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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６年３月７日，星期六，當德軍開進萊茵蘭時，倫敦并未認真考慮是否采取行動。弗朗斯瓦·本塞則從柏林极力敦促（英國）采取“激烈行動”。也許，這便喚起了法國政府的抵抗精神，因為政府催促總參謀部采取行動。与所有這類人一樣，他們保守得几乎到了膽小的地步。甘末林將軍警告說，“一個戰爭行動，不管如何有限，都會帶來預想不到的危險。如不發布戰爭總動員便不能突然采取行動。”他同意派遣十三個師至馬奇諾防線。 這本是個膽怯的姿態，卻嚇坏了甘末林的柏林對手。星期天上午，勃洛姆堡將軍懇求希特勒至少也要從亞琛、特里爾和薩爾布呂肯撤軍。他說，若法國發動進攻，德國勢必不戰而退，這在道義上和軍事上都會遭到重大失敗。盡管憂心忡忡，希特勒卻紋絲不動。他讓勃洛姆堡等待，如有必要可有明日撤軍。盡管法國總理發表了一起強烈反對的廣播演說，希特勒仍不動搖。法總理說：只要斯特拉斯堡仍受德國槍炮威脅，法國決不談判。 星期一，２．５万名德軍開進了萊茵蘭。牧師們揮舞著香爐為他們祝福。雖然法國人只不過是在動嘴皮子，希特勒卻已焦急万分。他后來承認說，這樣的壓力若要承受十年，他可受不了。在德軍開進萊茵蘭后的４８小時，他對他的翻譯說，“這是我一生中最傷腦筋的時刻。”如果法國作出報复，“我們就得夾著尾巴后撤，因為我們兵力不足，連輕微抵抗也做不到”。他趾高气揚地到占領區進行視察，未發生任何意外。在回家的專列上，希特勒心情舒暢。“上帝呀，一切進展如此順利，真叫人放心！”他一邊說，一邊又在吹牛：“不錯，世界屬于智勇雙全的人們。上帝保佑他。”他令左右快放瓦格納的唱片《帕西法爾》，邊听邊說，他的信仰就是受這出歌劇影響后建立的。他的觀點是：如果英法結成鞏固陣線，德國便會不戰而降。我們無法接受一個瘋狂獨裁者所作的估計。 奇怪的是，這种絕望的情緒于次日３月１２日，便被壓下去了。這天，國聯在倫敦舉行會議，一致通過決議，譴責德國破坏了條約。３名武官惊慌失措地給柏林拍來電報。勃洛姆堡連忙帶著電報去找元首。元首連看都未看便將電報往口袋進一塞。勃洛姆堡求元首妥協，但他斷然予以拒絕，并粗暴地對勃洛姆堡說，不准他將來干預政治事務。他說，政策出自帝國總理府，而不是出自戰爭部。他的外交部長比將領們更加好戰。牛賴特反對任何妥協。他告誡元首，應耐心等待，在從萊茵蘭撤軍前，應看看外國官方有何反應。 元首听從了外長的勸告。接著，希特勒在慕尼黑對一群听眾說，“我帶著夢游者的保證，按上帝的旨意行事。”几小時后，里賓特洛甫從倫敦傳來話說，危机已過，艾登似乎只對談判感興趣。 元首大喜。那時，若是別人當德國領袖，那將發生什么情況？后來，元首對其心腹夸口說：“無論是誰，你們說得出來，他都會嚇得魂飛魄散。沒法子，我只好撒謊。由于我沉著，毫不動搖，我們才得救。我威脅說，除非形勢在２４小時內有所緩和，否則，我就再派６個師去萊茵蘭。其實，我只有４個旅。” 由于最弱的一環在握，希特勒成功地訛作了英法兩國。這證明，若無武力做后盾，只用空話進行國際譴責是無濟于事的。与此同時，他也感到，比其他的將軍，他的政治本能更為健全。這是具有深遠意義的一次胜利，也加強了他對自己之命運的信任感。他已發現，一個意志堅強，敢于動用武力的人，在反對其一想到打另一次世界大戰便嚇得三魂走了七魄的對手中，究竟能走得多遠。 希特勒也狡猾地利用萊茵蘭事件為其在國內進一步鞏固其權力服務。他解散了國會，并將這一政策交給公民投票作決。這次公民投票并非大選，而是上有“興登堡”號輕气球（畫滿了卍字）作掩護的在各市穿梭的胜利大游行。“我并未篡權。”他對卡爾斯魯厄的群眾說：‘我按良心辦事，也是為關心人民故。我明白，我必須保持我國人民的榮譽，領導他們重新在世界上取得光榮的一席。若因為我之故，我國人民再次遭受不必要的憂愁与痛苦，那末，我就祈求万能的上帝懲罰我。” ３月２９日，在未動用一槍一彈的情況下，百分之九十八點八的選民投票選舉希特勒。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元首如此受群眾歡迎。另外，在３年多一點的時間里，他已把一個要央求別人的國家變成了挑戰者。這种地位上升被承認的地方莫過于英國了。威爾士知名人士交際极廣的杜馬斯·瓊斯，以非官方大使的身份來到了德國。他的第一站是達萊姆，在那里，深知他与鮑爾溫關系密切的里賓特洛甫敦促他与首相斡旋。 “我想讓鮑爾溫先生見見希特勒。”据瓊斯日記中引里賓特洛甫的話：“談話時他并不是個獨裁者。他很像鮑爾溫先生。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將決定几代人的命運……鮑爾溫先生應該親耳听听希特勒的觀點，不必通過中間人。希特勒會以絕對的公正与他交談的。”里賓特洛甫极力把元首說得有聲有色：“他內心是個保守派，過著畫家的簡朴生活，酷好音樂和繪畫。”里賓特洛甫說：“在外交政策方面，只有希特勒才听馮·里賓特洛甫的建議。” “總參謀部怎么樣？”瓊斯問。 “在帝國政府中，容克們已不再有影響了。”外交部長回答說：“重新征兵不是部隊的決定，而是希特勒自己的決定。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不是征服或統治他人，而是要自立。” 次日上午，５月１７日，他們飛往柏林面見希特勒，同行的還有譯員施密特。星期日中午，四人便在希特勒寓所寬敞的客廳里會面。瓊斯覺得，這間客廳是不折不扣的維多利亞式的。“我們真像是在格拉斯哥的苔勒斯公園里，像是在１８８０年的一家商人的客廳里。”瓊斯說，鮑爾溫希望与德國合作，但“任重道遠”。意大利新近在埃塞俄比亞所取得的胜利，雖然令國聯的許多支持者震惊，但眾多的英國人深信國聯。 希特勒回答說，很明顯，英國人也分成兩派，一派力主加強現在的國聯；另一派則主張將它改造成保守組織。他自己贊成后一政策，反對承擔未予明确的義務，因為這是無法實現的。埃塞俄比亞事件給人的教訓是，若沒有一個國際組織，問題的解決可能會更好些。他說：“國聯的作用是給埃塞俄比亞人帶來希望，欺騙其它國家，似乎日內瓦正在采取某些有效措施，同時則讓意大利‘逃之夭夭’。”這种說法，可謂是在描述他自己在萊茵蘭的賭博。不過，如果說瓊斯看穿了這點，他在日記中卻沒有記載。一個半鐘頭的會見結束了，結果卻只是彼此交換了信心。“我指出，鮑爾溫先生是個羞怯而謙虛的政治家，對自己當首相頗覺吃惊。時至今日，他還未真正將惊壓住呢。這句話翻譯過去后，元首脫口道：‘我也如此呀’”。 這是令希特勒特別難受的時刻。他的司机施列克不久前死于車禍，而他自己則受失眠折磨。在与瓊斯會見后數天，他向勃蘭特醫生訴說，他左耳耳鳴，其音律甚高，有如金屬聲。勃蘭特囑他在入睡前稍事散步，用熱水和涼水交替洗腳，然后吃几粒輕劑量的安眠藥。