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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之巔的遐思


嚴嘉

  新加坡的夜。
  和白大的繁華喧囂比起來,星島最熱鬧,最著名的商業街——烏節路仿佛已經竦身一變,由熱情開朗的艷裝少女轉而為纖弱雅靜的淑女了。新加坡的夜生活并不是算很丰富的。
  然而,烏節路并沒有睡著,整個星島也一樣。我們下榻的文華酒店處在新加坡的黃金地段,就毗鄰著烏節路。已是8月29日晚的11點多了,我們一行人在一种太難得擁有的洒脫心境中,圍坐在文華之巔的酒吧里。放眼出去,遠遠近近,各色的燈映出鱗次櫛比的多式建筑來,新加坡的夜原來別有一番都市的宁靜秀美。“快十天了,還是第一次体味這异國情調的小夜曲呢。”我突然想起,于是感覺到嘴角上浮起了一絲不易被人覺察的笑意。
  王滬宁老師就坐在我對面,這位我在中學時就相當仰慕的著名年輕學者,素以才思敏捷精力過人著稱,但此刻的他也顯得略有些疲憊了,他的手中是一杯沒有加酒精的飲料。在給辯論隊擔任顧問的這段日子里,朝夕相處,曾經在我眼中充滿了神秘感的王老師,使我們見到了他可親可近的本色,但同時,了解的加深,也使得我和隊友們對他的知識、智慧、人品,更添增了欽佩之情。本已不算少的早生的華發,好像這些日子又多了几根。王老師的左手邊是我們的校友張洪明先生,今天我們一舉獲胜,令他欣喜万分,一定要為我們設酒慶功,我們都說請客吃飯的客套還是大家都免了吧,倒是最好找個地方坐下來暢敘一下,于是,我們來到了文華的頂樓。复旦人,這個稱號,有時或許在遠离复旦的時候,才會更体會到她的意義。复旦的情怀,我想,這輩子魂牽夢縈,看來只會越來越濃烈了。緊挨著張洪明老師坐的,是他的得意弟子吳妙慧小姐,妙慧是新加坡大學辯論隊的一辯,還記得在整個比賽的第一場,由新大對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辯論隊的“娘子軍”時,她初試啼聲,就給我們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我們曾經和她開玩笑:“妙慧,你是漂亮聰慧,妙不可言吧。”不過雖屬玩笑,她的美麗、大方、熱情和口齒清楚,倒的确讓我們領略到了新加坡大學生的風采。不知因為是張老師的學生,還是對正統的中國文化特向往,或者其它什么原因,短短數日,她和复旦辯論隊有了相當親的感情,我們決定收她做我們的“編外隊員”。
  “俞總”,我們的領隊兼教練俞吾金教授,此時靜靜地坐在鄰窗的角落,妙慧的旁邊。依然是一派儒雅的學者風范,毫不矯情,毫不做作。王老師和我們辯論隊負責人張靄珠老師經常和他開玩笑:“俞老師,你已經修煉到哲學上的‘無差別’境界了。”但是,平素不吸煙的俞老師此時手中也拿著一根燃著的煙,平靜的臉上依然可見到難以抑制的興奮,在大決賽前,他就說過:“贏了,我也要抽根煙,慶祝一下。”俞老師,我們几個弟子總算沒讓您失望,終于使您破了一回“煙戒”。張一華老師坐在我和俞老師之間,這次在新期間,与新加坡廣播局進行聯系,和各隊打交道,幫我們出謀划策,有時還得整理內務,身為人事處長的他可以說是忙得不亦樂乎。在大決賽前夜,“形勢緊迫”,他甚至主動提出來,要幫我們几個隊員把來不及謄抄的稿子譽清。在酒吧的第二天,也就是30日的一大早,他就与王老師一起飛回了上海,雖說出了一趟國,卻連新加坡是什么樣子可以說都不大知道,難怪王老師回國后見到楊福家校長的第一句話就是:“楊校長,這回你可欠張一華老師一次出訪机會喔。”但是,在我們獲胜之后,回酒店的車上,張老師悄悄地跟我說:“我分享你們的喜悅,但不分享你們的成功。”不計名利、不計得失,只是為了事業而奉獻,雖說是有點老生常談,但這不正是复旦精神中一种真正的精華嗎?