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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這個題目，并不是自夸已練成了鋼牙鐵嘴，更不敢自比是塊用在刀刃上的好鋼，只不過想說明，大凡要做成點事情，就得經歷些磨難，得有适合的火候，好的工匠，不一般的耐性，假以時日，才可終有小成。 我与辯論的緣份或者說我的辯論之夢開始自８８年王滬宁教授率隊獅城奪冠。 ５年前的一個春夜，我不經意地打開電視，畫面上正打印著“儒家思想可以抵御西方歪風”這一大專辯論會大決賽的辯題，在其后的一個小時里，也不知是那种清新明朗的風格，動口不動手的君子風度，還是富有异國情調的華語，總之，我被辯論深深地吸引住了。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吸引我的可能并不是新加坡式辯論這种全新的風格本身，因為無論是辯詞中包容的巨大的信息量，优美華麗的詞句，還是辯論員們駕馭自如的气度，体現的都是他們背后的學校的魅力。反正不管怎么說，從那一刻起，我的心中便牢牢地打上了一個辯論情結，一個复旦情結。 “青眼有加”這四個字可能确有道理，就在辯論賽給我“托夢”后不久，便有了一個”圓夢”的机會。我先是偶然地被拉進了學校的一支辯論隊，接著我們的隊伍又偶然地從區的替補變為正選，得以參加首屆上海市中學生辯論賽。 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個黃昏，在長宁區教育學院的一間會議室里，顧剛——這位剛剛在新加坡叱吒風云的复旦主辯遠遠地坐在我們對面。將辯論技巧夾雜著軼聞趣事向我們娓娓道來，那使我第一次從理論上領略到所謂的“复旦風格”，有些話語至今還記憶猶新。但更讓我難忘的是一條訓練要決，即隊員要配合默契，便需互相了解。正因為這句話，在几個月的訓練時間里，辯論隊的几個人朝夕相處，一起讀書，一起吃飯，甚至一起“拱豬”，當然，還有一起在复旦園的漫步，那种和諧与充實的幸福感是那次辯論最大的收獲。自然，酷暑中的訓練是不會太輕松的，從我們通常寫稿的中國紡織大學花園的一張石桌旁站起來，手上厚厚的一疊稿紙伴隨著的往往是腿上密密的一排蚊子塊。但這些畢竟掩蓋不了初涉辯壇的新奇与喜悅，第一次上電視，第一回不用參加學校的期終考試，除了顧剛之外，又見到了當年复旦辯論隊的三辯鮑勇劍——他為我們作過兩場的主持人，以及決賽中擔任首席評委的复旦大學辯論隊領隊伍貽康教授。直到五年后，當伍教授專程來复旦看望新一屆辯論隊員時，他的笑聲依舊是那么爽朗，談起當年的運籌帷幄仍是意气風發。任何一個全身心投入過辯論的人，哪怕一次，都會對辯論怀有終生的眷戀，這一點我深深地理解。 最后，我們胜了，捧了冠軍杯。盡管這個杯要比姜丰從李顯龍副總理手中接過的獎杯小很多，但那一夜，我還是沒能睡著覺。人最大的悲哀可能就是成功后，在應當感到幸福的時候体會的只是空虛与失落。但我那晚是幸運的，我体味到了触手可及的幸福，它是那么真實，一想到就會暗自微笑。在清涼的夜色中，我心中的愉悅是任何一次考第一名或拿獎學金以后都沒有的，我并不是一個喜歡數理化的學生，但我很羡慕長于此道的同學除了考試之外，還能有像“頭腦奧林匹克”這樣的競賽來證明自己的能力。而那一天，我終于也在一項文科的綜合競賽中證明了我自己。也許，辯論的受重視也正在于此，在當今的教育界，很少有這樣一項競賽，能反映一所學校在社會科學、人文科學方面的教學与科研實力，大學如此，中學亦如此，而辯論賽對參賽學生的鍛煉是如同十全大補一樣受益無窮的。