元首确曾服用安眠藥片。在按他自己的設計而建造的新總理府內，元首遵守更加嚴格的生活規律。一到晚間，他便將自己反鎖在簡朴的寢室內。室內的唯一裝飾是他母親的油畫像——是按一張舊照片畫的；床的右邊放一張床頭桌。他曾指示他的一個男仆卡爾·克勞塞，不管他在何處就寢，在床頭的同一位置必須為他放一張桌。早晨，他堅持自己刮胡子，穿衣也不用仆人幫助，只有在穿好外衣后他才出房門，与克勞塞打過招呼后，便徑自進入書房進早餐。他的早餐一般是兩杯牛奶，十塊左右的餅干和几塊半甜不甜的巧克力。早飯他通常是站著吃的，且邊吃邊翻閱新聞局送來的材料。他通常只花五分鐘吃早餐，之后，便直接進辦公室。 在這繁忙的日子里，他几乎唯一的娛樂就是每晚在寬敞的客廳里看電影。克勞塞通常會給他一張電影名單，列有五、六部電影，而他則從中挑選。若某部電影令他厭倦，他便會喊“亂七八糟”，然后再要另一部。他最喜歡的女演員是格麗泰·嘉寶。据伊万納·克爾克帕特里克爵士說，他“最喜歡的影片之一是《一位孟加拉槍騎手的生活》，這部片子他看了３次。他之所以喜歡這部影片，是因為它描寫了几個英國人是如何奴役一個國家的。一個优秀的民族就該如此行動。于是，它便成了党衛軍必看的影片。”他更喜歡法國影片，因為，他說，它們忠實地記錄了小資產階級的生活。“不能向公眾放映，太遺憾了。”他對弗里德林·瓦格納說，戈培爾辦公室未剪淨的影片，都由瓦格納負責檢查。 由于希特勒的健康未有好轉的跡象，勃蘭特便建議他休養一個時期，且最好到貝希特斯加登去，因為他在那里能睡好。他听了勃蘭特的忠告。在爾后數月內，他盡量多住在瓦申弗爾德寓所。那年夏天，他又參加了瓦格納慶典。由于尤妮提·米福特和妹妹狄亞娜也在那里，瓦格納太太便邀她們共進午餐，希特勒很高興。“你知道，尤妮提的生活費每月只有一百個馬克左右。”据弗里特林·瓦格納說，希特勒曾說過：“她父母切斷了她的生活來源，企圖迫使她返回英國。她回去過一二次，每次都逃了出來。” ７月２２日晚，兩個居住在國外屬納粹党圈外組織的德國人的突然來訪，打亂了白萊特的田園式的生活。來訪時，他們帶來了西班牙一位名叫佛朗哥將軍的信。此人是反對共和政府的起義軍首領，急需飛机運送部隊至非洲，反對“赤軍”。希特勒立即把戈林召來——他剛好在白萊特參加慶典。戈林敦促希特勒支持佛朗哥，原因有二：一則可阻止共產主義擴散，二則可“鍛煉我的年輕的空軍”。希特勒派出了部分運輸机群，還派出了不少戰斗机、轟炸机和高射机槍，以作試驗——僅此而已。延長西班牙內戰，這不但對德國有利，而且還能阻止墨索里尼——業已大量支援佛朗哥——与法國和英國建立進一步的關系，受孤立的墨索里尼必然要轉向德國。 里賓特洛甫則告誡希特勒勿插手西班牙事件。那里是得不到什么桂冠的，而且他也怕”又把与英國的關系复雜化，因為英國肯定對德國之干預會不高興的”。希特勒辯解說，作為一個國家社會主義者，他有責任援助佛朗哥。西班牙若成了共產党的天下（業已由左派統治的），法國必然會被布爾什維克化。“若被夾在強大的東方蘇維埃集團和西方的法—西集團之間，一旦遭蘇聯進攻，我們便會束手待擒。” 那年夏天，奧林*？克運動會在柏林舉行。由于德國采取反猶政策，英美法三國曾极力進行抵制，但未能奏效。希特勒急于將此次運動會變成納粹成就的櫥窗，便作了不少讓步，允許象征猶太人的花劍選手赫侖納·梅耳，曲棍球明星盧迪·巴爾代表帝國參加此次運動會，而另一個猶太人烏爾夫崗，菲爾斯納上尉則負責興建和組織奧運村。更重要的是，公路沿途的反猶標語牌以及禁止猶太人進入療養地帶的公告均被拆除。在柏林，施特萊徹的《前鋒報》也從報攤上消失。事實上，反猶運動整個儿停止了。他們對此和解的標志進行了大肆國際宣傳，致使許多外國人蜂涌至柏林，并受到熱情接待。 ８月１日舉行開幕式時，天空万里無云。當日下午，希特勒領隊通過凱旋大街，朝体育館走去。他的長蛇陣式的車隊，在４万名沖鋒隊員和其它衛隊的保護下，沿著十里長街緩緩前行。隊伍抵達体育館后，身穿最朴素制服的希特勒，与兩名奧林匹克官員一起，向前走去。跟在他后邊的有保加利亞國王、瑞典繼位王子、希腊繼位王子、意大利繼位王子，以及墨索里尼的儿子。他們沿道地道走進這座世界上最大的体育館，受到了３０支喇叭吹奏的銅管樂的歡迎。這支管弦樂隊由理查·施特勞斯指揮，還有一支３０００人的合唱隊。他們演唱了《德意志高于一切》、《維塞爾森林之歌》和施特勞斯為此次運動會創作的《奧林匹克之歌》。希特勒正式就位時，１１万觀眾同聲歡呼。有些代表團行的是奧林匹克致敬禮——右手伸直至身旁，令觀眾大為開心，但奧地利代表團卻將之改為納粹抬臂禮。保加利亞人做得更甚，他們還操了正步。由２５０人組成的法國代表團進場時，掌聲最響。他們行的致敬禮是羅馬式的，而不是奧林匹克式的。頭戴草帽的英國人進場時僅來了個“向右看”，使許多觀眾大為不快。獲得掌聲最少的是美國隊，有些觀眾還無禮地跺腳。經過主席台前時，他們只“向右看”，連旗子也未落而复升。 次日，由于德國人漢斯·沃爾克打破了奧林匹克鉛球記錄，希特勒前來祝賀，也對打破万米長跑記錄的三個芬蘭人和獲得標槍冠亞軍的德國女選手表示祝賀。待跳高項目中德國選手全部被淘汰時，天色已晚。希特勒未待与三名美國選手——其中兩名是黑人——握手便离開了運動場。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通知希特勒，由于他是首席貴賓，應該對全体獲胜者祝賀。希特勒接受了后一選擇，所以未与獲得四枚金牌的杰塞·歐文斯見面。為此，有人便大肆渲染，說元首有意冷落這位偉大的黑人運動員，但歐文斯本人卻否認這一說法。他說，希特勒确曾向他祝賀，“我打總理跟前走過時，他站起身來，向我招手，我也朝他揮手回禮。他認為，作者這樣批評德國引以為自豪的人物是卑鄙的。” 元首几乎觀看了每一場田徑賽，使他的左右惊訝不已。每當德國運動員競技時，他總是帶著孩子般的熱情觀看，臉部還在抽搐（在曲棍球比賽時，由于太緊張，不敢看下去，事后才讓人向他報告比賽情況）。運動會于８月１６日結束，希特勒出席了閉幕式。當樂隊奏*？《運動會結束》之歌時，運動員們跟著樂曲的節拍歡快地起舞，觀眾則熱情洋溢地与他們告別。場內有人向希特勒——在閉幕式上他沒有節目——“歡呼胜利”，接著歡呼聲四起，全場響起了“歡呼胜利！我們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歡呼胜利！”的歡呼聲。 運動會是納粹的胜利——雖然不怎么夠格。德國人獲得了大部份的金牌（３３枚）和大多數的銀牌和銅牌，奇怪的是德國人竟以５７分的懸殊比分擊敗了獲亞軍的美國人。尤其重要的是，許多觀眾在离開德國時，對所是到的熱情接待表示高興，對自己所見之希特勒帝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奧運會上獲得的成績，由于雷妮·里芬施塔爾拍了一部上下集的記錄片而獲進一步鞏固。