如果复旦人都能以這樣一种風貌而開拓前行的話,世界一流學府的目標不是應該更快地得以實現了嗎?昌建在我的另一側,他的位左是燭光的映襯下顯得更加清純可愛的姜丰,正對著的是妙慧,真是“最佳選位”。下午得了全部比賽的“最佳辯論員”稱號,但他卻是异常的平靜,和往常一樣与姜丰、妙慧開著無傷大雅的玩笑,不過為了比賽需要,而營造一种矜持有深度的刻意形象,這時卻是不必了,人輕松了好多。姜丰的高興勁儿抑制不住,也不去抑制,她要了一杯有著很浪漫的藍色的雞尾酒,可是不胜酒力的她喝了几口,臉上立時紅扑扑的,嚇得不敢再喝,和在下午從李顯龍副總理手中接過冠軍獎杯后,落落大方而出人意料地回贈李先生一個小巧的复旦名片夾時相比,真是判若兩人。姜丰雖然是研究生,但心理年齡卻給人一點都不大的感覺,在辯論隊里,就連實際年齡最小的季翔,嘴上認她做姐姐,其實卻還把她當“小妹妹”。但這次三場比賽,她和昌建一頭一尾,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出色發揮,為全隊的脫穎而出立下了汗馬功勞。坐著的還有一人就是季翔了,數次,我們的目光相遇,不語而笑。是啊,對我們兩個人來說,這時候還需要什么言語呢?從出征“白貓杯”時莫名其妙的失敗,到系際辯論賽上一路過關拔寨,以不失一分的成績奪魁,到在選拔賽天隨人愿而又鬼使神差地兩次抽到一個隊中,再到集訓時同住南區的上下舖,加上同在一個系,又曾共事于同一個系學生會、法學社,多少次的交流,共同的志趣,形成了相同的感悟。對這個天資聰穎又少年老成的小伙子,還有什么需要用言語來表達呢?
  “出來前,張德明老師提出贏了回去,幫我們出本書,大家想個書名吧。”王老師笑著說。
  “嗯,《新加坡之夢》怎么樣?”不知誰馬上接語。“夢”?是一种妥貼的感覺,這些天,時空切換,情勢飛轉,真的如在夢中一般,的确該有個夢字。
  “我看叫《星洲圓夢》吧。”又是誰的聲音?對,圓夢!多么艱難而又美妙的圓夢過程,多么辛勞而又難忘的圓夢經歷啊。“就用這個名字吧。”眾人開怀而笑。


  在開怀的暢笑中,我的思緒突然被拉回到了五年前。難道這是冥冥中的注定?88年复旦辯論隊出征獅城時,我還在南通一座濱海小鎮的中學里讀書。但是,《文匯報》對此的新聞報道竟深深地吸引了我,以至于其中的諸多細節描寫我至今仍歷歷在目。當中央電視台第一次在“五四”青年節播放他們的大決賽錄像而我錯過收看机會時,我曾是那么的懊惱,而當中央電視台重播此錄像的消息傳來,我又曾是那么的興奮。熒屏上的唇槍舌劍,妙語如珠,翩翩風度,令我難以抑制住激動和神往,盡管說老實話,我那時并沒有能完全听懂,為什么“儒家思想不能抵御西方歪風”。
  進复旦后,曾向學長問起:那些獅城雄辯的才俊們是否是學生會屬下那個“演講与口才”協會的成員。結果引來學長們慣有的對蔃Ereshman不諳世事的善意嘲笑。而一個月后,就逢到了复旦的系際辯論賽,法律系便組成了一支由我們班四名同學做隊員的辯論新軍去沖鋒陷陣,88級的一位同學自告奮勇,成了我們的領隊兼教練。因為覺著我噪門比較洪亮,于是我便成了總結發言的四辯。前面的陣容是一辯溫文爾雅而又不失鋒芒的女同學呂敏娜,二辯孫強,三辯周志峰。孫強后來在這次赴新前的選拔中一直沖到最后剩下的“八強”中,別人把他和季翔、我三人放在一起,戲稱作“法律系三劍客”。而周志峰則在以后的歲月里成為了复旦第二十九屆學生會的主席。當時雖對辯論不明就里,但還是滿腔自信地上去辯,初賽竟被我們四人一沖而過,可在复賽時遇上“演講与口才”協會組成的“混成旅”,被對方一位“鐵嘴”學長將入校不久的我們挑于馬下。當時,校學生會一位才子以“金圣歎評點辯論賽”的名義,每日草成几篇評點“豆腐塊”張榜于中央食堂門前的海報欄,還記得即日對我的評价是:“四辯尤有熱血慷慨之士。”而這屆辯論賽最后以演講賽告終。
