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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無悔


姜丰

  一直相信人生的某种机緣。
  一直相信有一個又一個既定的驛站,在遠方召喚命運的列車。
  一直相信青春應該做點什么,好讓平淡如水的生活里,有一點激動与喝彩,好讓如梭的歲月無聲流逝以后,總還有點什么值得回憶和紀念。
  因為年輕,便總會在隱約之間期待著輝煌。
  而舞台往往就在瞬間展現。
  就在滿二十三歲的生日那天,午飯后,我同平常一樣拎著暖瓶悠悠地去泡開水。這個時候,我看到了那張題為“重溫光榮与夢想”的巨幅海報。
  在此之前,我連一場完整的辯論賽都不曾看過,自然絕對想不到,有朝一日我會作為唯一的女辯手,代表中國大學生參加國際大專辯論會;更想不到,我會在熱帶一個美麗的島國,接受副總理的頒獎……從報名參加選拔到成為复旦辯論隊的隊員,從訓練到出國,從場上舌戰群儒到將冠軍的獎杯高高擎起,所有的日子也不過是白駒過隙的一瞬,而青春,本來就是一本太倉促的書。
  不僅僅因為那座圓夢的獎杯,不僅僅因為虹橋机場的鮮花、掌聲、人潮和閃光燈,還因為今生曾有過這樣一段難忘的經歷,結識過這樣一群出類拔萃的人,還因為确定了一個目標之后,為它盡到了全部的努力,并最終如愿以償。
  終于,我們可以驕傲地說:青春無怨無悔。

一 星島仲夏夢



是一件不朽的記憶
一件不肯讓它消逝的努力
一件想挽回什么的欲望
——席慕容《藝術品》

  8月21日的清晨,我們复旦大學辯論隊一行七人,悄悄地离開銀河賓館,登上了飛往新加坡的航班。
  這是新加坡廣播局第四次舉辦大專辯論會了,但卻是首屆國際大專辯論會。前來參加角逐的勁旅不僅有前兩任冠軍复旦隊和台大隊,經驗丰富的馬來亞大學隊和新加坡國立大學隊,還新增加了分別來自美洲、歐洲和大洋洲的三支隊伍: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隊、英國劍橋大學隊和澳大利亞悉尼大學隊。香港則由中文大學換成了更富辯論傳統的香港大學。雖然在第一天的記者招待會上,除了台大那位火旺副教授之外,几乎所有的領隊都謙虛客套了一番,但是,哪一個參賽的隊伍不想問鼎冠軍寶座呢?倘若當真只是為了“學習”,那倒大可不必登台亮相,只消靜坐觀摩就夠了。
  而我們此行赴獅城參賽,似乎除了冠軍別無選擇。复旦人在期待我們,同胞們在期待我們,甚至對五年前那場精彩的世紀之辯記憶猶新的新加坡也在期待我們……
  飛机在藍天白云里漂。我一直不覺得飛机是在天上飛,而覺得飛机分明是在水里漂。
  藍天。白云。
  我永不厭倦窗外的風景。
  但是,當我走下舷梯時卻是涕淚漣漣,因為降落時暈机。為了給人以最佳的第一印象,我不得不在教練們的勸導下努力調整表情,趁人不備時憑空演習了几個微笑。直到現在我還想,如果我一亮相就雙眉緊鎖,滿面愁容,新加坡報界一定不肯慷慨地將“不溫不火、非常親切”這樣的溢美之辭送給我。
  如果一定讓我概括地談談新加坡印象,那么我會說,新加坡讓我想起晉人陶淵明所作的《桃花源記》,描述那樣一個美麗富庶、和平合理的世外桃源,人人快樂平和,安居樂業。
  仲夏的星島,就好像一個鮮艷明亮的迷夢:從現代派的摩天大廈到童話般的小房子,無不色彩明快,造型別致,即使是政府組屋,也找不到完全一樣的兩幢。街道清爽整洁,秩序井然,各种世界名牌小汽車匯成川流不息的彩色河流,堪稱最富點綴的街頭即景。整個城市几乎是纖塵不染,熱帶的花花草草則將都市打扮成一位盛裝的新嫁娘。
  新加坡的好,就在于她有著現代化都市的先進、便利甚至气派,但同時又不失田園牧歌般的情調与宁靜。
