涼’。”原來，英國曾發表白皮書，公開譴責德國加速軍備。 這便惹了元首。尤其令英國人惊慌的是，希特勒到薩爾協助慶祝正式占領這塊被角逐的土地時，當地居民竟表現出無比的熱情。 ３月１０日，希特勒在他的外交棋盤上又走了一步。他單獨向《每日郵報》的普賴斯透露。最近德國空軍已正式成為德國武裝力量的一個兵种。如同希特勒希望的，無論是英國或法國，官方均未正式發出譴責。相反，可能對此已有所聞的約翰·西蒙爵士，通知下院說，一旦元首感冒痊愈，他仍計划出訪柏林。法國所作的反應也僅是由國防部提議，延長部隊的服役期。 這种弱不禁風的反應，希特勒未与其將領們磋商便將之擊敗了。３月１５日上午，他令首席副官在慕尼黑的“四季旅館”与他會面。他指示副官發布重新征兵和擴充武裝力量的消息。當晚，國防委員會便舉行會議，討論希特勒之令他們惊慌失措的征兵計划。馮·勃洛姆堡將軍對各大國可能作出的反應表示關切。里賓特洛甫認為，這沒有什么可憂慮的，把勃洛姆堡的關切不放在心上。“您說的全是胡說八道！”勃洛姆堡生气地反駁說。他整晚都在攻擊這一計划，次日早晨，待他与弗立契向希特勒匯報時，他的反對意見被迫息了。 那天下午，星期六，約１００名外國記者擠在宣傳部的會議室里。誰也不明白為何突然把他們找來，所以室內空气有點儿緊張。戈培爾進來了，“看上去既煞有介事又嚴肅”。他大聲宣讀了一份新的法令，宣布全面實行兵役，將和平時期的兵力增至３０万人。這雖然人人都猜測到了，但它仍令人震惊。羅希納和几名記者連忙跑進大廳打電話——盡管戈培爾還在回答問題。 就在那時，法國大使正在總理府元首的書房內得到第一手的消息。弗朗斯瓦·本塞抗義說，這份通知肆無忌憚地違反了凡爾賽條約，對德國事先不与法國接触或討論便讓法國接受既成事實表示遺憾。 希特勒庄嚴地、堅信地反駁說，他的意圖純粹是自衛性的。法國沒什么可害怕的。他的主要敵人是共產主義，他破口大罵俄國人。這樣，大使离去時几乎相信，希特勒無意發動反對法國或英國的戰爭——只決心毀滅蘇維埃政權。 法國對德國再次顯示武力所作的回答，是向國聯提出毫無意義的呼吁。３月２５日上午，英國的官方代表團在友好的气氛中會見了希特勒。首次充任元首的翻譯的包爾·施密特注意到，當元首向約翰·西蒙爵士、艾登和大使埃力克·菲普斯爵士問候時，他的微笑是“特別友好的”。他們在總理府矮桌旁坐著。在場的有牛賴特和里賓特洛甫。 西蒙宣布，英國政府和人民首先需要的是和平，真誠希望德國与其它歐洲國家合作，朝這一目標前進。英國的決定性因素即英國的公眾，他說，對類似德國“退出國聯，奧地利及某些單方聲明”那樣的事件“非常不安”。英國“并不反對德國，但強烈反對任何有可能危及和平的事情。” 知道施密特是個能干的翻譯，而自己又精通德語的艾登回憶說，“希特勒的回答特別巧妙，一方面是特意請求，另方面字里行間又在威脅。”在第二輪會談中，元首的個性給艾登“一個很不好的印象”。“在我看來”，他好像是“消极的，肯定是不令人佩服的”，而且，“相當善于隨机應變。”同時，艾登又佩服希特勒主持會議的方法，“毫不猶豫，又不作記錄，与一個知道自己目標的人完全适應。” 他對他的行動一一作的解釋，雖然可信卻不能令人折服。例如，他矢口否認違反了凡爾賽條約，理由是，他從未在上邊簽字。他的碧眼盯著約翰爵士補充說，他宁愿死，而不愿這樣做。德國也從未違反過條約——除了在滑鐵盧一役中，普魯士軍前來援助英軍時。而在那一次，威靈頓將軍也未提出抗議。“自接触他以來，這肯定是最能令希特勒高興的”，艾登評論道，“我認為這條提得很尖銳，提出時他臉上沒有一絲笑容。” 在上午的會談中，希特勒鎮靜而彬彬有禮地進行辯駁，這不僅令英國人吃惊，連他的翻譯也吃惊不小。然而，在進午餐后，當牽涉到立陶宛的東方公約被提出來時，他失去了*？靜。“我們与立陶宛毫不相干！”希特勒喊道。目前，那里正在對德國少數民族進行陰謀審判。他眼睛里射出怒火，聲音粗啞，連ｒ的顫音也出來了。“他們在梅墨爾踐踏德國少數民族。不管在什么情況下，我們決不与這樣一個國家簽訂條約！”他怒斥道。片刻后，風暴平靜了，他又成了一個彬彬有禮的談判者。這次，他是据意識形態之理進行辯駁的。“在國家社會主義与布爾什維主義之間”，他平靜而有力地說，“任何聯系都絕不可能！” 在當晚的宴會上，希特勒心情愉快，熱烈地与艾登交談起戰時各自的經歷。他們曾在奧塞河兩岸面對面廝殺。于是，兩人便在菜單后面畫起戰地地圖來。他們的談話內容有些給弗朗斯瓦·本塞偷听到了，所以，吃完飯后他便問艾登，他是否真的与希特勒打過仗。艾登回答說好像是，法國大使便諷刺地說：“你想念他嗎？你應該槍斃他。”當晚，艾登在日記里寫道，“結果很糟，整個調子和平衡与一年前大不相同，很明顯，重又用普魯士精神武裝起來了或正在武裝。