盡管戈培爾進行破坏，甚至不讓她進場，她還是拍出了一部獲得全世界歡呼的影片。 在爾后進行的自我祝賀的凱歌聲中，卻插上了一曲悲歌。負責建造奧運村的菲爾斯納上尉，由于是猶太人，在最后一分鐘被撤換。在參加了為他的繼任人舉行的宴會后，他便用手槍自殺了。 在萊茵蘭政變后，元首更埋頭于對外政策。他置國內問題于不顧，任憑自流，強行讓党和國家接受令人不安的現狀。他也開始与党內的老同志們疏遠，“除非他親自派人把他們找來，否則他閉門謝客”。狄特里希回憶道：“同時，他也想方設法在他与同僚之間豎立障礙……希特勒已不容忍反對他的主意的任何意見，對怀疑其正确性的任何事物都一概不能容忍。” 那年夏天，《現代史》的一位撰稿人伊格納狄烏斯·法依雷前來瓦申弗爾德采訪元首時，他發現元首在過去一年中已老了許多。對在維也納那些日子里的生活，對音樂和繪畫，甚至對羅姆集團的情況，他均侃侃而談；但對其政治前景，他卻閉口不提。對上薩爾茨堡的美景，他大加贊賞。這里，只有在這里，他才能“呼吸、思考和生活……我想起了過去的我，以及我要完成的事業——假如我還有气力的話。要是上帝和運星能伴我至終就好了！” 与他姐姐安吉拉坐在門廊里欣賞薩爾茨堡的美景時，他也表現過同樣陰郁的神情。有人曾說，他曾欺騙過鄰近的一個農民，以一件家具騙了那人１０００馬克。對此說法，他也悶悶不樂。“听著，阿道夫，還沒有那樣糟糕。”安吉拉說：“几十年后，待你成了‘上薩爾茨堡的老頭子’時，１０００馬克，或多點儿或少點儿，都會無關緊要的！”希特勒一時不作聲，然后一手摟著她的肩膀：“首先，１０００馬克左右一事，現在卻是件事儿；其次，我永遠也成不了‘上薩爾茨堡的老頭子’。因為，親愛的安吉拉，我的時間太少了。” 那年夏天晚些時候，他們的親密關系變了，這主要是因為她越來越不同意他与愛娃·勃勞恩的那种曖昧關系（私下里，她稱愛娃為“那頭蠢牛”）。但是，她試圖讓希特勒与其情婦交惡的努力失敗了。自愛娃二次自殺以來，他變得更加体貼。不久前，他又在她与妹妹居住地不遠處購買了一座舒适的兩層樓房，供她居住。三万馬克的房錢是霍夫曼支付的。他將房子交給她，表面上是說以此支付姊妹倆為他照的照片。希特勒也常把愛娃帶到上薩爾茨堡去。到此時，安吉拉已拒絕与愛娃握手，只冷冷地叫她“小姐”，而不是客气點儿的稱呼”親愛的小姐”。安吉拉常常不在瓦申弗爾德給她留房子。愛娃無奈，只好在普拉特旅館開房。 到秋天，安吉拉与其同父异母的弟弟的關系已變得很緊張。她決定辭去其管家的職務。有謠言說，她是因愛娃被希特勒解雇的。但是据家人說，主要爭論之點在于安吉拉有再次出嫁的計划。希特勒要安吉拉繼續當瓦申弗爾德的女主人，但她堅持不肯，嫁給了設在德累斯頓的“國家建筑協會”的主任馬丁·漢密茨希教授。据元首的第二個堂弟漢斯·希特勒說，另一個爭端是，安吉拉堅持要公開拋頭露面。“她想把自己變成個要員……而希特勒又不能容忍這點。”他母親的一個親戚，弗里茨·保利，更令人難堪。他不但娶了一個猶太老婆，而且還有一种奇特的幽默感，將這件事公諸于世。他將希特勒的家譜印在明信片上，還把他老婆的處女名（羅森紹爾）作為家譜的最后一支，并且說，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猶太血統的情形。 還有一种謠傳，說他虐待自己的妹妹保拉。戰后，保拉對此予以否認。當希特勒惡名昭著并傳至維也納時，她改姓烏爾夫。即使如此，她仍被解雇。“我去了慕尼黑，把我生活的困況告訴了我哥哥。他非常諒解我的處境，答應日后的生活完全由他負責。”他每月給她２５０馬克，１９３８年時增至５００馬克。之外，每年圣誕節時送她价值３０００馬克的禮物，還幫她買了一座房子。她偶爾也到上薩爾茨堡去看他，但每次難得住上兩個星期。据官方公布的消息說，因為元首“太忙”，所以才未參加她的婚禮。 這樣，愛娃便成了瓦申弗爾德的無可爭議的女主人（當時房子正在全面改建）。作為希特勒夏日官邸，瓦申弗爾德必須加以擴建，使之适于舉行高級外交談判。同時，還給愛娃准備了一間臥室，一間梳妝室和一間洗澡房。這些都与他的臥室与書房相連。建筑這座顯赫的房子（改名為貝格霍夫），以及山邊興建豪華設施的工作，全由馬丁·鮑曼承擔。對此工程，事無巨細，鮑曼全盤予以過問，几乎到了荒唐的地步。 一次，希特勒在進午餐時，在食物上加了調味品，但不知它是什么。鮑曼立刻离開餐桌，發狂似地往柏林挂電話。數小時后，他向心不在焉的希特勒宣布：“我的元首，調味品的成份如下……”他對下屬的態度可就沒有如此有趣了。一天，當他向赫斯的私人秘書希爾德加德·法斯口述指示時，竟令她取下眼鏡。她提出抗議，他卻把眼鏡掰成兩半，還說：“不戴眼鏡，你要漂亮多了！” 鮑曼的飛黃騰達，令其他人慢慢失寵。埃塞爾光榮地被調去當了小官——旅行代理人，羅森堡被推至后台，連漢夫斯坦格爾也遭到冷落。由于漢夫施坦格爾出言不遜，使他在党內受到怀疑，還謠傳被列入黑名單。另外，在１９３６年，由于赫侖納獲准离婚，漢夫施坦格爾与希特勒的最后聯系也斷了。當希特勒得知离婚消息時，希特勒沖口說道：“哎，我得立刻給她發封電報，祝她好運。”但是，他又改口說，“不行，那樣做不行。”他最后說：“漢夫施坦格爾太太是德國少有的真正的貴夫人之一。”每逢她的生日，他繼續給她送花。 漢夫施坦格爾將其內心的擔憂告訴了埃貢——時年１５歲。那年夏天，父子二人在施塔恩貝格湖游覽，帆船停于湖心。“孩子，我有話跟你說，要牢牢記住，連一個字都不能忘記。情況不妙。先前，我們全相信運動，對不對？現在，我仍在設法相信它。”他說，他發現了許多貪污腐化的情形，希特勒只听信于一幫卑鄙的罪犯和吹牛拍馬者。“若按目前的速度下去，我們就要打仗——与英國人和美國人打仗。這將危及德國和全世界。”目前，國內情況一團糟，因為官員們的辦公桌后坐著一群無賴。“上帝知道，我已找過希特勒，要他警惕。”但他就是不听。“只說情況不明是無濟于事的，他必須知道。如果他知道，就應該拿他負責。”漢夫施坦格爾說，他的宿敵曾試圖用侵吞公款的罪名陷害他。“不過，他們失敗了，我完全將自己洗涮淨盡。但他們仍不甘心，不久我就要為自己的生命而斗爭。遲早他們都會將我清洗掉的。” 儿子也不覺得惊奇，因為他也覺得希特勒變了。他不明白的是，父親為何不立刻逃難。漢夫施坦格爾說，事情沒有那么簡單。他曾協助党取得政權，曾在政治上和人身上數次幫助元首脫險。“我們全都有責任。”他說：“基礎以及百分之九十五原來的目標都是好的。還有一線希望。” 与此同時，他們還作好了出逃的計划，暗語是這條船舶的名字。信的開頭若用了“也許”那就是令埃貢坐火車去瑞士。他走時不應向任何人說話，連向母親說話也不准。既然她与他已离婚，埃貢用不著擔心母親會遭到株連。希特勒肯定比先前更喜歡她“要裝出什么也沒有注意到，要靜靜地走開，不要耽擱”。 不到半年，危机便來了。漢夫施坦格爾被令立即飛往西班牙，目的是去保護在西班牙的德國記者的利益。但是，飛机一升空，駕駛員便通知漢夫施坦格爾，他已奉命在巴塞羅納和馬德里之間的“紅區”跳傘。漢夫施坦格爾喊道，這是死刑。