  一年后,雖然由于軍訓,89級在复旦校園內還是最低一級,但經歷了校園風雨的我們四人,在辯論賽風云再起,重披戰袍再度代表法律系出馬時,已頗有些躊躇滿志,志在必得了。當時都還私存著這樣的想法:畢其功于一役,待90級進校后,就可將辯論之事加以移交,從此“金盆洗手”了。而奪魁呼聲,我們倒确也甚高。豈料“天有不測風云”,半決賽時我們竟被一理科小系擊敗。賽罷,國政系拔得頭籌。鎩羽而歸的我們四人都覺對不住系里的“江東父老”,雖說心有不甘,但紛紛立下誓言:從此不再參加辯論賽了。畢竟這還非學業正道,費時費力,難以忍受。可對那屆賽事的辯風、學生裁判的水准,私下聊起,總還難免有些微詞。
  91年秋,90級同學入校。稍后,系學生會換屆,我和孫強分別擔當起正副主席之職,而季翔作為法律系90級的主要“學生骨干”,大家的接触多起來,季翔還奪得了那年新生杯演講賽的冠軍。這時有了一個叫“白貓杯”的上海大學生辯論賽。复旦由團委、學生會出面組隊,學生干部找了四名剛入學的90級同學,包括季翔在內,向他們解釋了何謂辯論,辯論規則之后,由他們赴華東化工學院比賽。那時的領隊是團委副書記燕爽,周志峰也在其中幫助組織。能為复旦做點事總該是義不容辭的,我和孫強便充任了陪練。四個新生居然一路沖到半決賽。据說為了表示重視起見,几個學生頭頭決定讓我這個“老生”上,替下一位新同學,充任四辯。可是,半決賽在我們充分占据了場面优勢的情況下,評委判決我們以0.2分(百分制計法)之差負于由校党委副書記親自壓陣的上海某學院。忿忿之余,再次立誓:決不再參加辯論賽了。
  92年的“揮划時代光華”复旦系際辯論賽開始,法律系按慣例組成了最低年級四位同學做隊員的辯論隊,初賽順利過關。可复賽前,擔任四辯的季翔來找我們,因為功課緊,想讓89級的同學幫著頂一場,到半決賽后他們再上。既然立了誓,我當然表示誓言不可改,可心里卻有點痒痒的。過了會,孫強跑來找我,很有點不好意思地說:“嚴嘉,要不然咱們就幫他們一下,只比這一場吧。”立時,兩人拍掌大笑。既然周志峰此時已榮升“主席大人”之位,要避嫌,我們便又邀了同班的張翼同學,順闖复賽關。自己立的戒自己破了,下面也就顧不了許多了。嘗一嘗复旦辯論賽冠軍滋味的進取心,或許是虛榮心,強烈地推動著我們干下去。于是呂敏娜、孫強、季翔和我的四人隊伍組成。足以傲視彼時群雄的實力令我們終于如愿以償。還記得那次決賽,3108教室窗內窗外也是擠滿了同學。到場的王榮華老師興致甚高,在比賽結束后,向同學們即席發言,談到“振興复旦”時,場下掌聲大起。而決賽的評委中,就有張靄珠老師、張德明老師等人。終于,以為自己在大學階段辯論比賽將只成為回憶了,我与季翔、孫強再度相約:一定一定不再參加這又要事前准備,又要場上應變、累煞累煞的辯論賽了,除非是亞洲大專辯論會。因為那時大家都知道,去新加坡參加辯論賽的大陸代表隊各校輪流出,90年南京大學隊負于了台灣大學隊,下一屆誰去不清楚,但已去奪過冠軍的复旦反正是輪不上了。
  可是,复旦竟又輪到了,而且這次比賽升格成了國際(華語)大專辯論會……


  “比賽已經結束了,我只想送你們一句話。”王老師的話語將我的思緒暫時收攏,他微笑而又認真地對著我們四個隊員,“回去以后,夾著尾巴做人。”
  不知為什么,我的心咯登了一下。在這些許成功的時刻,警惕便是真知与灼見。忽而,我又想到,我為什么要有“尾巴”呢?我難道可以在复旦,那片我深深眷戀的燕園熱土上翹著“尾巴”走來走去了嗎?沒有人可以那樣做的,我自然更是如此了。
  記得我曾經和一位朋友聊起:“或許對在复旦前台‘竄來跳去’的同學你盡可以覺得算不了什么,但是,對复旦的潛力,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不應忽視。”而這一次的集訓、比賽,更讓我深切地感受到了這一點。