  新加坡是個多种族的國度,你隨時會看到各色人种從身邊擦肩而過。在這里,除了華人,最多的當屬馬來人和印度人。我們常常去排檔吃馬來人做的辣面和印度人做的蛋餅。二者的共同之處就是辣。新加坡人似乎對辣味食品情有獨鐘。排檔上的老板多是些和气溫吞而又頗具人情味的老頭老太。如果你講華語,他們很樂于也用華語同你攀談几句。在新加坡,英語、華語、馬來語和泰米爾語是并列的官方語言,所以他們的任何一個政府公告都用四种語言表達,他們的總理的致詞也總是用四种語言各講一遍。
  与我們打交道最多的新加坡人,除了街頭排檔的老板伙計,就是廣播局的工作人員和新加坡國大隊的隊員們。朱亮亮女士和她所領導的華文時事組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工作講究效率,作風踏實嚴謹,同時不失親切隨和与善解人意。總有一种感覺:新加坡人似乎比香港人、台灣人更接近大陸人。
  新加坡使用的華語是北京語音,華文是簡化漢字,而新加坡人的待人接物几乎讓我們感覺不到是在同外國人打交道。國大隊的妙慧,被我們的男生公認為是很中國化的姑娘,以至于我們每一個男生都同妙慧合了一個影。
  了解一個人需要漫長的時間,但喜歡一個人或許只是在初見的時候;認識一個城市很可能一生都不夠,但熱愛一個城市卻可能是瞬間里發生的事。
  賽場上的交鋒還未正式開始,賽場下的較量卻早已拉開帷幕。
  台大隊的兩位漂亮小姐吳淑燕和吳芸真跑來同昌建聊天,我的身邊則坐著英俊瀟洒的蔡仲達……建立友誼?還是探听虛實?抑或兼而有之?
  台大隊深夜突然登門造訪,我方只有俞老師一個人堅守陣地,我們在隔壁嚴嘉和昌建的房間討論。我脫掉鞋子,躡手躡腳地湊到窺視孔前,向走廊里張望……好像小時候看的電影突然搬到生活里來了!
  大決賽的前一天,廣播局組織辯論隊員們去新加坡最負盛名的圣淘沙觀光。我們沒去,台大隊也沒去。第二大兩隊在化妝室外的走廊里狹道相逢,大家都是臉孔白、眼睛紅、眼圈黑。不上場的芸真還提著他們的午餐當后勤。
  今天,當辯論賽已經結束的時候,每每回想這一切,便會被一种感動所縈繞。當我們從辯論台上走下來彼此握手的那一刻,忽然感到他們很可愛。他們和我們一樣的年輕,一樣的認真,巧的是复旦隊和台大隊的年齡總和都是93歲,他們和我們一樣,都在盡最大的努力,爭取最好的成績。我們本該成為真摯的好朋友,但是,我們連一張兩隊的合影都不曾留下。
  辯論是一場惊心動魄的游戲。
  辯論是一件激動人心的藝術品。
  為此,我們必須去努力。也正是努力之后,我們才有資格有權利對辯論作如是說。
  當我回到上海給朋友們看照片時,他們會惊异地說:“呵,成本低,全是室內劇,沒有外景。”他們哪里會想到在新加坡的十天里,連從從容容地吃頓飯的時間都沒有,25日中午贊助商大宴賓客,我們只喝了一道湯就匆匆离席,去向殷勤的主人道歉,然后餓著肚子回房間准備當晚的半決賽,我們又哪里有時間、有閒情去拍外景照呢?我們帶回來的照片,一半是在房間里的訓練照,一半是在辯論現場同各方人士的留念照。
  比吃飯更要命的是睡覺。我一生不曾覺得睡覺是如此美妙的享受。奇跡在于連日的熬夜并未使我“消得人憔悴”,不過,每天站在房間配備的体重秤上,指針卻明确無誤地表明我确實已“衣帶漸寬”,回到了大學時代的記錄——44公斤,比在長海醫院住院每天吃半流質時還要輕。
  為了早晨能夠多睡半小時,我向俞老師申請不同大家一道出去吃早飯。善解人意的俞老師不僅批准了我的申請,還送來餅干。而我總是邊討論邊泡餅干吃,省去了早餐時間。發現了如此竅門,后來連隱形眼鏡也在集体討論時洗好了。
  打敗了躊躇滿志的劍橋大學隊,打敗了處變不惊的悉尼大學隊,終于又跟老對手台灣大學隊碰頭了。
  關于人性本善本惡,真是遭遇到的最頭痛最棘手的辯題。作為辯論會的決賽辯題尤其難以駕馭。自己作為一辯陳辭,既要爭取觀眾方面的場上效果,又要考慮評委方面的接受心理,既要在立論上体現出思想深度,又要在表達上深入淺出、直來直去。我必須自然流暢地完成我的三分鐘陳辭,讓評委听明白我方立論的邏輯層次,同時,我還擔負著一辯發言結束后獲得的掌聲要絕對壓倒對方一辯掌聲的使命。然而,在大決賽的前夜,我卻遲遲拿不出令人滿意的一辯陳辭。
