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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哲學系的教師，我自然對邏輯、修辭學和雄辯術怀有一定的興趣。据說，古希腊的德謨斯忒斯原先患有口吃的毛病，后來發憤苦練，竟至于把石塊含在嘴里練習發音，結果成了古希腊的第一雄辯家；也据說，當時智者派哲學家的代表人物普魯泰哥拉和偉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居然花了一整天的時間來辯論：究竟是標槍，還是扔標槍的運動員，還是主持競技會的人應該對不幸被標槍刺死的人負責。古希腊人的這种論辯的熱情尤其表現在蘇格拉底的身上，這位自詡為“雅典的牛虻”的哲學家整天蓬頭赤足，到處找人辯論，柏拉圖的三十余篇膾炙人口的對話記錄了蘇格拉底輝煌的辯論業績。這些夾雜著滔滔雄辯和奇妙神話的記錄就是在今天看來，仍然是辯論術中卓越的范本，更何況，正是在唇槍舌劍的辯論中，才產生并發展出對西方文化傳統形成經久不衰影響的辯證法精神！ 然而，哲學上的關注和實踐中的參与畢竟是兩回事。當我成為１９９３年首屆國際大專辯論會复旦代表隊的領隊和教練；當我擱下正在研究的數個科研項目，全身心地卷入辯論隊隊員的選拔、訓練，并帶領他們赴新加坡參加辯論會后，我才真正体會到辯論中的种种酸甜苦辣，在華麗動人的辯論詞背后，發現了准備辯論必然會付出的艱辛的勞動。 換言之，我在實踐中獲得了一些辯論經驗，雖然是一孔之見，也未經過認真的提煉和總結，但對類似的辯論說來，或許會有一定的啟迪作用。可能是出于專業的限制吧，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力圖從哲學上來理解并闡明這些實證的經驗，于是便有了這篇文章。下面，讓我們逐一討論在辯論中必然會遭遇到的這十大關系。 由雙方各組織四名隊員，确定題目進行辯論，無疑地具有游戲的性質。道理是明擺著的：雙方都不是為自己所信奉的真理而辯論，他們只是給听眾這樣一种感覺，即他們都在為真理而辯論，實際上，雙方的立場都是由抽簽決定的。比如，“金錢是万能的”這樣的辯題，不管哪一個隊只要抽到了正方，就得為它辯護，哪怕每個隊員都不認為金錢是万能的，也不得不維護這一辯題。這很容易使我們想起斯多葛派哲學家克利西浦斯的名言：“給我一個學說，我將為它找到論證。”所以，在辯論中獲胜的決定性因素不在于哪一方堅持了真理，而在于哪一方能夠在理論上自圓其說，能夠表現出高超的辯論技巧，尤其當一個辯論隊抽到很不利于立論和發揮的辯題方向時，它的隊員不得不采用种种詭辯的手法進行辯論。因此，作為比賽的辯論和歷史上已發生的、為探求真理而進行的辯論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也正因為這种差別，不少人把參加辯論比賽僅僅看作是一种游戲。 既肯定辯論比賽從根本上具有游戲的性質，又反對人們僅僅把它看作一种游戲，這是否是一种邏輯矛盾呢？不，一點也不。這是因為，辯論比賽不光是一种智力上的游戲，從更深沉的思想層面上來看，也是辯論隊与辯論隊之間的文化交流；辯論隊員在辯論過程中顯示出來的不光是他的卓越的辯論技巧，更應該是他的光采奪目的人格形象，而后者正是一种蘊涵于辯論之中，但又超越于辯論之上的具有巨大魅力的東西，也是最難能可貴的東西。 無論是訓練的實踐，還是這次參加首屆國際大專華語辯論的實踐都告訴我們，如果以”玩辯論”的態度來對待辯論，難免會“走火入魔”，最后成為辯論的輸家。 首先，“玩辯論”必然導致對對方人格的蔑視乃至否定。眾所周知，一個人的人格要得到他人的尊重，他首先必須尊重他人的人格，“玩辯論”的人由于把自己和對方都僅僅理解為辯論員而不是理解為獨立的人格，就容易在辯論中說出一些有辱對方人格的話來。在這次新加坡辯論中有一個辯題是：“現代化等于西方化”，辯論的雙方是香港大學隊（正方）和台灣大學隊（反方）。在自由辯論的過程中，台大隊指責對方關于“現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觀點是像哈巴狗一樣跟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趨；港大隊在反駁中說出了“天下的男人都是好色的”這樣的句子，雖然孔子在《論語》中也有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的說法，但不管如何，在辯論中出現“哈巴狗”、“好色”這樣的詞，而且明顯地是指向對方的，總是在人格上不尊重對方的表現。 其次，“玩辯論”必然會導致在辯論中的胡攪蠻纏。如前所述，由于辯題的限制，在辯論中進行某种詭辯是難免的。比如，艾滋病既是醫學問題，又是社會問題，但如果辯題要你證明“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你就不得不采取一定的詭辯的手法進行論證，但這樣的詭辯不等于胡攪蠻纏，后者的涵義是：當一方把問題闡述得清清楚楚時，另一方仍然听而不聞，繼續把自己的觀點強加到對方的身上。在台大隊与我隊辯論人性問題時就出現過這种情況。我方已再三闡明：“惡”就是人的本能和欲望的無節制的擴展，然而台大隊卻硬說我們的觀點是把惡和人的本能、欲望等同起來。他們先是制造了一輛“風車”，然后就像唐·吉訶德一樣拚命地与這輛“風車”作戰，這樣的胡攪蠻纏在高水平的評委面前，不但不會得逞，反而會大大地失分。 最后，“玩辯論”必然會導致辯詞的庸俗化、貧乏化，使之失去理論上和知識上的丰富內涵。凡是把辯論看作是技巧游戲的人都不會花力气認真地去閱讀有關資料，認真地從理論上去解剖分析辯題，而是借助一些庸俗不堪的實例和趣味低劣的噱頭進行辯論，甚至以感情取代理論，故作姿態地煽動听眾的同情心。偶爾，這种低劣的辯論手法也會得逞于一時，但從根本上看，它已步入誤區，如不幡然醒悟，必將陷入“無可奈何花落去”的窘境。 按照我們的觀點，辯論隊員猶如一棵樹，如果他的人格力量是樹干的話，他的辯論技巧不過是枝葉。只有根深才能葉茂，只有具有光采照人的人格力量，其辯論技巧才能臻于游刃有余的上乘境界。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考，我們在訓練隊員的過程中始終堅持如下的原則：先學會做人，然后才學會做辯論員；先學會尊重他人的人格，才學會遵守辯論的規則。這里的“先”不是時間在先的“先”，而是邏輯在先的“先”。也就是說，不論是在台上還是在台下，不論是在何時何地參加何种辯論賽，尊重他人人格，保持自己人格的完美都是先決條件或絕對命令。 在訓練中，當有的隊員使用一些品位不高的實例和語句時，我們就馬上進行糾正，我們甚至不允許隊員指責對方“篡改辯題”，覺得“篡改”這個詞用得太重，有損對方的人格，我們主張用“改變”這個中性詞，在最极端的情況下，也只能用“偷換命題”的說法；我們也不允許隊員用“偏見比無知离真理更遠”這樣的說法去批評對方；在新加坡參賽的過程中，隊員們在台上台下都顯得彬彬有禮，不失大家風范，給听眾和評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一輪比賽獲胜，我們都告誡隊員不要驕傲，要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其他參賽隊的隊員。 在平時的許多生活瑣事上，我們也努力要求隊員們尊重他人，學會做人。 賽事結束后，好几位隊員都有這樣的体會，即在選拔、訓練和整個參賽的過程中，不光學會了如何辯論，更重要的是學會了如何做人，而后面這一點是終生享用不盡的。所以，辯論比賽雖然具有游戲的性質，但是我們卻不能用純然游戲的態度去對待它，只有确立起良好的人格形象，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有魅力的辯論員。 我很同意王滬宁教授打過的一個形象的比喻：辯論好比是捧在兩只手中間的一汪水，如果每個隊員的表現都很出色，水是不會漏掉的；反之，如果每個隊員的表現都很差的話，捧在手中的水就一點點漏掉了。從這個比喻中可以看出，每個隊員表現得是否出色，關系到辯論的胜負。 那么，一個辯論隊員表現得是否出色，又以什么衡量呢？眾所周知，在辯論過程中，在台上表現的是雙方八個隊員，而在台下觀看的則是評委和听眾，評委當然也是听眾，但是特殊的听眾，他們的評分將決定對壘的哪個辯論隊取胜。評委主要根据雙方隊員的表現，如立論是否嚴密，陳述是否條理清楚，語言是否形象、幽默，姿態是否大方、瀟洒等來打分；但事實上，評委在對辯論气氛和雙方隊員表現的感受和理解中，常常受到听眾情緒的影響。听眾好比“無冕的評委”，他們雖然無權給隊員打分，但可以通過自己的影響在一定范圍內左右評委的打分。這就告訴我們，一個隊員的自我表現是否出色，并不依据于他自己的感覺，而是依据于評委和听眾是否接受并認可了他的表現。正如人們不會根据某個人發表的宣言去評价這個人一樣，評委也不會根据辯論隊員自己的感覺去評价他們。 