  在新加坡期間,我曾接受新加坡廣播局電視中文台“焦點三十分”專欄的采訪,當記者問起辯論在大陸校園里的情況時,我告訴她:“對于辯論這种智慧与口才相交的比賽形式,大陸的青年學生是相當喜歡的,而复旦,是一座尤有著辯論傳統的學校。”在复旦四年,對這种傳統我有著深切的親身感受。記得楊福家校長曾經在复旦第三十屆學生代表大會上講道:“一座大學能否成為世界一流的學府,很關鍵的一點,看它能否為青年創造盡可能多的机會。”是呵,對青年人來說,机會實在是太重要了。而辯論的傳統,應該算作复旦給予學生小小的但又堅實的一种机會吧。
  我的思緒又開始飄到選拔集訓隊員時的3108教室。《著名科學家生活傳記》一書記載過達爾文小時候,一次不慎從矮城牆上摔下,在墜地的過程中,他的腦中轉動了极多的念頭,据此,達爾文得出結論,人的思維可以是同時舖開,飛速運轉的。在文華酒店的頂樓,我确信了這一點。
  ……人一場比一場多,熱情一場比一場高……
  在92年底,我免試直升本系研究生之事已基本成定局。
  93年春,在上海市對外經濟律師事務所又從事了一番實習之后,我決定在本科的最后一段時間把英語水平和專業水平再提高一步,然后可能去參加一下托福考試。而在這時,國際大專辯論會的消息傳來了。我開始對自己的決定猶豫起來,而我的“老鄉”章曉野、顧雨春等人和其他一些朋友也鼓勵我去沖一下,力求獲得一個极其難得的學習、鍛練和提高的机會。當系里的秦義龍老師把一張報名表送到我手中,讓我去參加選拔時,我不再有什么猶豫了。
  “重要的是參与”,這是一句著名的奧林匹克的口號,而复旦同學對于辯論這种智慧、口才和意志品質較量的比賽的參与熱情的确是無与倫比的,這种熱情平時蓄積著,并不輕易顯現。在選拔賽時,終于迸而發之了。
  第一輪演講,參加者近百人,觀眾更是极多。參加者中,紛見原來在校內進行各种辯論“游擊戰”的隊友、對手。熙熙攘攘之間,常有諸如“怎么,也從英語禁閉室里爬出來了?”或“噯,現在工作定了沒有?”之類的寒暄,而遍談之下,都覺得机會難能可貴,若能入選,有那么多的學者專家將來親臨點撥,實在誘人;而倘不能入選,經受一次嚴格挑選的考驗,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應該說,普遍而言,心態都相當不錯,体現了一种整体素質。我因抽簽排在較后,就与許多老相識在外閒聊,那時突然產生一個感覺:仿佛有許多草莽梟雄,在等著被收編整飭,進而為真正有實力,有底气的正規軍。也在那几天,听說了有一個叫蔣昌建的國際政治系研究生,演講相當出色。
  第二輪一對一辯論,季翔找來我處,于是加上孫強,再拖來周志峰,四人關起門“密謀”准備,相互出主意。我比季、孫二人早一天比,碰上一位91級的小女孩,雖說剛進校不久,卻是毫不怯場,也對我的話竭力反駁。但作為比賽的辯論畢竟還是要有經驗的,我很快耗完了她的時間,并偷偷用了一些以前一鱗半爪學來的技巧。可辯完下來,一幫朋友都譏我“胜之不武”。而第二天,季翔和孫強竟抽簽到一塊儿,同室操戈,所幸一同過關。
  第三、第四輪都是組隊模擬辯論,在3110教室,我和季翔竟兩次抽到一組,于是我三辯、他四辯的老套配合自然駕輕就熟,加上其他同組同學也不弱,其中有其時任學生“演講与口才”協會會長的女辯手董濱,所以准備時還是頗有自信。更巧的是兩次抽到的指導老師都是國政系的邱柏生副系主任,師生之間合作很愉快,看來和國政系确實有緣。而姜丰則兩次都抽到了我們的對立面,与我們對辯。從此認識了這位后來被新加坡輿論稱為“親切可愛、不溫不火”的小姑娘。
  毫無疑問,复旦同學在作為辯論觀眾時的水准也是一流的,當我和季翔在場上有急智應變的反駁時,場下都爆發了极熱烈的掌聲、笑聲,但若要嘩眾取寵,則往往效果适得其反。而場下觀眾的欣賞水准、口味,則是對場上辯風有著直接的導向作用的。如果說复旦潛力,這种熱情之外的潛力不同樣是不可忽視的嗎?