同情他的駕駛員解釋說，命令是在快起飛時由戈林簽署的。過了不久，一個發動机突然嘎嘎作響。飛行員便呼叫說，飛机有毛病。接著他又意味深長地看了漢夫施坦格爾一眼，補充說，他得找個小机場著陸。著陸后，漢夫施坦格爾便假裝要請示柏林。他從電話間出來，對駕駛員說，元首令他赶回烏夫因。他坐上開往慕尼黑的夜班火車，次日一早便換車去蘇黎世。在那里，他給儿子發出一封帶有隱語的信。埃貢疊了几件衣裳，帶著元首的一幅自畫像，跳上了前往蘇黎世的火車，在車上的廁所里藏了几個小時。午夜前，他便与父親匯合了。直到不久前，人們一般還相信，飛机事故實際上是個玩笑，目的在于對漢夫施坦格爾進行懲罰，因為他發表過對在西班牙作戰的德軍的士气不利的講話。但是，在漢夫施坦格爾１９７０年出版的《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ＷｅｉｓｓｅｍｕｎｄＢｒａｗｎｅｍＨａｕｓ》（直譯《在白色和褐色的房屋中間》——譯著）一書中，作者發表了德國空軍將領馮·舒安貝克將軍的一封信。該信表明，那次可能真是個暗殺陰謀。 私人問題雖然令希特勒意亂神迷，但在謀求德國至上的征途上他卻未停步。１９３６年夏天，他用可怕的語言，就戰時經濟問題起草了一份冗長的備忘錄。該備忘錄一式三份，戈林和勃洛姆堡各執一份，另一份由他自己存查。在備忘錄中，他寫道，德國的潛力有多大，軍事力量就應有多大。這是一項緊急任務，不允許“优柔寡斷。”德國不但缺乏原料，且人口過剩，靠自己的土地不能養活自己。“老這樣說是毫無意義的。我們現在必須將措施付諸行動，才能在將來最終解決問題，在此之前則應暫時松弛一下。解決的辦法在于擴大生存空間，或擴大我國人民的原料和食品的來源。”他繼續說，最終解決原料短缺的問題是政府的責任。“与其要等待到下一次大戰，不如在和平時*？便著手考慮和解決這些問題。雖然還有其它需要，也必須著手進行經濟調查和試驗。”必須盡快建立起自給自足的經濟，以達到下述目標：“１．德國軍隊必須在四年內作好戰爭的准備。２．德國經濟必須在四年內作好戰爭准備。” 与此同時，他又試圖鞏固与英國的關系，而在對付一位如此富有決心和如此狡猾的領導人時，英國人又一再表現出他們是何等的愚蠢。他們堅信，用讓步和諒解的辦法，他們定能讓希特勒就范，而他則在去年一年利用了英國人的誤解，与他們進行妥協談判，并含混不清地提出簽約。帶著希望和善意的英國要員繼續涌向德國。從德國回來的歷史學家阿諾爾德·托因比竟相信希特勒怀有和平意圖。凡爾賽條約的作者之一、戰時的首相戴維·勞埃德·喬治，也有同樣看法——盡管他曾极力推行“絞死德皇”的口號。９月４日下午，希特勒在貝格霍夫的台階上熱烈地歡迎了他。“對促進兩國間的良好關系本人歷來是很感興趣。”勞埃德·喬治說：“在戰爭結束后本人也重新作出了努力。”他說，現在必須采取行動，以便在爾后數月內簽約，否則，兩國便會分离。 “本人衷心同意”，希特勒回答說。年輕時他就有建立這個同盟的幻想。兩個民族系同盟，主要是要互相了解。對未來文明构成威脅的是布爾什維主義。他連忙說，這不是幻想出來的恐懼，而是現實的危險。因此，西歐必須團結一致，反對布爾什維主義。他對西班牙內戰表示關切，也對布爾什維主義掌握西班牙已到异乎尋常程度的擔憂。“我為何要如此憂心忡忡呢？我并不是怕俄國人進攻我們。但是如果我周圍的國家都布爾什維克化了，那末，從經濟觀點看，我國會成個什么樣子？這里的一切，都處在千鈞一發中。” 客人走后，希特勒對另一個家人海因斯·林格說，前首相對他說過，在戰爭期間，英國曾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差點投降。“我告訴勞埃德·喬治說，這我同意，但是，德國的災難是，他是在‘十二時差五分投降的’。”他的客人同意，德國投降得太早了。“不過，我告訴他，若德國与英國再戰，只要我還是元首，德國就會打到十二時過五分。” 施密特陪同首相返回旅館。在進口處，勞埃德的女儿譏諷地喊了一聲“歡呼希特勒！”前首相并未發笑。“自然要歡呼希特勒！”他一板正經地說：“我也這樣說，因為他實在是個偉大人物。” １９３６年在紐倫堡舉行的党的生日紀念，可以預言，給勞埃德·喬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次的紀念活動比先前的更加壯觀不說，它還以兩大運動為標志：為達到自給自足而實行的“四年計划”和以反對“混亂力量”為名，實則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進軍。星期天上午，天气晴朗。在紐倫堡龐大的体育場上，希特勒對集結在該處的１６万名褐衫党徒和党衛軍發表講話，大談布爾什維克威脅。之后，他便乘敞篷小車（“麥塞蒂斯”）回城，不時向擁擠在狹窄的道路兩旁和站立在陽台上朝他喝彩歡呼的人群揮手致意。合眾社記者理查德·赫爾姆斯的小汽車緊跟其后。与赫爾姆斯同行的還有五六名各報記者，他們均應邀前往紐倫堡城堡与元首共進午餐。 “待我們抵達時，赫爾姆斯回憶道，“我也得了妄想自大狂。我覺得，即使歡呼聲不是為我而發，自己的身高足有１０英尺！” 客人們被請到城堡的塔樓上。在那里，他們看到的希特勒已不再神气十足了。使赫爾姆斯留下深刻印象的倒是他平易近人的態度。早些時候的那种炫耀的表演不但已完全消失，相反，他顯得手足無措，雙腳不停地前后搖擺。很難相信，正是此人片刻前在向瘋狂地歡呼的沖鋒隊揮動胳膊，大聲疾呼：“這個時代的奇跡是，你們發現了我——千百万人中的一無名小卒。”然而，一當某人提起布爾什維主義，他便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又再次成了演說家。他攻擊說，莫斯科正在想方設法統治歐洲，但德國不答應。“人們不明白，為什么我們如此瘋狂反對布爾什維主義。這是因為，我們還有意大利，都是現正發生在西班牙的事件的過來人。”下面街道上，人們有節奏地喊著：“我們要見元首！”，于是，他只好步出塔樓，向他的慕名者致意。 赫爾姆斯走了。對于他在塔樓之所見，比諸在体育場所看到的一切，他印象尤為深刻。他覺得，在這里，他是個“通情達理的人，其計划也是合理的”。 大會的最后一天，人們觀看了大型軍事表演。在模擬空戰表演和最近代化的高射机槍的效能表演后，在体育場上表演了一場真如實戰的机械化戰斗。党的生日紀念結束了——一方面保證實現和平，宣布新的目標；另一方面又在炫耀可怕的武力威脅。相信元首一貫正确的不但是党的忠實信徒，連勞埃德·喬治對自己在德國之所見所聞也几乎置信不疑。在《每日快報》的一起文章中，他寫道：希特勒單槍騎馬救德國于水深火熱。他是天生的領袖，是具有堅強意志和英勇無畏性格的人物，既受老人的信任，也受年輕一代的崇拜。 新踏上的征途使勞埃德·喬治受了愚弄。在此以前，希特勒极力与意大利謀求諒解。他派漢斯·弗蘭克前往羅馬，邀請他訪問德國——不但以意大利獨裁者的身分而且也以法西斯創始人的身分來訪。