俄國現在成了魔鬼。” 豎日上午１０時，西蒙爵士建議討論裝備問題。他說，英國最近正与各大國單獨進行磋商，為召開大型的海軍會議作好准備，因為大會要修改現時的海軍條約。他邀請德國到倫敦去參加類似的非正式的磋商。希特勒當場接受了。他重又提出了先前已向菲*？斯大使提出過的問題：把德國的吨位限制在英國艦隊吨位的３５％。与此同時，他看不出“有什么天時或地利”能強其他“承認法國或意大利的艦隊优勢。” 此時，希特勒戲劇性地拿出一封電報，并憤怒地讀了*？來。令人吃惊的是，溫和的政治家頓時又變成了狂暴者。這封電報宣布了對那些被控叛國的立陶宛德國人的有罪判決。希特勒生气地問，如果凡爾賽條約將英國的一部分土地硬割給像立陶宛那樣一個國家，英國會怎么樣？如果英國人只因為像英國人那樣行動便遭到嚴刑拷打和監禁，他們又會怎樣？ 他的怒容很快便消失了，他又恢复了溫和的常態，只要求在軍事上与英國和法國保持平衡。中午，他們是在英國使館吃點心的。這也是元首第二次步入外國大使館。午餐后，与會者又返回總理府。希特勒對俄國向西推進的企圖進行抱怨，說到這里，他辛辣地把捷克斯洛伐克稱為“俄國人伸出來的胳膊。”他又重申，在軍備問題上，德國要求得到平等權利。西蒙和艾登都在耐心地、心平气和地傾听。這給施密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是在兩年前，德國代表像希特勒現在那樣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好像是天經地義似的，那末，天都會塌下來。我也不禁怀疑，比諸外交部所采用的談判方法，希特勒是否已用品造成既成事實的高招走得更遠了。” 當晚，希特勒在總理府主持宴會。他原來穿的是褐色外衣，戴紅色卍字章，現在卻改穿燕尾服。在他的翻譯看來，他是個“迷人的主人，在客人中來回穿梭，好像他是在大戶人家里長大的似的”。宴會后，希特勒對一群朋友，包括威尼弗雷德·瓦格納在內興高采烈地大談起外交成就。他像小學生似的，又是拍手，又是拍膝蓋。“了不起的人物呀，那些英國人”，他說，“即使撒謊，他們也撒得漂亮，一點不像法國吝嗇鬼。” 會談結束后一天，希特勒把与英國海軍之比是３５％一事告訴了海軍總司令，并指示他按計划建立海軍——但“不要大肆宣傳，以免使英國對其它大國的困難處境复雜化”。希特勒決心与英國和睦合作，并繼續向對德國處境表示同情的有影響力的公民們獻媚。４月間，他在慕尼黑寓所為奧斯瓦爾德·莫斯雷爵士舉行午餐會。莫斯雷退出了工党，當上了“英國法西斯聯盟”的主席。他評論說，希特勒的“迷人的態度完全消失了。也許這是個不合适的話題。反正，他并未試圖施展那种效果。他很其實，整個午餐過程中，他都以溫柔得几乎像女性的魅力待我。” 在倫敦，一位极為重要的德國事業的追隨者，正在重申起先前的同情。他就是威爾士親王。在与霍希大使進行的一次長談中，這位王位繼承人“再次對德國的地位和期望表示完全理解”。 在柏林，由于赫爾曼·戈林和女演員埃美·松納曼准備結婚（他的第一個妻子卡琳，在久病后于１９３１年去世），繁忙的國際事務也暗然失色了。各組織及企圖取寵的個人送的禮物，像洪水般朝他們涌來。博物館送來的畫是“永久借貸”的，其中有兩幅克拉納赫的油畫，是無价珍寶。除東方地毯、挂毯、銀台和首飾外，還有薩克森的香料餅、黑森林的櫻桃酒、奶酪和牛。小禮品在柏林的官邸展出，大件禮品則用卡車運至首都附近的庄園——叫卡琳大廳，是以其前妻的名字取名的，但拼法不對。 ４月１０日舉行的婚禮，可說是好萊塢的作品。電台一幕一幕地向全國廣播。豪華的婚禮——由一名主教主持，由元首本人當證婚人——由于突然有兩只鸛在福音教堂周圍盤旋而終止。這原是一位空軍飛行員俯沖下來無意中放的，与婚禮完全無關。當新娘新郎從教堂出來時，軍樂隊奏起了《羅安格林》的進行曲。教堂外，新郎新娘從伸出的劍搭成的拱門下走過，受到了震耳欲聾的歡呼。群眾還集体行了羅馬式的敬禮。 次日，戈林邀請羅希納和另外５名記者前往總裁府參觀禮品。“諸位先生”，他對他們說，“我請你們來的目的，是要你們看看我的人民給我送來的禮品。就像陛下一樣，一點不錯吧？”“反正”，羅希納在給女儿的信中寫道，“戈林用不著挨餓。假使他有朝一日受窮，這些禮品起碼能當出１００万，或更多錢。” 戈林的馬戲，由于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的會議同一天在斯特萊薩召開而被貶黜了。希特勒原以為法國的建議其它兩國是不會接受的，但与其愿望相反。會議發表了一項聯合公報，譴責德國的重新武裝為不合法，并重申忠實于羅加諾原則。