  准備過程中,我們湊在一起的几個同學也盡可能地調動自己有限范圍內所能知道,可能請動的“老師資源”來指導我們。比如,有一次辯環境与經濟發展的問題,其時作我方一辯的國政系冼鋒同學想起她們系周志誠老師正對此有研究,于是,眾人冒昧登門拜訪,結果收益頗丰。而法律系常務副主任楊心宇老師,早在我們得系際辯論賽冠軍時就給我們點拔,那次,他在自己輔導一個隊的同時,也數次為有我和季翔在的隊開了小灶,算是胳膊肘往里拐了拐吧。
  在3110教室抽簽時,有一位翩翩風度的年輕學者以主持的身份給我們講話,悄問旁邊人,方知原來這便是我進校后即素聞大名,此次赴新辯論隊的領隊兼教練俞吾金教授,而且已可算人到中年了。
  在第三、四輪選拔前,眾被選對象齊赴文科樓上觀88年亞洲大專辯論賽決賽錄像,這時見到了一個身穿絳紅風衣的年輕人,從相貌看,似比我們大不了几歲,此人就是這次辯論隊的副教練林尚立老師,剛從南京大學取經回來。后來,和林老師相處日久,感情建立,加深,也對“和平宜養無限天机”和“自古英雄出少年”兩句話有了更深的實例感受。
  我們看錄像時,坐在所有人后面一個角落里,一言未發的,是王滬宁老師……
  經歷了在諸多同學面前亮相的考驗之后,終于可得直接接受眾多老師的當面考察,領受當頭棒喝,醍醐灌頂了。


  “時間太緊了,該給朱維錚老師他們帶點什么呢?”文華頂樓的談天又轉入到新的話題。
  “是呀。雖說像朱老師他們這樣的學界長者是不會在乎什么東西的,但我們的心意,哪怕一點,也該表達到。”
  “這么如果沒有那么多的專家老師,要奪冠可就太困難了。”
  怎會不是如此呢?具体是哪一個日子已經不重要了,但最后一輪,去文科樓十樓接受二三十位專家教授的面試的情景,我是怎么也無法忘怀的:
  推門進去,認識的、不認識的老師們早已圍坐成一個大“U”字形,正背著門的一張椅子空著,那是我的“受審席”了。既來之,則安之,我也不再考慮什么緊張、淺簿之類的問題,拿出自己剛才在休息室准備的一張小紙片,便不管天高地厚地講起我個人對于“傳統文化對中國現代化影響”的問題來。先從大一上中法史課時郭建老師講的“歷史認識箭靶說”開頭,接下來又是“積淀說”,又是對“積淀說”的批駁,摻入自己所熟知的一點典籍知識,五分鐘一晃而過。坐在我正對面的朱維錚先生首先發問,“積淀說”的确切內涵是什么?如何具体操作?針針見血。在行家面前是沒法唬弄的,但也還得硬著頭皮上,幸好朱老師稍掂了一下我的份量后,也就不再追問下去了。隨后各個老師“發炮”。王老師問的“費邊社會主義”,我從古羅馬費邊將軍講來,說得頭頭是道,可再問一個“基爾特社會主義”,我卻是只聞其名,不知其然了。俞老師問我的康德三部“批判”之書名。前兩天剛看過,竟沒答全。而更可惱的是,倪世雄老師大概為了怕我太窘,讓我講一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內容,可身為國際經濟法專業學生的我,對這條本該最拿手的國際公法基本題,卻在情急之下,無論如何想不出第五項了。彭希哲老師讓我談“天人合一”和中國當代環保的關系問題湊合著過了,而秦紹德老師讓我講一下對當今土地批租熱的看法,倒是正中我下怀,因為在律師事務所實習的一個學期中,接触了好些批租文件,合同文本。可是很快,我的時間到了。”會審”出來,長吁一口气,總算這階段結束。心中倒也并不惴惴,“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吧。
  幸運之神眷顧了我。
  六名隊員終于來到了一起,但老實說,這在那時是一些真正的“散兵游勇”:
  昌建知識根底扎實,社會閱歷較廣,演講尤具感染力,但在此次選拔之前,從未參加過辯論;
  姜丰也具有相當好的知識基礎,形象頗佳,進入角色快,并有主持大型文藝演出的經歷,可是和昌建一樣,選拔時的辯論對她也是“破題第一遭”。