當時，在欣喜之余，我哪能料到自己還會有第二次，第三次的“進補”机會呢？一朝得意之后，因為年輕，便帶著一絲“過來人”的輕狂，不自量力地組織了几位初中同學，率隊參加區內辯論賽，自己覺得“弟子們”打得有章有法，評判結果卻是首戰即負，宣判時心中的茫然与委屈恐怕与此次辯論會，台大隊年輕教練王菲菲小姐的心境相差無几。這份气惱一直保持到進入复旦集訓隊，看到主教練俞吾金教授等一批著名的專家學者為了訓練工作殫精竭慮時，才又回想起當初自己的淺薄無知，羞愧不已。 中學階段那份五彩繽紛，交織著汗水与情感的辯論之夢，真是剪不斷，理還亂。我時常想，辯論就像是一位少女。當你未結識她時，她只是穿著一件黃底黑格的外衣靜靜地站在車站上，端庄、嫻靜、秀美、婷立卻又帶著一絲神秘，此時，你只能遠遠地從徐徐駛過的公共汽車上凝望著她，感到自己不過是她生命中的一個過客，除了傾慕不該有一絲妄想；當你一旦認識了她，就會發現在她平靜的外表之下有著那么多喜怒哀樂，笑罵文章，她的眼睛是那么的清澈，卻又深不見底，你竭盡全力地追求卻難以捉摸她的万一，你只是感覺到一种樂趣。老想追蹤到自己思想的最細微毫發之處，老是想問自己：“你為什么活著？”接著，調動起所有的情感与思維細胞，再次沉醉于其中，不能自拔。我也不知道，在這場惊心動魄的”戀愛”中，自己已經到了哪個階段，結果會如何，但我相信，人是為過程活著的，盡管她曾讓你死去活來，可你仍然樂此不疲，也許，這便是緣份。 １９９０年９月，我如愿以償地考入复旦大學。我以為，中學階段的一切包括辯論都已成為過去。當初那個激勵自己考進复旦的夢在進入复旦之后，已清醒地將其拋開。在這個藏龍臥虎的地方，不求聞達，只愿充實。 但當我听到“上海市大學生辯論賽”的消息時，心里怦怦直跳。能不能就此續上那個已經中斷許久的夢呢。我身不由己地跑去找組隊老師，忐忑不安地等待了几天，最終入選。這次遴選遠沒有參加國際比賽前選拔的轟轟烈烈，几個應召而來的學生在學生會底樓放滿桌椅的會議室里一坐，辯論隊就算成立了。雖然表面上很冷清，但入選者每個人心里都不平靜，交談之后，才知道互相間都心儀已久，隊員中便有這次國際大專辯論會的替補隊員張謙；另外，電子工程系的王琰也是赴新選拔賽８位最后候選人中唯一的理科學生；嚴嘉，更是与我并肩作戰多年的戰友。一群人聚在一起，文理兼備，老少俱齊，陣容倒也不弱，确定了領隊，請來了教練，便緊鑼密鼓地開始准備起來。 我記得，那次的辯題都挺長，動不動一二十字，比如，第一場的辯題就是“增加選修科目，不求必修課高分，有利于成才”，我們在賽前作了大量的資料收集工作，用去了几大本筆記本。我和王琰還騎車三個小時，斜穿整個上海市區到辯論賽所在地的華東化工學院去收集第一手材料，那天正下著上海入春以來的第一場大雨，當我們兩個帶著一身泥水站在華東化工學院的院長室中時，頗有些“風蕭蕭兮易水寒”的壯士气概。 隨著比賽的進行，辯題范圍的擴展，我們的足跡留在了交通大學、上海大學、高教研究所，那几個星期之中，我發現了上海許多聞所未聞的小街小巷，可謂是最辛苦的一次社會調查。 “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們這支全部由一年級新生組成的隊伍先后戰胜了戲劇學院隊，鐵道學院隊，進入半決賽。為此，學校專門增調進高年級同學，請來專家分析辯題，組織陪練隊伍，應該說准備的艱辛与周密遠遠超過了前兩場，但上場之前，几個人眉宇間都隱約有些惴惴不安。說來奇怪，复旦辯論隊雖然在國際比賽中戰績驕人，但在家門口卻一直無所建樹。