當然，在理論上認識到這一點并不是很困難，但要在實踐中做到這一點卻并不容易。在一個辯論經驗尚不丰富的隊員身上，最易見到的是以下兩种沖動：一是自我表現的沖動。 隊員在上場前已經准備好一套辯詞，他上場后的第一個愿望就是把辯詞統統傾倒出來，特別是對辯詞中他自認為是比較精彩的部分，總是希望能在場上說出來。打個比方，這种心情就像一輛裝滿了黃沙的翻斗車，一開到目的地，就迫不及待地把車上的黃沙全部卸下來，卸完之后，十分輕松，便覺得目的已經達到了。我們不妨把這种心理稱之為“自我表現中心主義”；二是說服對方的沖動。既然是辯論，每個隊員都會自然而然地產生一种試圖說服對方的意向。殊不知，對方隊員是不可說服的，他們既然來辯論，就一定會把自己的觀點堅持到底，即使他們的觀點已陷入矛盾之中，也會千方百計地進行辯護，甚至進行詭辯。所以，在辯論過程中雖然對對方的基本立論要進行有力的打擊，但要說服對方放棄自己的立論卻是一种不切實際的幻想。我把這种沖動稱之為“說服對方中心主義”。無論是“自我表現中心主義”還是“說服對方中心主義”，其共同的錯誤都是以自己在辯論中的主觀意向去取代評委和听眾的評价意向，這常常會導致場上的失誤。 這兩种中心主義有點類似于托勒密和亞里士多德的“地心說”，把自己置于中心的位置上，把評委和听眾看作是圍繞自己旋轉的行星，事實上，我們應當像哥白尼的“日心說”一樣把這种關系完全顛倒過來，即放棄“自我表現中心主義”和“說服對方中心主義”，确立“評委和听眾中心主義”的新思路。 在訓練過程中，我們十分注重引導隊員們完成這一觀念上的“哥白尼轉變”，從自我表現的立足點轉向評委和听眾接受的立足點，從我想說什么轉向評委和听眾希望我說什么。”自我表現中心主義”和“說服對方中心主義”的解构既能使隊員們迅速适應場上的气氛，對自己的陳詞作出切合評委和听眾理論取向的改變，又能達到相互之間的密切配合，使團隊精神達到最佳的發揮。 在与台灣大學隊的決賽中，我方的立論是“人性本惡”。在國內准備這一辯題時，我們已撰寫了陳述詞的初稿。這一初稿主要從我方立論的主觀意向出發，片面地強調人性中的惡根，比如，在分析歷史中的惡行時，辯詞中有這樣的話：“縱觀歷史，又有哪一頁是用玫瑰色寫成的？”辯詞初稿給人的印象是，我們對人性本惡的論證是有力的，但似乎把人性看得漆黑一團，有一种強烈的悲觀主義情調，這顯然不利于听眾和評委的接受。在新加坡決賽的前一天，我們擬出了“人性本惡”辯詞的第二稿，這一稿較多地加入了人性通過教化可以后天地向善的內容，雖然沖淡了初稿的悲觀主義的味道，但是走向另一個极端，人性本惡的主題反倒顯得語焉不詳了，這當然也不利于評委和听眾的接受。最后，從評委和听眾的最廣泛的接受性出發，我們斟酌出第三稿，即把辯題分成兩個不同的層面：一是事實層面，在這個層面上，我們主要講事實，講真理，理直气壯地把人性本惡闡釋為顛扑不破的真理；二是价值層面，在這個層面上，我們主要講价值，講理想，大聲疾呼要通過好的教化來使人性向善的方向發展。把這兩個層面有机地結合起來，既突出了人性本惡這一鮮明的主題，又表達了我方抑惡揚善的主張，從而使評委和听眾覺得，我方的立論是合情合理的，更易于接受的。相反，台大隊在立論時，只是一味地頌揚孟子的人性本善說，對荀子的人性本惡說則予以簡單的否定，這就使評委在接受他們的立論時，心理上產生了阻撓。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擺脫“自我表現中心主義”和“說服對方中心主義”的影響，确立“評委和听眾中心主義”的視角，乃是辯論取胜的重要前提。 知己与知彼的關系确立了“評委和听眾中心主義”的思路，并不等于可以完全撇開對方，我行我素。辯論不同于唱歌之類純表演藝術，它畢竟是兩個隊的對壘，要是在場上回答不出對方提出的問題，在理論水平和气勢上壓不住對方，怎能贏得辯論的胜利？如前所述，要說服對方是不可能的，但使對方理屈詞窮，明顯地處于劣勢卻是可能的。 孫子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軍事上是如此，辯論上也是如此。然而，要在辯論前真正地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 先說“知己”。這里的“己”當然不僅是指每個辯手自己，而且是指整個辯論隊本身。毋庸諱言，每個隊員都弄清楚自己在辯論過程中說什么是很重要的，然而，每個隊員作為”小我”更重要的是把自己融入辯論隊之“大我”之中，是對“大我”的一切意圖都了如指掌；同時，每個“小我”對其他“小我”的意圖也要有充分的了解。 為了達到“知己”這一境界，我們主要進行兩個方面的訓練。一是角色流動和定位訓練。四個辯手就是四個不同的角色，從理論上看，一、二、三、四辯要起到起、承、轉、合的作用；但從實踐上看，當四個隊員站在我們面前的時候，要馬上确定哪個隊員充當哪個角色顯然是很困難的。這就需要讓每個隊員都有机會去充當一、二、三、四辯手，“角色流動”有一個好處，即讓每個隊員對一、二、三、四辯的角色的地位和作用都有充分的了解和体驗。在“流動”的基礎上再來“角色定位”，已定下來的角色（如第二辯手）就不光知道自己這一“小我”，而且對第一、三、四辯手之“小我”也能了如指掌，這樣，相互配合也就比較容易了，而每個辯手在有利于自己擔當的角色位置上，又能更好地把自己的辯論技巧和才華表現出來。 二是整体配合訓練。這里說的“知己”主要有以下几項內容：第一，對辯題的基本概念獲得一致的理解，如“人性本惡”這一辯題的基本概念有“人”、“性”、“人性”、“本”、“惡”五個，每個辯手對每個概念及概念之間的關系都應有确定的、一致的認識；第二，對辯題立論和思想境界的一致認識，如“人性本惡”的立論是：人性先天地、与生俱來地是惡的；思想境界則是：人性本惡是一個事實，但我們并不鼓勵惡，我們主張抑惡揚善；第三，對自由辯論中的主要戰場的一致認識：如我們設計哪几個戰場？這些戰場的次序如何？由哪位辯手開辟哪個戰場？等等。為了使隊員們做到透徹地“知己”，每次辯論前，我們都要求每個隊員把我方立論、思想境界、基本概念涵義、自由辯論的戰場等獨立地表述一遍，凡有模糊不清之處，馬上進行糾正。由于每個隊員對我隊在辯論中的總体意圖都有明确的、一致的認識，真正做到了“知己”，因而團隊精神發揮得比較好，隊員們在場上能做到“心有靈犀一點通”。比如，在与台大隊辯論“人性本善”時，台大一辯引證了一段康德的語錄，這段語錄對康德的人性理論作了斷章取義的理解。我方二辯和三辯几乎同時把自己做下的關于康德人性理論的另一段語錄卡片遞給我方一辯，供其反駁時使用。更有趣的是，為了論證“人性本惡”這一辯題，熟讀金庸小說的我方二辯引證了《天龍八部》中的“四大惡人”，而這一點，未能赴新加坡辯論的一名候補隊員居然也想到了。可見，由于我們在“知己”上下了較大的功夫，四個隊員都配合得十分密切，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只要听到一位辯手說什么，就馬上知道他（她）的意圖和下文是什么了。” 總之，“知己”是十分重要的。一般說來，訓練有素的隊伍在這方面都做得比較好，剛組成的隊伍則明顯地比較差，有的隊員只關心自己的陳詞，對其他辯手的陳詞漠不關心，他們在陳詞中出了錯也不馬上去彌補，這就很容易給對方隊抓住矛盾，各個擊破。當然，光是“知己”還是不夠的，還得“知彼”，方是真正的取胜之道。如果只對自己的情況了如指掌，一片光明，對對方的情況則一無所知，漆黑一團，那對方只要提出一個新概念，使出一個新招，我方就會招架不住。 在場上最忌諱、最令人難堪的情況是：對方提出的問題、概念或資料，我方壓根儿沒有考慮過。碰到這樣的情況，不僅失分，而且會失大分。 与“知己”一樣，“知彼”的難度也是很高的。在“知彼”中，最核心的問題是要了解：對方可能采用怎樣的思路來立論？如我們和劍橋大學隊辯的題目是：“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劍橋隊是正方，我們分析它可能以下面三條不同的思路來立論。第一條思路是”欲望理性說”。這條思路認定，在前溫飽階段，支配人類相互關系的主要是欲望，也就是說，欲望壓倒了理性，所以在這樣的階段不可能談道德；等到溫飽實現了，基本的生存問題解決了，這時談道德才變得可能，因為在這一階段，人的理性已壓倒欲望，占据了主導地位，而道德作為自覺的理性意識才可能真正地确立起來。這一條思路的前提是：當人們為生計所迫而謀求溫飽時，談道德是不現實的；其弱點是：在前溫飽階段，如果欲望支配著一切，人人都能心想事成的話，恐怕連人類社會都已不存在了，又何言溫飽狀態的來臨。第二條思路是“道德認同論”。這條思路主張，在前溫飽狀態，每個人面對的直接問題是生存問題，當時不可能形成具有整体社會性的道德學說，于是，談道德也無從談起。達到溫飽狀態后，体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出現了分工，這時，才可能出現真正的道德學說和觀念，在這种情況下，談道德才是真正可能的。