賴伐爾、麥克唐納和墨索里尼的出席又為公報增加了份量。原想孤立法國的希特勒，發現自己有受孤立的危險。數周后，法國与蘇聯簽訂了互助條約，這樣便加重了他的危險。由于蘇聯——法國條約与元首的基本戰略格格不入，希特勒便重又竭力向他的朋友羅德米爾勳爵保證，英國沒有理由怕德國。５月３日，希特勒寫道。從建党早期開始，他就計划要与英國合作。“英國与德國這樣的條約，不但對和平有巨大的影響力，而且也代表了世界上１．２億最寶貴的人民的愿望。英國歷史上搞殖民活動的舉世無雙的天才及其海軍力量，將与世界上第一批軍國主義之一的國家的力量結合起來。” 羅德米爾是用不著說服的。在他的報紙中，他繼續為德國描繪出一幅和藹可親的形象，但是英國總的反應是恐懼的。當麥克唐納得悉希特勒將于５月中旬后發表重要講話時，他表示關切，并決定在演講發表后讓下院辯論軍備問題。 這篇令人害怕的演講是在５月２１日作的。希特勒再次讓世界吃了一惊。當日早些時候，他頒布了一條秘密防務法律，讓沙希特主管戰爭經濟，并改組了武裝部隊。將國防軍正式改組為武裝力量，由希特勒任最高總司令；勃洛姆堡的頭銜也由國防部長變為戰爭部長，且得到了武裝力量總司令的頭銜；貝克之未泄露的軍隊首腦的頭銜也改成了總參謀長。至少在私下里，黑桃可以稱作黑桃了（直言不諱——譯注），但是，當希特勒于當晚站在麥克風前時，他輕松而自信，又成了溫和的典范。他說，他的主要目標是和平，他也不抱征服的夢想。他宣布，戰爭所帶來的，只是毀滅國家的花朵。 在重申“德國需要和平、希望和平”后，他提出与各鄰國（背信起義的立陶宛當然除外）簽訂雙邊互不侵犯條約，并保證遵守羅加諾公約。他所需要的無非是相當于英國海軍力量的３５％的艦隊而已。他保證，那將是他的最后要求。“對德國而言”，他發誓，“這個要求是最后的，永遠不變的。” 在國外許多有影響的人士中，他的話被按其表面价值接受了。倫敦的《泰晤士報》說，他的講話“合理、直率而全面”。只此一舉，希特勒便扭轉了孤立的局面，為在即將到來的海軍會議上同情地接受德國的要求*？舖了道路。這次會議剛好于兩周后在英國外交部召開，由喬希姆·馮·里賓特洛甫任德國代表團團長。日本駐倫敦的海軍武官曾給他提出了极好的咨詢意見，因此，他便穩坐在會議桌旁。這位海軍武官告訴他的德國同行，１９２１年日本前往華盛頓參加會議時，錯以為可以与英國人搞一樁“交易”。“結果，當英國人挑撥我們的外交官員与海軍專家的關系，使他們几乎成了死對頭時，我們被打了個措手不及。”他建議，德國集中力量堅持一個明确的要求——例如３５％的比例——堅韌不拔地堅持下去，即使有破坏會議的危險也在所不惜。一旦英國人醒悟到德國矢志不渝，他們就會慢慢讓步——同時還會對對手更加尊敬。 會議于上午１０時開始，由西蒙主持。他与平常一樣和藹可親。他指出，會議的任務是為即將到來的各海軍大國會議舖平道路；否則，各國的軍備競賽就會加速進行。光限制吨數是不夠的，對某些危險的艦只應該清除。 遵照日本武官的建議，里賓特洛甫拒絕討論其它問題，一心要得到那３５％的比例。”如果英國政府不准備立刻接受這一條件”，他說，“那就沒有必要繼續進行談判。我們堅持立刻作出決定。”他保證，英國一旦接受這個比例，關于建立海軍之計划的技術問題便可立刻得到解決。 雖然里賓特洛甫的英語講得很好，但仍由施密特擔任翻譯。令施密特吃惊的是，他的上司竟立刻——且又是如此不講外交辭令！——把日程上最困難的問題提了出來。他不明白，是因為里賓特洛甫缺乏外交經驗呢，還是對指示盲從。里賓特洛甫之所為，除按日本武官的狡猾的建議行事外，其實是在執行希特勒多年來成功地使用過的令人惊慌失措的戰術。兩星期前的講話是胡蘿卜，現在的是大棍。 施密特將里賓特洛甫的話翻譯過去后，他發現，西蒙的臉紅了。他生硬地回答說，談判一開始便提出這樣的條件，這是很不平常的，對此，他當然無可奉告。他一邊說，一邊生硬地鞠了一躬，然后便离開了會場。場面一時尷尬起來。片刻后，羅伯特·克萊普爵士取代了西蒙的位置，代表英國表示堅決反對。但是頑強的里賓特洛甫也毫不讓步。下午，他們再次會晤，但毫無進展。施密特覺得，會談肯定被破坏了。他已開始在想，飛回柏林時的天气不知如何。但是使他奇怪的是，英國人竟提議次日上午再次會晤——這次會談是在具有歷史意義的海軍部會議室進行的。 這是一間大會議室，鑲著嵌板；室內放一張長桌，桌四周放著紅漆椅子。施密特對此友好之气氛原就覺得奇怪，不料，當令人生畏的克萊普宣布，英國准備接受馮·里賓特洛甫先生的要求時，施密特的奇怪便上升為吃惊（“我真不敢相信我的耳朵”）。６月６日，約翰爵士返回會議；他紅光滿面，好像啥事也沒發生過。這樣德方便大獲全胜。