此時，墨索里尼真心實意要与德國聯系。遂派他的女婿、意大利外交部長加里亞佐·齊亞諾伯爵于１０月２１日飛赴柏林，為他的出訪作初步安排。齊亞諾首先与德國外交部長牛賴特磋商。据意大利人的報道，牛賴特對里賓特洛甫建立有意義的英德友好關系的幻想曾進行過嘲笑。齊亞諾對簽訂新羅加諾公約也同樣表示怀疑，建議意大利留在國聯內，以便從事“破坏工作，以達到共同目的。”三天后，齊亞諾會晤希特勒于貝格霍夫。為了迷惑對方，希特勒說：“墨索里尼是世界上的頭號政治家，其他人根本無法与他相比。”他進而說，日耳曼人与拉丁人相互了解，若團結一致，結成聯盟，在反對布爾什維主義和西方民主中就會所向無敵。 在授于其女婿挑撥英德關系的任務后，墨索里尼將一份落入意大利人之手的文件交給了齊亞諾。這是英國駐柏林大使發給倫敦的電報。電報稱希特勒政府為一危險的冒險者。讀了這份電報后，元首憤怒地喊道：“在英國人看來，世界上有兩個國家是由冒險者領導的，一是德國，二是意大利。不過，英國人在建立起大英帝國時，其領導者也是冒險家。今天的英國，其領導者全是無能之輩。”他向齊亞諾保證，沒有必要去為英國操心，因為德國与意大利重新武裝的速度要快得多。到１９３９年，德國將備戰就緒，在四至五年內，戰備將遠遠超過就緒程度。 于是，齊亞諾与牛賴特便在柏林簽訂了一項秘密協定，确立了新的關系，并規定廣泛地進行合作。數天后，在米蘭的杜阿摩廣場發表的一起講話中，墨索里尼提到了這點，其所用的語言，在西方人听來，是相當不吉的：“……柏林与羅馬之聯成一線，這并不是隔板，而是一條軸心，凡有志于合作和維護和平的歐洲國家，均可圍繞這條軸心轉動。” １９３６年秋后，希特勒主要操心的是西班牙。在此之前，元首曾向佛朗哥提供給養，數量雖小，意義卻重大。此時，希特勒正考慮給他提供大量援助。１１月，一支可供起義部隊戰術使用的特种机群業已投入戰斗。１１月１８日，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終于承認佛朗哥政權為西班牙的合法政府。 正當外交部敦促希特勒要謹慎行事時，現在負責四年計划的戈林則把西班牙的內戰看成是一場真正沖突的前奏。“我們業已處于戰爭狀態中。”１２月２日，他在空軍軍官會議上說——雖然，第一槍還未正式打。即使如此，從新年開始，“所有飛机工厂均需全力以赴，就像動員令業已頒布一樣。”數日后，在柏林，在對一群工業家和高級官員的講話中，他也同樣直言不諱。他透露，戰爭已指日可待，德國即將動員。“我們之行將到來的戰斗”，他說，“要求我們采取重大措施，提高生產能力。重新武裝是不受限制的。可供選擇的是非胜則亡。” 戈林這一番話公布后，佛朗哥的新任代表威廉·福貝爾將軍便傳來令人不安的消息：除非立即派遣一師德軍和一名教官，否則，戰爭便有可能失敗。但是，威廉大街對此建議置之不理，福貝爾于是便將此事面稟元首。１２月２１日，他會希特勒于總理府。在座的有戈林、勃洛姆堡，霍斯巴赫、弗立契，以及剛從西班牙回國的在佛朗哥總司令部任軍事代表的瓦爾特·瓦爾利蒙中校。福貝爾請求希特勒派遣三師援軍，以結束曠日已久的戰爭。希特勒征求瓦爾利蒙的意見。瓦爾利蒙指出，由于這是一場內戰，佛朗哥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贏得這場戰爭。西班牙和德國兩軍之間是不能成功地進行合作的。業已給予的軍援足以使起義部隊免于失敗。加之，佛朗哥正合其位，定能力挽狂瀾。在座的軍人均支持瓦爾利蒙的看法。 希特勒同意眾人之所云。他說，德國不准備大規模派遣援軍。他的理由并非出于軍事，而是出于政治原因。接著，他便坦率地透露，他最不需要的是佛朗哥迅速地取胜。西班牙的長期苦戰將使世界的注意力從德國雄心勃勃的重新武裝計划上轉移開去。但他确曾保證繼續援助西班牙以反共；若軍事災難有可能來臨，他便會增加軍援。他最后說的一段話可說是狡猾的一著。他將大規模軍援的榮譽讓給了墨索里尼。在西班牙問題上陷得越深，墨索里尼便越有求于德國；如果這場沖突久久延長下去，他便在口頭上和行動上都要對軸心國承擔義務。 在外交上，對希特勒而言１９３６年是取得成功最大、付出代价最小的一年。英國已被弄得神魂顛倒，而意大利也即將就范，与德國進行不平等的合伙。他還說服了日本与之簽訂《反對共產國際條約》，該條約包含了一項秘密協定（措詞确很模糊），即互相支援，反對蘇聯。這項協定雙方雖然承認并非絕對必須，但就使德國之重新武裝合理化之宣傳策略而言，卻是重要的。 那時的唯一挫折是英國的立憲危机。這場危机是由于英王決定与瓦利斯·瓦爾非爾德·辛普遜夫人結婚而引起的。他對首相鮑爾溫說，“若我是以國王身份与她結婚，且一帆風順則罷，否則，如果政府反對這門親事——鮑爾溫曾對愛德華表示，政府將反對——我便准備引退。”公眾大都同情愛德華八世，但首相和教堂卻一意孤行，堅決不允。 這場危机使里賓特洛甫大傷腦筋，因為在行將到來的談判中，元首靠的就是英王的支持。“我們的最大的希望就是他！”里賓特洛甫對德國新聞局代表在德國使館任新聞代理的弗里茨·赫塞說。后者被認為是英國事務專家，并充當外交部的特別代表，接受外交部的秘密任務，即非官方地与英國官方人士打交道，尤其是首相的工業顧問霍拉斯·威爾遜。“你是否認為，這件事是個陰謀，目的在于剝奪我們在這個國家的最終的地位？”過了不久，里賓特洛甫又把赫塞找來說。他剛与元首通完電話，元首對引退一說拒絕相信。這是一個煙幕，他已令德國報界對此說只字不提。希特勒的信心給里賓特洛甫提供了保證。“你瞧著吧”，他預言說，“事情將證明元首是正确的。這件事終將煙消云散，英王將對我們如此策略、如此謹慎地對待這場危机表示感激。” １２月９日晚，愛德華簽署了《引退文件》，成了英國歷史上第一個自動放棄王位的君主。當晚，在一起動人的廣播演說中，他對他的臣民及全世界說，他覺得“沒有我心愛的女郎的支持和幫助，盡管我有心，我也無力挑起作為國王的責任重擔和完成我的責任。” 希特勒不明白，為何竟有人愛美人不愛江山。他打電話給里賓特洛甫，（据赫塞說）悶悶不樂地通知他的大使，他也不如卷金金金舖蓋走人，甘心失敗，放棄這种游戲。“英王既已遜位，英國肯定不再有人愿与我們來往。將您的活動情況報我，如您無所作為，本人將不加罪于您。” 盡管希特勒大失所望，１９３６年仍給他帶來巨大成功。据他對戈林夫人說，這年的圣誕節是“多年來”真正使他愉快的一個節日。“我覺得，這是使我最愉快的一個圣誕節。”盡管他害著嚴重的胃病，且又失眠和患著濕疹，他們過得很愉快。１２月２５日，通過霍夫曼即那個攝影師的介紹，他挑選了一個醫生作為自己的貼身醫生。醫生叫德奧·莫雷爾，是位皮膚病專家，在柏林庫爾費爾斯坦達姆大街開業，生意興隆。他的病人多系電影界和戲劇界的知名人士。他又黑又胖，長著一副圓臉，眼睛高度近視，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他的手又粗又大，毛茸茸的，指甲常常納垢。