這一思路的前提是：真正的道德學說是在溫飽的前提下形成的，所以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前提；其弱點是：“談道德”的“道德”并不一定是系統的道德學說，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道德”是在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才產生并發展起來的，但作為維系人際關系的道德觀念，卻是人類一誕生就已有了的。把這一點澄清，對方的立論就不攻自破了。第三條思路是“習慣——人格——道德論”。根据這一思路，道德是主体的自覺意識，在普遍的獨立人格形成之前，換言之，在獨立的主体确立之前，是不可能存在真正的道德的；在前溫飽階段，維系人際關系的是外在的風俗習慣，因而嚴格意義上的道德只有在達到溫飽，确立普遍的人格后才能談。這一思路的前提是風俗習慣不等于道德；其弱點是：把道德概念窄化了，用一种比較高級的道德學說（如受主体良心制約的康德的道德學說）取代了一般的道德概念，其實，道德同時也是受外在社會輿論制約的，所以，雖然風俗習慣不等于道德，可是，在它之中卻包含种种道德觀念，所以在前溫飽狀態我們仍然可以談道德。 由于我方充分地設想了對方可能采取的三條思路，因而在辯論過程中能夠從容應對，不為對方所亂。“知彼”還不止于了解對方的基本思路，還要了解對方對辯題基本概念的認識。在“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的辯題中，涉及到“溫飽”、“談”、“道德”、“必要條件”這些基本概念，出于論題的需要，對方會把“溫飽”的概念無限擴大，特別是把“溫飽”和“生存”等同起來，而我方則要确定“貧困”（相當于“生存”）、“溫飽”、“富裕”三大生活狀態，盡量把“溫飽”限制在确定的意義上；同時，對方又必然會把“道德”的概念無限窄化，從而為“談道德”設置种种障礙，而我方的目的則是把“道德”概念盡量寬泛化，從而為我方之立論，在任何條件下都能夠談道德創造條件。 最后，“知彼”還要分析清楚對方在自由辯論中可能采用的戰術。第一，“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這一辯題比較接近于唯物主義和經驗論的立場，對方可能用馬克思關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關系的理論來駁難我們，于是，我們在這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備，主要是肯定馬克思也強調道德對經濟狀況的反作用；第二，對方力圖把辯論納入到“溫飽”的前提下，我方則竭力把討論擴大到“前溫飽”和“走向溫飽”狀態，從而擴大自由辯論的空間；第三，對方可能引入“禁忌”、“風俗習慣”、“自然法”、“自然宗教”、“人權”、“倫理”等新概念，与“道德”對應起來，而我方則要強調，所有這些概念都蘊涵道德，談這些東西，也就是談道德。 我們還全面地分析了劍橋隊隊員的年齡和知識結构。他們的年齡總和比我方大２２歲，因而擅長說理，但說多了，很容易把自由辯論的時間早早用完；另外，年齡大了，學歷高了，相互之間又不易統一，相互之間會出現矛盾，反應也不一定會很敏銳。鐘對這些情況，我們采用了相應的戰術，比賽的結果自然是比較理想的。 一言以蔽之，“知己知彼”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只有對雙方的情況都了然于心，才能真正地确立獲胜的信心。 如前所述，從根本上看，辯論賽是一种游戲，因而辯論技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一個人即使有丰富的知識積累，但如果不善于表述，不熟悉辯論技巧，在場上是不可能表現得很出色的。反之，一個人如果光有辯論技巧，但其知識底蘊很差，可供調動的東西很少，那就會陷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境，縱有最高超的辯論技巧也無法展示出來。所以，把知識積累与辯論技巧結合起來，是十分重要的。 先講知識積累問題。在選拔辯論隊員的過程中，我們碰到的一個最大的問題是隊員在知識結构上都比較弱，他們可能對本專業的問題比較熟悉一些，但一走出專業的范圍，就有邯鄲學步，寸步難行的味道。一個人如果知識很弱，去參加辯論，就像一個沒有錢的人去做生意一樣，是很難成功的。如何在比較短的時間里解決好知識積累的問題？這是我們在訓練階段中考慮較多的問題。我們主要采取如下的措施： 第一，通過專家講座的形式增加背景知識。人們常常把文科的知識比喻為一座金字塔，不了解寬泛的知識背景，想在某一專業領域里做出出類拔萃的成績是不可能的，想在辯論中運用自如、應答如流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作為知識背景的學科非常之多，如哲學、歷史、倫理、政治、經濟、宗教、藝術、邏輯、修辭、生態、社會學、醫學、文學等等，如何才能迅速地完成知識積累工作呢？光是一門學科，就可以講上几個學期，通過一、二次講座，隊員們能把握住嗎？“知識快餐”可能嗎？實踐證明是可能的。在每次講座中，我們要求專家主要圍繞以下三個問題來講：１．本學科的基本概念；２．本學科發展的基本歷史線索；３．本學科研究在當代的熱點問題。把這三個問題用簡明扼要的話講清楚了，隊員們就能從理論、歷史和現實三者的結合中迅速地了解一門學科的概況和問題之所在。這樣一來，也就有了關于這門學科的背景知識。采用這种方式，我校的三十多位專家為隊員做了五十多次講座，大大地拓寬了他們的知識視野。 第二，分析有可能入選為辯題的當代熱點問題，重點理清有關這方面的知識。在當今世界上，熱點問題是不少的，如民族沖突与戰爭問題、生態環境問題、東西方文化融合与發展的問題、世界政治新格局問題、南北和南南關系問題、當代新儒家問題、亞太經濟圈問題、艾滋病問題、安樂死問題、聯合國作用問題、人口問題、傳統与現代化關系問題、市民社會問題、后現代主義問題、國際恐怖主義問題等等。就這些問題，我們一方面組織一些專家講座，有針對性地講；另一方面，也借閱了一批圖書和刊物，供隊員們閱讀，使他們對這些問題盡快獲得感性認識。 第三，精讀《四書》。考慮到辯論賽作為華語推廣活動，對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是比較重視的，所以在這方面我們理應多做些准備。我們除布置隊員熟讀《四書》外，還要求他們熟讀《孫子兵法》、《道德經》等重要著作。 有了這樣的知識積累，隊員們在辯論時從容多了。剛開始參加辯論時，他們常常出現口誤，主要是背景知識不熟悉，對方提一個比較深入的問題，就無從應對了。現在，可調動的知識積累多了，隊員們在辯論時就能左右逢源，自出机杼，旁征博引，滔滔不絕，給評委和听眾留下知識面很寬的印象。另外，在每次討論辯題時，如果我們發現哪位隊員的知識有不准确之處，就馬上進行糾正。在訓練時，除了一些共同的項目，我們也根据各個隊員知識結构的特殊情況，分別對待，缺什么補什么，使隊員們的知識積累有一個較大幅度的提高。新加坡辯論凱旋后，隊員們對專家們的知識講座始終怀著感激之情。另外，在國際大專辯論賽的辯題下來后，我們還請一些專家進行“會診”，進一步強化了專題知識，從而在辯論中能達到引經据典、揮洒自如的境界，獲得評委和听眾的一致好評。 知識積累是重要的，但不講究辯論技巧，它仍然是空的，它或許适用于作學術報告，但卻不适用于辯論。劍橋隊之所以負于复旦隊，問題主要不是出在知識積累上，而是出在辯論技巧上。尤其在辯題上不利于某一方時，這一方如果在技巧上不能高對方一籌，是很難取胜的。在辯論技巧上，我們以為，以下几點是比較重要的。 １．攻其要害 在辯論中常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雙方糾纏在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例子或表達上爭論不休，結果，看上去辯得很熱鬧，實際上已离題万里。這是辯論的大忌。一個重要的技巧就是要在對方一辯、二辯陳詞后，迅速地判明對方立論中的要害問題，從而抓住這一問題，一攻到底，以便從理論上徹底地擊敗對方。如“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這一辯題的要害是：在不溫飽的狀況下，是否能談道德？在辯論中只有始終抓住這個要害問題，才能給對方以致命的打擊。在辯論中，人們常常有“避實就虛”的說法，偶爾使用這种技巧是必要的。比如，當對方提出一個我們無法回答的問題時，假如強不知以為知，勉強去回答，不但會失分，甚至可能鬧笑話。在這种情況下，就要机智地避開對方的問題，另外找對方的弱點攻過去。然而，在更多的情況下，我們需要的是“避虛就實”，“避輕就重”，即善于在基本的、關鍵的問題上打硬仗。