全面的協議友好地達成了，里賓特洛甫之“相當難堪的態度”也不翼而飛，變得彬彬有禮了。英國不但同意德國擁有相當于英國艦隊之３５％的吨位，而且還作出讓步，讓德國擁有４５％的潛艇。里賓特洛甫回到德國后，成了一名征服英雄。用談判方式取得了德國海軍的全部秘密目標，這便把希特勒從一個實力派變成了政治家。被一所謂盟國單方采取的行動（恰好又是在滑鐵盧紀念日那天采取的）搞得目瞪口呆的法國，向倫敦發了一份憤怒的照會。但英國的公眾輿論卻几乎一致贊成（溫斯頓·丘吉爾除外，他譴責這一協定，說它破坏了英國的安全），連對希特勒采取敵視態度的政治家也支持這一協定。 可以預言，這份協議使威爾士親王滿心歡喜。在簽字那天，他對霍希大使說（在阿斯科特与王后一起進午餐時），在最近一起有爭議的講話中，他熱烈同意德國人与英國的老手們接触，這“完全是他自己主動提出來的。”（他沒有提到的是，為此事他遭到國王一頓斥責：“親愛的孩子，我經常地告誡你，切不可与政治廝混，尤其是与外交有關的事務。你昨天發表的觀點，不管多么敏感，据我所知，是与外交部的意見相反的。”爾后，若不与政府商量他不得再對有爭議的問題發表講話。父親的斥責，不管多么令他不安，卻未能封住王子的口。他立刻又對另一有爭議問題發表講話，攻擊倫敦縣議會禁止在他們管轄范圍內各學校內的學生團使用武器，包括木槍在內）。威爾王子補充說，“眾所周知，政治家的特點是膽小怕事和猶豫不決。恰當時刻的直言，那怕超出了正常情況下理應保留的界限，比諸膽小和遲疑，能更快地奏效。”他的這番話被用電報傳回威廉大街，在那里，對本來就言過其實的英國親德情緒又添枝加葉，加深了元首之理由不足的假設。即，此后英國的讓步不再會有限制了。 對倫敦條約，蘇聯的反應几乎与法國的一樣強烈。它證實了這种怀疑；英國統治階級內的某些分子，包括繼位王子在內，正在幫助德國加強迫波羅的海之海軍力量以便向蘇聯發動進攻，在遠東則支持日本的野心。盡管憂心忡忡，蘇聯還是与希特勒簽訂了貿易協定。希特勒將對蘇貸款提高至２億馬克，并准備在１０年內，將此數字增至５億。這并不是放棄其生存空間之夢想，而是在國際外交游戲中另一著棋。這是因為，在与西方談和平、与東方做買賣的同時，德國的重新武裝則在盡可能秘密的情況下進行，其速度比大多數外國觀察家的估計要快得多。 隨著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生活的擴展，他的私生活也擴展了。在他周圍形成了兩個內層——一個是由像戈培爾、戈林、赫斯（及他們的夫人）等組成；另一個則更具有私人性：司机、秘書、仆人、及其他親近者。最內層包括一名建筑師施佩爾，一名飛机駕駛員波爾。同時也包括一些較年輕的軍事副官，例如海軍中尉馮·普特卡默，陸軍代表尼古拉斯·馮·貝羅等水平不同的人們。有些是屬于兩個圈子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馬丁·鮑曼。此人早年就追隨赫斯，現在是赫斯駐柏林代表。由于這個緣故，波曼便有机會接近元首，為元首的日常需要孜孜不倦地工作。雖然他不為大多數德國人所知，不知疲倦的波曼卻与希特勒形影不离，把元首的片言只語都記錄在袖口或筆記本里。 希特勒本人則在這兩個圈子間來回穿梭，也在眾多的高級文武官員中出沒。他無法做到的是，他不能一本正經地去完成高級辦公室的事務。他是個夜貓子，通常要在中午前几分鐘才到辦公桌旁。一坐下他便把奧托·狄迪里希收集的各報的主要內容瀏覽一遍，然后匆匆去進午餐。回來后，他便集中精力處理那些他感興趣的公務。而把令他厭煩的事務往后拖延至下班后處理。他常与施佩爾和杰斯勒討論柏林、慕尼黑和林嗣等城市重建工作，一討論就是几小時，而他從興登堡手里沿用下來的國務秘書漢斯·拉姆斯和奧托·梅斯納則在一旁不耐煩地等候著只有國家元首才能作出的決定。 他的工作方法常常使魏德曼上尉非常關切。在作出重要決定前，他的私人副官很難讓他坐下來看文件。“他認為”，魏德曼寫道，“許多事情，只要你不去惹它們，自然會辦好的。這點，他是很少錯的。問題僅僅是，這些事情應如何辦。在選擇來訪者方面，他也是狂妄不羈的。有些官員需要在客廳里等上數天才能見他。但是，若某個舊日老友來訪，他便立刻叫他去進午餐，讓他在餐桌上把問題提出來。問題常常就在餐桌旁解決。” 希特勒的工作時間表本來就很不規律，但繁忙的國際事務常常又將它打得更亂。這樣，他便几乎抽不開身去看他的情婦。阿道夫·希特勒的愛已變成愛娃·勃勞恩的整個生命，即使他曾明确向她表示，只要他還是帝國元首，他就無法与她結婚。“就我而言，結婚可能會成為我的災難”，７年后他對內層人士說，“夫婦之間，必然會有誤解的時候；當做丈夫的不能把妻子認為自己有權得到的時間全部給她時，誤解便會產生。”