“第一屆上海市大學生辯論賽”上，由精于辯論之道的楊心宇老師挂帥，一路過關斬將，突然之間中箭落馬，“落鳳坡”恰巧也是半決賽，那支飲恨的辯論隊成員中便有后來复旦歷史上唯一連任的學生會主席張璐、研究生團學聯主席唐豫鵬等一批以口才和風度著稱的校園文化名人。回首往事，盡管几個人都是無神論者，但也難免眼皮直跳。 几個小時之后，果然惡夢重現。當我們明白觀眾再熱烈的掌聲也無法改變那一紙評決時，那時的感覺就像好心扶起了一輛自行車卻被認作肇事者一樣。那是我辯論歷程中僅有的敗績，那种窩囊的感覺是如此之強烈，以至于當半年多后，我們法律系奪得复旦系際辯論賽冠軍在“大家沙龍”慶祝時，一想起因辯論而起的這許多甜酸苦辣，嚴嘉和我都狠狠地說：“再也不辯論了！” 可是，“國際大專辯論會，招募辯士”的海報在學校中一張貼，那鮮艷的紅色就像一團火點燃了蓄積已久的炸藥，直到爆炸了，才知道原來心里還一直存著它，那一剎那認為自己和辯論特有緣，這個机會就是為我准備的，錯過了就再也找不回來。偷偷地去團委報名，生怕撞見熟人，卻發現名單上早已有了嚴嘉。 于是，便有了后面一個月的失眠、惡夢、早起在校園繞圈等种种怪癖，好不容易層層選拔，過關斬將，終于加入了我們辯論集訓隊這個大家庭。從那時開始，天天談的是辯論，見到的是辯論隊的人，看辯論的書，做辯論的夢，這一段生活最好寫，從頭到尾就是“辯論”兩個字；這一段生活也最難寫，因為這兩個字遠不是二十二個筆畫划能寫完的。 先談談我們的教練們，主教練俞吾金教授是留德的哲學博士，他主攻西方馬克思主義，但談起當代西方哲學、中國哲學來也如數家珍，俞總最喜歡的其實還是文學，看他那些充滿文學筆調的哲學論文，就像喝一杯糖、奶搭配正合适的雀巢咖啡，醇而不膩，簡直是莫大的享受。在淵博之余，俞總還擅長冷面幽默。他曾經給我們講過一個故事，說他認識一位梁上君子，從“山上”下來后發誓痛改前非，一日此君去南京路閒逛，看見許多外地人就把鼓鼓囊囊的錢包放在外衣上袋里，便又動了邪念，不久“二進宮”。審訊時這位老兄冤枉地辯解說：“這怎么能怪我呢？他們連扣子都不扣好，我要是不拿，這不是對自身价值的否定嗎？”哲學家講得一本正經，我們卻早已前仰后台。 副教練林尚立才二十九歲，是名副其實的青年才俊，滿臉的書卷气給人极深的第一印象。他平日和藹可親，平易近人，与我們坐在一起，動輒便被不明真相的群眾認作我方五辯。但到訓練后期，“林總”的形象日漸“猙獰”，因為他負責調度陪練隊伍，目標便是將我們打敗，越慘越好。因此，我們討論辯題時，常見“林總”在一旁全神貫注地傾听，然后一聲不響地走開，接著的比賽對手便有如神助，屢出奇兵，打得我們鼻青臉腫，一敗涂地。一次模擬賽錄像下來，剛從聚光燈的昏花中緩過神，只見他微笑地走過來，忙滿心歡喜地豎起耳朵，“林總”卻略點一點頭：“嗯，你們今天這套服裝還可以。”自信心頓時徹底崩潰。 顧問王滬宁教授，這位只要授職稱，必成為“复旦最年輕”的學者，此次自詡為“武警總隊長”手下兵強馬壯共有戰將一十二員，第一次全体開會，我們身邊，從碩士到博士，滿滿一屋子，“殺气”騰騰，都是王老師麾下，正是在与這些殺手的較量中我們練就了一身武藝。王教授帶弟子信奉“嚴師出高徒”，講究當頭棒喝。但從訓練室的晾衣架到“文華酒店”的塑料棍，手持大棒的照片倒是拍了一大堆，誰也沒有當真挨過他一下子。 有道是，“強將手下無弱兵”，又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老師們的言傳身教下，耳濡目染，實感受益匪淺。我原本是一個憑興趣看書的人，對于哲學、文學等理論方面的書難得問津，那些艱深的著作，即便是名著，也避之不及。