如果對方一提問題，我方立即回避，勢必會給評委和听眾留下不好的印象，以為我方不敢正視對方的問題。此外，如果我方對對方提出的基本立論和概念打擊不力，也是很失分的。善于敏銳地抓住對方要害，猛攻下去，務求必胜，乃是辯論的重要技巧。 ２．利用矛盾 由于辯論雙方各由四位隊員組成，四位隊員在辯論過程中常常會出現矛盾，即使是同一位隊員，在自由辯論中，由于出語很快，也有可能出現矛盾。一旦出現這樣的情況，就應當馬上抓住，竭力擴大對方的矛盾，使之自顧不暇，無力進攻我方。比如，在与劍橋隊辯論時，劍橋隊的三辯認為法律不是道德，二辯則認為法律是基本的道德。這兩种見解顯然是相互矛盾的，我方乘机擴大對方兩位辯手之間的觀點裂痕，迫使對方陷入窘境。又如對方一辯起先把“溫飽”看作是人類生存的基本狀態，后來在我方的凌厲攻勢下，又大談“饑寒”狀態，這就是与先前的見解發生了矛盾，我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對方于急切之中，理屈詞窮，無言以對。 ３．“引蛇出洞” 在辯論中，常常會出現膠著狀態：當對方死死守住其立論，不管我方如何進攻，對方只用几句話來應付時，如果仍采用正面進攻的方法，必然收效甚微。在這种情況下，要盡快調整進攻手段，采取迂回的方法，從看來并不重要的問題入手，誘使對方离開陣地，從而打擊對方，在評委和听眾的心目中造成轟動效應。 在我方和悉尼隊辯論“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時，對方死守著“艾滋病是由HIV病毒引起的，只能是醫學問題”的見解，不為所動。于是，我方采取了“引蛇出洞”的戰術，我方二辯突然發問：“請問對方，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口號是什么？”對方四位辯手面面相覷，為不致于在場上失分太多，對方一辯站起來亂答一通，我方立即予以糾正，指出今年的口號是“時不我待，行動起來”，這就等于在對方的陣地上打開了一個缺口，從而瓦解了對方的堅固的陣線。 ４．“李代桃僵” 當我們碰到一些在邏輯上或理論上都比較難辯的辯題時，不得不采用“李代桃僵”的方法，引入新的概念來化解困難。比如，“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這一辯題就是很難辯的，因為艾滋病既是醫學問題，又是社會問題，從常識上看，是很難把這兩個問題截然分開的。因此，按照我方預先的設想，如果讓我方來辯正方的話，我們就會引入“社會影響”這一新概念，從而肯定艾滋病有一定的“社會影響”，但不是“社會問題”，并嚴格地确定“社會影響”的含義，這樣，對方就很難攻進來。后來，我們在抽簽中得到了辯題的反方，即“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在這种情況下，如果我們完全否認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也會于理太悖，因此，我們在辯論中引入了“醫學途徑”這一概念，強調要用”社會系統工程”的方法去解決艾滋病，而在這一工程中，“醫學途徑”則是必要的部分之一。這樣一來，我方的周旋余地就大了，對方得花很大力气糾纏在我方提出的新概念上，其攻擊力就大大地弱化了。 “李代桃僵”這一戰術之意義就在于引入一個新概念与對方周旋，從而确保我方立論中的某些關鍵概念隱在后面，不直接受到對方的攻擊。 辯論是一個非常靈活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可以施展的技巧的一些比較重要的技巧。經驗告訴我們，只有使知識積累和辯論技巧珠聯璧合，才可能在辯論賽中取得較好的成績。 在辯論中，邏輯思維起著极為重要的作用，它使思維顯得嚴謹、條理，使立論變得牢不可破。但邏輯思維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使語言變得枯燥、抽象，如果沒有另一种思維——形象思維緊密配合的話，場上的气氛就會顯得過分凝重，缺乏活力和幽默感。德國人本主義哲學家費爾巴哈就說過，我在黑格爾的《邏輯學》面前顫抖，如同生命在死亡面前顫抖一樣。只有在辯論中融入形象思維，整個辯論過程才會充滿活力，辯論賽也會真正地具有觀賞价值。 先來看邏輯思維。這种思維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第一，必須運用邏輯思維透徹地分析辯題，明了辯論雙方的真實的邏輯地位和邏輯困難。如“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正方）和“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反方）的辯題在邏輯上都把“醫學問題”和“社會問題”割裂開來，因此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去攻擊對方的這种邏輯上的割裂，因為對方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指責我們。又如“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這一辯題中的“必要條件”在邏輯上的含義是“無之必不然，有之不必然”。所以，正方在這一辯題中的邏輯困境顯要證明：沒有溫飽就絕對不能談道德。也就是說，反方只要舉出一個例子，說明人們在不溫飽的狀態下也能談道德，正方在邏輯上就已被打倒了。明了雙方在辯題上的邏輯關系是确定對方立論之要害的前提之一。 第二，在表達上必須講究邏輯層次。許多辯論新手在剛上場時，觀點的條理和層次常常是不清楚的，把几層意思混在一起說，評委和听眾听了有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感覺。重視邏輯層次，每個辯手的陳述稿都應層次分明，第一點講什么，第二點講什么，第三點講什么，條分縷析，清清楚楚；同時，四位辯手的陳詞在總体上也應体現邏輯層次，如一辯從理論上闡明立論，二辯從歷史上闡明立論，三辯從現實上闡明立論，四辯總結陳詞，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四個人的陳詞合在一起，猶如一篇文章，給人以气勢宏大、錯落有致的印象。從評委和听眾的接受心理來分析，他們常常有一种惰性心理，即希望辯手把問題的層次闡述得非常清楚，不用自己再花力气去整理、歸類。所以，辯手們的表達愈是井井有條，就愈是容易為評委和听眾所接受。 第三，必須善于進行歸納。一個辯手如果不能用簡明扼要的話來闡明自己的見解，一說就是一大套且不得要領的話，他在辯論中是很難占到有利位置的；同樣地，一個辯手如果不能用簡明扼要的話來迅速地歸納對方的見解，他常常會在辯論中隨波逐流，甚至迷失方向。只有在邏輯上善于歸納的人，才會在辯論中緊緊抓住對方的要害，有針對性地打擊對方，使對方真正陷入被動的局面。必須補充的是，對于第四辯手來說，歸納法具有更突出的意義，因為他不僅要迅速地歸納出對方四位辯手的基本見解，予以總体上的駁斥，而且要迅速地歸納出本方的基本見解，清清楚楚地陳述出來，從而贏得評委和听眾對自己的支持。 第四，恰當地使用歸謬法。所謂歸謬法就是沿著對方的邏輯把其觀點推向极端，使其荒謬性明顯地表現出來，從而予以否定。比如“經濟發展了，文化才能繁榮”這個命題建立了經濟發展与文化繁榮之間的簡單的邏輯聯系，如果我們對這种簡單的、線性的邏輯關系進行歸謬的話，就可以說，“按照對方的邏輯，只要把經濟抓好了，即使沒有人去搞文化，文化也會自然而然地繁榮起來，這豈不是把經濟和文化等同起來了嗎？”也可以說，“根据對方的邏輯，凡是經濟不發展的國家，文化一定是不會繁榮的，哪又怎么解釋古希腊的文化是在其城邦經濟和制度走向衰退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呢？而十八、十九世紀的德國雖然在經濟上比較落后，在哲學文化上卻成了‘第一小提琴手’了呢？” 對方的邏輯錯誤本來是不明顯的，使用了歸謬法，就使其錯誤明明白白地擺在評委和听眾面前，從而能幫助他們迅速地判明對方的邏輯弱點。當然，歸謬法的使用要注意适度性，如果用得過多過密，反而會給人以強詞奪理的感覺。比如，在辯論艾滋病問題時，悉尼隊有這樣一個邏輯，既然稱艾滋病為病，它當然是醫學問題。我方馬上對這一邏輯進行歸謬：“政治病、社會病也是病呀，但是否是醫學問題呢？”這种方式的歸謬只要點到即可，不宜多用，否則過猶不及，适得其反。 在分析了邏輯思維的一些主要表現形式后，下面，我們再來看形象思維的問題。形象思維注重的是用具体的東西去打動評委和听眾，其主要表現形式如下： 第一，用形象的類比取代抽象的說理。在与悉尼隊辯論“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的題目時，我方必然要指責對方把艾滋病這么大的問題局限在醫學問題的小范圍內，如何形象地表達我方的見解呢？