女人只為自己的丈夫而活著，而她也希望他能那樣。男人是她的思想奴隸，受責任左右。“我會享受不到婚后的快樂，只能看到被忽視的妻子的怒容，否則我就得對工作馬馬虎虎……婚姻之坏處在于它創造出權利。這樣，找個情婦比娶妻要好得多。這可減輕負擔，可將一切都建立在贈予的權利水平上。“當他發現他的兩名中年處女秘書約翰娜·烏爾夫和克里斯達·施洛德，把臉孔耷拉下來時，他連忙改口說：“我剛才說的當然只适用于較高級的人物！” 愛娃原是悶悶不樂，但難得前來的情人那怕只來一次，也能暫時減輕她的痛苦。“昨天，沒想到他來了”，她在２月１８日的日記中寫道，“晚上過得很愉快……他如此愛我，真令我幸福無窮。希望永遠如此。”兩星期后她又寫道：“我又痛苦死了。我沒法給他寫信。這本日記不得不成為我難言苦衷的貯藏所。”他星期六來了，但与她度過“几小時美妙的時刻”后，他又走了，沒說何時再來。“我如坐針氈，覺得他時刻都可能前來。” 一星期后，她又寫了日記，但寫得雜亂無章，好像是匆匆忙忙寫的，或是有极大的感情壓力： “八天沒听到他的消息了，我真希望生病才好。為什么我身上就不發生點儿事情，為什么我要忍受這些。真希望不曾見過他才好呢。我絕望了。現在，我要買安眠藥了，至少，我能昏昏沉沉，不再去想這么多了……他為什么要這樣折磨我，不把這筆風月債一筆勾銷。” 几天后，她又為他找借口：他的“政治事務太多”。但當他請她到“四季旅館”去，她的“耐心等待”的決心便煙消云散了。 “我在他身旁坐了３個小時，卻連一句話也不能說。分別時，与先前一樣，他遞給我一個裝著錢的信封。他要能在里邊寫上一句問候語或一兩個好听的字眼，那該多美呀，它會使我高興的。但這些事儿他就是想不到。” 到月底，當听到閒言閒語說希特勒已另外找了一個外號叫瓦爾庫莉的女人時，她的孤獨便成了极度的嫉妒。 “……我覺得，他不告訴我，這是不公平的。他應該了解我，如果他突然發現自己的心已屬別人時，我是不會礙手礙腳的。” ５月底，在絕望之余，她給他寫了一封像是哀求的信，之后便在日記中寫道： “……如果到今晚１０時還得不到答复，我就吞２５粒藥丸，輕輕地睡到另一個世界去。 “３個月不給我寫一句安慰的話，難道這就是他常向我表白的偉大的愛情嗎？ “就算這些日子來他腦子里裝滿了政治問題，總能找到一點時間輕松一下吧！去年怎樣呢？羅姆和意大利不也給他許多事做嗎？但他還有時間給我…… “恐怕后邊還有點儿別的什么。 “不應我負責。當然不。 “也許是另外一個女人——但不是瓦爾庫莉姑娘，那不像是真的；不過，還有許多別的姑娘呀。 “還有什么別的理由呢？找不到。” 几小時后，她在日記中最后寫了哀怜的几行： “親愛的上帝，真怕他今天不理我。要有人能幫助我就好了，一切都絕望得可怕。也許我的信到得不是時候。也許我壓根儿就不該寫。 “不管怎樣，与其要這樣捉摸不定，還不如立刻死了好。 “親愛的上帝，幫助我吧！讓我今天能与他說話吧！明天就太晚了。” 愛娃·勃勞恩有所不知的是，希特勒收到她的絕望信時，他正在接受手術。几個月來，他一直喉嚨發痛。由于講演多，且又長得沒有盡頭，他的嗓子沙啞了，而且還發現喉頭長有東西。他舊日的恐懼又复活了。据施佩爾說，數月來，他老在談論菲特烈皇帝三世——死于喉癌。喉嚨痛不算，又兼胃痛——也許与青年時*？在維也納患的相類似。他一直在服新巴勒斯妥。很明顯，他是服藥過度，因為這藥含有粘合油。一次，他因此中了毒，惊慌不已，連忙把格拉威茨醫生叫來。他訴說頭痛、眩暈、耳鳴和重視。５月２３日，即元首發表重要外交演說后兩天，柏林大學耳鼻喉科主任卡爾·馮·埃肯教授從元首的聲帶上切除了一塊一厘米大小的息肉。這是個小手術（是在總理府進行的）只用了小量嗎啡作鎮靜劑。即使如此，希特勒卻甜睡了１４個小時。“我那時很擔心”，埃肯后來透露說。手術后，埃肯教授勸他在數天內不要大聲說話，將來也不要沖動，“不要大聲喊叫……”他承認，曾有人這樣對他說過，但一演講又全忘了（*引自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４日的《時代》。該報曾報道說，希特勒曾請世界著名的耳鼻喉專家、維也納的海因里希·馮·紐曼教授檢查他的喉頭。紐曼是個正統的猶太人，他于是遭拒）。 埃肯向他的病人保證，他切除的是一塊“簡單的息肉”，就是說，是一塊良性生長物。但希特勒仍在犯愁，生怕像他母要那樣會長癌。他之所以未給愛娃回信或指示其副官打個電話安慰她几句，大概是因為他思想集中在怀疑自己有病上的緣故。 在感到絕望和被拋其后，愛娃于５月２９日凌晨吞下了２０粒“瓦諾風”（安眠藥）。是她妹妹伊爾塞發現她昏迷不醒的。