進了辯論隊，是俞總的哲學講座將我引入了純理論的世界，從泰勒斯的榨油机，到叔本華的名為“宇宙精神”的狗，沒有想到高深莫測的哲學世界實際上近在咫尺。逐漸地，我開始触摸到人類文明結晶最核心、最智慧的那一部分，對古今中外那些天才的哲人充滿了崇敬。如今，我仍然憑藉著興趣閱讀，因為我始終相信“興趣是最好的老師”；然而我不再是興趣的奴仆，因為我知道了興趣是可以培養的。我覺得，“努力”的條目下至少應該包括這么几項，把握机遇，尋找机遇和創造机遇。在某些情況下，興趣便是通向机遇大門的鑰匙，比如說讀書、辯論。 一天，整理書柜，發現一個帶筆筒的溫度計，便隨手拿來訓練室，置于電視机上。隊友們在身后一陣嘻笑，“那不就是我們嗎？”紛紛拿手按著筆筒旁兩只木雕的斗雞，真是“無心插柳柳成萌”，從此，那兩只紅冠動物便一直伴隨著我們怒目而視，唇齒相加。如今，當它重又回到我的書架上時，已不忍心再讓它經受日晒風吹去履行職責了。作為一件特殊紀念品，它有足夠的資格去頤養天年。 說到動物，我們常自嘲為巴甫洛夫那個著名實驗中的對象，此事說來話長，王教授采用先進的視听高峰刺激訓練法，灌制了一盒辯論會前奏曲音帶，在每次訓練前播放。后來，我們又把它的功能擴展至擔當每天的起床號。久而久之，無論身体再疲勞，精神再萎靡，只要一听到這段旋律，人就會如過電一樣“嗯”地一聲清醒過來，其功勞百試不爽。當凱旋歸來重聚之時，我又將這盒帶子送入錄音机，大家想起當時支撐著我們的那股精神力量，眼中皆有瑩瑩之光。 辯論是一項消耗精力很大的工作，一段時間下來，教練見我們常呵欠連天，面無血色，便想盡辦法讓我們運動運動。我最喜歡游泳，本來每個夏天必晒得黑炭一般，今年只偷空去了一次，即被王教授發現，并被勒令不得造次，原因是日光強烈，曝晒不利于形象。遂辯解可改為晚上去，反駁曰，燈光大亦有同樣后果。環視左右，隊員中确數某膚黑為最，便不敢复言。遂改練倒立，据說此項運動有利于大腦休息，但常常因此脖頸別筋，遇背后有人呼喚，即須轉身應答，實為不便，行無數日便棄之不用。后又從弟弟處索得乒乓板一塊，球一個，于課間獨自在走廊向隅而擊，當其時，眼觀鼻，鼻觀口，口問心，心通手腳，于敏捷頗有感悟，應當對辯論時的應答如流有潛移默化的影響。但不久，姜丰、嚴嘉等便來下山摘桃子，又過几日，昌建一腳定乾坤，小球气數一盡，運動生涯便到此為止。 天气一點點變得熱了起來，十樓的訓練室就像一個鋼筋水泥制成的大蒸籠，又不敢開窗，因為外面的气溫更高。玻璃擋住了熱浪，卻擋不住陽光，看著公雞頭上的水銀柱節節升高，猛地回憶起中學物理里學過這就叫做溫室效應，有限的物理知識同時還告訴我們，加速蒸發是散熱的一大良方。于是，盼星星盼月亮地熬到學校放假，大家發一聲喊，自此不必顧忌有礙觀瞻可以穿汗衫、拖鞋來訓練了。隊里又給每人發了一條汗巾，領導上借來了高高低低一堆電扇，一時間武器精良，士气高昂。王教授開始走馬燈式地展示他的各种廣告衫，俞教授亦不示弱，每件汗衫俱帶有深重的文化气息；俞總常以“神仙也怕腦后風”為由，不由分說地將電扇對准我們，自己則在一旁汗流浹背，王教授則講究統籌布局，哪些電扇直吹，哪些橫掃，有的仰擊，有的俯射，從高到低，梯次分布，猶如排兵布陣。一回，小試牛刀之后，教練們俱沉默不語，小的們便知道表現欠佳，良久之后，王總一言不肯地指了指胸前的一行字，那是件今夏頗時新的衫子，上面赫然印著：“It’snoteasytobeperfect。”（完美誠不易）。明白了教練的良苦用心，深感任重而道遠，雖身處電扇環抱之中，霎間大汗淋漓。 常听教練們說，苦日子還在后頭，頗覺不以為然。心想連著上三四小時的課，最多一天听四個講座，都受了那么久，還會比這更苦？