  為了保證決賽場上的嗓音和精力,隊員們十一點就回到了各自的房間。理智拚命地勸自己必須早睡。理智說:休息好才可能在場上有清醒的頭腦和敏捷的反應;理智說:時間已經來不及了,你必須從心理上真正接受目前既定的辯辭;理智說:訓練到了這种程度,沒有不能辯的題目,有什么可心虛的?理智又說:快睡吧,實在不行明天還有一個上午嘛……稿子終于在凌晨三點鐘改定。我倒頭便睡。
  這一場星島仲夏夢做得實在太累了,但醒來很圓滿。

二 人生何處不相逢


故鄉的歌是一支清遠的笛
總在有月亮的晚上響起
  ——席慕容《鄉愁》

  月亮升起來了。
  月亮升起在雪爾斯橋上,升起在星島的熱帶海風里,升起在水畔、在天涯。
  這是我們在新加坡的最后一個夜晚。
  這也是我們到新加坡后第一次以輕松無憂的心情散步。
  兩個小時前,我們還在廣播局舉辦的告別晚宴上穿梭流連:我們去評委們的桌前,同金庸先生,同杜維明教授,同許廷芳律師合影。這些久仰其名的大家名流,竟是如此謙和平易;我們去贊助商們的桌前,感謝他們的支持,那位熱情地宴請過大專辯論會全部成員、還特意送給每位來賓一瓶大華醬油的老人向我們伸出微微顫抖的手……
  三個小時前,正是那個無數夜晚魂牽夢系的時刻:我們終于捧起了首屆國際大專辯論會冠軍的獎杯!我從李顯龍副總理手中接過獎杯,將它高高擎起。掌聲如潮。燈光閃爍如花。我們的目光投向我們的教練、投向坐在觀眾席上的我們的顧問……
  四個小時前,我們還在大決賽的辯論場上唇槍舌劍地鏖戰……
  六個小時前,我們還坐在化妝室里,任憑化妝師們濃妝淡抹……
  二十個小時前,我們還在文華酒店的1110房間,摩拳擦掌……
  十天前,我們還在上海銀河賓館壯行的晚宴上,為“复旦必胜”干杯……
  而此時此刻,我們終于走完了一百多個白晝黃昏。我們終于能夠不違初衷,無憾無悔。
  星島的晚風,習習可人。我們隨著“導游”——張洪明老師和他的學生妙慧小姐,隨意地走著,熱烈地談著。
  其實,整個比賽過程中,張老師一直同我們在一起。張老師曾在复旦中文系任教,留美獲博士學位后,應聘到新加坡國立大學。我們初抵新加坡,張老師就赶到我們下榻的文華酒店來看我們,雖是初識,卻沒有一點拘束与隔膜。他向我問起复旦中文系的昔日同事們:朱立元、陳允吉、梁永安、王東明等老師。張老師身為留美博士,在國立大學享有高薪并深受尊敬,但他從衣著打扮到言談舉止依然那么隨和平實。張老師請我們去新加坡最高的旋轉酒樓“麥思奇”吃粵點,張老師從國大圖書館為我們借來了最急需的圖書資料,張老師在大決賽前給我們送來西洋參片和潤喉丹,同我們共同分析辯題,替我們買午飯,張老師甚至給我們每位隊員50新元,這讓我想起小時候父母長輩給小孩子的壓歲紅包……
  張老師在用各种方式給我們鼓勁、加油、喝彩。只因為我們同是复旦人,同是中國人。
  為我們鼓勁、為我們加油、為我們喝彩的又豈止張洪明老師一個人?那些旅居獅城的同胞們听說复旦隊代表中國大陸來參加大專辯論會,便千方百計地弄到票子,自愿地來給我們助威當啦啦隊,有的人沒搞到票,就不辭勞苦地等在門外。每一場比賽結束,都會有熱情的中國同胞涌到台前,激動興奮地同我們握手、合影留念。的确,能夠在异國的土地萍水相逢,是一种緣份。愿那一張張瞬間的凝固能夠紀念這人生不易的緣。
  我一直不能忘記一個小女孩。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初賽結束時,就有一個梳短發、戴眼鏡的小姑娘跑上來,拉住我說:“姜丰姐姐,你講得真好,我真羡慕你。”原來,她一個人從北京到新加坡來讀書,現在還是個中學生,她一見到我就有些哽咽:“我已經三年沒回過中國了,姜丰姐姐,我真想家啊……”除了緊緊地握一握她的手,輕輕地拍一拍她的肩,我還能說什么呢?