伊爾塞在一名外科醫生手下當接待員，學了一點急救知識。在給姐姐急救后，連忙打電話給她的雇主馬丁·馬克思醫生——她信任他。愛娃的日記是在醫生給她治病時被伊爾塞發現的。她決心為姐姐的第二次自殺保守秘密，便把最緊要的几頁撕了下來，以免連累馬克思醫生——他是猶太人。伊爾塞也怕父親會作出強烈反應，也怕元首會詢問他的情人的精神狀態是否穩定。所以，她說，姐姐的自殺，部分是演戲。畢竟，愛娃只吞服了藥性比佛羅拿要輕的安眠藥——她明白，姐妹們回家后，總有一個會向她道晚安的。 馬克思醫生熱心地把病因說成是疲勞過度，是吞服安眠藥過量的結果。希特勒接受了這种解釋（但伊爾塞·勃勞恩至今仍堅信，元首猜出了真情）。不管是何种情形，這個“偶然事件”也達到了語言未能達到的目的。 那年夏天，她找到了自己的歸宿。１９３５年８月１９日，她与妹妹格里特爾遷進了３間一套的公寓房。該公寓房座落在環境安靜的波根豪森住宅區，离元首在慕尼黑的寓所只有一箭之遙。房租是由他通過霍夫曼間接付的。他還買了家具，把房子布置了一番。 希特勒平時很少在那里。他若是來，也是在鄰居們入睡以后。即使如此，他与愛娃的約會也很難保密，因為秘密警察在大樓內外暗中保護。另外，由于喉嚨依舊在折磨他，他不得不大聲清嗓子。在愛娃遷進新居的前夕，他在貝希特斯加登找了個醫生，說喉嚨里還有東西。他說，有人曾給他送來一束鮮花，接花時指甲里進了刺，他是用牙去咬的。他怕咬刺時不慎將它吞了下去。醫生沒發現什么，只用２．５％的硝鹽銀溶液給他洗喉。但希特勒又向馮·埃肯教授表示，他怕里邊長癌。醫生只好將一系列的標本送給系里的一名同事（埃肯教授稱他的病人為阿道夫·米勒）。８月２１日，結論下來了：“阿道夫·米勒”沒什么可擔憂的，那塊息肉是良性的。 希特勒的不安輕些了——至少是在目前——但還是抽不出多少時間去看愛娃，因為他又在為１９３５年在紐倫堡慶祝党的生日作准備。另外，他之深夜私訪愛娃又引出不少謠言，有可能在政治上給他帶來麻煩。愛娃新近得到的自由也帶來另外一個問題。她父親為此曖昧關系，即使是与德國的國家元首，而感到丟臉。９月７日，弗里茨·勃勞恩鼓足勇气致函希特勒，要求他讓愛娃回到“家庭的怀抱”。勃勞恩很謹慎，叫霍夫曼將信親自交給元首。但這位攝影師更加謹慎：他把信交給了愛娃。她撕毀了信，但有意給父親這個印象：元首讀過這封信，但不屑于回答。勃勞恩太太瞞著丈夫，也寫過一封類似的信，直接寄給了希特勒。這封信壓根儿就未獲答复。 希特勒在紐倫堡的主要演說是在９月１１日作的。它原是呼吁要發展文化，卻發展成對猶太人的另一次攻擊。他攻擊說，猶太人從未產生過，也永遠不會產生一种有自己特點的藝術。但攻擊是如此之溫和，以致使外國觀察家怀疑，他的反猶綱領，如同他對各大國保證的那樣，是否真的有所改變。恰恰相反，西方越來越激烈的抵制德貨運動使他深信，將几乎剛好１６年前他宣布要采取的某些法律措施付諸實施的時刻已經到了。９月１３日，他下令在２４小時內擬就一項法律，叫《保護德國血統和榮譽法。》 被分配承擔這一任務的人們剛草就一份禁止猶太人与有“日耳曼或有關血統”的公民結婚或婚外性交的法令，希特勒又派人送來了新的命令，要他們起草《帝國公民法》。苦惱的作者們很快便把紙用完了，只好將就著使用舊的菜單。直到９月１５日凌晨２時３０分，眾人才一致同意，只有具有“日耳曼或有關血統。”的人才能當公民。 其它條款未發生爭執。于是，次日上午９時，希特勒便在紐倫堡舉行的特別會議上發表了講話。他說，這些法律的通過，實際上是對猶太人有利。這可能“為德國人与猶太人建立可容忍的關系舖平道路”這些溫和的言辭后邊立刻出現了威脅性的語言：“如果這個愿望得不到實現，猶太人在國內外的煽風點火得以繼續，那么，我們的這种立場就得重新檢討。” 希特勒實在有幸。由于本尼托·墨索里尼的蠢舉，世界的注意力一下子便從希特勒新近對猶太人的攻擊及其非法擴軍上移了開去。１０月３日，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全球群情激憤。一個文明國家，怎么能迫使原始部落騎在馬背上与戰斗机和坦克作戰？對自己之平息計划健忘的英美兩國罵得特別起勁。英國則在國聯牽頭對意大利實行有限制的經濟制裁。盡管德國國內呼聲四起，反對意大利而同情埃塞俄比亞者甚眾，希特勒仍公開拒絕聲援海爾·塞拉西皇帝，暗中則給予軍援。与此同時，希特勒又給墨索里尼運送原料，企圖拖累意大利（和英國），使德國得到更多的行動自由。他對墨索里尼的援助也是想試試英國會對德國藐視國聯之舉作何反應。情況很快便表明，英國將不采取報复行動。這肯定加強了希特勒的信念，即英國人准備与他達成協議。 為了重新控制局勢和自己，希特勒深居簡出。