我們采用了夸張地加以類比的表達手法，比如，“請對方辯友不要讓大象在杯子里洗澡”、“花盆里是种不下參天大樹的”等等，使听眾和評委形象地感受到對方的理論錯誤。 第二，用具体的數据取代經院哲學式的說教。在辯論中，准确無誤的數据往往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為了說明艾滋病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們列舉了以下的數据：到１９９３年５月底，全世界的艾滋病感染者已達１４００万，患者達２５０万，到２０００年，感染者將達５０００万—１億，患者將達１４００万。不用更多地說理，這些天文數字已表明，艾滋病已成為當今世界嚴重的社會問題。在能用數字說明的地方要盡可能用數字，因為數字只要准确是無法駁斥，也是無法否定的。 第三，用生動的事例取代煩瑣的論證。俗話說，事實胜于雄辯。准确無誤的事實和數据一樣，在辯論中是最有力的東西。比如，在論述“人性本惡”的辯題時，我方舉了不少例子來闡明這一點，如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又如曹操說：“宁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路易十五則說：“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又如在歷史和現實中每天都在發生的事情：謀殺、搶劫、綁架、欺詐、偽善等等。難道不都是“人性本惡”的表現形式嗎？生動的事例不僅使我方的立論顯得丰滿和充實，而且也易于為評委和听眾欣賞并接受。 第四，用幽默感人的語言取代貧乏枯燥的陳述。在辯論中語言運用的优美与否，是評委打分的主要依据之一。在我隊的辯論經驗中，對語言优美的刻意追求，乃是一個重要的方面。比如，為了駁斥劍橋隊的“溫飽決定論”，我方三辯對裴多菲的詩作了如下的改動： 生命誠可貴， 愛情价更高， 若為溫飽故， 兩者皆可拋。 這一幽默的駁斥在場上取得了相當好的效果。又如，在辯論艾滋病問題時，我方三辯又幽默地說：“如果哪個人給艾滋病‘愛’上的話，恐怕會‘此恨綿綿無絕期’吧！”，在批評對方把艾滋病局限于醫學領域，必然會延誤治療，從而給全社會帶來災難性后果時，我方三辯又机智地引證了柳宗元的詩： 千山鳥飛絕， 万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 獨釣寒江雪。 從而生動地刻畫出對方在理論上孤立無援的窘態，為我方贏得了長時間的笑聲和掌聲。 語言之幽默當然不僅僅表現在語言之詩化上，也表現在机智的應對上。在辯論“溫飽”問題時，劍橋隊的第四辯手一口气向我方提出了三個問題，可是，他在講話中錯誤地稱李光耀為新加坡的“總統”，我方第四辯手站起來，立即指出了他的這一常識性的錯誤，引起了長時間的掌聲。 把嚴謹的邏輯思維与生動的形象思維結合起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訓練中，我們既設置了對辯題進行嚴密的邏輯分析的項目，又設置了形象地表達思想的項目，從而使隊員們善于把這兩种對立的思維方法有机地結合起來，使整個辯詞顯得嚴謹而又生動，條理分明而又感情充沛，從而得到了評委和听眾的高度評价。 辯論中的全部台詞可以划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辯手預先准備好的陳述詞，可以說是“死的東西”，另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辯手在陳述前和自由辯論中靈活應對的東西，可以說是“活的東西”，辯論的一個重要的藝術就是要把這兩部分東西有机地結合起來。 我們知道，一、二、三、四辯手發言的時間分別是３、３、３、４分鐘，自由辯論單方累計４分鐘，單方共有發言時間１７分鐘，假設一、二、三、四辯手分別留出０．５、０．５、０．５、１分鐘用于臨場辯護和駁斥，加上自由辯論的４分鐘，共有靈活應對的時間約６．５分鐘，占總發言時間的３８％左右。換言之，從時間上划分，１７分鐘中有１０．５分鐘是陳述“死的東西”，而６．５分鐘則陳述“活的東西”。這兩部分交接得是否好，是辯論中的關鍵問題之一。 先來看預定的陳述。這部分內容是在辯論前已准備好的、隊員已熟讀乃至背誦出來的東西。我們對這部分內容的要求是：在集体討論、明确總体思路的情況下分頭寫出來，務求立論鮮明、說理透徹、語言形象、境界不俗。這部分內容不能草率地形成，而應在反复斟酌辯題的基礎上，在反复權衡各种思路的基礎上撰寫出來的。因此，在辯論過程中，不管對方的論點和論据出現什么變化，也不管對方提出了哪些出乎我方意料的新概念、新問題，我們都要求，辯論隊員無權擅自改動其中的內容，因為：第一，不管臨場組織起來的語言如何好，在邏輯嚴密性、語言的條理性和華美性上都不可能超過已經形成稿子的、精心准備的東西；第二，如果任何一位隊員有權在場上擅自改動已准備好的陳述詞，弄得不好就會把整個辯論隊的思路、立論和底線都搞亂，后果不堪設想。 當然，這里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陳述詞并不是教練的“硬性命令”，而是辯論隊員自己已接受的東西。如果教練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隊員，隊員上場后的表現不可能是很出色的，因為他們有心理障礙，他們講的不是他們所想的，這就難免出岔子。所以，在准備陳述詞時，隊員們的任何一個疑問都應得到回答和解釋，要鼓勵他們提出各种顧慮，竭盡全力予以解決。總之，一句話，要使陳述詞成為每個隊員自己的東西。這樣，他們在場上不但信心十足，而且也不會擅自去改變陳述詞。當精心准備的陳述詞能完整無遺地表達出來的時候，它遠比那些“急就章”更能打動評委和听眾的心。 再來看靈活的應對。如前所述，辯論的任何一方可靈活支配的時間是６．５分鐘左右。這一時間是短暫的，但又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雙方的激烈交鋒就發生在這一段時間里。靈活應對的好坏直接關系到辯論的胜負。從評委和听眾的接受心理看，這部分“活的東西”具有更大的觀賞价值，因為它是敏捷的才思和机智的應變能力的集中体現。乍看起來，這部分內容似乎是完全不可捉摸的，其實，是有規律可尋的。一個人的知識面愈是寬廣，可供調動的事實和素材愈是丰富，他對某個辯題的准備愈是充分，對可能出現的各种交鋒想得愈是深入，臨場應變的余地就愈是大，出語愈能惊人。 對靈活應對的東西，我們的要求是：第一，准确性。即用于臨場應對的語言、事實、數据、典故必須准确無誤，不能出半點差錯。一個人名的偏差、一句話的口誤、一個典故或引證的差錯、一個數据的不實，都可能是致命的，如果對方窮追不舍的話，就有可能把我方擊敗。第二，針對性。即必須重點攻擊對方陳述中的基本概念、問題和觀點。對方辯手在陳述中也許會出現許多問題，有不少“小辮子”可抓，在這种情況下，如果對這些問題逐一進行駁斥，一是會影響陳述的時間，使已經准備好的陳述詞無法完整地說出來；二是多中心等于無中心，抓的問題太多，注意力就被引到与主題無關的細枝末節上去了，結果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那就太慘了。因此，強調針對性，就是要使我們的隊員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削除枝蔓，著力于抓住那些根本性的問題（包括對我方立論有根本威脅的問題）實施堅決的打擊。第三，效果性。凡是靈活應對的內容，尤其要注意場上的效果。如果出語不惊人，即不可能构成對對方立論的有力打擊和對我方立論的有效維護，那就應當換一個角度進行進攻，千万不可在這段寶貴的時間內說一些沒有效果的廢話。舉例來講，在与劍橋隊辯論“溫飽”問題時，我方在短短４分鐘自由辯論中引經据典，出語幽默，竟贏得了１５次掌聲和笑聲，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大致界定陳述和自由應對的時間比例是容易的，困難的是在辯論過程中真正地使兩者水乳交融，換言之，是把握好兩者關系的“度”的問題。有的辯論隊偏重于陳述詞而對靈活應對部分缺乏認真的准備，在場上會給人留下過于呆板、僵硬的感覺；也有的辯論隊過于重視靈活應對部分而輕視陳述詞，給人的感覺是在理論上缺乏系統性和深度，且有支离破碎的感覺。顯然，這兩种傾向都是錯誤的，只有同時重視兩者并以最佳的方式把它們結合起來，才能在辯論中立于不敗之地。 《孫子兵法》強調在軍事上要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要兵不厭詐，這里涉及的正是“正”与“奇”的關系問題。