在施治時，他有時也粗枝大葉。有人說，他曾用一塊剛擦完桌子的繃帶包扎病人的胳膊；不經消毒便用同一針頭給兩個病人注射。 德國的醫生很多，希特勒為何單挑選了他，其原因也許是莫雷爾太太与愛娃·勃勞恩之間的友誼之故。自退伍以來，希特勒脫掉所有衣服進行体格檢查，這還是首次。希特勒之上腹痛，莫雷爾診斷結果是胃和十二指腸潰瘍，給他開了“母達弗羅”和“加勒斯托爾”兩藥。希特勒還身患ｍｅｔｅｏｒｉｓｍ，不停地放屁。由于他吃素，病情逐漸加劇。莫雷爾醫生下的藥是科氏去毒丸。這种藥丸含番木鱉鹼，但莫雷爾醫生并不明白它含這种成份，竟讓希特勒每餐吃２至４片。此外，莫雷爾還讓他大量服用維他命，也常常將它与葡萄糖混合進行靜脈注射，以增強希特勒的体力。 國內最有威望的兩名專家，一是德國紅十字會主席格洛維茨醫生，一是柏林慈善醫院的貝格曼醫生兼教授，均未能治愈希特勒之胃痙攣和痛得他無法穿靴子的濕疹。然而，莫雷爾醫生卻保證在一年內治好這兩种病。只一個多月時間，他便給他治好了。于是，希特勒便興高采烈地宣布，這位醫生創造了奇跡，挽救了他的生命。“格格維茨和貝格曼二人都讓我挨餓，只許我喝茶和吃餅干……我的身体虛弱到連案頭工作都不能支持。后來，莫雷爾來了，使我的身体复了原”他將身体的康复完全歸功于莫雷爾，連牙床情況的改善也是注射母達弗羅所致，而不是他的牙醫雨果·布拉希克的處方——勤刷勤按摩——使然。 １９３７年１月３０日，希特勒在議會發表演說，紀念他就任總理四周年。他神采奕奕，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他重申了他的神圣的職責：“今天，本人必須感謝上蒼。是上蒼的恩典才使我一個戰時的無名小卒，得以成功地為我們的榮譽和國家的權利進行斗爭。”這是一起許諾而不是威脅的演說，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次吹噓卻也有些現實基礎。在執政的頭四年里，希特勒确實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与羅斯福一樣，他也為收入較低的人們增加利益舖平了道路；与羅斯福一樣，他憑直覺得出結論，那些被傳統理論搞得六神無主的經濟學家們，對經濟衰退知之甚少。因此，兩位領導人均藐視傳統，大力發展生產和減少失業。（“希特勒還預見到了現代的經濟政策”，１９７３年，經濟學家Ｊ·肯尼斯·加爾布萊斯評論說，“……他認識到，只有同時控制工資和价格，迅速地實現充分就業才有可能。一個受經濟恐懼壓制的國家，會響應希特勒的號召，一如美國人之響應羅斯福，這是不足為奇的。”或許，他并不懂多少經濟，不知自己之所為。“但是，在經濟方面，如你走上了正道卻不知其所以然，這才是了不起的。”）希特勒還建起了高速公路网，改變著國家的面貌——平時可將全國聯成一体，戰時有助于全國動員。為了使普通人能“用輪子走路”，他發展了“人民車”。此車堅固耐用，价格便宜，一般人均買得起。他要費爾迪南·波爾希設計一种四座、每４０英里耗油一加侖、發動机用空气冷卻、冬天不致上凍的小車。他還為未來的其他革新作了設想。在大城市內，必須建造自動化的地下停車場、眾多的自由貿易中心、公園、綠化區，以及嚴格控制污染。出于他個人對清洁的關注（也許与害怕長癌有關），對污染問題尤其令他關心；他鼓勵工業界作出努力，以完全消除有毒气体。在魯爾盆地，有些工厂已安裝了消除污染的設施；凡新建造的工厂，必須配有防止水源遭污染的裝置。 他對城市規划的興趣甚至延伸至小鎮和鄉村。他對親信們說過，最主要的是空間（另一個關切之點），“我們的建筑師們，在制訂規划時，考慮到了空間問題，這令我高興。只有這樣，我們才毋需興建更多的、几乎是房上建房的、擁擠不堪的市鎮，如同我們在茨維考和格爾申基爾申等地看到的那樣。如果我被發配到這樣一個毫無美感的市鎮，我將大失所望，將失去快樂，如同我被我的祖國發配出來一樣。所以，我已下定決心，使哪怕是最簡陋的市鎮都要多少有點文化和美感，然后一步一步地提高各市鎮的舒适水平。” 青年的福利及對青年的培養也享有优先權。教育制度已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高中便專修自然科學，非古典課程与人文主義大學預科課程同等重要。由于相當重視体育，重視种族生物學的必修課程，以及重視德國歷史和文學，有些課程，例如古代語言和科學，便受到影響。“我們的教育的目標是形成性格，”有個納粹教育家寫道，“我們并不想把几童教育成小學究……所以我說，‘讓我們少十磅知識，多十卡路里性格吧！’” 伴隨錘煉性格過程的是將希特勒半神化。在進午餐前，科隆的孩子們必須背誦這段祈禱詞： 元首，我的元首， 上帝賜与我的元首， 保護我吧，只要我還活著！ 您救德國于水火； 感謝您呀，我日日能有面包。 長日佑我，万勿將我拋棄呀， 元首，我的元首，我的信仰和光明！ 万歲，我的元首！ 英國大使菲*？斯向倫敦報告說：“……德國的小學生，在智育和体育方面正在得到精心培育以保衛德國……不過，本人深怕，如果本屆或爾后任何一屆德國政府要求他們必須保衛德國，他們將适合并准備在外國領土上前進或犧牲。”這個征兆是從“少年訓練”開始的——即為“希特勒青年團”作准備，對１０至１４歲的少年所作的訓練。“‘少年訓練’是新近得到的、永恒的、無情的真理的一個因素”，一本關于這個問題的小冊子作者寫道，“對我們說來，服從一道命令或一道指示是最神圣的職責。這是因為，每道命令均發自負責人，而那位負責人正是我們所信任的元首……所以，德國的父老兄弟們，我們是你們的先鋒。我們這些德國青年的領導者，將你們的儿女進行訓練和教育，將他們塑造成善于行動、善于取得胜利的人們。我們讓他們進了嚴格的學校，鍛煉他們的鐵拳，提高他們的勇气，培養他們的信心——對德國的信心。” 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后，每個男孩子都有一把刻有“鮮血和榮譽”字樣的匕首。他還被告知說，現在，他不但穿上了褐衣，而且要用武力保護它。“這就是說，我們不能容忍任何人對我們做的任何事情。”不久前，逃往英國的一個“希特勒青年團”團員說，“我們比任何一個非軍人优越，如果他們敢于裝腔作勢，我們便可毒打他們。” １９３３年前，“希特勒青年團”的目的不外乎是將各階層的青年團結起來，用宣傳和說服的辦法，一方面讓他們与共產党的各种組織決裂；另方面向他們灌輸為權力而斗爭的思想。后來，它的任務卻成了讓他們練好体魄，接受政治教育，訓練他們為元首和民族效勞。然而，与民眾的信念相反，他們并未進行軍訓。据希拉希的副官哈特曼·羅特巴舍說，“制服嘛，則是在希特勒青年團成立前青年組織的服裝，不僅在德國有，而且在其它國家也有。” 為了在思想上和体格上讓全民為未來作好准備，希特勒在四年內把全民的健康水平提高了一大步，連外國人對此也產生了深刻的印象。