在秋季的最后４個星期，他沒有公開露面。羅森堡認為元首病了，但有可能是圣誕前之低落情緒又來臨。更有甚者，他也面臨著一個關鍵而令人不快的決策，而這決策又与納粹党的前途和國家社會主義的航向有關。希特勒已到了差不多要破斧沉舟的境地了。他与他的党雖然控制了德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褐色革命”卻停步不前。他以外交政策為代价，對國內的一切均放任自流。他不是在開創，而是在反動。因此，公眾對党的興趣极低。申請入党的人少了，党員對党的活動也不如從前積极。 １９３６年１月３日，希特勒召開地方長官和帝國長官會議，期望他們能安于已發生的情況。在講話中，他全盤透露了重新武裝德國的計划，并暗示了他心目中的德國之美好前程。然后，他以讓人憶起前几年党面臨分裂時的情景的絕望神情，請求他的听眾明白，除非党的領導階層“組成一個統一体，并忠誠于他”，否則，要取得這些是不可能的。懇求剛完，他又動用感情，要求絕對忠誠。這些他成功了，所用之方法——如同在１９３２年那時一樣——是以自殺相威脅。听眾被嚇得目瞪口呆。大會主席赫斯連忙向他保證，他走到那里，室內的每一個人都將以無可怀疑的忠誠跟他走到那里。 元首的精神立刻复活了。２月中旬，他作好了采取下一步的准備——占領萊茵蘭非軍事區。這個地區包括了萊茵河以西的德國領土以及萊茵河東岸長達３０英里的較長地帶，其中包括科隆、杜塞爾多夫和波恩三城。１月２０日晚，英國國王喬治五世逝世。這位君主之死，更令他野心勃勃。喬治死后，由威爾士親王愛德華八世繼位。此人是個有個性者，善獨立自主，對德國之眾多要求均表同情。在繼位國王的首篇廣播演說中，他明确宣布不予改變。次日，來自華盛頓城的消息證實了這點。漢斯·路德致電威廉大街說，美國國務院西歐事務處處長在与新任國王的一次“极坦率的”交談中得悉，國王“不同意法國复活友善關系和將英國拴在法國大車上所作的努力……”他更反對法國擬將德國強置于其膝下的企圖，并宣布，他對德國之困難處境深表同情。在愛德華登基后的第一個月內，科堡公爵与他交談三次，親耳听到了愛德華國王的保證。“我提出一個問題：如鮑爾溫（首相）与阿道夫·希特勒進行會談，這是否對未來之德英關系有所稗益？”公爵報告說，“對此，國王的回答是：‘這里誰當國王？是鮑爾溫還是我？我自己就想与希特勒會談，在這儿談或在德國談。請將此話轉告他。’” 有了英國這樣的鼓勵，加上國聯對意大利之侵略行徑所采取的措施既半心半意又有气無力，這便加強了元首占領萊茵蘭的決心。既然英國不通力阻止墨索里尼，那末，如他效法墨索里尼并步其后塵，英國充气量不過作作公開抗議罷了。 ２月１２日，他召見駐巴黎代辦，商討法國對重新將萊茵蘭變為軍事區會作何反應一事。同日下午，他對馮·弗立契將軍談到了軍事行動問題。陸軍參謀長對此一點儿也不熱心。為何不舉行談判？希特勒爭辯說，談判要花上几個星期。又說，他只想搞個象征性行動。將９個步兵營及一些炮隊開進萊茵蘭需多少時間？弗立契說，兩天；但警告說，若有一星半點的戰爭危險，就不該行動。 希特勒原則上同意了，但把駐意大利大使馬爾里希·赫塞召回國內，并說，他目前“正在考慮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問題”。德國是否應以巴黎批准法蘇條約為由譴責羅加諾公約，并在萊茵蘭駐軍？此時，据赫塞的正式備忘錄說，元首透露，他早認為１９３７年春是占領萊茵蘭的恰當時刻。但政治的發展又使他怀疑心理上的時刻是否已經到來。“他在問自己，是否應找墨索里尼，建議他以羅加諾公約受到違反為借口，譴責羅加諾公約，接著他便予以效仿。” 不管是何种情況，希特勒此時正在下決心采取行動，但又向法國人保證他是有和平意圖的。“兩國保持友好，此非明顯地有利于兩國嗎？”２月２１日，他對記者貝特蘭·德·尤弗納爾說，“我希望与法國緩和緊張局勢……你仍認為德國有可能侵略，這太离奇了。”听了這番話后便安靜下來的法國人，本應注意元首后來對尤弗納爾批評《我的奮斗》一書時的回答：“你要我修改此書，好像我是個作家准備重版自己的作品似的。我不是個作家。我是個政治家……我將在歷史這部偉大的著作中加以修改！” 直到次日，赫塞大使才將希特勒對可能批准法蘇條約的嚴重關切轉告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回答說，他是不同意這份條約的，但它与意大利無直接關系。這至少表明，如德國譴責羅加諾公約，墨索里尼將會袖手旁觀。于是，元首便下令開始“冬季訓練行動”。３月２日，勃洛姆堡向三軍司令下達預備令，于“Ｚ—日”將部隊開進萊茵蘭非軍事區。