拿破侖用兵如神，被他打敗的將領都抱怨他打仗不遵守規律，實際上他并不是不遵守規律，而是用兵已達到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自由境界，因而能出奇制胜。在辯論中，也涉及到“正”与“奇”的關系。 所謂“正”，也就是對立論、自由辯論的設計都合乎常規；所謂“奇”就是在整個設計中植入出人意料之外的東西，往往使對方在辯論中措手不及，從而陷入被動的局面。在辯論中應當把這兩者很好地結合起來，如果只講“正”而不求“奇”，會給人以呆板的感覺；反之，如果一味求“奇”，失了正确的方向，也會“走火入魔”，陷入歧路亡羊的窘境。我們的看法是：辯論應以“正”為基礎，應從大處著眼，作充分的准備，然后在可能的條件下，即在不損害立論，不嘩眾取寵的前提下，力求“奇”的表達方式，以有效地打擊對方。 比如，就“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這一辯題來說，當然重點是討論“溫飽”与“談道德”的關系。根据對方的設想，我方在立論中將會割裂“溫飽”与“談道德”的關系，可是，我方的立論卻有出奇不意之處。我方并不否認溫飽了可以談道德，我方否認的僅僅是把談道德局限在溫飽條件下的觀點。另外，道德不光与人們的經濟情況有關，它的部分內容（如性道德）与人們之間的性的交往方式密切相關。即使在非溫飽的狀態下，只要人們之間存在性關系，就會有相應的性道德。這是我們原來在設計自由辯論時准備的一只“殺手鑭”，后來由于時間關系在場上沒能打出來。如果打出來的話，對方一定猝不及防。 又如，在“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的辯論中，我方准備了一個出奇不意的問題：“艾滋病的發生究竟是社會出了問題，還是醫學出了問題？”這個問題模棱兩可，對方很難回答。如果對方回答是社會出了問題，那我們就說艾滋病是社會問題；如果對方回答是醫學出了問題，那我們又可以進一步責問對方：同性戀、吸毒等都是醫學問題嗎？我們還准備了另一個十分刁鑽的問題：“如果一位老太太給一輛車撞倒了，肇事者已逃之夭夭，另一個人把她救了起來，那么，這個事故的責任應該由哪個人來負呢？”言下之意，老太太被撞傷了，當然要通過醫學手段給她治療，但事情的起因卻在社會上，應是社會交通事故，即社會問題。這個問題在辯論中突然提出來，對方要馬上理清思路，進行回答是困難的；如果貿然回答，則可能被我方思路“套住”，陷于被動。 再如，在“人性本惡”的辯題中，我方估計對方為了針鋒相對地強調人性中的善根，肯定會提到“人与動物相區別”的問題，因為常人，包括我們的好多理論家在內，也常常會提出這個問題。然而這個問題中蘊涵的邏輯錯誤是：人和動物的概念是重迭在一起的，動物是人的种概念，而人則是動物中的一類，盡管是最高級的一种，但歸根到底，人仍然是動物。不管我們給人下怎樣的定義，如“政治動物”、“社會動物”、“制造工具的動物”等等，這些定義的最后兩個字總是動物。由此可見，“人与動物相區別”這個提法就是錯誤的，因為它在邏輯上否認了人是動物。正确的提法應是，“人与人以外的動物相區別”。如果抓住這一問題，出奇不意地攻擊對方的話，這對我們將是十分有利的。在自由辯論中，對方果然提到了這一問題，遺憾的是，我方未能及時抓住這一問題，予以展開。這是應當加以總結的重要經驗。 綜上所述，在辯論中把“正”和“奇”結合起來是十分重要的。在每場辯論中都要准備一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問題，才能在心理上震懾對方，并乘机突破對方的防線，長驅直入，戰而胜之。 當我們對任何一個命題進行分析時，都會涉及到一些基本概念，如“人口控制必然導致人口的老齡化”這一辯題，就波及到“人口”、“人口控制”、“老齡化”、“必然”、”導致”這些概念。在通常的辯論准備中，人們總是通過查閱詞典的辦法試圖給這些概念下定義。這當然是必要的，然而這樣做也有它的負面效應，因為下定義的方法，即規范的方法，常常會出現漏洞，從而被對方抓住。如“老齡化”這一概念，先得分析什么是“老齡”，六十歲以上，還是七十歲以上，這是很模糊的問題；而“老齡化”到底是指人口總數中老年人占多少百分比才算得上呢？這又是一個新問題。總之，我們在平時的談話中提到各种概念時，它們的含義仿佛是很清楚的，但一對它作具体的分析，特別是下一個恰當的定義，就變得十分困難了。比如，當一個古希腊人把人定義為“沒有羽毛的兩足動物”時，另一個人很幽默地把一只拔去了毛的光雞扔在他的面前，問他這是不是人，他無言以對。 可見，在辯論中，熱衷于給一個個概念下明确的定義并不是明智的做法。在有的辯論隊中，第一辯手的任務就是給辯題中出現的所有的概念下精确的定義。這樣做看起來是理所當然的，要辯論總得先澄明概念的涵義，然而，規定同時也就是否定，規范概念的結果常常為對方提供了許多意想不到的炮彈。中國人有句古話叫“水清無魚”，把辯題和概念交待得太清楚了，就再也沒有回旋的余地了。其實，第一辯手的任務并不是把一切都和盤托出，他（她）的任務應是雙重的，即既要說出什么，又必須隱藏什么。在這种情況下，不對概念下定義，而是采用描述的方法就顯得很重要。所謂“描述”，也就是不進行概括和規范，不揭示概念之本質涵義，只是從現象上對概念進行描述，甚至是同義反复的描述。 比如“溫飽”這個概念，听上去意思很明白，可下定義卻很困難。如果我把它定義為一种狀態，“在這种狀態下，社會的大部分人都無衣食之困”，對方馬上就可以追問我：“你的‘社會’概念的內涵是什么？它指一個團体、一個民族、還是一個國家？”也可以問我：“你的‘大部分人’的含義是什么？是人口的６０％、７０％還是８０％？”對這些問題，假如我繼續回答，就會暴露出許多新問題，從而完全陷入被動應對的局面。只要我們不采取規范的方法，而用描述的方法取代之，上述局面也就不會產生了。什么是溫飽？我們的回答是：“溫飽就是飽食暖衣”。這個回答實際上是同義反复，沒有提供任何新的東西，但它給人的感覺是，我們已清楚地闡釋了這個概念，而對方又抓不住任何把柄實施攻擊。這樣，在以后的辯論過程中，當我們對“溫飽”這一概念作出新的補充和說明時，我們就顯得比較靈活、自由，不至于給對方抓住什么矛盾。 又如，“人性”這一概念人們已爭了數千年，各种觀點紛然雜陳，要對它下定義自然也是十分困難的。于是，我們采用了描述其特征的方法，我們在辯詞中指出：“人性是由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組成的；自然屬性是与生俱來的，社會屬性則是通過教化和社會化獲得的；人性本惡是指人的自然屬性具有無節制地擴展的傾向，而人的社會屬性或是對這种傾向推波助瀾，或是抑惡揚善，把人的自然屬性限制在合理的范圍內。”這种描述性的方法往往使對方處在一片霧靄之中，他們什么都听到了，但什么都抓不住。 描述性的方法也和本世紀西方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所倡導的反本質主義思潮密切相關。維特根斯坦不主張運用概念去規范事物的本質，而是主張描述事物的具体特征，他認為事物之間只存在著“家族類似”，不存在所謂共同的本質。比如你問我：“什么是游戲？”我不會給你一個游戲的定義，我會告訴你乒乓、籃球、扑克是怎么玩的，因為這些都是游戲，我只是小心翼翼地描述它們，而盡量避免用抽象的論述進行概括。其實，這种反本質主義的思潮在孔子那里已見端倪。孔子的學生問“仁”，孔子并不千篇一律地答复他們，而是根据問的人的不同情況，作不同的回答。所有這些，對我們進行辯論都是有啟發的。由于盡量避免下定義，我們在辯論中始終比較主動，對方摸不到我們的實處。 當然，我們說，盡量避免用規范或下定義的方法，這并不等于說，我們在所有的情況下都拒絕下定義。在某些辯論中，個別必須明确地表達出來的概念仍然要求助于下定義的方法。比如，在辯論“人性”問題時，我們把“惡”定義為“人的本能和欲望的無節制的擴展”。如前所述，我們的目的是為了阻止對方把人的本能与惡簡單地等同起來。但這一定義确實像任何其他的定義一樣，包含著受攻擊的危險。要是對方抓住“無節制”這一概念做文章，我們是很難回答的。他們可以這樣向我們提問：“如果一個人的胃口是吃一個餅，但由于某种餅特別好吃，他吃了一個半，這是不是一种‘惡的行為’呢？”他們也可以問：“中國歷史上的許多農民起義目的是推翻暴政，遏制統治階級欲望的無節制地擴展，但為什么不少人反倒稱農民起義為‘惡’呢？”這些問題都是很棘手的。當然，在該下定義地方，不管會發生什么問題，我們還是要硬著頭皮下定義。同時，在下了定義之后，又要對可能遭受到的攻擊作充分的准備。這樣做才可能避免被動的地面。 總之，要准确地使用描述和定義的方法，兩者不可偏廢，但要盡量多用描述的方法，從而達到既講清某些問題，又隱蔽另一些問題的境界，使對方不能迅速地判斷并抓住我方觀點中根本性的東西。 在辯論中常常會發生兩种极端化的現象。一种現象是，拘泥于辯論內容本身，不越雷池一步，尤其當辯題比較枯燥乏味時，整個辯論過程就顯得毫無生气。