  張謙,管理學院90級同學。“白貓杯”半決賽時我替換下的就是他。但正所謂“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這次選拔賽中,他可謂鋒芒畢露,知識水准,辯論技巧,場上風度与“白貓杯”之時相比,都可算突飛猛進。其實,辯論隊隊員,除了季翔,我也就和張謙原是老朋友了。張謙場上微笑尤其標准而迷人,特別能賺得女觀眾的掌聲。我常跟他說:“謙儿,真可惜,如果你在香港,經過經紀公司包裝一下,絕對是大牌偶像明星。”不過,畢竟辯論經驗有限,加上90級進校剛一年,以及理科學生專業性強的特點,知識積累也還尚欠火候。
  何小蘭,91級新聞系的女同學,也是最后几輪中碩果僅存的91級選手。小蘭嗓音甜美,表現力強。可是,年級低,參賽少,也使得她要提高的任務特別重。
  至于我和季翔,雖說辯論比賽參加了不少,彼此配合也有相當默契,可是要抓問題,那也是一人一大籮,季翔比較穩健,相對還好點,我是發揮型的,万一遇上沒狀態,那可是連自己都不忍卒听。
  但是我們的老師隊伍卻是絕對高水准,絕對一流:
  張靄珠老師,我們辯論隊的負責人。她有著相當強的大局感,同時,作為行政管理者,處理“內政外交”都极其干練。而她對辯論隊員們母親般情怀的關心,更贏得了大家由衷的尊敬。張老師是副教務長,曾經主持過复旦附中的工作,參管著复旦學風、教風的建設,但是,自從秦紹德老師處領受了有關辯論隊的任務之后,卻始終以“舉輕若重”的嚴謹態度進行著工作,她的一絲不苟、孜孜不倦极大地感染和鞭撻著我們這些愛睡懶覺,喜歡閒聊,而往往不免眼高手低的年輕人。張老師不僅在后援上獨當數面使我們得以專注于訓練,還常常直接評點,出謀划策,屢有精辟獨到之處。她的誦讀功夫很不錯,于是,給我和姜丰的誦讀開小灶,也成為她的份內事。俞總和顧問王滬宁老師兩位教授,都是目前在學術界憑籍雄厚底力,鋒頭強健的“少壯派”頂尖高手。俞總知識淵博,文筆華美,思路獨特,尤長于中西哲學;王老師更是早年入選過“中國十大杰出青年”,除在學術上的造詣外,他從訓練到比賽期間所表現出來的分析力、判斷力、決策力和組織能力都是令我歎為觀止的。而特別難得的是,兩位教授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中國學界的不良傳統是“文人相輕”,現在似乎也并不少見。然而,在辯論隊,在俞、王兩位老師的身上,我們看到的是“文人相輕”當讓“文人相親”。
  “戲台子”早在新加坡就有了,“戲班子”也搭起來了,下面就看怎么唱了。
  從楊校長處直接接過任務的秦紹德副書記在辯論隊的第一次“全會”上指出:
  對复旦的實力大家要有充分的信任,這次為辯論配備的力量很強,現在既然接手了這件事,大家就都綁在一塊儿,他自己是不敢有所懈怠的,希望隊員們也以出生以來最最多的認真對待這件事,因為畢竟從某种意義上,出去辯論代表著大陸當前的文化,高校教育和青年層次。
  楊福家校長曾經下令,有兩件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一件是發展研究院關于二十一世紀上海發展戰略的全國研討會;一件是辯論賽。這是領導者的气魄,但我的心中卻有點惴惴。
  而在公開選拔的最后一場比賽結束,錢冬生書記講話,他以這樣兩句話結尾:“复旦必胜!复旦必興!”對于复旦必興,我從沒有任何的怀疑,但對于這次比賽必定取胜,我個人卻覺得難有把握。
  其實,校長、書記也都表達了只要盡力而為,并不只以名次來作為成功、胜利与否的標志的意思。但我們每個辯論隊員都感受到了壓力与責任,事實上,這种壓力与責任化為了動力。
  我們都清楚,那時,离參加辯論的水准還有相當差距。但是,也就是在這時間緊,任務重,關涉到复旦聲譽,必須集中點力量來干一下的事情中,复旦的底蘊,复旦的潛力迸而發之了。
  不是說知識面還不夠嗎?那就調配點“知識快餐”吧。給我們開過講座的,光博士生導師就有好几位:陳其人老師講“南北關系与國際貿易”,張薰華老師講“環境經濟學”,金重遠老師談“近現代東西方文明”,循循善誘的長者風范,大家風范令我們獲益匪淺。