３日后，勃洛姆堡將“Ｚ—日”定在３月７日，星期六。舞台已布置好了，但因某种緣故希特勒喪失了膽量，問他的軍事副官弗雷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行動日期是否仍可推遲。回答是可以。希特勒接著說的話更有意思：找到能取消“冬季訓練行動”的最近日期是哪天。 那天下午，英國外相艾登回到倫敦。當晚，他便向內閣匯報說，法國人擬求助于他們對萊茵蘭的權力。“對英國人民來說，這是個值得怀疑的事業，”他在回憶錄里評論說，“那時，為反對德國占領萊茵蘭而主張与法國一道采取實際行動的人，在英國千里挑一也難。” 的确不錯，對元首表示關切的是法國而不是英國，而元首當晚也“徹夜難眠”。“我反复問自己”，他后來向霍夫曼私下透露，“同一個問題：法國會做些什么？會反對我几營小兵力的前進嗎？如果我是法國人，我知道該怎么干：我會痛擊之，不讓一個德國兵越過萊茵河。” 星期五，即“Ｚ—日”前一天，有關人士宣布，國會將于次日中午舉行會議。柏林外交界猜測，眼下必然有事。當晚，德國主要報紙的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都被請到宣傳部開會。 記者們摸不著頭腦。戈培爾通知他們，由于他們次日就要秘密出發，只好將他們集中扣押，以待天明。元首又一晚不能成眠，在簡朴的小鐵床上輾轉反側，腦中不停地在考慮法國將作何种反應。英國并不使他發愁；他之所以選擇星期六這天，是因為這日沒有一個官員上班。“他們要到星期一才上班”，他對魏德曼說，“到那時激動情緒已成過去！” 星期六一大早，一支特殊先遣隊便向坦貝爾霍夫机場進發。那里已有一架“容克”運輸机在等候。飛机器飛后記者們仍不知他們飛向何方，連駕駛員也不知目的地在哪里。駕駛員要在規定的時間才能打開錦囊，那時他才知目的地在哪里。 上午１０時，德國大使拜會了艾登。在討論了一陣另一個英德協定后，霍希突然說：“我要告訴您一件极重要的消息。消息的前一部分恐怕不适合您的口味，但后一部分卻比近年來提的重要得多的建議要好。”他宣讀了一份備忘錄，攻擊法蘇條約違反了羅加諾公約。因此，德國便決定收回萊茵蘭非軍事區。霍希繼續讀道，希特勒提出与東西方國家分別簽訂互不侵犯協議。他也愿意重返國聯。 艾登對萊茵蘭行動深表遺憾，但又說，他將慎重考慮德國的建議。他說，德國對國聯的態度如何，這是最重要的。此時，霍希說，德國返回國聯是不帶任何附加條件的。然后，他又若無其事地說，“至于萊茵蘭，德國不過是派几支小先遣隊到哪里去罷了。霍希一走，艾登便召見法國大使，對德國的行動深表遺憾。艾登說，對羅加諾公約進行譴責，這是“可歎的”，但這需要由英國內閣進行考慮。由于大部分閣僚都在鄉間別墅，此事需待星期一。 在与意大利和比利時的外交代表進行簡短的會見后，艾登便給首相鮑爾溫打了個電話，之后便立刻前往首相官邸向他匯報。“他個人雖然對法友好”，艾登回憶說，“但他心中明白，如法國采取軍事行動，英國是不會予以支持的。我只能同意。我告訴他，關于羅加諾問題，，希特勒真誠地与我談過。我不能再相信他了。”“鮑爾溫也不再相信希特勒，但他同意等待，看法國人，將作何反應。” 上午１１時３０分許，載著先遣隊的“容克”在科隆著陸半小時后，記者們便与數以千計的德國愛國者站在橫跨在萊茵河上的霍亨佐侖大橋上。１８年前，被繳械的德軍從法國后撤，垂頭喪气地打這里走過。突然間，人群听到了腳步聲，鐵輪的隆隆聲，以及馬蹄聲。當首批德軍上橋時，人群中爆發了一陣又一陣歡呼聲。在几架飛机的掩護下，其它部隊也至少從５座橋上越過萊茵河。“冬季訓練行動”共有１９個營的兵力，但只有３個營越過萊茵河。即使如此，這一小部隊帶來的熱情（對德國人而言）和恐懼（對法國人而言）都是异常巨大的。 在克羅爾劇院內，希特勒正在對國會發表講話。他受到了熱烈的鼓掌歡迎（外交代表席除外）。他講話時，全場鴉雀無聲。合眾社記者、新近才從威廉斯學院畢業的學生理查德·赫爾姆斯，“像老鷹一樣”盯著希特勒。元首長篇大論地論述凡爾賽條約如何不平等后，講演的速度緩下來了。他神情緊張，在講台后把手巾在手中換來換去。他臉色蒼白，很不自然，好像吃不消似的。之后，他緩緩地，用壓抑的聲調說：“此時此刻，德軍正在前進。” 劇院頓時成了瘋人院。 事實上，那３個營德軍已跨過萊茵河——但有令在身，即，若遭法軍挑戰，便邊打邊退。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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