比如，“中國加入關貿總協定利多于弊”、“道德是法律的基礎”這樣的辯題，要是只限于專業知識進行辯論，那听眾就會索然無味。另一种現象是，在辯論中雙方都開“無軌電車”，結果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愈辯愈跑題，愈辯愈离譜，評委和听眾接受的只是一堆雜亂無章的文字。無疑地，這樣的辯論也是缺乏觀賞价值的。 要避免這兩种現象，除了在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的關系上做文章外，還要努力處理好收斂性思維方式和發散性思維方式的關系。所謂“收斂性思維方式”，也就是在整個辯論過程中必須始終扣住辯論的主題和基本問題，避免辯論滑入到細節問題或与主題無關的問題上去；所謂“發散性思維方式”就是在辯論中敢于把問題撒出去，离開枯燥晦澀的專業語言，擴散到日常生活、歷史事實、文學作品、典故軼事、奇趣异聞等上面去，從而大大地打開知識視界，給听眾和評委以知識和美的享受。這兩种思維方式應該互補，如果堅執于第一种，可能失之偏狹，缺乏情趣；如果堅執于第二种，也可能失之寬泛，缺乏論證的嚴密性和嚴肅性。只有把這兩种思維方式有机地結合起來，才能使整個辯論過程既緊扣主題，又汪洋恣肆；既層次分明，又妙趣橫生；既如一篇立論嚴密、一气呵成的論文，又如一首跌宕起伏、回腸蕩气的史詩，令辯者意气風發，令評委和听眾留連忘返。 在訓練時，我們要求每個隊員在場上都應達到把這兩种思維方式辯證地結合起來的境界。我們安排了一些訓練，如要隊員在２０分鐘時間內快速翻閱一本書，然后用簡煉的語言概括出這本書的主要內容，要緊扣書的主題來說，不允許說廢話；我們也要求隊員快速讀完一篇文章，立即對這篇文章的主題思想進行批駁，駁斥要有力，不允許停留在枝節問題上。這些訓練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隊員們的收斂式思維能力，他們善于迅速地把握并扣住主要問題進行辯論。另外，我們也安排了一些鍛煉隊員進行發散式思維的訓練。我們會出一些古怪的題目讓隊員們的想象力自由馳騁，如“克拉利佩奧的鼻子生得短一些，世界歷史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如果希特勒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目前國際政治格局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如果你見到外星人，你想告訴他什么？”“如果一個人在一小時后將會死去，你認為他將想什么？”“如果南极洲的冰山溶化了，地球將發生怎樣的變化？”等等。這些稀奇古怪而又妙趣橫生的問題，促使隊員們展開想象的翅膀，到處翱翔，從而丰富了自己的聯想和跳躍式思維的能力。這些訓練的結果是，隊員們在場上常能很好地把這兩种思維方式結合起來，并熟練地進行運用。 比如，在辯論“溫飽”問題時，我方四辯机智地注意到減肥小姐“溫而不飽”的特殊情況，從而提出了一個發散性的問題：“按照對方辯友的觀點，如果溫飽了才能談道德的話，那么減肥小姐的俱樂部豈不成了拳擊場了嗎？”因為小姐們既然未達到“溫飽”狀態。當然就可以不談道德了。這一問題提得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從而贏得了熱烈的掌聲。 又如，在辯論“艾滋病”問題時，對方提出了一個很刁鑽的問題：“如果醫學能治好艾滋病，難道它還是社會問題嗎？”我方二辯立即作了發散性的回答：“要是使用‘如果’的概念，我也能把巴黎裝進一個瓶子里去。如果人類不存在，那我們還有什么可能在這里討論艾滋病問題呢？”乍看起來，“把巴黎裝進瓶子里”与“艾滋病”問題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可在這里，這种發散式的回答卻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听眾報之以熱烈的掌聲。另外，當對方強調艾滋病毒是在醫院里發現的，因而只能是醫學問題時，我方二辯又提出了一個發散性的問題：“按照對方辯友的觀點，如果在醫院里發現的東西都是醫學問題的話，那要是有人在醫院里撿到了一把鑰匙，這把鑰匙也成了醫學問題了？”從表面上看，“揀鑰匙”与“艾滋病”也是毫無關系的，可在這里卻達到了巧妙的結合，把辯論推向了新的高潮。還有，當對方辯手提出：“母嬰傳染是艾滋病傳播的渠道之一，請問，對剛生出來的嬰儿如何進行性教育？”這個問題也提得比較刁鑽，但我方三辯運用發散式思維從容應對：“對不懂事的嬰儿當然無法進行性教育，但對母親難道不能進行性教育嗎？”听眾立即報以熱烈的掌聲，因為我方三辯把回答從“嬰儿”發散到“母親”的身上，自然使對方理屈詞窮，無言以對。 再如，在關于“人性”問題的辯論中，對方強調人人有善根，因而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我方三辯立即提出了一個對方未曾想到的，也難以回答的問題：“如果人性本善，人們怎么可能拿起屠刀？”從“放下屠刀”發散到“拿起屠刀”，思維的跳躍是何等神速，在對方張口結舌之時，場上立即爆出了熱烈的掌聲和笑聲。 使每個隊員都兼具收斂式思維和發散式思維的方式是很重要的，但光停留在這一點上又是不能的，因為整個辯論過程瞬息万變，万一有隊員矢之偏頗，就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果。也就是說，辯論隊作為一個整体，它在整個辯論過程中應當在收斂式思維和發散性思維中保持必要的張力。 于是，我們确定二辯手在整個辯論過程中起好“收斂”的作用。從“起、承、轉、合”的角度看，二辯手之“承”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因而由二辯手擔當“收斂”的角色是很合适的。當然，擔任這一角色的隊員最好比較沉著冷靜，不會听憑自己的激情到處馳騁，而是善于把全隊的激情控制在确定的軌道上，從而起到辯論隊的“靈魂”的作用。他的使命主要有兩個：一是在對方一辯手，至多再加上二辯手陳述后，能迅速地把握住對方立論中的基本論點和問題，并為以后的辯手指明攻擊的方向。在平時的辯論中常常出現這樣的問題，由于二辯手抓不住對方立論的要害，只抓住一些雞毛蒜皮的問題，從而把整場辯論引向歧路。所以，這方面的收斂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它直接關系到辯論的成敗与否。二是在自由辯論中起好收斂的作用。一般說來，自由辯論表現為一個即興的、相當靈活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一個辯論隊如何保持一种“流動的整体意識”，始終緊緊地扣住主題進行辯論，這是一項高超的藝術，而在這一藝術中，起關鍵作用的正是那位擔當收斂角色的隊員。他的腦子中始終保持著一個清醒的念頭——”使辯論回到主題上去”，每當自由辯論像無根基的浮萍飄向枝節問題或跑題的時候，他就要站起來發言，把問題重新撿回到主題上來： 這里是羅陀斯，就在這里跳躍吧， 這里有玫瑰花，就在這里跳躍吧。 老實說，二辯手要起好收斂作用是很不容易的。有時對方一講話就暴露出許多問題，從而會產生一种力圖去駁斥這些問題的“誘惑”，二辯手應當絕對地戰胜這种誘惑，緊緊地抓住最根本的問題實施攻擊，從而使整場辯論納入到我方設定的軌道中去。 光确定“收斂者”是不夠的，我們還指定另一名隊員擔任“發散者”。“發散者”的使命就是在他本人的陳述和自由辯論的過程中起到談笑風生、縱橫捭闔的作用。乍看上去，他的發言似乎常常游离于辯題之外，其實，是采用迂回的方法闡明本方的題旨和攻擊對方的立論。“發散者”最好由處在“轉”的位置上的三辯手來擔當，擔當這一角色的隊員不僅要知識面寬，聯想能力丰富，而且要思想活躍，善發刁鑽之論。 如果具有這樣的特質，他在場上常常表現得十分活潑，揮洒自如，如入無人之境，從而在听眾和評委中營造出一种新的气氛，并給對方辯手施加心理上的壓力，使之措手不及，茫然不知如何應對。“發散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因為他能拓展出一個新的知識空間，拓展出辯論賽的深度和廣度，然而，歸根到底，“發散者”應當服從“收斂者”，緊緊扣住主題來辯論，离開主題來發散，“流動的整体意識”就瓦解了，代之而起的已是五光十色的語言碎片，這乃是辯論之大忌。 正如在科學研究中一樣，在辯論中，保持收斂式思維和發散式思維之間的“必要的張力”也是至關重要的。 眾所周知，辯論運思的根本特征是追求表達的嚴密性、一貫性和明晰性，辯論語言常要求能体現出巨大的邏輯力量，猶如章魚之足把對手、評委和听眾緊緊地抓住，使他們乖乖地跟著辯手的思想走。而哲學運思則不同，特別當它達到思辨的境界時，它追求的是一种差异或對立的溝通和融合，常常會体現出辯論運思所達不到的思想高度，使評委和听眾產生一种豁然開朗的感覺，即他們不僅在听辯論，而且在思想上接受了某种新的感召。