  沒想到,大決賽結束時,我又見到了這個梳短發、戴眼鏡的小姑娘。我真想不出這個小小的中學生如何能夠入場,要知道,大決賽的票子已被炒到炙手可熱的地步呵;我同樣想不出小小的她如何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找到我。大決賽下來,祝賀的人、合影的人已匯成熱鬧的人潮。
  小姑娘扑在我的肩上哭起來。平生還不曾有人扑在我的肩上痛哭。然而,除了緊緊地握一握她的手,輕輕地拍一拍她的肩,我還能說什么呢?
  小姑娘把一個精心包裝的漂亮禮品盒塞到我怀里。而她唯一的愿望是想要我胸前所戴的复旦校徽,當我把校徽摘下輕輕放到她手里,小姑娘的眼眶又潮濕了。
  當我回到上海,拆開那個精美的禮品盒,才發現里面還夾著一封信:
  姜丰姐姐:
  您好!還記得星期三那晚初賽結束后与您握手的那個穿著校服的小女孩嗎?可惜你們与悉尼大學的半決賽和今天与台灣大學的決賽,我都無法得到入場券,不能到場為你們助陣,但我衷心地預祝你們可以載譽而歸。您為這次比賽是不是准備了很長時間?當您陳詞的時候,是那樣自然流暢,聲音親切,立即就吸引了全場觀眾的注意。你們的語音是不是經過特殊訓練的?
  您現在就讀复旦大學,是不是也和我一樣遠离家人呢?剛開始的兩個月滋味真的不好受,不過已經慢慢習慣了。我是取得獎學金在新加坡修讀兩年中學課程,您問我會不會在這里讀大學,可是您知道我的理想大學是哪一所?那就是复旦大學!
  “獨在异鄉為异客”,我來自北京,所以這次見到你們,從祖國來的同胞,真是興奮不已,冒失地給您寫了這封信,如果您能收到的話,請不要見笑。隨信的這份禮物是我臨時挑選的,不很好,愿它能陪伴著您,經過千山万水,回到祖國去,帶著美好的祝愿。
  希望有机會再次相見!
  祝你們新加坡旅程愉快!
  一個來自祖國的同胞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不知名的小妹妹呵,我也不知道何時我們才能再度相逢,是相逢在杏花春雨的江南,還是在海上月明的星洲?不知名的小妹妹呵,人生是一班正點運行的地鐵,我們不得不同一個又一個站台揮手作別,因為遠方有一個又一個驛站在恭候。或許今生不再相遇,但這一份平淡的溫馨,卻會伴我風一程,雪一程,共走人生路。
  世界真小。劍橋大學的一辯湯之敏和夫人(劍橋隊的領隊)譚洪競都是复旦校友,初賽一下來,湯之敏就握住俞老師的手說:“我沒有給复旦丟臉吧?”而劍橋的二辯孫學軍,則是南開大學的畢業生,閒聊中,我們還發現居然有著共同的熟人。
  劍橋到底是堂堂名校,他們不僅在場上身著漂亮的晚禮服,口若懸河,滔滔論道,而且在場下也是風度翩翩,從容穩重。我們初賽与劍橋隊對壘,是安排在初賽的最后一場——第四場。一方是志在衛冕的前任冠軍,一方是可能一鳴惊人的名牌學府。初賽的帷幕還未拉開,兩隊就已被炒得如日中天。
  劍橋隊沉得住气,我們也不亂方寸。在酒店大廳、在巴士上、在電梯里、在席間,兩方隊員偶遇,也只淺淺一笑。大家心照不宣,不談辯題。唯獨一次例外。那是在拜會廣播局高層領導并互換禮物的23日冷餐會上,坐在我身邊的湯之敏幫我也盛了一碗馬來風味的“莫莫咂咂”,熱心地勸我多吃一點,并打趣說:“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喔。”但僅此而已。毋庸諱言,作為參賽的辯手,誰都希望自己是贏家。但自始至終,我們和劍橋,誰都不曾有過任何小動作,贏得精彩,輸得漂亮!