辯題下來之后，才明白了什么叫苦。從剖題、討論、查書、寫稿、修改背稿到模擬實戰，看著日程表，一下子真有苦海無邊的感覺。臨戰的气息越來越濃，服裝已經訂制完畢，取回來都挂在用兩個茶几自制的衣櫥里；男隊員都已搬來訓練室住宿，眼下地板拖得烏亮，進屋都得脫鞋；陪練隊員也比以往來得勤了，訓練室里一到晚上便人聲鼎沸，過了九點复又寂靜無聲，從這時到睡覺是我們一大中的黃金時間，或是听听比賽的錄音，或是查找白天沒有翻完的資料，或是琢磨如何給對手一個刁鑽古怪的問題，各人都生怕多一分鐘不必要的睡眠時間，那樣万一比賽輸了，對自己也好有個交待，“我已經盡了力”，而不至于一輩子懊悔，“我要是晚睡那么一會儿就好了”。半夜里總是几個人輪班寫稿子，嚴嘉是夜貓子，早上兩點以前的時間歸他，我則五點起床（也就是体位從橫在地板上改為豎在地板上），半小時后叫醒昌建。后來，時間緊了，常常是頭天早上寫正方的稿子，第二天就改反方的，這樣睡覺便成了一天中最累的事，恍惚中就覺得老想說服自己，至于想說服的是什么卻不知道，醒來時真擔心再這樣下去不用多久就要“人格分裂”了。 緊張之中，也有快活的時候，那是面對王教授用錄音机給對方辯友制造類似海嘯般的掌聲仍能從容應付時，或是几天冥思苦想一個辯題，突然間卻為另一個辯題冒出一句妙語時，比如“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要用它來尋找光明”。在准備辯題的期間，我們睜大眼睛，豎起耳朵，渴望抓住每一個有用的信息，每一絲轉瞬即逝的靈感。那些天，電視里正放中國第一部巨型片集《京都紀事》，里面常有些出人意表的妙語，因此該片便成了我們每晚的必修課。 眼看出國之期臨近，眾人俱已疲急不堪，一日隊里決定放假，還我們一個久違的星期天。王總特別要我回家一次，以示“我們還是講人道的”。那天正是８月１５日，靈机一動，從家里帶來數种“喬家柵”的月餅，眾人惊喜，面對這可口吃食一哄而上，簡簡單單地過了個陽歷中秋節。 …… ８月２１日，在號稱亞洲第一航空港的樟宜机場，見到了久聞大名的朱亮亮女士，想不到眼前這位嬌小的女子便是歷屆大專辯論會的節目總監，在以后的接触中，發現朱女士言談得体，舉止大方，既不乏職業女性的雷厲風行，又處處透出華人特有的典雅恬靜，實在是一位難得的主管。 初到新加坡的惊喜更多的不是來自于它的美麗与整洁，而是听說大決賽的評委有金庸先生和杜維明教授。金大俠的名气在華人社會可謂膾炙人口，而杜教授亦是海外華裔學人中的佼佼者，听到他們的名字，就有一种特別投緣的感覺，這不僅因為杜教授是辯論的行家，許多對話集子都是以學術辯論的方式寫成；金庸先生是語言藝術的大師，每部書中必有一兩個人物牙伶齒俐，如《射雕英雄傳》中的黃蓉，《笑傲江湖》里的令狐沖，而且在于我臨行前的一系列奇遇。在文科樓的諸多南柯夢中，我最常夢見的一個人便是杜維明教授，說給辯友們听他們都面露譏笑，言下之意，連杜的面都未見過，還奢談什么作夢，實際上“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那些日子白天一直讀杜教授的書，晚上神交一番本非奇事。但一日突然看到《當代》上杜教授的照片，竟与我夢中所見別無二致，連自己都嚇了一跳。另一件便是在赴新之前，我鬼使神差地買了一堆早已熟讀的金庸先生的力作，預備回來后好好睡几天，看几本。真后悔當初沒有把書帶一套出國，否則討一個簽名，回國后价值一定夠得上拍賣了。 且舍去這些喜情怨气不談，從机場徑直來到我們所住的酒店，Mandarin在英語里正是“華語”的意思，主辦當局這樣安排，真可謂仁至義盡。