  而在層層篩選我們過程中充任考官的老師們也往往“粉墨登場”了。
  朱維錚先生的“中國傳統文化沿革”見解獨到,妙趣橫生,确是平平淡淡中神奇迭出;
  謝遐齡博士講的“東西文化比較”,思路奇巧,通貫中西,功力中見天賦;
  倪世雄老師的“冷戰結束后國際關系格局”;楊心宇老師的“前蘇聯問題綜述”,資料翔實,分析入里,駕輕就熟;
  彭希哲老師講人口、環境、婦女問題等,董世忠老師綜述國際法各主要門類,均是全面俯瞰,令各辯論隊員們初窺門徑,有備無患;
  學校內舉辦的“學者周”、“复旦人節”等所進行的精彩講座,我們也都整隊而出,赶去聆听。
  陳時中教授給我們講台、港、新、澳的經濟和社會,并作經濟學基礎知識的講座;
  俞吾金老師則親自“披挂上陣”,從西方哲學簡史,到現代西方哲學再到西方馬克思主義各流派,將許多我們視為畏途的艱深哲學領域勾勒得相當清晰。
  剛從台灣訪問歸來的姜義華教授也給我們作了“訪台縱橫談”的精彩講座。歷史學家敏銳的觀察,深刻的分析令我們仿佛也多了一些感性的認識。
  此外,語言技巧、各大宗教、音樂、繪畫、人權、核裁軍、新儒學、世行報告、馬克斯·韋伯、辯論心理等各式講座,可謂“文化与經濟齊飛,歷史共現實一色”。
  更令我們感動的是,7月9日,楊福家校長從百忙中抽出時間,專門為我們授課一節,綜述“科技与人類文化的關系”,身為著名核物理學家、學部委員的楊校長,講起一千年來對人類社會影響最大的數十件事,于信手拈來之間屢見智慧之光。在旁的王滬宁老師突然想起:這几十件事,不正可以是不久將來的“廿一世紀學會”絕好的几十個講座題材嗎?复旦的潛力,真的,任何人都不應低估的。
  還記得剛接到辯題時,其中第二道“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令我們諸人的确掉了一回眼鏡,沒想到會有此怪題。但是,不久,趙壽元教授等便被請來,加上复旦廣泛的學界聯系网,解決“艾滋病”背景知識的難題也沒有費太大的精力。
  至于說到讀書、讀報、讀雜志,有時穿插一些錄像,复旦的硬件可能和一些世界知名學府确實還有較大差距,但极小一部分也夠把我們塞得飽飽的了。加上有專門的時間,還有絕對夠權威的“讀書指導”,我們每人在集訓期間,連精讀帶泛讀,都看了不下百本書。台灣的李敖先生在高三時自己決定休學一年,躲在家里的書齋中專心博覽了一年,用他的說法是“痛痛快快的養了一年浩然之气”。從前我讀書看到這位“空中文化飛人”的這段“皮肉生涯”時,總是特別的艷羡。此次集訓的讀書經歷,時間雖算不得長,但條件之好,是令我暗暗自得和現今追戀不已的。
  講座与讀書,拓展了我們的知識面,优化了我們的知識結构,充實了我們的底气。辯論也需“有恃無恐”,識多才能气粗。
  想到這里,就不能不想到那些可敬可愛的國政系研究生陪練隊員們了。經王老師決策,由林老師組建的陪練隊伍在我們集訓之初便迅速成立了。這支由十多名博士、碩士組成的陪練隊的宗旨是“招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胜”。其實在我們訓練提高的同時,他們也經歷了一個飛速提高水准的過程。劉建軍、唐豫鵬、曾峻、徐勇、馬文運、李經中、唐賢興等人在集訓結束時都具備了相當強的辯論力,后期每天一場的模擬賽,我們正式辯手仍往往被他們辯得狼狽不堪。他們很好的知識基礎也在辯題准備過程中為我們發揮了作用,而更使我們難以忘怀的,是他們兢兢業業的敬業精神。始終如一地甘作陪辯,這种精神不是什么人都能夠擁有的。而從國政系研究生們身上,我所感受到的是凝聚力,我想如果复旦每個系、每個部門都能有這樣一种親和力、凝聚力,那么复旦的潛力或許該能更充分地展露出來吧。
  在6月中旬,秦老師宣布了赴新人員名單之后,張謙和小蘭依然一如既往,專心集訓,并為我們四人陪練。在新加坡期間的好多“戰術”,就是在与張謙的對辯中反复多次而被逼出來的。而小蘭還擔負起許多對外聯絡的任務。“顧全大局,甘為人梯”,要干事業,就不能沒有這种精神。