  初賽結束那晚,劍橋請我們复旦隊和台大隊一道去文華三十九層的酒吧共飲。對了,劍橋的一辯湯之敏和二辯孫學軍是大陸去英國的,而三辯吳俊仲和四辯季麟揚則是從台灣去英國的,他們也找到了同鄉人。
  春江潮水連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
  灩灩隨波千万里,
  何處春江無月明?
  ……
  今夜,相逢在這個青青小島。我在海的這一邊,你在海的那一邊。我們本來都是同鄉人。我們本來有著同樣的鄉愁。
  今夜,我們唱歌,我們談笑,我們共飲。
  今夜,我們讓青春与青春對話。
  從文華酒店的三十九層极目眺望,是万家燈火的新加坡。
  在這一片都市繁華中,我卻總是情不自禁地想著唐人張若虛。那該是怎樣的一個离鄉的老人,在水邊、在月下、在天涯,淺斟低唱,輕輕吟誦著那一曲千古絕唱《春江花月夜》:
  ……
  白云一片去悠悠,
  青楓浦上不胜愁;
  誰家今夜扁舟子?
  何處相思明月樓?
  可怜樓上月徘徊,
  應照离人妝鏡台,
  ……
  當告別晚宴接近尾聲,我們躲開喧鬧的人群,悄悄溜出來。
  決賽終于結束了。我們要消受一下這屬于自己的最后時光。于是,在張洪明老師的提議下,我們去河濱散步。
  本來,新華社駐新加坡的記者蔡錫梅女士一直很熱心地要開車帶我去玩,但比賽一場接一場,根本無暇接待任何來訪或赴約,甚至無暇在電話里聊天,更不必說出去玩了。直到比賽結束了,我依然沒有個人的時間。蔡女士理解我要同隊友們共享這份艱難鏖戰得來的胜利的喜悅,只是用力地將我的手握了又握。她的女儿邢臻与我同齡,几次短短的見面已使我們成了好朋友。決賽后,我們的身邊總是熱鬧喧嚷,邢臻找到我,將備好的禮物送給我。還沒談几句,我就又被拉去拍照。等我回來,人群中已找不到邢臻和她的母親。直到上飛机,我都沒有机會打個電話同她們母女道別。
  我們在張老師和妙慧的陪伴下,乘地鐵來到河濱。這里是新加坡著名的金融區,新加坡的美麗与情調,富庶与繁華在這里都表現得淋漓盡致。一座座現代派的摩天大廈拔地而起,鱗次櫛比,一棵棵熱帶植物無憂無慮地生長。遠處是著名的雪爾斯橋,近處則是象征著獅城新加坡的白獅噴泉。
  我們一行人沿著河堤慢慢地走。嚴嘉說這里很像周末的复旦校園。每走几步就會遇到一對年輕的情侶,情侶真是人間最好的風景。有人相愛著,真讓人由衷地感覺到生活真美好。
  走著走著,才發現我們的隊伍里又多了兩個人。原來是兩個從大陸過去工作的年輕人,看過我們的辯論賽錄像,在地鐵上認出了我們,就一直跟著我們而來。异國相逢的同鄉人總是那么容易交流、容易親近。俞老師跟那位男士越談越投机,儼然是他鄉遇知己了。而女孩則同我和季翔聊起來……人生何處不相逢,莫道相逢猶如夢!短短的新加坡十日,与多少生活在別處的同胞相遇、相識,又匆匆相別离,不知何時何地,才會再相逢、相聚。既然是天涯旅人,就讓我祝你們一路平安!