如果說，辯論運思旨在取胜，因而是一种求器的意識的話，那末哲學運思則旨在展示一种思想意境，因而是求道的意識。 當然，要是在辯論中只停留在抽象的、思辨的哲學運思中，這樣的辯論是很難吸引普通的听眾的，然而，如果完全缺乏哲學運思，這樣的辯論也會顯得索然無味。哲學運思不僅能体現思想的深度，顯示思維的偉力，也能幫助辯論運思更透徹地分析并領會辯題。我們不妨把見之于辯論運思中的哲學運思稱作為“辯論中的辯證法”。這一辯證法主要表現在以下關系上。我們先來看辯論雙方的辯證關系： １．正方与反方 人所共知，在每一場确定的辯論中，正方和反方都是确定的。一般說來，正方是在明處，辯題已經規定好了，其任務是對辯題本身進行論證，而反方的見解又不得而知，很難進行有針對性的准備。所以，正方一般說來比較被動。反之，反方在暗處，其立論不易為正方所把握１。比如“人性本善” 這一辯題，反方如果可以自由立論的話，至少有以下三條思路：第一，人性本惡；第二，人性有善有惡；第三，人性無善無惡。因而反方的立場是很難捉摸的，而正方立論在明處，反方可給他有力的進攻。所以，在辯論過程中，反方的主動性常常是比較強的。但反方也有弱點，由于受到進攻正方的“誘惑”，對自己的立論的嚴密性常常缺乏縝密的思考，一旦正方反守為攻，反方就不易防守。 在這种情況下，就需要用辯證的目光來看待正方和反方。如果抽到正方，較易產生防守心理，為了克服這种心理，可以把自己看作是“反方”，把對方看作是“正方”，這樣就能強化進攻心理，不滿足于單純的防守；反之，如果抽到反方，在進攻心理的支配下，較易忽略防守問題。在這种情況下可以設想自己是“正方”，對方是“反方”，于是，防守意識就增強了。 總之，從哲學上看，正方和反方的概念只具有相對的意義，不能把它們抽象化、孤立化，要善于把對方的心理优勢集中起來，以便牢牢地把握辯論的主動權。 ２．強隊与弱隊 １從本屆國際大專辯論賽開始，辯題反方也被明确規定，這樣一來，反方原來的优勢不但被取消了，而且由于在自由辯論中正方先發言，而四辯總結又把正方放在最后，因而正方立場顯示出愈來愈多的优勢。 一個辯論隊是強隊還是弱隊，是比較容易判別的，這從隊員的素質和他們在場上的表現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一般說來，碰到強隊，人們既會產生害怕心理，又會扎扎實實地去准備，務求在比賽中得到較好的成績；反之，如果碰到弱隊的話，人們常常掉以輕心，准備也不會很認真，因而常會發生“陰溝里翻船”的事件。所以，在辯論中碰到強隊未必是坏事，碰到弱隊則未必是好事，要辯證地看待這個問題。 在新加坡辯論中，當我們在初賽中遇到劍橋隊這一強勁的對手時，一方面，我們扎扎實實地做好准備工作，嚴陣以待；另一方面，我們又深入地分析了該隊的弱點，如年齡大，反應不快，學歷高，觀點不易統一等，使隊員們看到他們“強”中有“弱”，因而确立了必胜的信念。在半決賽中遭遇到的悉尼隊可以說是比較弱的，但只看到對方“弱”的一面，我方的斗志就會松懈下來，這是很危險的。于是，我們及時地給隊員分析了悉尼隊的优點，如一、四辯手陳詞懇切，有很大感染力，辯題也有利于他們立論。這樣一分析，隊員們認識到，悉尼隊既是“弱隊”，又是“強隊”，決不可大意失荊州。 上述辯證的分析，使我們處在強隊面前“不餒”，處在弱隊面前“不驕”，從而在三場辯論中過關斬將，取得了优异的成績。 ３．辯護与反駁 在辯論雙方的關系中，辯護与反駁是一對基本的關系。我們在辯論中經常見到兩個极端：或是只講辯護，結果辯來辯去，戰場都在自己一方，對對方的立論根本不构成任何威脅；或是只講反駁，對對方提出的問題采取避而不答的態度，這也會給評委和听眾留下這樣的印象，即反駁者從來不敢正面回答對方的問題，至少是心理上膽怯的表現。 顯然，這兩种极端都是于辯論不利的。正确的做法是把辯護和反駁有机地結合起來。在這兩者的關系中，辯護是基礎。當對方追問我們一些枝節問題時，我們固然可以避而不答，但當對方對我們的基本立論提出疑問時，采取“繞著走”的方式卻是很失策的。在這种情況下，我們必須簡明扼要地回答對方的問題，立即進行自我辯護。辯護之所以必要是為了澄明我方的基本立場。這樣的辯護正是反駁的必要的階梯，如果抽去必要的辯護，反駁就會顯得強詞奪理，蒼白無力。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辯護也就是反駁。當然，我方在作了必要的辯護后，對方如果繼續糾纏不清，或對方提出的問題，我方在前面的陳述中早已說得明明白白，那就沒有必要重复地進行辯護，而是要迅速地轉移到反駁的層面上，把矛頭指向對方的基本立論和要害問題。 反駁之所以重要，因為它是進攻性的，而進攻乃是辯論取胜之道。這就像踢足球一樣，光是防守的話，至多不過是對方進不了球，但球卻不可能滾進對方的球网中去，只有反駁和進攻，才有可能把“球”踢進對方的球网中去。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反駁是最有效的辯護。然而，從辯論的全局來看，既應當有辯護，也應當有反駁，兩者的結合才能顯出理論上的從容、嚴密和大度，也能顯出作風上的沉著、儒雅和寬容。 在分析了辯論雙方和辯論方式上的辯證關系后，我們再來看看辯題分析中的辯證關系。 １．可能与現實 在辯論中，常常會涉及到一些可能性方面的辯題，如１９９０年南京大學和台灣大學決賽的題目是：“和平共處是人類可能實現的理想”。這一辯題之要害是“可能”這一概念，南大是正方，台大是反方。台大舉了現實生活中許多關于戰爭、擴軍的例子來駁斥南大，其實，“現實”是無法駁倒“可能”的，因為可能的東西是尚不存在的東西，現實的東西是已經存在的東西，后者怎么能夠駁倒前者呢？比如，在飛机發明之前，人能飛到天上去僅僅只是一种可能。當時的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人從未飛到天上去過。我們能用這樣的“現實”來否定飛机發明的可能性嗎？ 這層邏輯關系對于台大來說是致命的，可惜的是，南大未能及時抓住這層關系，等到后來意識到時，已經太晚了。這就告訴我們，在分析辯題時，一定要搞明白，辯題所要論證的是可能性問題，還是現實性問題。如要論證現實性，大談可能性就沒什么用，反之亦然。 ２．偶然与必然 當我們面對著一個必然性的命題，如“教授‘下海’必然導致教學質量的下降”時，我們一定要認清“必然”這一概念的涵義。所謂“必然”，也就是無條件地是如此。也就是說，反方只要舉出一個特例，比如某某高校的某某教授“下海”后反而提高了教學質量，就可把上述命題否定掉。正好像“一切天鵝都是白的”這一命題，我只要舉出世界上某處存在著哪怕一只黑天鵝，這一命題就被攻破了。 這就告訴我們，面對著“必然性”的辯題時，作為反方，只要抓住一個偶然的實例，就足以在邏輯上摧毀正方。當然，如果在辯論前抽到了正方怎么辦呢？這就需要為這一“必然性”的命題設置一些條件，從而弱化其在邏輯功能上的极端性，但這常常要借助于一定的詭辯手段才能做到；同時要大大強化正方立論在理論、事實層面上的說服力，以彌補這一邏輯上的弱點。 ３．主流与支流 有許多辯論題目會涉及到主流和支流的關系問題，如“衛星電視的發展利大于弊”（正方）和“衛星電視的發展弊大于利”（反方）就是這樣的一個辯題。不論是哪一方，總要把自己為之辯護的方面作為主流，把另一方則視為支流。對這層邏輯關系，在整個辯論的過程中應當保持清醒的認識。 對這層關系，現實生活中有不少形象的例子可以加以說明。如在吃飯的整個過程中，”吃下去”是主流，“打噎”是偶爾發生的事情，是支流，我們當然不能“因噎廢食”；又如，生小孩，小孩的誕生是主流，生小孩中帶出一些髒東西則是支流，能因為這些東西的存在就拒絕生小孩嗎？再如，交通發展了，便利了大家，這是主流，每年發生的交通事故則是支流，能因為交通事故的存在就下令所有的車子都停開嗎？顯然不能。自覺地意識到主流和支流的關系，就能對這類辯題應付自如。 上面，我們簡略地分析了哲學運思在辯論中的作用。顯然，辯論運思還停留在形式邏輯的層面上，而哲學運思則超越形式邏輯，達到了辯證邏輯的高度，因而能探幽触微，充分顯示出思想的穿透力。 上面談的十大關系是我們在辯論中必定會遇到的，但并不等于把辯論中所有的問題都言窮了。辯論是一個活生生的、永遠開放的過程，辯論的經驗也可以在實踐中不斷地創造出來。歌德說：“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是常青的。”我想，辯論經驗和辯論實踐之間的關系也應該如此。也正如黑格爾在批判康德時說的，在岸上學游泳是學不會的，只有跳進水里，才有可能真正地學會游泳。因此，對有志于辯論事業的青年人，我們不妨提出如下的勸告： 大膽地走向辯論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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