  “唉,以后恐怕再也不會有睡在文科樓十樓的經歷了。”這是季翔的聲音。
  “嗯,有些日子可真是多災多難呀。”昌建答道。
  可不是嗎?一次是食物中毒,集体躺倒,接著昌建生病之后,姜丰又住進了長海醫院。于是由昌建執筆的表達思念之情的駢文,起首便是“長海一日,文科樓十年。”可見當時思念之切,等待的煎熬之艱。
  住宿則搬了好几次,先是將集訓隊員集中到南區的兩間宿舍住宿。后因天气實在熱,打熬不住,男生便搬到文科樓十樓,我們集訓的地方。天天打地舖,因有電風扇數台,兼可以半夜醒來仰望星空,俯察夜市,很快甘之如飴了。不過為此專設了白天進集訓室得脫鞋的規矩,以至有領導、專家來,他們自己也定要守此規矩,搞得我們有時尷尬不已。而出發前一晚,為了赶早班飛机,學校和華亭、衡山兩集團聯系上后,讓我們住在了銀河賓館,算是提前獲得了“星級享受”。
  最后一個月的吃飯,為了讓我們有保障,學校將我們特意安排在中灶教工食堂。從樓上又到樓下,加上不時有張老師親手燒來的雞湯、白切肉、水餃等,大家都津津有味。
  每天最開心的時候是晚上9點模擬辯完以后,大家吃西瓜。很多西瓜都是倪世雄老師送來的,而常常由剛充任完“擬音效果”的王大教授操刀切瓜,因為他有過少時在農場殺豬的經歷,“刀技”最高,而又樂此不疲。吃完后,還可以麻麻木木地看一集《京都紀事》,不用腦子緊張地轉!真是難得的享受。而夜宵則以團委送來的“旺旺”餅干充任。從選拔到集訓,校團委的原子箭老師以及燕爽書記、李堯鵬老師、王線等都是沒少出過力啊。
  我們出征前,張老師更是把她的女儿陳思為和一個外甥女史雯都動員起來,把我們帶出去的禮品一件件包裝好,其手藝之精巧,絕不在“職業選手”之下。我和昌建等人的西裝扣子怕掉,西裝有時要搞混,張老師便一針一線地把扣子加圈,西裝領內側縫上標記。當時我偷偷拍了一張張老師縫衣照,事后大家一致贊同,這幀照片應取名:“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
  我的母親則從家給我打來長途,叮囑我好好發揮,不要有什么顧慮,講話不要太急,急一點,別毛糙。真是“知子莫如母”。季翔的母親專門到銀河賓館看了我們,和季翔交待了一番,又怕影響我們的訓練、休息,隨即便匆匆离去。复旦子弟可敬的父母們,我想,也該算是复旦寶貴的財富吧。


  “真希望有机會去大陸看一看。”這是妙慧的聲音。
  “那可別忘了一定來复旦”。
  “那自然了”。
  下午的自由餐會結束后,妙慧和張洪明老師就領著我們一行去游覽新加坡的市容。這還是到新九天以后的第一次呢。沿著新加坡河,我們來到了著名的魚尾獅塑像旁,隔河而望,它确是雄武与优美的結合。我下意識地摸了摸腰間的鑰匙串,那個小巧的魚尾獅鑰匙圈還是我父親去年從新加坡回來后送給我的,我很喜歡,一直帶在身邊,現在倒應算作“吉物”了。
  “談談你們复旦吧”。妙慧說,這是一個游歷過歐洲的女孩。
  “嗯,還記得我剛進校的時候”,我說,“一位學兄對和我一樣的新生們說道:‘不久,你們就可以感受到校園的文化氛圍對你的輻射’。四年來,我越來越深刻地感受到了這一點。”
  “是嗎?”妙慧道:“我們新加坡是很清洁、有效率,也算富裕的地方,但是,這次我感覺到复旦是個真正有文化的地方。”
  我突然感到,我受了一种深深的震憾。复旦,我們的精神家園,或許您還在為新的騰躍而經歷陣痛,但您的潛力,是誰可以怀疑的呢?每一個复旦人,如果能為您做一點什么的話,那是理所當然、義不容辭的。奉獻本身便是一种最好的回報。
  作為一名深戀复旦的普通复旦人,我感到的是:自豪。
  窗外,新加坡的夜色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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