三 毋忘我


不是所有的夢,都來得及實現
不是所有的話,都來得及告訴你
——席慕容《送別》

  那天中午是如此行色匆匆。
  匆匆地從牛車水赶回來,來不及從容地為親友選購几樣小禮品;再匆匆地兌換了錢幣,然后匆匆地收拾起行囊,退掉房間;酒店的大廳里站滿了辯論會的朋友們,港大的、台大的、劍橋的、馬來亞大學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悉尼大學的,然而,我們已來不及一一作別,就匆匆地上了巴士,只輕輕揮一揮手,道聲再見,道聲珍重!
  車窗外的行道樹疾速向后倒去。美麗的組屋、高大的椰子樹、如茵的草坪和湛藍的海岸線都紛紛地向后倒去。
  廣播局的鄧炯才、林文慶和陳術送我們走。
  車上安安靜靜。
  到了机場,才發現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妙慧早已手持一束“毋忘我”等候在那里了。
  妙慧拉住我,將那一捧淡紫色、還配了滿天星的小花遞到我手中;
  妙慧伏在我耳邊,悄聲說:這花叫“毋忘我”……我是抱著那一捧“毋忘我”花在与送行的新加坡朋友合影的;
  我是揮舞著那一捧“毋忘我”花在同美麗的新加坡作別的;
  飛机以每分鐘500米的速度升空;那座青青的小島終于消失在藍天白云之中……
  也許,十天實在是太短暫了,或者說我們在准備辯論之外留給自己的時間實在是太短暫了,來不及細細打量一下以美麗著稱的新加坡,來不及同新結識的异國朋友們多聊几句;來不及去赴那些熱情友好的宴請,甚至來不及回那些電話留言……
  遺憾确實太多了。
  直到現在,我想起一位名叫愛玲的馬來西亞女孩,仍然心存歉疚。
  愛玲留著齊耳的短發,戴著一副秀秀气气的眼鏡,這使她看上去比其他女辯手都更文靜、更書卷气一些。她是我到新加坡最早結識的一個朋友。我們和馬來亞大學前后相差半小時抵新加坡,廣播局安排我們同乘一輛巴士去酒店,也許這便是我們最初的緣份吧。在后來的十天里,我們复旦隊和馬大隊一直是親密的朋友,我同他們唯一的女生愛玲自然也成了好朋友。
  還在巴士上的時候,嚴嘉、季翔他們就已同崇遠、志偉他們相當熟稔了。而我同愛玲還沒講話,也許是由于我剛剛經過暈机,一副沒精打彩的樣子,也許是由于女孩子本來特有的矜持吧。但我們一旦熟悉起來,就几乎無話不談了,我們談論各自校園里的事情,談論各自的旅行見聞,我們還比較了中國和馬來西亞書籍的行情,我答應幫她寄買中文書,我們甚至還談起了張愛玲,她同我一樣是學文學的。我最初喜歡愛玲,也許有一個潛意識的原因:她同我最喜愛的女作家張愛玲同名。愛玲可以流利地講華語、英語、馬來語、甚至粵語,真是羡煞人。我几乎意識不到愛玲是外國人,好像她就是我的一位中學同學一樣。
  此刻,我的小書架上就擺放著兩個精致透明的小瓶子,里面盛滿了五顏六色的幸運星。那是愛玲在我們半決賽和決賽上場前悄悄塞給我的。其中的一個小瓶子上還寫著一行娟秀的小字:
  幸運星給幸運的你
  我确實是幸運的。我不僅幸運地入選复旦集訓隊,和我的隊友們舌戰群儒,捧回了首屆國際大專辯論會冠軍的獎杯,而且我還得到了我的教頭們和隊友們那么多的呵護与照拂,得到那么多相識或不相識的人的關注与支持。我相信在這些方面,愛玲同樣是一個幸運的女孩,但作為一名辯手,我不得不替愛玲扼腕歎惜。馬大隊在初賽中即在悉尼大學手下敗走麥城,而淘汰賽的形式不再給失敗的一方任何机會,正如朱亮亮女士在初賽第一場后所言:我們的殺傷率是50%。每場比賽下來,都是有人歡喜有人憂。
  作為好朋友的我,卻不能給愛玲一點點安慰,甚至不能陪她一會儿。我至今想來仍然負疚,但縱然時光重現,我也依然只能這樣做。因為第二天就是我們复旦隊初次登台亮相,況且對壘的是劍橋這樣的強手。我是愛玲的朋友,但我首先是复旦隊的一辯。