“嬰儿死亡率大大降低，比大英帝國之嬰儿死亡率還低”。希特勒當政后，曾七次出訪德國的英國國會議員阿諾爾德·威爾遜爵士寫道，“肺結核和其它疾病大大減少。審判罪犯的法庭從未如此閒過，監獄也從未如此空過。看到德國青年如此健壯，這确是件快事。連最窮苦的人們的衣著也有改善；他們的笑臉證明，他們的心情也愉快多了。” 工作條件也得到了改善——窗戶多了，擁擠程度減小，洗手間也有改進。在“美化每個地方”的口號下，所有辦公室和工作室都保持整齊清洁。花草多了，使勞動者能欣賞自己的環境。這些成績是實實在在的，而不是幻影。工人們從未享受過這樣的特權。羅伯特·雷伊的“勞工陣線”倡議“歡喜出力量”計划，還為工人們听音樂會、上劇院觀賞表演、參觀展覽、跳舞、看電影和參加成人班學習提供津貼。最富有革命性的創舉要算是旅游津貼。現在，連最卑賤的勞工及其妻儿子女，均可坐上豪華的旅游船，歡度夢想不到的假日。 “工人們看到，我們是真心誠意要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的”，雷伊說：“他們看到，派出去當德國代表的并不是所謂的‘知識階層’，而是他們自己，我們向世界顯示的是德國工人階級。”在德國，人們還建造了許多不分等級的船只，雇主和白領們与工人們享受同等待遇，希特勒１月３０日在議會演說中說：“德國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且產生了效果。這些效果是最高意義上的民主——如果民主有任何意義的話。”希特勒這番話的意思，正是這种社會民主的精神。 希特勒致力于團結各階層的人們——猶太人當然不屬此列。他的這种牌號的社會主義既不排斥富翁，也不排斥中產階級。“資產階級切莫以為自己是教育或資本的某种享受者，切勿以為自己已被馬克思的財產觀念与工人們分离”。他對一采訪者說過，“資產階級必須像工人一樣，适應社會之福利。”在實踐中，這种觀念使工人們覺得榮耀，強調了希特勒之社會平等的理論。公共媒介宣傳他是個建筑工人、畫家和學生，是人民中的普通一員，是坐在司机旁邊的普通人，他吃的飯菜也很簡單。他拒絕接受任何一种名譽學位。在工厂里向工人們發表演說時，他總是使用昵稱“我們”，向他們吹噓說，他也是個沒有地產、沒有股票的人——但他卻沒提到，《我的奮斗》一書已使他成為百万富翁。 甚至在武裝力量中，這种平等的精神也可感覺出來。在常備軍中，官兵之間的同志之情比先前要強烈得多；党衛軍成了民主的典范。在這里，官階之間的差別已不复存在，有的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兄弟手足之情——這是大多數英美軍官無法接受的。最能表現平等主義的是“青年勞動服務”——凡１７至２５歲的男女青年，不分階級，必須為“人民和祖國”勞動服務一段時間，或當農民，或當勞工。這种做法原是要減少失業，但卻遠遠超過了羅斯福搞的目的相似的“民眾維持兵團”，成了社會主義的一种表現形式。在勞工營的牆壁上，常常挂著旗幟、元首和其他領導人的肖像，以及諸如“德國需要你，你需要德國”、“人民高于一切，你卻微不足道”、“勞動服務是德國青年的光榮職責”等鼓動性的標語口號。在某勞工營中，美國來訪者Ｇ·Ｓ·科克斯發現了兩條很有意思的標語。其一，是希特勒語錄：“猶太人并非德國人，只是商人，不是公民，而是根除者”；*？二，与之并排者，系康德語錄：“勇于使用理智”。科克斯發現，受鍛煉者的情緒很高。“他們身体健壯，丰衣足食——這是其中某些人多年來未享受過的奢華生活。他們忙得不可開交，無時間評頭論足。” 希特勒在任的頭四年里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或許是他統一了全國。外交官喬治·肯南警告他的一個上司說，希特勒并未使時光倒轉。“德國統一了，完全是如此。在這方面，波拿巴和拿破侖三世之未竟事業，在凡爾賽得到了完成。現在，希特勒正將特殊主義殘余及階級差別連根鏟除。鼓吹希特勒是用將一切降低至最低標准以完成這一切之說，是不存在的，是不符合實際的。德國的統一是事實。希特勒可能下台，但團結卻依然存在。与此同時，阻止外來干涉之舉也將存在——必須存在。嫉妒、不穩定、自卑感，以及隨之而來的統治歐洲的貪欲——這些都是大多數德國人真正共有的東西。” 沒有一個研究德國問題的客觀的觀察家能抹煞希特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勞工雖然喪失了工會，資方也喪失了在政治上組織起來的權利。事實上，每個人都喪失了權利和自由，國家得到的是平等和繁榮。然而，為希特勒之綱領所付出的代价卻不限于公民自由的喪失：他雖然用獨創的方式使國家擺脫了經濟衰退和結束了失業，但是，由于他堅持不惜一切代价加速重新武裝，這便將潛在的災難性的經濟危机強加在德國頭上。沙希特這個聰明人物曾使出全身解數，反對希特勒和軍方為使德國經濟獨立所作的努力。首先，他否決了戰爭部和Ｌ．Ｇ．法本生產人造橡膠的計划。接著，他又拒絕了勃洛姆堡關于增加燃料油生產的要求，因為他生怕此舉會打破和平時期國民經濟之平衡。但是，到１９３６年初，沙希特的影響已逐漸消失。平時，希特勒已下令將陸軍擴大至３６個師，國民經濟被弄得失調。基本原因有兩個：進口价格上升了百分之九，而出口价格卻下降了百分之九；由于農業連續兩年歉收，德國農業無力滿足本國的需要。原料庫存正在減少，市場上已出現令人不安的食品和燃料短缺的情況。由于俄國對這兩种商品的出口進行封鎖，羅馬尼亞又索价甚高，此危机便進一步加劇。供取暖、照明、潤滑用的燃料之供應，以及柴油的供應，都維持在低水平上，而本國之生產又無能給予取代。 就是這种緊急情況，促使希特勒于１９３６年中夏提出了上面提到的實行戰時經濟的計划。他之解決燃料油庫危机的答案，多年后，在美國被采用了——自給自足。他自然深知，在德國現存的版圖內，是無法生產足夠的原料以達到完全的自足。他仍堅持應盡力而為。他堅持說，只要德國向東擴展，絕對自足是可能達到的。他置沙希特之意見予不顧，要求提高合成橡膠、鐵礦砂、油脂、紡織品和輕五金產品的產量，并要求在一年半內解決燃料危机。 專家們一再警告，若執行這一計划，生產成本將昂貴异常。他將此當作耳邊風。對他之生產武器而不是增加原料生產的主張，工業界怨聲四起，但他充耳不聞。相反，他用國家將進行干預對大企業進行反擊——假如他們敢于不參与為實現自足而進行斗爭的話。他宣布，“財政与經濟，以及所有理論，都是為人民之自立之斗爭服務的。”對希特勒而言，這不過是個意志力的問題。他要求實行“可与軍事和政治動員相比”的經濟動員。只要陸軍在四年內可供作戰，如何將經濟動員起來，這他是不管的。 這就是他１９３６年在紐倫堡大會上宣布的四年計划。大會結束后一月，他挑選了戈林去主管這一計划。有意思的是，在他的合作者人選中，只有一名是老党員，所有高級職務均由愿合作的政府官員、企業界代表和總參謀部的軍官擔任。