房間安排下來，我獨住一間，這便意味著要過十個沒有“臥談會”的夜晚。确實，后來的日子里，房間里只有當嚴嘉或是昌建忘記了房門鑰匙來打電話找服務員開門時才有一點人聲，不過人少也有人少的好處，可以把錄音机開到最響，自己躲進衛生間一個人對著鏡子篤篤定定地背稿；可以整夜開著音樂，作一個松軟的夢；可以獨自享用所有的咖啡以及因此而帶來的兩個小時的清醒。臨走時极想送一件禮物給打掃我房間的海南阿姨，以此來委婉地感謝這間与我相伴的房間，但那天正好不是她當班。 各處的年輕人相處几天便混得熟了，便有熱心人開始打听各人的生日。一天在去廣播局的車上，一位女辯友頗神秘地對我說：“我研究了一下，發現這次所有參賽隊員中，你年齡最小。”見我不信，她便開始舉證，說我比台大的吳芸真小兩個月，比港大的……哇！真是好心情，當時我正全神貫注于准備當晚的首次亮相呢。在年齡問題上，受委屈最多的恐怕得算我方一辯姜丰了，中文系二年級的研究生，偏偏長了一張中學生的臉，無怪乎第一次見到我倆的人都說我至少大她三歲，待查明事實后又艷羡她的“駐顏有術”。 場內場外，時常有人向我們問起８８年复旦參賽的几位選手的情況，不妨借此机會向所有關心他們的人敘敘后話，羅洁与鮑勇劍現下正在美國攻讀，老鮑前不久還率留美學生政治學會訪問團赴台，与老對手見面，自然是“相逢一笑泯恩仇”；顧剛与李光斗都已下海，有消息說顧剛自己辦了家公司，生意頗紅火；呂巍仍留在复旦任教，負責培訓事宜，學生都是厂長經理，不久即會有“桃李滿天下”之勢。几人雖已各奔東西，但据說談起辯論來大伙儿仍唏噓不已。８８年的世紀之辯使得复旦的名聲在新加坡經久不衰，此次面對慕名而來的觀眾，我們大有“前人栽樹，后人乘涼”之感。然而，從另一方面說，面對著更高的期望，我們又時時覺得不堪重負。在國內，我們一遍又一遍地看他們的錄像，直到能整段背誦雙方的辯詞，努力琢磨一字一句背后的動机、心態。但最終發現風格是無法模仿的。辯論是人的素質的較量，更是魅力的較量，在這里，越本色越好。盡管我們明白了這一點，也盡力地去開掘了自己，但或許是因為現實永遠無法与歷史較量吧，總覺得８８年是不可超越的，那种”厚積而薄發”的辯風大概只存在于錄像帶之中了吧。 辯論會給人很多收獲，同時帶來的是更多的遺憾，就像在一個平面上畫圓，隨著圈進來的部分越來越多，你會發現圈外的世界增長得更快。在決賽之前，极想在辯詞中引證一些杜維明教授有關人性的精辟論述，但腦子中只一個模糊的影子，知道杜教授有一本《人性与自我修養》，內容卻再也想不起來，在百爪撓心之時，深深地懊悔在學校里沒有認真讀書。其實，每場辯論下來，都有一种忏悔的愿望，為什么听那節課時要打個瞌睡呢？如果語言訓練時多念一首詩就好了。……等等等等，難以窮盡。“書到用時方恨少”，此時的体會可說是刻骨銘心。 回國后，常有同學問我：“新加坡好玩嗎？”我只好老老實實地回答：“我也不知道。”公道地說，主辦當局也組織了几次游覽、參觀，但時間若不是在決賽前，便是在半決賽前，兩下權衡，自然只能忍痛割愛。當然，對新加坡也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日三餐須吃排檔，就有了上街的机會，新加坡的早市、午市、夜市我們都逛過，住的酒店本身又是在最繁華的烏節路上，因此對世風還算有所了解。也許是這兩年國內發展得較快，也許是臨行前听新加坡的好話太多，設身處地，發現論繁華，新加坡比不上上海外灘霓虹燈的鱗次櫛比；論熱鬧，更比不上南京路的人頭攢動；同樣的物品，价格是國內的五六倍。這樣的狀況，為什么還會有那么多的游客趨之若鶩呢？