  那天晚上結束討論回到房間,已是凌晨兩點多鐘,電話鈴響了——是愛玲!十分鐘以后,愛玲抱著睡衣出現在我住的1118房間。愛玲這么晚還沒睡,特意從另外一座樓的十八層跑過來,一定是有許多話要說。我知道愛玲的心情不好,但是,我實在困倦得睜不開眼。
  清晨,當我被俞老師的電話叫醒時,愛玲已悄然离去。
  复旦贏了。复旦真應該贏,有那么多人為我們鼓勁,為我們祝福。當我走上賽場的時候,身上不僅帶幸運星,還有幸運扣。
  這枚精巧特別的幸運扣來自香港大學的黃敏。
  黃敏是一名极出色的辯手,每一位听過那場“現代化等于西方化”辯論的听眾,都會記得正方這位反應敏捷、談吐机智的三辯。但是,港大隊終以一票之差敗在台大隊手下,盡管黃敏本人得到了評判團的贊揚。很多人都為港大,為黃敏抱不平,那晚評判團的評決時間也确實格外長,而且評判團代表的分析講港大好話比台大還要多,然而,黃敏只是一笑置之:“我們已經盡力啦。”
  黃敏就是這樣的人,真實、自然、大方、隨意。
  我真喜歡這個比我還小三歲的小姑娘。還沒來得及說對她的印象,倒是被她捷足先登。黃敏伏在我耳邊,輕輕說:“我挺喜歡你的”,樣子像一個有點羞怯的小女孩。
  就是這樣一個小女孩,居然還深藏著一個當女政治家的愿望;就是這樣一個小女孩,居然還當起“算命先生”來了。
  有一次在巴士上,黃敏問我喜歡什么樣的花瓶,喜歡插几朵花,我想也沒想就信口答道:“喜歡矮墩墩的花瓶,至于花,要么一大捧一樣的,要么只有一朵。”黃敏听了哈哈大笑:“看來你以后只能嫁一個矮胖的丈夫了。你要么只有一個男朋友,要么有一大堆男朋友,不過你會對他們平分秋色!”
  我們在巴士上聊,在觀眾席上聊,在茶點招待時聊,但還是聊不夠。
  黃敏記下了我的房間電話。
  但我知道,黃敏不可能在電話里跟我聊天。到了比賽后期,為了不影響准備和休息,我已經在教頭們的建議下,不再接任何電話。
  馬大隊的一個男生就曾經對我說:“姜丰,跟你講話好像有點緊張。”我當時很詫异,問他為什么,他說彼此講話太少唄。其實,時間的短暫并不妨礙我們成為朋友,十天,已經足夠讓我們彼此記住。
  但是,我們無法更多地閒談,無法接受那些友善熱誠的邀請,甚至不能做出任何約定与承諾。我們沒有實現約定与承諾的時間。
  命運給了我們相識的机緣,卻沒給我們相處的時間。
  初識陳術,是在那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在沉悶冗長的謙虛与客套連成一气時,作主席的他還一直那么毫不做作地隨意地笑著。黃敏回港后寫信來,對陳術的領帶印象最深,而我的記憶里則是陳術的微笑。大男孩的笑,真讓人感覺到他那么開心,那么樂天,好像什么都不太在意,什么都想得開。
  后來才知道,廣播局的這員公關大將還是一位屢屢獲獎的業余歌手,在美國、在新加坡都小有名气。即使不了解這層背景材料,你也不得不承認他是位相當出色的歌手。他的歌曾在卡拉OK時有所領略。
  陳術給我們送行。他送給我們每位隊員一盒巧克力,還格外地送了我一只漂亮的小熊。十几個小時后,這只新加坡小熊就漂洋過海,安穩地坐在了我宿舍里的小床上。
  車窗外的行道樹疾速向后倒去。美麗的組屋、高大的椰子樹、如茵的草坪和湛藍的海岸線都紛紛地向后倒去。
  陳術不停地在問著同一個問題:什么時候再來新加坡?不是所有的夢,都來得及實現;不是所有的話,都來得及告訴你。
  人生如一班正點運行的地鐵,不能流連,不能多作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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