這就意味著，除了只忠于自己和希特勒的戈林外，納粹党已被排斥在為國民經濟生活制訂決策的范圍外。 在一起號召全國動員的演講中，戈林宣布，工人和農民必須全力生產，發明家必須隨時任由國家支配，商人不能“考慮利潤，只能為建立一個獨立而強大的德國經濟著想。”他用一代人以后由一位美國總統會加以解釋的語言，請求德國全体民眾為國家服務。“我們每個人每天都要自問，自己能做些什么，能夠為共同努力之成功貢獻些什么。” 兩個月后，希特勒親自向一群工業界要員發出強烈呼吁，要他們信任戈林，支持他完成這項重要任務。他說：“戈林是此項工作的最佳人選，具有堅強的決心，是個具有鋼鐵意志的人物。”在同一次會議上，戈林對工業家們說，現在的問題不再是如何廉价生產，而是必須生產。外匯是如何掙得的，這他一點儿也不管。只有那些犯了法而又未獲成功的人才會受到起訴。 “我不得不譴責這些經濟上的胡作非為”，沙希特寫道，“同時反對這种不負責任的、對法律盡量公開地進行肆意嘲弄的行徑。”在他６０歲生日那天，他在一起演說中，是這樣講的。他也批判了戈林之唯一重要者是生產之說。假如我在某塊土地上播种一百磅，收成只有一百磅之四分之三，那末，在經濟上，這是難以想象的胡鬧。”這是一位失寵官員的戰爭宣言。不到數月，沙希特被迫辭去經濟部長的職務。這便使戈林得以胡作非為，竭力貫徹元首將國民經濟變成為重新武裝——和為戰爭服務的徹頭徹尾的工具的計划。 假如希特勒死于１９３７年，即他上台四周年之際——盡管碰上嚴重的經濟大危机——毫無疑問。他將被作為一個最偉大的人物之一寫進德國史冊。在全歐，數以百万計的人們對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杰爾杜魯德·斯坦因（他覺得羅斯福令人生厭）認為，希特勒應得諾貝爾和平獎。喬治·蕭伯納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為希特勒和其他獨裁者辯護。他發表的關于法西斯主義的演講，令他的“費邊學社”（系一主張以和平和漸進的方式實現社會主義之學術團体，１８８４年創立于英國——譯注）同人怒不可遏，也遭到被放逐的反法西斯戰士的激烈反對，言辭激烈的信件如洪水般涌來。另一名直言不諱的追隨者是瑞典著名的探險家斯文·海汀。他寫道，希特勒具有為正義而斗爭的不屈不撓的熱情、遠大的政治目光、准确無誤的卓識遠見，“他真正關心他的同胞們的福利”。海汀本人有十六分之一的猶太血統，且為此而自豪。他一方面為希特勒的反猶主義辯護，另方面又反對其嚴厲的措施。他說，只要你公正地調查一下停戰以來猶太人的行徑，你就會明白德國人為何討厭猶太人。“哪里通過了失敗主義和奴顏卑膝的政策，那里的主要支持者肯定是猶太人無疑。共產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先鋒肯定是猶太人。這是一條規律。”他對希特勒之成就的總結可說是出自戈培爾的手筆，“能在短短的四年內將他的人民從最底層提高到自我覺醒、自豪、守紀律而又有權力的人，自然值得他的同胞感激和受全人類尊敬。” 希特勒不僅鼓舞了作為個人的外國人，而且還作出榜樣，在整個歐洲刺激了類似的運動的發生和發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國法西斯聯盟”，即所謂的黑衣党。不久前，希特勒曾出席黑衣党領導人奧斯瓦爾德·莫斯雷爵士与迪阿娜·密特福特舉行婚禮后舉辦的午餐招待會。在法國——在那里，反猶主義長期以來就是民族主義、忠君主義，有時還是天主教主義的一個方面——查爾斯·莫拉斯領導的“法國行動會”也繁衍起來，它在一部分有天才的作家中影響頗大。此外，在法國還有弗朗斯瓦·德拉羅克上校領導的老牌极右分子組織“鐵十字架”，以至五六個諸如此類的組織。雖然實踐中的法西斯主義令這些非因循守舊者反感，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發表的言論和所取得的成就卻將他們動員了起來。他們反對自由國家，反對民主和議會政体。 在比利時，后來稱自己為希特勒精神之子的青年里昂·德格雷爾組織了“君王党”，作為反對共產主義的堡壘。“我們的運動”，多年后他評論說，“是長槍會性質的，不是法西斯的，是精神上的，而不是政治性質的。”在他看來，君王主義是對時弊的一個反動；是政治革新和政治正義的運動；是反對混亂、無能、瀆職、動搖以及——這是最重要的——反布爾什維主義的戰斗。 法西斯主義的影響波及了美國。在美“德美同盟會”，會員們公開穿起納粹制服：白襯衣、黑領帶、高筒靴和卍字章。 在中國，蔣介石秘密組織了被稱為“藍衣社”的精華小組。“現在，法西斯主義被認為是落后的”，許多年后，一會員說，“但在那時，它是振興中國的极先進的手段。”它的首要目標，很明顯，是要維護民族的生存。“法西斯主義是瀕臨滅亡的民族得以自救的唯一工具”，藍衣社的刊物《社會新聞》在一章 社論中寫道，“它拯救了意大利和德國……因之，除效法法西斯暴力斗爭之精神外，別無他途，一如意大利与德國之所為。” 蔣介石也同樣滿腔熱情。“法西斯主義能否救中國？”他向一群藍衣社會員提出這個問題，并自己作了回答：“當然可以！法西斯主義系中國目前之亟需。”盡管在公開場合他否定西方人士，也厭惡民主，卻督信希特勒之元首原則（“數十年來，吾人對民主和提倡思想自由十分陶醉，卻一無所得”）。“法西斯主義之要旨”，希特勒上台八個月后，蔣介石告誡其党的頭目們說，“系對英明領袖之絕對信任。”除非對這樣一位領袖完全信賴，否則，民族之复興實無可能。“所以，毋需多言，領袖定是有革命精神之偉人，定能作全体党員之表率和楷模。再者，每位党員當需犧牲一切，直接為領袖和党效力，此也即為社會、民族和革命效勞。從吾人參加此革命党之日期，吾人已將自己之權利、生命、自由和幸福奉獻給此党及其領袖……為此，吾人才得以被謂為真正法西斯主義者。” 希特勒上台后四年內所取得的成就，大大地鼓舞了許多有同樣思想的人們。法西斯主義不僅吸引著心怀不滿或被剝奪公民權利的人們，而且也吸引著那些心怀好意、憂國憂民的人士。它把大批青年和知識界人士吸引過去——他們覺得，比諸資產階級之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更為新鮮。盡管各國法西斯主義之牌號不同，法西斯主義的所有推崇者（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內）都一致相信，勿論如何，民族之精神團結定能掃除万難。他們相信，達此目標，任何方式均屬正義，無可指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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