深入地觀察之后，發現新加坡确有獨特的魅力，商店雖不多，但卻室內明亮洁淨，室外綠樹成蔭，環境一流，難怪有“購物天堂”的美稱；市政管理效率极高，街道整洁早已為世人熟知，乘了一回地鐵，竟發現站台為全封閉式，一色的鋁合金加茶色玻璃，既美觀又安全，當然，費用也是极少有國家負擔得起的。在新加坡，強烈的感覺便是這個城市是用錢堆起來的，是最典型的一處“人化自然”，連高架公路橋墩上都有人工培育的爬山虎，人類文明真是無處不在。 在星島的一旬，記憶中除了以上這些，便是几乎沒有停頓的說話、應酬、討論，場內場外的競賽，最終當我從主持人手中拿倒了的決賽評決上看到“复旦大學”四個字時，被勞頓与不安折騰得太久的心已是一片平靜。沒有了五年前初次獲胜的欣喜若狂，甚至体會不到實實在在的喜悅，只有一种釋然，那是可以想什么也可以不想什么的輕松，不必強迫自己睡覺前從１數到２００了，失眠就讓他失眠好了，反正第二天早上再也不用寫稿子了。直到几天之后，才明白這份輕松原來便是給自己最大的報償，感情丰富有時候不一定是好事，比如輸了之后的百感交集。這時才暗暗地對自己說一句：“贏了真好！” 回國沒有搭上如雷貫耳的新航班机，在澳航波音七六七寬大的座椅袋里，竟然發現了一份申辦奧運的小冊子，當然上面是要你投悉尼一票。當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蒙特卡洛的投票已經揭曉，一個月前的今天正是我們戰胜悉尼大學，取得決賽權的時刻，遺憾的是，我們的胜績終究沒能給北京帶來好運气。沒有幸災樂禍，“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在每次上場之前，我們又何嘗不是這樣想的呢。 在香港机場的起降，其惊險程度都像電子游戲中的版底，翼尖擦著高樓，跑道挨著大海。望著机翼下的闌珊燈火，心中暗自思忖，哪一天浦西能像香港，浦東能建成新加坡，上海就可以算國際化大都市的頭牌了。乘上了東航的班机，按照國際法的規定，就算進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管轄范圍，于是就連飛机的誤點，小姐的慵懶都覺得是那么親切。快降落時，突然机長廣播說有我的電話，一時間，座位邊來了許多穿制服的，傳的話很簡單，就是說”机場有人接”，但好奇心卻較之話的內容盛了几倍，均想看看這位“路子那么野的人”是何尊容。那個電話是一位在机場工作的朋友，中學的老同學打來的。一出海關，果真見他已早早等候在那里，從走時清早的十八相送到此時深夜相迎，足見至誠的朋友情誼。 其實，關心我們的又何止親朋好友，開學見面，不知有多少同學訴說他們如何在火車上、輪船上，從廣播里、報紙中得知了我們獲胜的消息，大家都只知道是复旦胜了，這份濃濃的情意是此刻真誠的祝賀，也是模擬賽時毫不留情的噓聲，一切的一切，盡在無言中。 “梅花香自苦寒來，寶劍鋒從磨礪出。”自古鑄劍爐旁就有無窮的故事，干將、莫邪以身入劍，《倚天屠龍記》中滴血合劍，可以說，要把自己的過去与辯論分開，就像讓干將、莫邪從劍中跳出來一樣，不可能了。當熱心的同學問我，下一屆比賽你還參加嗎？我說，不了，但如果要陪練我會來的。鋼鐵之所以能歷經千載，為人重用，關鍵在于它不僅能做刀劍，還能鑄成長征火箭，我也希望能變一變，哪怕是變成一塊磨刀石。 只是不知道下一個机緣在哪里。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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